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第三卷描述欧洲历史的篇幅不长。从史学史的角度看, 第三卷基本上可以归为经济史的范畴^①（^①该词条只谈到斯密的《国富论》而未提及其他历史著作, 显然是将斯密作为经济史学家列入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的行列中。）^[5]318-326, 它勾勒了西欧经济发展史, 论述了经济史上的重大变迁即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相较于《国富论》其他四卷内容, 第三卷稍显单薄, 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最易为人忽略甚至被贬低。熊彼特就说:“ 虽然这一卷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有点干瘪和缺少灵感, 但它却本可以成为前所未有的关于经济生活的历史社会学的极好起点。” ^[6]292熊彼特可能没有揣摩到斯密第三卷的意图, 他也没有看到, 斯密在这里其实塑造了一种经济增长的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类型便是斯密所说的“ 丰裕的自然过程” 。在描述这个“ 自然过程” 时, 斯密采用了推测历史的方法。从方法上说, 第三卷是运用推测史阐释政治经济学原理最有意义的一个篇章^[7]61。

《国富论》第三卷之所以吸引很多研究者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斯密提出的“ 丰裕的自然进程” ^[8]376与欧洲真实的历史产生了冲突。斯密说:“ 根据事物的自然进程, 每一个发展中的社会的大部分资本, 首先应当投入农业, 然后投入制造业, 最后才投入对外商业。这种事物顺序是极其自然的, 所以在每一个拥有领土的社会, 我相信总是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这种顺序。” ^[8]380这是斯密所认为的投资和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他认为这种顺序“ 在每个国家都是由人类的自然倾向促成的” ^[8]377。人类的自然倾向是什么呢?斯密认为是人们对财产安全的欲望。在同等或差不多相同利润的情况下, 人们会最先投资于土地改良, 而不是制造业或对外贸易, 因为投入到制造业和商业的资本更易受意外风险的冲击, 而土地收入是稳定的、可见的, 因而是最安全的。以此类推, 投资于制造业也比对外贸易安全。按照这个逻辑, 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就是先农业、后制造业, 最后才是对外贸易。然而, 人类的天性并不能顺其自然地发展, 总是或多或少受到人类既有制度的阻挠。斯密不得不面对与其所谓的自然进程完全相反的西欧经济史:城市首先获得发展, 继而是城市商业为乡村发展做出贡献, 然后才是商业社会的兴起。

对于斯密所谓的自然进程与真实历史的悖论, 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杰里· 伊文斯凯认为, 斯密希望他提出的一般原理即便在不自然的情况下仍然有效^[9]169。这种有效性须在引进法律、制度和政府这些变量之后才得以成立, 欧洲经济的发展正是这样一个例子。保尔· 鲍尔斯认为, 斯密把农业放在首位是因为他看重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分类, 而且受重农学派的影响, 认为农业是最具生产性的部门^[10]117。诚然, 斯密的确受重农学派的影响, 但两者又是截然不同的。伊斯特万· 洪特指出, 虽然斯密和魁奈都希望能在自由的环境下发展经济, 但斯密始终强调重农学派只是说出了部分真理, 因为在斯密看来, “ 恢复自然自由秩序并不是一项‘ 设计’ ” , 而“ 对于魁奈及其追随者来说, 这就是‘ 设计’ ” ^[11]362。洪特从自然法的角度阐释了斯密的“ 自然自由体系” , 以此来理解斯密所说的“ 不自然的、倒退的顺序” , 也是颇有道理的。这里, 笔者还想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解释推测史和真实历史之间的鸿沟。

