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让松成长的时代正值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衰相显露之际。路易十四亲政54年间, 有32年法国都是在战火硝烟中度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更是耗尽了国力。1715年, 法国政府债务高达12亿里弗(试比较:1786年, 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卡隆上台后曾对政府的财政赤字做过较为精确的估算, 根据他的报告, 当时财政收入应为4.75亿里弗, 而需要支出5.87亿里弗, 财政赤字差不多是1.12亿里弗。可见, 1715年赤字约为1786年的十倍多。有关1786年法国财政赤字的问题, 参见Egret J., La pré -ré volution franç aise, 1787-1788,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1689年以来, 连年歉收, 物价不断攀升, 接连几个严冬夺走了近400万人的生命。太阳王的统治摇摇欲坠, 而撼动王权的不仅仅是天灾人祸与财政赤字, 更有与之相伴的思想冲击。民众对路易十四早已满怀怨恨, 用圣西蒙公爵的话说, 人人都盼着他早死。当时, 以拉布吕耶尔的《品性论》、贝莱巴的《备忘录》、朱里厄的《渴望自由的被奴役法兰西的叹息》为代表的小册子纷纷指摘时弊, 批评王权专断, 抄本在外省广为流传(参见de La Bruyè re J., Les caractè res de Thé ophraste , traduits du grec, avec Les caractè res ou les moeurs de ce siè cle, Paris: E.Michallet, 1688; Jurieu P., Les soupirs de la France esclave, qui aspire apré s la liberté , Amsterdam, 1689; Belesbat, Mé moires sur divers points d’ é conomie politique d’ 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pré senté s à Louis XIV, manuscrit, Fr.1205。); 费奈隆主教、博埃维里耶公爵、沃邦元帅、布阿吉尔贝尔等爱国志士也提出救治时弊、改革体制的策论。思想风气变化之快, 让米拉波侯爵在三十多年后依旧记忆犹新。在1758年问世的《人类之友》中, 他感叹道, 真难以想象贵族竟开始经商, 还谈论起科学、经济与政治问题^[6]175-176。

巴黎的沙龙是新思想孕育和传播的温床。在诺亚尔公爵家中, 有个名为“ 自由思想者协会” 的组织, 就是交流手稿与禁书的场所^[7]98。朗贝尔夫人每周三举办的沙龙、由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里教士主持的夹层俱乐部, 都是当时著名的思想社团。这些俱乐部是启蒙时代政治沙龙的雏形。其中, 夹层俱乐部的影响最大, 成员约有25人, 其中有4位国务参事、3位侯爵和2位伯爵, 还有英国大使沃波尔。用达让松的话说, 这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英国式的政治俱乐部^{[2]tome 1, 68}。一群爱好辩论政治、讨论时事的人交流思想, 交换作品。达让松在此结识了初到巴黎的孟德斯鸠, 他很可能是《论法的精神》的第一批读者^[8]185[9]111。此时, 他开始创作《直到民主得以引入君主制政府》, 出版后更名为《法国古今政府论》^{[8]69, 140, 164-166}。

这份手稿流传与保存的情况很复杂, 而且直接影响对文本的解读, 因此在分析文本之前, 有必要对相关情况做一番交代。现保存在法国阿森纳图书馆和外事档案馆共有七份未刊印的手稿, 这大概就是当时哲人圈里私下传阅的手稿。其中有四份手稿的封面标注了1737年(d’ Argenson, Jusques où La Dé mocratie peut ê tre admise dans le Gouvernement Monarchique Novembre 1737, Arsenal, MSS 2337(下简称MSS 2337)。)。在1739年5月写给伏尔泰的信中, 达让松曾提到他有一本写了近两年的作品^{[10]22, note 3}, 说的可能就是这份1737年的手稿, 而且可以大概肯定1737年稿就是《法国古今政府论》的初稿。另外, 阿森纳图书馆所藏编号为MSS 2338手稿的封面上标了三个年份, 分别是1748、1752和1755年(同上, MSS 2338(下简称MSS 2338)。)。这份稿子的内容与已刊印的和1737年稿差别都很大(Henry N.O., Democratic Monarchy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Marquis d’ Argenson, unpublished Ph.D.diss., Yale University, 1968, p.308.)。我们大概可以推测, 上述三个年份意味着在完成初稿后近二十年间, 达让松曾对初稿多有修订。另外, 上文说过, 《法国古今政府论》分别在1764年和1765年两次刊印, 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差别不大, 很可能用的是同一份底稿。根据德国史家格斯勒(Peter Gë ssler)的考订, 卢梭交给出版商刊印的手稿底本原为迪潘所有, 而迪潘拥有的应是1737年的初稿(同上, p.72。)。所以, 可以认定, 1737年手稿、1764年版与1765年版为同一稿, 而MSS 2338则需另外分析, 此稿的修订不见于印本。1784年, 《法国古今政府论》再版。此版与上述四版的内容出入都很大, 且在革命前多次重印, 对当时的舆论影响甚深。1784年版的编订者乃达让松之子, 他自称是依照其父的遗稿所做的修订^[11]。但由于1871年5月卢浮宫图书馆失火, 达让松作品大部分被毁, 所以, 1755年之后, 达让松是否对MSS 2338手稿再做修订, 就不得而知了。有些学者对该版持保留态度, 认为不少内容乃是达让松之子擅自修改的结果。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 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整部稿子都是伪造的。根据上述情况, 本文将综合比对1737年手稿(即MSS 2337)、MSS 2338版与1784年版三个版本。

