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辞俪文能够振兴于道学极盛之时, 盖与词科选才的制度保障密切相关; 在“ 南宋最重词科” 的导向作用下^{[4]卷六五, 578下}, 远离道学的试子学风及审美取向均告成熟, 与此同时, 四六名家也逐渐增多, 如孙觌、吕祖谦、真德秀、倪思、周必大、洪适、洪迈、王应麟等, 均在骈文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汪藻虽非词科出身, 但其“ 所作大抵以俪语为最工。其代言之文如《隆佑太后手书》《建炎德音》诸篇, 皆明白洞达, 曲当情事” , “ 实为词令之极则” ^{[4]卷一五六, 1347上, 中}。陈振孙称汪彦章为词科四六的“ 集大成者” ^{[5]卷一八, 526}。不过迄今为止, 有关本课题的讨论仍将注意力集中在王安石“ 罢诗赋, 废明经, 词章记诵之学俱绝” , 以致科场“ 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 ^{[6]卷三三, 315上}的史实层面, 很少有人注意道学家与词科四六势不两立的姿态及影响。事实上, 道学家重义理而轻辞藻的文章理念, 以及以“ 口义” “ 语类” 等相标榜的撰述范本, 不仅排斥四六文, 即对古文创作也颇具负面影响^[45]311-349。要之, 南宋四六文的振兴离不开特殊的文化语境, 对此略加梳理很有必要。

词科因朝廷急需“ 文学博异之士” 而设, 四六文则有赖词科而兴, 此乃客观史实, 不容置疑。洪迈《容斋三笔》载:

熙宁罢诗赋, 元祐复之, 至绍圣又罢, 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 始立宏词科, 除诏、诰、制、敕不试外, 其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序、记、诫谕凡九种, 以四题作两场引试, 唯进士得预, 而专用国朝及时事为题, 每取不得过五人。大观四年, 改立词学兼茂科, 增试制、诰, 内二篇以历代史故事, 每岁一试, 所取不得过三人。绍兴三年, 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两科裁订, 别立一科, 遂增为十二体:曰制、曰诰、曰诏、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铭、曰记、曰赞、曰颂、曰序。凡三场, 试六篇, 每场一古一今, 而许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试, 为博学宏词科, 所取不得过五人。任子中选者, 赐进士第。^[7]527

是知词科考试科目几经变化, 哲宗绍圣间初设此科, 所试凡九种, 并不包括诏、诰、制、敕。至徽宗大观改立词学兼茂科, 则以制、诰取代檄、诫谕, 所试科目仍为九种。绍兴三年(1133)立博学宏词科, 考试科目最终调整为十二种, 此后沿为定格。简而言之, 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及博学宏词科虽然在应试资格限制、应试程序以及登科后的待遇等方面有所差异^[44]181-192, 但为朝廷选拔四六写作人才的目标始终明确。此外, 与前两者相比, 博学宏词科还增加了“ 纳卷” 的规定, 即“ 愿试人先投所业三卷, 朝廷降付学士院, 考其能者召试” ^[8]4453。此与北宋制科颇类似, 其如嘉泰四年(1204)右正言林行可所云:“ 词科之设, 先考所业, 有同制举, 其选至重。” ^[8]4326下事实上, 在制科名存实亡之后, 博学宏词科已经基本取代它的位置, 成了事实上的准制科。

词科所选四六写作人才虽为朝廷所急需, 但每场合格者却少之又少。北宋的情况如李心传所云:“ 每举合格不得过五人, 若人材有余, 临时取旨。绍兴后, 所取未尝过三人。淳熙八年以后, 又止取一人。庆元五年, 应宏词者三十有一人, 无合格者也。” ^{[9]甲集卷一三, 260}王应麟《辞学题名》详细载录了宋代词科的全部录取名单, 明确宏词科自绍圣二年(1095)至大观三年(1109)共录取31人, 词学兼茂科自政和元年(1111)至建炎二年(1128)共录取36人, 博学宏词科自绍兴五年(1135)至开庆元年(1259)共录取40人^{[10]卷二○四, 343下-347上}。倘与进士科动辄数百人的取士规模相比, 词科选人真可谓凤毛麟角。词科中选者如此之少, 其所录之人必定出类拔萃, 所谓“ 南宋一代, 通儒硕学多由是出, 最号得人” ^{[4]卷一三五, 1151中}, 殆非虚语。复就宦途地位而言, 即李心传所称72人中, 位至宰执者多达11人, 入翰苑者21人^{[9]甲集卷九, 181}, 显达比例之高足令人叹羡。而像江西“ 三洪” 那样以任子登词科, 兄弟三人相继居翰苑达22年者, 更被誉为“ 本朝儒林荣观之盛” ^{[11]卷二, 17}。

