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崔岩, 黄永亮. 中国社会质量研究——不同阶层社会质量评价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9(2): 44-57
Cui Yan, Huang Yongliang. An Analysis of Social Quality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Classes of China[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49(2): 44-57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8.0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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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质量研究——不同阶层社会质量评价分析
崔岩1, 黄永亮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作者简介: 1.崔岩(https://orcid.org/0000-0001-9381-6276),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质量与社会发展、环境社会学等研究; 2.黄永亮(https://orcid.org/0000-0002-1658-427X),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质量与社会发展、社会认知等研究。

收稿日期: 2018-06-20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079)
摘要

社会质量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末被欧洲学者提出后,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积极响应。近年来,国内学者也纷纷对其展开了相关研究。当前我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主要需求也从传统的物质需要逐渐转变为对高质量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要满足这种新的社会需求,就需要加强对当前我国社会质量的研究,通过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质量的提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下层的需求及其对社会整体发展评价的标准与社会中上层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对中上层群体的社会整体评价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保障和社会包容则对社会下层群体的社会整体评价有着显著影响。

关键词: 社会质量; 社会政策; 社会发展; 社会阶层
An Analysis of Social Quality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Classes of China
Cui Yan1, Huang Yongliang2
1.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Sociology, Beijing 100732, 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quality theory has been put forward by European scholars since the end of 1990s, and it has received positive responses from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the criteria of measuring a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cannot rely solely on the economic index, and it need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 society through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social cohesion, social inclusion and social empowermen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European social quality theory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on-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Chinese society is in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 the main demand of the social public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material needs to the pursuit of high-quality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In order to meet this new social demand, there is a need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quality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social policies, and meet the new social needs of the public.
There has been no sufficient discussion on whether there ar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ocial quality theor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ocial quality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SS2017,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gnition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bout the effect of four dimensions of social quality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omprehensivel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gression model of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each model, difference of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are analyzed.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cial demand and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between the low social class group and the upper-middle social class group. The emphasis of the social quality evaluation of the low social class group is mainly on the basic socio-economic security, whether medical care, pension and other livelihood security or basic housing securit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social evaluation. However, social empowerment and social cohesion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social evaluation. For the upper-middle social class groups, their focus on social quality evaluation focuses on two aspects: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empowerment, that is,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empowermen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overall social evaluation.
Finally,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 needs and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we shoul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social policies. It includes furthe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regula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eliminating social segreg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widening the channel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nhancing the lev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Keyword: social quality; social policy;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class
一、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社会阶层出现分化, 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多维度的特征。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人们的生活需求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1], 不同社会阶层对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身社会需求的满足情况。换句话说, 高质量的社会发展水平必然要求对不同社会阶层社会需求的充分满足。在这一社会背景下, 要提高我国的社会发展质量, 就需要充分了解不同社会阶层的新需要和新诉求, 在全面满足各社会阶层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 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日益扩大, 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正逐渐从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 社会公众的主要需求也逐渐从传统的物质需要转变为高质量的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因此, 准确把握不同社会阶层在新时期的社会需要, 将社会发展质量评价水平与人们的社会需求满足情况紧密结合, 对今后的社会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的数据, 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对社会质量的不同维度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影响效应的认知差异情况, 为满足新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新需求, 全面提升社会发展质量, 建设高质量的现代社会提供政策依据和理论指导。

二、 文献综述

社会质量理论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 其理论产生背景是新自由主义的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日益上升, 欧洲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 导致在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社会政策逐渐呈现出边缘化的特征, 社会发展出现危机。因此, 欧洲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质量理论, 其初衷是希望促进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均衡发展, 在效率与效益主导的经济政策中, 维护以平等与公正为核心理念的社会政策的一席之地[2]。社会质量理论一经提出, 就在欧盟国家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社会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3]。近年来, 社会质量理论在中国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社会质量理论和政策实践方面展开了研究, 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对当前的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4, 5, 6, 7, 8, 9]。

