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其在前人思想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的学术原创, 是当代哲学的前沿热点。哈贝马斯借此“ 建立起了自己独有的跨学科的内在批判这一方法论模式, 而且还找到了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契机, 这就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 公共领域’ , 从而使得他能够沿着自己的思路建构其社会进化模式, 即社会交往模式” ^[3]35。作为理论范畴, 公共领域有着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在笔者看来, 公共领域的内涵指的是, 公共领域是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实践话语空间, 主体是由独立自主个体组成的公众; 具有主体性的个人针对公众事务, 借助批判性的公众舆论参与社会公共性建构。外延指的是, 在以公众舆论为依托的社会交往实践中, 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形成良性互动, 个人在享有主体性权益时尊崇社会公共性的权威, 社会在施予公共性治理时维护个人主体性的利益, 个人、他者、社会三者之间和谐有序。公共领域是个人日常生活状态, 也是社会运行发展的实质。

启蒙运动的核心要素, 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之间互相建构的过程是公众舆论的本质所在, 也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动因。哈贝马斯强调了文学作品在公共领域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事实上, “ 文学在公共领域中所发挥的功能是一个有效运作的公共领域极为必要的组成部分” ^[4]6。这是因为, 第一, 文学作品以具象化的人物塑造与故事情节揭示抽象复杂的社会发展规律, 这既是文学的立根之基, 又是公众舆论与公共领域建构的基础; 第二, 作者借助艺术想象, 将具有个人主体性特点的想法付诸文字, 在作品中评断、匡正现有社会制度, 唤起读者的认同, 从而参与社会公共性的建构; 第三, 读者在理解文学作品并接受作者的观点, 从而唤醒并强化个人主体性的同时, 与他者一道将作品中的理念变成社会公共性的实践。由作者、作品、读者促成的文学传播成为公共领域的建构途径。如哈贝马斯所言, 文学公共领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先导, 具有历史发展的优先地位, 而文学之于公共领域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事实上, 文学的本质是以美学形式呈现的语言交往行为, 公众舆论依托语言展开, 公共领域的发展也以语言为据。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中有进一步的阐释:“ 所谓交往行动, 是一些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 在这些互动过程中, 所有的参与者通过他们的言语行为所追求的都是以言行事的目的, 而且只有这一个目的。相反, 如果互动中至少有一个参与者试图通过他的言语行为, 在对方身上唤起以言取效的效果, 那么, 这种互动就是以语言为中介的策略行为。” ^[5]295文学作品在以语言交往行为为基础的公共领域建构中发挥非同小可的作用。

文学作品是引发公众讨论、营造公众舆论的有效媒介之一。公众舆论的形成取决于:具有主体性的个人积极参与实践话语的讨论, 阐述个人观点; 众多个人观点意在达成具有社会公共性并被参与者普遍接受的共识。文学作品是这种实践话语的有效载体。一方面, 文学作品的阅读是读者个人理解的过程, 是读者参与语言交往行为的实践, 也是对读者个人独立思想的验证; 另一方面, 文学作品的解读是读者认知论证的过程, 也是对读者社会共识理念的测试。因此, 文学作品是读者个人思想与社会意识的会合点, 既可以被视为读者个人思考的私人领域, 又可以被认作读者融入社会的公共领域。同时, 文学作品是将他者的个体经验投入读者的视域之中。读者依托自己的经验理解他者, 并感同身受地解读他者。众多读者的理解与解读在实践话语中汇聚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共识。文学作品的作用可以小到为个人主体性提供实践空间, 大到为社会公共性创造变革舞台。诚如哈贝马斯所言, “ 18世纪以降, 指向相互理解的行为理性潜力得到释放, 如是生活形式的诸般特点已在受人文思想浸染的欧洲中产阶级的自我理解中得到反映, 在他们的政治理论、教育理想以及艺术与文学中有所反映” ^[6]328。18世纪文学作品在公共领域建构中的能动作用显然与作者的自我定位密切相关。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共有的人文关怀使他们笔下的作品具有某种共通性。他们的作品往往涉及具有异域他乡特点的乌托邦社会内容, 而且道德说教、规范训诫的画外音充斥在读者的耳畔。在这些作者看来, “ 教导公众是他们的职责” ^[7]5。同时, 作者们普遍着眼于个人经验的描述, 选择具有现实生活质感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伊恩· 瓦特在其18世纪小说研究扛鼎之作《小说的兴起》中这样概括:“ 自文艺复兴以来, 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的趋势也在日益增长。” ^[8]7个人经验的描述实践与社会经验的共识建构目的融为一体。致力于启蒙伟业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清楚地认识到, 使民众从当前专制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 勇于运用自己的理解能力是启蒙之基, 因为“ 就个人而言, 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 ^[2]122。启蒙的前提就是个人主体性的确立。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也明白, 自己从事的启蒙事业并不仅求个人一己之私, 而是要谋求社会集体认同, 使得对个人主体性的尊重与保护这一原则成为理想社会的通行规则, 而这是个人与他者基于平等原则上的关系的再定义, 一个尊重每个个人主体性的社会是当时抵制专制侵扰的启蒙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国。艺术创作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建构关系和18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实践话语密不可分。哈贝马斯这样论述:“ 只要自己的利益与他者的利益必须协调起来, 那么, 实践话语也就表明了妥协的必然性。在伦理-政治话语中, 关键在于阐明一种集体认同, 这种集体认同必须为个体生活方案的多样性留有余地。” ^[9]92此处的集体认同也就是读者得以参与建构的社会公共性。

