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文献中的“ 埃塞俄比亚” 不是指现代世界版图中的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Ethiopia), 而通常指的是尼罗河流域上游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公元前975年孟尼利克一世称王, 公元前8世纪建立努比亚王国。公元前后, 北方的阿克苏姆建立埃塞俄比亚帝国, 又称阿克苏姆王国。13世纪建立阿比西尼亚帝国。16世纪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以及18世纪英国殖民者相继入侵。1889年, 孟尼利克二世称帝, 统一全国, 建都亚的斯亚贝巴, 奠定了现代埃塞俄比亚的疆域。1890年, 意大利排挤英国势力, 宣布埃塞俄比亚为意大利的“ 保护地” 。1896年, 孟尼利克二世率兵在阿杜瓦战役中击退了意大利军队的进攻, 取得民族独立, 使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唯一没有被欧洲殖民者彻底征服过的国家。意大利被迫承认阿比西尼亚是非洲仅存的两个独立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利比亚)。

埃塞俄比亚在被意大利再次入侵(1936— 1941)之前, 一直维持其古老的君主制度。1974年, 一次军事流血政变将1930年以来一直统治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海尔· 塞拉西一世推翻, 埃塞俄比亚改为奉行社会主义, 直至1991年放弃社会主义。1995年, 埃塞俄比亚进入了联邦政府的新时期。

1931年, 就在新一轮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入侵之前, 阿比西尼亚骄傲地改回以前的名字“ 埃塞俄比亚” , 在古希腊语中意为“ 被太阳晒黑的国度” 。最初古希腊人遇见黑皮肤的非洲人与亚洲人的时候, 把他们称为“ 灼伤的脸” 。希腊语中烧是“ Ethios” , 脸是“ Ops” , Ethiopian就是“ 灼伤脸的人” , 即“ 埃塞俄比亚人” (黑人)。

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不仅造就了非洲独特的自然景观, 也造就了独特的非洲文明。但长期以来, 非洲文明和非洲文化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除了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之外, 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都不承认存在一种独特的非洲文明。非洲大陆的北部及东海岸属于伊斯兰文明。美国著名世界文明研究专家亨廷顿认为, 非洲文明是可能存在的, “ 非洲是人类发源地(之一), 在这里产生了最古老的文明” ^[2]26。相关研究表明, 在世界各大洲中, 非洲是最早完成由猿到人的进化从而进入人类原始社会的大陆。埃塞俄比亚是人类诞生的摇篮, 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迁入的含米特人是这里最早的居民。据说, 埃塞俄比亚有三宝:露西、咖啡和画眉草。1974年, 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 约翰逊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尔法地区发现了一具古人类化石, 这是一具生活在350万年前的女性骨架, 是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 也是获得最多肯定的最早的人类祖先。约翰逊给她命名为“ 露西” , 露西又被称为“ 非洲夏娃” 。埃塞俄比亚国家图书和档案馆的大厅挂着一幅露西的画, 下方有这样一行字:“ 露西说, 欢迎你回家!” 在这里, 在露西瘦弱纤细的臂膀下, 地球上的所有人, 不论男女, 不论种族, 也不论肤色, 更不论国籍, 都被她视为一家人。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现代国家的建立往往是以现代经济、统一的政治体系和民族文化一体化为先导, 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民族文化一体化的推动者。大部分非洲国家则是殖民统治的催生物, 唯有埃塞俄比亚不曾被西方殖民者殖民过, 保持着其独特的文明连续性。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后, 会修建一座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型建筑物, 这种做法更具深层次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既是领导人的政治成就, 也是国家独立的标志和新的民族象征物。唯独埃塞俄比亚修建的是最能体现其民族文化特色和历史传统的方尖石碑和各类石雕建筑。因此, 埃塞俄比亚人常常以其悠久漫长的历史文化为傲, 这种民族自爱和自信的心态, 与其他非洲国家经历民族苦难后的悲观消极心态完全不同。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象征着一股民族精神力量, 使埃塞俄比亚在非洲本土及海外的黑人眼里都有了神话般的象征意义。埃塞俄比亚被看作黑人的“ 锡安”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圣地), 代表一种反殖民主义思想, “ 埃塞俄比亚也由此取代海地和利比里亚, 成了黑色力量和黑色国家主义(black statism)的象征” ^[3]73。总之, 埃塞俄比亚独特的历史地位使它成为非洲人民心目中的一座文化丰碑和一面精神旗帜, 成为非洲崛起和非洲文化发展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