国外有关社会质量理论的研究较为丰富。1997年6月, 800多名欧洲学者在阿姆斯特丹欧盟会议上提出了“ 社会质量” (social quality)这一概念, 并通过了《欧洲社会质量的阿姆斯特丹宣言》, 这是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形成的标志。该《宣言》指出:“ 我们声明:我们不想在欧洲城市目睹日益增长的乞讨者、流浪汉, 我们也不希望面对数量巨大的失业群体、日益增长的贫困人群, 以及只能获得有限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人群。我们希望欧洲是一个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社会, 同时也希望通过提升社会公正和社会参与, 使欧洲成为具有较高社会质量的社会。” [10]同年, 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编辑出版了社会质量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欧洲社会质量》(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 对社会质量的理论、研究领域、政策取向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探索。1999年, 《欧洲社会质量期刊》(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正式出版, 成为社会质量研究的重要阵地。2001年, 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又出版了第二本社会质量研究著作《社会质量:欧洲远景》(Social Quality: A Vision for Europe)[3], 对社会质量的概念、理论和社会政策制定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后, 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开始致力于对具体的社会质量指标进行研究。同时, 为建立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完整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 欧洲各国学者积极展开合作交流, 相互探讨, 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外社会质量的主要研究内容来看, 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概念的界定。Beck等学者认为, 社会质量是“ 在宏观和微观等各种限定性条件下, 个体通过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所能提高的个体生活水平和行动潜能的能动程度和能动水平 ” [23]。二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Berman等认为社会质量理论体系力图通过全面、系统地建构理论, 切实反映社会与个体互动的质量和水平[11]。三是对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及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如对社会经济保障指标[12]、社会凝聚指标[13]、社会包容指标[14]及社会赋权指标[15]的相关研究。近些年来, 社会质量理论研究的最新方向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质量理论的国际比较研究, 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社会质量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16, 17]。

国内学界对社会质量理论关注的重点是, 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同步进行, 以及如何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提高社会的内在凝聚力、保障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王沪宁在1989年发表的《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中提出, “ 所谓社会质量指的是社会非政治有序化程度, 一个社会能够实现政治秩序的再组合, 关键在于其社会质量是否发生变化” [18]。吴忠民认为, “ 所谓社会质量是指社会机体在运转、发展过程中满足其自身特定的内在规定要求和需求的一切特性的总和” [19], 他将社会质量作为衡量社会完善与否的重要尺度[20]195-208。国内社会质量研究的最新方向是基于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来探讨中国社会质量理论的发展, 并对我国社会质量状况进行了具体的经验研究, 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林卡提出, 社会质量理论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社会质量的研究要考察公民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积极参与程度, 公民组织在增进社会团结、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中所起的作用, 以及家庭、社区和市民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21]。韩克庆认为, 社会质量理论及其倡导的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福利世界的另一个普世价值, 使我们可以高屋建瓴地思考中国社会福利体制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走向[22]。张海东等则认为, 目前我国的社会质量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高, 基于我国本土化的社会质量理论研究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3]。崔岩提出, 欧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与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 社会质量理论对社会治理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9]。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 我们发现, 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从理论层面对社会质量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是以等权重的方式讨论社会质量中的四个维度, 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对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然而, 如果直接照搬国外的社会质量理论和研究模式, 忽视东西方经济文化差异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异, 则会导致研究结果的片面性和不科学性。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 两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经济背景, 也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 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质量的不同维度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影响效应也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以实证数据全面分析社会质量不同维度对整体社会发展质量影响效应的差异性,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丰富社会质量理论体系, 更为全面地建立社会质量评价指标, 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三、 研究问题、数据和模型
(一) 研究问题

当前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分化, 而不同阶层社会需求的满足与其社会发展质量评价水平有着密切关联, 只有了解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新需要的变化, 才能更好地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 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有学者指出, 我国社会阶层利益日渐多元化和复杂化, 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利益摩擦和冲突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由此导致的阶层利益分化对社会公平造成了严重损害[24]。

就社会质量理论来说, 不同社会阶层在社会质量理论不同维度上是否存在认知上的差异, 学界并没有充分的讨论。本文认为, 虽然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对社会质量都有重要意义, 但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对不同维度相对重要性的评价却有一定的差异。只有通过定量数据分析, 才能充分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需求的差异格局。因此, 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是通过定量模型, 分析不同社会群体在对社会整体发展情况进行评价时, 在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上存在哪些差异。

(二) 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调查采用了多阶段混合PPS抽样, 共访问城乡居民10 000余名, 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在该调查问卷中, 社会质量是其中的重要模块之一, 分别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方面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进行了评价, 为全面分析我国各阶层的社会认知提供了实证数据。

