赵可金曾从公共外交的视角辨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 , 认为正确理解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准确把握共同体和人类命运这两个关键词。首先, 共同体不同于社会,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费迪南· 滕尼斯认为所有共同体的“ 共性特点在于它们建立在有关人员本能的或者习惯性共同记忆之上, 是一种十分紧密的联合体” , 而社会则是一种人为建构的联合体。其次, 人类命运不同于片面的国家命运, 它更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3]。

这种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 细致的解词析义有助于我们完整理解概念。其实这一概念本身也在不断凝练、不断丰富中, 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解有必要回溯到最初的表述。2013年3月,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行了一种描述性的概念引入, 向全世界传递了一段既温情又理性的中国话语:“ 这个世界,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在这段叙述中, “ 人类命运共同体” 被认为是一种当下既定的现实, 也是一种对人类未来的愿景。因此, 其官方英文表述直译之后的意涵就是“ 一个为了全人类的共享未来的共同体”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all humankind), 英译避开了容易让人误读的“ 命运” 一词, 而切中概念之实质及价值之根本, 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此概念的核心意涵。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为经典系统的表述主要见于习近平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文本《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5]和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的文本《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 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价值观、安全观、发展观、文化观、生态观, 形成类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五位一体” 的格局, 其整饬有力的排比表述(如表1)具有一种内在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就其观念演进的逻辑层次, 邵培仁、周颖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归纳为“ 一体同心多元” 的尺度结构空间^[6]。

表1

表1

表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五位一体” 的两次经典表述原文 观点 2015年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 2017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价值观 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坚持对话协商,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安全观 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坚持共建共享, 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发展观 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坚持合作共赢, 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文化观 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坚持交流互鉴, 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生态观 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坚持绿色低碳,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表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五位一体” 的两次经典表述原文

事实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在外交领域至关重要, 还关系到国内大局, 还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因此, 在十九大报告中, “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概念出现了六次, 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位一体” 的整体表述前后出现了两段集中论述。在第三部分, 十九大报告集中表述为:“ 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坚持正确义利观, 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7]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精华的总体凝练, 这段论述将“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定格为一种新时代基本方略, 统筹两个大局就意味着在各项事业建设中都要有胸怀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也为中国城市建构全球媒介之城必须要兼顾国内国外大局而通盘考虑提供了理论基础。

十九大报告第十二部分系统论述外交工作时, 依然有一段“ 五位一体” 的表述, 再次更为详细地从对外政策的视角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报告还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7]

综上所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本内容是五位一体的, 显然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体系结构, 其理论关切是全方位的, 看似主要运用于外交, 其实它也是其他事业建设必须统筹考量和遵循贯彻的基本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清晰地回答了全球治理的世界之问, 致力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协同应对解决各类复杂问题。

全球战略家帕拉格· 康纳(Parag Khanna)提出“ 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黄金时代” , 即“ 超全球化” 时代, 而衡量这个时代的新标准是互联互通程度^[8]31-36。在研究全球基础设施和供应链连接性的地图时, 他发现城市具有重要的互联互通性质, 甚至国家外交也在转向城市外交。对此, 笔者也深有同感。另一方面, 笔者也认为世界问题其实往往集中发生在各个国家的城市中, 例如,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于金融中心城市, 人类发展的鸿沟也表现在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结构性差异, 暴恐事件、战争危险也往往突发于城市,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因此, 能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应能指导解决城市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内在的全局性、层次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其思想光辉必然能对城市全球传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启示。

邵培仁等在《媒介地理学》中提出, “ 如果说人类社会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地理学的永恒主题, 那么人类与媒介、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是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矛盾” ^[12]3。在媒介地理学视角下, 城市传播与城市媒介应该从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尺度五个维度加以考察研究。从空间的维度, 需要考察城市媒介传播环境中的材料与景观; 从时间的维度, 需要考察城市媒介地理系统的变化与发展; 从地方的维度, 需要考察城市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 从景观的维度, 需要考察城市媒介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 从尺度的维度, 需要考察城市媒介传播的本土性与全球性关系, 本文探讨的正是媒介尺度这一维度上的理论问题。中国城市如何能更好地适应全球传播的浪潮, 构建具有世界眼光、中国气派的全球媒介之城, 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把合作共赢、和谐相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义引入之后, 使中国城市的媒介尺度由本土向全球跃迁, 或者说使全球性尺度与中国本土性尺度在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小镇之内得以包容共存。

