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 儿童福利议题常常处于社会福利研究的边缘。这不仅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使人们形成了将儿童照顾视为家庭事务的观念, 也因为目前的社会政策体系对儿童照顾的公共财政支持十分有限^[1]。要推进对儿童福利的理论研究, 隔代照顾是一个很好的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正随着目前中国社会变化给家庭照顾带来的挑战加剧而不断提高。近二十年来出现的农民工进城浪潮使农村地区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2], 因而隔代照顾现象在农村更为普遍。在城市, 随着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家庭规模的缩小, 城市家庭在儿童照顾方面的人力资源日渐衰竭, 加之有限的公立幼儿园和托儿所等正式照顾资源常常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处于正常上班状态的父母又无力照顾子女, 这就迫使许多家庭中的祖辈承担起了照顾孙辈的责任^[3]。

尽管如此, 国内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对隔代照顾问题的讨论迄今为止还十分缺乏。其阻碍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照顾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把子女照顾仅仅看作家庭事务, 老人提供的隔代照顾往往被视为家庭义务, 其社会价值常常被低估甚至忽视; 二是研究者对隔代照顾的国际研究状况(如研究范式、基本理论假设和相关政策讨论)不熟悉, 难以在理论层面上展开深入研究。因此, 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研究经验, 多维度、多视角地对这一议题进行探讨, 以便更好地理解隔代照顾的特点和性质及其与其他因素的关联。

广义上来讲, 隔代照顾具有双重含义, 既包括祖辈照顾孙辈的劳动, 也包括孙辈照顾祖辈的活动^[4]。但在实际运用中, 多数研究都把隔代照顾主要看成祖辈照顾孙辈的活动, 即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等上一辈老人参与照顾孙辈子女的服务, 包括祖辈对孙辈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及精神支持等。一些研究者对隔代照顾与隔代抚养的概念进行了比较和区分。隔代抚养是指父母把孩子寄放在祖辈家中, 由祖辈代为养育, 侧重于祖辈进行的教育和培养活动^[5]; 而隔代照顾的内涵则更为广泛, 既包含老人对儿童的生活照料, 也包括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

国外学者多采用社会调查的数据库资料来分析隔代照顾状况。有的研究采取横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分析, 也有的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比较研究以描述受访者在隔代照顾方面的情况。常用数据库有德国的“ 欧洲健康、老龄化与退休调查” 数据库(Survey of Health, Ag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SHARE)、美国的“ 全国家庭与住户调查” 数据库(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NSFH)以及英国的“ 英国家庭追踪调查” 数据库(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BHPS)。这些调查资料描述了照顾者及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居住地点等方面的特征, 从而反映出各地隔代照顾的特点。

本文将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切入该议题, 通过回顾国外相关研究, 考察不同社会隔代照顾的状态及其特点。为此, 我们在Google Scholar中将“ grandparents” 和“ child care” 作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搜寻, 获得相应的论文213 000篇。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该议题的研究现状和国际发展趋势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以此为基础, 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回顾有关隔代照顾问题的国际研究:一是各种社会因素对隔代照顾的影响, 二是隔代照顾对被照顾者(孙辈)和照顾者(祖辈)身心健康的影响, 三是社会政策与隔代照顾的关系, 四是欧洲国家隔代照顾状况的比较研究。最后, 本文将总结分析这些研究对中国社会政策制定的启示。

各国隔代照顾的状况首先取决于各国社会的代际关系模式、社会资本网络的特点^[6]。代际关系模式与人们的行为和社会文化模式密切相关, 照顾儿童涉及孙辈、祖辈和子辈三代人的利益。一些学者强调, 在中国、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 延续家族血脉、传宗接代的文化规范直到今天仍起着强有力的作用^[7], 这种观念鼓励老人把隔代照顾当作一种乐趣而非压力^[8]。而在另一些国家的文化观念中, 祖辈照顾孙辈的责任意识较为淡薄, 这使祖辈在闲暇时更愿意追求自身的发展而把儿童照顾看作负担而非义务^[9]。这种现象揭示了文化视角对理解隔代照顾活动十分重要。