斯密一直认为, 应该用“ 尽量少的原理” 解释复杂的现象^①（^①斯密在多处谈到这个原则, 见Smith A.,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Raphael D.D. & Macfie A.L.,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99; Smith A.,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edited by Bryce J.C.,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45。）^{[8]General Introduction, 3}, 政治经济学原理也不例外。在《国富论》第一卷, 斯密提出了一条基本原理, 一言以蔽之, “ 分工本身被认为产生于一种人们喜欢以物易物的先天倾向, 分工的发展则归因于市场的逐渐扩大, 某一时刻的市场规模决定着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 ^[6]293。其中, 分工、交换倾向、市场范围是三要素。在解释自然进程与真实历史之间的悖论时, 斯密也引入了这些要素。他总结说, “ 工商业城市的增加和富裕, 依照三种途径对其所在乡村的改良和耕种做出了贡献” ^[8]411。这三种途径是:城市为乡村提供市场, 善于投资的商人购置土地之后实行土地改良计划, 以及城市给乡村带来自由、安全和秩序^[8]411-412。

我们可以首先从市场入手。市场即交换范围。斯密指出, 随着交换范围和市场的逐步扩大, 经济也在不断增长。米歇尔· 沙普里奥认为, “ 斯密的历史叙述主要集中在交换的发展上, 并且比较模糊地关注空间交换的发展” ^[12]45-46。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欧洲史上, 威尼斯城市经济的发展源于其市场即交换范围的扩大, 这一点促进了劳动分工和制造业、商业的发展。于是, 威尼斯在没有农村经济支撑的情形下, 依然能获得较好的发展, 并且还能刺激邻近地区农业的发展。威尼斯只是一个城市, 不是整个意大利, 因此威尼斯的经济发展不能作为斯密自然进程的反例, 但可以作为交换范围扩大带来繁荣的一个案例。在这里, 有必要重新理解斯密所说的“ 财富增长的自然进程” 中的市场范围。在斯密的设想中, 按照农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先后顺序进行投资的这个“ 文明社会” , 或许并不局限于政治意义上的领土国家^①（^① “ 国家” 概念的模糊性还可以从斯密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中看到。）^[13]186, 它更可能是一个有能力进行充分交换的大市场。欧洲中世纪城市和农村的市场最初的壁垒随着交换的不断扩大而逐渐被打破, 成为一个大市场。斯密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也并非特指后来所谓的民族国家。尽管他谈到瑞士、意大利等国的经济时使用了“ 国家” 这个概念, 但我们知道, 中世纪的“ 国家” 是分散的联合体。因此, “ 财富增长的自然进程” 不是指个别“ 国家” 的经济发展过程, 而是指整个“ 经济体系” 的发展。沙普里奥将第三卷所写的历史与其价值理论关联起来, 与第一、二卷中斯密对分工和交换倾向的论述联系起来, 从人的欲望出发来解释, 正好说明斯密是以“ 人性科学” 来推测经济史的发展。

其次, 是土地投资人的变化, 即早先没有改良土地欲望或改良欲望不强的大地主被受利益驱使的商人替代。斯密认为, 人的交换倾向在劳动分工中起主导作用, 而商人作为土地投资人, 其交换欲望比地主强烈得多。在改良土地上, 商人比地主有着天生的优势:商人总在追求利润, 并且有望看到投资于土地上的利润; 而大地主在投资时总是不那么勇敢, 且其资金来源也是节省所得。同时, 商人还拥有“ 讲秩序、重节约和谨慎小心” 的品质, 这些品质使他的土地改良计划更有利可图、更容易成功^[8]411。传统社会的大地主更像一位君王, 以自给自足为目标, 因而怠于交换; 而商人更愿意将土地产出用以交换, 而不是存储。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商业社会的画面:那是一个人人以交换为生的社会^[8]31。在这个社会中, 地主需要更多地参与到交换或商业活动中, 他也成了商人。但我们也知道, 斯密认为, 作为“ 四阶段” 中的最后一个阶段, 商业社会的到来只是晚近的事情。

