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框架中, 组织工作和组织部门具有强制度支持, 这一点比较显著, 也不难理解。党不仅在建党时期具有“ 革命党” 的基因, 而且建党后经过短暂而曲折的探索, 很快就找到了“ 武装斗争” 这个“ 法宝” , 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了扩大军队和革命力量, 党需要将动员和组织这两个政治行动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为此, 党精心安排了特征明显的组织结构和机制, 除了“ 把小小的基层支部同垂直领导体制以及民主集中制结合在一起” ^[2]146,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围绕干部这个核心, 建立起强大的组织机制和动员机制, 而干部则作为组织网络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是完成各项任务的“ 抓手” 。也就是说, 组织结构的基础性要素是党的成员和到达“ 神经末梢” 的支部, 每一个党员包括党的总书记都要被编入一个支部参加活动, 无一例外。通过组织体系内上下级工作的服从关系, 党支部使分散的党员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这密切了党员和组织的联系, 使党员成为组织网络的组成分子, 也是联系群众并代表党的形象的“ 旗帜” 。另外, 党还将党支部、各级党委和领导班子等组织载体进行了系统性安排, 形成组织网络的复杂结构。可以概括地说, 党长期致力于建设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到达“ 神经末梢” 的组织体系, 形成一支坚强有力的党员队伍, 要将党内最优秀和活跃的分子分配到各个合适的党政岗位参与政权活动。而从组织体系角度说, 组织工作处于中心位置, 并且因其重要地位而使组织部门具有某种独特的政治权威性、政党象征性、组织严密性。

革命党的特征还表现为党对行政的领导, 因而也体现为党对所有干部的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在革命时期, 党、政、军相互融合并形成党对军、政的领导, 这是一个突出特征。我党较早就认识到组织上的经验对自身发展的政治意义。如1926年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认为, 虽然自五卅运动以来半年多时间里, 工人运动处于一个逐渐低落的过程, 但党员在数量上增加了3倍, 党成为革命运动的核心和各地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 这主要是在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过程中发展党员和扩展支部的结果^①(① 参见《组织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 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第83页。)。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 干部的作用相比普通党员更加突显。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 工人运动处于低潮, 农民对共产党采取躲避姿态, 党面临极端困难的局面。中央分析认为, 党当时最大的弱点是组织上的干部问题, 党的干部由“ 小资产智识分子的代表” 组成, 他们使党的决议案和方针不能得到执行^[3]193。中央还注意到组织系统的运转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 工农部、军事部在人员选派和基层组织设置等方面不经过组织部的统一调配, 致使党内出现了“ 工党、农党、军党之称” ^[4]38。为保证组织上的集体化, 实现干部的大换班, 中央废止设部制度, 集权于常委。这个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党通过管理干部来集中组织权威的思路。党的“ 六大” 恢复了组织部及宣传部、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 要求“ 建立全党由上至下的明确的, 坚定的组织路线” ^①(① 参见《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1928年7月), 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第194页。), 而这条组织路线的实际思路是以干部为核心并一直延续下来。正因如此, 中央于1948年准备取得全国政权时, 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抽调干部。当年10月至次年6月间, 一共抽调了11万名干部到新解放区, 这些干部包括军事、党务、机要、政府、工农青妇等民众团体、经济、财政、银行、贸易、宣传以及大学和党校等方面的人员, 反映了党通过干部来组织执行政策的工作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 根据地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被保留了下来。干部的配备被视为执政初期尽快恢复国家秩序的当务之急, 从中央到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的挑选、配备和审报工作均由中央组织部负责。1952— 1954年间, 组织部抽调了16万人到工业部门, 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 抽调了千余名干部到教育部门和科研机构, 以加强对大、中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的领导。这些任务都圆满完成了。中央认为, 实行对干部的统一管理, 使得党能够根据形势的需要, 统一调动干部力量, 加强有决定意义的工作部门, 因而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政治任务的完成, 这是党的一个正确经验。近年来, 贝淡宁将中国的政治实践归纳为“ 基层实行民主, 中层鼓励试验, 高层注重选贤” , 并视之为可被其他国家学习的“ 中国模式” 。他进一步认识到, 始终贯穿于这三者之间的, 是中国共产党有效的精英录用制度^[5]180-187。

