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是最早的家养动物之一。据研究, 犬类可能经历过几次家养化过程, 对其基因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 犬类的家养化可以追溯至约10万年前^[1]82, 至少在1万多年前就已经正式成为人类的伙伴^{[2]第5册, 359[3]11}。1936年, 埃及第一王朝(前2920— 前2770年)时期的荷玛卡墓被发掘。其中较为独特的墓葬品是装在木制箱子中的圆盘, 圆盘的图案由两只狗和两头羚羊交替组成, 可能用来描绘狩猎的场景^②(② 相关的文字和图像资料, 可参见[意]西尔维娅· 埃诺迪编著《开罗埃及博物馆》, 桑巍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第26页。), 这是有关猎犬的较早图像资料。在罗马帝国时期, 人类已经将家养犬分为狩猎类、守卫类、牧羊类与宠物类^[1]55[4]7-20。古希腊的阿塔兰忒狩猎女神神话中的灵缇形象(图1)与中国东汉《狩猎画像》(图2)中的疑似灵缇画像均反映了猎犬与人类的关系及其文化意义。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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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阿塔兰忒狩猎女神③(③ 图片摘自施瓦布《希腊神话故事》, 陈德中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42页。)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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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东汉《狩猎画像》④(④ 图片取自赖非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2:山东汉画像石》,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图版第40-41页。)

狗的存在和进化都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自然史来看, 狗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动物, 被驯养后进入人类生活, 从而与人类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丝绸之路上常见的狩猎出行图等各类壁画、细密画以及以狩猎为题材的金银玉器、印花丝织品等物品为研究猎犬与人类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丝绸之路各地的古文字资料中, 有关猎犬的记载较早、较丰富的当属汉文和希腊文资料。位于丝绸之路两端的中国和古希腊这两个地区逐渐成了研究猎犬的资料来源地。相较而言, 丝绸之路中间的中亚、西亚地区的资料中有关猎犬的记载却较少、较晚, 在10世纪之后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察合台文文献中才逐渐出现。因此, 如果没有汉文和希腊文资料, 研究古代猎犬是极为困难的。在希腊文资料中, 有关猎犬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创作了著名的狩猎指南《狩猎术》(Cynegeticus) ^①(① Xenophon, Cyropaedia, trans. by Miller W.,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Anderson, Xenophon, New York: Gerald Duckworth Press, 2001, pp.183-191。《狩猎术》并不是单独的著作, 而是色诺芬诸著作Horsemanship和Hunting的汇集。这些作品从16世纪开始译成欧洲文字。1845年, 由A.阿什利(Ashley Cooper)等英译出版《色诺芬全集》(The Whole Works of Xenophon), 收录了色诺芬名下所有著作。从1890至1909年, H.G.戴金斯(H.G.Dakyns)将色诺芬的所有著作重新译成英文, 以《色诺芬全集》(The works of Xenophon)为名出版。1914年, 沃尔特· 米勒(Walter Miller)以“ Cyropaedia” 为名出版其希腊文和英文合璧版。1974年, J.K.安德森出版了《色诺芬》一书, 并对色诺芬的每一部著作进行了学术评价, 2001年重印。另可参见[美]托马斯· 埃尔森 《欧亚皇家狩猎史》, 马特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82页。), 记录了作为狩猎搭档的马和狗。此外, 《穆天子传》等重要汉文典籍以及岩画、画像石等其他考古资料中也有关于猎犬的重要记录。

而北周、隋唐时期流行在中亚地区的粟特文的资料中尚未发现有关猎犬的资料。另外, 近年在伊朗西斯坦省达罕伊高腊曼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阿契美尼德时期(前550— 前330)的壁画以及伊朗境内塔克波斯坦的萨珊波斯王朝(224— 651)晚期的摩崖石刻等重要考古资料的狩猎场景中也没有发现猎犬的形象。

犬在波斯语中统称为“ Sag” 。明四夷馆所编汉语波斯语分类字汇《回回馆译语》中也出现“ Sag” 一词, 译作“ 塞克” , 指犬^[5]174。而不同品种的狗都有独特的专用名。例如, 据《波斯语英语词典》的解释, “ Sag” 中的“ 扎日” (Zari)、“ 海毕勒个” (Hablagh)、“ 叶子干” (Yazghand)等指猎犬^{[6]120, 216, 224}。在波斯语中, 狩猎、打猎称为“ Shekar” , 猎师称为“ Shekā rbaz” “ Shekā rji” “ Shekā rgar” “ Shekā rgardā n” 。伊朗的狩猎活动负责人(负责安排狩猎活动的官员)称为“ Amir-I Shekar” , 此词由表示“ 管理员” 的“ Amir” (汉文文献中译成“ 异密” )和表示狩猎、打猎的“ Shekar” 组成。猎场守护人(看管猎场的工作人员)被称为“ Shekarban” , 猎场称为“ Shekā r-gah” , 用猎犬进行的狩猎活动称为“ Sag Shekari” 。