严苛的纳卷和考试制度、既稀且贵的宦途前程, 无形中都为词科应试者提出了异乎寻常的“ 博洽” 要求, 同时更激发了天下学人竞为“ 通儒” 的强烈渴望。周必大“ 敏慧夙成, 刻苦自砺, 出语缀文, 见者惊异” , 他“ 研精覃思, 博极书传” , 故能于绍兴中登进士第, 继擢词科^{[2]第二九三册, 394, 409}。和他同时的一代鸿儒吕祖谦, “ 于《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 于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词多根柢, 不涉游谈。所撰文章关键, 于体格源流, 具有心解。故诸体虽豪迈骏发, 而不失作者典型, 亦无语录为文之习” ^{[4]卷一五九, 1370下}。另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一载:“ (真德秀)幼, 颖悟绝人, 家贫, 无从得书, 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学里儒, 为举子业。未几登第, 初任为延平郡掾。时倪文节喜奖借后进, 且知其才, 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每假以私淑之文, 辄一二日即归, 若手未触者。文节殊不平, 曰:‘ 老夫固不学, 然贤者亦何所见, 遽不观耶?’ 西山悚然对曰:‘ 先生善诱后学, 何敢自弃。其书皆尝窃观, 特不敢久留耳。’ 文节谩扣一二, 皆能成诵。文节始大惊喜。于是与之延誉于朝, 而继中词科, 遂为世儒宗焉。” ^{[12]卷一, 12}概而言之, 在词科诱导下, 天下试子追求“ 博洽” 的学风一直延续到宋理宗宝祐以后。王应麟于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后即“ 言曰:‘ 今之事举子业者, 沽名誉, 得则一切委弃, 制度典故漫不省, 非国家所望于通儒。’ 于是闭门发愤, 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 假馆阁书读之” ^{[1]卷四三八, 12987-12988}, 最终于宝祐四年(1256)中博学宏词科。应该说, 像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及王应麟这样的硕学鸿儒相继擢词科, 乃该科“ 最号得人” 的显证。

博学宏词科选才制度对试子学风的影响, 还可从江西“ 三洪” 的词科功夫中得到体认。据《宋史》传称, 洪迈“ 幼读书日数千言, 一过目辄不忘, 博极载籍, 虽稗官虞初, 释老傍行, 靡不涉猎” , 绍兴十五年(1145)中博学宏词科, 其兄洪适、洪遵则先于绍兴十二年(1142)试中博学宏词科, “ 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 跻贵显, 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 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 渔猎经史, 极鬼神事物之变, 手书《资治通鉴》凡三” ^{[1]卷三七三, 11570}。通检《宋史艺文志》, 得洪氏兄弟手抄书籍20余种, 如《节资治通鉴》150卷、《汉苑群书》3卷、《赘稿》28卷、《苏黄押韵》32卷、《经子法语》24卷、《春秋左氏传法语》6卷、《史记法语》8卷、《前汉法语》20卷、《后汉精语》16卷、《三国志精语》6卷、《晋书精语》5卷、《南史精语》6卷、《唐书精语》1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其《经子法语》以下8种, 题云:“ 自《博闻》《诲蒙》《汉隽》《摘奇》《提要》及此《法语》诸书, 皆所以备遗忘。而洪氏多取句法, 《汉隽》类例有伦, 余皆随笔信意抄录者也。” ^{[5]卷一四, 431}假使没有如此深厚的积累和准备, 洪氏兄弟要以任子身份试中词科, 实难想象。

不过, 在道学盛行的南宋时代, 以四六选才的博学宏词科难免会遭到攻讦。朱熹尝曰:“ 国朝官材取士之法, 进士而已。虽间设科目, 如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者, 特以疑文隐义困于所不知, 如此则贤且良矣。至以博学宏词自命而试于礼部者, 则又可笑。盖迟明裹饭揭箧而坐于省门以竢漏, 启钥而入, 视所命题, 退发箧搜之, 则其中古今事目次辑鳞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平居讲学专乎此, 甚者至于不复读书也。进士之得人, 已疏阔矣, 而所设二科者又如此, 然则士有怀负道艺以陆沉乎下者, 其势必耻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 国家安得而用之耶?” ^{[2]第251册, 338}叶适亦云:“ 自词科之兴, 其最贵者四六之文, 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 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 七八十年矣; 前后居卿相显人, 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 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 其学未尝知方也, 其才未尝中器也, 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 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 是何所取, 而以卿相显人待之, 相承而不能革哉?” ^{[2]第285册, 255}如果说朱熹昧于词科考试程序, 所述情形不免“ 可笑” , 那么叶适针对词科的批评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叶绍翁尝为叶适辩解称:“ 嘉定间未尝诏罢词学, 有司望风承意太过, 每遇郡试, 必摘其微疵……先生《外稿》, 盖草于淳熙自姑苏入都之时, 是书流传则盛于嘉定间。虽先生本无意于嫉视词科, 亦异于望风承意者, 然适值其时, 若有所为。” ^{[13]卷一, 35}其实, 与所有道学家一样, 叶适和他的弟子们从倡言心性、视遒文丽藻为害道“ 淫辞” 的固有立场出发, 排抑四六, 怨及“ 词科” , 亦情理所必然。与此同时, 他们也偏好以“ 古文” 为四六的撰述理念, 是故叶氏一门坚称“ 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 ^{[14]卷二, 498下}。好在“ 道学盛于宋, 宋弗究于用, 甚至有厉禁焉” ^{[1]卷四二七, 12710}, 朱、叶等人的攻讦绝不可能直接改变什么。