除了《法国古今政府论》之外, 达让松的日记也是理解其思想不可或缺的材料。现存共有三个版本, 篇幅内容差别都很大。托克维尔在创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过程中, 达让松的日记是他理解旧制度社会心态的主要材料。由于他当时能用的只有1825年这个版本, 而该版没有收入达让松关于政治革命的预言, 所以托克维尔才认为革命是不可预见的(1825年版出自其后人之手, 仅1卷, 1857年版有5卷, 1859年版有9卷。这三个版本之间差异甚大, 如达让松的《国家改革策论》手稿片段仅收入1857年版(第5卷, 第259-391页)。三版之间的差异与真伪曾是史学界和文学批评学界争论的焦点, 参见圣伯夫在《周一漫谈》上的评述:Sainte-Beuve C.A., Causeries du lundi, Paris: Garnier frè res, 1852, tome 12, pp.78-131; tome 14, pp.238-259。)。鉴于此, 本文将选取1857年版和1859年版这两个较为完整的版本互为补充, 作为理解《法国古今政府论》的背景材料。此外, 本文将参考泰森(Charles Tassin)和勒瓦瑟尔(É mile Levasseur)的论文。此二人的研究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因为他们看过的材料早已在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法国古今政府论》结构严谨, 八章内容前后贯通, 层层递进。全书以政体定义开篇, 继而撰述统治原则, 然后比较各国政体的优劣, 接着简述法国封建政府与民主政体发展历程, 并分析当下改革之时机, 提出改革方案, 最后以改革之目标结束全书。在日记中, 达让松写道, 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当上首相^{[12]tome 1, lii, 81, 144; tome 5, 259; tome 7, 299[13]484}, 匡正国事, 改革敝俗。可见, 他写作的目的不是著书立说。因此, 《法国古今政府论》严格来说不是一份阐述其思想的理论文本, 而是改革纲要。若要理解达让松改革的初衷与目标, 需要结合其他材料进行解读。

达让松对法国的现状与未来的看法极为悲观。在他眼里, 路易十四身后的这个国家已是一座“ 硕大的收容院” , 百姓哀痛不已(Henry N.O., Democratic Monarchy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Marquis d’ Argenson, unpublished Ph.D.diss., Yale University, 1968, p.40.) ^{[12]tome 2, 218} 。“ 革命” 一词频频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达让松在1751年就预言, 法国将面临一场“ 全面革命” ^{[2]tome5, 347[12]tome 6, 464}, 最底层的民众会起身反抗王权^{[14]348[12]tome 1, xlviii}, 政治与社会秩序都将遭到颠覆。在他看来, 法国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同上, p.42。):王权式微^[14]348; 掌握实权的下级官员管理不善^{[14]348[12]tome 2, 218}; 外省的悲惨与萧条^{[12]tome 1, 52-55; tome 2, 149-153, 177}。这三个问题贯穿他一生的思考。达让松相信, 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绝对王权本身。因为正是在这种制度下, 公权力毁灭了一切, 奴役了一切^{[2]tome 5, 364}, 只有私利, 毫无公共利益可言。“ 祖国” 只是一个可笑、空洞的词^{[2]tome 5, 264}, 国民对公权力没有丝毫信任。所以, 绝对王权看似强大, 实则软弱无力。此外, 举国之事皆靠国王下派的专员管理^{[14]350[12]tome 4, 157-158, 197}, 这些人并不熟悉地方情况, 势必导致治理不善。最后, 骄奢之风弥漫, 举国上下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外省民众皆为满足宫廷的贪欲而日夜劳作, “ 宫廷成了国家的坟墓” ^{[12]tome 7, 46}。财富都流入了巴黎, 所有怀有野心抱负的人都投奔首都, 外省必然贫瘠。达让松说道, “ 在我们这个时代, 法国已从体态匀称的女人蜕变成一只大脑袋、细长腿的蜘蛛” ^{[2]tome 5, 325}。将绝对君主治下的法国比作蜘蛛, 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说法。重农学派的米拉波侯爵后来也说过法国是个头大腿细的怪物, 极容易中风。

