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集体经济的概念要从集体经济说起。集体经济即集体所有制经济, 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指劳动者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收益的经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 集体经济的集体是劳动者的集体, 而不是资本或资金所有者的集体, 并且, 劳动者共同分享的收益来自他们的共同劳动, 而不是资本或资金分红的收益。中国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时期推行的“ 土地集体所有、共同劳动、按劳分配” 就是集体经济的经典范式, 但集体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使其概念不断扩大, 它不再局限于劳动者的集体以及从共同劳动中分享收益, 而是扩展到从企业运作、资源资产经营等经济活动中分享收益。乡镇或村社居民并不一定参加企业生产或经营活动, 但会共同拥有这些企业、资源或资产的所有权, 如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这些“ 集体经济村庄” 大多是从村企或其他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中共同分享收益。

中国集体经济以农村集体经济为重点, 集体经济的概念也大多以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表述。例如, 翟新花等认为, 农村集体经济是指农村生产资料由集体占有、支配和使用, 生产经营的成果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决定分配的一种公有制经济, 成员共有、民主管理、利益共享是其基本特征^[20]73; 王景新认为, 农村集体经济即“ 土地等资源和其他共有资产分别归乡镇、村、组三级农民集体所有, 采用成员优先、市场调节等多种手段配置资源, 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 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 的经营管理方式, 按集体经济规则和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分享收入的公有制经济” ^[21]; 杨勇则视农村集体经济为“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 , 是一种“ 产权明晰、经营灵活、方式多样、互惠双赢” 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式^[22]67。这些概念表述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本质, 但从根本上忽视了农村集体经济的“ 地方性” 。

从集体经济到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界定中, 经济的集体性和地方性特征尤为重要。社区集体经济脱胎于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 同时也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 社区和集体也应成为理解社区集体经济的重要视角。在这个意义上, 社区集体经济强调:(1)社区。这里的“ 社区” 并不能简单视为地理意义上的社区, 更要理解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2)集体。集体当然是社区成员的集体, 社区股份制改革后, 集体就成了所有股东即出资人的集体。(3)经济。经济并不局限于劳动经济, 还包括社区资源、资产、资本的经营投资或服务供给等多种经济形式。据此, 社区集体经济的概念可做如下表述, 即在社区范围内, 社区成员共同所有、共同劳动, 共同或合作参与社区资源、资产、资本的生产、经营与管理, 并分享其收益的社区经济形式。

根据社区集体经济的运行方式, 并结合中国城市多样化的社区形态, 可以将社区集体经济的类型大致归纳如下:(1)社区企业、商业, 指依托社区兴办, 带有集体性质的工业、企业、商业或其他产业, 如社区企业、社区超市、便利店、社区生活广场等。(2)社区资产经营。这是当前许多中国城市社区集体经济的主要类型, 将集体所有的办公用房、厂房、沿街门店等资产以租赁、转让或其他形式进行经营, 实现集体资产增值。(3)社区资源开发。合理开发社区内土地、文化、旅游等资源, 如利用社区特色开发旅游资源、创办娱乐场所等获利。(4)社区资本运作。社区集体通过将存量资金入股企业经营、购买资产或投入股市等形式进行资本运作, 获取红利。(5)社区服务创收。社区集体通过成立合作社、协会等提供养老、医疗卫生、物业管理、法律咨询、技能培训等各种社区服务(社区集体经济的类型划分大量参考了地方政府发展社区集体经济的政策文件, 如湖北省襄阳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壮大村(社区)集体经济的意见》(2012年9月25日)、江苏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2010年2月23日)、四川省岳池县政府发布的《关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指导意见》(2015年9月5日)等。)。

在中国, 集体经济的制度安排始于1953— 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 并在人民公社制度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 集体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 到农业合作社(初级社), 再到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 然后到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 最终形成乡社合一、集体劳动、统一经营与共同拥有的集体经济格局(中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对集体经济或农业集体化在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发展过程有过详细记录,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 195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 1981)。)。这一时期的集体经济主要以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为特定场域, 其实质是农村的集体经济或农业的集体化, 城市社区的集体经济便脱胎于这种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农村集体化运动, 社区集体经济也就相应地承继了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后, 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村落转变成城市社区, 社区集体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形式, 如社区集体企业、商业及其他产业、集体资产或资源的经营等。应该说, 这种集体经济体制相较于之前的农村集体经济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 尽管社区范围的土地或其他资源、资产依然归集体所有, 但集体劳动模式发生了变化, 按劳动所得分享收益的形式也退居其次, 社区集体经济出现了多元化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 一些发达城市的社区出现了股份合作化改革的动向, 使集体经济原有的集体产权转变成由社区成员持股的个体产权, 从而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和资产营运机制。