在中国的城市空间之内, 其实可以观察到许多有意思的案例或现象。例如, 2018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编发了一篇“ 10万+” 的文章《叙利亚人在义乌:中国没有炮弹只有business》, 描写了一群叙利亚人“ 以不同方式汇入这座没有战火的江南小城里, 又不约而同地把人生编织进这个庞大而富有生机的国际级小商品市场里” ^[13]。例如, 叙利亚人麦克做了淘宝模特多年, 亚希开理发店, 对城市生活所及的传统媒体(如电视、电影、户外广告、报纸)和新媒体(各种手机应用、电商网站等), 他们都是混合使用的, 并且能把这些媒体有机地融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还保留着原来的生活习俗、文化行为方式和社交规则, 同时也在学习中国文化, 掌握新的媒介技术和沟通方式, 适应新的生活, 因而在义乌这座城市生活得有声有色, 逐渐找到自身的价值感, 并能与昔日的叙利亚记忆互相勾连。“ 叙利亚人在义乌” 呈现的这种媒介图景迥异于全球媒介呈现的“ 叙利亚人在战争之下” 的景象, 两种语境天壤之别。这就是一幅对比强烈的城市媒介全球传播的图景, 也充分体现了本土性与全球性媒介尺度的有机包容和弹性转化。

针对本文的研究, 笔者在前期研究城市媒介地理的“ 城市、媒介、受众互动模型” ^[14]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城市媒介与全球传播研究模型(如图1), 以描述并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空间范围内关键要素和重要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城市内, 主要有四大类主体亦即研究对象, 分别是人、媒介、政府、地理要素。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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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媒介与全球传播研究框架

首先, 从人的层面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人类交往的程度加深, 贸易往来、人文交流、世界性移民、海外留学、全球旅游、体育竞赛等, 促进了城市人员的国际化水平, 人员交往之中展示了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对话和交融。

其次, 从媒介的层面看, 媒介其实是城市空间内最重要的传播介质和记录载体。在媒介地理学研究视角下, 任何表现城市生活内容的传统大众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都是媒介, 各种新媒体如互联网网站、社交媒体、自媒体、手机应用乃至人类生活的大数据也都是媒介, 而且任何能够传播信息的城市空间和建构人类仪式的城市建筑、广场、街区等也可以视为城市媒介。李蕾蕾指出, 城市的“ 媒介— 空间辩证法” 为“ 物的媒介化” 和“ 媒介的物化” 提供了广阔的展示平台、转化平台, 由此, 从城市空间的公共性、活跃性、永久性和可见性的维度, 可以将更多的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空间性媒体, 从而使得一座城市成为各种意义上的创意城市, 如音乐之都、文学之都、美食之都、电影之都、设计之都等^[15]。这些创意内容其实都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而从全球传播的视角看, 就都存在着本土性与全球性的竞争合作、杂糅交融、命运共存、和谐共生等问题。

再次, 从治理的层面看, 原有的城市本土性治理越来越多地渗入了全球化因素, 在城市中逐渐形成国际化社区, 形成亚文化和外来民族文化, 跨国公司的存在也将全球治理机制带入城市。因此, 我们能够看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城市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共生共存或博弈竞争乃至冲突斗争的现象,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 地方性与全球性能实现和谐共赢。

最后, 从地理的层面看, 建筑、地标和城市风貌都会受到前面所讨论的这些因素的影响, 从而将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媒介呈现完全固化为地理景观。例如, 中国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具有全球城市气质的城市, 往往都有国际范儿的地标建筑, 在城市的天际线上展露身姿, 这些城市也往往能有意识地保护本土历史建筑与传统街区风貌, 从而在城市空间内形成一种地理景观的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和谐对话,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洽共处。