18世纪欧洲作者们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诉求, 并通过个人作品启发读者, 汇聚民众力量, 以期实现政治目标。启蒙的目的要在政治公共性中实现。需要看到的是, 此时期的政治诉求旨在通过实践话语中个人与他者之间的语言交往行为来完成, 而这正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 当代政治哲学家约翰· 基恩就有如是表述:“ 政治是实践和言说能力在其中共同形成的领域。这是一个真正的公共活动领域, 言说和行动的个人在其中看和听, 并且彼此认真对待。” ^[10]140个人与他者之间的语言交往行为是启蒙政治理念的实施途径, 这意味着在以作品为媒介的实践话语中, 读者与作者是彼此平等且不可或缺的对话者。启蒙运动的出发点是反抗专制, 尊重个人主体性, 现代社会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亦源于此。“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变成所有人能够意愿的东西, 他们不是作为本体自我, 而是实践话语的参与者。” ^[11]52同时, 公众舆论旨在谋求由作者与读者参与的社会共识建构。读者阅读作品, 受作者的思想启发, 进而经过自己独立思考与判断后阐述个人观点。在公众舆论背景之下, 这看似普通且简单, 但实际上是读者通过个人主体性观点的论述参与社会公共性的建构。哈贝马斯指出:“ 所有成年公民在形成一种政治公众舆论的条件下, 通过自身意志的深思熟虑的表达, 以及对这种意志的实现实行有效的监督, 将社会生活的发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12]13启蒙运动借助公众舆论, 让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并参与作者发起的实践话语, 以语言交往方式影响社会生活发展。启蒙运动谋求社会与政治治理理念的变革, 由专制统治向尊重个体转变, 而这一制度化的变革取决于普通读者参与社会公共性建构的程度, 因为由读者组成的普通民众历来是社会与政治变革的主体。

18世纪欧洲先贤们的智慧与思想成就了启蒙运动。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往往集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为一身, 拥有多重身份, 他们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探索新知, 奠定近现代文明的智识基础; 同时他们心系民众, 用新的思考角度拓展民众视野, 为读者重新了解自己、他者与社会创造可能。新知、新思想在成为此时期公众领域研讨对象的同时, 也成为个人自我认知与社会意识建构的主导。哈贝马斯指出了18世纪实践话语的要旨:“ 公众舆论是在哲学家们— — 现代科学的代表— — 指导下对社会秩序的基础进行共同的和公开的反思所得出的启蒙的结果; 它把社会秩序的自然法则概括为公民的实践活动的可靠的形式。” ^[13]83新知、新思想融入民众个人认知, 并通过语言交往行为成为社会共识, 进而影响到社会与政治治理实践, 因为“ 公众舆论……没有统治力量, 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 ^[2]114。开启民智的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作者们功莫大焉。