隔代照顾的状况也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在现代工业社会中, 隔代照顾现象与劳动力市场状况密切关联。一些研究者指出, 当儿童的父母或许因就业而无法充分履行其照顾责任时, 隔代照顾可以作为替代方式来缓解父辈在家庭照顾方面的压力^[10]。这种内在的联系使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探讨劳动力市场与照顾市场、正式劳动力市场与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以及工作与家庭生活平衡等问题。譬如Lin等强调, 在工业化社会中家庭作为福利单位的功能正日渐衰退^[11]。为了照顾子女, 父母可以通过就业获得报酬来雇佣保姆, 也可以放弃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如家庭主妇), 还可以采用隔代照顾的方式^[12]。因此, Viitanen强调, 隔代照顾问题和家庭与工作平衡问题相关联, 发展隔代照顾有助于工作的父母实现家庭与工作平衡^[13]。

隔代照顾问题与性别关系问题也密切关联。一些学者通过对比不同性别照顾者参与隔代照顾意愿的调查数据, 揭示了男性与女性照顾者所占的比例和他们的活动状况。也有一些研究基于生物社会学视角, 从基因层面的亲缘关系来解释隔代照顾者的性别差异。例如Coall等采用亲缘关系指标来阐释隔代照顾的机理, 包括被调查者孩子的数量、是否自己亲生、是否配偶亲生、是否领养等因素^[14]。Bishop等从某高校选取140个学生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一亲缘选择假设的合理性^[15]。Danielsbacka等也通过欧洲调查数据来检验亲缘选择理论, 研究表明, 女性母系祖辈通常是最积极的隔代照顾者, 其次是男性母系祖辈, 再次是女性父系祖辈, 最后是男性父系祖辈^[16]。同样, Tanskanen等的研究发现, 在隔代照顾中外婆比奶奶所花的时间更多, 外公也比爷爷花费的时间更多^[17]。而Leopold等采用SHARE数据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比较后发现, 男女双方的祖辈退休之后参与隔代照顾的时间差异在缩小^[18]。

以上研究涉及一系列相关指标, 包括有哪些人给儿童提供了照顾帮助、他们给予了哪类帮助、照顾者的就业状况、每周照顾的时间、被照顾者父母的就业情况等。这些指标可以反映出代际间家庭责任的变化、社会资本的多寡和代际变迁对隔代照顾的影响^[9]。在这些讨论中, 也有研究以互惠主义为原则, 采用社会交换理论来比较不同国家的隔代照顾状况。总之, 在影响隔代照顾的因素中, 我们不仅要关注家庭关系和代际互惠方面的因素, 也要关注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对隔代照顾问题的讨论难以避开对其效应的评估。一些学者指出, 一些祖辈对儿童的溺爱会给儿童成长带来消极影响^[19]; 也有学者指出, 隔代照顾意味着父辈在子女照顾方面的缺位, 因而对儿童身心健康是不利的。尽管在一些极端情况(如严重酗酒、吸毒和在监狱中服刑)下, 一些父母会因无力照顾子女而使祖辈照顾成为替代的选择, 但这无法改变父母缺位给儿童身心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20]。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发现了相反的证据, 认为隔代照顾对儿童身心健康并没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例如Pearce等对英国12 354个3岁儿童的调查表明, 祖辈照顾与双亲照顾对儿童肥胖的影响的差别并不显著^[21]。但总体而言, 学者们通常认为隔代照顾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是消极的。

但对祖辈而言, 隔代照顾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复杂的。一些研究指出, 参与隔代照顾会使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参加活动, 有利于老年人健康; 但也有研究指出, 照顾儿童会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额外负担, 不利于老年人健康。针对这些困惑, 一些学者采用健康指标和生活质量指标进行了测量和验证。例如Hayslip等对86个参与隔代照顾的老人的生活情况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们的健康水平有所下降^[22]。Hughes等使用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数据库对美国12 872个调查对象(50至80岁)进行了分析, 发现参与和持续参与隔代照顾的老人群体情绪低落的可能性比不参与的老人群体高出1.47倍与0.77倍^[23]。同样, Muller等采用SHARE数据库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隔代照顾对祖辈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明显的负面影响^[24]。