《法国古今政府论》便是一剂治病的方子。达让松认为, 罗马衰亡是因为王权绝对化而不受节制, 法国若要避免重蹈覆辙, 必须建立一套能容纳民主的君主制^{[2]tome 5, 264, 271[10]27-28}。所谓“ 民主君主制” , 实际上是一套混合体制, 他称之为“ 受君主制庇护的共和国” (MSS 2337, p.30; MSSS 2338, p.36.)。《法国古今政府论》对这套制度做了完整的阐述, 我们大致可以从原则目标、纵向改革与横向改革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从原则上来说, 达让松将内政治理分为两类, 分属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权管辖。其一是关系个别利益的地方问题, 比如地方慈善、基础建设、慈善救济等。这些事务属村镇权利的管辖范畴(MSS 2337, p.30.) ^{[3]28[11]15[12]374}, 由民众官员负责(MSS 2337, p.268; MSSS 2338, p.216。与1764年版相比, 1784版更强调地方权力。) ^{[11]190, 207}。其二, 凡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MSS 2337, p.170; MSSS 2338, p.140.) ^{[3]33, 53, 62[11]2, 34, 51, 57, 143}, 则由国王官员负责(MSS 2337, p.256; MSSS 2338, p.214.) ^{[3]234-244, 270-271[11]75, 185, 251-263}。他们有权协助民众官员管理地方政务, 并负责监督如法令执行等问题, 但不得介入司法事务(MSS 2337, pp.265-267。1784年版涉及督办官的内容极少, 或与时局有关。) ^[3]238。国王官员指治安、财政督办官及其助理。为了避免地方结党营私的现象, 达让松规定督办官在每个省任期不得超过三年(MSS 2337, p.268.) ^[3]242。上述两种行政权相互配合。地方政府自行集会协商, 处理市镇事务, 享有一定的独立性^[3]27[11]28。代表王权的国王官员负责普遍之法(les lois gé né rales)的落实, 协调地方之间的利益, 避免冲突(MSS 2337, p.30; MSSS 2338, p.28.) ^{[3]26-27[11]27-28}。在达让松看来, 这套新制度既保证了对王权的依赖, 也确保了市镇一定程度的独立。民众官员与国王官员产生方式类同, 先经民众或下级行政机构选举产生候选人名单, 再由上级部门从中筛选任命(MSS 2337, p.268.) ^[3]242。所以, 王国行政官员的产生是一个选举与任命结合的复杂过程。选举体现了民主与自由, 而任命则确保了王权与秩序。除此之外, 在达让松的设计中, 选举与任命的结合也有预防腐败的功能。在他看来, 若任由民众自行选举, 势必出现权钱交易, 唯有让选民无法知晓投票结果, 且由上级部门掌握最终决策权, 才有可能避免腐败^{[14]356[3]248}。

从纵向的角度来说, 《法国古今政府论》构想了一套由省(dé partement)、区与市镇构成的三级行政体制。省设省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闭会期间, 由常设委员会负责相关事务^[11]211。在旧制度的语境下, dé partement一词通常指由某位行政长官(如部长或是督办官)负责管辖的区域, 往往包括多个外省, 而其现代含义是指一种行政区划。这层意义的转变大概最早出现在《法国古今政府论》中^[15]89。区设区议会, 由村镇代表、区府行政官员、教区和大区(arrondissements)的行政官员组成, 人数多于省三级会议成员^{[3]71[11]199-219}。市镇议会则由民众直选的官员组成。其他各级行政官员的产生都实行选举与任命双重机制。

各省设立省财政署, 管理地方政府日常开销事务, 唯有重大开销才需提交御前会议审批^[3]71[11]215。这与实行地方选举一样意在纠正绝对主义“ 一统到底” , 而地方毫无参政热情的局面。从这一点来说, 《法国古今政府论》的制度设计体现了一种地方分权的精神。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 因为相对于下级行政部门而言, 上级部门在官员任免等方面享有绝对权威, 而代表最高权力的依旧是御前会议。所以, 达让松尽管认可地方自由的价值, 但并不觉得就可以完全放手不管。他始终坚信越自由, 越容易腐败, 也越容易混乱。正因为如此, 保留绝对王权就显得很有必要。