对启蒙先贤而言, 重新认识自己尤其是自己的主体性价值是所有新知、新思想萌发之前提。在延续始自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实践中,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开始借助科学论证正面肯定个人主体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篇明确写道:“ 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于经验的, 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 ^[14]1这个阐述如今是人人皆知的常识, 但在18世纪欧洲语境下却是与以神为中心的认知体系决裂的宣言, 具有革命性意义。专制神权告诉民众的是, 世人的认知是神意的启示与投射, 与神有关, 与人无关。启蒙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却明确指出, 个人的经验与感知是了解一切的基础, 包括上帝, 这是对个人主体性价值和意义的宣示。黑格尔将这个理念进一步完善, 使之成为艺术创作之根本。他在《美学》一书中写道:“ 因为作为主体, 艺术家须使自己与对象完全融合在一起, 根据他的心情和想象的内在的生命去造成艺术的体现。” ^[15]369艺术创作成为艺术家个人主体性的具体实践, 而这也正是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作者们参与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出发点。

18世纪也被称为理性时代。启蒙先贤基于个人经验, 探讨可以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性, 并以此规范社会关系。欧洲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建构由理性主导的理想国, 并期待对理性的尊崇与运用成为社会公共性的实践, 约翰· 克里斯蒂安· 劳尔森这样总结道:“ 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对理性的运用。” ^[16]259-260理性可以是抽象的精神探索, 也可以是具象的物质认知, 更可以是实践运用, 在公共领域实践话语中有着多重再现。启蒙先贤志在创建理想社会, 笔下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是他们实现政治抱负、谋求改变社会权力结构的方式。英国作家托马斯· 德· 昆西一针见血地指出:“ 所有文学之作意在权力建构; 所有非文学之作旨在知识传播。” ^①(①转引自Jarvis S., ″Criticism, Taste, Aesthetics, ″ in Keymer T. & Mee J.(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174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0.)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以彰显个人主体性为出发点, 借助文学作品启发民智, 引领民众参与社会公共性建构, 此举的背后是他们谋求社会与政治权力的雄心。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顺着此种意图引领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

肩负启蒙使命的作者们纵有横溢才华与满腔豪情, 但如果没有将个人思考付诸笔端, 形成作品, 如果没有读者购书阅读, 领会文中思想, 那么他们的各种抱负也只是个人梦语。启蒙作者们的实际价值是在由作者和作品构成的文本生产、由作者和读者构成的文学批评中实现的, 而文本生产与文学批评的互动建构了文学公共领域。作者— 作品的文本生产关系让作者牢记凝聚自己思想的作品要不落俗套, 与众不同, 并且作品要有足够的人文关怀, 能被更广阔的阅读市场接受。作者— 读者的文学批评关系让作者牢记要凭借自己的原创思考吸引潜在读者, 为读者带去新知、新思想, 并且自己要心系民众, 最大程度贴近读者, 与他们产生共鸣。细究这两层关系, 不难看出, 文本生产与文学批评仍然是以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互动为内驱力, 在建构公共领域的同时, 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政治变革。有学者就这样指出:“ 控制信息流动成为18世纪政治治理技巧之一, 因为日益上升的识字率新创了一个民众阶层, 他们的观点会产生某种影响力。” ^[17]45-46当新民众阶层的信息流动成为统治当局关切所在时, 文学作品就被赋予了新的价值。

18世纪是新旧思想交锋的时代。在与旧思想辩争实践中, 欧洲启蒙先贤借助书籍、小册子、期刊将自己的思想向民众传播, 这一过程可被视为作品化的语言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指出:“ 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 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 在那里, 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 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 ^[18]446显然, 成书的作品既能最大程度地概括、容纳作者特定内容与观点, 又能以便捷的物理传递方式送达读者手中, 以阅读与口述的语言交往方式使书中思想为读者所知, 进而引发相关讨论, 形成公众舆论。书籍文本是作者思想创作与读者阅读理解的中介, 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众所周知, 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巨擘的作品对社会思想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启蒙运动的成功实际上得益于印刷机运用、版权制度确立、阅读市场形成、书商销售渠道建设等等合力推动, 正是这股合力造就了18世纪书籍文本的特殊价值。