总之, 在城市空间内的人类交往、媒介传播、政府治理、地理呈现中, 有侧重地方性和侧重全球性的两大类别的研究对象(如图1), 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与互动。我们对它们的研究完全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原则中汲取营养, 从五位一体的理论视角提升对城市媒介的研究高度。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行动架构就是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 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 在设施联通方面的建设, 必然增强世界各国各地的互联互通性, 必然提升城市作为世界的枢纽和中心节点的作用; 在民心相通方面的建设, 必然增强相关的全球交往、跨文化交流和全球传播, 从而必然提升原有的城市媒介和城市传播的全球化水平, 使以往学术研究视野下的媒介之城进化成为一种全球融合传播之城。需要指出的是, 以往不少城市媒介与城市传播研究关注的往往仅是城市本身传播的问题, 例如有学者指出城市传播具有对内对外一体两翼的特点^[16]。然而,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这两翼其实在“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必然融合, 故在理念意义上, 任何传播都对内, 也都对外, 都关乎治理, 也都关乎形象, 城市媒介就是全球融合媒介, 城市传播就是全球融合传播。

融合在此不仅仅是指新旧媒介之间的融合, 而且意味着全球各地方文化在城市空间内的融合, 意味着本土性和全球性的融合。对一座城市而言, 其全球融合传播的理想境界恐怕就是与世界人民的民心相通, 也就是要达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目标, 并将其完美落实、贯通到城市日常生活之中, 在城市空间内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所谓顺时谋势, 就是要在全球传播中审时度势, 抓住时机, 谋划全局,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针, 对城市的全球传播进行规划筹谋。

中国一些城市特别善于借助举办国际盛会、重大体育赛事、节庆活动等, 把城市空间变为全球传播的主场, 借力借势,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 北京举办奥运会, 上海举办世博会, 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 南京举办青奥会, 天津、大连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 杭州举办G20峰会, 厦门举办金砖峰会等, 不胜枚举, 极大提升了中国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一些小镇也能发挥其禀赋特色, 举办国际性活动, 形成全球传播的亮点, 如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和博鳌的亚洲论坛等。当然, 也有不少城市借助各地的名人人脉资源、城市文脉资源的世界影响, 也能做借势传播的文章, 形成良好的全球传播效应。可见, 借天时之利能够助力城市传播, 从而迅速打造并传扬中国城市的自身品牌。这样也就使得中国的城市成为国家形象全球传播的秀场^[19]。

所谓通脉化瘀, 就是在全球传播中要融通阻碍传播的各种淤塞之结, 激活能有效进行传播的各种资源, 使传播路径变得通透畅达。

城市的治理者、传播者特别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 发现究竟有哪些人类共通的问题成为一时或长期淤塞的治理痛点或传播阻点, 思考如何能够打通整个传播渠道的脉络, 使城市全球融合传播的短板得以补齐, 瓶颈得到疏通。例如, 中国城市内目前还普遍存在着进行全球传播而语言不通的障碍, 就需要中国城市在基本的城市地理标志、城市媒介传播的文本中, 注意引入更多语种的信息进行展示, 以便全球人士之间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融洽的气氛下进行语言互译、文明对话。在杭州G20峰会期间, 《杭州日报》推出英文版Hangzhou Impression, 就是一个跨越语言障碍的妙招, 报社聘请专家团队助阵, 采取了交叉校译的翻译模式, 确保英文准确地道, 在峰会前后连续出刊8期, 每期4版, 集中报道了新鲜丰富的杭州故事、城市风情和各类信息, 还开设外国人在杭州的栏目^[20]。这份短期试办的报纸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就因为它能在全球传播层面起到通脉化瘀之效。

所谓落地生根, 就是要在全球传播中与城市地理、城市空间、当地社区紧密联结, 增强全球人士和本地居民的参与度、融入感, 塑造一种活的生态。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的一些城市风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共容共存、共生共融、共荣共享的特征, 这就是一种落地生根、形成活态的全球化成果。全球人士来中国城市定居生活基本成为常态, 有一些外国人还写作出版了自己的书, 而且风靡一时, 例如来自美国的彼得· 海斯勒(Peter Hessler)出版了《江城》, 主要内容就是作者在小城涪陵的生活体验^[21]。《外国人在中国》《泊客中国》等电视节目讲述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故事已不新鲜。在媒介融合场域, 城市社区媒体能吸引更多的“ 参与式传播” ^[22], 因此要鼓励全球人士通过社区媒体积极融入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中, 进行多元文化交流。