达让松关于官员选举资格的分析尤其值得关注。首先, 1784年版《法国古今政府论》提出, 省三级会议的代表必须是大土地所有者^[11]202-204, 即将地产作为官员的被选举资格。结合当时一些进步人士支持贵族经商的讨论, 达让松此番观点容易被误解为一种体现了反对商业的封建保守立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泰森搜集的编号为Pensé e 677的笔记中, 达让松明确否认了世袭特权的政治功用^{[2]tome 5, 296-297[14]350}, 提出决定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不是出身与特权, 而是人对社会的贡献。所以, 他将地产视为政治权利的基础, 应在这一语境下进行解读。对他来说, 地产实则有双重政治功能, 首先与其他财产一样, 能尽可能使个人摆脱对他人的依附, 从而保持个人的独立性; 其次, 与流动财产不同, 地产能更紧密、更稳定地把个人与政治共同体结合起来, 并使人的趋利之本性不至于损害社会的团结与政治的稳定(关于这一点, 可参见张弛、吕一民《法国革命时期的财产观念、政治权利与资产阶级的自我认同》, 载《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 第75-84页。)。实际上, 这代表了由重商主义向农本主义转变的开始^[16]243-249。魁奈等人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 而米拉波侯爵在其《人类之友》所阐发的思想则直接得益于《法国古今政府论》。

从横向的角度来看, 达让松意欲废除地方差异, 建立一套统一的地方行政体制。他提出, 必须按照一套“ 明确的方案” 与“ 相关原则” (“ 全面治理法律” (une loi d’ Administration gé né rale)一词仅出现在1784年版本中, 1764年版仅有“ 明确的方案与相关原则” 。) ^[3]75[11]178, 进行全面彻底的行政改革^{[11]273, 276, 278, 305[17]217}。所以, 《法国古今政府论》的改革方案不仅针对三级会议省或税区地区, 而且要将省-区-市镇这套行政建制推及全国。这套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众所周知, 绝对王权的确立与稳固并未带来行政体制的统一化。18世纪的行政区划依旧十分复杂, 督办官统领的34个财税区因地方税务管理方式的不同, 分为三级会议地区、税区地区和课税地区。13个高等法院辖区又同行省辖区不完全重合, 一座高等法院兼管数省的情况很普遍。这很容易造成司法权与行政管辖权的摩擦。各类行政区划彼此重叠, 类似中世纪的镶嵌画。新近研究表明, 路易十四建立绝对王权依靠的是通过利益分摊获取地方特权合作的方式(关于合作型绝对主义研究, 参见:Beik W., Absolutism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State Power and Provincial Aristocracy in Languedo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Beik W.,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gin of Louis XIV, ″ in Bulst N., Descimon R. & Guerreau A.(eds.), L’ É tat ou le roi les fondations de la modernité monarchique en France (XIV^e-XVII^e siè cles),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 homme, 1996, pp.145-160; Legay M.-L., Les é tats provinciaux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l’ é tat moder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 cles, Genè ve: Droz, 2001。综述参见:Cosandey F. & Descimon R., L’ absolutisme en France: histoire et historiographie, Paris: Seuil, 2002; Beik W., ″The Absolutism of Louis XIV as Social Collaboration, ″ Past and Present, Vol.188, No.1 (2005), pp.195-224。), 而不是大刀阔斧地革除地方特权。在18世纪初反对绝对主义的语境中, 地方特权常被视为地方自由的保障, 如费奈隆、圣西蒙等人常以此为据, 提议恢复地方三级会议。达让松尽管也珍视地方自由, 但他所倡议的地方自由是以统一的国家框架为前提的。

达让松的这套方案几乎可以看作是大革命创立的行政体制的雏形。1789年12月14日至12月22日间, 制宪议会颁布数部行政改革法令, 确立了省-区-市镇三级行政机构。新体制的架构与《法国古今政府论》所述基本相同。此外, 制宪议会关于地方私务和一般国家行政事务的区分也继承了达让松关于市镇权利与公共利益事务的阐述, 同样都是体现了内政治理的分工协作观念。再者, 制宪议会将地方分权与国家统一融为一体, 以地方行政体制的统一作为国家大一统(关于革命年代“ 大一统” 的观念, 参见Debbasch R., Le principe ré volutionnaire d’ unité et d’ indivisibilité de la Ré publique: essai d’ histoire politique, pré face de Michel Debré , Paris: Economica, 1988。)

