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既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也是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误读和误解、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

首先,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提升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增强国家软实力极其重要。民主国际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抢夺的重要阵地, 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下, 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并存的趋势决定了意识形态斗争具有持久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往往通过掌握民主国际话语权来压制中国, 以期增强自己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 实现世界话语霸权。他们把自由民主标榜为民主楷模, 认为只有自由民主才是政治文明的体现, 如美国当代民主理论家乔万尼· 萨托利认为“ 摒弃了自由主义的民主, 真正能看到的不过是‘ 民主’ 这个字眼, 也就是用作修辞手段的民主” , “ 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 民主也就死了” ^[1]429。而且, 自“ 冷战” 结束以来, 以民主为内容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但没有减弱, 反而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美国历届政府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其民主输出战略的同时, 也加强了对民主的话语包装, 尤其是突出其中所谓人权、自由、平等等的价值内涵, 以“ 普世价值” 的面目在国际舆论中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止国家政权颠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此外, 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 以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等为内容的软实力较量也不容忽视。民主既是意识形态之争的表现, 也是人类追求的政治价值观,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提升也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要求。

其次,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提升也有利于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误解和误读, 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国际话语权。当前, 西方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充斥在中国协商民主的学术活动中, 国内不少学者对中国式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话语地位存在误解、误读。20世纪80年代, 作为对自由民主反思的结果, 协商民主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并逐渐流行。“ 协商民主” 这一概念传入中国, 则是在2001年哈贝马斯来华讲学期间谈到的“ 民主的三种范式” 。最初我国学术界对被译为“ 审议民主” 的“ deliberate democracy” 一词关注甚少, 直到该词被翻译为“ 协商民主” , 国内学者才发现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同样存在着广泛的协商因素, 这种形式上的耦合使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著作和论文, 包括“ 协商民主译丛” 的出版。受此影响, 学界对我国协商民主实践的理论研究大多以西方协商民主话语为参照, 缺少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独特内涵的阐释, 也没有充分挖掘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内生动力。这种状况虽然在中共十八大后有所改观, 而就目前来看, 学界还存在着对协商民主的误读倾向, 主要表现为“ 形式说” “ 政协说” “ 替代说” “ 西方说” ^①(① 参见宋雄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价值、要素和构成体系》, 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第118-124页。)。西方一些学者更是直接把中国式协商民主等同于“ 威权审议” “ 专制审议” 。在这种话语语境下, 通过确立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来破除当前的现实话语困境、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国际话语权地位, 就显得极为重要。

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也将是对世界民主理论的重要贡献。

首先,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提升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领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从思想的物质性和阶级性出发, 揭示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2]178, 这种服务于特定阶级的统治思想总是要以普遍利益的代表自居。资产阶级所永恒化的自由、平等、博爱观是意识形态抽象化、普遍化的结果, 这种“ 虚假的意识形态” 背后隐藏着极大的欺骗性, 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广泛利益的真正代表, 在取得政权和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中, 首要任务就是“ 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 完成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列宁在进行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强调,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3]327,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3]326。毛泽东更是直接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4]435。进入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 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5], 将意识形态问题提高到新的认识水平。应当说,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提升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为指导的必然要求, 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连贯性, 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民主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民主模式能否在国际民主话语权的争夺中取得相应地位, 从而赢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广阔空间, 并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供新的话语材料。

其次,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提升也有利于对世界民主理论做出重要贡献。在当前的世界民主体系中, 西方现代民主理论占据着民主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奥地利学者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对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民主观做出了经典表述:“ 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安排中, 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6]395从这种理论出发, 民主的实质仅关乎“ 选举” , 权衡民主国家的唯一标尺是竞争性选举是否存在, 选举民主因此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民主模式。但问题在于, 将民主与选举简单等同是精英主义的思维表现, 民主真义即“ 人民主权” 的缺失反映出对民主理解存在极大偏颇。就民主政治来说, 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 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有充分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等更能体现民主的核心价值。尽管西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把协商讨论当作对选举投票的替代, 但西方协商民主大多停留在学理层面, 没有形成实际连贯有效的运行体系。反观中国, 中国式协商民主镶嵌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全过程, 它一开始就具有现实性的特征, 不仅广泛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层次、各方面, 还以人民政协这一重要渠道和专门的协商机构为依托。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广泛实践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探索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7]可见, 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实践优势赋予其在世界民主体系中的话语优势。确立并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 将为各国的民主政治实践提供借鉴, 也能为丰富和发展世界民主理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走向更高阶段做出独特贡献。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提升不仅能为新时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个自信” 提供重要支撑, 也将是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重要表现。