虽说“ 儒者之学” 与“ 文章之学” 的对立早已有之^{[15]卷一八, 187}, 而反驳者却并不多见。但在朱、叶之前, 针对道学家“ 作文害道” 、实属“ 无用之赘言” 的偏执观念^[15]601, 身受道学家指责的孙觌即明确声称:

尝闻世之君子当以功名事业传之天下后世, 不得已而后见于言论文章, 而为之空言。何谓空言?骚人墨客赋上林, 记云梦, 夸雄斗丽, 讽一而劝百, 谓之空言可也; 俚儒俗学, 譊譊然刻舟记遗而不切于事, 谓之空言可也; 羁臣寓公登高望远, 抚剑长歌, 击缶而呼, 呜呜以自鸣其不遇, 亦谓之空言可也。若夫鸿儒硕学之士, 逢时遇主, 擅大手笔, 布宣德音, 涣为大号, 四海震动, 沛然如雷霆之发, 疾风骤雨之至, 故有穷荒绝徼、屈强不臣之虏, 征诛所不能加者, 传檄可定也; 跋扈枭雄、骄悍不轨之臣, 法令所不能制者, 折简可呼也。载笔而往, 奸臣贼子惧而受恶, 固严于一剑之诛也; 赦令之行, 武夫叛卒泣而悔过, 固贤于百万之师也。一字之褒如华衮, 一言之感如挟纩, 天威在颜, 不违咫尺, 而文章之功, 盖侔于造物矣, 谓之空言可乎?^{[2]第160册, 309-310}

此论虽稍显过激, 但毕竟有一种勇于为四六文正名的姿态, 亦属难能可贵。

面对道学家们的攻讦, 南宋朝廷并未废止词科; 而以“ 吾家四六” 自豪的士人群体更在刻苦探索四六文法, 不断提高骈辞写作水平。应该说, “ 词科之学” 的兴盛^{[4]卷一一八, 1024下}不仅造就了一大批鸿博渊厚、著述颇丰的通儒名卿, 更使南宋四六呈现出堪比六朝的渊雅韵致。

词科选才深刻影响到南宋四六文创作, 其最显著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文章体制及书写规范等方面。其如周必大所云:“ 试言虽附于春官, 拟制实关于睿览。惟大册高文之有体, 暨洽闻殚见以无遗, 乃能合程度之严, 或可备甄收之数。” ^{[2]第228册, 297}倪思于淳熙五年(1178)中博学宏词科, 光宗时“ 典册与尤袤对掌” ^{[1]卷三九八, 12113}, 他从自己应试词科及执掌典册的经验出发, 明确指出:“ 文章以体制为先, 精工次之。失其体制, 虽浮声切响, 抽黄对白, 极其精工, 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 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 ^{[10]卷二○二, 294上}“ 体制” 即体裁, 制、诰、表、启是也。“ 程度” 即程序, 指文章的格式要求, 或称体式。另有言“ 法度” 者, 则泛称文体、程序、用典、属对以及语词得体等更多层面的要求。在词科考试中, 相关规定既是“ 甄收” 的依据, 更意味着对各类文章体式严不可犯的要求。

