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 子女关系一向被认为是个人社会关系中最亲密、最具支持力的, 是个人最重要的物质和情感支持来源^[23]。这一点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所有受访者都认为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尽管远离家乡, 但距离并没有影响他们与父母之间的感情, 他们与父母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在创业之初, 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 父母都是他们最重要、最坚定的支持者。不过由于来自农村地区, 他们受传统的父系家族思想的影响仍然较深, 通常与男方父母在生意以及家庭事务上相互扶持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男性子嗣对父母应尽的义务与孝道。福山曾如此描述:“ 儿子, 即使在成年后, 也有义务服从父母的愿望。当父母年老时赡养他们, 去世后祭奠他们。儿子要传宗接代, 使整个家庭的历史得以传承。” ^[24]85-86这种强烈的以父系为主的家庭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强烈的家族意识已逐渐淡化, 国家和社会一直强调男女平等, 但以父系为主的宗族意识并没有根除。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很多家庭没有男嗣, 女性作为家庭唯一继承人, 地位显著上升, 但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城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尽管父亲的权威在下降, 但以父系为主的家族观念依然深入人心^[25]。

本文的受访者都来自农村, 这种传统思想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们都与男方父母保持着密切联系, 有时候这种关系会密切到男方父母被当作核心家庭成员。父母把毕生积蓄送给儿子而不要求分享其生意所得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受访者的启动资金大多来自父母, 或靠父母筹集。这与其他学者的发现是一致的, 即在现代中国的家庭关系中, 亲子间哺育和反哺的关系依然占据主流^[26], 只不过亲子轴的重点从上(亲代)落到下(子代), 家庭资源呈现出亲代向子代倾斜的趋势(参见沈奕斐《个体化与家庭关系的重构— — 以上海为例》, 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亲属网络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自上而下地控制着核心家庭, 而是自下而上地承托着核心家庭^[16]。

受访者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因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改变。在家乡时, 他们都与男方父母住得很近, 有的甚至住在一起没有分家。这种居住方式便于互相照顾。来京经商后, 他们中有超过一半(16个)的家庭将男方父母也接到了城市。譬如这16个家庭中, 杨家和霍家为了使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分别在石家庄和漯河市买了房子, 让父母搬到新家照顾上学的孩子(由于不能异地高考, 孩子不得不在老家完成学业, 父母只能与孩子分居两地, 由爷爷奶奶搬到当地城市照顾孩子。); 其他14个家庭都把父母接到了北京。方先生解释说:

现在我有能力让我父母过上好日子, 我希望他们能到北京享清福。他们为我付出那么多, 不能我富了还让他们待在农村……而且, 他们在老家没事干, 很寂寞, 他们也愿意过来帮我们看看家、照顾照顾孩子。

儿子因为把父母接到城市而赢得了好名声, 父母也因为有孝顺能干的儿子而在老家扬眉吐气。当然, 支持是相互的:绝大多数父母都不是到北京享清福的, 他们承担了主要的家务劳动, 比如照顾孩子、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等。这使儿子、儿媳可以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 专注创业。如石太太说:

我的女儿7岁, 儿子只有3岁, 他们需要有人照顾, 可是我们太忙了, 根本没有时间……我很高兴爷爷奶奶能来照顾他们……他们在照顾孩子方面比我强多了, 即使几天见不到孩子我也不担心。

有时候家务活不多或父母尚有余力, 则由母亲料理家务, 父亲参与生意, 但一般是做仓库保管或后勤服务之类轻松但需要自己人“ 把守” 的工作。

那些没有把父母接到城市的家庭, 除了有两家因琐事与父母关系不睦外, 其他人对父母也很尽职尽责。除了应尽的赡养义务外, 一般还会为父母在老家盖房。当然帮助是相互的, 父母对他们也是竭尽所能。以吴先生家为例, 他们夫妻二人都在北京做生意, 但是大女儿需要在老家上高中, 爷爷奶奶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照顾孙女的责任。孙先生一家也把双胞胎女儿留在老家由父母照顾。因此, 尽管相隔遥远, 他们与父母的感情纽带仍很牢固。这充分说明, 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不会因距离而疏远, 联系频率与关系亲密度之间不存在相关性^[27]。

然而, 他们与女方父母的关系相比之下就不那么紧密了。尽管女方父母也会帮忙筹借资金, 但很少会像对自己儿子那样倾其所有、无偿提供。他们也很少会将女方父母接到城市共同居住。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不亲密。他们与女方父母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但涉及经济利益时会有所保留, 以免引起女方父母的儿子、儿媳的不满。例如, 通常都是男方父母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 受访者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如岳太太所言:

我不能让我父母照顾孩子, 他们有自己的孙子要照顾呀……而且我也不想让我哥哥和嫂子不高兴。

与岳太太相似, 很多受访者认为只要爷爷奶奶身体许可, 孩子还是由爷爷奶奶照顾比较好。这验证了其他学者的发现。如段成荣等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发现, 绝大多数的农村留守儿童都是由祖父母照顾的。即使父母只有一方外出, 祖父母的照料和帮助仍然很重要^[28]。这与西方以及中国城市的状况非常不同。在西方, 由于母女负有相同的家庭责任以及对抚育子女的共同关注, 母女关系至关重要, 外祖母在家庭事务上非常具有支持力^[29]。中国城市中的家庭也大多是由女方父母帮忙照顾孩子。外祖父母照顾孩子已成为城市中的常见现象和重要趋势^[30]。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城市中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已经有了明显改变, 代际关系呈现出双系并重的特点, 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方面的直接效应甚至超过儿子^[31]。

不过, 在农村地区, 传统思想的力量仍然强大。人们仍然特别强调父系家庭的责任和权利, 以至于受访者虽然离开了农村, 但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受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以他们的居住方式为例, 有16个家庭将男方父母接到城市, 而只有1个家庭将女方母亲接到北京(女方的父亲和男方的父母都已去世)。

不过, 虽然与双方父母的关系稍有差异, 受访者的经济成功和远距离流动显然没有影响他们与父母的紧密联系。如Bott所述, 不管一个人如何流动, 都会觉得有责任与父母保持联系^[21]365。受访者作为家族中最成功的人士, 在经济方面一般都会对父母履行大部分甚至全部责任。从这种意义上说, 他们的经济成功实际上加强了而不是疏远了他们与父母的联系。

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亲属关系已经出现家庭核心化及大亲属群体男女双系对称的洋葱结构, 但类似西方国家的亲属群体“ 疏远化” 的现象并没有发生^[32]。受访者经济上的成功并没有疏离他们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而且与男方和女方的兄弟姐妹在亲密程度上没有体现出任何差异, 夫妻双系并重的特点非常明显。他们在城市站稳脚跟后, 都会把兄弟姐妹也带出来。刚开始时, 兄弟姐妹一般跟着他们或别人打工, 在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就开始自立门户。无论做生意还是日常生活, 他们之间的往来都很频繁。可以说兄弟姐妹是他们在城市中最亲密的伙伴和最主要的互惠交往对象。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兄弟姐妹非常可靠, 在他们有困难时特别是遇到大事或者遭遇危机时可以同舟共济。他们与兄弟姐妹大都有经济往来, 经济上的互助极大地稳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与情感纽带。不过, 与父母关系不同, 频繁的经济往来在强化他们联系的同时, 也使他们的关系趋于不平等。以往研究忽视了亲属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 关系依然亲密并不等于关系没有发生变化。经济实力的消长没有影响关系的亲密程度, 却改变了关系的结构。父母的地位由于家长的权威和习俗的力量而没有被撼动, 但原本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却出现了明显的倾斜。受访者由于经济实力较强, 对家族贡献较大, 渐渐成为家族的核心, 而其他兄弟姐妹则成为陪衬角色。

例如,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把他们的兄弟姐妹或者兄弟姐妹的孩子(有的兄弟姐妹年纪太大, 不能出来打工)带到北京。兄弟姐妹感激他们的帮助但又无以回报, 就在别的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受访者中有3个家庭把孩子留给老家的兄弟姐妹照顾。他们的孩子都在老家念高中, 而自己由于太忙没办法回家, 父母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照顾, 只好把孩子托付给兄弟姐妹。这种帮助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很常见, 在兄弟姐妹之间却比较罕见。但由于心存感激, 他们的兄弟姐妹非常愿意帮忙。如刘太太所言:

我的儿子得回老家读高中, 我们太忙了不能回去陪他……我公公婆婆也住在北京, 帮忙照顾家里和另外三个孩子(他们共有四个孩子)……多亏我大姑姐, 要不然我可担心死了。我儿子一直住在她家。

刘先生把姐姐的子女带到北京工作, 他的姐姐则在老家帮忙照顾他的儿子。虽然这种帮助有明显的互助性质, 但他姐姐承担的责任明显超出了兄弟姐妹间应尽的义务范畴。

除了家庭事务外, 受访者与兄弟姐妹也有生意上的往来, 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与情感纽带。例如, 有的兄弟姐妹是合作伙伴, 必须齐心协力地工作; 有的兄弟姐妹从事同样的行业, 必须联合一致, 增强市场竞争力; 还有的兄弟姐妹是生产者和代理商, 因为共同的命运, 必须通力合作。此外, 兄弟姐妹也是商业信息和周转资金的重要来源。这种互信互惠的生意往来极大地稳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也说明, 传统的亲缘关系与现代的经济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无法兼容的, 它们之间的交织、融合恰恰说明, 亲缘关系在资源配置、利益获取方面是非常高效的^[33]。