首先,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提升有利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个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们必须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立并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个自信” 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底气。具体来看, 第一, 中国式协商民主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路。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竞合统一的民主模式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有效行使民主权利。人民当家做主为坚定道路自信提供了根本前提与基础。第二, 中国式协商民主坚持以马克思民主理论、政党理论、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 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是坚定理论自信的重要来源。第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 将协商的理念与机制贯穿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各方面和方针政策的全过程, 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创新, 确立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重要支持。第四, 中国式协商民主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的“ 和合” 理念、民本思想、言官制度是协商文化最初的历史土壤, 蕴含着朴素的协商民主思想, 近代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影响了党的协商政治实践。确立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合理内核。总之, 中国式协商民主与坚定“ 四个自信” 的内在契合使二者呈现一种辩证关系, 即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权既是坚定“ 四个自信” 的内在要求, 又能为坚定“ 四个自信” 提供动力和支撑。

其次,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提升有利于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 这一概念最早由勃兰特提出, 旨在实现国际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纵观当今世界,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 新一轮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浪潮愈演愈烈, 网络、生态、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难题威胁人类生存。面对全球性危机,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处于乏力、崩溃的状态, 国际社会需要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诉求不断增长。在全球治理转向中, 中国提供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好评, 其实质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理念在国际层面的延伸运用。中国式协商民主秉持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原则, 主张国际社会各协商主体在平等、尊重、理性、参与、理解等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话磋商, 找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努力化解在全球治理中的冲突和分歧, 以谋求全球性事务的最终合理解决。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式协商民主为解决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难题提供了新思维、注入了新动力。此外, 必须看到, 全球治理语境需要民主的意义赋予, 全球治理民主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全球化在促进不同文明、信息交流的同时, 也为西方国家利用强权进行信息垄断提供便利, 一些弱势主体、边缘主体被排斥在全球议题之外, 严重挑战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进路。针对全球治理中的“ 民主赤字” 问题,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作为一种信息双向流动机制, 协商民主能够打破话语壁垒, 创造国际社会主体平等参与对话的平台, 就相关决策、规则的制定充分表达利益、价值等诉求,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努力达成共识, 最终促成全球合作。毫无疑问, 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提升将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方向发展。

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影响、西方民主思想历史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根本影响综合作用下的理论创新。

首先,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协商思想资源, 成为中国式协商民主形成的内生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和合” 理念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本质是追求协调、和谐的价值取向。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多次论及“ 和合” 思想。儒家从为政之道和人际关系层面阐释“ 和” , 提出“ 礼之用, 和为贵” (《论语· 学而》)及“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 子路》)的主张。“ 和” 也是中庸之道的指归, “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礼记· 中庸》)。老子认为“ 和” 是万物之道, “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在墨子那里, “ 和合” 作为处理个人与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同“ 兼爱” “ 非攻” “ 尚同” 的语义一致。这种强调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 讲究包容、妥协, 最终达到和谐状态的“ 和合” 思维已成为中华民族为人处世的独特印记, 涵养着中国式协商民主最初的文化土壤。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又一重要思想来源。早在《尚书· 五子之歌》中就有了“ 民可近, 不可下,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的政治哲学。孔子的“ 仁政” 观内含着爱民、重民思想。孟子的“ 民贵君轻说” 和荀子的“ 立君为民说” 强调民众是君主产生的前提, 君主必须关心民众, 重视民众的利益。唐太宗从治国实践中得出“ 君依于国, 国依于民” 的结论。宋朝程颢、程颐主张“ 为政之道, 以顺民心为本, 以厚民生为本” 。到了明末清初, 黄宗羲“ 古者以天下为主, 君为客” 的论断超越了以往“ 君体民用” 的思想范畴, 真正将民众看作国家的主体, 将传统民本思想发展到顶峰。在“ 民本” 思想的影响下, 统治者积极进行倾听民意、接纳民意的与民协商实践, 如“ 稷下学宫” “ 盐铁会议” “ 言官制度” 等。这些思想和实践无疑是中国式协商民主重要的思想资源。

