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15岁来到陕西省延安市梁家河村, 初次感受到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他立足实际, 树立勤奋致富的决心, 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管理水平帮助当地村民摆脱贫困。在习近平的带领下, 梁家河村村民修沼气池、打水井、建淤地坝, 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 切实提高了生活水平。

1988年, 习近平赴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宁德, 别称闽东, 由于交通闭塞、信息短缺, 当地以小农经济为主,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且被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台湾省所环绕, 在当时被称为我国东南沿海的“ 黄金断裂带” 。习近平初到闽东上任, 便走访了闽东九县和毗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 写下了题为《弱鸟如何先飞》^[1]的随感。他指出, 落后地区要想摆脱贫困, 需树立起“ 弱鸟可望先飞, 至贫可能先富” 的奋进意识, 坚持“ 靠山吃山唱山歌, 靠海吃海念海经” , 把“ 事事求人” 转向“ 事事求己” , 充分挖掘自身的内生增长动力。1990年, 习近平就任福州市委书记, 他指出闽东和福州拥有不同的基础条件,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要发挥地方比较优势, 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福州工作时期, 习近平按照“ 山区沿海一盘棋” 的指导思想, 确立福州为闽东北经济协作区的中心城市, 不仅实现了地市间的经济内联协作, 而且通过帮助率先发展的福州等地区打开新的外向经济发展道路, 实现了从单纯内联走向内联与外向并举的更高层次。

从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到福建的十七年从政经历, 习近平对区域发展问题的认识也从初识城乡差距时的震撼转变为对落后地区如何摆脱贫困的深入思考, 为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的形成做了良好铺垫。

2002年底, 习近平一到浙江工作, 就到丽水市、衢州市等多地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 习近平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障碍。随后, 习近平在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首次系统提出“ 八八战略” , 并强调要“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 “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 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 “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 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 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2]10。

2003年, 浙江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 山海协作工程” 的若干意见》, 开始全面实施“ 山海协作工程” , 正式开启“ 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 的宏大工程。同年年底, 习近平在“ 山海协作工程” 情况汇报会上指出, “ 实施‘ 山海协作工程’ , 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 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断提高我省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 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①(① 参见施扬、王瀛波《大力推进“ 山海协作工程” 努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2003年12月4日,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03/12/04/002175689.shtml, 2019年8月11日。)。2004年, 习近平又站在统筹区域发展的高度, 指出实施“ 山海协作工程” , “ 既需要发达地区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尽力帮助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更需要欠发达地区转变观念、创新体制、改善环境, 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3]1。“ 山海协作工程” 不是简单的救济式扶贫, 而是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主线, 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把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和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优化全省生产力和人口空间布局, 走一条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协调发展道路。在浙江工作期间, 习近平不仅关心浙江全省范围内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 也一直强调要“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 不断推动浙江经济接轨上海, 主动参与长三角地区交流与合作; 响应中央的号召, 主动承担对口帮扶和支援的义务, 积极参与对新疆、西藏等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 打开对内开放的新道路; 全面把握国际形势, 实施“ 主动国际化” , 深化对外开放, 坚持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外向拓展相结合,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不断提高浙江本土经济的竞争力。

从全省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到长三角地区的协调发展, 浙江区域发展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体系已初具雏形。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审视国际国内局势, 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性举措。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指出, “ 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 缩小政策单元, 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 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 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制定政策” ^①(① 参见谭翀、李海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 部署明年经济工作六项任务》, 2013年12月14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1214/c1004-23840221.html, 2019年8月11日。)。为着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国家先后出台了“ 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 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点。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将“ 四大板块” 和“ 三大战略” 进行了有机统一, 指出“ 要完善区域政策, 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 在继续实施“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的基础上, “ 重点实施‘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 ^②(② 参见袁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2014年12月12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212/c1024-26193058.html, 2019年8月11日。)。

2017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标志性年份, 习近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十九大报告正式将我国区域发展的战略部署由“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提升为“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 提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并在原先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四大板块的基础上, 加入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城市群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等内容^[4], 进一步扩展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在随后召开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更是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做了详细阐述, 明确指出:“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 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 保持合理的职业结构, 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要围绕‘ 一带一路’ 建设,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 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西部大开发, 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高城市群质量, 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 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 ^③(③ 参见王萌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2017年12月20日,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12/20/c_1122142392.htm, 2019年8月11日。)2018年11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提出意见, 指出要以四大板块为基础, 以“ 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 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5]。2018年11月,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同“ 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 进一步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6]。随后, 习近平在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 城市群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要根据各地发展呈现出的新特点,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高地、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突破^①(① 参见李丹、王敬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2018年12月21日, http://news.cctv.com/2018/12/21/ARTI93Cwl0GAzC5dJpsxF9Aj181221.shtml, 2019年8月11日。)。