21世纪以来, 中国许多城市都在探索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如土地流转、资产运作、服务增收以及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相继建立, 城市社区集体经济发展走上了全面市场化道路。社区集体经济的市场化基本符合经济学对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期盼, 它最大程度上激活了社区经济, 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增长, 但是, 社区在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效率预期面前再也无法保持它原先的那种自然和谐, 邻里关系正在失去其在更简单、更原始的社会形态中所具有的重要性, 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偏离社区发展的方向。

加拿大学者布思罗伊德和戴维斯对社区经济发展做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 他们将社区经济发展视为社区、经济、发展三个概念的机械构成, 相应地, 社区关系、经济增长和结构性变化就成为社区经济发展的三个方向^[23]。从社区、经济、发展三个视角来看待社区经济发展, 突破了将社区经济发展单纯理解成经济增长的局限, 从而为理解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布思罗伊德和戴维斯的创造性思考刚好与社区集体经济的概念阐释相吻合, 社区、集体、经济和发展也就成为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四个方向。

(1)社区集体经济发展:面向社区的发展。布思罗伊德和戴维斯将社区概念理解成一种“ 社区关系” , 一种“ 为了最大化集体利益而形成的关系” , 他们“ 关心彼此的幸福并从相互合作中获得满足” ^[23], 这意味着社区更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与人性关怀的社会共同体。不过, 将社区理解成社区成员之间的“ 关心与共享” 或社区关系, 这势必窄化了社区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 社区概念除了“ 成员参与” 之义外, 还包括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互帮互助并从中建立的互惠观念、社区行动所能够依赖的权威性资源、社区成员在面对社区事务时形成的共识机制及制度化实践等。在这个意义上, 社区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建立起面向社区的发展目标与机制。

(2)社区集体经济发展:走向合作的发展。关于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关系, 长期以来有三种观点:一种把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简单等同(在国家政策用语中, 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始终同属一个概念, 在不同场合互相替换使用, 如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 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 其后修改的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中, 也都把合作经济称为集体所有制经济。), 另一种认为集体经济涵盖合作经济或合作经济涵盖集体经济^[24], 还有一种认为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25]。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合作社原则(1844年, 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即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并提出著名的“ 罗虚代尔合作原则” (共5条)。国际合作社联盟于1966年曾提出6条原则, 即自愿与开放的社员资格, 民主的社员控制, 社员经济参与, 自治与独立, 教育、培训和信息, 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1995年, 国际合作社联盟增加“ 关心社区” 原则, 至此, 国际合作社原则增加到7条, 这些原则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 并成为国际合作社运动的指南。参见韩俊《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若干理论与政策问题》, 载《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12期, 第11-19页。), 社区集体经济与其不符, 也就很难被视为一种合作经济。合作经济是全球性的概念和实践, 而集体经济是中国特有的经济形式, 社区集体经济需要建立起走向合作的发展模式, 实现合作化改造。

(3)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保持增长的发展。经济增长通常反映一种数量上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能够被精确地测量。社区集体经济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地方经济形式, 社区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社区集体企业等集体经济的总量及经营性收入是测量其增长的重要指标。经济增长能给社区居民带来实质上生活水平的提升, 因此, 保持经济增长是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4)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与增长相应, 而发展则是一个比单纯的增长更复杂的过程, 它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数量, 而是经济的质量。布思罗伊德和戴维斯将“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23]237。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 就是要抛弃传统的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如对社区自然资源的消耗、对社区环境的破坏、单纯的租赁经济或资源经济等), 也要改变原有的过多依靠外部资本介入的倾向, 从而促进社区集体经济结构的转型, 保持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卡尔· 波兰尼首先使用嵌入概念并阐释了经济嵌入社会的观点:“ 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体系, 从原则上说, 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 ^[27]48波兰尼运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证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 在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考察中总结出四种经济活动原则, 即互惠、再分配、家计和交换, 与此相应, 形成对称、中心、自给自足和市场四种社会组织结构模式, 这些原则在社会组织结构的帮助下得以制度化。波兰尼认为, 19世纪以前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要么是互惠, 要么是再分配, 要么是家计, 或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 而19世纪之后的经济体系则完全遵循交换和交易的经济原则。在他看来, 基于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之上的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组织结构中, 而基于交换与交易之上的市场模式则“ 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 ^[27]60, 经济行动不再嵌入社会。