各个国家一般都运用本国的文字来记录和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非洲的情况完全不同, 非洲本土语言包括部落语、地区通用语和宗主国的官方语言。据SIL国际的《世界语种》(Ethnologue)数据库统计, 非洲56个国家共有2 092种语言, 约占世界语言总数的30.3%。这些语言的特点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按照系统分类的方法可分为四大语系:尼日尔— 刚果语系、尼罗— 撒哈拉语系、亚非语系、柯伊桑语系。

在很大程度上, 非洲语言异常复杂的局面是欧洲的殖民统治造成的。非洲各国一再被欧洲殖民者按照各自的势力范围, 根据经纬线, 用直线、曲线的几何方法来划界, 而他们丝毫不顾及非洲的传统边界, 不顾及非洲不同民族的聚居区划分。例如, 北非阿拉伯人居住区就被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占, 刚果被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等国分割。其结果是整个非洲被划分得七零八落, 支离破碎^[4]160。

也许是欧洲殖民者认为自己在分割非洲土地上获得了成功, 他们在制定非洲语言政策时将这一“ 经验” 如法炮制, 建构了非洲的语言巴别塔。非洲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就是在地理和语言上将白人和黑人相互隔离, 在黑人之间采取语言隔离政策, 以实施其殖民统治^[5]62。例如, 殖民者将尼日利亚瓜划分为三个国家, 还将分别使用豪萨语、约鲁巴语和伊博语的三大民族分别归属这三个国家。久而久之, 原来已经处于融合状态的非洲语言重新分离开来, 不同族群之间的黑人语言不再相通。白人语言学家还帮助祖鲁人将祖鲁语标准化, 帮助科萨人将科萨语标准化, 并通过文学比赛和规定小学、中学的教学语言, 促使这种标准化的黑人语言被大众所接受。除了坦桑尼亚立国后大力推行斯瓦希里语为国语, 并由此诞生了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民族文学之外, 很少有其他非洲国家政府像埃塞俄比亚那样强力推行自己的民族语言。

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成分相对比较复杂, 其中奥罗莫人占总人口的40%, 阿姆哈拉人占30%, 提格雷人占18%, 此外还有索马里人及其他少数民族。阿姆哈拉方言具有反殖民主义的深刻语言内涵, 在埃塞俄比亚享有特殊地位。19世纪末, 埃塞俄比亚统治者提沃德罗斯二世特别鼓励埃塞俄比亚的各个民族都使用阿姆哈拉语, 鼓励作家们都用阿姆哈拉语从事文学创作, 以增强埃塞俄比亚民族的凝聚力。到了20世纪, 埃塞俄比亚的文学创作开始将宗教和小说结合起来, 并使用阿姆哈拉语, 其文学发展才真正进入新阶段。1908年《心血凝成的历史》(Labb Woled Tarik)的出版, 是阿姆哈拉语文学创作的标志性成果, 作者是埃塞俄比亚驻意大利大使阿费沃克· 加布雷· 伊雅苏(Afework Gabre Iyesus)。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 布拉坦· 盖塔· 赫瑞· 沃尔德-塞拉西(Balaten Geta Heruy Wolde-Silassie)用阿姆哈拉语创作了不少传记作品、政治评论和宗教小说, 这些作品贯穿着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 反映了宗教在非洲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埃塞俄比亚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特斯盖耶· 加布雷-梅德茵(Tesgaye Gebre-Medhin)不仅用阿姆哈拉语进行戏剧创作, 还于20世纪60年代用阿姆哈拉语改编了莎士比亚的主要作品, 以保全本国语言的纯洁性。埃塞俄比亚人以使用母语阿姆哈拉语为荣, 阿姆哈拉语代表着埃塞俄比亚民族不屈不挠的独立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 使用欧洲语言创作的非洲文学是非洲文学的主流, 因此, 我们常说的非洲文学一般指非洲英语文学。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 总体上都显得微不足道。近年来, 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日益受到学术界包括中国学者的关注。只有将用非洲本土语言写作的作品也纳入观察的范围, 我们对非洲文学的理解才能更为客观、完整。