最后, 是自由、安全和有秩序的交换环境。尽管商人是商业社会的主体, 但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济仍然无法稳定发展。斯密以极其简短的文字概述了欧洲封建法律秩序在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中逐渐瓦解的过程, 并流露出“ 自发秩序” 的思想:大地主为了满足虚荣心, 商人和工匠为了逐利, 无意之中, “ 一方的愚昧和另一方的勤勉造就了这种大变革” ^[8]422。斯密认为, 美洲殖民地因是以农业为基础, 故其经济发展是稳定的、快速的:由于不存在欧洲的长子继承制, 美洲土地很容易分成小块土地, 小地主“ 怀着对财产特别是对小财产的自然激情” , 对耕种和改良土地都怀有热情, 因此是“ 最勤勉、最明智和最成功的改良家” ^[8]423。

以上三种因素的动态发展其实回应了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卷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除此之外, 在自然进程与欧洲经济史的不自然进程的背后, 还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进来:一是美洲殖民地, 二是法律和制度的历史变迁。在斯密所谓的自然进程中, 美洲殖民地在欧洲经济发展中可视为一种补充。在某种程度上, 除了早期的金银等贵金属, 美洲殖民地提供的是农产品、初级加工品以及工业原材料, 弥补了欧陆某些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不足, 殖民地经济弥补了自然进程中的“ 断层” 。进而, 我们还可以大胆推论, 斯密认为, 在18世纪全球市场范围内, 自然进程仍然是成立的。至于法律和制度在欧洲不自然进程中的作用, 杰里· 伊文斯凯认为, “ 扭曲的法律和制度导致城镇比乡村先发展, 但是这些法律和制度从根本上演化成这样:乡村在进步过程中紧随城市” ^[9]168-169。斯密希望向读者展示, “ 他的一般原理, 即使在实际历史即叙述史看似如此不自然的情况下仍然有效; 自然的体系(economy of nature )、自然的欺骗、那位设计者的行为, 能引导人类走向进步— — 尽管是沿着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径, 甚至是扭曲的路径” ^[9]169。这恰好印证了“ 看不见的手” 的历史作用。

随着市场范围的逐渐扩大、交换能力的逐步提高、交换倾向的日益强烈(这一点似乎暗示着商业社会的个体的形成, 无论这种倾向是主动形成还是在外界影响下形成的), 法律和制度的扭曲也逐渐被拉回到自然的轨迹之中。这种自然的轨迹让后来的研究者将斯密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关联起来。可以说, 斯密展现了一种范围更广的历史, 不仅涉及经济基础, 还包括后来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的历史— — 罗纳德· 米克清楚地知道斯密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区别^①（^①米克写道:“ 资本主义的每一个特征, 在斯密看来都是资本主义强大和稳定性的主要源泉— — 生产的原子化、资本的个人积累、财富和收入的不均等等, 而在马克思看来都是资本主义虚弱和不稳的主要源泉。当然, 在斯密18世纪70年代著书时, 他想不到工人阶级能在政治中或在类似不列颠已经形成的‘ 大洋国或乌托邦’ 中的政治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而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后, 由于那些明显的理由, 他采取了一种非常激进的观点。” 见Meek R.L, Smith, Marx, & After: Ten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Chapman & Hall, 1977, p.17。）^[14]17, 但他还是使用了马克思社会分析的术语^②（^②米克写道:“ 我们关注的是, 斯密可能第一个以清晰明确的形式提出那个影响深远的观点, 即一般来说社会是通往进步的, 经历四个或多或少连续的、明显不同的社会— 经济阶段, 每个阶段都建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狩猎、游牧、农业和商业。以斯密的话来说, 在每个阶段的基础之上都相应地存在不同的上层建筑:政治的、道德的、法律的观念和制度。” 见Meek R.L., Smith, Marx, & After: Ten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Chapman & Hall, 1977, p.15。）。如果仅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 那么, 《国富论》第三卷是斯密从政治经济学原理到批判现实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过渡, 即在第一、二卷阐释他自己的基本原理, 从历史叙述过渡到对当时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批判(第四卷), 以及对政府职能的阐释(第五卷)。整个体系的立足点是作为第四阶段的商业社会。洪特指出, “ 《国富论》不单是第四阶段的理论— — 这个阶段处于历史的自然法理论所展现的事物的自然秩序之中, 而且还是商业社会的理论— — 商业社会的出现是欧洲史‘ 不自然的、倒退次序的无意图的结果’ ” ^[11]388。这一评论与“ 看不见的手” 形成了呼应, 并在自然法传统中阐释了所谓“ 完美的自然自由体系” 。这个体系的“ 发条” 或“ 齿轮” 是斯密对人性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 而推测史与欧洲真实的历史则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做了最好的背书。