延续波兰尼的思考,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对其嵌入理论做了实质性的推进。他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中对主流经济学中的社会化不足和社会学中的社会化过度两种观点进行了批评, 进而提出市场中的经济行动必定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观点^[28]487。进一步地, 格兰诺维特等又在《经济生活的社会学》中提出经济生活嵌入社会的路径问题, 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29], 经济行动主体正是通过以上两者获得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互动, 从而保证经济行动的实现。

此后, 更多学者对嵌入问题展开研究, 并制定出不同类型的社会嵌入类型或分析框架。例如, 祖金和多明戈将社会嵌入分为结构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政治嵌入四种类型^[30]; 杰索普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嵌入, 一是人际经济关系的社会嵌入, 二是组织间关系的制度嵌入, 三是一个复杂的离心社会中功能上区分制度秩序的社会性嵌入^[31]; 陈仕华等则更抽象地将嵌入理解成主体嵌入客体的情境模式, 并提出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宏观嵌入的嵌入路径^[32]; 等等。应该说, 这些学者都基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极富创见性的社会嵌入框架, 但他们大都以关系、结构、文化、政治等静态的社会构成要素来看待社会嵌入, 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所具有的行动张力, 也使社会嵌入的框架分析成为一种平面化、静态化的分析。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 吉登斯抛弃了静态的、平面化的社会要素分析, 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行动与作为规则和资源的社会结构相提并论, 从而建立起行动与结构(规则与资源)之间动态的、立体化的社会构成框架^[33]。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预示着经济活动主体在展开经济行动的同时, 也在进行着社会的建构, 即通过社会性行动与社会结构(规则与资源)的二重化嵌入社会。在这个意义上, 吉登斯分析社会构成的行动、规则与资源概念, 无疑为社会嵌入的路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我们也依此将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解构为行动嵌入、规则嵌入和资源嵌入。

(1)行动嵌入。行动概念有三种内在品格:一是行动的社会性, 行动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社会性活动, 它具有社会生活实践的内在品格。二是行动的能动性, 经济行动者在开展经济活动时积极主动地寻求社会行动, 而不是受社会行动压迫或制约而做出社会行动反应。三是行动的连续性, 行动并不是单个行为的叠加, 而是行动者的经验所给予的话语层次上的关注以及与周围世界的关涉, 行动作为主体的活动, 总是不断纳入共同在场的时空关联^[33]。在行动嵌入语境下, 陈仕华等^[32]、祖金和多明戈^[30]等提到的认知嵌入, 哈利和托罗斯^[34]提出的政治嵌入, 付建军等^[35]提出的管理嵌入的说法, 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行动嵌入相关联。根据行动概念, 行动嵌入便是行动者在其经济活动中嵌入社会行动, 或是开展以社会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从形式上看, 诸如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互助、服务、参与等都是具有社会品格的行动, 经济行动者需要通过这些行动而获得社会品质, 纯粹的市场活动便是一种行动“ 脱嵌” 。

(2)规则嵌入。社会规则包括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范两个方面, 其中, 正式规则关涉那些社会领域的规章、政策制度等, 非正式规范则包含对道德、互惠、习惯等的共同理解。在规则嵌入语境下, 祖金等的结构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都涉及规则概念, 其中, 政治嵌入和部分结构嵌入涉及正式的社会政治制度框架, 而文化嵌入中的共享价值观或规范涉及非正式的制度框架^[30]。杰索普更是明确提出制度嵌入的说法^[31], 付建军等则以政策嵌入代替规则嵌入^[35]。经济行动的规则嵌入需要建立在互惠、信任等共享的价值规范和正式的社会规则之上, 建基于纯粹交换或交易原则之上的经济行动便是一种规则“ 脱嵌” 。