成书于北宋的《突厥语大词典》^[7]39、回鹘文《福乐智慧》(2047、2048行)^[8]272, 明代成书的回鹘文汉文对照词汇集《高昌馆杂字》^[9]38以及清代的《御制五体清文鉴》^[10]4302等词典性质的资料中将“ 犬” 写成“ It” 。此外, 明清时期的察合台文文献中犬被统称为“ It” , 打猎、狩猎称为“ Ow” “ Shekar” ^{[11]1002, 1034}。“ Iti” “ Ow-Iti” 专指猎犬, 后一词在“ Ow” (打猎)和“ It” (犬)两词后加表示第三人称的“ i” 形成。猎师一般称为“ Owdji” “ Shekardji” , 猎物称为“ Owi” ^[12]264。16世纪写成的察合台文资料《巴布尔回忆录》记载:“ 喀布尔地区处于群山之中; 那里的山如同长满三叶草的桥梁, 居民点即散布于其中。那里很少有羚羊与野兽(原文为Owi, 指可以捕猎的动物— — 笔者注)。在秋天和春天, 红羚羊活动于冬、夏牧场, 它们有一定的转移路线; 武士们带着猎狗(原文为Iti— — 笔者注)和猎鹰在这些路上守伺, 以便捕捉它们。” ^[12]221此外, 后来的相关研究著作中也用“ It” 指猎犬或狗^[13]279。

目前, 国际上最具权威的犬的分类方式为世界畜犬联盟(以下简称FCI)的划分法, 其将犬分为10个犬种群, 其中每个群又按产地和用途划分不同的类别。无论现有猎犬的种群和类别如何, 在古代有些猎犬可能有血缘上的亲近关系。因此, 美国学者薛爱华(Edward H.Schafer)认为各种家犬都出自丝毛犬、牧羊犬、灵缇、杂种犬以及獒这五个古代犬种^[14]211。《辞海》将犬按用途分为牧羊犬、猎犬、警犬、玩赏犬以及挽曳犬、皮肉用犬等^[15]1544。此外,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传世资料和考古资料中较常见的有拂菻狗、骏犬(波斯犬或黄耳^②(② “ 黄耳” 一词最早见于《晋书》卷五四《陆机列传》:“ 初机有骏犬, 名曰黄耳, 甚爱之。”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1473页)它是陆机所养的一条狗的名字, 并不是猎犬的品种。))、獒等^③(③ 波斯犬、拂菻狗等西域来的犬在《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汉文资料中也有比较丰富的记载。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5294页;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5294页; 《唐会要》卷九五《高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2015页。)。其中传播范围较广、最有吸引力, 也最受皇家贵族宠爱的则是灵缇。

灵缇(Greyhound)亦译作“ 灰狗” “ 灰灵狗” “ 格力犬” , 是奔跑速度最快的狗, 也是最古老的犬种之一。灵缇体细长而强壮, 呈流线型; 奔跑速度每小时约60千米; 头狭, 颈长, 胸厚, 后肢长而肌肉发达, 尾细长; 身高64— 69厘米, 体重27— 32千克。灵缇靠视力行猎, 主要用于追捕野兔, 也能用以猎鹿、狐和其他小型动物。灵缇可为红褐色、浅黄褐色、奶油色、白色、蓝灰色或灰色^{[2]第7册, 307}。学界一般认为灵缇的祖先血统来自非洲与西亚的贱狗(pariah dog)^[14]84。在一处公元前3 000年的埃及古墓中曾发现灵缇的画像。据研究, “ 关于狩猎用动物品种的发展过程, 最详细的历史资料是古埃及的格力犬(Greyhound, 灵缇)。从古埃及中王国时期(middle kingdom, 前2134— 前1785)开始, 使用格力犬与萨路基猎犬进行狩猎的历史记载逐渐增多” ^[1]83-84。

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 灵缇” 一名的来源进行研究。可能古埃及以及中东地区对该犬有专用的名字, 但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 它的名字来源于古萨克逊语的‘ grei’ , 表示‘ 良好的、优美的’ 意思” ^[16]29。它与惠比特犬、阿富汗犬、萨路基犬并称“ 四大快狗” 。其实, 灵缇与也门的萨路基猎犬极为相似, 因此, “ 在中古时期的中东地区, 灵缇与萨路基犬被称为Sulū ki或Sulū kiyya” ^[17]1152b。虽然它们是具有相似体形的视觉猎犬, 却是完全不同的犬种。它们耳部形状的区别尤其明显:萨路基猎犬的耳朵长而下垂, 而灵缇的双耳短而竖立^[1]84。惠比特犬是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东北部的矿业者将灵缇与 类犬进行交配改良后的犬, 体型略小于灵缇, 也被称为“ 小号灵缇” ^[18]183。因此, 惠比特犬也有灵缇的血统和基因。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以及图像资料来分析, 灵缇、惠比特犬、萨路基犬在血缘和基因上均有关联。

