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赖建诚(https://orcid.org/0000-0003-0514-1251),男,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荣誉退休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
17世纪90年代,英国面临重大钱荒(通货不足),政府用各种手段禁止走私、熔币、窖藏,但都无效。主因是法国缺钱,将钱币面额提高10%,从而吸引各国白银流入法国铸币图利;另外英国银钱业的套利行为也导致白银被大量运往国外。解决方案主要是重铸货币。以财政部长朗兹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货币贬值四分之一,即贬值派;以洛克为代表的主张恢复旧币值的升值派却认为,国家不能随意改变货币的含银量,否则将失信于民,也会造成汇率波动,不利工商业发展与投资。后来升值派在国会胜出。英国国会于1695年12月10日决定,不改变银币的纯度,维持都铎王朝时期的币值。这场朝野大争辩中,牛顿似乎和洛克站在同一阵线,主张恢复旧币值,但牛顿1695年关于此事的手稿却显示他与财政部的观点较为接近。
As England faced a serious problem of money shortage in the 1690s, the authority used all measures to prevent smuggling out, melting and hoarding of silver coins, but all proved in vain. The main cause was that France had serious financial deficits, and thus devalued French money by 10%, which attracted hot money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nto France for arbitrage profits. Large quantities of silver were shipped abroad, bringing on heavy losses to England.
Despite all kinds of suggestions and heated debates, the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resolve the issue effectively. In December 1695, after the Parliament voting, the Treasury made a decision that the silver content of coins would not be changed. This means that while France devalued 10%, England still maintained the value of silver coins as set by Tudor Queen Elizabeth in 1601. The silver value of English coins was therefore officially set higher than their face values. Consequently, coins were melted and exported, with losses of 12% of total silver in 1685, 15% in 1688, 30% in 1692 and 49% in 1695 respectively.
The Treasury (led by William Lowndes) tried to devalue, but an opposing group (led by the philosopher John Locke) argued for returning to the Tudor standard (to appreciate). This paper analyzes why the Treasury lost the battle in the Parliament. The role of Isaac Newton was ambiguous: in public debates he supported Locke’s claim to return to the Tudor standard (appreciate money), while in a written manuscript (1695), he supported Lowndes’s claim for a heavy devaluation (25%).
This controversy, when judged by today’s economic mentality and policy orientation, is quite probable that Lowndes’s claim for a heavy devaluation (25%) might win in the Parliament. Most delegates would have agreed to three important measures: (1) completely prohibiting the export of silver bullion and coins; (2) or prohibiting export of silver bullion and coins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3) and/or increasing coinage supply (in today’s terms: quantitative easing).
