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词话的分类及整理方法大体遵循《词话丛编》, 《词话丛编》所收词话约可分三类:一是原为单本专书的词话, 二是由诗话、文集、笔记中辑出的词话, 三是汇集词选批语而成的词话。不过, 唐圭璋先生对新辑类词话有着严格的体例规定, 其《词话丛编例言》云:“ 前人所作诗词话, 诗词杂陈, 非专论词者, 不以入录。” “ 专家词集, 卷首有附时贤词话者, 如《珂雪词话》, 亦有词后附名流评语者, 如孙默《十六家词》, 气类标榜, 率多逾量, 兹并不录。” ^[2]6-7他对散见于诗话、笔记中的词话以及词集评语慎加收录。反观上列诸家汇编词话, 除了单本词话外, 新辑入者来自笔记、诗话、论词诗词、词集评语、词籍提要等, 辑自著作、论文、序跋等也不鲜见。与《词话丛编》的谨慎择录不同, “ 多多益善” 似成为自觉的追求。诚然, 每一种新辑词话自有其价值, 整理者难以割舍, 但是随着词学资料搜集愈加庞杂, 重新汇编则有必要加以分别, 而不是都挤进“ 词话” 之中, 似“ 全” 而“ 杂” 。

唐圭璋先生初刊《词话丛编》有甲、乙之编的设想, 当有区别不同性质文献的考虑^①(①《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934年)《词坛消息》之“ 《词话丛编》之校印” 条。)。今天随着词学资料的极大丰富, 更应条析而列, 力求清晰。如此则不至淆乱, 又可保持各类词学文献的特性。如论词绝句是以韵文论词的特殊形式, 具有独特的文体特点。从现有文献来看, 况周颐是第一个搜集整理论词绝句的词家, 其弟子赵尊岳也曾辑《论词绝句》一卷, 欲入《词话丛编》乙编。其后饶宗颐、吴熊和、孙克强、王伟勇等学者都很重视论词绝句的整理研究, 并且汇编论词绝句出版, 如王伟勇编《清代论词绝句初编》(里仁书局2010年版), 孙克强、裴喆编《论词绝句二千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可见论词绝句已然蔚为大观, 若益以其他论词诗词、词集题词及填词图题词等, 此类以诗词形式论词的文献不在少数, 正当独立编纂。另如唐圭璋先生不录的“ 专家词集” 所附“ 时贤词话” 及“ 名流评语” , 今天汇编词话多有辑录, 尽管“ 率多逾量” , 但作为词作评骘资料, 辑编自然是可以的。此类“ 词话” 往往是多人或一人评语的汇集, 词话的命名往往是“ 词集名+词话” , 如评龚鼎孳《香严斋词》者就称《香严斋词话》, 评汪懋麟《锦瑟词》者称《锦瑟词话》, 评曹贞吉《珂雪词》者称《珂雪词话》等等。此类“ 词话” 与一般意义上的词话体制不同, 其实质就是词集评语, 而清代词集评点甚为常见, 如邹祇谟、王士禛等评词之语不下千条, 若能全面汇辑评点之语, 或谓之“ × × 评词” , 或称“ × × 集评语” , 附以词作, 清晰呈现, 自较混于词话之中为胜。

那丰富的词学文献如何汇编分类?或仍可参考唐圭璋先生甲、乙之编的设想, 或设正编、副编、外编之目, 而大量新辑词学资料之汇编仍然使用“ 词话丛编” 这一名称是否还合适也值得思考。毕竟唐圭璋先生是在其所见所辑的文献基础上命名为“ 丛编” 的, 而如今是某类词学文献大量出现, 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窃以为, 若进行词话整理, 仍当尽量遵守《词话丛编》之“ 词话” 边界; 若汇编新辑词学文献, 最好分门别类, 体现各类文献自身的特点。

