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就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和城市转移。但如今的中国农村已经没有原来那样廉价而充裕的剩余劳动力来支撑以往粗放型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了; 与此同时, 1978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适龄劳动人口的供给。虽然劳动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 但技能型、素质型的制造业工人的供给及其相应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并没有明显提高, 导致生产集约型的经济难以在中国形成气候。在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双重挤压下, 政府只能采用传统简单的扩大社会规模化投资与生产的方式, 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解决方案, 不断加大在基础设施和住房领域的投资, 以缓解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但事与愿违, 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反而会加重经济结构的基建化和房地产泡沫化, 导致中国经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经济发展的效益与速度都在持续下行。与此同时, 中国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居民收入的不平等,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显著加大。衡量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的泰尔指数, 由1981年的0.03持续上升到2010年的0.09^[5]; 而反映居民人均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 则从1981年的0.29上升到2010年的0.48^[4]。这之后, 由于西部大开发效应的逐步显现, 加上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日渐规范, 这两个数据都略有缓和, 但数值依然很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2010— 2018年间, 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的泰尔指数由0.09渐进改善到0.07, 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也由2010年的0.48改善到2018年的0.43。显然,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付出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人均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代价,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经济曾多年保持着10%以上的GDP年增长率, 但自2013年起就开始逐年回落。2016年的GDP年增长率为6.9%, 2017年为6.7%, 2018年为6.6%, 2019年预计为6.0%— 6.5%(2019年前三季度GDP的增速分别为6.4%、6.2%、6.0%)。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 给中国的投资、就业、消费以及财税收入带来很大压力。而更突出的矛盾是, 过去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劳动工资水平不断攀升的状况并不会因为经济下行而自动下调, 全社会对环境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的要求也在提高, 这些都直接推高了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成本。与此同时, 高附加值居全球产业链高端的经济门类在中国还有待逐步成长, 这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处于夹心层状态。一方面, 劳工成本和环境成本使我们的传统制造业成本无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 另一方面, 我们能够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产业又远未形成气候。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从宏观经济层面提出新的增长战略是必要的, 包括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和转换增长动能等。但要切实解决经济持续增长问题, 还是需要从微观企业层面发力, 品牌和技术的竞争力是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增长的动力源。当然, 这一切努力都更需要中国提高全民的教育、医疗、法律等综合水平, 以便为大量竞争型企业的高效创新提供合格的人才和劳动力, 这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并最终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经阶段。

当前, 中国经济面临艰难且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加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危及中国既有的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从2015年的14.1%降至2017年的13.2%。2018年中国出口16.42万亿元, 比2017年增长7.1%; 进口14.09万亿元, 比2017年增长12.9%; 贸易顺差2.33万亿元, 比上年收窄18.3%^①(①参见邱海峰《2018年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元 中国外贸再次领跑全球》, 2019年1月15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01/15/content_5357909.htm, 2019年10月16日。)。而2019年前8个月, 中国出口10.95万亿元, 比上一年增长6.1%, 出口增速明显回落; 进口9.18万亿元, 比上一年增长0.8%, 进口增速下滑明显^②(②参见佚名《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国排序, 变了!》, 2019年9月13日,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4625963847356339& wfr=spider& for=pc, 2019年10月16日。)。当然, 中央决定在上海举办一年一度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 这无疑是我们为扭转进出口双双下落的积极主动之为, 是中国以更高的开放程度与世界共赢的远见卓识。出口的受阻削弱经济增长动力, 而进口的大幅回落又影响国内生产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技术的投入, 这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下行压力。中国还面临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的双重挤压, 政府负债和房地产相关贷款规模屡创新高, 杠杆风险不断加大^③(③中国的总体债务水平低于日本和欧盟平均水平, 也低于美国。2016年, 中国政府和家庭债务水平较低, 分别为GDP的44.3%和44.2%, 但企业的债务水平非常高:2016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49.2%, 高于2007年的84.5%。美国的相应数据则分别为72.2%和69.7%, 日本为101.2%和103%。详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GDD。此外, 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0%以上, 2017年第一季度为55.8%, 第二季度为56.3%, 第三季度为57.2%; 2018年的平均水平已超过56%。这种高负债杠杆已经引发了地价和房价泡沫, 导致房地产债务内爆的潜在风险。)。房地产的投机以及大众对住房价格的焦虑, 加上开发商的饥饿营销, 导致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加码, 中国毫无悬念成为世界上投资占GDP比重最高、增长最快的国家, 这极大地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泡沫化和实体经济空心化。中国过去一直是靠高储蓄实现高投资, 进而实现高增长, 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一带一路” 倡议很受诸多沿线国家的欢迎, 这可以提升中西部的开放水平, 增加对中亚、东南亚以及非洲、南美洲、欧洲的投资, 弥补这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 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中国国内过剩的产能。但是, 对这一倡议的实施, 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正面积极地理解和响应, 要保证“ 一带一路” 倡议行稳致远, 需要更多的民心相通和政府互信。