These three policies could reduce England’s silver outflow and avoid domestic money shortage, because money shortage had important consequences, such as deflation, higher interest rates, consumption slump, discouraging investments,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and social instability, etc. Moreover, the devaluation of Pound would help the export of English products and discourage foreign imports.
Why did John Locke and his followers tend to appreciate, returning to the silver content of Tudor coins? In terms of mentality, they might think that the State should maintain the intrinsic value of money rather than alter the silver contents at discretion, otherwise people would lose confidence, which would impair business transac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For these reasons, Locke won the Parliament’s final decision.
However, Newton’s attitude was ambiguous. On the one hand, he was in favor of devaluation (the same as the Treasury), as manifested in his 1695 manuscript. On the other hand, he supported Locke’s line of appreciation (returning to the Tudor money standard). This ambiguity was a kind of mental paradox betwe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often observed in Newton’s personality as has been noted by many biographers.
牛顿是科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 学界对其大小事迹已有详尽研究。但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是1696— 1727年他在铸币厂任职期间的决策和作为。当时铸币厂厂长的职责不只是负责业务性的铸造钱币, 而是类似今日的中央银行总裁, 其职责还包括决定重要的货币政策。尽管背后还有英国国会与王室的监督, 但在货币业务上, 牛顿有相当的运筹帷幄权。对牛顿在铸币厂期间的工作内容, 学界已有很好的分析, 例如J.Craig的Newton at the Mint, 根据铸币厂的档案, 引述牛顿的亲笔文件与往返公文, 重新整理他的工作细项与诸多作为[1]。这类研究大都以牛顿为中心来看他所办理的具体业务, 这是微观层面的写法; 而较少从宏观层面来看牛顿的决策在总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以及评估其长久性的贡献。换言之, 学界对牛顿在铸币厂任职期间的各项业务已有很好的分析, 犹如汽车的各项零件与引擎都已完备, 也已组装成完整的车子; 但还没让世人明白牛顿这部“ 货币汽车” 的特性与优缺点, 更没让世人明白这部汽车与道路系统、燃料价格、民间购买力及其他运输工具(欧陆货币)的关系。鉴于此, 本文将上述零散的议题凝聚起来, 综观牛顿在货币政策上的作为与影响。
1696年3月, 牛顿离开剑桥的学术圈, 转入伦敦铸币厂担任部门主管, 1700年2月升任厂长, 直至1727年3月去世, 终年85岁。本文旨在分析牛顿进入铸币厂之前英国的币制状况以及1696— 1699年间的一件大事:货币是否应该重铸以恢复旧币的含银量(也就是说, 英镑应该升值还是贬值)?这一议题从17世纪90年代初期起争辩已久, 洛克、牛顿以及英国财政部、国会、国王、商界都有各自的立场与主张。
对此, 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 为什么货币需要重铸?第二, 代表政府的财政部长朗兹(William Lowndes, 1652— 1724)与代表恢复旧币值派的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1632— 1704)各持哪些论点?为何财政部的观点会在国会投票时落败?第三, 1696— 1699年间的货币重铸(恢复旧币值)最主要的长期影响是造成银币的价值高于欧陆银价。英国原本采用金银币并行的复本位, 1696— 1699年重铸之后, 钱币因含银量过高而被窖藏或流出海外, 导致银币缺乏, 英国被迫进入单一金本位。第四, 在这场朝野大争辩中, 牛顿似乎和洛克站在同一阵线, 主张恢复旧币值, 但牛顿手稿中涉及此事的内容却显示他与财政部的观点较为接近(主张货币应该贬值四分之一)( 这篇牛顿手稿原名为“ Concerning the Amendmt of English Coyns” , 1912年转成打字稿10页, 题名为“ Newton on the Recoinage of 1696” , 参见Li M.-H., ″Isaac Newton Concerning the Amendment of English Coins, ″ in The Great Recoinage of 1696 to 1699,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3, pp.217-223。在手稿中, 牛顿同意重铸, 也希望改用镑、先令、便士来表示币值; 但他也一再强调, 调高面额会带来许多负面效果。笔者对这篇手稿进行了全文翻译, 见附录Ⅱ :牛顿论货币重铸(1695)。)[2]217-223。Horsefield和Li分别就这一非常复杂的币制改革争议进行了基础研究[2, 3], 但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 有必要重新探讨。