所以, 新中国成立后, 党指挥枪、党领导政, 并通过干部来实现这两个传统基本得以延续, 干部管理体制始终是党的领导体制中最重要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以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为开端的,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将知识分子吸收进干部队伍, 是以干部工作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来推动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 组织工作以干部为重点持续强化。从趋势而言, 党对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将更加鲜明, “ 党管干部” 原则继续得到强化。因此, 组织工作不仅仍将居于党的工作的中心, 而且成为推动国家行政体系运转的关键性力量。如果我们认可这样一个断语, 即“ 衡量一场革命如何, 应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而衡量一场革命成功到什么程度, 则应看其所产生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6]221, 那么, 为革命成功做出贡献的组织工作必将获得持久的制度支持。

在行动者理论看来, 所有的组织“ 都必须与其环境进行协商谈判” , 这个过程就是组织控制并且支配种种不确定性, 以“ 保护自身, 并且促进自身的发展壮大” ^[7]108的过程。组织工作的强能动性主要表现在完成了一系列超越惯常思维和固有职能及模式的工作, 这些努力使组织工作的范围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增强了在未来继续保持其中心地位的可能性。

第一, 促进共识观念。组织部门把制定党内法规、建立一套公认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办法作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这些标准被人们普遍知晓和认可。关于这一点, 我们只要从干部“ 德才兼备” 的选拔标准或者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就可看出。从实践意义而言, 组织工作的安排立足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党在1949年前后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即从建成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到建成一个先进的、长期执政的党, 其策略也不同:前者为夺取政权而努力, 表现为在坚持阶级原则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动员社会力量, 并用党的纪律和观念重新塑造他们; 后者为稳定政权而努力, 表现为对各级干部的重视和对农村党组织的重建。在现代化进程中, 为巩固和发展政权, 我们党不断吸收新的社会阶层, 组织动员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人才, 把组织工作与经济建设等党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同时整治党内腐败现象。

第二, 建设三个“ 之家” 。组织工作通过对以干部、党员和知识分子为重点的政治动员, 增强了党的核心力量。通过系统性和制度化的安排, 将复杂的政治动员整合进党的组织体系中, 实现了动员和组织之间的适应和协调。在政治动员和有效组织以外, 组织工作还负有党内激励的第三重责任。典型做法是组织部门建设三个“ 之家” , 其效果直接体现为组织部被亲切地称为“ 党员之家” “ 干部之家” 和“ 人才之家” 。党员和干部两个“ 之家” 的建设源于延安时期中组部的一个招待所。长征以后, 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人投奔延安时, 社会部和组织部需要对其失联期间的情况进行较长时间的审查。这时党员处于“ 脱党” 状态, 干部也处于被调查的阶段, 在这段难熬的时间里, 组织部安排他们住进招待所, 给他们分配工作, 表现好的, 予以重新入党; 审查清楚的, 恢复其党籍。组织部工作人员还经常去招待所与他们谈话交流, 得到了党员和干部的信任, 他们亲切地称组织部为“ 党员之家” “ 干部之家” , 这也无意间开始了三个“ 之家” 的建设。改革开放初期, 全社会需要在观念上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价值, 安徽省委组织部率先提出组织部门应当成为“ 知识分子之家” , 若干年后中组部也同样宣称这一点, 后将“ 知识分子之家” 改为“ 人才之家” 。这个过程表明, 三个“ 之家” 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对党员、干部和人才的肯定性激励和温情式保护, 这是组织工作能动建设的重要方面, 有利于组织形成强大的内聚力。据统计, 党从成立之日到建立全国政权的28年间, 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达370万人^①(① 参见佚名《烈士丹心— — 记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牺牲的共产党员》, 2011年7月7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15097652.html, 2018年8月29日。)。为了民族的独立而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这在世界政党史上并不多见。通过机械的个体聚合而成的组织, 显然无法达到此般政治动员效果。西方研究者认为, 这是因为在“ 为了民族生存而展开的战时斗争中” , 中国共产党的“ 军事型的道德准则— — 热情、英雄主义、牺牲和集体努力— — 具有很高的价值^[8]56-57。

