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各大学的旁听生制度开始向外国人开放, 这为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在大学旁听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诸多便利。他们不少人留学北京, 因此北京各大学或多或少存有其旁听的记录(表2)。

表2

表2

表2 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在北京大学旁听者一览表(1930— 1936) 旁听年份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留学系别 北平通信处 1930 佐竹一三 男 28 广岛 国文系 前门内草帽胡同三号程宅 1931 佐竹一三 男 29 广岛 国文系 内六区二眼井胡同十一号 1933 武田熙 男 34 东京 国文系 日本使馆 1934 桂太郎 男 26 大阪 中国文学系 东城西堂子胡同中华公寓 1934 木村重充 男 27 山梨 中国文学系 东城西观音寺九一号占野宅 1934 目加田诚 男 31 山口 中国文学系 西四受壁胡同九号钱宅转 1934 武田熙 男 35 东京 中国文学系 日本使馆 1934 滨一卫 男 26 大阪 中国文学系 西城公共库八道湾十一号 1935 吉村五郎 男 25 佐贺 中国文学系 鼓楼东草厂五十六号 1935 武田熙 男 36 东京 中国文学系 南河沿京华公寓 1935 柄泽井 男 23 新潟 中国文学系 王府井大纱帽胡同尚贤公寓 1935 真武直 男 30 福冈 中国文学系 日本使馆转 1935 野口正之 男 31 群马 中国文学系 西总布胡同十五号 1935 滨一卫 男 27 大阪 中国文学系 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 1935 龟井基茂 男 23 神户 中国文学系 鼓楼东草厂五十六号 1935 高浦武夫 男 36 千叶 法律学系 东城麻线胡同二十七号二叶内 1936 神谷正男 男 28 爱知 哲学系 东城官帽胡同十四号 1936 野口正之 男 32 群马 哲学系 西总布胡同十五号 1936 永岛荣一郎 男 25 千叶 中国文学系 东单二条三十六号泽山宅 1936 柄泽井 男 24 新潟 中国文学系 南河沿京华饭店 1936 真武直 男 31 福冈 中国文学系 东城禄米仓十二号 1936 铃木正藏 男 26 东京 中国文学系 东单楼凰楼京津洋行内 旁听年份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留学系别 北平通信处 1936 满石荣藏 男 39 鹿儿岛 中国文学系 南河沿金华饭店 1936 龟井基茂 男 24 神户 政治学系 鼓楼东草厂五十六号 资料来源: 据北京大学档案室所藏1930— 1936年各年度《北京大学名册· 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一览》整理而成。

表2 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在北京大学旁听者一览表(1930— 1936)

由表2可知, 共有16人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文学系、哲学系等旁听, 占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总人数的18.2%。其中, 武田熙连续三年在国文系旁听, 佐竹一三、滨一卫、柄泽井、真武直、野口正之和龟井基茂6人连续两年旁听, 龟井基茂、野口正之还旁听了不同科系的课程。表2仅反映了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在北京大学旁听的情况。另外, 他们还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学院等处旁听, 如山室三良以特别研究生身份在清华大学旁听^① (①「2.北平図書館山室館長ノ意見 昭和十一年八月」, 『“ 北平近代科学図書館” 関係雑件 第一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6005200。), 满石荣藏在北平师范大学旁听^② (②「9.本邦人学生ノ“ 支那” 大学聴講者報告 昭和十五年二月」, 『在華本邦第三種補給生関係雑件 第一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30200。)。1937年2月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向外务大臣提交的《本邦人学生在中国各大学旁听者报告》记载道:

去年(1936年)9月新学期开始至年末, 经本馆斡旋, 本邦人学生以旁听生身份进入中国各大学学习者, 北京大学18名, 中国学院9名, 北平大学及师范大学各1名, 总计29名。其详细信息另附表格予以禀报。

北京大学18名:小岛太作、芝池靖夫、柴生田省三、平田正三、丸山乔、玉井三郎、满石荣藏、永岛荣一郎、铃木正藏、神谷正男、菱川八郎、山西忠雄、榊原正清、木村一男、五十烟幸晴、伊藤初太郎、滨田幸夫、李天章(台湾人)。

中国学院9名:小林幸三郎、河村义保、富永一雄、藤见楠尔、赤池义雄、山合一义、根本达夫、野口勇男、池田龙臣。

北平大学1名:绪形喜之助。

北平师范大学1名:满石荣藏(文学院教育系)。^③ (③同上。)

该报告显示, 1936年在北京大学旁听者18人, 其中永岛荣一郎、满石荣藏、铃木正藏、神谷正男4人即是表2中的普通补给生, 而表2中在1936年共有8名第三种普通补给生, 也就是说北京大学档案馆和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记载的人数和名单不一致, 为何会出现此种状况?其实, 野口正之、真武直、龟井基茂、柄泽井是1935年度的旁听生, 故该报告未将他们算作1936年度的旁听生。同时, 1936年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其他10人中, 芝池靖夫、丸山乔、柴生田省三、平田正三、菱川八郎、玉井三郎6人皆为外务省官吏生。可见第三种补给生在北京大学旁听的比例之高。从1936年度的旁听生情况来看, 北京大学仍是第三种补给生旁听学校的首选。此外, 该报告标注了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每周最多可以在不同科系旁听20个课时, 如果按一周5个工作日计算, 每天可以旁听4个课时, 事实上这与北京大学正式生的课时数已无多大差别。较为充足的课程学习对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学业精进和课题研究不无裨益。

除在大学旁听外,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与中国学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 这成为其留学生活的重要内容, 也是他们在中国从事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

1.周作人与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诸多交往

周作人作为北大文学院日本文学专业教授, 与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交往最为频繁, 滨一卫留学中国期间在周家寄宿达一年之久即可佐证。《周作人日记》中记录了他与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诸多交往:

一九三三年

九月九日 晴 晚饭来有藤塚、小竹、桥川、孟、钱、徐、杨、何共十人, 十时回家。^[2]487

九月十三日 晴 伏园来, 下午去。藤塚、桥川、小竹三君来访。^[2]488-489

九月十九日 晴 晚少雨 上午八时往北大, 十一时往东厂访藤塚、桥川、小竹三君, 午返。^[2]491

九月二十一日 晴 上午遣丰一送字及讲演一册与藤塚君, 晚藤塚、桥川、小竹招宴, 因受凉不适辞未去。^[2]492

九月二十四日 晴 桂太郎君以稻孙介绍来访。^[2]494

1933年拜访过周作人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有小竹武夫和桂太郎。小竹和文部省留华学生藤塚邻(1921— 1923年留学中国)、桥川时雄三人多次拜访周作人并有过一同聚会的经历。桂太郎留学北京之初即在钱稻孙的介绍下拜访了周作人, 而9月24日拜访周作人则是为了在北京大学旁听一事。