货币重铸之争是17世纪90年代的重大事件, 也是英国货币史上的三大争辩之一(另两项大争辩是1810— 1819年间的“ 金银委员会报告的争辩” 和1821— 1844年间的“ 现金派与银行派的争辩” )。17世纪下半叶是英国货币史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在诸多事件中, 最重要的便是1696— 1699年的货币重铸。
现在回头看, 可以从当时的立法过程预见到关于重铸的大争辩已无法回避。例如在1660— 1666的7年间, 英国国会就通过了7项重要的货币法案, 由国王公告施行, 分别是:1660年通过法案把利率降为6%; 1661年公告禁止金银块与金银币出口, 也禁止以高于铸币厂公告的价格买卖金银块; 1661年公告提高英国金币的价格(例如把1镑的金币价格由20先令的银币提升为21先令); 1662年通过法案, 将原本手工打造的银币改为在铸币厂用机械铸造规格均一的钱币; 1663年公告铸造名为几内亚(Guinea)( 如此命名, 是因为1665— 1814年间用非洲几内亚黄金铸造金币。)的金币(首次用机械铸造, 面额1镑等于20先令, 但后来因银币贬值, 其最高值达30先令, 1717— 1816年间固定为21先令); 1663年通过一项法案, 准许自由输出金银块与外国钱币; 1666年通过了著名的《鼓励铸币法案》(Act for Encouraging of Coynage)。
17世纪下半叶, 英国境内流通的钱币依重要性大小排序是:各种面额的银币、几内亚金币、历朝所铸的金币以及欧陆所铸的各种钱币、铜钱、锡钱。大略来说, 1660年之前, 银币的总铸造量高过金币, 1660年之后则相反。用一个简略的比例来说明, 1649— 1694年共铸造700万镑的金币与370万镑的银币, 金银币的铸造比率约为1.9∶ 1; 而查理二世期间(1660— 1685), 金银币的铸造比率约为4∶ 3; 詹姆斯二世时期(1685— 1688), 金银币的铸造比率约为4∶ 1; 威廉和玛丽统治时期(1689— 1694), 金银币的铸造比率约为5.5∶ 1。
这里先要弄清一个问题:1558— 1694年酝酿货币重铸期间, 一共铸了多少银币?答案是19 419 269镑9先令9便士。这些银币或因贸易而流到外国, 或被熔成银块流向外国。那么, 这些银币在1696年重铸时还剩多少在国内?粗略估算约剩1 000万镑, 也就是说, 在1558— 1694年的136年间大约流出900万镑(约占铸币总量的47.3%)。而留在国内的将近1 000万镑因被大量窖藏, 只有三分之一在市面流通。当时解决的方法有三:第一, 禁止银币与银块出口, 但英国海岸线很长, 这一举措的效果非常有限; 第二, 降低银币的含银量(纯度或成色), 也就是让银币贬值, 让出口银币者无利可图; 第三, 大量增铸银币, 但英国的白银存量有限, 铸币量必然有限, 只有降减成色(减少含银量, 即贬值)才有可能大幅提高铸币量。
简言之, 英国可流通的货币总量在1692年时已明显不足, 1693年已无法应付政府的开支。1694年设立英格兰银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通货不足的困扰。此外, 还有两个更严重的问题:一是1672— 1694年间的经济不景气, 二是英法之间的长年战争[4]。在这些背景压力之下, 货币重铸已不可回避。
另一个重要的背景问题是:1680— 1690年间总共印铸了几种钱币?有个例子可以解说此事。1696年牛顿进入铸币厂任职时, 厂长是托马斯· 尼尔(Thomas Neale), 任期是1686年7月23日至1699年(牛顿是1700年2月继任厂长至1727年3月病逝)。尼尔的派令详述他的年薪为500镑, 每年拨给铸币厂的总预算是2 600镑, 用以支付所有开支费用与员工薪资。派令详述铸币的种类有八项:Crown、半Crown、半先令、Groat(4便士)、半个6便士(3便士)、半个Groat(2便士)、1便士。每磅白银要铸出总面额3镑2先令的钱币, 含11英两2英钱的纯银, 以及18英钱的合金(16— 18世纪英国钱币的重量单位比较复杂, 有些单位无对应的中文单位, 各种重量单位的互换表以及金银币所含的金银重量与成色(纯度)对照表, 可参本文附录Ⅰ :英国的经济指标与货币单位。)。每铸1磅重的白银, 铸币厂厂长可分得1先令4
那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铸币厂同时铸造金币与银币, 那么英国是否属于金银复本位?以下先说明当时金银币的特点。
第一, 金银币都是法定货币, 都有法律地位, 不得拒收, 都可用来纳税。
第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金币的价值由银币来表示, 例如1个几内亚金币等于20先令的银币, 有时高达21先令, 所以银币才是主导钱币(日常生活的主要货币), 金币反而是在大额交易时才用的辅助性钱币。
第三, 1663年之后, 金块、银块、外国钱币可自由出口(流出), 但在英国铸造的金银币不得出口[2]217-223。
第四, 必要时可请国王核发出口金银币的许可。
第五, 1663年之前的银币都是手工打造, 既无严格的尺寸规定, 也无铭印, 重量与含银量不一, 质量粗劣, 容易被偷剪(导致币形破损)和伪铸。这种劣币不值得熔化后流出海外, 反而在市面上长期流通, 显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