骈文作家对体制规范的要求可追溯至“ 燕、许轨范” 。苏籀《栾城遗言》尝载苏辙之语曰, “ (公)览唐皇甫湜《持正谕业》云:‘ 所誉燕、许文极当。文奇则涉怪, 施之朝廷, 不须怪也。’ 盖亦取燕、许” ^[16]177上。是知以“ 燕许大手笔” 为楷模的“ 王言之制” ^{[17]卷五四, 1085}, 贵在博雅庄重, 力戒求奇涉怪; 制诰诏令关乎朝廷礼数、帝王胸怀, 故须如此。因此, 北宋四六名家凡接踵“ 燕、许” 者无不首重体制。王铚《四六话》引王萃之言曰:“ 本朝自杨、刘四六弥盛, 然尚有五代衰陋气。至英公表章, 始尽洗去, 四六之深厚广大, 无古无今, 皆可施用者, 英公一人而已, 所谓四六集大成者。至王歧公、元厚之四六, 皆出于英公。王荆公虽高妙, 亦出英公, 但化之以义理而已。” ^{[18]卷上, 2}其所述四人中, 夏竦早已谙熟各种骈体应用文章的体制要求和语词特点, 明确指出“ 美辞施于颂、赞, 明文布于笺、奏、诏、诰, 语重而体宏” ^{[10]卷二○一, 276上}, 而其文章则“ 词藻赡逸, 风骨高秀, 尚有燕、许轨范” ^{[4]卷一五二, 1309上}, 故被誉为“ 四六集大成者” 。王珪“ 以文学进, 流辈咸共推许。其文闳侈瑰丽, 自成一家, 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 词林称之” ^{[1]卷三二一, 10243}, 其四六骈辞亦师法“ 燕、许” , 雍容得体。李清臣称王珪“ 泛通六经, 深于《诗》《书》, 善史学。其为文豪赡有气, 闳侈瓌丽而不失义正, 自成一家。掌文诰二十年, 每一篇出, 四方传诵之。帝数语大臣:‘ 王珪诰有体, 他学士不逮远矣。’ ” ^{[2]第79册, 66}观《华阳集》所存制诰表启, 知其所述绝非虚誉。元绛的四六文亦能谨守体制, 这与夏竦、王珪相仿佛; 其所为制、表更显博赡雅正, 精切得体。苏颂谓其“ 制书诏令, 纯深温润, 切于事理。至于一篇一咏, 往往出人意表, 秉笔之士, 以此多称美之” ; 神宗“ 雅称公文词高妙, 近世少儗, 足为朝廷光采” ^{[19]卷五二}。信然也。假如不能谨守四六法度, 无论制诏文辞多么瓌丽华美, 也很难为朝廷增光添彩。

王安石的四六文源出夏竦, 又超越夏竦, 其突出特点在于以体制为先, “ 谨守法度” ^{[20]第一册, 119}。黄庭坚尝曰:“ 荆公评文章, 常先体制, 而后文之工拙。” ^{[2]第106册, 182}曾季狸亦云:“ 荆公诗及四六, 法度甚严。” ^[21]310简而言之, 荆公四六的“ 法度” , 首先是针对不同的文体及行文对象进行抑扬褒贬, 语词恰当得体。罗大经尝举例云:“ 嘉定间, 加史丞相实封, 制云:‘ 天欲治, 舍我谁也, 负孟轲济世之才; 民不被, 若己推之, 挺伊尹佐王之略。’ 用经句而帖妥, 然过谀失体。勋德如韩魏公, 荆公草加官制不过曰:‘ 保兹天子, 进无浮实之名; 正是国人, 退有顾言之行。’ 或谓荆公素不满于魏公, 故无甚褒之词, 非也, 王言之体当然耳。” ^{[22]甲编卷二, 37}制、诏文字例属“ 王言” , 理当褒贬得宜, 切忌“ 过谀” , 此乃法度所在, 不可违反。其次是各体文章皆依程序, 不违反“ 体制” 要求。荆公四六以《百寮贺复熙河路表》一篇最负盛名, 文首“ 臣某等言:伏覩” 云云, 乃概述“ 复熙河路” 之史实, “ 中贺” 之后方为颂美文字, 最后以“ 臣无任” 作结, 充分尊重贺表的基本格式。其语词几乎一句一典, 所有典故均出自《诗经》, 句式或为四四、六六对, 或为四六四六、六四六四对, 古雅精切, 堪为“ 尊体” 典范^{[2]第63册, 232}。若能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全面把握荆公四六的法度内涵, 虽不能至, 亦不远矣。王炎尝曰:“ 至我朝有宋, 文有欧、苏, 古律诗有黄豫章, 四六有王金陵, 长短句有晏、贺、秦、晁, 于是宋之文掩迹乎汉唐之文。” ^{[23]卷二五, 721下}其观点公允与否尚待商榷, 但荆公四六的典范价值毋庸置疑。南宋名公如汪藻、周必大、杨万里等都是荆公四六的效法者。