一九三四年

九月五日 阴 上午滨一卫君同舟冈并河二君来访。^[2]672

九月十四日 雷雨 晚阴 上午桂太郎君来访。^[2]676

九月十七日 晴 清水君同山室、善子女士来访。^[2]677

九月二十三日 晴 陶禄偕木村君来访。^[2]680

十二月一日 晴 下午滨君来, 宿丰一之西屋。^[2]717

十二月三十一日 收信:木村重充片(日语中指明信片、贺卡等邮件— — 笔者注)。^[2]732

1934年造访过周作人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有滨一卫、桂太郎、山室三良、木村重充。木村与周作人有过信件往来, 据12月31日的收信日期来看, 这极有可能是木村寄给周作人的新年贺卡或明信片; 滨一卫与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在日本已经相识且两人关系较为密切, 1934年12月滨一卫来华留学时入住周宅, 周丰一为其提供了很大帮助; 山室三良留学期间及结束后与周作人交往颇多, 尤其是他担任“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 馆长之后, 多次拜访周作人。

一九三九年

一月九日 晴 收信:炎秋、子秀、藤江、平白、滨一卫。

一月十日 晴 发信:滨君、纪生、《实报》。

四月七日 晴 山室送果子, 盖因结婚也。

五月二十五日 晴 上午往访稻孙, 午返。下午永岛来, 春苔夫人来。

八月二日 晴 下午平白、纪生、永岛同来。夜滨一卫君自日本来, 留住。

八月九日 晴 晚滨君索旧照片及友人书, 以平伯诗二、玄同札一赠之, 又予以所书《掷钵诗》一纸。

八月十日 晴 上午六时滨君出发归国。

十月五日 晴 下午又整理旧报, 得《春水》原稿, 拟订以赠滨君。

十一月十日 晴 收信:滨一卫。

十一月十八日 晴 下午入浴。小泽、酒井、河合、中村四人来访。

十一月二十日 晴 下午遣人取滨君寄小包来, 乃是照片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 晴 发信:滨一卫、耀辰。

十二月三十日 晴 下午启无来。永岛、安田、后藤来。安田赠ガスニノラ一匣。^[3]

2016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1期发表了周作人1939年的日记, 这为进一步了解周作人与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交往实态增添了新资料。1939年全面抗日战争日趋激烈, 周作人任教于伪北京大学。此时外务省并未停止派遣第三种普通补给生, 这些留学生依旧能与周作人等有生活和学问上的交集。当年与周作人交往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根据其留学结束与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已结束留学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 第二类是正在北京留学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第一类有滨一卫、山室三良、安田正明三人。山室、安田留学结束后任职于“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 , 山室于当年4月结婚, 安田准备结婚时正值元旦前夕, 他们曾分别拜访周作人并赠礼物。如上所述, 1934年12月滨一卫入住周宅, 此后在周家寄宿长达一年, 与周家人是老相识; 1936年留学结束后回国任教, 1939年他再度来北京时依旧像以前一样住在周家, 而且周作人与滨一卫之间有较为频繁的信件往来。第二类有永岛荣一郎、小泽文四郎、河合重正、酒井悌四人, 他们依次是1936— 1939年度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其中永岛因1938年担任陆军第九师团千田部队翻译而延期留学半年^① (①「4.永島榮一郎」, 『在華本邦第三種補給生関係雑件/補給実施関係 第九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39900。)。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许多大学的学者已迁至内陆或回乡躲避战乱, 因此1937年之后第三种普通补给生与中国学者交往的机会大大减少, 只能与周作人等留京学者继续来往。

除周作人日记外,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日记及其提交的留学报告中也不乏周作人与补给生之间交往的记录。1937年10月留学北京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竹内好在安顿好行囊后即拜访了周作人等中国学者。对此, 《竹内好日记》记载道:“ 十一月一日(周一) 早晨出门, 乘车先访周先生, 次访钱先生。” “ 十一月三日(周三)晴 午前在室。下午一时半, 乘车访周作人氏, 后赴燕京大学。” ^[4]173在两年的留学岁月中竹内好与周作人等学者交往颇多。宫岛贞亮在提交给外务省的《学事报告》中写道:“ 余与两类学者交游, 一是所谓的硕学鸿儒, 其他是少壮学者。瑞洵、杨钟义、傅增湘、王树楠等人属于前者, 陶希圣、谢国桢等人属于后者。我与后者中的钱稻孙、周作人等诸学者交游。” ^② (②「5.宮島貞亮(慶応義塾大学)」, 『在華本邦第三種補給生関係雑件/補給実施関係 第三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34900。)

2.杨树达与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交往记载

曾留学日本的杨树达于1926— 1937年担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 在此期间他与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有一定程度的交往, 其回忆录记载如下:

一九三三年

九月十五日。阅日本人松川朴平送到汉文学讲座第三卷《文典讲义》, 为林下隆之编著。^[5]74

一九三四年

十月三十日。日本人武田熙、泷泽俊亮来, 请余星期日讲授《说文》, 允之。^[5]89

十二月三十日。授日本人《说文》, 今迄业。受业者共十四人, 合摄一纪念影, 并宴余以志谢。^[5]92

一九三六年

十月三日。日本野口正之送其师石田羊一郎所著《老子说》来。^[5]122

一九三七年

三月十四日。日本安田正明来, 云曾读余《高等国文法》。^[5]130

三月廿八日。日本东方学会小竹武夫偕京城大学^① (①京城大学即京城帝国大学。)助教授本多龙成来。本多赠朝鲜苔纸信笺, 为余摄影而去。^[5]131

四月七日。饮席遇日本人永岛(荣)一郎, 为去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者。告余云, 帝大藤冈胜二博士授中国文法, 以《马氏文通》为教本, 而以余《文通刊误》及《高等国文法》辅之。日本真武直新从南方旅行北来, 曾至长沙。见告云:日本某医学博士近日曾撰一论文, 谓日本人血液种类与湖南人相类。此文曾译成中文, 遍布中国各日本领事馆。^[5]131