第三, 扩大职能范围。组织工作内容和职能的扩大更为直观地反映出能动行动的效果, 特别是党员教育、干部教育、党内整风和知识分子(人才)工作等职能的增加, 对组织系统在职能扩展和对象范围扩大方面的工作意义重大。组织系统对固有职能进行延伸, 利用基层的组织网络优势, 总结基层问题和经验, 将基层教育纳入组织任务, 逐渐将相关的职能抓取到组织部。组织部门的这个行动表达了一种认识, 就是党的组织建设除了要紧紧抓住干部这一“ 关键少数” ^②(② 习近平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的报告中, 将“ 抓住‘ 关键少数’ ” 作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内容, 重申“ 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 。), 还要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 战斗堡垒” 。将人才工作纳入组织体系, 则实现了结构上的跨越。职能的扩展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 组织工作可以在本系统内对问题做出回应, 不需要依赖, 或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依赖于说服其他系统来发挥自身的影响, 从而增强了系统的自主性。

第四, 塑造模范部门。组织部门还通过建设“ 模范部门” 塑造良好形象, 宣称“ 要把组织部门建设成为党性最强、作风最正、工作出色的表率部门” ^[9]139。组织部对其机关工作人员精神面貌和思想品德的要求, 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产物, 并通过对部内成员严格的纪律约束来实现。纪律被认为是保证党的意志和行动统一的有力武器, 在党的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 遵守纪律在组织部中表现得更明显。服从组织的决定和遵守组织部的特殊纪律, 成为组织部重要的工作准则。组织部高度强调纪律性, 有助于消除公众对“ 特权部门” 的疑惑, 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 “ 公道正派” 是组织工作最为本质的要求, 也是组织部的部门形象最为核心的部分, 是领导和群众对组织部门的最大期待^①(① 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 组织部门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 必须带头改进作风, 继承发扬组织部门优良传统和作风, 树立和维护组织部门良好形象。只有带头把自身作风搞好了, 管理才有底气, 严格才能让人服气。组织部门改进作风, 最核心的是坚持公道正派。” 参见佚名《习近平强调: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2013年6月29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29/c_116339948.htm, 2018年8月29日。本文关于组织工作的专项调研表明, 公众对组织部门的最大期待是“ 公平地选人用人” , 其所占比例高达34.4%, 远高于位居第二位的“ 为群众做实事” (14.6%)。)。组织部也认为, “ 衡量一个组工干部是否合格, 首先要看他是否公道正派” ^[10]443。这一要求十分有意义, 既回应了领导和群众对组织部的期许, 也塑造了组织部的核心价值, 在外部树立了组织部的良好形象, 在内部激发了部门成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成为组织工作保持旺盛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基础。

组织工作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组织观塑造先锋队政党的属性特征, 二是组织手段促进政党治理的有效性, 三是组织网络构成党扩大其活动范围的基本条件。具体而言, 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在干部和党员的规范上大幅度地向“ 德” 偏移, 加大组织考察的相应权重。全面从严治党行动方略主要是基于政治和政权的维度, 重点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如何挑选干部的问题上, 强调“ 德才兼备” , 将政治素质置于一切条件之前。近些年来党在用人标准上明确提出“ 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 , 更加强调了德的优先性。十八大以后对干部提出新的标准, 在理想信念、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纪律、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以及道德、作风修养等方面的要求体现出干部标准向“ 德” 偏移的明确导向。在党员规范上则更加突出了先进性、纯洁性和纪律性的要求, 并将其作为党内动员的重要抓手。2018年提出了“ 爱国奉献、创新创造” 这一新的人才标准, 就是“ 德才兼备” 的标准在人才工作中的表述。不仅如此, 党的领导干部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负有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否则将追究其责任。2014年全国共有400多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和4 600多名领导干部被问责, 2015年则分别达850多个单位, 1.5万余名党员^[11]222。