其次, 西方民主思想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形成的重要借鉴和影响力量。西方民主思想对中国式协商民主形成的影响进程包括: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现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为中国式协商民主提供经验与启示。近代以来,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深入传播, 康梁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 开设议院以通民情、张国势, 重视民主思想启蒙; 孙中山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提出“ 三民主义” , 使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还深刻影响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民主道路的选择, 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思想准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现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在对传统和近代民主理论进行反思和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 协商民主” 概念初次见于1980年美国学者毕塞特的《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中, 这被认为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开山之作。20世纪90年代,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逐渐兴盛起来, 这时期有一大批学者推动建立了协商民主理论体系, 如罗尔斯的“ 反思的平衡” 、哈贝马斯的“ 交往理性” 、德雷泽克的“ 自由与批判” 等思想成为西方协商民主重要的学理支撑。西方协商民主一般运用于国家制度、公共领域、特设论坛三个领域, 在每一领域都形成了具体的操作程序。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专题小组、大规模协商会议是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形式。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集中关注现代民众的精神、德性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 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完善值得借鉴之处。

再次,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式协商民主形成的理论基础。马、恩等经典作家对民主做出了丰富的论述:第一,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马克思从社会决定国家的哲学观出发, 指出民主制是国家制度的类^[8]39。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 也就意味着民主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 是虚假的民主形式, 广大民众仍然处于民主的“ 彼岸” 。无产阶级民主团结了最广泛的民主主体, 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做主。第二, 民主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马克思认为, 民主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 ^[2]421; 民主又是政治统治的手段, “ 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 才能取得统治” ^[9]294。第三, 民主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列宁指出:“ 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10]270尤为重要的是, 马克思把人民的政治参与看作促使国家权力回归到人民和社会手中的重要途径, 而国家权力向人民和社会复归的过程也是逐渐消除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与此同时, 马、恩还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建立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原则, 形成统一战线思想和政党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435。列宁在领导革命过程中认识到工农联盟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 提出工农关系是革命中的根本问题。苏维埃政权建立后, 列宁将多党合作确立为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总之,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统一战线思想和政党理论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形成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这就奠定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

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是沿着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演进而形成的。

首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创新实践为中国式协商民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1922年6月, 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提出以党派联席会议实现党派联合, 建立民主政治的主张; 7月, 中共二大召开,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通过召开党派代表会议, 互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党派合作、政治协商思想的影响下, 1924年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政治协商的实践开创了重要平台。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把协商民主运用到苏维埃政权中。张闻天指出:“ 苏维埃德谟克拉西的中心任务, 是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政权, 教育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 ^[11]271这种党群协商的形式成为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手段。“ 三三制” 政权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 是中国共产党实践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典范。在政权人员分配上, 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比例的制度充分体现了民主协商的精神实质。此外, 1941年中共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 三三制” 政权以“ 法” 的形式推广落实到各抗日根据地, 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抗战胜利后, 为响应人民迅速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迫切要求, 国共两党于1946年1月召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协商探讨和平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尽管此后国民党单方面撕毁政协协定, 中断了政治协商的实践, 但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实践的政治协商思想“ 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

其次,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协商民主做出了重要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前夕, 以新政协的召开为标志, 中国式协商民主完成了制度层面的创造性转换。1948年4月30日, 在中国革命成功在望的形势下, 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 口号, 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2]146。这一口号随即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共识。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通力合作下, 经过一年多的协商筹备, 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成功举行, 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规定由人民政协代行人大职权。这次会议完成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任务, 标志着中国式协商民主制度正式确立。此后, 以人民政协为组织依托, 中国式协商民主制度不断向着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1954年9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人民政协不再兼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职能于一身, 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组织平台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载体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由此开启了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并轨前行的独特路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进行了有益探索。如形成了各党派通过最高国务会议、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等开展政治协商的重要形式; 强调继续发挥人民政协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提出处理党派关系要遵循“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八字方针, 这一思想也被写入中共八大决议, 为党派的协商合作提供继续发展的政策保证。