习近平2014年在中阿合作论坛讲述过一个故事:“ 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 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 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 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 把根扎在了中国。” ^[23]如今, 由于这个故事广为传播, 穆罕奈德成为该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员, 他的形象被展示在“ 义乌, 梦开始的地方” 的街头灯箱广告里。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落地生根的鲜活案例。

所谓聚气成风, 就是要在全球传播中调动全世界各方人士的积极性, 打造强大的城市空间气场, 聚敛强大的人气, 形成粉丝效应, 促成时尚风气, 达成传播效果。

这特别需要城市创造良好宜居的生态环境, 凝聚人心, 调动人的参与感, 激发人的忠诚度, 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 形成城市的聚集效应。中国的大中小城市, 有的经过多年发展, 集聚人气, 逐步形成外国人聚居的社区, 例如, 首都北京的望京社区、上海的浦东新区和长宁区、广西桂林阳朔的西街、云南的大理古城等, 成为外国人喜欢扎堆聚居的地方, 并在城市地理、街区景观和社会风貌上呈现出一定的中外融合的文化特色。G20峰会之后, 据杭州市民政局一次新闻发布会信息, 截至2016年7月底, 在主城区364个社区中, 有341个社区有国际人员居住, 占社区总数的93.68%。为此, 杭州市率先在全国出台《关于全面提升社区建设国际化水平的实施意见》, 创新推动建设国际化社区, 让老外不“ 见外” ^[24]。在笔者看来, 这就是一种基础性的聚气成风政策。

很多外国友人成为中国通, 成为拥有许多中国粉丝的意见领袖和网红, 一些外国政要开设了微博账号, 并能和中国网民亲密互动, 收获友谊支持。例如,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2018年1月13日发了一条微博, 问“ 打call是什么意思” ^①(①该微博的网址为:https://weibo.com/2726223703/FE8GX59Of。), 其实他是转发网友“ 请叫我姜老丝” 的一条微博:“ 女孩鞋带开了怎么办?澳大利亚前总理告诉你这题怎么答!1月5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与武工院师生互动的时候, 其中一个女同学鞋带开了, 老陆完全没架子、超有爱单膝跪地给这位女同学系好鞋带, 还说‘ 我比较担心她的安全’ 。老陆不仅中文666, 这绅士风度也是让人打call, 真心被圈粉。” 在这条微博的留言评论区, 许多微博网友解答他的疑问, 并非常风趣地调侃交流, 给陆克文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样的民心沟通何等自然亲切, 幽默有趣, 这就是全球化传播的聚集效应所致。

所谓暖心筑梦, 就是要在全球传播中表达人类共通的善意与公益, 想人之所想,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温暖人心, 助力普通人的自我实现, 梦想成真。

董卿主持的《朗读者》节目曾经来过一位汉字叔叔理查德· 西尔斯, 他是“ 汉字与词源” 网站的创办者, 他说, “ 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爱好, 然后追自己的梦想”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中国网友的支持与传播给他继续梦想带来转机, 如今他觉得中国就是他的家, 他把母亲的骨灰都带到中国, 他朗读《陋室铭》献给他的母亲, 表达了即便身居陋室, 依然品行高尚、志向高远。中国城市应该给这样来自全球的追梦者更多温暖的空间。马云公益基金拿出2 000万美元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设立“ Ma-Morley” 奖学金, 用于“ 支持那些想自己看看这个世界, 经历它、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它的人” ^[25], 就是一种暖心筑梦的行为。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善意。这是一种至高境界, 它必然能给新时代中国城市的全球融合传播带来新气象、新成就。

近年来, 国内学界对“ 新世界主义” 的讨论, 主要是从对以往“ 世界主义” 的盘点梳理与重新建构、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建构和民族精神或民族主义叙事等多方面展开, 但其本质都是聚焦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于论者所处的学科背景和问题视角的不同, 虽然都在讨论新世界主义, 但其中的“ 新” 字所包含的内涵既有若干共同点, 也有很大不同, 但彼此可互相补充, 使其内涵更为充实丰盈。