由上可知, 与杨树达交往过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有松川朴平、武田熙、野口正之、永岛荣一郎、真武直、小竹武夫。其中学术色彩较为浓厚的交往有二:其一是1936年10月3日野口将其师石田羊一郎所著的《老子说》送给杨树达; 其二是1937年3月28日小竹武夫与京城帝国大学助教授本多龙成一起拜访杨树达。此外, 武田熙、泷泽俊亮曾邀请杨树达在周日讲授《说文解字》, 杨树达曾与永岛在饮席上交流东京帝大教师使用中国语法教材的情况, 这些均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大学中文文法教学和研究的状况。

3.胡适与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交流点滴

胡适在其日记中简要记录了他与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交流点滴:

廿二, 三, 廿一(T.)^② (②指民国22年(1933)3月21日(周二)。) 日本法学博士泷川政次郎(中央大学教授)与日本早稻田讲师福井康顺来谈。泷川专治平安时代法律, 并治中国法律; 福井治中国思想史, 今日来谈《牟子理惑论》。^[6]193

廿三, 十, 十四^③ (③指民国23年(1934)10月14日。) 半农追悼会, 我与周岂明、钱玄同、魏建功有演说。有日本青年学者小川、山室、目加三人来谈。^[6]395

第一则日记记录胡适与日本学者泷川政次郎、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福井康顺进行了学术交谈。福井原为早稻田大学讲师, 这一年他正在北京留学, 他与胡适谈及《牟子理惑论》一书, 该书为中国最早的佛教论著, 是了解佛教传入中国及研究中国佛教产生、发展的重要文献。他们所谈话题与宗教相关, 这与福井留学期间的研究课题“ 道教研究(特别是道观及其祭祀活动)” 颇有关联, 可谓典型的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与切磋。第二则日记中, 上野育英会留华学生小川环树、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山室三良、文部省留华学生目加田诚三人一同拜访了胡适, 他们主要是为获得了在北京大学旁听的机会来向胡适表示感谢。可见,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拜访胡适或为课程学习, 或为学术研究之事。

4.顾颉刚与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交往实态

顾颉刚从1929年至“ 七七事变” 爆发前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此期间他与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有过短暂的交往并将其载于日记中:

一九三七年

四月十一号 日本汉学家小竹武夫、平冈武夫等六人来, 为予摄影。^[7]579

四月十号 星期六 日本人小竹等六人来参观, 至一时始出, 归饭。^[7]628

四月十二号 星期一 今午同席:起潜叔、苏炳琦、刘师义、予(以上客), 小竹武夫、桥川时雄、本多龙成、平冈武夫、名畑应顺、渡边幸三、市原亨吉(以上主)。^[7]629

四月二十号 星期二 今午同席:桥川时雄、本多龙成、小竹武夫、平冈武夫、煨莲、文如、希圣、钱稻孙、于思泊、于式玉、希白、八爱、小珊、鸿舜、洪都、佩韦、张孟劬、士嘉(以上客), 起潜叔、予(以上主)。^[7]633

顾颉刚在1937年4月与曾经留学北京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小竹武夫有过4次交流经历, 或在家中, 或在学校, 或在餐馆, 具体交流内容尚不知晓, 但于此可见其交流之频繁。不过, 小竹、平冈等人皆为汉学家, 与顾颉刚共同出现在酒席上的是钱稻孙、陶希圣、洪煨莲、于思泊、张孟劬等大学学者, 这可谓中日学者之间的交流与聚会, 由此不难想象当时的学术交流氛围。

总体而言, 20世纪30年代变幻莫测的中日关系和不稳定的国内局势, 尤其是“ 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侵略中国, 对近代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来往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不过, 在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斡旋下, 北平大兴学会成立, 该学会经常聘请北京各大学学者讲学、授课及演讲, 从而为第三种普通补给生与中国学者之间搭建了学术交流和互动的新平台。

1932年7月, 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矢野真致函日本外务大臣斋藤实(机密第三六二号), 信中写道:

前年文化事业部开始派遣到本地的补给生数量激增, 第二种四名、第三种二十五名, 共计二十九名之多。本馆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自不待言, 而且认为有必要针对这些学生的研究建立一个团体, 以实现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交流。本馆现正着手组织和成立大兴学会, 并让补给生起草学会会则。特此报告。^① (①「1.当地留学中ノ補給生ノ統制ニ関スル件 昭和七年七月」, 『北京大興学会関係雑件』,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50900。)

由此可知, 随着外务省补给生赴北京留学的人数不断增加, 日本驻华大使馆为促进补给生的学习和研究、实现补给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开始着手建立一个以外务省补给生为主体的组织— — 大兴学会。同月23日, 矢野向外务大臣提交了大兴学会名簿, 其会员包括寺田范三、法本义弘、松川朴平、滨正雄、福井康顺等16名第三种普通补给生, 他们占该学会总人数的48.5%^② (②「2.大興学会名簿 昭和七年七月」, 『北京大興学会関係雑件』,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51000。)。1934年4月, 大兴学会更名为北平大兴学会并制定了《北平大兴学会会则》^③ (③「3.北平大学会制及会員表送付ノ件 昭和九年九月」, 『北京大興学会関係雑件』,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51100。), 规定学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费及捐款。会员费每月银圆五十钱对于学会的运作可谓杯水车薪, 而该学会中赞助会员(指通过捐款给学会而获准加入学会的会员, 多为工商界人士)的捐款也不足以支撑整个学会的正常运作。因此, 学会认为有必要申请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经费。1935年1月, 该学会干事高浦武夫等人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提交了《北平大兴学会补助陈情书》, 其中指出:“ 1932年学会设立以来举行了外务省留学生研究课题成果报告、中国学者的演讲等富有成效的活动。但举办学术活动的经费除赞助会员的捐款外, 主要靠会员费来负担。以手头拮据的我等学生的经济能力终不能很好地实现预期之目的。对此种情况各同志甚感遗憾, 因此恳请贵部给予本会援助。” ^④ (④「4.北平大興学会経費補給 昭和十年六月」, 『北京大興学会関係雑件』,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51200。)陈情书中还详细列举了“ 本会紧要活动及其所需经费” , 并制作了“ 本年度招聘中国学者预定表” , 其内容如下:

本会紧要活动及其所需经费

一、中国学者招聘费:六百元(每月五十元)