出口、投资和消费是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 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 这得益于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必须指出的是,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在中国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的工资水平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有了显著增长, 按实际价值计算, 工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8%, 但工资的增长其实一直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平均高达16%。中国经济产出的增长规模持续两倍于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生产上的倍增乘数效应和消费上的倍减乘数效应, 导致可支配收入不足以消化产出, 其多于消费的产出必然要由出口或公共支出来消化。另外, 中国的福利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 百姓还是倾向于储蓄防范风险。即便是社保, 目前也只是在城市职工和家庭基本达到了全覆盖。就农村人口而言, 新农合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等减轻了农民养老和病患带来的巨大压力, 但总体而言, 农民的医疗和养老目前主要还是靠自己和家庭。这导致中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 特别是近几年, 这一比重不断下降, 这一数据在国际比较中基本是最低的。

我们看到, 消费在进入21世纪后也发挥过重要作用。2004— 2012年, 我国消费增速明显提高, 而储蓄和投资的增长则相对放缓。这些发展变化实质是中国在重新平衡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个人消费的增长使以往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形势产生了变化, 消费在这一时期与出口一道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力量。然而, 近年来, 这一趋势因经济结构性转型而发生了变化, 个人消费日显疲态, 无法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尽管个人消费的绝对值逐年增加, 但其增长率近年来却在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04— 2011年, 中国个人消费年增长率基本在15%以上, 其中, 2005年个人消费增长率接近25%, 2008年为22%, 2010年接近24%。但自2012年以来, 个人消费增速快速下降, 2016年个人消费增长率已经降到略高于10%, 2017年勉强保持在10%, 进入2018年即进一步陡降(参见图1), 2018年前三季度, 中国居民个人消费增速已放缓至4.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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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绝对值年增幅(2004— 2018年) ①(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当然, 我们也注意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GDP和2019年前三季度GDP数据显示, 消费对GDP的贡献超过了60%, 这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高质量发展之明证。确实, 中国的社会消费绝对值是在不断提高,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是日益凸显, 但如果我们纵向比较消费增长, 就能清楚地看到, 消费增速在近几年是徘徊的, 且有明显下滑。统计数据显示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显著提升, 其实是相对而言, 这一提升实质上是投资和出口的下滑所导致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技术的引进和学习,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拥有创新、创业活力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 难有更多作为。中国规模庞大的生产能力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中。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与中国城市形成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分野的新二元经济结构紧密相关。新二元经济结构其实就是国有大型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私有企业的分野, 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不完全的结果。新二元经济结构典型的表现就是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难以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主体之间自由流动, 这类生产要素都更多地倾向配置于国有企业部门, 而民营企业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方能获取有限的生产要素资源。占据资源和市场垄断地位的国有大型企业若缺乏创新精神, 会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这是中国经济面临增长挑战的深层机制原因。当然, 如果在机制上能让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与民营企业的市场优势相结合, 也就是达成混合所有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 那无疑会有好的结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 , 俗称“ 三去一降一补” 。这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而进行的结构性改革, 但这些改革没有充分考虑到在经济衰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反周期调控, 故而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就很有限^[6]。事实上, 这一结构性改革对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也就很难指望这对企业家信心能有多少实质性的提振效果。当然, 随着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中央和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样的宏观政策目标背景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了对信贷杠杆的控制, 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度更大,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社会投资明显下滑, 经济增长放缓。这其实也是企业家信心不足的反映。