第六, 1663年之后改用机械压制钱币, 规格均一, 含银量标准化, 不易伪造, 但因质量较佳而易被窖藏, 或因含银量比外国高而被熔成银块流出。1663年之后的机械铸币其实是遵循都铎王朝伊丽莎白女王在1601年制定的规格:每磅白银铸成3镑2先令的银币, 成色(含银量)是11英两2英钱的纯银, 以及18英钱的合金。因为技术还不够精良准确, 容许有2便士(重量或成色)的误差值。
第七, 当时流通的金币有两种, 一是旧金币, 或称为鹰币(Eagle Coin), 纯度是
第八, 1660— 1670年间共铸7 669 205镑的金币与8 425 382镑的银币, 总值约1 600万镑。英国有明显的钱荒(货币供给量不足), 主因有二:一是重商主义兴起, 海内外贸易量大, 对钱币有超额需求; 二是英国银币含银量高, 被荷兰人大量收购, 走私流出输往欧陆, 或被熔成银块外流。此外, 还有个国际政局因素, 即1689年9月到1697年9月间的英法战争。这一期间或因军费开支, 或因银块走私出口, 或因被窖藏, 市面流通的银币大幅减少, 过去被剪损的手工打造钱币(劣币)再度现身。货币短缺造成金块、银块、金币价格大涨。此时, 铸币处于停顿状态, 金银价格太高, 使得钱币的内在价值高过面额, 新币一铸出就被熔掉或窖藏。据当时的统计, 1689年10月1日到1690年3月31日的半年间, 流出286 120盎司的白银和价值89 949 dollar的外国钱币。1691年3月19日到1692年4月6日间, 伦敦海关统计出口169 953盎司白银和84 756个外国钱币。
简言之, 英国政府面临重大的钱荒(通货不足), 虽用各种手段禁止走私、熔币、窖藏, 但都无显著效果。时人分析主因, 主要有如下三点:一是银钱业者的营利行为; 二是八分之七以上的白银被犹太人运往国外谋利; 三是法国国王缺钱, 将钱币面额提高10%(即贬值10%)以吸引各国的白银流入法国铸币图利。英国各方提出多项对策, 但政府内部意见不一, 未能落实执行。
当时提出的解决的方案不外乎以下三项:一是完全禁止白银与钱币出口; 二是在某段时间内禁止白银与钱币出口; 三是增铸钱币。英国国会对这些方案的见解不一, 无法立即提出对策, 直到1695年12月10日才做出最后决定:不改变银币的纯度。换言之, 法国钱币贬值10%, 英国则维持原币值。用今天的话说, 敌对双方在财务紧张与货币缺乏的压力下, 采用贬值策略者, 如法国, 会使物价上涨, 使本国产品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 也会把外国的游资吸引过来; 英国则反其道而行, 维持都铎王朝时期(1601)的旧币值, 导致银币高涨(金属价值高过面额), 银币因而容易被剪损或熔为银块。依当时的估计, 1685年因剪损钱币而造成白银流失12%, 1688年白银流失15%, 1692年白银流失30%, 1695年白银流失49%。
总之, 法国货币的贬值以及英国的维持旧币值, 使英国钱币状况雪上加霜。1695年5月3日, 国会通过《防止伪造与剪损钱币法案》, 对触犯者进行重罚, 但收效甚微。无效的原因有三:第一, 有些执法者本身就是剪损者与伪造者, 或是在执法过程中有贪腐行为。第二, 民众因缺钱而被迫(或被诱)犯法, 心态上认为这是沿袭过去的惯例, 不认为是犯法或偷盗行为。司法界对这些行为的态度也较为宽容, 不愿定罪。第三, 触犯法案的利润可观, 因此有人不惜以身试法。英、法币值落差大, 出口银币的收益很高, 导致英国币值不稳。以1695年为例, 英镑的汇率就变动过39次, 英国银行汇票在阿姆斯特丹的贴现率在13.7%与23.5%之间大幅波动, 说明英镑的价值波动很大; 而银币的价格变动了21次, 几内亚金币的价格变动了24次。这些指标传达出了同一个信息:英国钱币在国际市场面临重大困境。
既然良币(含银量高)会流出, 那就有两种对策:一是让破损的劣币在市面流通, 这样就不怕银币流出或被熔掉。二是仿照法国的做法, 让英国钱币贬值, 对此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含银量降低10%或面额增加10%(如10元的改为11元, 但含银量不变)。
英国各界最终的共识是重铸, 理由如下:第一, 如果让破损的劣币在市面流通, 那么成色十足的良币就会被窖藏或走私出口或熔为银块, 结果是全国无良币可用, 新铸的良币会立即消失, 导致货币供给不足。第二, 长期劣币当道, 百姓不愿接受劣币, 货币市场不统一, 从而导致价格混乱。民众用劣币缴税, 使政府的实质税收大减, 民间对货币的信任不足, 造成交易困扰, 借款或还债时易起争执。第三, 若银币的价值因破损而降低, 就会影响金币的价格。1个几内亚金币原本定位为20先令的银币, 若银币因破损而降值, 就要以22先令的银币换1个几内亚金币。英国的金价(金币)就会被人为抬高, 出现“ 金贵银贱” 的现象, 不易维持金银复本位, 外国游资容易侵入套利。第四, 银币是最重要的日常用钱, 其质量不稳将导致物价上涨, 政府开支(如公务员薪资、军队开销)随之大增, 但税收减少(因为同额的税征只能收到分量不足的银币), 必然让政府陷入窘境。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困扰, 重铸货币以稳定币值就成为共识:对国家整体利益而言, 钱币的统一性比钱币的价值(含银量)更重要。接下来要争辩的议题是既然要重铸, 应该走哪条路线?财政部的观点很清晰:法国货币贬值10%, 大量吸入各国钱币, 所以英国也应采取贬值策略。做法是含银量不变, 但把面额提升25%(即贬值四分之一), 比法国的贬值幅度更大。但以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在野派却认为, 贬值四分之一其实就是把钱币剪损四分之一, 这就将原先民间的剪损行为转变为政府公开剪损, 将原先的恶行转变为正义, 其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增加政府的铸币利益, 等于是提升铸币税。以上是正反双方的基本对立观点, 以下将分述执政派与在野派各自用哪些证据提出哪些论点。