从提出“ 弱鸟可望先飞, 至贫可能先富” 的发展理念, 到在浙江全面实施“ 山海协作工程” , 再到提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随着习近平的工作与实践不断凝练、升华、沉淀, 最终成为我国新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理论体系。

从依赖外力推动向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转变是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区域差距是各地区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资本积累、发展基础等多种因素差异所导致的, 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与必然结果。区域差距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可避免的, 也无法完全消除, 只能使之保持在合理区间。根据产生区域差距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基础设施决定论等理论, 过去认为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是通过资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倾斜, 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 但2012年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 “ 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 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 简单改变村容村貌, 内在活力不行, 劳动力不能回流, 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 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 ^[7]17-18。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 而是由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现“ 新组合” 的内生因素引起的^[8]。因此, 一旦减少资源要素投入, 欠发达地区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仅仅依靠外力推动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201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强调, “ 对贫困地区来说, 外力帮扶非常重要, 但如果自身不努力、不作为, 即使外力帮扶再大, 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只有用好外力、激发内力, 才能形成合力” ^[9]139。习近平的这番话进一步明确了外力和内力的关系, 表明欠发达地区需要转变发展思路, 通过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 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10]; “ 通过改革创新, 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 ^[9]136, 超越发展援助, 培育发展新动能, 提升欠发达地区发展动力, 形成欠发达地区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 构建起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价值追求。发展为了人民,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 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11]5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②(② 参见翟子赫《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_新华网文字实录》, 2017年10月25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5/c_129726443.htm, 2019年8月11日。)。习近平强调“ 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不仅是缩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 而且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 ^[12]120。这段话表明习近平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简单地缩小地区经济增长差距, 而是要以人民为中心,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促进不同区域在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维度上的全面协调发展, 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 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包容性增长的本质就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的关系^[13], 在发展初期阶段, 发展水平提高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 但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社会不平等程度开始出现下降。因此, 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保障, 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途径, 要在“ 蛋糕” 不断做大的基础上把“ 蛋糕” 分好^[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就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提出见解, 他强调, “ 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打赢脱贫攻坚战,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15]9。

打造发展增长极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空间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容器, 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必须依赖地理空间的支撑。空间结构可简单抽象为点、轴(线)、面。“ 点” 主要包括城镇、城镇密集地区、开发区等规模不等、功能各异的点状空间, “ 轴” 是指连接不同城市的铁路、公路、管道等支撑产品、信息、技术、人员、金融等要素流动的交通、通信等线状基础设施^[16]。由于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作用, 具有区位优势的少数先发地区优先发展成为增长极, 经空间演化逐渐形成发展轴, 最终形成发展地带和增长网络。在浙江工作期间, 习近平十分重视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的建设, 通过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 积极拓展发展新空间, 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十八大后, 面对我国经济换挡升级的压力, 党中央加大了在全国范围内培育增长极的力度, 打造经济发展新高地, 以求带动全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均衡发展。对此, 习近平明确提出“ 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 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 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 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①(① 参见夏晓伦、陈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提出六大任务》, 2013年12月14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1214/c1004-23841511.html, 2019年8月11日。)。在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指出, 现阶段“ 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规模经济效应开始显现, 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全面提升, 创新要素快速集聚, 新的主导产业快速发展, 要推动这些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要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②(② 参见李丹、王敬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2018年12月21日, http://news.cctv.com/2018/12/21/ARTI93Cwl0GAzC5dJpsxF9Aj181221.shtml, 2019年8月11日。)。可见, 新时代区域发展增长极理念结合了时代背景及国土空间需求的考量, 兼顾经济、生态、社会等方面, 纳入国家发展阶段、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地区发展状态等因素, 以综合最优的视角确认增长极, 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从增长极模式过渡到发展轴模式, 最终形成网络型模式, 带动其所在地区整体发展, 并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跨区域合作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各地区要素禀赋不同是跨区域合作的前提, 跨区域合作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重新配置和组合。但在我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锦标赛的双重政治体制下, 地方政府竞争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也是造成区域壁垒高筑的直接原因, 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产业同质化同构化和恶性竞争等不良后果^{[17, 18]}。习近平指出, “ 行政区划并不必然就是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的障碍和壁垒。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 用得好就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更大优势, 用不好也可能成为掣肘。这就需要大家自觉打破自家‘ 一亩三分地’ 的思维定式, 由过去的都要求对方为自己做什么, 变成大家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19]249-250。在我国现有的“ 中央决策, 地方执行” 模式下, 处理好横向府际关系是提高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力和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关键, 通过协调好各区域、各部门利益, 打破行政区划藩篱, 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推动要素资源在行政区域间自由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 进而有助于加强城市间功能互补, 形成区域发展合力和新动力。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在内的一系列跨区域合作战略。2018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也指出, 必须“ 坚决破除地区之间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 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效、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发展新机制” ^①(① 参见雷丽娜《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2018年9月20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09/20/content_5324033.htm, 2019年8月11日。)。跨区域合作将以制度形式为政府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约束机制, 通过设计合理的政府竞争机制、跨区域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等协调发展机制来改善地方政府间竞合博弈支付矩阵的收益结构, 使合作成为博弈的均衡结果, 提升区域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