(三) 变量、指标与模型

在模型选择上, 本文采用了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其中, 控制变量主要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户籍情况等。因变量为受访者对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评价, 测量变量为连续型变量, 测量尺度为1到10分。自变量分别为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及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就各个维度的分项指标而言, 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共提出了95个二级指标[25]22-23。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对国际社会质量指标进行了本土化研究, 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社会质量指标体系[26, 27, 28]。

社会经济保障体现的是社会为个体生存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因此, 在其二级指标的选择上, 本文主要考虑了受访者的客观收入情况和基本社会保障状况。在这里, 本文对受访者的基本社会保障状况进行了进一步处理:CSS2017的问卷对受访者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基本住房保障情况进行了调查, 我们对以上五种社会保障类型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旋转投影, 一共产生了两个主成分, 即底线保障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和民生保障型(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就业保障), 并将二者作为社会经济保障的二级指标。底线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和项目中最基本、最不可或缺的, 一旦缺少, 就保证不了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底线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29]。高和荣提出, 底线保障不是简单地与经济增长相等同, 而是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挂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30]。朱慧勇认为,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 住房是民生之要, 实现住有所居有助于就业、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的解决[31]。因此, 本文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纳入底线保障, 将养老、医疗和就业保障归为一般民生保障。

社会凝聚体现的是社会价值观整合对社会团结的意义, 因此, 社会凝聚的二级指标包括受访者对当前社会道德遵守情况评价、法律遵守情况评价、正向社会价值观评价和社会信任评价。

社会包容体现的是社会个体或具有差异性特征的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宽容对待状态, 其二级指标主要包括受访者的社会宽容程度评价和社会歧视程度评价。

社会赋权的核心目的是在实现社会与个体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提升个体的社会能动性, 促进个体发展。因此, 社会赋权的二级指标主要包括政治活动参与意愿、社会活动参与意愿和社会政治参与效能感。重要变量的基本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模型变量基本统计量

在模型中, 本文将受访者分为五个阶层, 分别为社会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下层。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对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评价标准有所差异。因此, 需要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发展质量评价建立回归模型, 然后对其系数进行比较。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建立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 虽然可以把不同社会阶层看作彼此独立的样本, 各个样本在特定阶层总体中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 但在对不同回归模型的系数进行比较时, 会出现一定问题。因为本文的模型不仅要讨论系数是否具有显著性, 并在不同样本之间进行比较; 还需要比较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在不同模型之间的效应, 这就构成了不同系数的跨模型比较问题。因此, 若没有考虑到参数估计中的诸多假设是否成立, 那么, 简单比较同一自变量对因变量在不同模型之间影响效应的大小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同时, 如果把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分为不同样本, 单独进行参数估计, 则会忽视不同模型之间的关联性。换言之, 虽然分别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发展评价进行参数估计并没有问题, 但因为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处在同一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中, 对社会的认知受到众多相同因素的影响,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会降低模型参数估计的效率。

针对上述问题, 对于不同模型系数的比较, 可以建立核心变量和分类变量的交互项, 在回归中进行分析。同时, 对不同模型之间的关联性问题, 可以建立似无关方程进行关联分析。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本频数分析

从数据来看, 在调查中有0.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上层, 2.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上层, 30.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 30.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下层, 3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下层。

就公众对当前社会的整体评价而言, 从数据来看, 当前社会公众对社会整体评价的平均值为7.017分, 并且受访者自我认知的社会地位越低, 其社会整体评价得分越低(参见图1)。具体来看, 社会上层对社会整体评价的平均值为8.167分, 社会中上层的平均值为7.525分, 社会中层的平均值为7.196分, 社会中下层的平均值为6.922分, 社会下层的平均值为6.888分。

图1 各个社会阶层对社会的整体评价

(二) 通过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整体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讨论不同社会质量维度对社会整体发展质量评价的影响效应。通过表2可见, 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等维度对公众社会整体发展质量评价的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例如, 在社会经济保障维度, 公众对当前社会养老、医疗等保障水平评价越高, 对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评价也越高(β =0.070, p< 0.001); 同样, 公众对政府部门提供的底线基本保障水平评价越高, 对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评价也越高(β =0.037, p< 0.05)。在社会凝聚维度, 社会公众对当前社会公平状况评价越高, 对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评价也越高(β =0.261, p< 0.001); 对当前社会信任水平评价越高, 对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评价也越高(β =0.191, p< 0.001)。

