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兴盛之初, 是诗、乐、舞合一的综合艺术形式。词乐、词律、词谱等均可称词学研究中的专门之学。词体可以“ 别是一家” 也正建立在这些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内容的基础上。因此, 研究者对词乐问题一直十分关注。改革开放后最早以词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施议对、王小盾所从事的课题都与词乐相关。21世纪以来, 洛地《词乐曲唱》、刘崇德《燕乐新说》等都出现在2005年以前。《白石道人歌曲》旁谱的研究趋于降温, 且所论整体上未能超越杨荫浏等人。而张鸣关于宋词演唱形式与乐舞的论述, 如《唐宋“ 踏歌” 考释》(上、下)(载《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第61号)、《宋代词的演唱形式考述》(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值得注意。李飞跃的《唐宋词体名词考诠》(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也多涉词乐。他立足文献, 从乐曲、歌唱、文本方面对诸多词学名词进行过程性描述与还原, 考订细腻。又如董希平多篇论文专论唱词表演的乐器, 颇有意思。不难看出, 词乐研究离不开对音乐领域的涉猎。

2000至2010年, 韩国学者中仅金贤珠撰写《敦煌乐谱和敦煌民间歌辞之间的关系试探》《敦煌舞谱“ 南歌子” 与乐歌之间的关系研究》来讨论词乐问题^[2]。日本学者村越贵代美、明木茂夫、中原健二等人则投入不少精力研究词乐, 其中村越贵代美的研究是将词乐置于开放的知识网络研究的范例。她将对雅乐与词的关系研究结集成《北宋末之词与雅乐》(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此外, 她又有《姜夔の「凄涼犯」に見る犯調について》(载《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報》第20号)谈词乐中的犯调问题; 《姜夔の楽論における琴楽》(载《风絮》第2号)、《「魏氏楽譜」中の詞について》(载《风絮》第5号)讨论乐论与乐谱; 《南宋の詞学と琴》(载《庆应义塾大学日吉纪要人文科学》第19号)谈乐器; 《「韓熙載夜宴図」の時代と音楽シーン》(载《风絮》第7号)论述图画与音乐。可算是以音乐为抓手, 跨学科织就一张网罗词乐周边问题的知识网络。

文学学者的词乐研究实际上很少得到音乐界认可。秦洛在《宋代音乐研究文论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总序中提到, 文学界的词乐研究有隔靴搔痒之嫌, 而音乐学界难以从声情、韵律等方面理解词文本。我们讨论词牌声情也总是从文本到文本, 而很难从音乐的角度介入。

事实上, 不光是词乐研究如此, 我们似乎还放弃了更大的空间。词乐在南宋以后, 载体功能弱化, 乐谱失传。明清人以曲唱词也当属词与音乐关系的问题。甚至当前流行歌坛、民间乐手以新谱之曲唱词, 都是词学可以关注的、不应放弃的“ 疆域” 。对此, 宋秋敏的《唐宋词与流行歌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做了有益的尝试, 但也非全从音乐角度考察, 而较多涉及文本。受知识结构限制, 大部分同仁无法顺畅地介入词乐探索, 幸而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人重新关注唐宋词乐问题。如何立足词学去观察词与音乐的关系, 仍值得思考。

就算不跨一级学科, 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内, 研究门槛依旧存在。我们知道词韵是探索词律不可或缺的, 但题目类似“ × 代× 地词人用韵研究” 或“ × × 词韵研究” 的论文却多为语言学学者所写, 历代词、词籍成为他们研究的语料。又如探讨词的修辞技法时, 语言学学者也有先天优势。词学学者分析作品常用的修辞格有比喻、拟人、用典等, 诸如列锦、示现等非常见修辞格则较少讨论。吴礼权撰写了系列论文, 如他在《语言学研究集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辑、第13辑先后发表的《宋词“ 列锦” 结构模式的继承与发展》《明清词“ 列锦” 结构模式的发展演进考察》, 考察宋词、明清词的列锦辞格。语言学研究成果当然可以为我所用, 但不同学科关注的问题域有别, 词学学者若熟练掌握这些“ 武器” , 或可发挥更大效能。即便受过中文专业训练者, 仍然遗失了不少“ 武器” , 可知拓展知识网络仍是提升研究能力之必需。

回到词学本身, 词谱、词律之学亦堪称绝学。田玉琪的《北宋词谱》(中华书局2018年版)无疑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近年来, 田玉琪、江合友、昝圣骞等在词体声律之学上都有贡献, 且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词体声律研究与词谱重修” , 团队作战。这对培养专门之学的研究队伍、推动其研究进展都相当有帮助。萩原正树是当前最关注词谱之学的日本学者, 其研究主要围绕《钦定词谱》及日本词学家森川竹磎展开, 早期的其他研究也多与词律相关, 近年著有《森川竹磎「詞律大成」本文と解題》(风间书房2016年版)、《「詞譜」及とび森川竹磎に關する研究》(朋友书店2017年版)。