南宋词科四六的“ 体制” 和“ 程度” 是在兼收“ 燕、许” 、夏竦乃至王安石等人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熔铸锻炼而形成的。王应麟所谓“ 盖是科之设, 绍圣颛取华藻, 大观俶尚淹该, 爰暨中兴, 程序始备” 者是也^{[10]卷二○一, 269上}。至于结构、属对等细节问题, 规定则更加细致严格。词科应试者须先以“ 见行程文” 为体式范例, 勤加模仿练习; 待熟练掌握各种文体的体式要求之后, 再以富赡才学相滋润, 才有望科场获誉, 最终成为撰写骈辞俪文的当行圣手。而在当时的四六实践中, 遵守法度的重要性也屡被确认。如罗大经云:“ 制诰诏令, 贵于典重温雅, 深厚恻怛, 与寻常四六不同。今以寻常四六手为之, 往往褒称过实, 或似启事谀词, 雕刻求工, 又如宾筵乐语, 失王言之体矣。” ^{[22]甲编卷四, 59}俞文豹《清夜录》亦载:“ 王夕郎信掌制诰, 孝宗览之曰:‘ 近日诰词, 全似启事, 溢美太甚。卿甚得体。” ^[24]94是为例。

有关博学宏词科所试十二体的体式要求及参考“ 程文” , 王应麟《辞学指南》叙述颇详。不过在实际科场中, 这十二体的出现频率并不一致, 其如真德秀所说:“ 十二体所急者, 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 檄、露布又军兴方用, 皆尚可缓。” 王应麟注云:“ 平斋洪公曰:制、表如科举之本经, 所关尤重。隆兴元年, 陈自修试颂及露布, 冠绝一场, 偶表、制中有疵, 因不取。” ^{[10]卷二○一, 274下}由于制和表属于经常性命题, 故应试者于此格外用力, 而《辞学指南》也对此进行了重点介绍。

关于制词写作, 王应麟总结说:“ 作制只读今时程文则或委靡, 专学前辈文字则或不合今之体制。要当用今体制, 间取古人属对亲切、众所易见者依仿之可也。” ^{[10]卷二○二, 289上}具体来说, 制分“ 制头” (即所谓“ 破题” )与“ 制辞” 两部分, “ 制头四句能包尽题意为佳, 若铺排不尽, 则当择题中体面重者说, 其余轻者, 于散语中说亦无害。制起须用四六联, 不可用七字” 。“ 制辞须用典重之语, 仍须多用《诗》《书》中语言, 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晋、宋间语及诗中语不典者, 不可用。魏晋以来文史中语, 间有似经语者, 亦可于制中用。但其间名臣非人共知者, 不必称引以为故事。” ^{[10]卷二○二, 282下、283下}

关于表章, 王氏引真德秀语曰:“ 表章工夫最宜用力, 先要识体制。贺、谢、进物体各不同, 累举程文自可概见。前辈之文惟汪龙溪集中诸表皆精致典雅, 可为矜式。” 复云:“ 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 用事不要深僻, 造语不可尖新, 铺叙不要繁冗, 此表之大纲也。” ^{[10]卷二○三, 310上, 下}表的基本格式为:起联、窃以用事、推原、铺叙形容、用事形容、末联。按照不同主题, 表可分为“ 贺” “ 谢” 及“ 进书、进贡、陈请” 三种。以“ 谢表” 为例, 其体制为:“ ‘ 臣某言, 伏蒙圣恩’ 云云者。(谢除授云:‘ 伏奉诰命, 授臣某官职者’ 云云。)‘ 臣某惶惧惶惧, 顿首顿首。窃以’ 云云。(此后或云:‘ 伏念臣’ 云云、‘ 兹盖恭遇’ 。)‘ 皇帝陛下’ 云云, ‘ 臣’ 云云, ‘ 臣无任, 感天荷圣, 激切屏营之至, 谨奉表称谢以闻’ 。(进谢恩诗云:‘ 谨各斋沐撰成谢恩诗, 随表上进以闻。’ )‘ 臣某惶惧惶惧, 顿首顿首, 谨言。’ ” ^{[10]卷二○三, 306下}而《容斋四笔》所称“ 郡守谢上表, 首必云:‘ 伏奉告命授臣某州, 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讫。’ 然后入词” ^[7]781, 亦属谢表定式。《辞学指南》不仅明确了表的结构格式, 甚至连破题、转折及结尾处所用的礼仪套语也做了说明。这些规定虽不免呆板, 但对培养选拔四六作手却很有必要。若应试者不慎违反, 其结果便只有被黜落。“ 刘三杰文字合中程, 忘写‘ 年月日, 臣某上表’ , 遂黜之” ^{[10]卷二○三, 311上}, 即其例。

当然, 近乎严苛的体制要求并不排斥审时度势的灵活变化, 倘若一味模仿程文, 便会造成行文不当。如洪迈尝云:“ 表章自叙以两‘ 臣’ 字对说, 由东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须要审度君臣之间情义厚薄, 及姓名眷顾于君前如何, 乃为合宜。坡《湖州谢表》云:‘ 知臣愚不适时, 难以追陪新进; 察臣老不生事, 或能牧养小民。’ ……近年后生假倩作文, 不识事体, 至有碌碌常流, 乍得一垒, 亦辄云‘ 知臣’ 、‘ 察臣’ 之类, 真可笑也。” ^[7]780是知四六文内涵的提升最终有赖学识修养, 任何生搬硬套和假倩模仿, 终究都难有成就。