理由:主要聘请居住在北平的中国学者举行与学术相关的演讲会、报告会, 以供会员听讲为主要目的。同时利用此机会保持与中国人的密切联系和交往, 以助力于将来中日两国间长久的文化合作与提携。

二、会报发行费:四百元(一次一百元, 一年四次)

理由:以会员间的相互研究及其研究成果的发表为主要目的, 谋求新旧会员间的互联互通、团结一致, 以形成奉献社会之气象。

本年度招聘中国学者预定表^① (①「4.北平大興学会経費補給 昭和十年六月」, 『北京大興学会関係雑件』,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51200。)

北京大学

胡适:关于诸子学; 周作人:关于最近中国文坛的情况; 刘文典:关于校勘学; 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研究; 程树德:中国法制研究; 钱玄同:古韵研究; 唐兰:关于殷墟书契

清华大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闻一多:《诗经》的最新研究; 杨树达:《说文》的最新研究

北平师范大学

黎锦熙:关于中国国语语法

燕京大学

容庚:卜辞所展现的古代文化

北平文理女子学院

范文澜:关于六朝文学

中国大学

吴承仕:关于三礼名物

北平大学

程光铭:最近中国审判实例

该学会认为, 聘请中国学者讲学不仅可以促进学术和研究的发展, 而且有助于第三种普通补给生与中国学界保持密切联系和交往, 更有利于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合作与长远发展。从上述预定表中可知, 1935年度该学会计划聘请当时北京各大学的著名教授及各领域的一流学者举行学术演讲会和报告会, 如此大规模地聘请中国学者讲学、做报告, 在近代日本人中国留学史上尚属首次。

对于陈情书, 外务省最终决定资助该学会500元, 经费由1935年度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事业费下设的留学生津贴细目支付^② (②同上。)。1935年6月该学会得到500元的资助后, 即着手聘请中国各大学学者的工作。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于1936年9月4日发给外务大臣的密信(机密第五八四号)显示:“ 1935年度(北平大兴学会)第一次招聘的学者为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 8月12日、14日、15日三天时间内, 每天两小时演讲《中国社会史概论》, 全体会员参加了课程学习, 讲课结束后师生间或质疑或应答, 场面甚为隆重, 补给生一同受益匪浅。(该学会)计划继续招聘各方面有权威之学者。” ^① (①「5.大興学会ノ“ 支那” 学者招聴講演会 自昭和十年九月」, 『北京大興学会関係雑件』,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51300。日本驻华大使馆每次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报告北平大兴学会聘请中国学者的情况时皆以“ 机密” 字样标注来往信件。)可见初次聘请中国学者讲学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年9月22日该学会举行了第二次演讲会, 聘请的是研究国语问题的权威、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黎锦熙, 他以自己所著的《国语运动史纲》为教材, 以《注音符号及国语统一问题》为题做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讲。经黎锦熙推荐, 该学会于同月24日、26日聘请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员兼中国辞典编纂处工作人员孙谓宜做了《根据国音对< 大学> 进行文本解读的研究》的报告, 大多数会员出席了讲习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② (②同上。)。同年10月24日该学会举行第四次演讲会, 聘请著名音韵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针对中国音韵学研究方法做了两个小时的报告, 前来听讲的人数与前三次演讲会一样多。同年12月19日该学会举行第五次演讲会, 聘请正在北平的鸟居龙藏博士发表与考古学、民俗学相关的演讲。1935年总共进行了上述五次演讲会, 这与高浦武夫等人制定的“ 本年度招聘中国学者预定表” 仍有一定差距, 于是1936年该学会继续聘请中国学者讲学, 为中日两国师生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1936年伊始, 学会于1月26日、2月2日举行了第六次演讲会, 聘请书法家张伯英进行书法学方面的演讲。同年2月23日、3月1日该学会第七次演讲会举行, 聘请清华大学教授杨树达做《关于< 说文> 形声字》的报告。杨树达报告结束不到一周, 学会又于3月7日举行了第八次演讲会, 聘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做《佛教思想对中国思想界产生的影响》的主题演讲^③ (③杨树达和胡适当时的讲义《关于< 说文> 形声字》《佛教思想对中国思想界产生的影响》均由北平大兴学会委员小川澄夫记录, 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可见, 1936年该学会聘请中国学者的频次明显增加。虽然学会在实际操作中未能聘请到“ 本年度招聘中国学者预定表” 中列举的所有在京学者, 但从实际举行的八次演讲会的情况来看, 所聘请到的北京各大学教授、学者均可谓“ 一时之选” , 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1936年2月5日该学会委员龟井基茂等人继续向外务省提交陈情书, 外务省也加大了资助力度, 即1936年资助额度增至1 500元, 其中学者招聘费1 300元, 会报出版费200元^④ (④「6.北平大興学会ニ対スル経費給与 昭和十一年」, 『北京大興学会関係雑件』,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51400。)。获得更多经费资助后, 该学会制定了1936年度聘请更多中国学者讲学的计划^⑤ (⑤同上。)。

综上所述,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通过北平大兴学会举办的演讲会、报告会能近距离地与中国学者展开学术交流和对话, 这说明“ 七七事变” 爆发前第三种普通补给生不仅能在北京各大学旁听, 而且能享受中国各大学著名学者为他们单独开设的学术盛宴, 这确实堪称中国学者与近代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交流高潮的具体体现。令人遗憾的是此种交流因日本侵华而未能持续下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罗常培、黎锦熙等学者均迁往南方地区, 1937年底,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已停课并成为日军的兵舍^⑥ (⑥「1.“ 北支那” 方面ニ於ケル文教思想工作 分割2」, 『本邦人“ 満支” 視察旅行関係雑件/補助実施関係 第十七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714400。), 因此北平大兴学会能聘请到的学者骤减, 中日两国间的学术交流随之陷入低谷。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在中国的各类旅行也是其留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享有外务省专门的旅费资助, 有的人还接受其指派的特殊任务, 因而这种旅行有时间长、距离远、资助高、保密性强等特点。