但我们又不能不正视当下的现实。民族解放给了非洲知识分子很大的期望, 可他们很快又陷入深深的失望。不少国家的新政府类同于前殖民者的傀儡政府, 继承的是殖民体系, 政治极为腐败, 只是统治者换成了本土人而已。这种巨大的幻灭感刺激着非洲知识分子想要呼吁国内外对非洲给予关注。如果用本土语言创作, 能阅读的人很少, 不可能引起外界的注意。而非洲本土文盲率非常高, 有文化的人几乎接受的都是殖民教育。这使得觉醒的非洲知识分子非常痛苦和尴尬。他们接受了殖民教育之后逐渐意识到殖民教育对他们的危害, 但又只能用殖民语言创作。例如, 尼日利亚成为独立国家后, 为了国民之间可以交流, 政府又不得不普及英语。他们不一定是向往殖民文化, 而用殖民语言谈论非洲意识、本土文化复兴, 就构成了一种讽刺。独立前, 英语是非洲知识分子看世界的工具, 也是殖民者传播殖民意识的工具; 独立后, 英语则成了非洲知识分子传播非洲意识的有效工具, 虽然不是最理想的工具。之所以不是最理想的工具, 是因为英语天然携带殖民文化烙印。

面对这种窘境, 非洲的有识之士强调使用非洲本土语言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 一向注重传承非洲文化传统的埃塞俄比亚人又走在前面, 他们对阿姆哈拉语的保护和运用堪为典范。据统计, 埃塞俄比亚现有2 700万人将阿姆哈拉语作为母语, 另有700万至1 500万人将其作为第二语言。埃塞俄比亚政府将阿姆哈拉语定为国语和联邦政府的工作语言, 目前埃塞俄比亚政府事务、大众传媒、商业交易和学校教育等均以阿姆哈拉语进行。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班机上, 除英语外, 只标示阿姆哈拉语。当不认识的乘客问起, 机组人员会告知这是阿姆哈拉语, 其骄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埃塞俄比亚人坚持使用阿姆哈拉语, 已成为当代非洲本土意识的一个重要表征。

在欧洲殖民者对非洲实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 宗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欧洲人首先将基督教认定为先进文明的象征, 据此将非洲人界定为异教徒和落后民族。在他们看来, 非洲是没有理性智慧和现代文明的野蛮世界。在这一方面, 黑格尔对非洲文明的完全否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从有历史以来, 非洲始终处于封闭状态, 与世界没有任何联系; 黑人一直约束于人类历史幼年时代的地方……” ^[6]8在此基础上, 欧洲人又以向非洲传播基督教文明为己任, 把自己视为传播先进文明的使者, 把殖民非洲说成是一种合理合法的高尚行为。总之, 宗教成为欧洲殖民者的重要工具, 为他们入侵非洲、掠夺非洲资源、剥夺非洲黑人人权、开展黑奴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欧洲征服者和黑奴贩卖者声称:“ 奴役一个堕落的民族没有什么不正当, 奴隶制是拯救非洲的一种方式, 因为它给非洲人带来了基督教文明。” ^[7]89

但奴隶制是否真的是拯救非洲的一种方式?基督教是否给非洲人带来了福祉?事实上, 基督教成了欧洲殖民者对非洲黑人进行洗脑、将他们塑造为奴隶的工具。19、20世纪之交, 世界上盛行“ 科学的种族主义” , 非洲在各个方面遭受无情诋毁。南非教区白人牧师受科学种族主义的影响^①(①美国科学家、DNA之父詹姆斯· 沃森在一次访谈中公然说, 导致白人和黑人智商测试不同表现的主要原因是遗传因子。), 歧视非洲黑人牧师和信徒。美国非裔作家詹姆斯· 鲍德温(James Baldwin)一针见血地指出:“ 那些脸上涂着雪花膏的传教士去非洲, 就是为了叫那些裸体土著人穿上衣服, 让他们马上投入耶稣那苍白的怀抱, 并很快沦为奴隶。” ^[8]726