第二, 在组织手段的运用上强调刚性的制度约束, 强化组织工作的地位。很长一段时间内, 组织工作较多地对干部和党员的岗位、职务、荣誉和经济待遇等方面进行激励或惩戒。十八大以来, 组织手段向刚性转移的趋向比较明显。组织规制在以往纪律处分的手段以外, 增加了提醒、函询和诫勉等办法^[12]149, 被组织人事部门提醒、函询、诫勉的干部, 其岗位职务变迁将明显受到负面影响, 这体现了对干部“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的管理和监督功能。在干部选拔任用时, 对干部的考察也增加了刚性标准, 特别是对干部个人申报事项的核查发挥了巨大威力。一旦干部所填写的“ 家事” “ 家产” 与核查结果不符合, 并被判定为“ 不如实报告” 的, 将受到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 由于此项原因被诫勉、取消考察资格、调离岗位甚至免职和纪律处分的干部不在少数, 从而起到了对干部识别的刚性排除作用^①(① 2014— 2017年, 全国共查核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120多万人次, 因不如实报告等问题受到处理的达12.5万余人, 被暂缓任用或取消提拔资格、后备干部人选资格的1.1万余人。详见韩向辉《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综述》, 2017年8月11日,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7/0811/c117092-29465441.html, 2018年8月29日。)^[12]150。重新修订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新时期加强组织纪律、强化组织制度的集中体现, 其重点是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来处理党内各种关系, 并通过规范执行党内的组织生活制度来实现。组织手段的增加和组织制度更为刚性的约束机制, 将进一步强化组织工作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三, 组织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展, 组织工作职能扩大。首先, 十八大以来组织工作的发力点从干部向普通党员延伸, “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和“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表明党内教育的主体拓展为广大党员。同时, 教育实践活动的频度加大, 党内教育由集中性转向经常性。组织工作在更大的范围开展, 如对选人用人的专项检查首次实现了对省区市和中央单位的全覆盖; 原本在市、县、乡三级实行的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 也向机关、企业和高校等领域延伸^②(② 参见《齐玉介绍十八大以来组织工作重大成就:专项整治突出问题》, 2017年10月19日, 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19/c414536-29596390.html, 2018年8月29日。)。其次, 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中进行扩展。新社会阶层是党扩大组织和工作覆盖面的新的着力点, 它们大多存在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 是党建工作的新兴领域。它们不同于组织工作以往熟悉的农村、社区、国有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等传统领域, 需要采取更加多样化和细致的工作方式方能奏效。中组部认为, 要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由于“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 在楼宇、市场、街区和流动党员集中点建立党组织, 加大外商投资、互联网、文化创意等企业党建工作力度” , 2012— 2016 年间, 全国基层党组织的数量增长了7.5%^[12]173。因此, 党的组织工作完全不能忽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这些领域。各地建立社会组织党建的工作机构, 将“ 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统一纳入组织部门的指导体系。组织形态上的扩展要求组织工作在应对新的情况和问题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 党首次提出了新时代的组织路线, 将组织体系的建设作为重点, 将“ 忠诚干净担当” 的干部队伍和“ 爱国奉献” 的人才队伍作为两个主要的方面^①(① 参见佚名《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2018年7月5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705/c64094-30129644.html, 2018年8月29日。), 鲜明地体现了对组织工作传统的坚持和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教育管理、严明党的纪律的决心, 为组织工作创造了更好的制度环境。在这种情况下, 组织工作更需要检视其在能动行动方面的隐忧和不足。