1.福井康顺的学术研究之旅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福井康顺于1933年8月1日至29日在山西、河北两省进行了长途旅行。与福井一同旅行的有同为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小竹武夫、大谷湖峰、浦野匡彦、山田文英以及外务省原田翻译官、小池书记。福井等人的旅行线路大致为:北平→ 太原→ 大同→ 雁门关→ 忻州→ 五台山→ 正定→ 北平^[8]459-463。在29天的行程中, 福井参观最多的是道观、寺庙、石窟等与宗教相关的古迹, 福井留学中国期间所研究的课题主要与中国宗教相关, 由此可知这是他为课题研究而从事的实地调查。他与文部省、东亚考古学会等机构派遣来华的学术型留华学生的旅行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 即为了学术研究和课题任务, 通过旅行的方式, 或实地调查, 或现场发掘, 或拜访学者。进而言之, 福井的山西、河北之行仅反映了其实地调查的一个侧面, 他还对北京城内和郊区、热河、山东、江西、上海、江苏、浙江的寺观及陵墓等文物古迹进行过实地调查。福井留学结束后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交了极为详细的调查报告, 1934年8月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将福井在中国留学期间完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关于中国寺观的现状》为题刊行出版^① (①『“ 支那” 寺観の現状に就て 福井康順/1934年』,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10070615000。)。该报告计50页, 分为“ 序言” “ 北部的现状” “ 南部的现状” “ 要略” 4个部分。其中“ 北部的现状” 细分为北平、房山、正定、山东、山西5节内容, “ 南方的现状” 细分为长江流域各地(武汉三镇、庐山、南京、扬州、苏州、上海)和浙江北部(杭州、绍兴、宁波)2节内容, 可见福井对中国南北方寺观的实地调查极为细致且较系统。需要指出的是, 此种实地调查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也不乏军事价值, 因为寺观的具体地理方位、分布情况等信息极易成为战时的地理坐标和参照物。外务省在战时为了配合日军的各类侵略行动, 常将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学期间的各种旅行报告和研究报告交由军部, 这无疑可转化成为重要的军事情报。虽不能说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调查研究直接服务于战争, 但此类实地调查报告在客观上可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参考。

2.野口正之的文化体验之旅

1936年,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野口正之进行了一次为期44天的旅行。当年3月野口向外务省提交了《研究旅费申请书》, 申请包括住宿费、交通费、杂费在内的700元旅费。外务省批准了他的旅行申请并给予350元资助。野口预定的旅行目的地为安阳、郑州、洛阳、潼关、西安、咸阳、开封、汉口、武昌、汉阳、岳阳、长沙、大冶、九江、南昌、庐山、南京、镇江、苏州、上海、杭州、青岛、济南、曲阜、天津^② (②「1.第三種補給生 野口正之 分割2」, 『在華本邦第三種補給生関係雑件/補給実施関係 第一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33200。)。但在实地旅行中因计划所到之地过多、旅费不足而不得不取消赴大冶、南昌、杭州和天津的计划^③ (③「1.第三種補給生 野口正之 分割1」, 『在華本邦第三種補給生関係雑件/補給実施関係 第一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33200。)。随同野口旅行的有满石荣藏、真武直、安田正明、野村瑞峰、柄泽井等第三种普通补给生。野口正之等人在安阳参观了天宁寺、韩文庙、魏徵故居、殷墟小屯村, 在郑州参观了子产祠、开元寺, 在开封游览了中山公园、博物馆、河南大学, 在洛阳游览了龙门石窟、白马寺并到河洛图书馆观摩善本, 到西安后他们依次探访了唐开元寺、城隍庙、喇嘛寺、未央宫遗址、青龙寺、大雁塔等名胜古迹。此后, 野口等人抵达武汉参观, 并由武汉乘船沿长江而下, 到达九江, 登临庐山。又在南京驻足数日, 参拜明孝陵、中山陵, 游览莫愁湖、清凉山、栖霞寺, 并走访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继而, 野口等人又先后到苏州、上海、青岛、济南、曲阜、泰安等地旅游, 或参观苏州园林, 或造访上海内山书店, 或游览青岛旭山炮台, 或瞻仰曲阜孔庙, 或攀登泰山。野口等人44天的旅行行程达数千公里, 足迹遍布中原、西北、中南、苏南、华北地区, 可谓名实相符的“ 大旅行” 。旅行中他们得到了日本当地领事馆工作人员及其他日本人的多方关照。野口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旅行主要是为了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这对其开展名为“ 东洋伦理研究” 的课题研究也颇有裨益。

3.宫岛贞亮的“ 满洲” 文化考察之旅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宫岛贞亮于1935年10月向外务省提交了《旅行许可及旅费资助申请书》和《“ 满洲及中国” 旅行预定书》, 其中《“ 满洲及中国” 旅行预定书》的内容如下:

一、旅行范围:“ 满洲及中国” 。

二、旅行目的:考察各地史迹及图书馆、博物馆等主要文化机构。

三、旅行日期:1935年11月1日至12月10日。

四、旅费:420元。

五、旅行线路:(1)北平→ 天津→ 山海关→ 奉天→ “ 新京” → 哈尔滨→ 大连→ 旅顺; (2)大连→ 青岛→ 济南→ 曲阜→ 泰安→ 上海→ 杭州→ 苏州→ 南京→ 九江→ 汉口→ 河南→ 石家庄→ 太原→ 大同→ 张家口→ 北平。^① (①「5.宮島貞亮(慶応義塾大学)」, 『在華本邦第三種補給生関係雑件/補給実施関係 第三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34900。)

对此, 外务省致函(机密第九八九号)宫岛毕业学校— — 庆应义塾大学的校长, 告之批准宫岛的旅行申请并给予400元旅费资助, 同时要求宫岛旅行结束后向外务省提交详细的旅行报告书。但宫岛只按预定计划中的“ 旅行线路(1)” 到东北地区考察而未前往其他地区旅行, 其原因是“ 1935年10月被北平大兴学会选为干事, 每日忙于杂事而没有完成(预定旅行)的时间” ^② (同上。)。他忙里抽闲于1936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对东北地区进行了为时三周的“ 满洲” 文化考察之旅。在此期间, 他参观了旅顺博物馆、大连“ 满铁” 图书馆, 走访了“ 国立博物馆” “ 国立图书馆” 和省立博物馆, 抵达“ 新京” 长春后拜访了伪日满文化协会常务主事杉村勇造, 并阅览了该协会出版刊行的《清朝实录》和《纂组英华》。此外他还探访了望海埚城址等古迹。考察旅行结束后, 宫岛于1936年3月向外务省提交了《“ 满洲” 旅行报告》, 记叙了他在大连、奉天、长春旅行期间的见闻, 并积极响应日本政府对华侵略殖民政策。报告的结语部分写道:“ 充实‘ 满洲’ 文化机构的内容有重要之意义, 同时这也是‘ 日满两国’ 人民的责任和义务。最后祝愿‘ 满洲’ 文化机构沐浴在‘ 王道满洲’ 的慈光之中, 使它成为反映悠久传统、东洋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③ (同上。)宫岛将“ 满洲” 称为“ 王道乐土” , 显然是为日本“ 满洲” 傀儡政权歌功颂德, 同时从所谓“ 日满两国” 等表述中可见其对分裂中国的高度认同。