词话文献整理底本选择甚为关键, 整理者应明确所据底本为何, 或在总目中提供底本信息, 或在正文中列示, 或在叙录中交代。特别是晚清民国的词话文献, 有的由出版社印行, 有的来自报刊, 注明出版时间及出刊年份卷号当是最基本的工作。然张璋等编《历代词话》、葛《补编》、屈《二编》于此均不无可议之处。如屈《二编》录王蕴章《然脂余韵》, 计97则。其“ 总目” 标明底本为“ 《小说月报》本” ^[6]3, 正文则云“ 《小说月报》第五卷第八号” ^[6]2139, 但检视《小说月报》第五卷第八号仅有12则。那是否全来自《小说月报》呢?也不可能。考察屈《二编》所录内容, 很多不见于《小说月报》所载。《然脂余韵》在《小说月报》刊载是自第五卷第一号(1914年)始, 至第五卷第十二号(1915年)终, 后又在《妇女杂志》第一卷第五号(1915年)《杂俎》栏目续载, 至第三卷第一号(1917年)终。由于《然脂余韵》很受欢迎, 商务印书馆将其汇集, 在1918年出版了排印本。因此, 屈《二编》所录《然脂余韵》底本应注为“ 《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本” , 或直接使用1918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更为妥当。葛《补编》未见底本书目, 仅见“ 引用书目” , 但此目缺少详细的底本信息, 也没有注明晚清以来词话、论著的出版单位及时间, 故而颇不规范, 且时有不完善之处。如“ 引用书目” 中的“ 郑文焯手批《白石道人歌曲》, 宋姜夔撰, 民国陈柱《白石道人词笺评》本” ^①(①“ 引用书目” 作“ 笺评” 误, 应为“ 笺平” 。见葛渭君《词话丛编补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第26页。)。如此著录之不妥显而易见, “ 宋姜夔” 无法撰清“ 郑文焯手批《白石道人歌曲》” 。更有问题的是底本选择, 葛《补编》所用郑批《白石道人歌曲》出自陈柱《白石道人词笺平》(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而《白石道人词笺平》中只是摘录了部分题跋。郑批《白石道人歌曲》目前所知计有四种, 陈柱所见乃是郑文焯以清宣统二年(1910)沈曾植影印本为底本批校者, 此批校本在郑殁后被康有为所得, 陈柱从康有为子处假得过录, 后入藏嘉业堂, 今藏上海图书馆。故葛《补编》最好以上图藏郑文焯批校原本为底本, 而非转自陈柱所录。

由于出自不同学者之手, 即便是同一词学家的同一著作, 也往往产生所辑词话在名称、卷数、内容多寡上的诸多不同。这主要是由辑录者在体例制定及执行上的差异造成的。例如诸家对梁启勋《曼殊室随笔》的辑录, 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作《曼殊室词论》一卷, 朱《续编》作《曼殊室词话》三卷, 屈《二编》作《曼殊室词论》一卷。《曼殊室随笔》共分五部分, 即词论、曲论、宗论、史论、杂论, 其中“ 词论” 部分共47节^[7]。《历代词话续编》所辑《曼殊室词论》分为八节, 但仅有一、四、六、七、八节辑自“ 词论” ^[3]586-596, 远未将“ 词论” 充分辑录, 却将“ 曲论” 中之“ 务头” 辑入。另外, 尚有数则辑自“ 杂论” , 其中谈东坡“ 千山动鳞甲, 万谷酣笙钟” 与新会方言“ 失教” 二则与词学毫无关系。这着实令人费解。而屈《二编》与《历代词话续编》所录完全相同, 顺序也一致, 当是编者直接取材于《历代词话续编》, 并未翻阅《曼殊室随笔》加以辑录。朱《续编》将“ 词论” 分为两卷, 又从其他四论中辑出涉词文字作为第三卷, 总计辑录202则, 名之“ 词话” 。其所辑所编与前二者相比全面可靠, 但也偶有逸出体例者, 如据“ 曲论” 所辑“ 必传之作” ^[4]3017-3018、“ 格调之演变” ^[4]3018-3019二则与“ 凡例” 所定之“ 收录标准” 不尽符合。

从诗话、笔记、杂著中辑录论词之语作为《词话丛编》的补充, 夏敬观在1942年《汇辑宋人词话》时即已明确提及, 他说《词话丛编》“ 凡前人诗词话、诗词杂陈者, 不录” , “ 兹编从宋人笔记诗话, 汇录成书, 意在补《词话丛编》之不足” ^[8]。与夏敬观从有宋一代笔记、诗话中汇辑相比, 今天的汇辑显得零星, 随遇随辑, 对新辑词话辑录对象的选择缺乏通盘考虑。某些词学名家留下了大量词学文献, 但并无词话类专书传世,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整理者往往辑录其词学资料编成新的词话。比如《词话丛编》之《张惠言论词》《彊村老人评词》, 屈《二编》之《曝书亭词话》, 葛《补编》之《大鹤山人词话续编》均是如此。既然这种操作方式得到认可, 那在汇辑一代词话时应有统一安排, 如陈维崧、尤侗、厉鹗、戈载、王鹏运、张尔田等自是不可或缺的辑录对象。