汉文文献中记载的波斯犬或骏犬是指波斯人带来的猎犬, 它可能是灵缇。目前所发现的懿德太子墓《架鹞戏犬图》和万泉县主墓《牵狗图》等图像资料中的猎犬体形特征符合灵缇的特征, 即耳短竖立, 头狭, 颈、后肢、尾细长。此外,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文献中的骏犬或波斯犬产于波斯本地。波斯人带来的波斯犬也可能是从外地传入的。最关键的是, 波斯本地所产的犬也是灵缇的一个品种。因此, 波斯犬的通用名称为“ 波斯灵缇” , 萨路基是其别名。

在古代, 随着丝绸之路上交流交往的发展, 灵缇也随之广泛流传, 并成为皇家最喜爱的珍贵犬种。商人通过丝绸之路, 将这种珍贵犬种逐渐从非洲和西亚传入中古时期的呼罗珊、花剌子模、费尔干纳、印度以及中国等地。灵缇东传的同时也北传, 遍布了古希腊、古罗马等欧洲国家。考古资料显示, 1927年法国东北部的洛林地区发现“ 下于茨酒壶” , 此酒壶已有2 500年历史。弯曲的壶把是一条瘦长的狗的形象, 壶盖两侧还各躺着一条体型略小的狗。这三条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壶嘴的一只小铜鸭上^[19]162。这三条狗从体型特点看, 基本符合灵缇的体型特征, 应该是与酒壶上的珊瑚一样, 均来自地中海地区。灵缇传入北美地区的时间较晚。据研究, “ 美国西部的农户直到19世纪时才开始驯养它们, 它们的主要工作也是捕猎野兔” ^[18]180。

灵缇作为珍贵的狩猎工具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早。“ 在汉代画像石上就已经出现了灵缇的形象” ^[14]211。在山东发现的东汉《狩猎画像》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0]40-41。画像中共有四只猎犬, 均体细而强壮, 耳短竖立, 颈、后肢、尾细长, 其中两只猎犬正在捕猎类似于野兔的小动物, 其他两只猎犬随狩猎队伍前行。从画像中看, 除它们的体形特征外, 捕猎方式也与灵缇极为相似。灵缇并不是独立行猎, 而是通常与鹰合作, 这一特点与其他猎犬的捕猎方式不太一致。正如前文所言, 灵缇靠视力行猎, 主要用于追捕野兔, 也能用于猎鹿、狐和其他小型动物。但由于它的速度很快, 在长距离的奔跑过程中会因心脏过速而死亡。在欧洲中世纪文学作品中能找到有关灵缇长时间追赶鹿而死亡的案例。因此, 古代人们总结长期的狩猎经验, 逐渐学会了同时使用猎鹰和灵缇。猎鹰逼停或围堵猎物之后, 灵缇去捕捉, 互相配合完成捕猎任务。因此, 目前所见的大部分狩猎图中会同时出现灵缇和鹰隼。

除了早期的画像石外, 在中国发现的重要墓葬中也出现了疑似灵缇的图像资料。1999年, 山西太原发现隋代虞弘夫妇合葬墓。该墓石椁壁画上出现了九条猎犬的形象。石椁前壁上部图案下方, 雕绘一人牵一骏马, 图中还有两条犬和两只鸟。第四块椁壁图案上部是骑驼猎狮图, 此图中, 驼下还有一犬, 冲向雄狮。第五块椁壁图案下部小图案是人和狮子搏斗的场面, 其中有两条犬分别冲向狮子, 咬住狮子的后腿, 试图营救主人。第六块椁壁图案上部大图案中部为一人骑象杀狮的场面。其中有一条犬试图去赶狮子, 保护大象。第七块椁壁图案上部大图案中雕绘了三人一马在行途中驻足饮食之情景。在马前下方有条白色猎犬, 在主人头顶有一只颈系丝带的吉祥鸟向右飞翔。第八块椁壁图案表现的是主仆三人休息的场面。主人在左, 两仆在右。他们后面也有一条犬, 蹲坐在一棵树下, 抬头看向后方。椁座浮雕之四中一人追猎一只鹿, 马侧后还有条红白色的猎狗, 正疾追上来^[21]。从上述壁画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 猎犬正参与主人的狩猎活动和看守营地。至于这些猎犬的品种, 张广达先生认为从头型来看, 颇似西亚的灰狗或灰灵狗即灵缇类猎犬^[22]24。

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安北周安伽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发表《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23]、《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24]等发掘简报。200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的《西安北周安伽墓》^[25], 并附有相关的彩色图片。根据围屏石榻图案分析, 有牛、马、狮子、老虎、羚羊、龙等动物。其中狗两条, 分别位于左屏风第二幅和正面屏风第四幅, 均为黑色, 较细瘦, 竖耳, 颈系项圈。整理者认为, 这种犬可能是灵缇^[25]73。第二幅狩猎图刻绘狗追赶野猪的场景; 第四幅为宾主相会博弈图, 画面中马蹄下的黑狗正在追赶野兔。