(3)资源嵌入。经济活动依赖于特定的资源, 如人力资源、生产工具、技术手段、物质能源等, 主流经济学将这些资源作为产品生产、销售、市场交易等经济活动的基础, 但一些社会学学者则特别注意到经济活动与社会资源之间的依存关系, 认为社会资源影响其他资源的获取并进而影响产品的产出。社会资源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在资源嵌入语境下, 格兰诺维特等^[29]、杰索普^[31]、何斯^[36]等的关系嵌入、网络嵌入其实就是资源嵌入。除此之外, 社会团体、协会、互助会等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 它们对经济活动者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吉登斯将社会资源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33], 其中, 权威性资源也属于社会嵌入语境下资源概念的重要部分。总的说来, 经济活动离不开社会关系与网络、社会信任、权威、组织等社会资源, 纯粹的市场活动势必会导致资源“ 脱嵌” 。

应该承认, 行动嵌入、规则嵌入和资源嵌入为解释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 从行动、规则和资源三个方向来建构社会嵌入, 难免会失去对社会嵌入的整体把握, 例如, 诸多学者提到的时间嵌入、空间或地理嵌入、环境嵌入等^{[34, 36, 37]}, 并没有纳入行动、规则与资源的三维框架; 另外, 很难明确行动嵌入、规则嵌入和资源嵌入各自的理论边界, 因此, 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的三种路径有可能陷入交错叠加的风险。

自波兰尼提出嵌入问题以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社会嵌入视为解释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中国城市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不仅涉及社区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活动, 更涉及社区集体经济在市场化活动中与社区、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嵌入视角可以被用来观察和阐释社区集体经济发展。

具体来看, 运用社会嵌入解释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在两个层面具有说服力:(1)波兰尼运用历史主义的笔法勾勒出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 意在发现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在逻辑, 特别是经济行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波兰尼的忧虑在于, 人类落入了某种控制之中, 这种控制不是来自新的动机, 而是来自市场机制的紧张压力^[27]228。在当今中国, 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也正经历着市场化突进的威胁, 社区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大市场, 社区居民成了毫无社会关怀的“ 经济人” , 波兰尼式的忧虑在中国城市社区集体经济的市场化发展中重现。(2)社会嵌入视角在经济与社会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它不仅可以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经济结构的变迁或经济活动的趋向, 更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关系、个体或集体行动、社会价值规范等社会学角度透视经济活动中潜藏的社会内容。实际上, 就中国城市社区集体经济发展而言, 它不仅意味着经济层面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变, 更意味着社区性的成长、社区成员合作与信任的加强、邻里关系的改善等社区生活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构建。

根据社会嵌入的三维框架, 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嵌入具体化为社区集体经济的行动嵌入、规则嵌入和资源嵌入(参见表1)。

表1

表1

表1 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嵌入 嵌入类型 嵌入路径 描述性说明 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嵌入 合作 积极主动的、自愿的, 为达到共同目的, 相互配合完成的联合行动 社区集体经济向合作经济转变, 加强成员间的合作 行动嵌入 互助 一种志愿性的、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协作完成任务的社区性行动 支持社区成员互帮互助, 发展互助经济 参与 积极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或管理 支持或鼓励社区成员参与集体经济发展决策或管理 服务 社区服务, 使社区成员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行动 投资社区服务, 或使用集体资金提供社区服务 制度 社区内正式或非正式社会制度, 包括社区行为规范、民俗惯例等 社区集体经济活动遵守社区社会规章、规范或制度等 规则嵌入 互惠 相互性, 一方为另一方提供帮助或资源时, 另一方有义务给予价值相当的回报 社区集体经济活动在坚持市场竞争的同时, 寻求互惠互利合作, 发展互惠经济、非现金交易经济 共识 共同的意见、看法或知识, 重在共识形成的机制 社区集体经济事务的共识机制, 少数人决策还是社区成员的共识 平等 对弱势成员的关注, 社区成员都同等程度地享有权利或权益 为弱势成员提供就业、服务或其他保障, 减少其边缘化 信任 社区成员交往中的一种重要资源, 相互信任意味着一种相互间的承诺与认可 加强集体经济活动中社区成员间的相互信任, 充分利用成员间的信任开展经济活动 资源嵌入 网络 社区成员间互动形成的社会交往关系, 包括交往频度、相互关心度、感情强度等 抛弃单纯的经济交往, 寻求更多社会交往, 寻求共享与关爱 权威 成员中有很大威慑力与影响力的资源, 包括正式权力、舆论影响、个体威望等 关注成员舆论导向, 利用社区权威资源 组织 社区内各种组织、团体、协会等, 是社区社会资源的重要方面 集体经济活动与社区组织建立联系, 支持组织发展

