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地来看西方汉学界的词学研究并不是适当的选择, 因为汉学中根本就没有符合我们认识的词学, 或者说, 词学在汉学中并非一门独立的学问。西方学者关注词, 只是将其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门类。虽然有人会说:我们自己不也是将词理解为“ 一代之文学” 吗?或许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成, 词并不具备特殊性质, 但如果一个词学研究者想要有所作为, 那么至少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传统词学沉淀下来的订律(词乐声律研究)、校异(词集文献研究)、考史(历史背景研究)、评文(语言艺术研究); 另一个是王国维所开创出的“ 新词学” — — 词学不但是研究对象, 而且是理论, 可用以解释更为宏阔与复杂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目前国内的研究在前者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 而在后者仍需要从学理层面有所反思。据此来看, 我们一直有所期待的“ 他山之石” , 其实质都与这两个方面没有关联。不过, 当前学术研究的全球化会让我们更为重视汉学研究的成果。近年来, 物质与文本问题已经“ 无问东西” , 成为海内外无论文学、历史还是早期、现代研究者的共同关注点。而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 词学研究是选择主动参与还是被动跟随, 或者“ 别是一家” ,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但也很难即刻回答的问题。因此, 尝试性地对北美汉学界最近20年来的研究做一局外观察, 也许会帮助我们思考在下一个20年词学研究路径的选择。

在北美汉学界, 词学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 余宝琳认为是从她的老师刘若愚开始的。刘若愚1974年出版的《北宋主要词人》^[1]最近已经由普林斯顿大学列入“ 图书遗产” 而重新刊印(2015)。这本书取用的概念与企图构建的体系无一不是“ 新批评” 理论的套用与移植, 它在今天的借鉴意义应该是在研究的落脚点上, 即从语言结构及其与作者抒情的关系来展开— — 不论理论在今天如何更新, 回不到这一点, 词学就不是文学研究, 而研究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在刘若愚之前, 哈佛燕京学社的白思达(Glen William Baxter)写过关于词体起源的论文《词格溯源》^[2], 这是一篇比较重要的研究文献, 可以视为对20世纪前半叶东西方学者在词的起源问题上所做研究的一次总结。与刘若愚同时的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的主要工作是文本翻译, 当然, 与介绍性质的翻译不同, 海陶玮针对的是作品分析与文献史料, 这对后来的北美词学研究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如果说词学在汉学界有一个研究的丰收期, 那就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高友工、叶嘉莹这些学者的示范作用。虽然他们主要接受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 但对词的结构本身有深入的把握。就像叶嘉莹所说, 理论是用来照亮传统词学的混沌之处。也就是说, 他们的研究不是要提出新的理论, 而是借用一种理论形式阐明旧有的内容, 这条道路无疑是成功的。第二个原因与词这种文体的历史地位和文体特质有关。林顺夫、孙康宜、方秀洁引入的文类、声音、面具、性别这些概念, 与词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现象比较吻合。这是个意外效果, 即这些源自西方文化与文学现象的理论与中国传统词学竟然有如此多的一致之处, 甚至可以相互发明。不只是对唐宋词, 而且由于对女性作者的关注, 西方文化理论还引入到了明清之际的词学, 这对当时国内的词学研究也是一种刺激。第三个原因与当时的词学研究非常注重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翻译有关。这些成果对国内学者的作用自然要弱一些, 但对非母语学者的研究却是不可或缺的, 而在文献基础上产生的几部著作也就有了论据扎实与论点坚实的特征。这个时期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从余宝琳编辑的《中国词学的声音》^[3]这本论文集中可见一斑。

笔者请教过几位著有重要词学专著的汉学家, 他们对目前北美的词学研究现状均不乐观, 甚至认为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成果, 也没有谁专注于词学研究。如果这个“ 今天” 只是最近几年, 或许可以理解, 但如果是指21世纪以来的最近20年, 那对国内学者来说恐怕还有些困惑。笔者认为, 近20年来北美词学研究仍不乏研究领域的延伸, 比如对晚清近代词的研究, 与国内的“ 民国热” 也是桴鼓相应的。只是晚清近代词的研究成果如果仅从词学来看, 发明无多; 如果将之置于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范围内来看, 则词又不过是文化的一种表征, 如何能够与宏大叙事相关联而具有其他文学或文化现象所不具备的特征, 尚有必要做更进一步的思考。另外, 关于词乐的问题, 虽也时有论文发表, 但如林萃青的研究, 却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充当历史的注脚, 反而对词乐本身并未太多涉及。