尽管推测史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人性和外在环境^[15]125, 但想象也是推测不可或缺的元素。只有通过想象人性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才能推测历史可能的发生过程。最能体现想象在推测史中的运用的, 莫过于斯密的《天文学史》这份手稿。在今天看来, 《天文学史》的结构有些奇怪, 因为它开篇论述的是人类一些情感(惊讶、好奇、赞美)的性质和起因, 而非天文学的起源^[16]79。不过, 结合“ 天文学史” “ 古代物理学史” 和“ 形而上学的历史” 这几篇未发表的手稿的标题来看, 这一点就不足为怪了, 因为这些论文的标题都有这样一个说明:“ 引导和指引哲学研究的原理” ; 后面是“ 以天文学史为例” “ 以古代物理学史为例” “ 以古代形而上学史为例” ^①（^①参见Smith A.,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ightman W.P.D. & Bryce J.C.,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译本《亚当· 斯密哲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的译文将“ 引领和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 放在“ 天文学史” 后面, 容易让人忽略斯密的原意。《天文学史》的标题原文是The Principles Which Lead and Direct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如此, 天文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等科学的历史本身只是“ 探究哲学原理” 的例子。

“ 哲学” 和“ 科学” 这两个术语在斯密的用语中几乎是同义的^{[2]45, note10}。斯密认为, “ 哲学是研究大自然联结原理的科学。自然界……似乎充满了孤立的事件, 与之前发生的不一致, 因而干扰了想象的畅流, 让彼此相续的观念颠来倒去、纠结不清, 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们前面所说的混乱和困扰。哲学则呈现那些将所有这些散乱对象绑在一起的看不见的链条” ^①（^①在《天文学史》中, 斯密多次提到“ 看不见的链条” “ 隐形的链条” (those hidden chains), 这与这篇论文第四部分“ 论天文学史” 中的“ 丘比特那看不见的手” 形成呼应。这一点已成为斯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某种意义上, 它也影响了斯密对历史的看法。）, “ 故而, 哲学可被视为一种致力于想象的艺术; 因此, 它的理论和历史才顺理成章地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2]45-46。因此, 研究哲学也就是在研究科学。探寻自然界那些散乱现象的背后“ 链条” , 其实是在研究“ 想象” 这门“ 艺术” 。当想象开始运行时, “ 惊讶” “ 好奇” “ 赞美” 这些人类情感就成为哲学(或者说科学)探索的源头。

那么, 哲学的起源是什么?斯密运用了与他论语言时的相同逻辑:推测。缺乏秩序和安全的野蛮人最关心的是生命安全, 缺乏安全感和秩序压抑了他们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 在形成秩序和安全之后, 人们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才开始滋长, 才会努力探索隐藏在自然现象背后的“ 事物之链” , 去了解“ 丘比特那看不见的手” ^[2]49的作用。这是一段推测的历史。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 虽然斯密从希腊哲学的诞生写到伊壁鸠鲁, 但这部分内容与前面分析哲学起源的篇幅几乎相当, 可见作者的意图不是罗列哲学史上的观点和流派, 而是在这段推测史中突出人类思维和情感的地位。