表1 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嵌入

(1)社区集体经济的行动嵌入。社区集体经济的经济活动需要以社区为导向, 力求提升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38]。当前中国社区集体经济正在推进股份制改革, 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导向非常明显, 社区在股份合作社的运作下俨然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 社区的经济活动不再受社区行政边界的制约, 当社区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时, 社区经济活动便会向一切可以进入的经济领域扩展, 社区集体经济在市场化发展中的经济边界是开放的^[39]70。社区集体经济的市场化行动势必会使其失去社区和社会本性, 偏离社区方向, 出现社区集体经济的行动脱嵌。因此, 社区集体经济活动需要采取社区策略, 建立起面向社区的行动方案, 促进其可持续发展^[40]。根据行动嵌入的概念, 社区集体经济的行动嵌入要求建立起以合作、互助、参与、服务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以合作为导向, 社区集体经济要向合作经济转变, 其股份合作制改革要使合作真正落到实处, 同时加强和引导社区成员间的合作; 以互助为导向, 鼓励、支持社区成员间互帮互助, 发展互助经济(互助经济是一种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互相帮助以享有共同利益的经济形式, 互助行为常见于日常生活和企业经营中。除经济价值外, 互助经济还可带来许多社会层面的贡献, 如团结、协作、平等、责任等, 这正是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内核。); 以参与为导向, 积极引导社区成员参与集体经济事务的决策或管理; 以服务为导向, 可以投资社区服务事业或使用集体资金直接提供社区服务。简言之, 社区集体经济活动不仅关涉市场行动, 更要在市场活动中注入社区精神和社会要素。

(2)社区集体经济的规则嵌入。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遵循社会规则, 实现社区集体经济的规则嵌入。社区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改制使其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身份出现, 遵循市场原则, 通过契约来建立新的经济关系, 这种经济关系以股份合作公司为中心, 与其他市场主体建立平等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在市场规则面前, 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社区政府(股份合作公司)的最佳选择, 保持社区社会良性运转的社会规范便显得黯然失色, 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规则脱嵌。根据规则嵌入的概念, 社区集体经济的规则嵌入要求其在行动中遵循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制度、互惠规范、共识机制及平等原则等社会规则。波兰尼早就看到互惠规范在经济活动中重要价值, 他说, 大多数经济行为都处于互惠的链条上, 从长期看, 这种互惠是平衡的, 在经济交易中不遵从互惠准则的人很快会被抛弃在经济和社会的秩序之外^[27]277。美国学者查里斯· 沃伦也看到了发展共识机制对社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区共识机制缓和了冲突关系, 促进了制度协调, 提升了经济活动绩效^[41]。如此看来, 市场活动在遵守市场交换原则的同时, 更要注意社会规则的制约与影响, 社区集体经济的规则嵌入就要求其在市场化改制中遵从社区社会规则。具体来说, 社区集体经济活动在坚持市场竞争的同时, 寻求互惠互利合作, 发展互惠经济或非现金交换经济。在社区重大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管理问题上, 发展共识机制, 形成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氛围。更重要的是, 社区集体经济要为社区无业人员、鳏寡老人等提供就业、服务或其他社会保障, 减少其边缘化。

(3)社区集体经济的资源嵌入。社区集体经济活动依赖于特定的社会资源, 根据资源嵌入的概念, 社区集体经济的资源嵌入表现为对信任、网络、权威、组织等社会资源的依托, 社区集体经济活动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实现社区集体经济的资源嵌入。具体来看, 社区集体经济活动要以社区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 寻求更多的社会交往, 使社区集体经济活动具有更多人情味、更多社会关爱。另外, 社区集体经济活动的开展需要关注舆论导向, 利用社区权威资源, 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建立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