MSS 2337, p.32; MSSS 2338, p.30.)的基础, 这套思路与达让松的设想也基本一致。用他的话说, 这是在对中央的依赖中寻找独立的空间(MSS 2337, p.32; MSSS 2338, p.30.) ^{[3]29[11]29-30}。如果说1789年改革是政治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体现, 那么源头便可以上溯到半个多世纪前的《法国古今政府论》。

尽管达让松的方案与1789年改革非常相似, 但两者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 所体现的政治原则也根本有别。1789年的改革表达了人民主权的思想, 立法、司法与行政等各部门的官员需由选民选举产生, 这是因为主权在民, 公权力必须得到选民的授权。尽管达让松也强调地方选举, 但他并不将选举视为民主实践的方式(MSS 2337, p.268; MSSS 2338, p.217。但在1784年的版本中, 选举更带有民主实践的色彩, 这与当时逐渐激进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仅就此判断, 这部分内容很可能是达让松之子擅自修改的。) ^[3]242。泰森整理的达让松遗稿中一份编号为Pensé e 527的笔记中写道, 地方政府只有协商权, 而无决策权^[14]357。这说明, 达让松倡议的民主君主制不能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代议体制, 其理论基础不是人民主权理论, 而是一种融合了功利主义的自由放任思想。达让松的创见在于将这项经济原则转化为一种政治理论, 并据此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内政治理原则, 以修正绝对王权的弊端。

“ 放任自由” 一词首先出现在17世纪后半叶商人撰写的论策中, 旋即成为抨击时政的文学与戏剧等作品的核心主题, 后经布阿吉尔贝尔等人的阐述, 成为一项明确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关于该词的起源分析, 参见Oncken A., Die Maxime laissez-faire et laissez-passer, ihr Ursprung, ihr Werden, Bern: K.J.WyB, 1886。根据Oncken的研究, 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杜尔阁曾说过:“ 没人知道放任自由这个词实际上出自Legendre写给科尔贝尔的一封信:放手让我们做。” Oncken证明这位Legendre即是鲁昂富商Thomas le Gendre, 而le Gendre家族与杜尔阁家族往来甚密。有关“ 放任自由” 的历史, 另见Schelle G., Vincent de Gournay: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Paris: Guillaumin et cie, 1897, pp.214-217。) ^[15]232-233。路易十四统治末年, 国贫民困的现状促动大批外省商贾反对重商主义的经济管制政策。管制被视为对人性的压抑, 扭曲了自然赋予人的私利。他们认为, 唯有让所有人都能不受外力干涉而实现自己的私利, 才能实现普遍的善与社会经济的繁荣。领主贝莱巴(Relesbat)呈奏路易十四的备忘录(Mé moires sur divers points d’ é conomie politique d’ 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pré senté s à Louis XIV)在当时影响颇大, 其抄本在各地流传(根据Lionel Rothkrug的分析, 备忘录的抄本在巴黎、格勒诺布尔、鲁昂、南特等地流传, 并在各地的俱乐部、沙龙、国王身边的大臣以及巴黎高等法院法官中流传。参见Rothkrug L., Opposition to Louis XIV: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328。有关贝莱巴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参见Schatz A., Le mercantilisme libé ral à la fin du XVII^e sieè cle: les idé es é conomiques et politiques de M.de Belesbat, Paris: L.Larose & L.Tenin, 1906。)。他提出, 国王的任务是顺从自然原则, 而战争与贫寒则都是背离自然之道所致^[15]339。这种思想承认个人私利的合理性, 认为唯有摆脱政治权威的粗暴干涉, 完全顺从自然, 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普遍的善与和谐。

达让松熟谙布阿吉尔贝尔等人的著述(Henry N.O., Democratic Monarchy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Marquis d’ Argenson, unpublished Ph.D.diss., Yale University, 1968, pp.57-60.) ^{[2]tome 5, 157}, 放任自由是他批评绝对主义、为民主君主制辩护的理论基础^{[2]tome 2, 21; tome 3, 231, 260; tome 5, 134, 372[12]tome 4, 455; tome 5, 330, 364, 452-453[18]81}。他认为, 路易十四的统治迫使国民必须顺从国王的需求, 外省要唯巴黎马首是瞻, 地方则服从中央。因为民众劳作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 而是要满足奢靡的宫廷^{[2]tome 5, 322, 286, 351, 373}。地方官是中央下派的, 对所辖地区一无所知, 地方利益难以得到保障^{[12]tome 4, 197-198}。在这套体制中, 只存在国王的私利, 毫无公共利益可言; 只有巴黎的利益, 外省则完全被漠视^{[12]tome 6, 67}; 只有王权, 而无地方自由。因而, 绝对主义的根本弊端在于它违背了自然之道, 扭曲了天赋的私利。