如此便可理解《天文学史》为何以讨论情感开篇了。这篇论文由导言和四部分内容构成:第一, 论未曾意料的效果, 即论惊讶; 第二, 论好奇, 或论新颖的效果^①（^①参见斯密《道德情感论》第七卷“ 论道德哲学体系” 。该卷专门论述几大哲学流派, 但只是简单扼要地介绍各派观点并加以点评, 而且, 斯密显然是立足于自己的道德哲学体系来评价西方哲学史的。）; 第三, 论哲学的起源; 第四, 论天文学史。对惊讶、好奇、赞美这三种情感的阐释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在斯密叙述的天文学史中, 读者可以看到这三类情感所发挥的作用。他首先描述了这三种情感的性质。“ 惊讶” 是人们无法接受不寻常事物的初步反应。“ 任何一种情感突然冲击心灵时所产生的强烈而骤然的变化, 构成了惊讶的整个本质。但是, 只有当一种激情、一种强烈的激情突然冲击心灵, 并且心灵最不适于接纳它时, 这种惊讶才是最强烈的。” ^[2]35大喜大悲或极端情形都会令人惊讶。在这部分最后一段, 斯密还说, 风俗和习惯却能让人的惊讶之情有所缓和, 而这种缓和自然会对人们的认识过程产生一些影响, 尤其是对自然现象的认识。“ 好奇” 则是人们试图理解、探究这类事物的情感反应。斯密认为有两类事物激起人们的好奇:单一的个别事物因其不寻常的特性和独特的外表会激起我们的好奇,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将其归入哪个类别; 同样, 当一串事物彼此按照一种不同寻常的顺序出现时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尽管这些事物单独看起来没有特殊之处^[2]40。第二类事物对想象的影响尤甚。斯密使用了休谟关于弹子球滚动的例子^{[2]40-41, note 4}来说明流畅的想象不会产生好奇, 但一旦出现异常现象, 想象就会受挫, 人们先是感到惊讶继而感到好奇。自然界各种现象的关联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日食月食、风雨雷电等不仅令人们感到恐惧, 也会激起人们的好奇之心。因此, “ 寻找看不见的事物之链将世人熟知顺序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2]45, 探索自然规律, 弥补事物之间关联的缺口^{[2]42.note 6}, 让想象顺畅过渡, 就成为哲学家们的任务。

根据斯密的描述, 天文学的历史是阐释这些情感演变的一个极好例子。在今天看来, 天文学史是一部严格的自然科学史, 但在斯密这里, 它同样也是一部宏伟的关于想象力或人类心灵的历史。1795年《天文学史》发表时, 编辑已经说明了这一点^[2]105。鉴于这样的基调, 斯密对天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改进等的解释便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史的面貌。因此, 这里的重点是揭示斯密解释天文学发展的人类情感机制, 以及这些情感推动的观念转变。

斯密阐释天文学史上各种体系的出发点是人类的情感, 确切地说, 是惊讶、好奇、赞美这三种情感的演变。比如天文学史第一个正规体系即由亚里士多德及其同时代的欧多克斯、卡利普斯阐述的同心球体系, 斯密认为该体系虽然“ 粗糙而不加修饰” ^②（^②斯密给出的这个评价并不完全正确, 《哲学论文集》的编辑在注释中对此做了解释。参见Smith A.,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ightman W.P.D. & Bryce J.C.,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55-56, note 6。）, 却仍能为人所接受, 其原因在于它“ 在想象中将天空中最壮丽、表面上最不相关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了” ^③（^③诉诸人类情感尤其是惊讶、好奇、赞美这三种情感来阐释某个事件, 在《天文学史》《道德情感论》《修辞学和文学讲义》中反复出现。）^[2]56。他还指出, 如果说该体系貌似可信, 那么, “ 它还吸引了人们的好奇之心和赞美之情” ^[2]56。同心球体系描述的“ 时进、时退、时而不进不退” 行星现象违背了想象的所有自然倾向, 杂乱无章的运动不断打乱或干扰想象的运行, 甚至出现断裂或“ 鸿沟” 。哲学家们的工作就是努力填补这些“ 鸿沟” , 让想象得以畅通。于是,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观察者们不断增加天球的数目, 结果让这个体系变得越来越庞杂, 令想象陷入困窘之中无法解脱。因此, 阿波罗尼乌斯创立了另一个天文学体系:偏心圆— 本轮体系。斯密认为这是个“ 更多人为修饰的” 体系, 尽管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但它“ 最明显地彰显了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象的宁静安详” , 将“ 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天文现象联系在一起, 并将和谐与秩序引入人类心灵关于天体运动的概念中” ^{[2]59-60, 60-61}。该体系经依巴谷改进、托勒密记载成书, 逐渐为古代世界所接受。斯密随后介绍了各哲学流派对天文学体系的改进, 尤其青睐斯多葛学派的论述^[2]64。这一点也反映了斯多葛哲学对斯密整个哲学思想的影响^{[17]Introduction, 5-10}。