虽然无法确定有些壁画中出现的猎犬品种, 但可以判断是深受宠爱的猎犬。例如发掘于1971年的章怀太子墓葬壁画中的猎犬即属此类, 在该墓墓道东壁绘有狩猎出行图, 由四十多个骑马人、骆驼、鹰、犬等组成庞大的狩猎队伍, 浩浩荡荡地奔驰在大道上。整个画面人物排列有序, 最前方以四匹奔马为前导, 接着是左右旗手, 中间簇拥着数十骑, 领头的人物身穿蓝灰色长袍, 骑一高骏白马, 其后有十多名骑士紧紧跟随。随从中有的抱犬, 有的架鹰, 还有两个骑者鞍后置有红色圆形带流苏的坐垫, 其上各坐一头猎豹^[26]1-14。

1971年陕西乾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架鹞戏犬图》, 高168厘米, 宽133厘米。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此图绘于墓室小龛北侧。图中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穿棕色衣服, 另一个人穿绿色衣服。穿棕色衣服的人左臂架鹞。身后的狗为棕黄色, 长腿细腰, 颈上系有项圈, 左前爪搭在驯鹞者身上, 抬头与回望的驯鹞者呼应, 后面跟随一名身着绿衣的侍者(图3)。鹞是一种体型较小的短翅鹰属飞禽, 多用于猎取小鸟, 被誉为森林中的猎手。图中的犬可能就是唐人所称的波斯犬^{[27]36-37, 63}。在唐代被称为波斯犬的猎犬很可能就是由波斯人传入中国的灵缇。由于它被波斯人带来, 因此可能被称为波斯犬。但这个观点仍需深入讨论。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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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懿德太子墓《架鹞戏犬图》①(① 图片摘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陕西下)》,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308页。)

故宫博物院藏《西岳降灵图》(又称《西岳降猎图》)中保留了大量的唐代图像元素^②(② 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有《唐壁后摹:< 西岳降灵图> 重考》, 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1期, 第77-92页; 顾海涛《李松麟绘画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系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 其中对犬的描绘颇为真实。譬如男性队首的两只猎犬, 耳朵及尾巴都有毛发, 长腿细腰。一只深灰色的狗在前, 好似在靠嗅觉搜寻猎物的踪迹, 另一只狗由一人牵引。它们与懿德太子墓、万泉县主墓壁画中的猎犬十分相似, 都可能是灵缇(图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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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西岳降灵图》③(③ 图片来自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1卷第1册,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182-183页。)

灵缇在中亚地区的图像资料中也有出现。1530年的波斯大不里士风格的绘画《霍斯鲁与希林在狩猎场》中有一条黑色的身体细长、头狭、颈长、尾细长的猎犬正在追一头鹿(图5) ^①(① 对此, 可以参考Robinson B.W., Persian Painting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London: Sotheby Parke Bernet, 1976, plate ⅲ 。)。《玉素甫和祖莱哈》(Yusuf wa Zulaikha)长诗中的一幅插图下半部分描绘了一位医生为祖莱哈看病, 上半部分描绘了一条脖子上系绳的白色猎犬正在观察猎物(图6) ^②(② 可参见Plate 10, ″Faridun Hunting″, ca.1615, Makhzan al-Asrar; B.N., Suppl. Perss. 1980, f.14. Ms. XV。)。由于图片中的是卧犬, 根据其体质特征无法确定品种, 但很可能是波斯灵缇。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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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霍斯鲁与希林在狩猎场》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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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脖子系绳的猎犬

1981年, 思齐米子· 比热然(Schmitz Bareara)的博士论文《赫拉特的细密画》(“ Miniatuer Painting in Harat, 1570— 1640” )中收录了302幅绘画, 其中包括3幅有关猎犬狩猎的图, 分别是《法里顿的狩猎》(图7) ^④(④ Plate 10, ″Faridun Hunting″, ca.1615, Makhzan al-Asrar; B.N., Suppl. Perss. 1980, f.14. Ms. XV.)、《思雅兀西与艾夫热西亚布的狩猎》(图8) ^⑤(⑤ Plate 111, ″Siyavush Hunts Onagers with Afrasiyab″, Shā h nā mah, 1606-1607 (MMA, Acc. No.13.228, f.l26v. Ms. XL.).)、 《春季皇族狩猎》(图9) ^⑥( ⑥ Plate 240, ″Royal Hunting Party Pause Near a Spring (Harā t)″, ca.1575 (Signed Muhassa adimusawir. Sotheby’ s, 10 October 1977, lot 124).)。这3幅画中猎犬均体细长, 头狭, 颈长, 后肢长而肌肉发达, 尾细长, 显然是灵缇的形象。此外,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博德力写本第264号《马可· 波罗游记》写本插图里的《马可· 波罗一家随忽必烈汗外出打猎》图中也有九条猎犬^[28]114, 其体细长, 头狭, 颈长, 尾细长, 颈上系绳, 基本可以判断是灵缇。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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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法里顿的狩猎》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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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思雅兀西与艾夫热西亚布的狩猎》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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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春季皇族狩猎》