再次,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中国式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进程中, 实现了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理论建构。1987年, 党的十三大提出要“ 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 , 并首次明确社会协商概念, 强调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 及时、畅通、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 上情下达, 彼此沟通, 相互理解^[13]37。社会协商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实践转向大众视域, 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内涵的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 公民协商理论也不断发展起来。中国式协商民主开始具备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公民协商多层互动的理论架构雏形。从2005年到2006年, 中共中央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对我国的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总结, 凸显理论化的发展趋势。2007年, 《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首次提出“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 , 协商民主概念第一次得到了理论概括。新时代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 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对协商民主的基本原则、协商的主体层级、协商的程序渠道等方面做出周密部署, 是发展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纲领性文件; 2017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又一次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明确中国式协商民主在我国民主政治中的职能定位。围绕这些重要论述, 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由此形成。

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独特的价值优势、制度优势和影响优势, 成为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建立的现实基础。

首先, 中国式协商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归, 具有重要的价值优势。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价值起点, 也是其价值终点。中国式协商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最好形式。第一, 历史表明, 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形成与我国人民民主实践具有根本一致性。林尚立指出, 通过协商民主制度, 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 探索出与广大群众进行制度化协商对话的制度体系, 充实巩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14]。协商民主始终围绕人民民主展开, 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具体路径。第二, 就民主的广泛性来说, 民主参与是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协商民主为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现实的政治空间和广阔的实践平台。在关涉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协商民主提倡人民群众展开充分的意愿表达, 不同协商主体的意见和建议都能够通过协商这一渠道得到反映。另外, 由于坚持既尊重多数又照顾少数的原则, 协商民主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吸纳、整合各方面的利益诉求, 做出协商主体都能接受的决策。通过广开言路, 广策民力, 广纳群言, 中国式协商民主充分调动起公民广泛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有效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实现。第三, 就民主的真实性来说, 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为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搭建了坚实的实践平台。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是国家层面协商的重要依托; 在基层协商中, 民主恳谈会、政策咨询会是重要的协商实践; 网络协商、民意调查、座谈会、听证会等成为社会协商的运作平台。多样的协商民主形式为人民提供了诉求表达、政治参与的渠道, 使人民民主权利广泛、真实、有效。

其次, 中国式协商民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安排, 具有鲜明的制度优势。中国式协商民主既有法律规范作为根本保障, 又以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作为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借以实现的具体制度形式。第一, 党规国法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法理依据。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相继出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指导性文件, 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继续保留了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增加的宪法修正案内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就目前来说, 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多部规范性文件为支撑的制度化体系。第二, 中国式协商民主融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一方面,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坚实制度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从根本上规定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前提和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基础, 作为原初形态的协商形式, 政党协商、政治协商为中国式协商民主积累了发展经验。另一方面,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借以实现的具体制度形式。主要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定法律和做出决策前的讨论协商; 以人民政协为组织平台,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进行的协商; 民族自治区域内的协商和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这些协商形式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完善的重要制度平台。可以说, 我国各项民主制度为中国式协商民主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也是其独特优势。

中国式协商民主在我国已经显现出独特影响, 展现出了极大的优势。马克思说过:“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2]11中国式协商民主关照我国发展全局, 具有不同语境下的独特影响。作为一种民主形式, 中国式协商民主引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方向。新时代背景下, 人民对民主的需要日益增长, 能否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关系到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我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实践证明, 以直接参与为基本原则的协商决策形式实现了公民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深度融合。中国式协商民主坚持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属于人民, 提升了党执政的合法性; 其独特的政治价值在于,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共进形成的中国特色民主体系将进一步开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境界。作为一种治理形式, 协商民主是对当前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益探索。现代化治理的基本方式是民主治理, 这与协商民主的治理实践高度契合。就治理理念来说, 协商民主的平等、包容、理性特征契合现代化治理的民主需求; 就治理主体来说, 协商民主实现了广泛参与、多元共治; 就治理方式来说, 协商民主具有转换利益偏好的独特功能, 是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锁钥。比较的视野更加凸显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面对西方民主意识形态的倒逼, 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的国际诠释是我们回应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打破西方民主体系垄断的话语基础。另外, 作为一种文化理念, 中国式协商民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见解, 成为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独特话语资源。

在主体性要求上, 要加强系统的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体系的建立是赢得话语权的基础和前提。构建系统的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要解决好“ 谁来构建” “ 怎么构建” 的问题。