第一, 腐败滋生和干部不作为的双重挑战。组织工作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是如何挑选和维持一支既有能力又得到群众认可的“ 好干部” 队伍。干部的选拔统一于“ 德才兼备” 原则, 但具体标准是有偏重的, “ 德” 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标准, “ 才” 则确立了绩效合法性标准。从极端的情况看, 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标准, 可能挑选出能力平庸的干部; 而过分看重工作绩效, 则可能挑选出贪腐的能人干部。当前党保持了强力反腐的高压态势, 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执行有力, 但仍应对这个问题保有足够的警觉。从组织工作的角度, 首先是要防止出现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 在选人标准偏重于“ 德” 的考察时, 如何客观公正地识别干部显得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德的标准相对于政绩指标而言难以量化, 若缺乏深入了解和组织部门的担当, 在干部考察时容易求全苛责, 简单地以“ 不出问题” 作为选人用人的先决条件, 同时使牺牲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更加明显, 这反过来造成了干部的求稳心态,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害怕担责、遇事推诿、得过且过、踌躇不前, 是干部群体由“ 邀功” 向“ 避责” 转变的一些典型表现。中组部出台的关于激励干部在新时代具有新的担当和作为的意见, 正是因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但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组织部门的作为。

第二, 多元社会对组织工作权威性的挑战。这集中体现在党支部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在一个快速流动的社会里, 物质利益的获得往往成为评判人的价值的显性标准, 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党支部的政治工作水平无法直接体现在这个价值评价体系中。“ 先进分子” 的标准要求党员摒弃个人利益为先的思想, 党支部成为一个纯粹政治化和荣誉性的集体, 当它与异常强大的世俗化和利益性的社会相遇时, 必然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有体制外的工作机会增多, 选择趋向多元, 这就使代表着体制权威的党支部的组织功能在一批群体中丧失了。信息爆炸时代, 党支部所具有的传递信息、沟通交流的功能也被弱化。同时,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 人们在社交平台上随意地组合交往, 许多大V公号都建有线下的书友会, 开展联谊活动, 党支部的影响力无法及时到达, 这将使组织工作面临权威性和影响力弱化的危险, 从而影响社会和公众对组织工作的支持力度。

第三, 刚性制度对组织工作韧性构成挑战。组织工作所辖党员和基层组织、所管理的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数量惊人, 且类型多样, 分布广泛, 差异巨大。若要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 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条件, 给予相对灵活的指导。近年来, 组织部门加强了纪律管控, 制定了严格执行的制度规范, 呼应了“ 党要管党” “ 全面从严治党” 的要求, 强化了组织部门集中统一的影响力, 也体现了组织部门超强的执行力。但是, 制度的刚性遇到复杂的“ 人” 时往往会遮蔽具体情况的多样性, 导致实行简单统一的操作。如果没有足够弹性的补救措施, 则无法抚慰人心, 无从争取人心, 更不能从根本上激发人的积极性。如此, 组织工作将最终失去其一贯所具有的创造性和活力优势。

面对这些挑战, 在思考组织工作的应对策略时, 首先应明确其核心功能, 才能保持组织工作的独特性和优势。组织动员和保护激励这两个方面都是组织工作的核心功能。前者是组织工作的硬实力, 后者则体现了组织工作的软实力。如果将这两个核心功能的构成要素进行分解, 可以看到组织动员是由组织领导、组织制度、组织路线、组织网络、组织规范、组织纪律等因素组成, 贯穿其中的是制度与纪律的约束, 构成了组织内聚力的强制性因素; 而保护激励则由组织信仰、组织文化、组织关怀、组织信任、内部晋升等因素组成, 贯穿其中的是信任与晋级机制, 构成了组织内聚力的主动性因素。若要完整地发挥组织工作的核心功能, 则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平衡。

组织部门对以上诸多方面已有实践上的努力, 但还未能在理念上进行清晰的认识, 从而导致组织工作的内容、政策、措施等随着短期现实政治需要而左右摇摆。在改革开放初期, 组织部致力于落实干部政策, 培养和提拔年轻干部, 同时将人才工作纳入组织部的工作范畴, 这个时期组织部更多地发挥了保护和激励功能, 推行了旨在巩固“ 党员之家” “ 干部之家” 和“ 人才之家” 的诸多措施, 获得了党员干部的信任, 也得到了高层次人才的支持。但是, 由于忽略了对党员干部的政治规矩要求和纪律约束, 出现了腐败行为增多、组织不纯、凝聚力下降的问题。在新时期, 组织部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致力于党内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的建设, 更多地发挥了组织动员功能, 党员意识增强, 干部作风改进, 这些是必要而正确的, 但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 人” 的复杂因素, 组织部的工作也可能会失去必要的灵活性。