总体上看, 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是观察中国城市经济与社会变迁的重要侧面, 是社区集体经济活动与社会相互嵌入的结果。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化导向的股份合作制改革, 更离不开社区社会行动、社会规则和社会资源的全面嵌入。

高沙社区地处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中心, 总面积为0.35平方公里, 于2002年5月撤村建居, 改为高沙社区。截至2014年8月, 社区共有居民小组6个, 社区总人数2 080人, 其中在册1 675人, 不在册405人, 居民住户336户, 外来人口12 000余人。社区两委会班子充分利用较好的地理优势, 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 积极发展社区经济, 先后建设五期工程, 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 投入资金2.8亿元, 收回长期租住资金1.9亿元。社区组建社区物业、保洁和花卉园林三家公司, 以保洁公司为例, 不仅保障了社区的环境卫生, 还承包了社区附近大学城内的部分保洁工作, 既解决了社区的劳动力安置问题, 又给社区增加了经济收益。另外, 为了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 社区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设立高沙农贸市场和“ 流动夜市街” , 仅前者的年摊位租金收益就有300余万元, 净利润约130万元。根据高沙社区集体资产评估报告, 高沙社区现共有集体资产总额40 084.72万元, 总负债6 033.76万元, 净资产34 050.96万元, 其中经营性资产28 021.68万元, 资源性资产3 606.47万元, 公益性资产2 422.81万元(高沙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关键步骤就是清核集体资产, 社区居委会聘请浙江天汇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社区集体资产进行整体评估, 于2014年3月完成杭州下沙街道高沙社区经济联合社资产评估报告。)。

从市场化的角度看, 高沙社区在成立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之前, 早就已经将集体资产推向市场。2004年, 高沙社区组建高沙社区经济联合社, 这是由社区居委会单独出资组建的集体企业, 其管理和经营范围为社区集体资产。其后, 高沙社区经济联合社开展长期股权投资, 共投资5家公司(类公司), 即杭州经济开发区高教园林花卉工程有限公司、杭州经济开发区高教保洁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文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协会、杭州荣辉置业有限公司。其中, 杭州荣辉置业有限公司系高沙社区经济联合社与杭州茂瑞投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共同出资组建, 高沙社区经济联合社占股51%, 注册资金1 600万, 公司总资产5亿多元, 流动资金2亿多元, 先后在下沙、高沙开发多个楼盘,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社区集体资产初步市场化的基础上, 高沙社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区股份合作化改革(高沙社区股份制改革自2013年4月始到2015年5月结束, 历时两年, 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组织发动; 第二阶段是资产评估与股权量化, 根据社区人口和集体资产, 股权设置为人口股50%、家庭股30%、农龄股20%, 社区股份制改革以经营性资产作为量化基数; 第三阶段是组织实施, 召开高沙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成立大会, 拟订《高沙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 社区集体经济按照股份合作的模式运行。)。从积极的意义上看, 高沙社区股份合作化改革受到三重推力的作用:一是农民市民化的要求。撤村建居后, 原高沙村村民开始向城市居民转变, 但在这种社会身份转变过程中面临着“ 赋权不足与身份缺损、新老市民互动不良、农民认同条件三方面的限制” ^[42], 进行股份制改革就是为了使农民逐渐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二是地方政府政策的推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 杭州市及江干区政府连续下发有关社区集体经济(资产)股份合作化改革的政策文件, 直接推动了高沙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三是社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原高沙村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到2009年, 社区居民不再与土地发生联系, 也不再依赖于原有社区经济发展模式, 社区资产的责任主体也发生了变化, 而股份合作化改革能进一步明晰集体资产的产权主体, 推动社区经济发展。

高沙社区股份合作化改革使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明晰, 同时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 使社区集体经济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迈进。高沙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具有以下明显特征:(1)从产权、所有权上看, 股份制改革坚持明晰产权、所有权不变的原则, 集体资产的所有权仍属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区资产永远是集体的, 通过量化分配给居民, 居民成为社区的股东, 并依据股份参与年终分配。(2)从管理体制上看, 建立“ 三会四权” 机制, “ 三会” 即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 四权” 即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3)从董事会人选来看, 董事会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分别由社区书记和社区主任担任, 说明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和社区居委会没有分开, 实行“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的管理体制。