相反, 一些学者认为参与隔代照顾的老人可以享受与孙辈的亲密关系进而增进其幸福感, 因而身心更为健康。Gessa等使用SHARE数据库展开研究, 也发现参与隔代照顾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比未参与的老人更好^[25]。还有研究者通过对42个参与孙辈照顾的老人进行调查, 发现他们在照顾中所获得的来自他人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较多而精神压力较小, 因而健康状况较好^[26]。又如Buber等对12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 不照顾孙辈的老人比照顾孙辈的老人情绪更容易低落^[27]。也有学者认为参与隔代照顾使老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参与程度, 降低其孤独感, 从而增进了健康状况^[28]。

当然, 要深入地解释这种正面或负面效应, 我们需要具体考察照顾者的社会参与状况。有研究者认为, 由于老人在隔代照顾中耗费了大量时间, 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程度会随之降低^[29]。Arpino等研究了参与隔代照顾的祖辈在五种基本的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 包括志愿活动、教育活动、体育和俱乐部活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 以及参与这些活动的频率。研究发现, 参与隔代照顾对女性祖辈参与社会活动的影响较小, 对男性祖辈的影响较大^[30]。这说明参与隔代照顾活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的影响是复杂的, 两者间或许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以往, 隔代照顾活动被认为是一家一户的事, 由家庭中三代人之间的关系所决定。但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 对隔代照顾的研究就需要讨论公共服务体系的特点和家庭政策的制定等问题^[31]。代际变迁及文化变迁的状况会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解释这种影响需要考察政策发展及公共服务体系的特点, 研究照顾形式的变化^[32], 把隔代照顾问题的讨论引向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领域, 从而把微观的个人照顾与宏观的社会体系和社会服务政策结合起来。

在社会政策和公共资源的支持方面, 一些研究强调, 在当代社会中家庭照顾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必要内容^[33]。许多发达国家制定了支持社会再生产进程的社会政策, 包括普惠的儿童津贴、母亲照顾津贴和儿童教育津贴等。有研究采用社会调查的数据来考察社会政策项目(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种类型的长期护理保险及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等)对儿童照顾的影响, 从而揭示这些福利国家的社会照顾体系与隔代照顾的内在联系^[34]。

此外, 也有些研究从社会救助角度分析社会政策项目对隔代照顾的影响。譬如英国反儿童贫困小组分析了苏格兰反儿童贫困组织的案例, 考察了英国“ 儿童税收积分” 和“ 工作税收积分” 项目对不同家庭选择儿童照顾方式(包括隔代照顾)的影响^[35]。也有一些研究者论证了对单亲家庭和未婚母亲家庭的隔代照顾活动进行社会支持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在父母至少有一位缺位的情况下, 祖辈照顾孙辈的负担会比较重, 需要给他们一些帮助。同时, 一些祖辈因自身身体情况不佳而不能很好地履行照顾责任, 这会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产生行为方面的问题^[18]。

同时, 这些对儿童照顾的社会支持政策也为女权主义者所倡导。他们强调妇女从事儿童照顾工作是为社会培养新一代公民, 因而隔代照顾问题应放在人口再生产体系中去理解^[36]。有学者通过比较不同福利国家体制中的照顾模式来揭示隔代照顾、照顾模式与福利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及变化, 并探索公共服务体系干预家庭照顾的正当性和积极性^[37]。按照这一“ 社会照顾” 的逻辑, 如果要求祖辈承担起儿童照顾的责任, 那么这些照顾工作就应该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 甚至给予一定的报酬。为此, 我们需要把隔代照顾的讨论与社会政策(特别是家庭政策)的研究关联起来, 并进一步考察如何通过发展社会政策和提供社会服务来支持隔代照顾活动。