上述对人类三种情感的分析中, 想象是哲学或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因素。越精妙的体系, 想象越顺畅。斯密说, “ 体系是一部想象中的机器, 它被发明出来将现实中已经完成的不同运动和结果在想象中联系起来” ; “ 在联结两种松散现象时, 一种特殊的衔接之链或原理通常被认为是有必要的” ^[2]66。这些链条或原理就像机器的齿轮, 并非齿轮越多运行就越畅通。在斯密看来, 偏心圆— 本轮体系这部假想的机器在运转中涉及的齿轮过多, 复杂难懂, 让想象得不到宁静和满足。而在天文学史上, 哥白尼、第谷· 布拉赫、伽利略、开普勒、伽桑狄、卡西尼、笛卡儿、牛顿, 谁的体系越精简, 想象越顺畅, 则谁的体系就越有说服力。如此, 我们就能够理解斯密对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评价了。他说, 令哥白尼感到最不满的是, “ 天体运动只能在偏离其中心的角度观察时才是均匀的, 这导致它们现实中的不均衡运动; 这就与最自然的实际上也是最基本的观念相悖。迄今为止所有天文学体系的创建者……都曾阐述过一个基本观念:如此美丽而神圣的天体的真实运动必然是完全规则的, 进而让想象感到愉悦, 正如天体本身让人们的感官感到愉悦一样” ^[2]71。这一评价不是现代天文学史上的物理计算, 而是与人类的想象和感官联系在一起。

并非斯密本人不精于计算, 从《天文学史》接下来的内容即可看到斯密对五大行星与太阳距离的物理描述和数学分析。斯密所做的是将科学(哲学)的发展置于引导人们计算、推导的终极原因— — 想象的活动之下:“ (笛卡儿)这个体系受到想象的欢迎并非仅仅因其漂亮简洁; 这种(体系下的)自然观为想象打开的新颖和意外之门比那最奇怪的天象体系(该体系被发明出来原本是为了让人们感到自然和熟悉)更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和惊讶之情……尽管哲学的目的是缓和自然界中非同寻常或看似不相关的现象所激起的好奇心, 她却从未获得这样的成功, 而为了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关联在一起, 她却创造了另一种结构, 与先前那些体系相比, 这个结构更自然, 更能让想象轻松地接受, 而且更新, 更背离一般的看法和预期。” ^[2]75但这一体系还没有激起人们最终的赞美之情。斯密认为笛卡儿涡旋论对哥白尼体系的最大改进, 是将后者体系中“ 最难的部分即大量行星的快速运动带到想象(fancy)熟悉的领域之中” , “ 如此, 当想象学会将这些大量的天体设想为漂浮在巨大的以太时, 它就按照平常的思维习惯, 想到这些天体应该追随以太海洋的潮流, 无论其速度有多快。它早已习惯了行星次第而动的顺序, 因此感到非常熟悉” ^[2]96。笛卡儿的漩涡论似乎更能把天体的各种运动现象联系在一起, 但当哥白尼体系深入人心时, 人们对笛卡儿的接受程度还是有限的。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牛顿都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标杆^[1]200-202, 他是斯密时代天文学理论的终结者。斯密认为, 牛顿力学对天文学现象的解释是完美的:该体系的“ 各部分都严格地联系在一起, 令其他任何哲学假设都无法望其项背” ; 它承认了引力的普遍存在, 并以力学方程式解释了天体的运行; 它所运用的联系原理, 想象可以毫不费力地跟随^[2]104。虽然笛卡儿的涡旋论在法国还有一定的市场, 但牛顿体系以其“ 牢不可破” 的特性在“ 现有哲学领域获得了最大的帝国” 。斯密认为牛顿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 努力将所有哲学体系呈现为仅仅是想象的创造, 将自然界分散的、不一致的现象联系起来” , “ 就像它们是真正的链条, 大自然用这个链条把自身的各种运行绑在了一起” ^[2]105。除了将天体现象联系在一起, 牛顿体系的伟大更在于“ 它发现了一切最重要、最崇高的真理紧密连在一起的巨大链条” ^[2]105。平心而论, 18世纪的斯密对牛顿的赞美不算过分; 但斯密的这种赞美之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力学计算、数学推理等在流畅的想象活动中黯然失色了。