更重要的特征在于高沙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完全按照企业模式运作。根据《高沙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 经合社的宗旨为发展经济、巩固基业, 确保资产保值和增值, 努力创造企业利润, 为股东赢得红利。其中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 董事会应以效益为中心, 以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标, 加强对社区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 可采取独立经营、股份合作、租赁、拍卖、兼并等办法, 盘活资产, 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因此, 社区股份合作社就是一个企业、一个公司(社区会议记录, 2015年1月8日)。在与社区主任的访谈中, 他多次表露出经合社企业化运作的设想:“ 三大产业都可以发展, 如果有好的经营项目, 还可以扩大新的股份, 也可以突破地域、户口界限, 实行更大规模的合作, 甚至投资金融领域。” 实际上, 经合社自成立后继续开展股权投资与市场开发, 例如, 分别占股25%与杭州奥泰投资有限公司和杭州公望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项目, 与浙江博风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民族名品城, 加大投资经营保洁公司和花卉园林公司等。

但是, 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一种经营社区集体资产(资金)的经济实体,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它既需要通过经济活动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又需要兼顾社区发展, 特别是对社区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社区政府早就意识到, 股份经济合作社除了加强资产经营管理, 还要把社区内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公益福利等各项事业建设好, 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收益要有一部分用于社区以及公共设施建设, 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社区会议记录, 2015年1月8日)。实际上, 高沙社区集体资产分为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三类, 其中, 只有经营性资产参与股份量化, 但资源性资产可以参与市场投资, 其收益被用于开支社区公共事务或社区居民福利, 也由此形成大量的公益性资产。高沙社区集体资产评估报告显示, 公益性资产主要涉及社区安保(如小区监控系统、护卫队配备)、社区环卫(如垃圾搬运车、农贸市场用洗地机、公共厕所)、老年服务(如老年公寓、老年活动室)等。另外, 社区政府还拿出资金支付社区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补贴等, 提供多种社区福利。从资金流向上看, 相当数量的社区集体资金被用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包括提升社区居民的社会福利, 因此可以说, 高沙社区股份合作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嵌入。

高沙社区的经验表明, 通过股份合作制改革城市社区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 一方面使社区集体资产具备更为合法的资格参与市场开拓, 在实际上改变了集体资产的市场生态; 另一方面也保护了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提高了居民的社区福利。但也应该看到, 现在社区居民谈论得更多的是年终分红、工资福利, 社区领导谈论得最多的也是楼盘开发、项目合作等, 社区集体经济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慢慢偏离了社区生活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轨道, 面临着社会脱嵌的危险(详见表2)。

表2

表2

表2 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脱嵌 嵌入类型 嵌入路径 问题描述 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脱嵌 合作 社区集体经济是不是合作经济?社区居民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合作? 股份合作经济不是真正的合作经济, 居民之间没有真正的合作 行动嵌入 互助 有没有举办互帮互助活动?有没有设立互助基金? 很少举办互帮互助活动, 没有设立互助基金 参与 社区居民是否参与经济事务的决策与管理? 居民参与经济事务决策与管理, 但非积极主动参与, 大多时候也非直接参与 服务 集体资金会投资于社区服务吗? 集体资金会支持社区服务, 但越来越倾向于以市场方式供给 制度 集体经济活动是否遵守社区的正式或非正式社会制度? 集体经济活动一般会遵守正式的社区社会制度、规范 规则嵌入 互惠 是否存在互惠经济形式? 股份合作经济实行完全市场化运作, 没有互惠经济形式 共识 经济事务是否会征求全体居民的意见达成共识?股东代表大会能否真正代表社区居民的意见? 经合社与社区居委会是“ 一套班子” , 股东代表大会一般能达成共识, 但很难判断这种共识就是全体居民的共识 平等 是否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安全等保障?能否促进平等? 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安全保障, 促进平等 信任 在集体资产处理及经营中, 社区居民之间是否相互信任? 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政府之间缺少信任 资源嵌入 网络 社区居民之间是否只有单纯的经济往来? 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越来越被经济利益绑架, 更加在意经济利益 权威 社区集体经济是否受社会权威的影响?是否关注居民的建议或批评? 社区股份合作社主要由董事会支配, 很少受到社会权力的影响, 偶尔关注居民的建议或批评 组织 集体资金是否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是否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没有社会组织, 也没有拿出资金支持发展社会组织并与其建立合作 注: 社区集体经济社会嵌入问题的判断来自社区观察、访谈记录、社区档案等。