2013年底以来,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即呈下降趋势(见图2)。虽然个别时段, 如2017年2月和3月出现小幅回升, 但与2012年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投资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私人投资的回报率一直在下降, 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满意的投资回报, 私营企业家是不会做出投资行为的。私人和民间投资大大减少, 而国有企业又难以大幅增加投资以弥补社会投资不足, 最终导致全社会投资下滑。为防止投资持续下滑带来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2015年5月起, 国务院开始向地方派出督查组, 重点督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完成进度。这一做法连续执行了几年, 但现在来看收效有限^①(① 参见乔梦雨、常吉《国务院拟派11个督查组赴地方督查重大工程落实》, 2015年5月26日,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526/010922263237.shtml, 2019年10月16日。)。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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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中国固定资产月度投资增速持续走低情况②(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三去一降一补” 更多是行政措施, 在提振投资和企业家信心方面缺乏市场制度的创新激励机制。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环境中, 创新精神的缺失是最大的危险, 它会降低企业的创新和绩效, 阻碍经济增长。就中国而言, 现今也有数目可观的创新型企业, 这些企业为其他企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7]; 但直面中国现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分野的新二元结构, 要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 仍然存在许多绕不过去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层面, 由于政府拥有土地、资本甚至人才等重要生产要素资源的第一配置权, 若配置不当, 在客观上也会抑制要素资源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资源的获取能力成为民营企业的发展瓶颈, 难以获取资源也使民营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热情大受挫折^[8]。民营企业无法在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获取必要充足的生产要素资源, 其创新创业的空间和机会自然就很有限, 这是中国优化营商环境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激励创新创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就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切实保护产权, 包括保护私有产权^{[9, 10]}。在中国, 国有企业与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 国有企业天然具有一些公权力的属性; 相比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 国有企业产权具有公权力的天然扩张性。限制公权力, 保护私权利, 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实施产权中性和竞争中性, 是深化产权改革的一个内容。而限制国有企业的特权, 打破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资源垄断, 消除政府对经济特别是企业层面的过多干预, 同时增加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和产业准入机会, 是激励企业和全社会创新必不可少的措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国有经济应该发展壮大, 但完全可以用市场化的机制去改造国有企业, 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一样,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竞争力的平等的经济主体。正是基于此, 2013年11月9日,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使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与民营企业的市场优势结合, 发挥企业家的创新能力, 盘活国企存量资产; 可以激发企业家精神, 扩大民企的发展空间, 激励全社会创新创业, 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创新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中国四十多年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循序渐进地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投资机会和行业的进入许可, 纵使市场化进程缓慢, 但也极大地激发了民间的创新创业热情, 孕育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进而推动了中国市场发展、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确实, 在人类工业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长河中, 社会福利的改进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弘扬密不可分。今天, 各国政府、学界和商界在事关经济发展的理论研讨、管理运作和组织战略上, 对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日益重视, 一年一度的“ 世界经济论坛” 都少不了以“ 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 为主题的专题研讨和圆桌会议。

企业与企业家是创新创业精神的源泉。一个社会经济体的企业家精神是不断弘扬, 还是不断削弱, 取决于企业家本身, 也取决于企业生存的环境, 包括宏观经济走势。在宏观经济总体下行的经济衰退期, 企业家资源会减少, 或者说企业家的行为会趋于保守, 企业家精神也会明显自发地削弱或被动受到抑制; 相反, 在宏观经济上升期, 企业家资源会增加, 企业家精神也会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 经济转型带来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其企业家精神上是有很大差异的。民营企业负责人为了生存和发展, 不断打拼创新, 本身是极富企业家精神的。而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 其企业管理人员作为委托代理人, 在自己的任期内和资源控制范围内, 保证企业发展和运作不出问题是其第一选择。多数情况下, 国有企业负责人主要是求稳, 而不是积极去进行一些可能会担当一定风险的创新。当然, 国有企业在资源、资本和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 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 国有企业往往只需要简单地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无须在研发、经营及市场上倾心投入。这也使得国有企业管理者往往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不太具备企业家精神, 这是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其管理者的特殊角色决定的, 也是国有企业资源配置低效和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不过,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地位也在发生变化, 政府对国有企业传统保护的政策空间也不断面临挑战:一是来自经济开放和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不同所有制经济体要求公平竞争的地位; 二是在经济不景气的下行阶段, 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传统型保护, 也会遭遇财力不济的困难。

随着中国市场逐步向国外开放, 国外的优势企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这对那些依靠垄断地位获取收益的中国国有企业形成了挑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举措壮大了国内制造, 进而进入国际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外资公司参与国内市场竞争, 也为内资企业承接国际资本和技术转移创造了条件和机会。

毫无疑问, 创新对现代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有企业享有资源和市场垄断特权, 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若把握不当, 国有企业的效益增长往往会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再则, 在经济下行阶段,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越发力不从心:一方面, 国有企业多缺乏企业家精神, 难以把握大好的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 政府预算约束的加强导致亏损的国有企业获取补贴越来越难。更为棘手的是, 由于近年经济增长连续回落, 中国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 2018年10月中国财政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据财政部预测, 财政收不抵支的缺口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扩大, 这必然会不断削弱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

改变国有企业的低效和亏损, 需要创新的发展思路, 尤其是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 这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切入口。不可否认, 当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在一些工业领域和地区, 占据自然垄断或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 其垄断地位和意识依然根深蒂固, 甚至还有加强, 这些会阻止民营企业进入新的工业部门或产业领域, 极大地制约创新^[11]。