除福井、野口、宫岛三人外, 其他第三种普通补给生一般都有机会获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旅费资助^④ (④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在华本邦第三种补给生关系杂件/补给实施关系》(第一至第十五卷)中有诸多关于第三种普通补给生赴中国各地旅行的记载, 外务省会根据具体情况下拨数额不等的旅行经费。), 所以各类旅行活动遂成为他们留学中国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人数较多, 性情不一, 加之20世纪30年代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 他们除了在大学旁听、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外出旅行之外, 也从事了某些属于个人隐私或军事机密的活动。例如,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竹内好于1937年下半年开始留学北京, 其日记中保留了以下记录:

一九三七年^① (①竹内好1937年11月18日至12月9日的日记用中文书写, 其他均用日文书写。)

十一月二十九日(周一)拜访长野先生, 一同到颐和园饮酒, 再到电报饭店喝啤酒。(晚)十点半左右到前门外韩家潭的春艳院里游逛一次。姑娘说我的牙有前门, 说着哈哈地笑。很可笑的。(凌晨)一点回家。^[4]183

十二月八日(周三)回家时拉车的拉到板桥胡同十六号, 姑娘名叫艳(原文此处少一字— — 笔者注)。(凌晨)一点回家。^[4]185

十二月十日(周五)十一时左右乘车到前门外韩家潭东口的满春院, (这里的)姑娘不好。在伊能君的引导下, 不一会儿一个人去了春艳院, (接待我的)姑娘名叫笑月(此前接待过我和长野君)。还是和往常一样, 她剥瓜子儿给我吃。不久, 隔壁房间来了客人, 好像有两位姑娘在陪着日本人。(笑月)多次劝我在这里过夜, 但我没兴趣想回去。(凌晨)两点回家。^[4]186

“ 七七事变” 爆发后, 部分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直接参加了日本的对华军事活动, 永岛荣一郎、山本正一、今井明保、内田新也四人即在留学北京期间参加日军, 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参与者。永岛留学期间正值“ 七七事变” 爆发前后, 这为他服务日军提供了机会。他积极参军入伍且在侵华战争表现“ 突出” , 1937年10月日军向永岛颁发了所谓《功绩认定书》, 以示“ 嘉奖” :

功绩认定书^② (②「2.在“ 支” 第三種補給生満了後ノ活動状況調査 昭和十三年」, 『在華本邦第三種補給生関係雑件 第二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31500。)

从军外务省补给留学生 永岛荣一郎

鉴于最近之时局, 永岛荣一郎从多数外务省补给留学生中脱颖而出, 志愿充当军事翻译。从8月23日至9月初本司令部准备对保定实施第一期攻势, 在此之际, 永岛跟随司令部在良乡地区不分昼夜准备军需物资, 同时继续参加追击战, 其健康之躯战无不胜, 与司令部共同行动, 勤劳刻苦, 积极为兵站业务效劳。随着战局暂告一段落, 9月30日令其退伍静养。因功绩显著认定其勋功乙等。

昭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乙集团第一兵站部司令官陆军步兵大佐 千田伣次郎(印)

1936年度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山本正一在日本全面侵华期间参加日军并担任中文翻译。在军中担任数月翻译后, 山本回到北京继续从事原定计划的课题研究。1939年正在留学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今井明保应召入伍, 由此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侵华军旅生活。入伍之初, 今井被陆军派遣到驻扎在长江沿岸安徽铜陵县的11中队, 夜以继日地挖战壕、开山洞, 构筑防御阵地^[9]15-17。此外, 随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战线的扩大, 日军开始出现兵源不足的情况, 1940年6月20日赴中国留学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内田新也留学不到半年即被征召回国, 并于同年12月编入水户联队^③ (③「8.内田新也」, 『在華本邦第三種補給生関係雑件/補給実施関係 第十五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45500。)。

学术型留华学生留学期间的生活和从事过的各种活动均能在他们提交的各类报告中得到体现, 如研究报告、旅行报告、调查报告、留学报告等。各派遣部门和机构对报告的提交有不同的要求, 如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要求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旅行结束后提交旅行报告、留学结束回国后提交留学报告。同时, 他们留学结束后从事某一项调查和研究工作, 依旧要向上级部门提交相关的报告。因此, 各种报告遂成为他们留学期间或留学结束后所作所为的重要记载。

如前所述, 福井康顺、野口正之等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学期间均有旅行的经历, 结束后都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交了详略不一的旅行报告。其实, 旅行报告客观上成为近代日本政府的有效情报, 被日本侵华利用。外务省在1930年后为了配合日本军方的各类行动, 将各种旅行报告和研究报告交给军部, 这些无疑可转化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如果说各种旅行报告和研究报告在对华侵略的作用上表现得不够明显, 那么他们部分人留学结束后提交的调查报告则明显服务于日本对华侵略。外务省1931年度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滨正雄留学结束后先后任职于“ 满铁” 华北天津事务所、“ 满铁” 总裁室东亚科、总力战研究所。1935年滨正雄对山东的纺织业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同年向“ 满铁” 提交调查报告。翌年3月该报告以《山东纺织业的概况》^[11]为题出版, 并收录在《“ 满铁” 天津事务所调查科华北经济资料第十二辑》。报告介绍了山东纺织业的沿革、现状以及棉花的供需关系和纺织品的销路等内容, 书末附有《山东棉花改良协会规约》。除滨正雄执笔的《山东纺织业的概况》(第十二辑)之外, 其他调查报告(第一至十四辑)还有《华北财政概说》《山西省河川测量报告书》《山东的畜牛》等。