达让松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 滥加管制” ^{[12]tome 4, 456}。在两份现已遗失的手稿中, 他曾提到政府不应过度治理, “ 若想管得好, 就应管得少” ^{[12]tome 8, 220}。达让松的行政改革方案便是这种自由行政理念的集中体现。他将村社、市镇比作个体, 而所谓的市镇权利有如人的私利, 是地方的天然权利(MSS 2337, p.3; MSSS 2338, p.26, 28.) ^[11]27, 不仅应当得到承认与保护, 而且要在一种自由行政的制度下, 使其实现自身的最大化^{[2]tome 5, 382-385[12]tome 1, 374-375}。为此, 地方事务就应交给那些民选地方官员负责, 只有这些人才清楚何为地方利益。选举实际上不是民众行使政治权利的方式^[19]376-390, 而是一种真实反映地方实情、确保市镇权利的内政治理的手段。可见, 达让松倡议地方民主, 其意不在限制王权。恰恰相反, 他认为王权理应得到强化, 因为它是国体之头颅, 而社会本身也要活力, 因为它是国体之臂膀^{[11]6-7, 101}, 有头无臂, 则如绝对主义, 王权看似强大, 实则虚弱(Henry N.O., Democratic Monarchy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Marquis d’ Argenson, unpublished Ph.D.diss., Yale University, 1968, p.129.) ^{[3]109-116[11]94-101}; 而有臂无头, 则如荷兰之类的联邦共和国, 国家是松散的。而他设计的“ 受君主制庇护的共和国” 不仅可以取两种体制之优而弃其弊, 还能强化王权, 因为在他看来真正强大的公权力必须得到社会与舆论的支持。

尽管达让松相信他的改革无损于王权, 但实际上侵蚀了绝对主义的基本原则。首先, 从理论上说, 公权力的纯粹性是绝对主义的基本特点, 其唯一的来源便是王权的权威, 它不仅独立于社会, 而且高于社会。绝对王权原则上无须对任何尘世权力与利益负责。用德国史家科斯曼的话说, 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且不依赖任何社会力量的公权力(关于绝对主义的阐释, 参见Kossmann E.H., Politieke theorie en geschiedenis, Bert Bakker: Amsterdam, 1987。)。但达让松改革的出发点不是高高在上的王权, 而是构成社会的个人, 不是那种“ 一统到底” 的公权力, 而是天赋的且不容否认的私利。因此, 他所理解的国家不是国王人身化的体现, 而是由享有私利的个体构成, 并且是确保臣民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社会利益是王权统治的基础, 后者不能脱离前者而独立存在。而利益的基本特点就是它的多样性。正如达让松所言, 人的利益是不同的, 各人的利益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则(MSS 2337, p.29; MSSS 2338, p.27.) ^[3]26[11]27。这意味着内政治理决不能遵循统一的规则, 相反, 各人与各个地方都应该有管理自身的自主权^{[12]tome 4, 455-456}。在达让松看来, 各种私利之间难免有冲突, 但最终能走向普遍的善, 能实现公共利益, 而协调私利与公共利益的不是王权, 而是一种看不见但又无所不在的自然力量。王权应如上帝一般, 扮演着“ 统而不治” 的角色。“ 若想管得好, 就应管得少” , 这种自由主义行政理念预示着内政治理将逐步摆脱王权的直接控制, 而让社会自我管理与自我协调。因而, 达让松颠覆绝对主义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他发现了社会, 不仅赋予社会以重要性, 而且勾勒了社会与政治的基本关系和界限。这既彰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构成了对王权的潜在限制, 社会是否繁荣, 人民福祉是否能得到保障, 都成为评判王权统治的尺度。由此, 公共利益上升为至高的标准, 这意味着国王不能随心所欲地统治。布兰维里埃说, 若政府领导无方, 缺乏理论, 随波逐流, 则统治注定不会长久(转引自Lanson G., ″La transformation des idé es morales et la naissance des morales rationnelles de 1680 à 1715, ″ La Revue du Mois, Tome IX(1910), p.425。)。而达让松把这门有关政府领导的理论称为“ 政治科学” ^{[2]tome 5, 261, 270}, 核心内容是阐发政治如何体现并满足社会利益。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认为达让松已经表达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米拉波伯爵后来用一种更极端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他说一切政治都来自一粒小麦, 因为人类社会完全是通过实物来统治的, 而实物的规律则是统治人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正如罗桑瓦龙所言, 这一思想既预示了19世纪的圣西门主义, 也昭示了马克思主义^[20]58, 其中蕴含的理性主义则是法国革命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来源。