更严峻的是,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几年由高速转向中高速, 经济下行的态势和压力显而易见, 社会投资不力, 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也开始遭遇重重困难。这些宏观经济的变化使近期中国企业家精神无形中受到明显抑制, 甚至部分民营企业家对发展开始出现了信心不足, 这已经影响了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改革部署和目标追求。针对这一情况, 2019年11月27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五方面要求:进一步精简审批、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清理涉企收费、进一步促进公平精准、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2019年12月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强调: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三个方面, 为民营企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①(①详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22/content_5463137.htm, 2020年1月5日。)。党和政府这一连串紧锣密鼓的重大举措, 有助于民营企业重拾企业家信心, 提振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 推动民营企业主动创新并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该《意见》有望在中国营造出一种搞活国企和壮大民企两个维度双向发力的良好氛围, 既做大、做强国企, 也让民企走向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支持中国经济获得绿色、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改革国有企业, 提高其经营效益, 这也是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和要求。中国政府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 引进民营企业的市场化机制, 以改善国有企业绩效、壮大民营经济, 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四个目标取向:一是将国有企业资源与民营企业的市场化机制相结合, 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二是培育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激活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12]; 三是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产业准入和市场准入空间; 四是加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合作,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促进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需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携手并进。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必然选择。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就必须打破各种资源、市场垄断, 放开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和产业准入。这也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 政府应打破自然资源由国企垄断经营的局限, 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自然资源行业, 鼓励非公有制资本投资自然资源的勘查、开采和加工, 让民营企业在成长中不断激发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以资源为基础的行业中, 应通过合资、筹资和其他多样化、灵活有效的方式引入私人资本。为吸引民间资本投资, 政府可采用特许经营招标方式, 盘活资源存量。

第二, 推进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 为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更好的条件, 加快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改变政府对市政公用事业的直接管理, 加快城市公用事业产权制度改革, 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生产、管理和运营应在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督下由市政公用设施企业负责, 走企业化经营之路, 以提高发展效率, 优化公共服务。

第三, 中国民营企业和银行业应协同支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民企、银行和国企三方的合作应有助于国有企业实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改进企业的管理运行机制。财政通过对银行业合理注资, 银行通过“ 债转股” 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 实现国企、民企优势互补和市场化运作的效率正外部性合理扩散。

发展混合所有制可以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银行业更好地协同发挥各自的优势, 在制度包容和依法治国的前提下, 协调各方力量弥补各自的短板或缺陷。国有企业资源丰富, 享受政府和银行支持, 但缺少创新创业的动力与活力; 民营企业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 但难以获取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商业渠道。虽然中央最高层多次重申强调“ 两个绝不动摇” , 但过去民营企业在发展上并不如国有企业那样容易得到政府的扶持, 甚至在融资上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排斥。二者的混改结合有利于突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分野这一新二元结构, 去除国企弊端, 改变民企小散弱的不利地位, 促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第四, 改革国有商业银行, 实现资金要素市场化。中国的银行业中, 规模和体量最大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体系, 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也是最不明晰的, 资本金都是国有的, 不是真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有商业银行经常受到政府的干预, 缺乏独立运作性。国有商业银行为政府承担了许多融资借贷任务, 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不断扩大。为降低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 防止兑付风险, 仅2015年中国政府就新增加拨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0.6万亿元, 而这笔政府拨付资本金相当于中国当年GDP的15.6%^①(①佚名《中国将投入10.6万亿人民币清理银行坏账》, 2016年5月23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523/14408855_0.shtml, 2019年10月16日。)。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系, 将其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激励国有商业银行积极主动地去市场中寻找和帮助有活力的中小企业, 这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正确方向。

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有企业的产业组织网络、市场网络和知识网络及资源将被激活。民营企业家资源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结合, 也将共同推动中国创新发展, 不断提升中国的经济竞争力。相比纯粹民营经济中众多规模小、经济账目和财务科目不清晰或不透明的企业, 银行也会更愿意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提供资金贷款, 因为这些中小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混改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往往有一定的规模, 根基稳固, 其放贷和抽贷的工作会相对简单直接, 且风险控制也更容易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常有利于银企合作并为实体制造业融资, 也非常有利于银行业优化信贷结构并降低不良贷款率。

当然,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能释放, 需要政府执行更加严格的产权保护政策, 明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并对其加以合理规制, 严格政府财政预算约束, 减少政府财政在竞争性市场的开支, 让竞争性市场更多地遵循市场规则, 采用市场化手段激励投资和创新。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内部的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其实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而混改本身也就是为了在新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激活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活力, 提高客户和消费者对国内企业产品及服务的认同度、满意度。唯有如此, 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有效推动国内消费, 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携手并进, 推动中国经济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