1936年4— 5月滨正雄等“ 满铁” 职员在北京密云县及香河县农村进行实地调查, 与之前一样在调查结束后向“ 满铁” 提交了调查报告, 并以《密云县小营村、香河县后延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为题出版刊行。该调查报告的凡例写道:“ 本调查由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于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进行。调查负责者(密云县):科员千田英二。调查负责者(香河县):北平事务所滨正雄。” ^[12]凡例该调查报告内容涉及密云县和香河县的位置、地势、面积、人口、交通、财政、产业、灌溉、教育、行政等各方面, 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 从凡例中可以看到该调查与日本陆军侵华有密切联系, 加之“ 满铁” 是近代日本在华经济掠夺的主要殖民机构, 再结合当时北京的局势(1936年6月发生在北京的“ 丰台事件” , 离调查结束仅1个月), 不难判断, 滨正雄等人的调查活动是为日本全面侵华服务的。同时, 1934年度第三种普通补给生高冈英夫留学结束后即任职于“ 满铁” 华北事务局调查室, 与滨正雄一样在华北地区从事调查研究工作, 1936年12月“ 满铁” 天津事务所调查科刊行了高冈英夫等人的调查成果《蓟县纪各庄及平谷县夏各庄、小辛寨、胡庄农村实态调查报告》。除滨正雄和高冈英夫外, 还有铃木辰雄、山上金男、大上末广、铃江言一等人都曾任职于“ 满铁” , 其中的铃木辰雄毕业于农学专业, 任职“ 满铁” 期间多次对东北及华北各地进行农事调查活动, 并提交《热河资源调查报告》等, 不遗余力为日本侵华服务。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不仅向日本政府各部门提交各类调查报告, 而且在战争时期通过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方式充当对华侵略的宣传者和帮凶。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之后重庆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城市, “ 重庆大轰炸” 即是日军对华军事侵略的罪证。1940年外务省在华特别研究员杉本忠在《史学》杂志发表《关于明代初年的重庆攻略战》, 介绍元末明初朱元璋攻打重庆的具体攻略, 杉本忠的初衷是以史为鉴, 为日军攻打重庆提供历史上的参考材料。杉本忠在文中写道:“ 当时明太祖以今天的南京为首都, 已经将元室驱逐到今天北京以外的朔北之地, 华中华北已属于其势力范围。当时朱元璋主要与重庆的地方政权作战, 他以湖南湖北地区为前进的基地, 沿长江逆流而上展开作战。这让人想到不少今天的局势(指重庆成为日军进攻的对象, 国民政府军与日军作战— — 笔者注)。不论现在南方战线的战斗如何残酷, 都必须讨伐东亚的公敌、英美的傀儡— — 重庆政权, 而且必须以武力进行攻破!本人此篇拙文的目的在于究明过去不为人知晓的作战实例— — 重庆攻略战。虽说当下与过去在武器、战术及其他方面有明显差异, 但本文只想在我国民中间确立攻占重庆必胜之信念……” ^[13]128由此可见, 杉本忠利用《史学》杂志积极为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做宣传, 旨在使日本国民心中树立起日军必定能攻克重庆的信念。

日本全面侵华时期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石井文雄在《东亚论丛》发表《对东亚文化工作的诸问题》一文, 该文涉及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对华教育、宗教、文艺、日语、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 极力在文化各领域为日本的侵华活动摇旗呐喊。在“ 思想对策的必要” 一节中石井写道:“ 以此次事变(指‘ 七七事变’ — — 笔者注)为契机, 为了实现兴亚事业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必须认识到思想对策肩负着最为紧要、最为根本的使命。第一, 兴亚思想的构建、宣传及贯彻; 第二, 防共思想的贯彻; 第三, 抗日思想的抨击。” ^[14]47在“ 结语” 部分石井有以下论述:“ 上文对与东亚新秩序的建立和东亚共荣圈的确立有关的各种文化对策进行了概述, 为了建设新东亚不能无视最为根本且最为重要的文化问题。因为新东亚的建设是兴亚的百年大计, 是恒久之事业, 考虑到其拥有精神的、和平的、永久的、理想的性质和使命, 因此特别强调文化各项对策的确立和实施是最为紧要、不可或缺之事。” ^[14]53

同时, 个人专著的出版成为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服务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另一重要途径。外务省1937年度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岩村成正所著的《华北中共的现状》一书于1943年出版。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组织、政策及在华北地区的政治工作。该书在序言中写道:“ 本文追溯事变(指‘ 七七事变’ — — 笔者注)前中国共产党的动向, 论述了不久前中共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问题及其政治攻势的本意。作为大东亚战争后勤基地的华北地区其重要性日益增强。正因为如此, 华北地区的政治建设乃当务之急。在该地区的政治建设中, 不能将中共的对策置之度外。最近频繁传来中共在华北地区开展政治攻势的消息。故此, 须把握中共的最近动向并伺机采取对策。本文执笔者岩村成正。” ^{[15]序, 1}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政治建设活动日渐活跃, 而日本则在该地区与中共展开角逐, 由此岩村成正一书便应运而生并成为对日本侵华极具参考价值的资料。