然而, 让欧洲殖民者始料未及的是, 作为奴化非洲人的有效工具的基督教, 最后却成了非洲人追求独立平等的思想利器。19世纪末肇端于南非的埃塞俄比亚运动是非洲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失望的产物。这个运动具有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性质, 反对非洲教会内部的种族歧视, 捍卫非洲的传统文化。黑人牧师和信徒常援引《圣经· 诗篇》第68章第31节的一行经文:“ 王子将出埃及, 埃塞俄比亚向上帝伸出双手。” 这行经文寓示着黑人也在上帝面前, 寓示着无论何种肤色的人都享有平等地位。这行经文后来成了非洲人的精神支柱, 他们据此相信, 非洲人与欧洲人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完全平等, 没有什么区别。非洲人不需要其他地方的人来统治, 自己完全可以管好自己。其他地方的人也没有任何资格来统治非洲, 或对非洲人指手画脚。其他地方的人能做到的事情, 非洲人也一定能够做到。他们希望而且相信非洲能从被殖民的黑暗中解救出来, 迎来政治和经济的复兴。

根据这一理想, 19世纪80年代开始, 非洲传教人员着手组建独立的纯粹非洲人教会。1892年莫科内(Mangena Mokone)建立埃塞俄比亚教会, 首先使用Ethiopianism(埃塞俄比亚主义)这个名词。它一开始就并非只有宗教含义, 而是包含着反对种族隔离的意义。作为一种宗教革命传统, “ 埃塞俄比亚主义的意义是变化流动的” ^[9]553, 它由宗教传统逐步转为民间信仰, 同时又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 随着时间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并得以丰富和演绎, 成为非洲政治传统中的核心内容。埃塞俄比亚运动后来逐步蔓延到非洲其他地区, 并逐步演变为一股颇具声势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思潮。尼日利亚、喀麦隆、加纳、肯尼亚都有类似的组织。1906年祖鲁战争和1915年尼亚萨兰起义, 埃塞俄比亚运动都参与其中。直至20世纪20年代, 非洲人的政治抱负才不再与宗教关联, 而与政党和工会结合在一起, 作为宗教传统的埃塞俄比亚运动才基本完成它的使命, 但它对近代非洲意识的觉醒和非洲崛起所起的重要作用已被永远镌刻在非洲的历史之中。

如何通过语言获得自己的文化身份, 通过智慧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命运?埃塞俄比亚的智者又在非洲大陆率先提出了智慧哲学思想, 埃塞俄比亚也由此成为非洲哲学的发源地。非洲的智慧哲学不只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探求和意义建构, 更是生存的需求。哲学由欧洲的“ 热爱智慧” ^②(②哲学源自希腊文“ philosophia” , 即热爱(philo)智慧(sophia), 但热爱智慧不等于拥有智慧, 因此, 古希腊哲学强调对宇宙、自然、人生与世界追根究底。)演变成了非洲的“ 智慧哲学” 。

埃塞俄比亚的文化传统通常是口述口传。在埃塞俄比亚人看来, 能用语言进行阅读和书写是一种高超的技艺, 这种技艺于4世纪由基督教会传入埃塞俄比亚。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的非洲哲学是由两位埃塞俄比亚智者提出的智慧学说^③( ③“ 智慧哲学” (sage philosophy)或“ 富有哲理性的智慧” (philosophic sagacity)作为非洲哲学的一个专有名词, 是由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教授亨利· 奥德拉提出的。), 一位是16世纪的斯坎德斯(Skendes), 另一位是17世纪的塞拉· 雅科布(Sera Jacob) ^①(①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iopian_philosophy。)。这两位智者用一种名为几埃兹(Ge'ez)的语言进行阅读和书写, 几埃兹相当于欧洲天主教会使用的拉丁语。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大量以这种语言书写流传的哲学文本, 经过破译解读才为世人所知。

斯坎德斯的著作由一百多组问答组成, 表现了先人智者的智慧思想, 最深刻的是以下几组问答:

问:“ 什么是心灵?”