德国学者冯· 佳班(Anne Marie von Gabain, 又译成“ 葛玛丽” )称, 敦煌地区发现了灵缇、猎狗和狼狗的图像^[29]41。作者没有提供具体史料佐证其观点, 但敦煌莫高窟第85窟《屠房》壁画中的犬和第459窟南壁西侧的红毛猎狗都很有可能就是灵缇^{[30]26[31]131}。这两只狗的体质特征与灵缇基本相似, 即体细长、耳竖、嘴尖。据法国学者莫妮卡· 马雅尔(Monique Maillard)的研究, 在古代高昌地区某些狗也会参与狩猎或看守, 斯坦因曾把它们与阿富汗狗做了一番比较。马雅尔认为高昌地区的这些狗是在绘画中出现的唯一的一种狗^[32]193。据斯文· 赫定(Sven Hedin)的记载, 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地区仍然可以见到灵缇。他在日记里称:“ 新来的五头狗中, 有两头是格勒伊猎犬, 估计是从俄属中亚来的商人把它们带到新疆的。这两头狗的名字分别为‘ 马什卡’ 和‘ 塔伊贡’ 。两头狗具有典型的格勒伊猎犬的相貌特征, 气质高雅, 身体结构优美, 奔跑时迅捷如飞, 速度与羚羊和野驴有得一拼。” ^[33]110此处的“ 格勒伊猎犬” 实际上就是格力犬, 即灵缇。

丝绸之路沿线各地都有本土猎犬, 如中国的藏獒、细狗、五色狗、黄狗, 中亚地区的豺犬、猎狼犬、猎狐犬, 西亚及埃及的灵缇, 罗马的拂菻狗(白色狗)等。本地出产的猎犬虽然在狩猎活动中普遍使用, 但对皇家或贵族来说, 外来的猎犬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外来猎犬数量少, 体型奇异, 显得比较珍贵。丝绸之路的繁荣为灵缇的东传提供了有利条件, 作为一种数量较少的猎犬, 它们作为人类文化交流的一种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

灵缇的存在与否不会直接影响古代人们的狩猎活动, 没有灵缇他们仍会进行狩猎活动, 因此, 皇室贵族以及猎犬爱好者为何钟情于这种域外品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与灵缇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如上文所言, 灵缇体型优美、速度快, 具有较好的耐力, 这些特点是其他品种的猎犬无法替代的。拥有灵缇丰富了皇室贵族狩猎活动的内容, 成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因此, 灵缇被认为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也是彼此之间馈赠的最佳礼品之一。

根据传世文献以及出土资料, 朝贡活动是丝绸之路上包括灵缇在内的猎犬东传的主要原因。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中即有相关的记录:“ □智□往天子于戊□之山, 劳用白骖二疋, 野马、野牛四十, 守犬七十。乃献食马四百、牛羊三千。” ^[34]70“ 文山之人归遗乃献良马十驷, 用牛三百, 守狗九十, 牥牛二百, 以行流沙。天子之豪马、豪牛、龙狗、豪羊, 以三十祭文山。” ^[34]84-85“ 韩之人无凫乃献良马百匹, 用牛三百, 良犬七千, 牥牛二百, 野马三百, 牛羊二千, 穄麦三百车。天子乃赐之黄金银罂四七, 贝带五十, 珠三百裹, 变□雕官。” ^[34]56这些记载中有“ 守犬” “ 龙狗” 和“ 良犬” ,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犬的品种, 但充分说明了猎犬传入的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猎犬也随其他贡物一起进入宫廷。《魏书》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载:“ 太和二年(228)十一月, 辛未, 泰州献五色狗。三年(229)三月, 齐州献五色狗, 其五色如画。” ^[35]2930《册府元龟》卷二三《帝王部》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三年三月, “ 齐州献五色狗, 其色如画” ^[36]247。随着大唐势力的日渐强盛, 丝绸之路的日渐畅通, 贡犬活动逐渐频繁。康国、米国、吐火罗国、波斯、大食、拂菻等西域诸国向大唐所献的贡品中也有猎犬、守犬、宠犬等类型的犬。汉文资料中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而确切的史料依据。

这一时期, 萨珊波斯帝国多次遣使臣来北魏、隋、唐进贡物品。大食侵入萨珊波斯之后, 波斯又派遣一个使团使唐, 后来其两个王子流亡中亚和唐。据薛爱华的研究, 唐朝时有来自波斯的犬, 这种犬身上带有斑点, 唐朝人直接称其为“ 波斯犬” ^[14]212。《旧唐书》也有相同记载:“ 又多白马、骏犬, 或赤日行七百里者, 骏犬今所谓波斯犬也。” ^{[37]卷一九八, 5312}《唐会要》记载:“ 波斯在京师西一万五千里, 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地多名马, 骏者日行七百里。又多骏犬, 今所谓波斯犬也。” ^{[38]卷一○○, 2118}波斯斑点狗也是一种猎犬, 其图像资料在现在伊朗各大博物馆也有保存。