例如, 王宁认为世界主义有着漫长历史, 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犬儒派哲学家, 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建构为世界主义概念的成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对世界主义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行动做出过贡献。王宁在佛克马(Douwe Fokkema)“ 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概念” ^[26]的倡议下, 提出了10个方面的建构, 与本研究相关的主要有:“ 1.作为一种超越民族主义形式的世界主义” , “ 5.作为一种消解中心意识、主张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 , “ 6.作为一种追求全人类幸福和世界大同境界的世界主义” , “ 8.作为一种实现全球治理的世界主义” ^[27]。其中, 第1和第6个方面的世界主义建构就包括了中华文化典籍(如《礼记· 礼运》)和中华先贤(如康有为)所主张的“ 大同” 以及中国儒学学者如黄玉顺所讨论的“ 大同主义” (即超国族的世界主义)^[28]。这就使得这一新世界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有机贯通。

再如, 刘擎通过发掘中国传统的“ 天下” 观念的智慧与理想, 并借鉴西方学术界相关前沿研究, 从文化遭遇论视角阐明新世界主义的主要理论特征, 从而在中西思想对话中重建一种新的全球想象^[29]。李永晶从民族精神或民族主义叙事视角所讨论的新世界主义, 其实包含了王宁所提出的第1、第5和第6个方面要点; 他提出中国只有将自身置于世界主义化进程中, 才能获得“ 追寻更文明生活的共同体精神动力” ; 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唤醒、激活、强化了这个民族世界主义的使命感” , 从而确证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对于构建新世界主义的重要作用^[30]。这就使得新世界主义的理论建构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代使命一脉相承。

笔者总体上赞同以上学者从各自学科和理论视角对新世界主义内涵的多维度阐释, 新世界主义至少是一种超越民族主义、消解中心意识并主张多元文化认同、追求全人类幸福和世界大同境界、实现全球治理、寻求跨文化对话、讲求生态和谐的世界主义。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 邵培仁等人认为新世界主义的“ 新” 主要体现在及时总结中国关于世界论述的新主张, 除了包含前述王宁所提出的第1、第5和第6个方面要点和刘擎所论跨文化建构的意涵之外, 其论述更多是从实现全球治理的视角, 亦即王宁所提出的第8个方面要点加以阐述, 并且从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对外传播、传媒发展等角度极大地拓展了新世界主义的丰富内涵^{[6, 31, 32]}。邵培仁、王昀指出近年来中国关于“ 世界” 的论述体现出一种新世界主义视野, 并展示了这种新世界主义的主要特征, 特别是“ 一带一路” 作为当前国家主导叙事, 不仅激活了新的媒介地理想象, 并且正演变为颇具代表性的世界主义话语^[31]。邵培仁、周颖明确指出新世界主义是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所持有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与行动方案” , 其核心理念合并称为“ 一心五体” ^[6]。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对新世界主义的内涵界定。

此外, 从全球传播的角度看, 邵培仁、沈珺还提出在新世界主义视域下要注重把握全球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媒介尺度与传播张力, 即在“ 遵循世界普世性、标准化的原则下, 重视并保护民族性、地方性的生存空间, 提倡建构整体互动、均衡和谐的媒介尺度机制” ^[32]。地方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媒介尺度也是本文探讨问题的理论实质所在。

由此可见, 新世界主义的思想核心实际上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它继承了中国传统“ 天下” 观念中的智慧与理想, 是一种新的全球想象。新世界主义价值理念的全球交往与传播, 不同于以往全球化“ 零和” 游戏甚至是赢者通吃的结果, 而是自愿参与、多方共赢的“ 正和” 游戏, 其结果必然是全球大家庭的共赢与人类的普惠大同。新世界主义带给人的思考模式不同于威慑对峙的冷战思维, 也不同于空想而不行动的乌托邦理想, 而是强调合作协同和积极行动的全球治理模式, 是一种自主参与共赢、谋福祉于整个人类的共同体主义。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核心的新世界主义, 从客观上讲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文明发展的理论贡献。新世界主义不仅能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制度, 而且也更具博大情怀和强大自信, 能包容丰富多样的人类文明和制度。

总体来看, 世界主义在其思想源流发展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在如今新全球化背景下, 新世界主义的新意正是来自于人类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和当今世界解决现实问题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