据前引金贤珠综述, 2000至2010年间, 韩国学者几乎没有词律、词体问题的讨论。可见专门之学准入门槛之高, 词谱、词律之学并不容易进入, 专门之学还是有待专门之人。而专门之人亦该“ 开眼看世界” , 不应只关心眼前的“ 一亩三分地” 。

古代文学领域的方法热、理论潮中, 词学研究几乎都没有缺席, 有些方法比如定量分析等还曾开风气之先。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借镜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法, 词学领域也颇有一批相应的成果。目前, 古代文学两个研究热点是写本研究和域外汉籍。笔者以为, 基于这两种研究视角, 可以尝试词学研究的时空延展, 打造通观的“ 全息网络” 。

首先从写本研究看时间维度的延展。写本研究对词学影响有限, 原因是:词学研究对象除唐五代词与写本有联系外, 其他皆是刊本时代的产物。但其文本研究、文本与经典的再分析值得借鉴。

唐宋词的经典化已完成, 对于经典词篇的释读如何打开新的思路?细致分析词作的篇章结构, 是过去20年文本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陈满铭《词林散步:唐宋词结构分析》(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用文章学方法分析词的结构, 可备一格。陶文鹏等《唐宋词艺术新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论稼轩词章法结构的创新》《唐宋词起、结与过片的表现技法》等篇更是直指词的文本结构特点, 给人启发甚多。起结之法, 唐圭璋先生在《论词之作法》已提及, 但后出转精。而我们对词的文本研究尤其是词的艺术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文本细读或许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宋代以后的词作, 经典化过程几乎都未完成。金元明词选本仍不够丰富, 清词、民国词更是尚未有全集问世, 其文本全貌的描摹尚有待将来。所以, 研究宋以后的词文本, 披沙拣金显得尤其重要。只有对单篇作品、个体词人系统摸过底, 才能挑出璞玉, 进行后续的琢磨、雕刻。

但是历代词毕竟数量众多, 如写本研究般讨论文本间性就有了可能。当唐宋词经典在后世作品中得到延续、发生变化, 将产生更多的话题。韩立平的《张志和< 渔歌> 引发的“ 风波” — — 谈宋人对文学经典的改编》(载《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7期)正是在断代中讨论经典改变和文本衍生问题。如果将时间下限不断下探, 想必还会有新发现。朝鲜与韩国词也是如此, 如朝鲜李朝李承召、姜希孟、申光汉等十多人仿拟李齐贤的《巫山一段云》“ 潇湘八景” 词, 参与人数之多, 持续时间之久, 值得探讨。当然, 此等命题并非词学独有, 其他文体都可能产生。在讨论文本问题时, 词与其他文体并不能截然两分。更何况, 小说、戏曲中有寄生词, 词中也有櫽栝其他文体的作品。

若以通观视角看词的文本结构, 词调本身的稳定性和内部起结承转、节奏声情等的非稳定性也值得思考。时间延展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断代研究看不到的问题。若再加上空间维度, 文本研究当有更丰富的内容。叶晔《明词北方图景与“ 南词北进” 的通代考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提出“ 南词北进” 问题, 发人所未发, 尖新深细。沿着该问题, 若从文本研究来看词的流动, 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空间的延展更不仅限于中国, 日、韩、越诸国都应是我们的考察范围。

而域外汉籍研究正是空间延展的推手。其实在几种词全集编纂时已用到了域外汉籍资料, 周明初重编《全明词》时就使用了不少日藏明人别集。宋词最近最大的辑佚成果, 当推佘筠珺从日藏宋本《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中辑出的140首佚作^[3]。彭国忠《唐宋词与域外文化关系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设“ 唐宋词乐词调传入日本朝鲜” 专章, 其文献来源《大日本史》《高丽史》也是域外汉籍。撇开文献不谈, 域外词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番新风景。其实老一辈学者颇重视域外词, 如夏承焘先生编《域外词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 张珍怀先生有《日本三家词笺注》(黄山书社2009年版)。而我们现在除辑佚之外, 对域外词、域外词籍的关注并不充分。国内学者的相关专著以朝鲜半岛为主, 如李宝龙《韩国高丽词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杨焄《域外汉籍传播与中韩词学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王进明《朝鲜词文学传播与创作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而日本、越南词的研究仅见单篇论文或学位论文, 其实词学界也可以且应该多关注该领域。

域外汉籍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一是提供新材料。除中国词籍的朝鲜本、和刻本之外, 域外文人的词作、词话都是我们过去较少关注的。韩国学者柳己洙编有《历代韩国词总集》, 据悉他最近将在中国出版《全韩国词》, 而日本、越南词的全集修纂则未闻启动。但保守估计, 域外词有近万首, 自有研究价值, 比较困难的是深入了解其文化背景和及时掌握当地研究动态。二是启发新视角。域外词提供了空间比较的角度。如韩国词有不少作于词乐渐失、词谱未成的时代, 其句子、节奏有时与我们的阅读习惯相抵触。日本在平安时代就有词作, 当时的词与唐五代文人词渊源深厚。这些作品与中国本土词作有何异同, 相信可以比出新话题。三是丰富文本网络。葛兆光主张借助异域的眼睛回望中国, 或可在词学研究中进行尝试。例如经典词作、词人在文本网络中如何被借鉴, 如何被重新诠释。杨焄的《韩国历代拟朱熹词探微》(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已有尝试, 还可以继续深入探索。