需要特别提出讨论的是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语言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较为丰富, 可以说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延续。比如艾朗诺(Ronald Egan)近年相继刊布的《才女之累》^[4]与《美的焦虑》^[5], 前者是对女性作者及其在后世被塑造的形象之考察, 而《中国词学的声音》中就有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的一篇专论, 不但可以称之为艾书的先声, 甚至说是艾书的梗概也不为过; 后者所关注的词的污名问题也是艾氏在20世纪90年代就明确提出的。另一本受到国内学界关注的著作是田安(Anna Shields)的《缔造选本》^[6], 从她所提出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这两个关键词, 可以看出她的关注点是文本的语言结构及其历史文化语境; 而她以选本作为一种进路, 整体地构建“ 花间” 诗学的努力, 同样有着接力性质。另外, 还有两篇博士论文也值得提出:一篇是萨梅伊(Maija Bell Samei)的《性别角色与诗学声音:中国早期词中的弃妇》^①(①Samei M.B., ″Gendered Persona and Poetic Voice: The Abandoned Woman in Early Chinese Song Lyrics, ″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另一篇是白睿伟(Benjamin B.Ridgway)的《神游:苏轼词中的漂泊、景观与士大夫身份》^②(②Ridgway B.B., ″Imagined Travel: Displacement, Landscape, and Literati Identity in the Song Lyrics of Su Shi (1037-1101), ″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6.)。这两位学者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师从林顺夫, 萨梅伊于1998年完成的这篇博士论文在修订后出版, 而白睿伟2006年的这篇博士论文虽然没有正式出版, 但最近一段时期他所发表的论文并未离开这个领域。他们与艾朗诺、田安的研究都可以视为对前一个20年词学研究的继续。萨梅伊最为关心的词中“ 谁在说话” 的问题, 就是词学研究中最具成效的声音理论, 但她不去纠缠“ 谁在说话” 这个问题的答案, 而是希望以此为进路讨论诗学中的性别、作者与意义等问题。白睿伟的研究则专门针对苏轼词创作与贬谪以及山水的关系, 弥补了此前研究苏轼的专著, 如傅君劢的《通向东坡之路》(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 1990)、艾朗诺的《苏轼生平的言、象、迹》(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1994)等对东坡词此方面关注不足的缺憾。田安、萨梅伊、白睿伟也都在词学研究中尝试运用了一些跨学科的理论与概念, 比如田安强调的“ 场域” 、萨梅伊关注的“ 作者” 以及白睿伟所谓的“ 景观” 。之所以要将这几位学者放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都回归到了文学的语言结构与历史文化语境上来, 而不是走向这些的反面。

另一个方面, 就是试图消解语言结构与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这一取向有三个表征:一是强调文本的历史性。如孙承娟的《亡国之音:本事与宋人对李后主词的阐释》^[7], 关注的是宋人所撰的史书、笔记、诗话中关于李后主词的记载, 这些记载既借助李煜的词建构了李煜的传记, 同时又借助传记来对李煜词进行批评。此外, 孙承娟又开辟了一个角度, 她称之为南唐文化带给宋代士大夫的“ 迷思” , 即这些借用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对李煜进行的记载与评论暗中却隐藏着宋代士大夫独特的文化取向。孙承娟选择的这条研究进路很值得重视, 到目前为止, 它在北美汉学界接受度还很高, 尤其是针对宋人对唐代文化的历史重构以及这个重构过程对宋人自身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二是关注口头与表演本身的语境。这条路径并不是最近几年的新现象, 较早的如魏玛莎(Marsha L.Wagner)的《莲舟:唐代流行文化中的词之起源研究》(The Lotus Boat: The Origins of Chinese Tz'u Poetry in T'ang Popular Culture, 1984), 较近的如田安的《缔造选本》, 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但目前对口头诗学与表演理论的关注之目的却不是文化语境的还原, 而是替代传统实证性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 其实质则与文本的变异有关。“ 变异” 本是文献校勘的专门术语, 这在无论中西方都有悠久的传统。但目前对变异问题的关注又是与文化相关, 主要集中在早期和中世中国历史与文学的研究, 即通过竹简、碑刻、写本这些文物来挑战传世文本的权威性。不过, 这在北美学者的宋词研究中并没有实践, 他们更多是将“ 变异” 视为一种理论, 引入口头诗学与表演理论, 使后者可以有效地运用。如罗秉恕(Robert Ashmore)的《歌筵散后:晏几道的词学与高雅传统》^[8]以及瑞贝卡· 多兰(Rebecca Doran)的《“ 别是恼人情味” :类型学与柳永词的情感表达》^[9], 都是借助歌词表演这一理论上的预设^③(③罗秉恕对歌词表演过分重视, 这其实是一个理论预设, 而不是历史性质的描述。), 从而展开对歌词文本的意义重构, 这可以视为对传世的稳定文本形态的一种挑战。三是文本语句的独特理解方式, 可以说是一种源自文本意义的“ 误读原点” ^④(④这个概念是笔者提出的, 误读在西方学者解读中国文学中是屡见不鲜的, 但西方学者不是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即误读后就算了事, 而是进一步从误读这个原点出发, 借用现成的西方文学理论进行阐释, 或者由此生发出新的理论。)的“ 放慢理解” , 并在此过程中将研究对象转化为研究理论。如罗秉恕曾用很大篇幅讨论晏几道词对唐人诗歌的化用, 也就是宋词中的“ 檃栝入律” 现象。他举出晏几道的《临江仙》(东野亡来无丽句), 是对张籍的一首七言绝句(《赠王建》)的檃栝。张籍这首诗对三位朋友有不同称谓:将于鹄称为“ 于君” , 对孟郊称字为“ 东野” , 而对王建则在名字前加上“ 白头” 两字。这被罗氏认为是一种“ 称谓的行动” , 不同的称谓指向不同的行动, 如对“ 东野亡来箧笥贫” 一句, 罗秉恕说:“ 张籍说孟郊去世后‘ 箧笥贫’ 显得奇怪, 因为这个事件对张籍的诗稿没有任何安全性的影响。显然, 张籍隐含的意思是诗中所珍视的不是作为艺术品的文本, 而是作为一种持久友谊维持方式的诗歌赠答行为。” 虽然有些过分着实于“ 箧笥” 的表层含义, 但这个解读整体上没有偏离这句诗的意思。张籍说“ 东野亡后箧笥贫” , 是说无人可与之唱和, 所以晏几道的化用才会是“ 东野亡来无丽句” , 也就是罗秉恕所提取出来的“ 行动” 。“ 行动” 理论的提出过程是对诗歌语句细致而延迟的“ 放慢理解” 造成的:“ 箧笥” 首先被解释为贮存器, 然后再被解释为所贮存物的代指, 最后才被理解为诗歌唱和。类似的, 晏几道对张籍诗句“ 赖有白头王建在, 眼前犹见咏诗人” 的化用是截取每句后五字, 这是种一字不易的檃栝方式。在罗秉恕看来, 用于表演的宴会词会令原诗中的情感因为“ 王建” 是古人名字而不突显, 词中的“ 王建” 在宴会上指代一位朋友。显然, 我们上面描述的“ 行动” 理论的提出过程不仅是“ 细致” 更是“ 延迟” 的“ 放慢理解” 所造成的。