答:“ 心灵是天上的火, 一种像天使一样的永生的被造物, 一盏灯, 一种永不灭息的存在物, 一种善的和理性的火, 完美的认识, 一种洞察力; 它与身体言谈, 刺激身体并将理性教会给身体。”

问:“ 什么是正直的德行?”

答:“ 正直是一种值得褒扬的行动, 值得期待的行动; 它消除了对金钱过多的热爱, 从心中将之驱逐出去; 正直是一种善的希望, 它避免了恶意; 它预示着喜悦。”

问:“ 什么是睡眠?”

答:“ 睡眠是最好的医生, 是死亡的投影, 是激情渴求的不幸, 是一切生命力的喜悦, 是对日间的回忆。” ^[10]32-37

如果说斯坎德斯的智慧哲学注重生活哲理, 具有深远的意义, 那么塞拉· 雅科布的智慧哲学的特点是具有批判性。他的标志性成果是《哈塔塔》(Hatata)。当得知埃塞俄比亚国王苏斯尼约斯引进天主教作为国教时, 雅科布就离开了首都, 躲在山洞里构思了他的智慧学说, 并表示他不会再不加考虑地接受宗教真理。雅科布通过口头交流的形式传授给他的学生们智慧学说, 师生在口头传统中互动。雅科布最得意的学生叫瓦尔达· 黑瓦特(Walda Heywat), 他也掌握了阅读和书写的技艺, 并且用“ 哈塔塔” 的风格撰写文章, 影响到后来的教育学。黑瓦特特别强调所有人的平等, 尤其强调家庭原则, 认为家庭是群体社会的基本结构。

拉西德· 坦布尔斯(Placid Tempels)的研究专著《班图哲学:本体论和伦理论》(Bantu Philosophy)就沿袭了埃塞俄比亚的智者哲学和生存哲学传统。作者将班图语言中的“ 人” (Mtu)定义为“ 有智能的生存者” , 认为非洲各民族的哲学隐含于他们的语言之中, 这种隐含的班图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 信仰的诡变” ^[11]58。坦布尔斯的弟子、非洲神学家和哲学家阿拉克西斯· 卡伽梅(Alexis Kagame)提出了一个洞见:非洲语言的词根“ Mtu” 从来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词根, 它的意义随着不同类别的词头而变化^[12]40。人们不能从一种普遍的本体论出发来把握班图思想, 它所涉及的哲学命题总是与智能生存者或非智能生存者及其生存时间、空间和方式相关。

哲学并非只有西方哲学一种形态。生活不是哲学, 但只要有生活就可以有哲学。如果我们把人类生活看作对人类生命超越的追求, 那么, 哲学就是对人类自身超越形式的反思。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以其自身的方式生存至今, 也就是以其自身的方式超越着, 这是各民族能够拥有自己哲学的根据。埃塞俄比亚的哲学是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智慧, 典型地反映了非洲人的生存和思维方式。这种生存智慧为世界哲学增添了新的元素, 人们据此也可以重新反思哲学的形式, 重新界定哲学的任务。

1897年, 英国远征军占领西非贝宁城, 掠回大量的雕刻品, 这些精美的工艺品被分门别类地存放于大英博物馆, 随即轰动欧洲, 使“ 艺术” 这个词与非洲联系在一起。非洲另一种博大精深的静态之美— — 非洲雕塑艺术, 逐渐展示在世人的眼前。西方对非洲的侵略扩张摧残了非洲文明, 但也使非洲艺术流散到西方国家并对欧美现代艺术和文学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埃塞俄比亚艺术是非洲艺术的代表。一方面, 埃塞俄比亚不仅致力于宗教革命, 也大力发展宗教艺术, 并以此闻名于世; 另一方面, 埃塞俄比亚人还对工艺美术崇尚有加, 创造了许多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较高艺术水准的工艺美术品, 在绘画及木雕、陶器和珠宝制作等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埃塞俄比亚艺术因此显现出两大特点:

第一, 埃塞俄比亚的绘画艺术是本土艺术与宗教艺术的结合。埃塞俄比亚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一样, 其艺术从本质上来说是宗教艺术。早期的埃塞俄比亚绘画艺术受到拜占庭艺术的影响。教堂的内部需要大量绘画装饰, 教堂画师常常为王室贵族服务, 教会也一度成为非洲传统绘画艺术的传承者。在很大程度上, 埃塞俄比亚的绘画艺术就是基督教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教堂成为埃塞俄比亚文学和艺术的唯一庇护者, 也是绘画和图书制作的场所。埃塞俄比亚对西方的宗教及宗教艺术既排斥又接纳的态度, 是该民族的生存智慧在宗教实践和艺术创造方面的具体体现。

第二, 埃塞俄比亚艺术是非洲传统工艺和欧洲现代工艺的结合。从15世纪开始, 埃塞俄比亚的本土宗教绘画就受到西欧现实主义画派的影响。此后, 埃塞俄比亚的很多新式学校开设了讲授国外现代绘画艺术的课程, 埃塞俄比亚也出现了一批享誉世界的一流画家, 比如阿格尼胡· 恩吉大(Agegnehu Engida)和阿费沃克· 特克勒(Afewerk Tekle)。

著名画家沃塞尼· 克斯洛夫(Wosene Kosrof)是埃塞俄比亚本土成长起来的画家和多媒体艺术家, 其艺术最重要的特点是在作品中糅合了阿姆哈拉元素, 使绘画不仅仅是理解色彩的艺术, 还注重对声音与颜色的表征。克斯洛夫的艺术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创建一个可见的、富于表达性和互动性的表象— — 就像一幅大众所熟知的圣像, 它能够引发人们与作品之间的‘ 对话’ , 让人记忆深刻, 过目不忘……” 克斯洛夫作画即兴而成, 他没有预先画草图的习惯:“ 我的创作手法具有开创性和探索性, 是偶然性与主观能动性、掌控性与不确定性、好奇与发现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的过程……” 据说, 克斯洛夫用即将干枯的丙烯酸树脂作为颜料, 轻松地在画布上作画。对观众来说, 这种绘画方式极具挑战性, 让观众可以通过观察来了解意义的产生; 对艺术家来说, 这种全新的绘画形式带有深刻的智慧哲理:“ 当我们观察事物的方法发生变化时, 我们就会质疑旧的思维习惯, 然后产生新的愿景或创造新作品的愿望。” ^①(①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sene_Worke_Kosrof。)

埃塞俄比亚艺术以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见长, 融本土原始艺术、基督教绘画艺术和欧洲现代艺术于一体, 其包容性和即兴发挥体现出典型的非洲艺术特点, 其破旧立新的特点更使埃塞俄比亚艺术在众多非洲艺术中独领风骚。这些艺术品传入欧洲后, 成为敏锐的现代作家们的艺术源泉。埃塞俄比亚的雕塑和绘画直接启发了劳伦斯塑造小说《虹》(Rainbow, 1916)中的非洲艺术形象; 巴黎人类博物馆的非洲藏品是毕加索绘画《亚威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中非洲神秘主义元素的灵感来源。毕加索的这幅作品以巴塞罗那亚威农大街的妓女形象为原型, 是现代艺术发展的里程碑。画家抛弃了对人体的真实描绘, 利用各种几何化了的平面装配, 将整个人体的立体要素全部转化为平面要素, 淡化以往类似作品中“ 劝人向善” 的创作动机。毕加索借鉴和吸收了一些非洲神秘主义的艺术元素, 比如画面上两个极端扭曲的脸, 扭曲变形的部位加上红、黑、白色彩的对比, 看上去狰狞可怕, 充斥着神秘的恐怖主义色彩。