作为结果, 社会政策特别是家庭政策的研究者都强调社会政策对于人口再生产的意义。Thomese等的研究表明, 在荷兰家庭中, 祖辈参与儿童照顾能够显著促进生育率的提升^[38]; Rindfuss等的研究也发现, 祖辈对孙辈非正式照顾的增加提升了挪威人的生育意愿^[39]。而社会政策对隔代照顾的支持既能够保护儿童权利, 又能够提高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也能够缓解人口再生产的压力。因此,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社会政策对隔代照顾进行一定的支持将有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生育率, 从而维持人口数量的可持续性。显然, 社会政策应该考虑到老人的照顾行为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

为了丰富以上讨论, 下面通过回顾有关欧洲国家隔代照顾状况的研究来探讨隔代照顾与社会政策的关系。随着福利国家体系的发展, 欧洲各国都发展起了社会照顾体系, 但隔代照顾这种家庭照顾形式在这些福利国家中仍然十分流行。譬如Igel等在分析了欧洲11个国家的情况后指出, 超过50%的被调查的欧洲家庭采用隔代照顾的方式。在21世纪初, 这些国家中老年人群体参与照顾孙辈的比例从37%到59%不等。其中, 中欧和北欧国家(如瑞典、丹麦、法国和荷兰)的比重较高而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较低^[40]。这种观察与人们通常的假设相矛盾, 一般认为南欧国家的家庭规模较大, 隔代照顾可能较为普遍; 而北欧国家发达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照顾体系可能会减少对隔代照顾的需求。

针对这一理论假设与实际数据形成反差的状况, 一些学者对隔代照顾情况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他们把老人参与率与照顾儿童的强度(每日的照顾时间)结合起来考察, 发现在南欧国家, 参与隔代照顾的祖辈在老年群体中所占比例较低, 但他们照顾工作的强度比中欧及北欧国家高。在儿童照顾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北欧国家中, 家庭所负担的儿童照顾压力较小, 因而照顾强度较低。这种状况容易使老人把儿童照顾看作一项社会赠予, 对儿童照顾活动持有积极态度, 从而带来了高参与率; 但在儿童照顾公共支持水平较低的国家, 隔代照顾被看成社会负担, 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和责任, 因而老人在儿童照顾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也较大, 这就导致了较低的参与率^[41]。

在性别关系上, 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之间的差异也较为显著。根据Leopold等对10个欧洲国家隔代照顾数据的比较, 这些国家中的女性祖辈都比男性祖辈更愿意为照顾孙辈而放弃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18]。但在北欧国家对尚未退休的祖辈的意见调查中, 选择照顾孙辈和选择工作的男女比重相当。与此不同, 南欧国家中选择照顾孙辈的女性比重较高。在西班牙, 祖辈夫妇用于工作的总时间中, 男性祖辈占72.95%, 女性祖辈占27.05%; 在照顾孙辈的总时间中, 男性祖辈占30.48%, 女性祖辈占69.52%。与之相比, 瑞典的男女祖辈花在工作上和花在照顾孙辈上的时间最为接近。男性祖辈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为42.70%, 女性祖辈为57.30%; 而花在照顾孙辈方面的总时间中, 男性祖辈为41.19%, 女性祖辈为58.81%。在已经退休的祖辈群体中, 意大利的祖辈为照顾孙辈所花的总时间中, 男性花的时间仅占30.81%, 而女性占69.19%。比利时男性祖辈的这一比重为45.16%, 女性祖辈为54.84%。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的这种差异表明, 北欧的社会照顾体系可以通过支持隔代照顾而促进男性与女性照顾任务分配的均衡。