此时, 康国也贡献狗、豹。《唐会要》卷九九《康国》载:“ 显庆三年(658), 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 仍以其王拂呼缦为都督。万岁通天元年(696), 则天封其大首领笃婆钵提为王; 钵提寻卒, 又册立其子泥涅师师; 神龙中, 泥涅师师卒, 又册立其子突昏。开元初, 屡遣使献锁子甲、水晶杯及越诺侏儒人、胡旋女子, 兼狗豹之类。” ^[38]2105此狗是否为灵缇或波斯犬暂时无法确定, 但可以确定此次贡献的“ 狗豹” 都是比较珍贵的动物。笔者认为, 其中的狗应该是当时各地皇室贵族最喜爱的犬, 因此不可排除其为灵缇的可能性。

进贡唐朝的猎犬中还有被称为“ 拂菻狗” 的罗马犬。《旧唐书》卷一九八、《册府元龟》卷九七○、《唐会要》卷九五都有相同的记载。如《唐会要》曰:“ 武德七年(624), (高昌)献狗, 雌雄各一, 高六寸, 长一尺余。中国有拂菻狗, 自此始也。” ^{[38]卷九五, 2015}这可能是高昌专门为朝廷准备的贡品。另外还有巴儿狗, 个头小, 长着长毛, 尖脸, 是高昌在7世纪早期转献给唐朝皇帝的, 被叫作罗马犬, 它们在宫廷中很受宠爱^[28]67-68。

新近出土的考古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记载。1991年,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抢救性发掘了地处西安东郊的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之孙女金乡县主的墓葬, 出土150余件彩绘陶俑。其中有两件陶狗:一为蹲姿, 脖颈上似有项圈; 一为卧姿, 通体棕黄色。另外, “ 骑马狩猎俑” 中有两件“ 抱犬狩猎胡俑” , 即标本91XYX:25的男胡俑, 怀抱白色猎犬, 猎犬紧贴主人的胸腹, 竖耳抬头, 机警地注视着前方; 标本91XYD:48的男胡俑, 同样也是怀抱白色猎犬, 但此猎犬前腿置于胡人左腿上, 双耳竖起, 仰视主人^{[39]50, 58-59}。这两条白色猎犬体型比灵缇略小, 可能是拂菻狗。此外, 日本美秀博物馆藏“ 唐三彩拂菻狗” 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①(① 参见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彩色插图9。)。

隋唐时期的贡犬中, 还有很多无法确定品种。如“ 开元九年(721)六月, 龟兹王白孝节遣献马及狗” ^[36]11406下。开元二十二年(734), 新罗“ 兴光遣其侄志廉谢恩献小马两匹、狗三头” ^[36]11409下。天宝十载(751), “ 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 ^[36]11413下。虽然这些资料对研究贡犬的品种问题没有太大帮助, 但为研究朝贡体系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依据。

在元代, 猎犬的来源也不断扩大。1253年鲁布鲁克(Rubruck)奉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1254年, 他朝见蒙哥汗时记载:“ 我(鲁布鲁克)看见印度一个算端(意为‘ 国王’ )的使臣, 他送来八头豹子和十条猎狗。猎狗受到训练, 像豹子那样蹲在马背上。我向他们打听印度在当地的哪个方向, 他们指向西方。这些使臣返回时一直跟我们向西走了差不多三个礼拜。” ^[40]309此外, 元代的波斯文《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著作中也有贡犬的相关内容, 类似的例证不在少数。

明清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传统的狩猎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各类武器开始在皇家狩猎活动中使用, 猎犬在狩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贡犬活动不像隋唐时期那样频繁。但明清时期仍有反映猎犬的珍贵资料。例如,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十犬图册》^①(① 清佚名, 绢本, 设色。纵37.2 cm, 横23.3 cm。此图册为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所绘, 表现猎犬“ 守则有威, 出则有获” , “ 骨相多奇, 仪表可嘉” 的主题。画法工整, 具有一定的程式。对开有内廷侍臣陈邦彦、王图炳、励廷仪、张廷玉、蒋廷锡、张照、薄海等书写的《山海经》及晋傅休奕的《走狗赋》、唐杜甫的《天狗赋》等诗赋。参见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46333.html。)、《十骏犬图册》^②(② 清艾启蒙绘, 纸本, 设色。纵25.2 cm, 横30 cm。艾启蒙是供职于宫廷的外国画家。他用西洋画法绘制了这套图册, 画中背景山水为中国画家所补绘。对开有词臣梁师正、汪由敦撰, 稽璜书写的题赞。图中猎犬神采飞扬, 身材瘦削, 姿态各异。从造型上看应为欧洲纯种猎犬。参见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46397.html。)等有关猎犬的许多珍品。