此外, 地域流动也是增进他们紧密关系的重要因素。文献研究表明, 流动者倾向于在流动地与兄弟姐妹保持密切联系, 他们更有可能住在临近社区^[27]62。受访者绝大多数都与亲戚住得很近, 林太太这样解释:

我们跟我哥家住在一个小区, 这样我们互相照顾起来就很方便……比方我们每天早上都要送孩子上学, 晚上去接他们, 这很浪费时间……然后我们就商量着轮流接送……忙不开的时候, 还可以互相帮忙照顾孩子……我的侄子侄女经常睡在我家, 我儿子也经常睡在他们家……这些事儿没办法麻烦别人, 但是我们是一家人就无所谓了。

这种居住方式使他们可以提供高水平的互帮互助。特别是把父母接到北京的家庭, 尤其喜欢聚在一起, 这样父母和子女可以经常见面, 便于互相照料。

但是, 尽管联系密切, 受访者都认为他们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没有与双方父母的关系那样亲密。这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相吻合, 即兄弟姐妹是物质与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 不过比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纽带要稍弱一些^[34]。而且与父母— 子女关系不同, 由于双方的付出不均衡, 受访者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存在极大的不平等性。尽管社会流动并没有损害兄弟姐妹间的感情, 但却改变了这种亲密关系的内在结构。如上所述, 受访者在城市立足之后也会把兄弟姐妹带出来, 帮助他们找工作、安排住处、筹措创业资金等, 他们是兄弟姐妹上升流动的重要推手, 但兄弟姐妹却不能为他们提供对等的支持, 而只能在生活琐事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比如照顾孩子等。这种不均衡的付出逐渐使“ 施惠者” 相较“ 受惠者” 处于更优势的地位。当双方都意识到“ 受惠者” 需要向“ 施惠者” 表示尊敬时, 一种不均衡的关系就开始形成了。张先生是一位水果批发商, 在北京拥有十几个水果店, 他的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他们四个都跟着我到了北京。我不愿意他们掺和我的生意, 亲戚间有些事情不好弄……所以我帮他们每家都开了自己的买卖……我把店低价租给他们, 进货价格也给他们优惠……他们现在都是百万富翁了……我平时比较忙不常见他们, 但是逢年过节他们必须来看我, 这是必需的。

可以看出张先生和兄弟姐妹的关系明显是不平等的。张先生认为亲戚逢年过节来看他是理所应当的, 这显然超出了兄弟姐妹间正常的期望, 因为他既不是最年长的也不是最年幼的。另一方面, 从兄弟姐妹愿意来看望他这件事实也可以看出, 他们自己也已经接受了这种不平等关系。

这种不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在受访者中很普遍。朱先生做了如下解释:

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哥哥帮你买了大房子, 让你搬到更好的小区, 你会怎么做?如果你平时吃两个菜, 他来的时候肯定得做一大桌子菜……如果家里所有人都要靠你养活, 那你在家里的地位自然会上升, 没人会背着你的意愿来。在有些场合, 你的父母都会尊重你, 甚至是奉承你。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不舒服, 但是慢慢也就习惯了。

韦尔曼把这种关键人物称为“ 处于结构中心位置” 的人^[34]49, 他们拥有的资源较多, 能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帮助。的确, 这些受访者不仅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也为兄弟姐妹提供了改变人生的机会。比如张先生一家, 正是由于他的帮助, 其兄弟姐妹才得以离开农村, 在北京安家立业。韦尔曼忽视的一点是这些“ 处于结构中心位置” 的人在为他人提供额外帮助的同时, 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甚至是顺从, 不管对方是亲属还是朋友。这样一个等级关系体系就形成了, 最有权力的人处于中心, 心存感激的人环绕周围。布劳的交换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他认为, 一个群体中对别人的资源有需求, 但却没有同等资源进行对等交换的人会处于从属地位, 而那些最有能力给予帮助的人则会逐渐成为领导者, 群体成员的差别就由此形成^[35]412-413。受访者正是由于最有能力施予帮助而成为家族的核心人物。这种现象在新富阶层的企业家中非常普遍, 他们凭借较高的收入和广泛的社会资源在亲属关系中上升到较高位置, 成为大家庭的新“ 家长” , 而年龄、性别、世系和辈分的意义则相对衰减^[32]。