世人对非洲艺术的认知方式和评判准则也烙上了“ 他者建构” 的时代特征。西方世界在享受非洲人民创造的丰富灿烂的艺术珍品和文化财富、汲取非洲文明和艺术养分的同时, 也垄断了对非洲文化艺术的解释权。欧洲中心主义者一直试图将作为他者的非洲艺术隐形化。例如毕加索在借助非洲艺术大获盛名的同时, 就偏执地认为非洲根本没有艺术。但非洲艺术是生活的艺术和表现的艺术, 它给现代世界带来了新奇与快乐, 也逐步改变了国际学界对非洲艺术的隐形化。近几十年来, 欧美人开始跳出欧美中心主义的观念, 对欧美文化本身进行反思, 并将目光投向欧美之外的世界, 包括曾经被他们殖民的非洲及曾经被他们认为一文不值的非洲文化。让-米歇尔· 拉巴泰总结道:“ 欧美现代主义者并不仅仅关心东方。1913年的一个关键词是埃塞俄比亚。” ^[13]1进入20世纪后, 无论是有形的雕塑面具, 还是无形的音乐节奏韵律, 非洲艺术隐含的艺术精神和人类情感都给世界文明和文化艺术带来了活力, 刺激了艺术家和文学家们的想象力, 加速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变革进程。同时也使主流艺术批评家们不能再完全以西方艺术为尺度, 也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偏见, 断定非洲艺术原始落后, 非洲没有历史文化了。以埃塞俄比亚宗教艺术为代表的非洲艺术已正式成为人类艺术大观园中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60年代, 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共有41个国家宣布脱离其宗主国独立, 这是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非洲崛起不但引发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 也带来了世界现代文明、艺术和文学等格局的变化。人们开始反思文明与野蛮的界限, 审视非洲艺术对现代主义的影响。在文学界,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非洲陆续产生了沃莱· 索因卡、纳吉布· 马哈福兹、纳丁· 戈迪默、韦尔· 库切和诺瓦· 阿契贝等获得诺贝尔奖和布克奖等重要奖项的作家, 他们的作品记载和反思非洲的历史, 标志着非洲英语文学的繁荣。

非洲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不仅体现于非洲文学本身的成就, 也体现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19世纪末的欧洲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洲掠夺非洲时的欧洲文学与非洲文学相遇后产生的结果, 欧洲现代主义颠覆了盛行的欧洲假设说(即欧洲现代主义只是欧洲文学发展的结果和产物), 使欧洲人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文化只是在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中表现现实的方式之一。“ 当欧洲支配性文化对西非和东非的‘ 野蛮’ 文化进行强制性压迫时, 一种另类世界观以非洲面具、雕刻和珠宝等形式呈现出来……唤醒了现代主义者的灵感, 激发他们尝试一种极端的非现实主义创作。” ^[14]148

1913年, 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创作的历史剧^①(①20世纪前后, 美国非裔戏剧界既想摆脱欧洲戏剧传统, 又想改变以往的黑人游唱传统和滑稽剧风格, 于是美国非裔历史剧应运而生, 1913年美国历史剧协会的诞生有力促进了美国非裔历史剧的发展。)《埃塞俄比亚之星》(The Star of Ethiopia)在纽约上演, 以纪念《解放奴隶宣言》。哈佛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的杜波依斯致力于非洲流散族群的历史研究, 阐释非裔美国人对非洲历史的共同记忆。《埃塞俄比亚之星》是一部泛非主义历史剧, 讲述了从史前黑人到铁器文明、从非洲诸国的兴起到沦落为黑奴的屈辱史, 旨在倡导世界范围内的非裔人民团结起来, 以推动非裔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认为非洲文明一点都不比欧洲文明逊色, 其历史更为悠久, 文化积淀更为深厚。《埃塞俄比亚之星》颂扬了黑人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记录了中间航道带给黑人种族的苦难, 展现了非洲黑人后裔逐渐和谐融入美洲大地新生活的历程, 大大增强了非裔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唤起了黑人的民族记忆, 具有标志性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地球变成了T.S.艾略特笔下的一片荒原, 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现代人最大的生存困境, 人是什么、人性善恶等成为具有社会道德良知的现代作家们探讨的主题。斯芬克斯之谜的真正难解之处就在于, 人本身就是谜底, 但人还远远没有真正了解自己。人类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 并没有完全使自己从动物中升华出来。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没有人性的野蛮行为, 但战争恰恰爆发于自诩先进、文明的欧洲, 而非非洲和亚洲。