这种延迟性质的“ 放慢理解” 对研究者理论的运用以及最终的对历史语境的消解都非常关键, 也值得格外关注。以往我们笼统地把这种方式称为文本细读, 但实际上它与重视语言结构的“ 贴近理解” (close reading)非常不同。首先, 它不相信作者具备的“ 权威” , 也就是说它不会以探寻作者的原意为研究指归。其次, 对西方学者而言, 读解中国古代诗歌, 翻译是贯彻始终的, 这不仅是语言文字的对译, 还要进行文化的交互理解, 因而一定会出现文本意义的重组。再次, 由于历史文化的语境被替代以理论预设的语境, 文本细读所强调的韵律、风格、文本张力、意义模糊^①(①模糊(ambiguity)是燕卜荪在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等要素也就失去了背景与依据, 实际上这些反而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正要消解的对象。最后是借助“ 放慢理解” , 研究对象本身还会转变为研究理论的概括, 反过来又用于解释研究对象, 借以确立新的经典作品, 从而消解传统历史与文化批评所建立起来的经典。因此, 这种以“ 强势读者” 的姿态所展开的“ 放慢理解” , 以目前汉学研究的现状来看, 区别于西方文学研读过程中以“ 贴近理解” 为特征的文本细读。这条研究进路归结到一点就是:突出文本, 取消作者。他们所使用的方式则是“ 札束” 式^②(②“ 札束” (sheaf)是德里达提出的概念, 即将不同文本语词某一部分的相似性串联起来, 衍生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解。目前北美汉学家如宇文所安、王德威等都擅长运用这一方式。参见Derrida J.,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with additional notes by Bass A.,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3。)地选取相似的语句来作为分析的例证, 同时又用拼接文本的形式来展开论述, 并最终对经典作品与作家进行意义的再发现。不难发现, 今年面市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研究北宋词的专著《一歌而已:十一至十二世纪早期中国词学研究》^[10], 就是这条研究路径的一次较为集中的展示。

总的说来, 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 北美研究中国词学已经历经了足足半个世纪, 学者也不下三代。他们在词学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 从研究的问题、方法、理论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其自足而独立的性质。这倒不是说西方学者拒绝吸收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学术成果, 而是说这种独立研究系统的出现必然会蕴藏着产生多层次、多面向的成果的潜能。在北美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中就能够见到这样的趋势, 比如除上文举出的萨梅伊、白睿伟同师从于林顺夫之外, 罗秉恕、孙承娟与多兰则都是宇文所安的门生, 其取径的相类也就不是意外之事了。同时, 这个隐藏状态下的潜能能否转化为“ 显能” 并产生更多成果是有待时间来给出答案的。虽然突显文本的势头在当下更为明显, 包括注重还原语境与语言结构分析的学者也关注文本的历史化, 且西方学者又往往能够利用他们“ 放慢理解” 的方式来生成阐释的理论, 然而, 这个路径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 就像还原历史语境(其障碍往往是对文献与历史更深一步的研究)对西方学者来说还是存在困难一样, 被选择用于拼接的文本自身的复杂性并不是通过借助中国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以及对语言的“ 放慢理解” 就可以完全掌控的, 其结果有时会走向反面, 即掩盖了文本的复杂意义。对词学而言, 文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的背景意义很难通过口头诗学与表演理论消解; 即便是运用口头诗学与表演理论, 如果不能从音乐问题入手进行彻底的研究, 其最终的结果也必将是终隔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