表2 社会公众的社会评价

同时, 数据也显示出, 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等维度对公众社会整体发展质量评价的影响也同样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例如, 在社会包容维度, 公众对当前社会歧视程度的评价对社会整体发展质量评价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β =-0.095, p< 0.001); 在社会赋权维度, 公众的社会政治活动参与意愿同样对其社会整体发展质量评价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β =0.152, p< 0.001; β =0.317, p< 0.001)。

2.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评价回归分析

由表3可知, 社会下层这一群体对高质量社会评价的关注点集中在基本经济保障等方面。具体来看, 在社会经济保障维度, 各类社会保障水平对社会下层群体的社会整体评价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其中, 不论是民生保障, 还是底线保障, 对其社会整体评价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β =0.149, p< 0.001; β =0.079, p< 0.001)。在社会凝聚维度, 社会下层对当前社会价值观的评价情况并没有对其社会整体评价产生显著的影响(β =0.006, p=0.806)。在社会包容维度, 社会下层的社会宽容认知情况、社会歧视认知情况对社会整体评价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β =0.264, p< 0.001; β =-0.110, p< 0.001)。最后, 从社会赋权来看, 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和参与效能感等对社会下层的社会整体评价均没有显著影响。

表3 社会下层的社会评价

总体来看, 社会下层的需求及其对社会整体发展评价的标准与社会中上层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就社会下层而言, 最关注的是社会经济保障和社会包容, 社会凝聚情况和社会赋权对其整体社会评价并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 社会下层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评价还是着眼于基本民生领域, 尤其是对生活保障最为关注。同时, 社会下层群体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他们对社会包容、社会排斥有着较为直接的体验, 所以, 社会排斥认知情况对其社会整体评价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就社会赋权来看, 虽然社会下层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 有着各种政治、社会生活诉求, 但因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对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并没有十分迫切的诉求。同时, 因为这一群体社会资源有限, 参与渠道受到限制, 对自身参与能力认知不足, 存在较为普遍的参与冷漠心态, 并且, 其大部分政治、社会参与行为都是在个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 采取的是被动式维权行动, 而不是主动性权利争取行动。

与社会下层相比, 社会中上层对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价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参见表4)。首先,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 基本社会经济保障对社会中上层的社会整体评价的影响并不显著(β =0.08, p=0.208; β =0.049, p=0.41)。在自身物质经济条件达到较为富足的水平后, 物质需求已经不再成为社会中上层对社会发展水平关注的重点。数据表明, 社会凝聚水平是其社会整体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中上层对社会道德遵守、法律遵守以及价值观整合能力方面的关注度较高。与之相对应, 社会中上层对社会包容水平的评价并不影响其社会整体发展评价(β =0.091, p=0.211; β =-0.056, p=0.118)。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中上层对社会赋权的关注程度和评价对其整体社会评价有着显著影响。与社会参与相比较, 政治参与程度对社会中上层社会整体评价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 社会中上层对个人权利, 尤其是政治权利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近年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显著变化, 掌握丰富社会资源的社会中上层群体在获得了大量经济资源后, 希望在政治权利上得到更多的话语权。因此,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不协调, 影响着社会中上层群体对社会发展水平的认知, 也影响了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参与水平和参与模式。

表4 社会中上层的社会评价

3.对回归系数的比较

社会下层和社会中上层在回归模型系数的显著性上存在一定差异(参见表5)。例如, 在社会经济保障维度, 就变量民生保障型而言, 社会下层的回归系数为0.149, 社会中上层的系数为0.080, 两者之差为0.069, 并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p< 0.1); 在社会凝聚维度, 就变量社会价值观评价而言, 社会下层的回归系数为0.006, 社会中上层的系数为0.093, 两者之差为-0.087, 并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p< 0.05); 在社会包容维度, 就变量社会宽容程度评价而言, 社会下层的回归系数为0.264, 社会中上层的系数为0.091, 两者之差为0.173, 同样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p< 0.05); 在社会赋权维度, 就变量政治活动参与意愿来看, 社会下层的回归系数为0.028, 社会中上层的系数为0.317, 两者之差为-0.289, 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p< 0.05)。同时, 在效能感上也呈现出相同的统计显著关系。由此可见, 社会下层和社会中上层在对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时, 他们关注的重点有显著差异, 反映出当前社会不同阶层对社会的需求呈现出差异化的格局。

表5 系数比较
五、 政策建议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较为显著的提升。与此同时, 社会阶层也呈现出新的分化趋势, 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导致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不同阶层群体的社会需求及需求满足状况也存在一定差异, 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不同阶层群体对当前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评价的差异。