猎犬属兽类, 没有人类一样的自我控制力和归属感。它被人类驯化为狩猎工具使用, 需有专人负责饲养、使用和管理。古埃及的皇家狩猎活动最初由监管员掌管^[1]129。在伊朗、花剌子模地区, 古代皇室贵族的猎犬专门由猎师“ Shekarbaz” “ Shekarqi” “ Owqi” 负责管理^③(③ 这三个词的意思都是指猎人。但呼罗珊、花剌子模等广大地区的猎人除了负责狩猎以外, 还负责管理猎犬。因此, 使用波斯语的地区用“ Shekarbaz” “ Shekarqi” 来表示猎师和猎犬管理官员, 而使用察合台语的地区用“ Owqi” 。)。这些猎犬一般都在狩猎场饲养。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专设管理或驯养猎犬的机构。《穆天子传》所载贡犬当由专门的机构看管、饲养。虽然没有足够的文字资料, 但可以推测如此多的犬不会放任不管。《周礼· 犬人》记载春秋时设有犬人掌犬牲, “ 凡相犬, 牵犬者属焉。掌其政治” ^[41]1122。秦朝宫廷中也养有狗马以供玩乐, 《汉书· 张良传》载, “ 沛公入秦, 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 意欲留居之” ^[42]2026。

汉代, 宫廷中专门设立“ 狗监” 来掌管皇帝的猎犬。《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载, “ 居久之,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 ^[43]3002。关于狗监, 郭璞注:“ 主猎犬也。” ^[43]3002《汉书· 元帝纪》载, “ 元帝初元二年诏罢黄门乘舆狗马” , 颜师古注:“ 黄门, 近署也, 故亲幸之物属焉。” ^[42]281-282这说明汉代御用的狗马是由黄门来管理的, 狗监即隶属于黄门。“ 栘中监” 也监管猎犬, 西汉大臣苏武就是掌管猎犬的。《汉书· 昭帝纪》载“ 栘中监苏武” , 苏林曰:“ 栘音移, 厩名也。” 应劭曰:“ 栘, 地名。监, 其官也, 掌鞍马鹰犬射猎之具。” ^[42]224

隋唐时期贡献的猎犬由五坊中的“ 狗坊” 管理。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 是唐代设立的管理皇帝鹰犬的机构^④(④ 有关唐代五坊的研究成果较多, 详参赵晶《唐代五坊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7-46页。)。“ 狗坊” 先后隶属于闲厩使、崇仪使以及宣徽院。《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曰:“ 开元初, 闲厩马至万余匹, 骆驼、巨象皆养焉。以驼、马隶闲厩, 而尚乘局名存而已。闲厩使押五坊, 以供时狩:一曰雕坊, 二曰鹘坊, 三曰鹞坊, 四曰鹰坊, 五曰狗坊。” ^{[44]1217-1218}在五坊服役者被称为“ 小儿” 。《资治通鉴》曰:“ 小儿者, 给役五坊者也。唐时给役者多呼为小儿, 如苑监小儿、飞龙小儿、五坊小儿是也。五坊属宣徽院。” ^[45]7610

商贸活动也是猎犬在丝绸之路上东传的另一主要方式和原因。茶马互市不仅包括马、茶、丝绸、陶瓷, 还包括猎犬等。《新唐书》卷一一八载, “ 时遣使赍缯锦至石国市犬马” ^[44]4263。此记载不仅反映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内容的多样性, 还佐证了“ 市犬” 的存在。部分灵缇也是通过商业贸易得以东传。无论是大型的互市还是一般的商业活动, 大部分物品都是由商人出售。前文所引斯文· 赫定的《我在亚洲的狗》一书中的记述也提供了依据^[33]110。犬的一个特点是敏锐、忠诚, 所以它们在商队中也起到站岗放哨、警戒的作用。尤其是晚上商队在营地休息时, 它们对外面的任何声音或行动都会有所察觉并提醒商队, 必要时也会主动保护商队。因此, 丝绸之路上的骆驼队以及商人活动中, 犬是不可缺少的。

猎犬只是一种动物, 但人类把它驯化, 从自然界引进了人类生活层面, 从此它与人类建立了密切关系。从这个角度分析, 它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并不完全是指人类的历史, 还应包括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环境、科技等的历史。另外, 有关猎犬的资料都是由人记录, 这些作为符号的记录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可以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角度, 对以灵缇为中心的猎犬之文化史意义进行分析。

第一, 丝绸之路上猎犬的出现及其作用是古代狩猎文化的缩影。在古代社会生产力较低或农业尚未达到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的情况下, 狩猎主要发挥的是帮助人类获取食物的作用。古代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尚不足以供给全部人口, 因此, 狩猎在贵族和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皇室贵族来说, 它不仅具有获取新鲜食物的作用, 更是一种休闲娱乐活动, 从而在丝绸之路沿途形成了以灵缇为重要狩猎工具的皇室贵族狩猎文化。就狩猎史而言, 灵缇进入皇室贵族视野之后, 丰富了皇室贵族原有的宠物种类, 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狩猎形式。

丝绸之路上灵缇的饲养问题, 包括灵缇的食物、饲养者的薪资也是研究的关键所在。据研究, 1474年意大利商人巴尔巴罗(Barbaro)见证了白羊王朝宫廷带着100头猎豹、200只鹰隼、3 000只灵缇(格力犬)、1 000只其他猎犬、50只苍鹰离开大不里士的场景^[1]145。此资料显示的灵缇数量很多, 这对于研究灵缇在皇室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一定的帮助。同时, 灵缇虽然有助于狩猎, 但它的饲养成本较高。所有的猎犬都是食肉动物, 它们每天都会消耗大量的肉。这无论对富裕家庭还是皇室而言都是很大的支出, 会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就此而言,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灵缇的饲养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而该问题能够回答灵缇在皇室贵族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以及它的饲养给普通百姓带来了何种影响等深层次的问题。这种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探讨丝绸之路沿途古代狩猎文化史。