词科之学的潜移默化必然会深刻影响相关作者的艺术取向和审美判断。如罗大经尝引杨长孺语曰:“ 渡江以来, 汪、孙、洪、周, 四六皆工, 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 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 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 但长于作奏疏。” ^{[22]丙编卷二, 265}元人方回亦云:“ 周益公尝问陆放翁以作诗之法, 放翁对以宜读苏子由诗。盖诗家之病忌乎对偶太过, 如此则有形而无味。三洪工于四六而短于诗, 殆胸中有先入者, 故难化也。放翁其以此箴益公欤?” ^{[25]卷二四, 1083}所以如此, 盖与词科之学的经年熏陶密切相关, 所谓“ 词科之文, 自有一种体致, 既用功之深, 则他日虽欲变化气质, 而自不觉其暗合” ^{[26]卷一八, 193}, 诚为的论。

四六文的灵魂在于用事、属对以及由此产生的韵律和谐之美, 词科四六更是如此。陈振孙云“ 绍圣后置词科, 习者益众, 格律精严, 一字不苟措” ^{[5]卷一八, 526}, 刘克庄曰“ 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 譬锦工之机锦, 玉人之攻玉, 极天下之组丽瑰美” ^{[2]第三二九册, 83}, 皆谓此也。元人陈绎曾《四六附说》将“ 以用事亲切为精妙, 属对巧的为奇崛” 视为“ 宋人四六之新规” ^[27]451-452, 而这一特点在南宋词科四六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严格细密的格律规范, 不断强化的程式要求, 不仅使词科名家逐步远离了欧、苏诸公“ 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 的四六创作模式, 更深刻影响到广大学人的鉴赏与品评, 正如费衮所云:“ 今时士大夫论四六, 多喜其用事精当, 下字工巧, 以为脍炙人口, 此固四六所尚。” ^{[28]卷三, 713上}

先说用事。刘勰尝曰:“ 事类者, 盖文章之外, 据事以类义, 援古以证今者也。” ^[29]339凡制、诰、诏、表、露布、檄等应用文辞皆用于朝廷重要场合, 语言表述务求雅正。为了使四六文更显典雅庄重, 具有感染力, 南宋词科名家如孙觌、倪思、周必大等或化用经史典籍中的事类, 或组缀其语词以成偶对。如孙觌《代高丽王谢赐燕乐表》起头一联曰:“ 十行赐札, 诞弥辽海之邦; 万里同文, 普听钧天之乐。” 此联用事极为精巧。《后汉书· 循吏列传序》称光武帝“ 其以手迹赐方国者, 皆一札十行, 细书成文” ^{[30]卷七五, 2457};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四载, 徽宗宣和年间, 冯熙载作应制诗云:“ 升平万里同文轨, 井邑相连通四裔。” ^{[31]后录卷四, 123}表文用事盖本于此。王应麟评曰:“ 起头若如第二人, 止说宠逮远邦之语, 则弱而无力, 故用此意而择语言换转, ‘ 十行赐札’ 、‘ 万里同文’ 是也。才读此两句, 便见大体。” ^{[10]卷二○三, 307下}同样的情形在周必大《岳飞叙复元官制》《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谢表》及《潭州谢上表》等文章中也得到充分体现。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载:“ 逆亮窥江, 刘锜已病, 亦同扞御。未几, 亮殱, 锜亦殂, 特赠太尉。周益公行词云:‘ 岑彭殒而公孙亡, 诸葛死而仲达走。虽成功有命, 皆莫究于生前; 而遗烈在人, 可徐观于身后。’ 读者服其的切。” ^{[22]甲编卷二, 27}假使没有富赡精切的用事功夫, 益公四六恐怕很难呈现出“ 连篇累牍, 姿态横出, 千汇万状, 不主故常” 的浑融状态^{[2]第二八二册, 79}。