表2 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脱嵌

(1)社区集体经济的行动脱嵌。撤村建居以来, 高沙社区集体经济就一直在以投资入股置业、项目合作开发等市场化的方式拓展, 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后, 就以更加明确的市场化方式开展活动, 因此缺乏合作、互助、参与和服务四种社会化行动。从合作行动上看, 高沙社区股份合作社的董事会成员对股份合作社中的合作之义不甚明了, 根本不能解释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之间的区别; 社区居民对此也知之甚少, 只知道年终从集体资产的赢利中分红, 根本不知道相互之间有过任何合作。从互助行动上看, 社区股份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的关注点在于赢利, 而对于发展社区居民之间的“ 非现金的互助经济” ^[43]则显得力不从心(西方社区经济发展研究非常重视这种非现金的互助经济及其他非正式经济, 牛津大学学者乔纳森· 乔谢力将非正式经济视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 参见Gershuny J., ″The Informal Economy: Its Rol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Futures, Vol.11, No.1(1979), pp.3-15。)。据观察, 社区范围内很少举办互帮互助活动, 也没有设立互助会、互助基金, 更没有出现互助经济的形式。从参与行动上看, 社区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不同程度地吸纳了社区居民, 当向社区主任求证居民参与事宜时, 他非常肯定公民参与的价值, 但同时也看到社区居民参与有两种消极倾向:一是居民参与缺乏主动性; 二是社区居民多数情况下并非直接参与, 而是通过股东代表大会间接参与。从服务行动上看, 社区政府利用集体资金提供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或福利, 但现在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市场化的方式供给。

(2)社区集体经济的规则脱嵌。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一个经济实体, 在参与市场竞争时须遵守市场规则, 同时也要遵守或运用社会规则。对那些正式的社会制度或规范, 高沙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一般都能遵守, 而对那些非正式规范, 则不同程度地有所削弱。就互惠规范而言, 如果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只专注市场开发, 而忽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互惠经济, 则会偏离社区发展的方向。根据访谈和观察, 高沙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运作, 忽视了互惠经济形式。更引人深思的是, 社区领导将互惠经济形式完全排除在社区集体经济之外, 他们认为, 现在高沙社区集体经济走的是市场化道路, 遵循的是市场竞争原则。就共识机制而言, 在有关集体经济发展的重大事务上一般都能达成共识, 据社区档案记载, 股份制改革过程中股东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多数都是全票通过, 但很难判断这种全票通过就是全体居民的共识。并且, 对一些社区社会公共事务, 基本没有形成像经济事务那样的共识机制, 社区成员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于社会公共决策之外。就平等原则而言, 社区股份合作经济从形式上将社区居民看成一个平等的合作主体, 其经济收益也能按照相应股份进行平等分配, 据社区主任介绍, 保洁公司、花卉公司和物业公司等社区企业为社区无业人员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 一定程度上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平等就业的机会。

(3)社区集体经济的资源脱嵌。自撤村建居以来, 高沙社区集体经济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社区集体经济活动更多地依赖市场资源, 越来越脱离社会资源的支持。从信任角度看, 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 能对社区集体经济的市场活动产生正向的影响^[44]。但从高沙社区的情况来看, 随着集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 社区居民之间缺乏信任, 例如, 高沙农贸市场时常会出现短斤少两或其他欺诈行为, 严重影响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社区居民对社区居委会也缺乏足够的信任, 社区股份制改革将产权下放到居民个人, 有利于保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但在改革过程中仍然遇到相当的阻力。从关系网络角度看, 有一种倾向越来越明显, 那就是社区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逐渐被经济利益绑架, 社区居民更加在意经济收益。同样, 社区集体经济的市场活动也越来越脱离对社区人际关系网络的依赖, 而与其他市场主体一起参与市场竞争。从权威角度看, 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主要由董事会支配, 而董事会成员由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兼任, 社区政治权威直接决定集体资产的投资方向, 而社会力量对集体资产的市场化运行影响甚少。从组织角度看, 高沙社区没有社会组织, 社区也没有拿出集体资金发展社会组织的意向, 更没有看到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价值, 组织资源在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中完全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