有学者指出, 在18世纪, “ ‘ 个人’ 的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 ^[19]151-152。不难理解, 启蒙先贤笔下的作品自然是他们思想的萃取之结晶, 这就使此时期作品呈现出对个人主体性的密切关注, 而这又催生出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小说这个新文类在18世纪兴起。学界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小说通过对具体(普通)人物、特定时间与地点、生活化的情节刻画积极推动个人主义的发展。关于小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这一问题, 伊恩· 瓦特指出了两个基本条件:“ 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 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 普通人的信念与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 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的兴趣。” ^[8]62小说的兴起是书籍文本与社会思潮互为建构的结果, 先有重视个人主体性的作品出现, 引发社会关注, 并逐步成为社会思想共识, 进而反过来激励更多的相似作品涌现。这种有效互动成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有关个人主体性的一个论据:“ 作者、作品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内心对‘ 人性’ 、自我认识以及同情深感兴趣的私人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 ^[2]54

18世纪书籍另一个共性是文本普遍有道德建构意图。此时期文本可读性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文本能否增进道德教益, 因而不难理解当早期单纯迎合读者快感而没有任何道德说教意图的小说充斥书籍市场时, 它们会被公众视为文化的灾难^[20]1。启蒙时期书籍文本的道德关怀是作者心系社会公共性建构的体现。对道德的关注一方面是应对18世纪欧洲社会变局的现实需要, 另一方面是启蒙作者与读者(新兴阶层)意图参与社会和政治治理的努力^[21]21-52。此时期书籍文本、道德周刊涉及的内容往往从具体人或事的个案出发, 让读者能根据个人经验理解, 感同身受, 并有参与讨论的意愿; 同时这些个案有代表性, 读者的相关思考和论争能与他者产生共鸣, 并有达成社会共识的可能。18世纪作品道德关怀营造出的公众舆论事实上进一步提升了个人主体性在作品中的地位。

作者成书之后付梓, 作品便成为可流通的商品。18世纪欧洲阅读市场的形成使原有作者— 作品文本生产由单向转为双向。没有进入阅读市场的书籍文本大体只是作者的个人随想笔记, 并不具备社会性; 一旦进入流通渠道, 作品就成为实践话语载体, 将读者的购买情况转化为市场评估信息, 借助语言交往行为反馈给作者。作者根据自己作品在阅读市场的流通情况决定下一部作品的内容, 加强作品的社会关怀, 以此让作品引发新的公众舆论, 实现作品的价值。同时也需要看到, 作品在被读者购买与阅读之后, 才真正参与了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作为媒介的书籍文本是在读者完成阅读之后才将作者的思想传输给读者, 从而引发思考与争议, 作者— 读者的文学批评关系这时才得以建立, 文学公共领域的另一内驱力才到位。书籍文本虽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媒介, 但在阅读市场推动下已成为公众舆论的重要组成。我们应该看到, 作品的流通价值、作者的思想价值是在读者(被启蒙的对象)的阅读及随后的实践话语中实现的。

18世纪欧洲公众舆论的形成以及公共领域的建构是离不开读者积极参与的。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是, 18世纪的读者在思想认知、社会参与等方面呈现昂扬向上的状态, 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自身物质地位提升有着密切联系。学界认为, 启蒙新知、新思想的传播塑造了新兴阶层的认知, 这个由逐步实现经济独立的城市手工业者、专业人士等组成的群体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坚, 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 也逐渐取代贵族阶层掌控了社会话语权。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建立有赖于这个新兴阶层思想认知的变革。哈贝马斯指出, 公共领域的实践话语催生了新公众, 新公众的社会理性建构成为民主之基:“ 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 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 它涉及公共性的原则— — 这种公共性一度是在与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中获得的, 自那以后, 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 ^[22]126需要指出的是, 新公众是借助读者这一身份推动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变的。

人类文明的传承最初是口述, 后来借助阅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口述至少涉及讲述者与听众两人, 因而它具有一定的公共性。阅读则是读者个人对书籍文本内容私人化的理解。阅读预设了读者能够独立思考与理解这一前提。同时, 读者借助阅读实践进一步强化了自身主体性。众所周知, 识字率常常是评断某文明先进与否的重要参考指数, 这是因为文明程度取决于能识文断字并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众数量的多寡。18世纪欧洲阅读市场的繁荣说明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购买书籍, 展页阅读:“ 他们阅读为的是获取新知, 怡情悦性, 求稻粱谋; 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阅读更多是为提升道德。阅读已成为个人发展的一个途径, 让自己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 ^[23]1阅读的多重效能让读者获得丰富进益, 由此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便是, 一个有社会建设能力、有道德担当意识的新公众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有着清楚的认识。可以说, 阅读成就了读者的个人主体性, 并使之推动社会变革。