综上所述, 受访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并没有使他们与兄弟姐妹的关系疏离, 他们仍与兄弟姐妹保持着密切联系, 互相提供着力所能及的帮助。但这些帮助在增强他们关系纽带的同时, 也使他们的关系趋于不平等。这一研究发现在某些方面也适用于受访者与其他亲属的交往, 这将是下一部分要着重分析的内容。

其他亲属主要是指除父母和兄弟姐妹之外的亲属, 比如表/堂兄弟姐妹、侄子(女)/外甥(女)、姑/姨妈、叔叔/舅舅等。受访者与他们的关系并不很密切, 对这些亲戚没有什么责任感, 也很少有家务事上的往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相对疏远的关系是由社会流动引起的, 与流动前相比, 他们与其他亲属的关系的亲密程度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换言之, 这种不太频繁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双方较低的责任感和较远的距离造成的, 与社会地位的变化没有相关性。而与那些带领他们(受访者早期也是跟随亲戚或朋友外出打工)或跟随他们来到北京的亲戚, 他们之间的感情纽带比之前更强。

需要注意的是, 受访者与其他亲属的关系通常是通过长辈来维持的, 特别是涉及重要事情的时候。以胡先生为例, 胡先生早些年跟着叔叔来到北京, 并在叔叔店里工作。当他觉得自己羽翼丰满可以单飞的时候, 就想跟叔叔借笔钱做启动资金。尽管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叔叔, 但却请父亲开口借钱。胡先生这样解释:

我叔叔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借给我钱的, 他不是因为我。帮助我父亲他心甘情愿, 但他没义务帮助我……他们是兄弟, 我们只是叔侄, 这是不能比的……他们好几年没见面了, 但关系比我亲多了……我张口借钱不合适, 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绕过我父亲呢?

中国有句俗语:隔一层淡一层。父母与其他亲属的关系无疑更紧密。因此, 关键时刻让他们做中间人再合情合理不过。

对于协调和维护在北京的一大堆亲戚关系, 受访者的父母也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以石先生为例, 石先生的一位堂弟想到北京工作, 他没有直接向石先生求助, 而是让他父亲向石先生的父亲求助, 石先生的父亲觉得帮助侄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就一口应承下来, 并答应把他安排在石先生的公司。石先生无可奈何, 只能接受这个决定, 他说:

我父亲自己就拍板了, 堂弟来北京的时候我还一无所知呢……我父亲让我给安排个工作, 但是我公司没有空缺。他说:“ 你可以辞了别人啊, 或者给他找个别的工作也行, 反正我已经答应你叔叔了。” 我没办法只好让他留在了公司。

不仅父亲, 母亲也向他推荐自己的亲戚。有时候石先生要非常小心地平衡父母两边的亲戚关系, 以免伤害老人的感情。

由于是长辈, 逢年过节或生日时亲戚们都会上门拜访, 这些家庭聚会也为增进亲戚间的感情创造了机会。不过有时候这种被动参与也会增加不少负担。如石先生坦言, 他有时候很被动, 不得不跟那些不愿见面的亲戚来往。波特斯把网络关系分为理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种, 理性嵌入是指双方基于互惠的预期而建立起来的联系, 而结构性嵌入是指双方都是更宽泛的网络的一部分, 不可自由选择^[36]。韦尔曼对此也有过论述:“ 实际上, 很多联系都是跟不喜欢的人或者不愿意与之交往的人建立的。这种联系不是自愿选择的, 他们是网络成员的一部分。有的是同事或邻居等必须要面对的关系, 有的是牢固的亲属圈或朋友圈的一部分, 还有的是代理商— 客户关系。” ^[37]103但这并不是说受访者在与其他亲戚的交往中总是扮演被动角色, 很多时候他们也会积极寻求亲戚的帮助与合作。例如, 出于对陌生人的不信任, 受访者更喜欢雇用亲戚。无论多么疏远的亲戚, 仍比外人可靠, 因此, 当需要人手时,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亲戚朋友里面有无合适人选, 而且他们更可能把亲戚安排在重要位置上。这样做不仅可以得到稳定可靠的劳动力, 也解决了亲戚的就业问题, 一举两得。

尽管如此, 其他亲属比父母和兄弟姐妹仍逊色很多。因为数量众多, 他们有时甚至会成为负担。一些受访者表示, 他们有时会特意避免从亲戚那里寻求帮助。如穆先生说:

在北京我们有五六十个亲戚, 如果你向其中一个求助, 其他亲戚很快就都知道了, 一件小事就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有时候我宁愿找朋友也不找亲戚。

而且, 由于亲戚数量众多, 不可能跟每个亲戚都保持联系。除了在受访者公司工作的或者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亲戚, 受访者平时很少与其他亲戚联系。除了结婚、节日或者父母生日等, 日常生活中他们见面的次数也不多, 多数时候受访者都是通过父母知悉亲戚近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