达让松认为, 社会贫瘠, 民不聊生, 都是那位“ 奴役了法兰西” 的绝对君王的过错^{[3]1[19]333-345[21]416, 418}。他甚至宣称, 如果路易十四还不算暴君的话, 那还能有谁配得上这个头衔^{[2]tome 5, 312}?此番激烈之言辞在当时并不少见。费奈隆、布阿吉尔贝尔、布兰维里埃等思想家也都毫不避讳地把社会问题归罪到路易十四头上。费奈隆甚至不再称国王为“ 陛下” , 在《致路易十四》这封匿名信中他说道:“ 先生, 您理应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您的臣民, 他们至今依旧对你感恩戴德, 可是他们现在饥寒交迫, 挨饿受冻, 这完全是您之过。” ^[22]23在连年征战与横征暴敛中, 这些人发现国王与国家之间并不总是一致。布阿吉尔贝尔写道, 聚敛钱财的种种办法让君王对立于法兰西^[21]415。因此, “ 朕即国家” 的原则便遭到了质疑, 而公共利益或人民利益这些概念逐渐取代了自黎塞留时代以来盛行的“ 国家理据” (raison d’ É tat), 成为判定政体合法性的新基准。

在这方面, 他们同绝对主义理论者的根本分歧在于王权与公共利益何者为本。后者并未轻视公共利益, 他们只不过认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人民完全顺从王权, 并与君主制融为一体。波舒哀曾说, 人民因君王而成为人民。他认为王权才是公共利益的缔造者, 一旦确立绝对王权, 公共利益自然就能有所保障, 也必然能得到彰显。但达让松认为, 公共利益是决定王权合法与否的前提(转引自Zarka Y.C.(ed.), Raison et dé raison d’ Etat: thé oriciens et thé ories de la raison d’ Etat aux XVI^e et XVII^e siè c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4。)。唯有那种君王视国家福祉为其统治宗旨, 并视其自身为国家的首席行政长官的政体, 才是合法的, 他将此命名为“ 君主政体” ; 而另一种“ 非法” 政体下, 国王视国家为一己之私产(MSS 2337, p.1; MSSS 2338, p.4。1784年版将王政与君主制混为一谈, 另立“ 绝对君主制” 词条, 其含义类似之前版本的君主制。) ^[3]2[11]11, 达让松称之为“ 国王政体” 。

既然公共利益不是王权的自然衍生, 那么反绝对主义思潮就提出了一个更迫切也更根本的问题:公共利益如何代表?如何得到保障?整个18世纪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改革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相关回应分为两类, 其一是主张恢复贵族或其他中间团体权力, 以制约王权, 防止国家沦为专制工具, 此即所谓的“ 贵族反动” ; 其二是希望确立公意统治的“ 王权论派” (thè se royale)。这两股思潮对绝对王权弊端的理解不同, 对法国政治制度发展历史的看法迥异, 而各自倡议的政治改革方案也截然不同。

圣西蒙公爵等人是“ 贵族反动” 的代言人。他们认为绝对王权的根本问题是君权不受限制, 认为君主制与专制的区分是相对的, 政体越纯粹, 越有可能沦为专制, 混合政体相对更为稳定, 因而类似贵族这样的中间权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预防机制(参见Hulliung M., Montesquieu and the Old Reg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9]7-8; 74-75}。拉布勒的《贵族爵位的历史》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历史依据, 法兰克人征服高卢的历史证明贵族就是这些征服者的后代, 等级的区分是一种有据可查且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转引自Carcassonne É .,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 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 aise au XVIII^e siè 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27, p.12。)。他们主张回到封建时代, 恢复显贵的权力, 强化等级区分, 振兴全国三级会议、高等法院等机构, 使中间权力变得更有组织, 更有实权, 以此来限制王权, 抵制专制。贵族的权力在路易十四时代遭到严重削弱, 因而这种思想言论对他们来说颇具吸引力, 为他们重新掌权提供了依据。圣西蒙幻想贵族能有所行动, 费奈隆则希望强化大主教与教士的政治权力, 布兰维里埃要恢复全国三级会议。