从社会政策和公共财政支持的视角来看, 一些学者借用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分类来分析隔代照顾的状况。研究指出, 对社会照顾领域的公共投入较低的南欧国家, 其隔代照顾模式是“ 低参与率、高照顾强度” , 高公共投入的北欧国家则属于“ 高参与率、低照顾强度” , 欧洲大陆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基于SHARE数据库(2004年)的调查数据, Albertini等人指出, 在南欧国家, 有45%的祖辈为子女提供包括隔代照顾在内的照顾支持, 其人均照顾时间为每年1 647小时; 北欧国家丹麦的情况是60%的祖辈为子女提供包括隔代照顾在内的照顾支持, 但人均照顾时间仅为每年382小时; 在其他欧洲国家, 法国50%的祖辈为子女提供包括隔代照顾在内的照顾支持, 人均每年花费742小时。这些数据从特定的视角反映出隔代照顾现象与公共服务支持体系之间具有内在联系^[37]。

在社会政策视野中对隔代照顾现象展开讨论, 需要探索工业化社会中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及其对家庭照顾和非正式照顾体系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回顾, 我们看到隔代照顾现象在这些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阶段国家中仍然十分普遍。根据Albertini等人的研究, 欧洲国家的隔代照顾情况是, 老人们平均每人每年给予子女(包括照顾孙辈在内)的照顾支持为902小时^[37]。这就打破了人们以往的一个认识误区, 即在农业社会中, 家庭照顾是儿童照顾的主要形式, 但这种形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会随着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而退化。借鉴欧洲的经验来反思家庭照顾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作用和定位, 我们需要回答公共服务体系和家庭照顾是否可以相互支持。如果这种相互支持的逻辑关系能够成立, 那么各国政府或许可以通过发展家庭政策来支持家庭照顾活动, 并强化非正式照顾体系的作用。

另外也要考虑文化观念和社会政策项目的作用。对欧洲各国关于隔代照顾态度的调查发现, 有的地方(如北欧)对隔代照顾持较积极的态度, 而有的地方(如南欧)则较为消极^[40]。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观念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在中国, 儒家文化倡导在代际互惠的基础上发展家庭照顾。但是, 要推动隔代照顾的发展, 需要改变把隔代照顾仅仅理解为家庭内部事宜的观念, 要把它放到更为宏观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中去看待。祖辈参与对孙辈的照顾目前在中国十分普遍, 但对照顾孩子的祖辈提供的社会支持还十分缺乏。为此, 在充分肯定老年人隔代照顾劳动对社会所做贡献的价值的同时, 也要探索如何通过社会津贴、补助等方式支持隔代照顾活动, 为从事隔代照顾的老人提供一定的回报(“ 社会工资” ), 从而把这一私人问题转变为公共问题。如何通过发展社会政策项目以支持非正式照顾体系的发展, 促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 是我们要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目前中国的儿童照顾服务方面, 发展机构照顾常常被看成是目前发展儿童照顾体系的基本方向, 而隔代照顾被认为是一种不得已的家庭照顾方式, 会随着公共服务体系和照顾机构(托儿所、幼儿园、学前班、小学等)的发展而弱化或被替代。但根据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的经验, 隔代照顾与儿童入学、入托、入园的权利并行不悖。采取社会政策手段尤其是家庭政策手段(包括提供育婴补贴、儿童照顾津贴、单亲母亲社会救助津贴等)来支持隔代照顾, 可以强化对隔代照顾和非正式照顾体系的支持, 也可以缓解照顾者的压力,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

在效果的评估上, 学者们关于隔代照顾对儿童身心发展影响的看法是模糊的。有的强调父母缺位对子女发展的不利影响, 有的则讨论祖辈照顾对儿童发展的积极影响。至于对老人的身心影响, 一些研究主张隔代照顾对老人健康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取决于隔代照顾的频率和强度。这启示我们要把隔代照顾的影响与其强度和参与率联系起来考察。同时, 隔代照顾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体系运作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照顾行为, 为子辈多生孩子、提高生育率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面对目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劳动力老化和不足的问题时, 我们有必要鼓励发展隔代照顾以缓解工作父母的照顾压力, 支持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 使年轻父母在制定多生孩子的计划时无后顾之忧, 从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