此时, 无论是白人现代主义作家T.S.艾略特^①(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 奥尔布赖特认为, “ 艾略特的《空心人》就或多或少地受伊戈尔· 费奥多罗维奇· 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乐曲《彼得鲁什卡》的牵线木偶的影响” , 见Albright D., Modernism and Music: An Anthology of Sour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2。), 还是黑人拉尔夫· 埃利森(Ralph Ellison)等都敏锐地意识到, 音乐最终成为现代主义的先锋, 因为音乐对当下意识形态特征最为敏感。音乐艺术是有可能让这个充满欲望、冲突和暴力的世界变得平和而又柔软的一种元素。美国多元文化之父阿兰· 洛克(Alain Locke)认为, “ 这种全新的纯艺术(按, 指非洲原始艺术)对许多现代大师们都产生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影响” ^[15]98。

音乐的审美和批判内涵使其成为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先锋和催化剂, 这种现象在非洲则是一种沿袭已久的文化传统。在非洲原始文化中, 自然界的一切都被拟人化和灵魂化, 非洲民间流传下来的种种艺术形式是社会现实的延伸, 因此具有文学潜能。“ 从结构和哲学上看, 大多数当代非裔美国黑人音乐都受布鲁斯音乐的影响……一些黑人小说家认识到, 这些遗留的口头民间形式(oral folk forms)的文学潜能是其社会现实的一种延伸, 还有一些黑人小说家意识到, 其潜能是文学发现的行为(an act of literary discovery)。” ^[16]27但最早发现这种文学潜能并将之成功地转化为一种文学创作行为的, 是美国非裔作家拉尔夫· 埃利森, 他的“ 埃塞俄比亚之风” 就代表了非洲的音乐元素。埃利森认为, 非洲音乐作为美国非裔文化源头不仅具有娱乐和审美表征, 还演绎着黑人在美国的个人命运。“ 经典布鲁斯既是一种娱乐形式, 也是一种民间文学。当它们作为一种职业演唱出现在剧院时, 这是一种娱乐形式; 当它们被批量录制, 或作为一种传统诗歌和智慧被传播时, 这是一种民间文学。” ^[17]256埃利森不仅延伸和拓展了音乐的文学意义, 还视布鲁斯音乐为一种无形有声的生命哲学, 一种美国本土存在主义的形式。

正是因为非洲艺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散居于世界各地的非洲英语作家们也同样视非洲为他们生命和文化的源头, 正如伯纳德· 贝尔(Bernard W.Bell)所言:“ 我们血缘谱系上的非洲祖先的经验告诉我们, 个体之我源自整体之我们, 也正因有了整体之我们, 才有了个体之我。” ^[18]vii非洲音乐也是我们全方位重新审视人类命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极佳视角, 欧美现代主义作家也从中汲取灵感。以“ 埃塞俄比亚之风” 为代表的非洲音乐元素成为美国非裔文学乃至整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中回荡的一种旋律, 对它们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世界历史就是各国不断崛起和衰落的历史,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也不断演绎着衰落和崛起。2019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颁给了超级英雄科幻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 该影片中的非洲未来主义理念让西方观众意识到了构建世界未来并非白人的特权。历史事实证明,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从不殖民别国, 也从不屈从被殖民, 它们必然走向民族的复兴和崛起。“ 非洲版中国” 埃塞俄比亚有悠久漫长的历史文明、海纳百川的宗教艺术和富有生存哲理的智慧哲学, 这些因素使埃塞俄比亚能保持其语言、政治和思想的独立性, 并在非洲反殖民思潮中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埃塞俄比亚语言、艺术和哲学之间这种共有的亲缘性构成了宽泛意义上的非洲思想, 非洲思想的精髓则体现在盛行于整个南非和东非的埃塞俄比亚运动, 该运动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潮流。“ 要么是革命的埃塞俄比亚, 要么是死亡” 成了那一时代非洲独立运动的口号, 促使全球刮起一股“ 埃塞俄比亚之风” , 并奏响了宽泛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旋律, 加速了非洲的觉醒和崛起, 也促成了非洲文学思想和哲学思潮走向世界。埃塞俄比亚的成功证明了人类文明同呼吸、共命运的理念, 也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一种摒弃世界秩序一元中心论、支持世界建构多元中心论的学术视野。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从甘振军老师的《非洲当代社会思潮研究》、蒋晖老师的《从民族问题到后民族问题》和邹涛老师的《阿尔马研究》等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中获得片段启发, 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