以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在野派对重铸这个重大议题的基本立场是:须等英法战争结束后才能重铸。具体来说:第一, 战争期间不易兼顾这件可能动摇国本的大事。第二, 政府对货币紊乱的状况掌握不足, 剪损钱币的数量或比例不明, 不知如何下手、从何下手。第三, 重铸需要大量白银, 战争期间各项开销甚大, 所需的白银难以筹集。第四, 若通过增税取得重铸所需的资金, 必然引发民间反弹, 因为原本税负已重, 加上战争耗损, 已无加税空间。第五, 要召回破损的钱币,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与行政处理过程。在召回旧币与铸出新币之间, 市面上可交易的通货必然不足, 会导致交易停顿, 对战争不利。
以财政部长朗兹为代表的执政派倾向立即重铸。目的是阻止英镑汇率下滑, 防止几内亚金币的价格不断上升。如前所述, 由于银币被剪损, 价值降低, 而几内亚金币的价值以银币来表示, 一方面英国银币的国际汇率下跌, 另一方面金币的价格被劣质银币拉高, 造成不平衡的“ 金贵银贱” 现象。此事宜速不宜迟, 越晚进行, 成本越高, 代价越大。英镑汇率下跌与金币涨价已对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因为英国军队在法兰德斯(低地国)的开销庞大, 汇率下跌意味着要用更多的银币才能支付军费, 政府压力较大。金币高涨表明英国金价上涨, 而外国较廉价的黄金涌入, 赚取巨额差价后, 再把利润汇出, 会吸光英国有限的资金。因此, 加速重铸可立即提升英国的海外地位, 有助于早日结束战争。
正反双方各自有理, 民间学者对此事的评论, 可以詹姆斯· 德雷克(James Drake)的判断[6]为代表, 其要点可概括如下:第一, 双方论点各自成理, 利弊参半。第二, 此事的成败影响国家根基, 在战争期间进行币制改革须冒极大风险。第三, 目前的币制已是风中残烛, 若不加速抢救恐将一泻千里。英镑的国际地位已极其低落, 银币重贬, 金币价已从20先令高涨到30先令, 重铸可提升英国国际地位, 显现国会智慧, 让敌人感受到英国政府果敢作为的魄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反对立即重铸的在野派其实看得比较远, 主张立即重铸的执政派则着眼于解决眼下的困境。1696— 1697年间开始召回剪损的劣币, 市面上可流通的钱币明显减少(因为此时新币尚未铸出), 战争与军费开支立刻面临窘境。另有一说认为, 重铸政策能够镇服敌人, 但1697年签订的《瑞斯维克和平协议》对英国而言并未取得比预期更有利的条件。甚至有人认为, 若不积极重铸, 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可多撑两到三年, 也不必急于签订不利的和平协议。
此外, 重铸不能保证拉回英镑的汇率, 也不会平稳因战事而拉升的物价。若要平稳物价, 仍需靠政府压抑物价的配套措施。但政府无法平衡预算, 不能单靠重铸货币来解决财政经济的诸多问题。事后看来, 重铸用了将近四年时间(1696— 1699), 说明这件事背后的诸多条件尚未成熟。试举一例:1695年底, 伦敦塔的铸币厂尚未拥有完整的设备, 无法提供预期的大量新钱币。
一旦决定重铸, 落实过程中还有诸多争论。第一, 新币的含银量应遵循旧币, 还是降低含银量, 抑或维持原来的成色但增大面额?第二, 召回旧有的剪损劣币时应如何保证市面交易所需的货币?如何取得足够数量的白银以铸造新币?第三, 铸币所需的经费如何取得?第一个问题的争议最大, 属于路线与政策性的层次, 稍后详述, 先来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市面上的钱币早已不足, 现在又急着召回在市面流通的旧劣币, 必然导致市场钱荒。假设短期内召回1 000万镑旧劣币, 铸币厂的设备与产能不足, 如何迅速提供新币以应急?国库已因战争而耗竭, 所需的庞大白银如何取得?各方提供的对策大约有三:(1)在野派主张回收旧劣币时不要以面额回收(因为已破损), 要以实际重量计算; (2)建议政府发行纸钞填补空隙, 提出这项建议的代表人物有克里斯托弗· 雷恩爵士(Christopher Wren)、西斯寇特(Gilbert Heathcote)、詹姆士(William James)等; (3)以牛顿为代表的另一方人士建议不要一次性召回, 而是配合新币的供应量阶段性回收, 避免市场钱荒。
单是在这三个子议题的执行层面, 各方人士又有数不尽的争辩。由于篇幅限制, 本文只讨论上述最重要的第一项政策性议题, 即新铸币应维持旧有的含银量, 还是依财政部的建议维持旧有的含银量, 但把面额提高25%(即贬值四分之一)?这不是新议题, 早在1691年国会就为此事争辩过, 称为《铸币法案》(Bill of Coinage)。主张提升面额者(即贬值派)的论点如下:
1.市场上每个人都知道当时的银价, 如果提高银币的面额, 让面额高于内含白银的价值, 就不会被熔成银块外流。
2.贬值的意思是说, 1磅重的白银, 假如原本能铸出总面额为10镑的钱币, 现在若把面额提升25%, 就可铸出12.5镑的钱币。换句话说, 贬值可以提高货币供给量, 增加可流通的钱币数量, 对稳定交易与物价都有好处。另几项好处是:可免除印行纸币; 可多在几个地区设立新铸币厂; 可繁荣贸易与制造业, 提升就业率。
3.召回破损的旧币熔化重铸, 若趁机提高钱币面额, 就可替国家赚取较多的铸币税。换句话说, 贬值的幅度愈大, 铸币收入愈高(成本愈低)。当时市面流通钱币的破损状况严重, 政府财政困难, 通过贬值降低铸币成本, 可以一举两得。
4.从理论的角度来说, 原本贷出的100镑, 在贬值25%之后, 虽然收到100镑的还款, 但购买力只剩75镑。所以有人说重铸贬值, 是国家公然抢夺债权人(贷款者)、图利债务人(欠钱者)。以当时的实况来看, 因为贷出的钱币都是破损的(含银量不足), 如果日后收回的债款都用新铸钱币来偿还, 就算贬值25%也合算。因为新币完整无破损, 内含白银的价值甚至比当初贷出时更高, 所以贬值25%对债权人无实质损害。当时钱币的平均破损程度低于60%, 如果贬值程度不超过旧币值的60%, 估计对债权人无大损害。依这种说法, 新铸钱币贬值25%完全合理。