关于“ 谁来构建” 的问题, 笔者认为,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主动承担话语体系构建的责任。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需要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作为学理支撑, 这是提升话语质量、改变话语弱势的关键。反观目前, 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缺乏足够的学术研究自觉, 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政策文本解读层面, 理论观点还很零散, 尚未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化、逻辑化的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场域中, 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是最主要的两种声音。政治话语的官方色彩浓厚, 容易给人留下政策宣示的印象, 说服力和认同度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在这种情况下, 学术话语的补位作用尤为重要。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学术研究能力, 把协商民主的政治话语转变为学术话语, 从学理的角度充分论证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使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检验。

关于“ 怎么构建” 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 一种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建立在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之上, 必须具有特定的话语表达方式^[15]; 也有学者认为, 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与发展趋势决定了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把握主体性和公共性两个层面, 既坚持主体性, 又注重公共性, 在主体性和公共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16]。基于此, 构建系统的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既要形成主体性的理论体系, 又要形成公共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具体来说:第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指导。由于西方学术界较早对协商民主进行研究和论证, 并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逻辑框架和概念体系, 国内一些学者便把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奉为圭臬, 使得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占据绝对的话语优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必须首先打破西方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束缚, 抛弃以往“ 以西解中” 的做法, 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政党理论、统一战线思想深入研究中国式协商民主, 确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协商民主理论体系中的指导地位。第二, 话语来源是话语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过:“ 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2]10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 这三大逻辑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彻底性的根本来源。也就是说, 构建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体系, 就要从我国优秀传统协商政治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 体现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独特价值理念; 就要从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凝练核心内涵, 揭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 就要从当前协商民主在我国民主政治领域的理论创新中坚定理论自信, 彰显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美好发展前景。第三, 话语体系要具备世界性视野, 公共性的话语表达方式能够增强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的普适性, 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西方协商民主话语体系逻辑严密、学理性强, 在研究方法与技术上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们要积极吸收合理因素, 使西方协商民主学术话语为我所用, 形成中国化的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技术方法。面向国际社会, 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需要完成与世界话语体系的对接。在此基础上, 要大力阐释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争取在国际民主话语权中确定话语优势。总之, 构建系统的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就要坚持主体性和公共性的统一, 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在外部条件上, 要重视优化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环境。话语环境是话语权的构成要素之一, 良好的话语环境能够为话语体系提供发展的空间与动力。塑造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环境, 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首先, 优化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内话语环境。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17]2。纵观世界历史, 每一次国际话语权中心的转移背后必然有雄厚的国家实力作为坚强后盾。从这个层面来说, 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对坚实的物质基础存在同样需求, 进一步讲, 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为内容的硬实力构成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环境的根基。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显著, 科技实力明显上升, 军事实力巩固发展, 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能力不够强、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等诸多问题不容忽视。我国仍然要在补短板、强弱项、防风险上下大气力, 推动国家实力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为中国式协商民主创造良好的话语环境, 这也是我们增强话语底气、争取国际民主话语权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 自信是软实力的精神支撑, 坚定民主自信、话语自信能够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提供精神动力。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也不是民主模式的唯一标准, 盲目推崇只会给国家发展带来灾难。坚定民主自信、话语自信, 我们有充足的依据和底气。回顾以往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发现, 协商民主的政治生态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成效具有密切联系。中国式协商民主厚植于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全过程, 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形式, 具有内在价值和独特优势, 这也从根本上区别于主要停留在学理层面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目前, 我们需要整合对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的认知, 形成对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的认同, 进一步坚定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自信, 为争夺国际民主话语权凝聚更多力量, 提供精神支撑。