有学者统计, 至18世纪中叶, 至少百分之四十的英国女性、百分之六十的英国男性可以完成读写(个体有差异), 能识文断字的人口从1741年的560万人跃升为1831年的1 330万人^{[24]176[25]208-209}。识字率的大幅提升意味着一个由阅读民众组成的社会已经形成, 其意义在于知识已不再是贵族、教士的禁脔, 而是内化为社会民众的基本素质。18世纪的欧洲读者可以是传统的精英阶层, 可以是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商人、农场主、手工业者、仆人、劳工, 以及各个阶层的女性。自18世纪起, 阅读日益成为一个社会习惯, 是民众安身立命的一种能力。读者群体的壮大, 意味着公众舆论日益活跃, 各类跨阶层、跨性别、跨区域的语言交往行为成为可能, 这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公共性建构的领域, 造就了民众的国民性。国家的维度原本只是疆域国界, 如今, 在民众的阅读实践及公众舆论讨论中, 已成为读者日常认知的对象与内容。同时, 读者也通过阅读和实践话语有意识地塑造国家与社会的格局。

读者一度是静默的他者。阅读市场形成之前, 他们人数稀少, 不成规模; 公众舆论形成之前, 他们缺乏参与语言交往行为的渠道。这一事实的负面影响便是, 作者不了解自己生活圈之外读者的反馈与阅读期待, 因而在文本创作时更多关注自己观点的阐述, 社会意识不强, 最终作品也只是在自己所在的特定群体小圈子内流传。当读者群体扩大, 阅读需求强劲, 阅读品味丰富到足以支撑阅读市场时, 作者才真正意义上获得物质与精神独立, 不再仰人鼻息, 违心地为恩主撰写歌功颂德之作, 而是靠自己得到读者认可的作品获得社会普遍尊重。在18世纪的欧洲, 作者是有地位的, 因为他们的思想能影响民众, 在成为社会精神导师的同时, 又能在读者购书阅读过程中收益颇丰; 作品是有价值的, 因为它们是新知、新思想的重要传播渠道, 一部优秀作品往往被民众争相阅读, 一度洛阳纸贵; 读者是有尊严的, 因为他们是作者思想的评断者, 是作者设法取悦的对象, 也是作品商品价值的最终决定者。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彼此平等, 各自成为支撑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支点, 文本生产、文学批评得以出现, 从而使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成为可能。

作者— 作品之间的文本生产关系、作者— 读者之间的文学批评关系, 两者的互动成就了公众舆论实践话语, 在这种语言交往行为中, 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形成。作者、作品、读者构成的文本内在因素与作品、市场、社会构成的文本外在因素呼应^[26], 前者从微观层面聚焦作品的成书过程以及对读者的影响, 后者从宏观层面聚焦作品如何通过阅读市场的调节而影响社会。以作品为媒介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是作者、读者、市场、社会各自发挥独特作用并汇聚合力的结果。作者需要将自己独创思想成书, 在传播中实现商品价值, 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社会抱负; 读者需要阅读作品, 在提升个人能力的同时了解外部世界, 进而有参与社会发展变革的使命感; 市场需要作品流通, 以书商为主体的从业者借助优秀作品营利的同时, 铺就了服务整个社会的书籍销售与信息交流渠道; 社会需要作品, 由各国书籍文本记录的思想与认知是区分不同社会类型的重要依据; 同时, 民众借助作品文本建构社会共识。作品成为作者、读者、市场、社会之间各类关系的汇聚点与实施载体。

可以说, 作者、读者的出发点是确立个人主体性, 谋求自利; 市场、社会的出发点是确立自身的特殊性, 谋求发展。原本处于不同状态的作者与读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与社会在自利的驱动下彼此联系, 汇聚力量, 成就了社会公共性。在此背景下, 作为各类关系汇聚点与实施载体的作品同样集自身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于一身。在18世纪, 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良性互动成就了这样一个事实:越具有特点的个人主体性载体, 越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也就越能成为实现社会公共性的途径; 覆盖面越广的社会公共性需求, 越需要独具特色的作品, 也就越发为更多具有特点的个人主体性载体提供发展空间。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各方是在谋求自利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性, 这也是18世纪欧洲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留给后人的有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