5.有人认为贬值后, 物价不会等比例上涨, 因为不是用钱币的内在价值(白银)去购买, 而是依钱币的外在价值(面额)去购买。现代的观点是, 只要名目价值(面额)提高, 商品的名目价值(市价)会跟着上涨。这是Fisher方程式的基本论点。然而物价的涨幅未必与贬值的幅度成正比。当时有人提出相反的论点, 是因为观察到苏格兰、法国、爱尔兰、德国、葡萄牙以及其他国家改变钱币的面额后, 物价并未呈现比例性的涨幅。当时另有论点说, 就算物价因贬值而提高, 农民收入也会跟着增加, 地主的地租收入提升, 还可以投资产业, 创造就业。反之, 若不贬值, 货币供给量不足, 物价下跌, 全国都将处于贫困状态(水浅船低)。
6.当时的两大状况是钱荒与劣币。解决钱荒的方法一是增铸铸币, 二是减少货币需求, 三是降低物价(用少量的钱可买相同数量的商品)。物价不是政府所能任意调控的, 因此降低物价不是好方法。减少货币需求会造成工商业不振, 也不是好方法。唯一的选择就是增铸货币, 但若要维持面额与含银量的旧关系(成色高), 政府财政困难, 又没有那么多银块, 所以只剩两个选项:一是贬值(例如把1磅的白银铸成面额为10或20镑的钱币); 二是通过国会立法, 提高黄金或白银的价格, 这样就可名正言顺地调高钱币面额。但调高金银价(其实也是另一种贬值形式)会吸引外国的金银大量流入, 这种套汇会造成金融不稳。所以直接调高钱币面额, 是速度最快、副作用较小的方式。
7.贬值后, 英国商品对外国人而言就更便宜, 对出口有利。贬值后因英镑购买力降低, 就会降低进口。这两种效果相加之后, 有助于平衡国际收支。出口增加也会促进产业繁荣, 带动就业, 使土地价值升高。但反过来说, 贬值之后物价上涨, 进口产品更贵, 出口增加后赚入更多外汇, 更多钱币在国内流窜, 造成通货膨胀, 富人与产业主受益, 广大的无产者与受薪者受害。
8.铸新币需大量白银, 但当时正值战争, 国库困难。贬值后银价高涨, 国外白银自然会因高价吸引而流入。反过来说, 如前所述, 外国大量金银流入, 如同现代的游资侵袭, 这种套汇易造成金融不稳。
9.为避免本国金银价与外国落差太大, 更须采取贬值手段(同样面额的钱币减少金银含量)。英国银币在当时的市价要高于其他各国银币, 唯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因为西班牙从美洲输入大量白银, 银价较低, 钱币的含银量较高, 所以英国就从西班牙进口银币来弥补本身流失的部分。贬值后的钱币比大多数国家的含银量低, 就不会被熔化流出。
10.提高钱币面额在英国货币史上也是常见的事, 其他国家也会依局势变化而采取这样的措施。此事与国家荣誉无涉, 纯粹是顺势调整货币政策。从爱德华一世(1272— 1307)执政的第28年, 即1299年至1695年, 英国银币的面额已调高三倍。譬如, 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一世以货币重整恢复旧币值闻名于世, 她在即位的第二年(1559)与第四十三年(1600)间, 把每磅白银的(铸币厂)收购价格从3镑调高为3镑2先令。正值战时, 国家困难, 贬值并非罪恶手段。
以洛克为代表的升值派, 主张新币的含银量不应改变, 面额也不应提高, 应恢复旧币制取信于民, 不可因战时紧急就动摇国本。他们在国会提出下列论点, 与执政派展开激烈争辩:
1.银币是衡量商品价值的重要标准, 不可任意改变成色或面额。失去价值衡量标准后, 各种物品的价格必然起伏不一, 对民生造成困扰。
2.白银流失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贸易收支赤字, 问题的根源在于本国工商业的竞争力不足。矫正方法是改善产业竞争力, 而不是削价(贬值)竞争, 削价只会使问题更恶化, 本国产品更劣质化。
3.贬值会使本国物价更高, 进口产品更贵。英国消费品中仰赖进口的比例相当高, 贬值会让民间的实际购买力降低。
4.贬值会降低民间对政府的信心, 打击本国的国际地位。民间会预期, 只要碰到财政困难, 政府就用贬值手段, 犹如班级考试成绩不佳, 教师用加分方式提升成绩, 并非长久的正途。
5.提高钱币面额并非正途, 因为外国贸易者与英国交易的目的是赚取更多的白银, 而非面额高但含银量低的劣币, 贬值对改善贸易而言也非长久之策。
6.主张贬值者认为, 这会把原本窖藏的良币(含银量较高)诱导到市面, 熔化后取得白银, 可铸更多面额的钱币。反对贬值者认为这确实会诱出良币, 但要达到这一效果, 有个更简便的方法, 只要依钱币的重量回收, 交换等值的新币, 则不必贬值也能达到相同效果。
7.英国非产银国, 若提高银价, 只会让西班牙与葡萄牙进一步获利(输出廉价白银)。
8.目前白银短缺是因为战争, 西班牙的运银船不易进入英国。战争结束后缺银问题会自动解决, 不必急着贬值, 否则日后又要升值回来。
9.货币的价值标准是白银, 而非黄金。英国金贵银贱, 导致白银外流, 所以应该调低金价而非调高银价。
10.若此次容许贬值, 下次就更无理由阻止政府贬值。贬值若成为政治工具, 将是国之不幸。
国会几经讨论, 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反对贬值者多11票, 执政派财政部的贬值案失败。主因是有议员认为, 只要通过立法禁止就可防止破损钱币, 不一定要通过贬值来达到这个目的。
1694年底, 下议院愈来愈重视两个问题, 即钱币剪损与银块外流, 并制订了两项法案。1695年1月8日, 国会组设了一个委员会, 针对这两个议题广开言路。3月12日委员会报告七项共识:(1)防止剪损钱币的上策就是把旧有的手工打造的钱币全部熔化, 改用机械铸造; (2)Crown币(5先令)与半Crown币应维持目前的重量与成色, 但Crown币的面额应增至5先令6便士, 半Crown币增值至2先令9便士; (3)面额在半Crown以下的所有钱币, 重铸时每盎司应补偿6便士; (4)任何人拿破损的钱币来重铸, 可换取相同重量的新币, 若铸币厂因重铸而有盈余, 不得转作他用, 必须专用于换领新币; (5)现行禁止剪损钱币的法令应加强执行, 严惩触犯者; (6)任何以溢价(以比法律规定更高的代价)换取质量良好的银币者, 应受罚(避免币值不一); (7)伪造钱币或出口本国银块者应受罚。下议院对上述七项建议未能做出决议, 也未制定相应的法案。