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一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的是解决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特别是处理好“ 木桶效应” , 提升发展的整体效能。早在浙江工作时, 习近平就深刻意识到, “ 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 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 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 , “ 这好比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 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3]1。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仍旧十分重视“ 木桶效应” , 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 “ 全面实现小康, 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掉队” ,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 是不完整的” , “ 绝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 , “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 “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为此, 习近平提出, “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 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 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 (^② 参见王佳宁《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 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 切实做好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2016年7月21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21/c_1119259129.htm, 2019年8月11日。)。以“ 比较优势为基础, 结构转型为目标” 的超越援助是对口帮扶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 任一地区任一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 随着科技实力不断增强、生产力不断发展, 各地区逐渐具备了开发各种资源的能力, 就能够推动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演进, 从而形成新的地区比较优势^[20]。所以, 我们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识别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比较优势, 根据现实情况, 时刻调整重心至受帮扶方有切实需求的项目, 匹配双方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 避免出现“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的情况。

对外开放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我国对外开放从沿海起步, 通过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形成示范效应, 进而带动其他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提升, 但同时也造成东中西部在经济发展、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出现失衡。2013年, 习近平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高度, 提出了“ 一带一路” 倡议, 推动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 “ 以点带面, 从线到片, 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 一带一路” 建设将通过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开放, 发挥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 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规模效应, 促进生产要素在各部门间的有效配置, 从而实现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包容性增长。2014年12月9日,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 “ 实施‘ 一带一路’ 战略, 东中西部地区都有很好的发展机遇, 特别是西部一些地区, 过去是边缘地区, 而一旦同周边国家实现了互联互通, 就会成为辐射中心, 发展机遇很大” ^[19]260。内陆和沿边地区劳动力充沛, 自然资源富集, 基础设施逐步改善, 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的加快推进, 中西部地区开始从开放末梢走向开放前沿,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协同开放, 引导区域空间结构的大规模重组, 打破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低端锁定困局,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改变东中西区域梯度化、空间割裂化的区域发展失衡现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 是一个科学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快外力帮扶向内生发展转变, 超越发展援助, 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以培育地区发展增长极为路径, 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由点及线、由线到面, 带动地区整体发展; 以跨区域合作为重要抓手, 打破行政区划藩篱, 降低制度交易成本, 提升区域综合实力; 以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和加强对外开放为载体, 通过内联合作和对外合作, 发挥地区动态比较优势,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立场、动力来源、发展思路、发展路径和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是对原有区域发展理念的全面提升, 是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 也是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坚持不懈的奋斗任务^[21]。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传承和发展了中国区域发展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有助于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1.传承和发展中国区域发展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区域平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三次大的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央政府实施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 推动工业基地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布局, 但这种发展战略本质上是低质量的平衡发展战略, 没有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区位、资金、技术、人才及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改革开放后, 中央政府在“ 两个大局” 战略思想的指导下, 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 实现了从区域均衡发展向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战略转变, 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展差距迅速扩大; 20世纪末, 为解决区域间发展差距过大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中央政府开始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 先后启动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 推动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良性互动。

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只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最优选择, 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在继承和发展历届中央政府区域发展思想的基础上, 站在新的高度, 用更加宽广的视野来审视区域发展问题, 将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两者统一起来, 不仅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民生问题、发展问题, 更注重发挥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 坚持走合作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 合理解决社会诉求、科学应对社会主要矛盾, 对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分工合作理论、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又基于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 结合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实践特色, 在更广的时空维度上探索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形成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坚持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原则, 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激发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以精准扶贫、对口帮扶、中心城市建设、城市群建设、跨区域协作、对外开放合作为举措, 从全国范围、全球视野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布局等思想体系, 成为中国迈入新时代后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行动指南。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既坚持了“ 老祖宗” , 又谱写了新篇章,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 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 而且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3.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区域差距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发达国家如美国, 面临着“ 锈带地区” 问题; 发展中国家如印度, 面临着严峻的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 不同国家之间也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失衡问题。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 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3], 产生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总结当代中国区域发展实践经验、吸收当代中国优秀学术成果和中华民族优秀发展思想、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聚焦区域发展中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政府与市场、央地与府际、公平与效率四对关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发挥内生发展动力和动态比较优势为核心, 以超越发展援助和包容性增长为目标, 构建起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理论框架, 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在指导区域、国家、世界三个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区域意义— — 指导浙江省打造“ 山海协作工程” 升级版; 国家意义— —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贯彻落实; 世界意义— — 为全球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1.区域意义:指导浙江省打造“ 山海协作工程” 升级版