不论是时间的延展, 还是空间的拓宽, 都扩大了文本的网络, 让更多问题在庞大的文本网络中照见别样的“ 容颜” 。实际上, 文本网络还应该涉及文体竞合、不同艺术门类的文本关系等。总之, 就是多准备不同的镜子, 在比较中摸索词的边界, 在模糊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现代词学建立以来, 不少研究者集中关注个别词人、词派。虽有益于细节描述, 却容易造成词学研究内部条块分割, 缺乏整体观照。近年来虽有所改观, 但问题仍然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网络发达之前, 文献获取困难, 又缺乏大量文本检索处理的技术, 学者自然分身乏术。如今网络普及, 且作为人文研究重要补充的“ 数字人文” 来势汹汹, 很可能左右未来学术走向。词学如何因应越发强劲的数字人文?数字人文正是笔者所说的多重网络之一, 要关注物理存在的网络与词学研究的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 数字人文并无取代传统研究方法之意。传统研究反而是数字人文的基础, 没有传统的文本整理、年谱资料、研究索引, 数字人文就是无本之木。虽然涉古专业早已运用数字化资源, 数字人文的推广却仍多阻滞。设若数字人文的方法有用, 词学研究就理当预流。下面略陈词学研究与数字人文结合的相关问题。

第一, 建设词学检索库。检索系统是近30年来最为学界熟悉的数字化研究工具, 词学界首个全文检索系统是张成、曹济平先生于1991年研制成功的“ 《全宋词》电子计算机检索系统” 。虽已难见其踪迹, 却足见词学研究者与数字化、信息化结合之早。1999年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实现了超大规模文本的全文检索及文本可视化。后来的几种常见古籍数据库也具备该功能。这些都深刻影响着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但它们的数据过于庞杂, 且没有收录近代以来的词学研究论著。如果能建立一个包含历代词籍、各时期研究论著、音频视频资料等内容的词学全文检索库, 将更具针对性、专业性, 研究也将更便捷、更高效。但目前看起来, 难度较大。一是受知识产权限制; 二是受工作量制约。前者显而易见, 不必赘言。至于后者, 统合研究文本的工作量极大, 需要有团队通力合作。纸本时代, 唐圭璋先生以个人力量尚且可以编成《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 数字时代, 建立词学全文检索库并无技术困难, 难在材料数据化耗时耗力。但如果团队作战, 仍有先例可循。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等研发的“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CBDB)积十数年之功, 已累积了42万条人物传记资料。我们现有的条件难道比CBDB草创之初更差吗?其实近年来, 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就已支持了众多包含数据库建设的项目。如果有人能效法包弼德建构CBDB, 将词文本以及周边各类资料整合建成词学全文检索库, 必然泽被学林。

第二, 善用新技术。信息技术急速发展, 让我们坐拥海量网络资源、工具, 但是如何善加利用?数字人文介入词学研究, 王兆鹏教授有较为成功的示范。他和肖鹏借Google地球的地貌图分析范仲淹《渔家傲》(《范仲淹边塞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释》, 载《文艺研究》2017年第2期)、辛弃疾《菩萨蛮》(《宋词的深度阅读与现场还原》, 载《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冬之卷)等单篇词作, 确定词作的创作现场, 几可为定谳。如果没有这种可视化技术, 就只能实地勘查, 费时耗力。

又如CBDB可查询历史人物的社会关系, 并提供可视图, 在人物关系研究方面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徐永明、刘京臣等人的研究都有很好的示范。若将它用于词人群体、词派的研究, 可以清晰反映词派成员的地理分布。莱顿大学魏希德开发的网络平台Markus与CBDB可实现人物数据关联。该平台可进行中文古籍的半自动断句, 提供初步的标注文本, 辅以人工校正, 可大幅提高古籍整理效率, 妥善运用或可对词评、词序跋等文献整理工作有所帮助。

其他网络资源还有很多, 只要多发现、多尝试, 甚至主动参与研发, 获得更多适合词学研究需要的新工具并非痴人说梦。

第三, 更新研究理念。数字人文研究终究只是辅助手段, 短期内不可能取代传统研究, 不会置传统词学于无用武之地, 其技术门槛、适配度问题也可能是我们开展此类工作的障碍。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及时更新研究理念, 正视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正如文学研究需要小学、史学、哲学等知识, 数字人文或将成为传统人文研究所需要的另一种新知识。我们既然熟悉中国知网、《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等资源, CBDB、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数据库也可以是我们的研究手段, GIS、Markus等软件、平台也可以成为类似传统研究的索引、字典之类的工具。转变思路, 用数字人文的手段辅助传统词学研究, 一定能发现更多学术生长点, 解决更多新问题。

我们是成长在网络时代的研究者, 技术的发展不容忽视。但技术取代不了阅读与思考, 只有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 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词学研究究竟如何因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还值得继续摸索、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