不仅在政治方面, 而且在金融领域, 学术型留华学生也有为侵华服务的著作出笼。1931年度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山上金男根据日本侵华的现实需要, 于1938年出版《浙江财阀论— — 对其基本的考察》一书。该书自序写道:“ 1938年1月帝国政府发表‘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时, 蒋介石政权主要由以下三大支柱(基础)构成, 即国民党组织、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核心的青年官僚群体和浙江财阀。因此, 要知晓蒋介石政权的真相必须正视三者的现实情况……中国的问题已经发展到第二期(指蒋介石将军事作战中心迁至武汉时期— — 笔者注), 这是逃离至汉口的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帝国、新生亲日政权之间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阶段。在此之际, 我们在关注急剧变化的实际情况时, 有必要冷静地回顾过去中国的现代化和旧南京政权的统一过程, 特别是需要回顾浙江财阀的作用及其地位。今日之问题已聚焦在早日建设新中国……本书以蒋介石政权中的一个基础为着眼点, 就浙江财阀做概况性的考察。虽然内容已经发表在《上海‘ 满铁’ 季刊》,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 在言及浙江财阀的行为之际, 本人将其修改后付梓。” ^{[16]自序, 1-2}可以了解到, 山上建议日本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做斗争不仅要立足当下的实际情况, 而且还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国民政府, 并对其有较为深入透彻的了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在亚洲地区的侵略范围逐步扩大, 而对当地人民特别是中国人的殖民教育遂成为棘手问题。其中日语的推广即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殖民教育的一个缩影, 而日语的学习离不开教材和专著的编写及出版。外务省1934年度第三种普通补给生野村瑞峰留学结束后任职于驹泽大学。1942年财团法人启明会出版野村瑞峰编著的《对汉语国民的日本语教育》一书。启明会常务理事鹤见左吉雄毫不隐讳地在序言中写道:“ 伴随着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不断推进, 在相关各国(指被日本直接占领或间接统治的国家— — 笔者注)普及日语是极为重要之事, 而首先对汉语国民进行日语教育非常关键。因此, 本会将本书的著述委托给造诣高深且有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野村瑞峰氏。” ^{[17]序, 1}书中野村瑞峰将“ 汉语国民” 限定在“ 大东亚共荣圈” ^① (①“ 大东亚共荣圈” 的范围包括东亚、俄罗斯远东地区、东南亚、南亚及大洋洲等广阔区域。), 包括圈内说汉语的中国国民、华侨和华人。野村在第一章序中称:“ 通过日语使其(指说汉语的国民— — 笔者注)了解日本的文化, 感受日本的精神, 理解日本国民性中的优点。当然, 还要使其知晓大东亚共荣的理想。正是有基于此, 日语的教学才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 ^[17]6联系当时日本对外军事侵略的现实背景, 这里所谓“ 国家层面的意义” 就是指通过日语教学来为日本帝国主义提倡的“ 大东亚共荣圈” 建设服务, 进而为日本的对外殖民侵略服务。与野村瑞峰类似的著作还有外务省1936年度第三种普通补给生铃木正藏于1943年出版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日语教学》。日本全面侵华时期, 第三种普通补给生著书立说直接服务于日本的对外侵略并非个案, 而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如藤泽亲雄编著的《法西斯的理念与日伊的政治提携》^② (②“ 日伊” 指日本与意大利。)、《与统治中国相关的论丛》, 法本义弘所著的《中国记录》等均属此类读物。

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学结束后, 其就职范围主要是文化和教育领域。其中不少人回国任职于日本各高等教育机构, 如法本义弘担任大东文化学院及中央大学讲师, 福井康顺担任早稻田大学助教授, 野村瑞峰担任驹泽大学讲师^① (①「2.在“ 支” 第三種補給生満了後ノ活動状況調査 昭和十三年」, 『在華本邦第三種補給生関係雑件 第二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5631500。), 等等。同时, 部分人员任职于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各大学。1937年底, 日本负责对华文化事业的各部门着手恢复北京地区受战争影响的高等教育, 它们不仅聘请中国人担任大学教师, 而且派遣众多日籍教师渗透到各大学, 以“ 中日提携” 之名行文化侵略之实, 妄图在文化、教育领域配合日本实施占领中国的既定国策。号称“ 中国通” 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即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成为中国大学日籍教师的重要来源。以伪北京大学为例, 诚如有中国学者所指出的:“ 总体看来, 来自留守在北平的原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等校的教授, 构成伪北大教授阵营的大多数。同时日本军方通过兴亚院也安插了不少日籍教授加入到伪北大教师阵营中来。” ^[18]55据现存档案记载, 在伪北京大学任职的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有农学院专任讲师大中臣信令和原田正巳、法学院讲师池田末利、文学院副教授安田正明、工学院讲师柄泽井^② (②『“ 支那” 中央政況関係雑纂/官吏任免関係/日系官吏職員調査表 第一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2031705600。)。其他北京的高等院校也不乏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身影, 如任职于伪北平师范大学的有日文系讲师酒井悌、史学系教授兼嘱托(非正式工作人员担任的一种职务)真武直。此外, 森忠清任职于伪国立新民学院, 担任副教授及该学院图书馆科长; 石塚太喜治担任伪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藤泽亲雄任职于伪燕京大学。除华北地区外, 华东、东北地区某些大学中也有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的存在, 如伪满洲建国大学助教授佐藤清太。在中等教育机构中同样不乏日籍教师, 如松川朴平担任伪满洲国“ 新京” 中学教员。

文化设施是近代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及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图书馆则为文化设施的核心。1936年12月, 外务省在北京设立“ 近代科学图书馆” , 其筹备者和馆长山室三良、馆员安田正明和柄泽井等即为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正如有日本专家所指出的:“ 关于该图书馆的设立, 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是利用其对华文化工作来服务于日本的华北占领政策。” ^[19]154该图书馆于1938年9月27日晚发生中国人纵火事件,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在沦陷区的文化殖民事业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憎恨和反抗。图书馆在提供图书服务的同时, 还在馆内以北京市民为对象开设日语讲习班, 对沦陷区的人民实施奴化教育。事实上, 仅靠军事实力并不能完全占领和征服某一国家或地区, 需要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施加文化的力量, 而语言则是文化的重要表征和载体, 因而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来宣传日本的文化及其精神, 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辅助方式。有鉴于此, 在山室馆长的斡旋下, 图书馆聘请日本讲师对北京市民进行日语教学, 而日本讲师多由第三种普通补给生担任, 如竹内好、永岛荣一郎、满石荣藏、安田正明均担任过日语讲习班的讲师。在第二期日语讲习班中, 永岛在中级班和初级1班开设“ 会话” 课, 竹内好在初级2班、3班主讲“ 会话” 课; 在第五期日语讲习班中, 安田在每周二、五担任“ 讲读” 课讲师, 满石在每周二、三、五担任“ 会话” 课讲师^③ (③「15.日語学校第五期開講状況 昭和十四年一月」, 『“ 北平近代科学図書館” 関係雑件 第四巻』,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5016011600。)。总之, 日本占领北京期间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积极从事沦陷区的日语教学工作, 以配合日本对华北的占领。

此外, 也有部分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学结束后供职于政治、经济、外交机构及部门。如滨正雄、高冈英夫、山上金男、大上末广、铃江言一等人留学结束后曾供职于“ 满铁” , 直接参与对华经济调查与掠夺活动。在政治和外交领域, 他们或供职于伪满洲国政府及日本驻中国各地的使领馆, 或担任兴亚院、大东亚省等对华殖民机构中的官吏和职员, 如伪满洲国“ 产业部” 农务司农产科职员铃木辰雄、伪满洲国“ 外交部” 和“ 经济部” 官员浦野匡彦、兴亚院职员幸田武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经济部职员工藤幸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