另一方面, 1695年3月上议院通过了《防止伪造与破损钱币法案》, 立即转送下议院讨论, 并于4月25日通过, 5月3日完成立法。然而, 这项法案并未收到预期效果:钱币仍被剪损, 银块依旧流出, 英镑汇率持续下滑, 几内亚金币价格混乱。1695年11月国会召开时, 银币状况甚糟, 汇率大跌, 金价高涨。大家都明白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银币的面额与成色没有统一, 必须不计代价即刻解决。新任的财政部长查理· 蒙太古(Charles Montague)与重要人士都明白, 必须回收所有破损钱币, 汇率才会回升, 金币价格才会回稳。
1695年11月26日, 国王威廉三世在下议院演讲, 强调召回破损旧币的紧迫性。在此情况下, 货币重铸成为1695— 1696年冬季国会的核心议题。提出的改革方案有以下六点:(1)重铸新币是解决破损旧币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2)应依铸币厂设定的重量与质量标准回收破损旧币, 重铸新币; (3)重铸新币的所有经费由公众共同承担; (4)在公告日期之后, 不得用旧币缴税; (5)在公告日期之后, 旧币停止使用; (6)在公告日期之前, 任何人都可拿旧币去铸币厂重铸, 该日期之后就不再无偿重铸。
1695年12月19日, 国王宣告:自1696年1月1日起, 破损的Crown币与半Crown币不得在市场使用, 用来缴税或偿还财政部债款者例外; 1696年4月2日之后, 任何面额的破损钱币都不得使用或交易。
以下讨论代表货币体系的几内亚金币, 因为它的行情是判断英国金银价格的重要指针。1696年1月17日下议院准备讨论一个法案以管制金币的价格(因现行价格过高), 并禁止从国外进口黄金与金币, 但没有具体行动。2月13日, 铸币厂厂长尼尔在国会报告说, 从1695年元旦(3月25日, 旧历制)至当天共铸721 280个几内亚金币。同一天, 国会宣读所收到的请愿书, 请愿书显示各地商界、羊毛业与畜牧业者抱怨金币价格既高且不稳定。其中有一份请愿书说, 金币价格不稳, 白银存量过低, 导致全国商务停滞, 建议把金币价格逐渐压低以有效防止商界的各种弊端。还有人抱怨, 银行与银钱业者因金币价格不稳而对每个金币强制收取1先令的差价。此外, 银币破损严重, 数量又缺乏, 金银币的缺陷对工商界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
2月13日, 国会对金币议题争论13小时, 几乎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单一议题辩论, 但仍无具体议决。2月15日, 国会提议, 把金币价格降为28先令(也就是价值28先令的银币兑换1个几内亚金币), 投票结果是164票赞成, 129票反对。这样的票数显示争论的有两个议题:一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金币价格, 二是是否要进一步提高银币的面额而非降低金币的价格(用银币表示)。
这一投票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1)金币价格降为28先令; (2)可从国外进口大量黄金; (3)铸币厂大量铸造新金币; (4)民众买金币的价格很高(28先令), 英国的金价比外国高; (5)先前以30先令买金币的民众, 每个金币要亏损2先令, 损失惨重; (6)因为英国的金价比外国高, 外国黄金可大量流入套利。
不久之后, 因为发现每个金币兑换28先令还是太贵, 国会想降为24先令, 但没成功。1696年2月26日, 国会接受了中间价格(26先令), 并禁止金币价格超过26先令, 违者受罚。到了3月20日, 国会同意将1个几内亚金币的价格再度降为25先令。3月26日, 国会以182票对135票, 将1个几内亚金币的价格降为22先令。简言之, 单是1696年2月15日到3月26日, 国会对金币价格的认定就从30先令降到了22先令, 原先拥有金币者损失惨重。
既然金价已大幅降低, 就不再需要禁止从外国进口黄金(因为已无利可图)。即使降到22先令, 英国金价仍比邻近国家高约6%, 但套利的空间已小到不必禁止从国外进口黄金。若把金币价格降到21先令6便士, 英国的金银比价就可降到1∶ 15.5, 和邻近国家的1∶ 15更接近。换句话说, 应降到21先令才是当时的国际水平。也就是说, 英国的金价高于外国, 或是银价太低, 金贵银贱的问题仍然存在, 但已明显缓解。
1699年2月15日, 财政部长朗兹宣告, 金币价格不得超过21先令6便士。翌日, 国会做出最后决议:不得高于22先令。换言之, 在1696— 1699年的货币重铸时期, 金价从30先令陡降为21先令6便士, 把不合理的金价降到了接近国际水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等于把银币价格拉高(但仍比国际行情低约6%)。这一举措最重要的意义是有效阻挡了国际游资的流入。
以上是1696— 1699年间与铸币相关的立法过程, 各方意见繁杂, 波折与艰辛显而易见。但这只是诸多麻烦的起点, 落实执行重铸的过程中必然有更多难以预料的状况。主要的根源是当时正值英法战争, 政府左支右绌, 银币破损严重, 金价太高而银价太低。有人认为, 战争和谈的结果对英国不利, 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便是货币重铸的纷扰, 迫使政府急于结束战争, 因而接受了较不平等的和约; 也有人认为, 若不是推动重铸, 战争不可能撑到1697年, 说不定1696年就结束了。政府与民间虽因重铸而蒙受各种损失(例如金币价格从30先令跌到22先令), 但这也是不得已的代价。毕竟在战争期间推行币制改革是火中取栗的决策, 但若不即刻进行币制改革, 恐怕会先败于经济与金融, 而非军事。
1696— 1699年的货币重铸最大的困难是各种铸币设备尚未到位:一是全国的铸币厂太少, 以伦敦塔的铸币厂为主力; 二是铸新币所需的机械尚不齐备, 生产能力不足。以1696年1月财政部的要求为例, 原本计划每周铸3到4万镑新币, 但实际产能不超过1.5万镑。大约到1696年3月牛顿初入铸币厂时, 这一情况才明显改善(此事与牛顿无关, 只是两者的时间点凑巧)。原本预计1696年1月23日可铸出新币, 结果到2月8日才有新币上市。全国有五座铸币厂全力开工, 10月底总共铸出2 714 154镑19先令4便士, 由于新币完整无损, 含银量明确的良币一出厂就被窖藏。