第二, 灵缇的东传反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宫廷而言, 猎犬并不是稀罕之物, 但优良品种的猎犬无疑是非常受欢迎的狩猎助手之一。因此, 各朝贡国选择中国皇室贵族喜爱的灵缇作为贡品入贡, 从而获得朝廷的热情接待和回赠, 也反映了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域诸国对中国的一种向往。就文化史而言, 灵缇作为一种礼物, 进一步增强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扩大了文化交流的内容。

部分随贡犬而来的胡人来华后从事驯犬、养犬以及参与皇室贵族的狩猎活动。因史料缺载, 无法看到他们的具体活动情况。但考古出土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驯犬胡人在华的活动, 金乡县主墓出土的“ 骑马狩猎俑” 中“ 抱犬狩猎胡俑” 很可能是驯犬胡人。胡人的驯犬可能与驯狮、驯豹共存。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灵缇等狩猎助手传入中国的同时, 中国的先进文化也传入西域诸国。正如林梅村所言, “ 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五大文明一样, 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和起源。然而, 中国文明的发展从未与世隔绝, 很早就和旧大陆其他古文明发生交往” ^[46]12。驯犬胡人在华生活的过程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他们回归故土之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在高加索的摩谢瓦亚· 巴尔卡所发现的中国纸张、汉字、绢画以及撒马尔罕、布哈拉、片治肯特等地出现的壁画、绘画、瓷器等中国文化载体的西传与驯犬胡人有关, 但至少可以证明与来华胡人有关, 这些胡人中可能也有驯犬胡人。由此而言, 驯犬胡人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传播文化的媒介。灵缇从非洲传入伊朗、阿富汗、印度以及中国等, 直观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从现有的资料看, 贡犬活动最频繁的时期是隋唐, 这也是中国文化广泛传播时期。

第三, 与猎犬有关的资料为研究猎犬的人格化和艺术形象提供了重要线索。《穆天子传》中的珍贵记载为此提供了例证:“ 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狗:重工、彻止、雚猳、□黄、南□、来白。” ^[34]25这些名称实际上是狗的名字, 而非品种, 这在历代文献中也可得到证实。唐代杨贵妃的宠物拂菻狗也被称为“ 猧子” , 后来宋代宫廷里也有名为“ 桃花狗” 的犬(① 请参看《哈巴狗源流》, 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第211-225页。), 笔者同样认为“ 猧子” 和“ 桃花狗” 并非狗的品种, 而是其人格化的名字而已。这种人格化现象充分说明了当时人对世界的认知、理解情况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猎犬之间的密切关系。

犬类人格化的现象在当代社会养狗爱好者的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为狗命名, 狗变得更加人格化。此外, 狗的人格化现象在近现代的一些探险家和旅游家笔记作品中也能得到佐证。例如, 瑞典探险家斯文· 赫定的《我在亚洲的狗》一书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名字分别为“ 马琳其” “ 马尔奇克” “ 皮皮” “ 塔卡尔” “ 塔吉勒” “ 杜仸来特” “ 尤尔达仕” 等的牧羊犬、守犬和猎犬。虽然这只是近现代的例子, 但可以推测, 古代驯犬者或饲养者为了更好地区分和辨别, 也会给猎犬起名, 拉近犬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丝绸之路上猎犬的一个特点, 值得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猎犬在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其艺术化。10世纪之前在中亚、西亚广大地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猎犬几乎没有得到艺术家的关注。虽然古埃及墓葬中发现了猎犬的画像, 但数量极少。另外, 古希腊神话中的猎犬到中世纪才逐渐得到艺术家的关注, 并以图画的形式出现。而在中国, 猎犬较早艺术化, 最晚在汉代的狩猎画像等资料中就有较多呈现。以进贡的形式传入中国的猎犬在画像石、壁画、出土文物、艺术品、绘画等中被记录下来。尤其是唐代壁画, 在继承和发展战国、汉魏以来传统绘画的基础上, 吸取了新的艺术营养, 扩充了题材内容; 在技法上, 将域外样式和传统风格融合在一起, 从而达到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反映了唐朝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情况。10世纪之后, 猎犬在中亚和西亚也逐渐得到关注, 在艺术家的相关作品中开始出现猎犬的细密画。

总之, 猎犬作为当时皇家最喜爱的狩猎助手之一, 从自然界驯化出来, 成为古代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及的灵缇、拂菻的拂菻狗、大食和波斯的名犬沿着丝绸之路到达繁荣发展的长安, 它们的东传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内容。另外, 以猎犬为媒介的商业贸易、朝贡活动更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像灵缇一样的珍贵物种传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隋唐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强盛和繁荣, 同时, 为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皇室贵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