达让松是“ 王权论派” 的代表, 他同样希望能摆脱暴虐肆意的绝对王权, 不同的是他相信当前法国急需的不是对王权进行限制, 而是对其实施有益的指导, 使其重新成为公意的化身。“ 王权论派” 对法国历史有其独特的看法, 他们认为真正体现法国政府精神的不是征服战争确立的等级制, 而是罗马人统治时期建立的地方行政体制, 绝对王权与地方自治相互合作^{[1]170[3]148[11]143}, 选举传达民意, 确保王权始终能体现公意。他们认为封建制度的出现、贵族的篡权都是导致王权与公意渐行渐远的因素^[9]47。这一历史叙述体现在杜波瓦教士撰写的《法国君主制建立的批判史》。因而, 在“ 王权论派” 构设的蓝图中, 国家是由平等个体组成, 政治权利与出身无关, 而取决于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正如达让松所强调的, 公意与良法唯有在公民身份彻底平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意味着特权与团体都无立锥之地, 不仅因为它们有碍公意的实现^{[12]tome 2, 312; tome 4, 141}, 而且也同自由放任思想所高扬的个人主义扞格难入。

在18世纪的政治史与思想史中, “ 贵族论派” 和“ 王权论派” 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影响也截然不同。大体说来, 在18世纪上半叶占支配地位的是“ 贵族反动” , 《论法的精神》可以视为此种思想的集大成。高等法院和外省三级议会以此理论为圭臬, 与王权周旋。由于法国缺少真正的代议机构, 高等法院一度扮演了公意代言人的角色。但“ 贵族论派” 的言论始终无法摆脱特权等级的狭隘性, 与团体主义有着无法脱离的联系,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治民主与身份平等这两个对当时法国社会而言最为迫切的问题。因而, 在18世纪中叶以后, “ 贵族论派” 的式微在所难免, 而“ 王权论派” 倡导的平等个人主义与公意原则日渐占据上风, 政治与思想的发展共同促成了这一转型。首先, 在政治方面, 高等法院多次被废, 尤其是莫普改革, 这让持“ 贵族论派” 的人发现, 基于历史与传统的特权无力阻挡王权的入侵, 于是他们放弃了孟德斯鸠的理论^[9]163-164, 转而从公意与人民主权思想中寻找合法性, 这一变化可以从18世纪70年代及以后的高等法院谏诤书中得到证明(如:1771年图卢兹高等法院、贝桑松高等法院以及波尔多高等法院在各自的谏诤书中都表明人民的同意是法律的本质。1771年南锡高级法庭的谏诤书与同年第戎高等法院的谏诤书均强调国王的统治必须服从基本法, 而基本法是国王与国民之间自由签订的一份契约。1788年雷恩高等法院的谏诤书甚至强调既然基本法是公约, 那么若国王未能履行公约, 国民完全有权单方面退出公约, 可解除公约。参见Bickart R., Les parlements et la notion de souveraineté nationale au XVIIIe siè cle, Paris: F.Alcan, 1932。)。此外, 思想方面的主要冲击来自启蒙运动, 尤其受重农学派与卢梭的影响。此二者或多或少都得益于《法国古今政府论》, 米拉波侯爵曾对此书做过精彩的评注(de Mirabeau M., Conside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france par M.le marquis d’ argenson, 无出版地与出版时间。), 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达让松的观点称赏不已。他们与达让松一样都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制度与团体主义, 并以一种十分激进的方式强调政治平等, 而且坚信在平等个体之上理应有一个享有绝对权威的公意。在18世纪后半叶的公共舆论中, 公意日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与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公意相抵触的一切东西, 不论是基于历史的贵族特权, 还是社会经济领域的行会制度, 抑或源于地方传统的彼此殊异的行政组织, 都必须清除。这为政治激进主义指明了方向, 即预示了罗桑瓦龙所谓的“ 大一统” 的雅各宾主义政治模式。其次, 公权力的原则与基础也得到了重塑。公共性被视为政治的基本法则, 这对革命政治影响至深。而公意则被看成权力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正如塞日在《公民读本》中所宣称的, 只要得到人民的同意, 特权完全可以废除(有关塞日思想的影响, 参见:Baker K.M.,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de Saint-Victor J., 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 : le dé bat franç ais oublié , 1689-1789, Paris: Perrin, 2007。) ^[9]477。这意味着经公意授权, 任何制度都可以被废除, 这为激进变革创造了条件。综上, 本文认为, 达让松在《法国古今政府论》中阐发的政治思想与改革议程是法国大革命政治激进主义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