新辑词话从诗词话、笔记中辑出者, 其命名常是“ 书名+词话” ; 从某词学家的众多文献中辑录者, 或以人命名, 或以号、斋等命名。因编者不同, 相同的词话文献命名不同, 如《铜鼓书堂词话》在张璋等编《历代词话》中称《榕巢词话》^②(②《榕巢词话》实际是查礼的另一部独立词话, 稿本, 今藏国家图书馆。); 同样是取材于《百名家词钞》, 朱《续编》和屈《二编》分别题作《名家词钞评》三卷和《百名家词钞词话》一卷(屈《二编》仅录聂先评语)。另外, 辑者据其他文献所引用“ 某某词话” , 就认定有这一词话, 并以之命名, 也易生干扰。如葛《补编》从《历代词人考略》卷二十八辑得“ 无著庵词话” 两则, 便列目“ 《无著庵词话》, 朱祖谋撰” ^[5]6。此或为朱祖谋所言、况周颐记录的两段论词之语, 专立“ 无著庵词话” 之目让人误以为朱祖谋撰有此书。至少编者应有明确说明, 告知其来源与命名之由。

窃以为对词话的命名应尽量保持原文献名称。如屈《二编》所录杨寿楠《云薖词话》, 实际上就是《云在山房类稿》中的《微波榭词选书后》, 编者易原名而冠以新名, 并且关于“ 云薖” 之命名毫无交代。杨寿楠在无锡的园子叫“ 云薖园” , 时人偶称其为“ 杨云薖” , 想来编者便据此命名了, 窃觉颇为草率。此外, 新辑词话当按照以人题或以书题的命名原则。以人为题, 其人如有多种词学著述, 则当分书罗列, 分别称之, 不宜统称某某词话。如朱《续编》录顾随论词之语为《驼庵词话》九卷, 内收《东坡词说》《稼轩词说》《论王静安》及《驼庵诗话》论词条目、《顾随诗词讲记》涉词条目、《顾随全集》涉词之语等, 以顾随之号“ 驼庵” 命名; 而屈《二编》录顾随论词之语为《苦水说词》, 内收《稼轩词说》《东坡词说》《倦驼庵词话》, 以顾随另一号“ 苦水” 命名。《倦驼庵词话》也由《驼庵诗话》中论词条目纂辑而成, 但与朱《续编》数量不同, 仅录《驼庵诗话》《分论》之部的少量内容。按常理, 由“ 驼庵诗话” 辑出, 应命名为“ 驼庵词话” , 但屈《二编》称“ 倦驼庵词话” , 又以顾随书斋“ 倦驼庵” 命名, 再转一层。实则将顾随论词之著分别列出而不统一名称或更为清晰明白。

词话文献林林总总, 整理汇编时不可为求“ 全” 而照单全收, 丢掉了甄别意识。对于已刊载的词话无须重加辑录。如沈雄的《柳塘词话》, 张璋《历代词话》、屈《二编》、葛《补编》均据《词话丛钞》将该词话独立, 实则此所谓《柳塘词话》全部出自沈雄编撰《古今词话》, 唐圭璋先生当年对此已有明确认识, 故弃《柳塘词话》不用。并且《词话丛钞》本《柳塘词话》并未将《古今词话》中沈雄论词之语辑录完整, 《古今词话》中沈雄之语标明“ 沈雄曰” “ 柳塘词话曰” “ 沈偶僧曰” , 其中署“ 《柳塘词话》曰” 计98则, 署“ 沈雄曰” 或“ 沈偶僧曰” 以及未署名但系沈雄语者总计148则, 共246则, 而《词话丛钞》本《柳塘词话》仅录191则, 失收50余则。三家汇编沿用是本而未详察, 致《柳塘词话》仍非全貌, 故单独刊出意义不大。对于摘抄拼凑的词话, 更须仔细甄别。如石林凤编《蔗农词话》两卷, 计119则, 主要记述词之本事, 其主体内容多抄录自前人所著诗话、词话及笔记, 诸如《苕溪渔隐丛话》《词苑丛谈》《耆旧续闻》等等, 几无个人见解。另如南社刘哲庐之《红藕花馆词话》, 或是全部抄袭, 或袭用而略加发挥, 或拼凑嫁接前人之语, 基本上是一部抄袭拼接且不注明来路的词话, 其抄袭对象主要为《词源》《词苑萃编》《词学集成》《古今词话》《历代词话》等。此二例启示我们整理、研究晚清民国的词话要考虑其辗转因袭之处, 对原创性较差的词学文献要有充分认识。

今日汇编词话文献要较以往更为便捷, 学者们对于求“ 全” 都有共识, 也颇为努力。但同时还得考虑求“ 精” , 在“ 全” 编难以短时实现的情况下, 不妨考虑“ 精” 编, 将理论价值低的加以筛除。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 词话文献甚为纷繁, 但质量却参差不齐, 称得上“ 词学家之词话” 者数量并不多。所以晚清以来的词学文献整理必须从冗杂的文献中披沙拣金, 发现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文献, 如此方能对这一时期的词学进行精准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