斯密没有写出一部技术性的天文学史。现代天文学史的著作^①（^①潘内魁科(A. Pannekoek)的《天文学史》讲述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科学的天文学史, 因而有部分内容可与斯密的《天文学史》进行比较。显然, 当代天文学史的写作与斯密的论述完全不同, 前者重在科学的演进, 后者关注的是心灵或想象的观念。）^[18]充斥着物理原理、数学公式、天文绘图, 而斯密的天文学史更多是在描述公式、图像背后的想象和观念。这种阐释对科学史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可以看到, 斯密对不同天文学说的描述并没有以否定前者或指出其科学意义上的错误来论证各种学说的错谬之处, 而是从人类想象的角度论述各种学说的合理性, 他所揭示的是科学史背后的观念和认知的变化。这种写法与托马斯·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新科学史遥相呼应^[19]178。在新科学史中, 科学史家们“ 不再去寻求一门古老科学对我们现代文明的永恒贡献, 而是试图表现这门科学当时的完整历史……尽可能使历史上的这些观点内部联系得最紧密, 又最能符合自然界” ^[20]3。这样的论证与18世纪斯密的努力不谋而合。

在另一种意义上, 斯密的天文学史或科学史也是一种“ 观念史” 。怀特曼在《亚当· 斯密与观念史》中指出, “ 斯密将一门‘ 严格’ 科学(天文学)的观念史中相当详细的知识与随之而来的对批判的历史方法意义的认识结合起来, 以便更好地理解不同领域的人类知识” ; 但他又指出, 斯密没有编年史意义上的发展, “ 或许的确可以这样说, 他娴熟地运用天文学的‘ 历史’ ‘ 阐释’ 了一个哲学主题, 这种运用属于‘ 人为的’ 历史(‘ contrived’ history)的范畴, 而‘ 人为的’ 历史直到今天都是我们科学史的灾星” ^[21]64-65。怀特曼在这篇论文中的发散性思维得到当代斯密研究的印证^①（^①在这篇文章中, 怀特曼将斯密《天文学史》中的观点与科林伍德、洛夫乔伊的观念史进行比较, 还将斯密与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关联起来。这种关联在近年来的斯密研究中可见一斑, 如Christel F. & Dagfinn F.(eds), Inter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in Adam Smith and Edmund Husserl: A Collection of Essays, Frankfurt: Ontos Verlag, 2012。）, 但如果仅从斯密对天文学史的分析来看, 这部自然科学的历史充满了对人类想象力和情感的肯定和赞美, 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观念变革背后的那些力量。