用事切当与否不仅反映作者的学识涵养, 且直接决定着四六文的典雅程度及说服力。如前贤所云:“ 用典之要, 不出以少字明多意。其大别有二:一用古事, 二用成辞。用古事者, 援古以证今情也; 用成辞者, 引彼语以明此义也。” ^[32]146吕祖谦《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诰》有“ 近天子之光, 允赖谋猷之启沃; 见王者之志, 遹观诏令之发挥” 一联^{[2]第二六一册, 4}, “ 近天子之光” 与“ 见王者之志” 分别见《尚书· 周书· 洪范》及王通《中说· 问易篇》, 是为“ 成辞” ; 而“ 启沃” 云云则是用“ 古事” 。《尚书· 商书· 说命上》曰:“ 说筑傅岩之野, 惟肖。爰立作相, 王置其左右, 命之曰:‘ 朝夕纳诲, 以辅台德。若金, 用汝作砺; 若济巨川, 用汝作舟楫; 若岁大旱, 用汝作霖雨。启乃心, 沃朕心, 若药弗瞑眩, 厥疾弗瘳; 若跣弗视地, 厥足用伤。’ ” ^[33]174商王武丁立贤臣傅说为相, 令其辅佐自己。后世遂以“ 启沃” 为典, 表达辅佐开导之意。吕祖谦将其用于翰林学士的除授诰文, 颇显恰切得体。另如其《举将帅诏》云:“ 熊罴乂王家, 昔何多于英杰; 蛇豕食上国, 今未敉于疆垂。” ^{[2]第三五四册, 141}出句“ 熊罴乂王家” , 典出《尚书· 周书· 康王之诰》:“ 则亦有熊罴之士, 不二心之臣, 保乂王家。” ^[33]244对句“ 蛇豕食上国” , 典出《左传· 定公四年》:“ 申包胥如秦乞师, 曰:‘ 吴为封豕、长蛇, 以荐食上国, 虐始于楚。’ ” 杜预注曰:“ 荐, 数也。言吴贪害如蛇豕。” ^[34]2137虽说联中两句对典籍原文稍有删削, 但仍是以“ 成辞” 属对, 工稳而贴切。

再说属对。词科名家在四六属对方面总结出的许多经验经过积累沉淀, 最终成为构建对句的基本法则。例如汤思退尝云:“ 经对经, 史对史, 释氏事对释氏事, 道家事对道家事。” ^[21]310谢伋《四六谈麈》承其思致曰:“ 四六经语对经语, 史语对史语, 诗语对诗语, 方妥帖。” ^[35]1洪迈《容斋三笔》尝辑“ 四六名对” , 其中有孙觌《试词科日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中— 联:“ 荡荡乎无能名, 虽莫见宫墙之美; 欣欣然有喜色, 咸豫闻管钥之音。” ^{[7]三笔卷八, 506}该联出句典出《论语》, 其《泰伯》篇云:“ 子曰:大哉, 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 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 又《子张》篇云:“ 子贡曰:譬之宫墙, 赐之墙也及肩, 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 不得其门而入, 不见宗庙之美, 百官之富。” ^{[36]卷八, 106; 卷一九, 261}对句典出《孟子》, 其《梁惠王章句下》云:“ 今王鼓乐于此, 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 ” ^{[37]卷二, 32}此乃以经语对经语者。洪氏又录汪藻《靖康册康王文》曰:“ 汉家之厄十世, 宜光武之中兴; 献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 此乃以史语对史语者。《容斋三笔》之“ 吾家四六” 记洪适有谢启云:“ 襟袂相连, 夙愧末亲之孤陋; 云泥悬望, 分无通贵之哀怜。” ^{[7]三笔卷八, 512}其出句典出杜甫《赠李十五丈别》, 云:“ 孤陋忝末亲, 等级敢比肩。人生意颇合, 相与襟袂连。” ^{[38]卷一五, 1344}对句典出杜甫《送韦书记赴安西》, 云:“ 夫子歘通贵, 云泥相望悬。白头无藉在, 朱绂有哀怜。” ^{[38]卷二, 134}所谓以诗语对诗语者, 此其例也。

王铚《四六话》曾有“ 伐山语” “ 伐材语” 之说, 乃四六属对之关键。其核心在于“ 生事必对熟事, 熟事必对生事” ^{[18]卷上, 2}, 与诗家所谓“ 工拙相半” 颇为近似^{[39]前集卷九, 61}, 凡词科出身者皆谙熟于此。洪迈“ 吾家四六” 欣赏自我杰作云:“ 吴璘在兴元、修塞两县决坏渠为田, 奖谕诏曰:‘ 刻石立作三犀牛, 重见离堆之利; 复陂谁云两黄鹄, 讵烦鸿郄之谣。’ 用老杜《石犀行》云‘ 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及翟方进坏鸿却陂童谣云‘ 反乎覆, 陂当复。谁云者, 两黄鹄’ 等语也。” ^{[7]三笔卷八, 510}事出杜诗者为熟, 以童谣为对者盖生也。其实, 生熟相对乃洪氏四六的习见作法, 如洪适《谢除秘书省正字启》云:“ 乃刻楮以偶成, 致吹竽而滥中。” ^{[2]第二一三册, 150}出句事出《列子》, 对句典出《韩非子》, 亦生熟搭配, 工稳雅致。