浙江全面实施“ 山海协作工程” 不仅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也使浙江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率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浙江沿着习近平指引的道路不断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颁布了一系列关于“ 山海协作工程” 的文件, 包括《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新一轮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山海协作工程的实施意见》等。截至2018年, 浙江共成立了10个省级山海协作专题合作组, 建设产业园、“ 飞地” 园区、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等46个各类共建平台, 建立山海协作考核办法、产业园建设管理办法等10多项制度, 杭州、嘉兴分别与衢州、丽水实现了县(区市)与县结对全覆盖, 合作内容涉及特色产业、社会事业、群众增收等传统合作领域以及科技创新、农旅融合、乡村振兴等非传统合作领域^[24]。

浙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2018年末, 浙江城镇化水平为68.9%,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9.58%。浙江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5 574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 302元, 分别连续18年和34年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连年降低, 从2007年的2.49∶ 1降低至2018年的2.035∶ 1, 是全国收入比最小的省份。其中,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杭州市已达54 348元, 最低的丽水市也有32 245元, 均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 228元。而且杭州和丽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685∶ 1, 在几个沿海发达省份中是最小的。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享受的医疗保障、基础教育、社会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来看, 浙江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在《2018年中国发展指数》排名中, 浙江位于全国各省区市第五, 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环境等四方面均位居全国前列^①(①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发展指数(2018)》, http://nsrc.ruc.edu.cn/news/1582, 2019年8月11日。)。截至2017年, 浙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达到94.4%,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88.6%,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8%以上。

在“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理念的指导下, 浙江省在过去10多年里, 在主动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建设、推进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均有加强。2018年末, 长三角地区26座城市的GDP总量达到178 643亿元, 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9.84%。从制度层面看,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人会议实现了制度化, 形成了由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合作机制; 从基础设施看, 长三角高速公路网已基本形成, 26个城市中已有22个城市连通高铁, 三小时经济圈开始形成; 从市场一体化程度看, 长三角地区企业间交流、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的共享都更加顺畅。浙江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吉利、龙盛等行业龙头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价值链, 抢占市场发展制高点, 不仅促进了企业跨越式发展, 也推进了浙江产业的转型升级, 从而开辟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新空间,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浙江整体发展^[25]。

2.国家意义: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区域发展问题, 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区域发展的认识和理解。经过40年的努力, 区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2018年,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分别为6.7%、7.8%、7.4%和5.1%, 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呈现出多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 228元, 扣除价格因素, 比1978年实际增长24.2倍, 年均实际增长8.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07年的3.14∶ 1下降至2018年的2.68∶ 1。1978— 2018年,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7.7亿锐减至1 660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至1.7%; 到2018年末,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万元, 达到10 371元。当前, 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关键阶段, 是“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区域发展也由此呈现出协调与分化并存、合作与竞争并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新特点。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 不仅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行动指南, 它包含的一系列战略举措, 如精准扶贫、对口帮扶、培育增长极、加强跨区域合作、坚持对外开放等, 也都将在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拓展市场空间、优化要素布局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以空间格局上的均衡协调发展, 助推我国整体高质量发展, 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3.世界意义:为全球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和时代性, 同时也包含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的一般性, 其中蕴含的发展思想将为世界发展、人类共同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21]。

推动人类减贫事业发展。贫困问题是世界性难题, 精准扶贫不仅惠及中国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 更在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退出等方面, 为世界的减贫扶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西部对口帮扶则突破了只有依靠中央政府或单纯依靠社会慈善活动才能解决贫穷与落后的固有思维, 为世界欠发达地区和国家提供全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通过精准扶贫与对口帮扶, 较快地集中了社会扶贫资源, 动员了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扶贫, 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让贫困人群与欠发达地区摆脱贫困, 这不仅创造了世界反贫困史上的奇迹, 也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世界扶贫经验, 对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缓解国内贫困问题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借鉴价值。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弊端集中爆发, 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 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 逆全球化” 思潮暗流涌动, 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当此之时, 中国积极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大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的积极努力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而且让更多国家了解到, 只有身处交往之中才能真正共享全球化成果, 才能不断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 , “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26]513-514, 这是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①(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成为我党、我国对全世界的承诺。中国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探索为解决各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均衡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全新道路, 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