此外还有两项麻烦:一是在1696年4月10日政府公告金币价格不得高于22先令后, 当初高于此价取得金币者不甘损失, 或窖藏金币不用, 或将其流到外国另作他用, 造成市面流通的金币大减; 二是1696年5月4日之后, 除了6便士与另有规定的硬币, 其余破损的钱币一律禁用。这两项原因造成市面流通的钱币严重短缺, 同年5至7月间最为明显。英格兰银行因而面临极大危机, 它的股票价格在6月时暴跌20%以上。钱荒也给政府收支造成极大困扰, 公债行情遽降30%以上, 税收紊乱, 财政赤字高达5 160 400镑。7月时国家土地银行倒闭, 驻在低地国的军事行动停摆, 大笔金币外流以支应海外军需。
撑到10月20日, 国王就钱荒问题发表演说, 承认货币重铸政策带来诸多不便, 应积极予以弥补, 主要措施是:(1)增加通货数量, 加速铸币; (2)善用既有资金弥补赤字; (3)找寻方案, 防止公债价格下跌, 减少赤字。这些指示性的政策衬托出货币重铸所引发的诸多困境, 但一时也无立竿见影的良策。幸好新币的铸造速度稳定提高, 到1696年底时已完成90%的进度, 这一年的2至10月间, 共铸2 714 154镑19先令4便士, 其中98%是用回收的破损钱币熔化重铸, 只有2%来自银块或银板。
全国六个铸币厂总共收回5 488 601镑13先令2便士面额的破损旧币, 熔化后铸出2 667 131镑17先令9便士, 总破损率约50%。也就是说, 1696年重铸之前, 英国的劣币总价值约只有钱币总面额的51%, 破损程度严重, 重铸是正确的政策。
另外, 1696年11月到1697年底, 共铸3 621 742镑16先令10便士新币, 其中92%是用回收的破损钱币熔化重铸, 8%用银块和银板。六个铸币厂的业绩如下:伦敦塔厂在1696年11月到1697年12月之间铸出2 170 978镑(先令与便士略去, 下同); 布里斯托厂在1697年(以下时间皆同)铸出369 553镑; 切斯特厂铸出274 923镑; 埃克塞特厂铸出360 065镑; 诺维奇厂铸出207 963镑; 约克厂铸出238 257镑。这一成绩相当不错, 但1698— 1699年间铸币速度大降:1698年全国总铸量不超过326 628镑, 1699年只有60 443镑。1696— 1699年间, 全国共铸6 722 970镑新币; 回收破损钱币的统计较不完整, 四年间约1 000万镑面额的旧币全部熔化, 重铸的总成本约为270— 300万镑。
这四年间铸出的新币是否有效解决了钱荒问题?如前所述, 因新币成色好、无破损, 一出厂就被窖藏或被熔成银块, 在市面上流通的远不及此数。只有少数人送银子来铸成钱币, 因为白银的市价比铸币厂的收购价每盎司要高出2— 3便士, 有时6— 7便士。公告的收购价是每盎司5先令2便士, 若差额以3便士计, 就是5%; 以6— 7便士计, 约为10%。当然没人愿意卖白银给铸币厂, 所以只能靠回收的旧币与政府自有的白银来铸币, 这是总货币供给量增长不快的结构性限制:公告收购的银价太低。
另一方面, 英国的金币价格太高(22先令), 吸引大量的外国金币流入(主要是西班牙的Pistole和法国的路易金币)。以Pistole为例, 用含金量来算, 值17先令1便士, 但在英国可换到17先令6便士, 则进口一个Pistole可赚5便士毛利。英国国王因而在1701年2月5日下令, 从当日起, Pistole的行情不得高于17先令, 等于用政治力量强力压制外国金币价格。结果正如预期:西班牙与法国的金币不再流入; 英国购买价值140万镑的外国钱币, 在铸币厂熔化后重铸新币。
以上是1696— 1699货币重铸四年间的事件大要, 但重铸的影响既广泛又长远, 其中最重要的结果是1700— 1774年间金币的重要性愈来愈显著, 迫使英国脱离已有几百年历史的金银复本位, 转为单一金本位, 这是一个更复杂的议题。
17世纪90年代在朝野争辩重铸货币的过程中, 牛顿大约只能说是旁观, 理由有二:一是1696年他离开剑桥学界转入伦敦的铸币厂任职时, 最初的职位只是个部门主管, 且他对货币问题称不上内行, 离决策核心还很远。二是1695年9月27日, 牛顿与洛克、克里斯托弗· 雷恩爵士等八人应邀参与摄政委员会的咨询, 货币重铸是其中一项议题[7]554-555, 因此, 笔者猜测, 牛顿1695年秋季的手稿[2]217-223的性质属于对社会重大议题的评论, 而不是1696年任职铸币厂厂长后以在位者的身份所表达的见解。基于以上两项理解, 可以暂时判断牛顿对重铸的见解是个人的非专业评论。牛顿1695年秋季手稿所传达的最重要信息, 是牛顿同意财政部长朗兹的提议, 让钱币贬值20%[2]ⅷ [3]52。但国会投票的结果是反对贬值者多11票, 执政派的贬值案失败, 以洛克为代表的在野派主张获得通过, 即恢复都铎王朝伊丽莎白女王时期钱币的含银量。
若以现代思维与当今做法来评议此事, 恐怕是财政部的贬值派会在国会获胜。大多数人会赞同当时商界的三项做法:第一, 完全禁止白银与钱币出口; 第二, 在某段时间禁止出口; 第三, 增铸钱币。因为只有这些措施才能减少白银外流, 避免国内钱荒。钱荒会引起通货紧缩、利率高涨、交易下跌、投资意愿下降、失业人数上升、社会动荡。此外, 在17世纪90年代走贬值路线或许能促进英国产品外销, 但更能阻挡外货入侵的压力。
洛克主导的升值派在心态上可能是要维护币值, 认为国家不能随意改变货币的含银量, 否则将失信于民, 也会造成汇率波动, 不利于工商业发展与投资, 对进出口贸易也会引发更多的不确定性。牛顿在最终立场上是支持以洛克为代表的升值派的, 但在1695年秋季的手稿中却支持了以财政部为代表的贬值派。这种游离态度或许是出于理智与感情间的拉锯, 以及他性格上的惯性。
(本文附录Ⅰ 、附录Ⅱ 参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版)》,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CN/abstract/abstract121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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