词科四六从体制上排斥“ 以文体为对属” 的“ 欧公体” ^[40]310, 以及“ 雄深浩博, 出于准绳之外” 的“ 东坡体” ^[20]119, 强调回归传统的“ 四六格” 。如王铚《四六话》所云:“ 四六格句须衬者相称, 乃有工, 方为造微。盖上四字以唤下六字也, 此四六之格也。” ^{[18]卷下, 16}倘若不如此, 便不算标准的四六文。因此, 《辞学指南》明确规定:“ 制用四六, 以便宣读” , “ 制起须用四六联, 不可用七字” , “ 一表中眼目全在破题二十字” 。这些规定既是对词科四六创作范式的全面总结, 又意味着四六名家以夏竦、王安石为典范的艺术回归。词科文臣的示范和引导必然会深刻影响到更多作家的审美判断, 如嘉泰进士谢采伯即曰:“ 四六本只是便宣读, 要使如散文而有属对乃善。欧、苏只是一篇古文, 至汪龙溪而少变。” ^{[41]卷三, 32}而“ 学问赅博, 文章淹雅” 且“ 工于内外制” ^{[4]卷一五九, 1373中、下}, 却并非词科出身的参知政事楼钥亦云:“ 止论骈俪之体, 亦复屡变。作者争名, 恐无以大相过, 则又习为长句, 全引古语, 以为奇倔, 反累正气。况本以文从字顺, 便于宣读, 而一联或至数十言, 识者不以为善也。” ^{[2]第264册, 103}在此背景下, 以《四六话》《四六谈麈》及《云庄四六余话》为代表的骈文论著以精工得体的四六名联为范例, 衡量品鉴南宋四六的优劣得失, 才能获得天下学子的认同和肯定。

最后说声律。《辞学指南》云:“ 凡作四六, 须声律协和。若语工而不妥, 不若少工而浏亮。” 复云:“ 凡四言韵语之文, 诵味吟哦, 便句中有意于铺张扬厉之中, 而有雍容俯仰顿挫起伏之态, 乃为佳作。若止将华言绮语一向堆栈, 而无风味韵致, 亦何足取哉!” ^{[10]卷二○三, 274上, 337上}在叙述规范的同时, 王应麟还以点评作品的方式, 具体介绍了四六文在格律方面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譬如, 他认为孙觌《镇洮军节度使除大尉制》中“ 令闻令望, 屡达余听” 一联“ 望字不当用侧声” ; 王璧制辞中“ 自擢居于严近, 益茂著于猷为。从容禁闼之间, 允矣论思之效, 密勿岩廊之上, 伟然弼亮之谟” 数语“ 不合格” , 原因在于“ 此是隔对, 却似四句散语, 须似四六联可也” ^{[10]卷二○三, 290上}。由此不难看出, 对句“ 合格” 乃是确保声律协和的基本前提, 而平仄合律也是“ 合格” 属对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现实的词科考试中, 能否谨守四六属对的格律规范更是成败关键, 倘若一字失律, 便会遭到黜落。如张端义云:“ 周益公与韩无咎同赋词科, 试《交趾国进象表》, 有‘ 备法驾之前陈’ , 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 陈’ 字, 作‘ 驱’ 字, 遂中大科。‘ 陈’ 字不切, ‘ 驱’ 字象上有用。又用‘ 拜舞周章’ , 出《本草》注。” ^{[42]卷上, 421下}另据《四朝闻见录》载, 徐凤少监试博学宏词科, “ 试六篇俱精诣” 。“ 《代嗣王谢赐玉带表》用《礼记》‘ 孚尹’ 二字, 以‘ 尹’ 为平声。凡用经释音, 当以首释为证; 用史释音, 当以末释为证。徐用第二音, 故主司疑其平侧失律。然徐非失粘, 但用于隔联上一句四字内, 亦何伤于音律?主司过矣, 公论屈之。” ^{[13]卷一, 20}通过这些鲜活的案例, 便不难理解“ 格律精严, 一字不苟” 的真正内涵。

清人尝曰“ 宋自南渡以后, 议论多而事功少, 道学盛而文章衰” ^{[4]卷一九○, 1725下}, 就整体来看, 这一判断客观公允。不过, 南宋文坛的主要成就不在古文而在四六文。陈寅恪先生谓“ 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 ^[43]64, 其判断依据也是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的骈辞俪文。南宋四六振兴的动力源于词科, 阻力来自道学。博学宏词科既为“ 文学博异之士” 所归聚, 四六文创作的繁荣便无悬念。至于词科与四六同步盛衰的历史轨迹和艺术得失, 还需要学界同仁不断考索, 寻幽探胜的喜悦永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