其次, 优化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环境。优化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环境可以从三方面着手。第一, 认清当前国际民主环境的发展形势是基本出发点。一方面, 以协商理念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中国方案(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 这说明我国塑造国际民主话语权的能力有了整体提升; 另一方面, 西方垄断国际民主话语霸权, 竭力歪曲、抵制我国民主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环境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面相。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足够的能力应对西方民主话语挑战。第二, 以做好外交工作、持续发展良好外交关系为中心, 引领全球性问题的协商解决, 增强话语认同。国际民主话语权的问题说到底是国家利益问题, 国家间有无共同利益决定国家间有无共同话语。这就要求我国坚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按照“ 大国是关键, 周边是首要,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多边是重要舞台” 的外交布局, 努力扩大同各国利益的交汇点, 寻找话语的一致性。此外, 应对全球性挑战, 我国应主动作为, 通过倡导协商理念引领问题的解决, 促成平等协商的国际观, 这是赢得国际民主话语权的重要内容。第三, 主动参与国际话语规则的制定, 掌握民主的议程设置权。孙吉胜指出, 语言对社会规则和语境具有依赖性, 语言建构规则, 规则塑造语境, 语境决定意义, 意义限制行为^[18]。凭借对国际民主话语规则的垄断, 西方国家可以任意行使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定义权、阐释权、评价权, 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处于十分被动的位置。当今国际体系正处于分化与整合的重要转型期, 客观上为国际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提供了可能, 也为重塑国际民主话语规则带来机遇。我国应主动参与国际事务, 善于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使国际民主话语规则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我国必须积极引导民主议题, 掌握民主的议程设置权, 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环境破局。

在推进战略上, 要加强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效能。提高对外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 是中国式协商民主获取国际民主话语权的重要任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式协商民主对外话语传播要以创新传播手段、转变传播理念、提升传播能力为着力点。具体来说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要打造多样立体、融合发展的话语平台, 改进中国式协商民主对外话语传播的载体。媒介是传播的主体和先导, 媒介优势决定话语优势。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网络新兴媒体开启了国际传播新一轮的变革, 中国式协商民主要占领对外话语传播的制高点, 就要以互联网为依托, 整合现有的媒体资源, 集中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外宣网站和媒体品牌, 建立多语种、全覆盖的中国式协商民主传播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仍是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 是推动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走出去的重要渠道, 必须进一步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 提升国内媒体的公信力和国际化水平。国内主流媒体要提升自主设置民主议题的能力, 改变长期以来追随西方民主议程和民主话语标准的状况。注意开发海外媒体资源, 建立海外新闻机构, 开展海外新闻业务, 形成内外联动的对外话语传播格局, 切实提高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此外, 要善于利用公共外交、智库、民间团体、国际会议和各种非正式会议等话语平台, 努力展现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发展优势, 形成有利于中国式协商民主对外话语传播的合力。

其次, 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 增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对话能力。不同话语体系的交流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表征。由于历史传统、言语文明、宗教信仰、思维习惯的差异, 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对外话语传播必须充分考虑到受众的现实需要和文化心理。在这种情况下, 积极寻求话语转换, 传播让受众听得懂、可理解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在国际民主话语场域中占据优势的必要选择。要坚持本土化的传播取向, 促进中国式协商民主价值理念与当地民主政治实践相融合。就国际层面来说, 要遵循国际话语传播规律, 着力打造与现行国际话语规则相对接的对外话语传播模式, 争取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世界民主体系中的最大认同。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决定了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自成一格, 西方很难完全领会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内涵。因此, 中国式协商民主走出国门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就是用国际通用的概念范畴和话语逻辑进行相应的话语表达方式转换, 形成国际社会可理解的话语模式。在此基础上, 中国式协商民主对外话语体系要加强国际民主对话能力, 善于用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内容回应西方对我国民主道路、民主实践的质疑, 努力形成融通中外的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再次, 以话语认同为指归, 形成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对外话语传播机制。话语认同是话语权的核心, 也是话语传播的落脚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对外话语传播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 需要有效的体制机制作为支撑和保障。要建立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传播的运行机制, 规范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传播程序, 实现各传播要素的良性互动; 要建立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传播的激励机制, 鼓励国际新闻媒体、海内外专家学者、各种社会组织等国际传播主体围绕中国式协商民主进行研究和宣传, 积极参与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传播; 要建立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传播的信息反馈机制, 科学的反馈信息是传播策略调整的重要依据; 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 依托专业化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对协商民主的传播效度进行信息分析, 促进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传播效果的整体实现。中国式协商民主对外话语传播不仅关乎我国的国际民主话语权, 同时也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表现。为此, 有必要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对外话语传播机制纳入国家战略, 加强中国式协商民主外宣工作的顶层设计, 在工作机制、管理体制、人才队伍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 集中传播优势, 形成传播合力, 争取国际社会对我国民主价值观的理解认同, 以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世界民主体系中的话语权。

总之, 深刻分析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面临的现实挑战, 全面把握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的独特优势, 科学回答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 是当前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