对社会中上层群体而言, 经济的快速增长极大提升了这一群体的规模和经济实力, 使其占有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在满足自身物质需求后, 这一群体的个体需求也逐渐向更高层次转变。因此, 这一群体当前更为关注的是社会整体在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进步, 以及个体在社会中能够发挥的影响力。一般而言, 个体在温饱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会对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 这一群体希望社会能够具有更强的社会凝聚力, 期冀社会成员普遍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法治意识; 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逐渐成为人们高质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群体会将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渠道是否丰富、参与是否具有实际效果等作为评价当前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因此, 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 他们迫切希望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影响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对社会中上层而言, 政治权利或个体的“ 权能感” 已经成为其评价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社会中上层群体在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等方面有着更多的需要和渴求, 他们希望通过更多的平台参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然而, 就社会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的社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建设, 出现了社会信任下降、安全感降低的现象, 部分人群呈现出法治意识淡薄、社会价值观缺位、道德约束真空的情况。社会中上层群体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渠道因社会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而没有得到显著的拓展, 这对其社会评价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缺乏有效的社会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 社会中上层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 权能不足感” 和“ 政治冷漠感” , 影响了其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 削弱了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基础。因此, 需要全面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拓宽人们实现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 逐步消除社会中上层群体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 无力感” , 充分发挥其社会稳定器和安全阀的作用。

对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下层而言, 当前仍然需要重视基础民生保障问题。在提升社会保障覆盖率的同时, 应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社会公众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和物质上的进步, 而且更为注重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各个社会阶层的需求在实现温饱之后, 逐渐转变为对生活质量全面提升的追求, 社会公众对个人收入持续增长的关注也转向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关注, 体现出各个阶层对社会发展质量评价的指标发生了重要转变。对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下层来说, 由于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 他们在收入分配上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相对剥夺感, 导致他们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评价水平相对偏低。因此, 只有进一步调整社会收入分配制度, 建立更为有效的财富资源配置调节机制, 才能降低人们的相对剥夺感, 提升社会公平感。

与此同时, 社会融入和社会认同也是社会中下层和下层群体评价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 他们生活在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的社会环境中, 社会边缘感和疏离感对其社会整体发展评价有着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 应当进一步消除社会歧视, 降低社会排斥水平, 增强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感,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社会, 实现社会的多元化, 降低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

综上所述, 当前我国社会需要进一步拓宽社会政治参与渠道, 赋予社会各个阶层更多的能动能力, 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更为有力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与此同时, 需要进一步加强民生保障工作, 在实现社会保障全面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实现高品质的社会生活。此外, 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减少社会隔离、降低社会排斥、消除社会歧视, 进而全面提升社会的整体包容水平。总而言之, 只有全面提升社会公众社会政治参与效能感, 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减少社会隔离与排斥, 才能提高社会各个阶层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评价。只有全面提升各个维度的社会发展质量, 才能实现各个阶层利益诉求最大程度的平衡, 进而实现社会的福祉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建设高质量的小康社会。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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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泉明、张洪松: 《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命题探析》,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第109-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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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谢飞、陈丽珍: 《社会阶层利益过度分化的防治对策》, 《管理学家》2013年第5期, 第406-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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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崔岩: 《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质量调查报告》, 见李培林、陈光金、张翼主编: 《201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第130-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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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崔岩、黄永亮: 《中国社会质量指标指数分析》,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第85-86页.
[Cui Yan & Huang Yongliang, ″China’s Social Quality Index Analysis, ″ Journ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No. 4(2018), pp. 85-86. ] [本文引用:1]
[29] 景天魁: 《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的柔性调节》, 《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第34-35页.
[Jing Tiankui, ″A Flexible Adjustment of Baseline Equa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 Sociological Study, No. 6(2004), pp. 34-35. ] [本文引用:1]
[30] 高和荣: 《底线公平: 新时代中国社会保障的价值要求》,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第11-12页.
[Gao Herong, ″Bottom-line Fairness: The Value Requiremen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in a New Era, ″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No. 3(2018), pp. 11-12. ] [本文引用:1]
[31] 朱慧勇: 《住房是民生之要》,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2期, 第14-16页.
[Zhu Huiyong, ″Housing Is the Key to People’s Livelihood, ″ Chinese Cadres Tribune, No. 2(2014), pp. 14-16. ]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