当前, 组织工作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强制度规范下能动行动偏弱而导致的保护激励功能不足、创造性和灵活性不足、影响力下降等问题, 需要着重考虑的是如何选择应对工作对象和公众的策略。

第一, 重新确立三个“ 之家” 建设的重要地位。在面对党员、干部、人才这些组织工作的对象时, 要处理好强制性和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理想状态是既能严格地规范行为, 又能调动积极性。现实的状况常常会有所侧重, 这时, 组织部门应更多地加强其“ 党员之家” “ 干部之家” 和“ 人才之家” 的定位, 站在信任、关怀和鼓励的立场, 尽可能细腻而灵活地开展工作。对于任何政党的建设, 党内激励都是题中之义, 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个从艰难求生至获得政权、巩固政权和发展政权的政党而言。一位基层的党组织书记感慨地说, “ 服务好自己的工作对象是一个社会组织赢得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每个党员服好务是每个基层党组织应尽的责任” , “ 党员只有在感受组织关怀中才能不断增强对组织的归属感” ^①(① 参见李秋葆《在服务党员中激励党员》, 2010年12月13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9/13467054.html, 2018年8月29日。)。事实上, 三个“ 之家” 的建设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创新之举。它将党的构成细胞与自己紧紧相连, 将中国人深植于心的“ 家” 的概念与“ 党员” 和“ 干部” 这些带着鲜明的无产阶级政党标签的词汇结合起来, 是一项精彩的党的政治文化的构建, 一经提出即被广泛接受。组织工作借由三个“ 之家” 迅速地制造了亲密感, 使组织工作与广大党员、干部及知识分子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也使组织部门因“ 管人” 的职能所天然带来的“ 严肃” 形象被部分地中和了,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党员和干部的疏离感, 使组织工作的面向更为多样、灵活, 丰富了工作手段。新时期组织工作在能动行动方面的最大作为就是重新认识到三个“ 之家” 建设的重要意义, 其根本是要发挥做“ 人” 的工作的优势, 着重强化组织工作的保护激励功能。

第二, 将人才工作作为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人才工作对组织部门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 也不完全是因为对象范围的扩大而提高了组织工作的影响力, 而是意味着组织工作向中国社会的优秀群体全面扩展。党员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 是组织工作的基础, 干部是中国事业的“ 决定性力量” , 也是组织工作的关键。但是, 除此之外, 仍然有一大批未被纳入党的政治体系的人员, 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是中国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知识型和创新型社会的到来, 人才因素在社会权力分配中的作用越发突显。由于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发展, 更多人才将从固有的政治体系和国有体制内溢出, 无法用“ 党员” 和“ 干部” 的身份进行标识。“ 党管人才” 这一方略的提出, 使组织工作向全部最优秀群体施展其影响力, 这是结构上的变化, 更是战略上的成功。真正将人才工作纳入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 应考虑将组织工作的全部资源与人才工作相衔接, 包括组织工作长期积累的制度、网络、作风、文化以及政策和措施等, 并通过以上资源优势的发挥, 激发出人才工作的巨大潜力。

第三, 走出神秘, 赢得公众支持。处理组织工作与公众的关系要考虑的是权威性与亲和力之间的取舍, 前者需要一定的神秘感, 后者则要求更多的公开和透明。组织部在破除神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多举措都受到了公众的积极回应和热烈欢迎。本文的调查也显示, 公众希望组织部的工作更加公开透明, 实现公平公正, 而且, 那些了解组织部工作的群体对组织部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这些都说明, 公开和透明是社会多元发展趋势中无法阻挡的重要因素, 也是知识创新时代所普遍认可的价值元素, 组织工作要适应这个多元、创新的时代, 就必须在破除神秘、走向透明方面迈出更为坚决的步伐, 这样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组织网络, 取得最大范围的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