《天文学史》被斯密束之高阁, 但从他在遗嘱中反复叮嘱这篇文章可发表这一点, 我们可推断他对此文还是颇为满意的。《亚当· 斯密哲学论文集》的编辑怀特曼说:“ 或许可以推测前面这三篇论文可以视为一本书的章节而非独立的篇章; 这个设想可能是对的, 因为编者(按, 指斯密遗嘱执行人约瑟夫· 布莱克、詹姆斯· 赫顿)在其公告中强调, 即便斯密在临终前烧毁了很多手稿, 却将这些手稿交到‘ 挚友手中, 并嘱其按照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 处理, 而经检视发现, ‘ 这批手稿的大部分是其曾经的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想写出一部贯通各门科学和优雅艺术的历史’ , 但他发现‘ 这个计划过于宏大而不得不过早放弃’ 。” ^{[2]Introduction, 1}怀特曼还说:我们一定不要忽视一个事实, 即这些历史是一本书的某些章节, 而这本书的标题是“ 引导和指引哲学探究的原理” , 这些历史只是作为即将谈到的各门历史“ 原理” 的例证而已^[21]47。如果这种猜想成立, 那么, 自然科学和优雅艺术的历史几乎都会被斯密写成一种推测史, 而对这些历史的阐释则可能在同一方法中融会贯通。这样的历史在亚当· 弗格森的代表作《文明社会史论》中非常明显^[22]106, 只是弗格森没有探讨自然科学的历史而已。

斯图尔特曾写到, 一位绅士告诉他斯密曾暗示要写一部关于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历史, “ 斯密的研究将会提出许多关于这两个国家内部和国内情况的重要观点, 用一个比迄今为止更少牵强附会的见解来阐明这些国家的一些政策体系” ^[23]31。由此推断, 斯密的确怀有撰写传统史学的想法, 但这种传统史学并非过去的历史年表, 不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大事记, 而是对整个社会历史的关注^[24]81。这种社会史在《国富论》和《法学讲义》中已有论及。除此之外, 在面对18世纪历史写作的背景和观念时, 斯密更多是作为一位评论家出现的, 他对传统史学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见解和方法。

在斯密时代, 传统史学是指从希罗多德以来的西方叙述史, 大多以军事、政治的重大事件为主要对象。这样的传统史学被斯密放在修辞学的总纲之下。从整理出来的修辞学和文学讲义来看, 斯密在这一时期就已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尼古拉斯· 菲利普森指出, 斯密将修辞学作为理解社会原理与人性科学的主要基础^[25]90。联想一下斯密在各种场合对劝服和同情能力的重视^[15]69, 菲利普森的论断无可厚非。应该承认, 斯密所讲的修辞学已经不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那种传统的修辞学, 而是一门全新的、与人性关联起来的关于“ 沟通” 的学科。豪威尔指出, 斯密把修辞学作为所有文学分支包括历史、诗歌、说教(didactic)或科学以及演讲术的总论; 而且, 斯密构建总论时不是充满敬意地从亚里士多德、昆体良、拉米斯(Ramus)的修辞学说中汲取素材, 而是从前人的修辞学说中选取他认为自己那代人认可的观点, 而且, 只要他认为有需要, 便添加一些他自己的新看法^[26]20。

在这个体系中, 斯密重新界定了修辞学的界限, 并在这个界限中讨论了传统史学的写作, 可以说也是对传统史学的重新界定。修辞学是社会交流和沟通思想的工具, 因而, 史学、诗歌、教化、演讲等只是沟通的不同手段。这四种手段有着不同的目的:历史的功能是教育, 诗歌是为了愉悦, 教化是为了确信, 而演讲术是为了劝服^[26]26。尽管这四种形式有时可能会有相同的功能, 但因各自目标不同, 所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就传统史学而言, 斯密认为, “ 史书的创作意图不只是为了愉悦读者(叙事诗也许有这种意义), 同时, 还要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它把人类生活中比较有趣的、重要的事件一个一个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同时指出事件的原因, 通过这些手段告诉读者应采取怎样的方法或方式, 以取得同样好的结果或者避免同样不好的结果” ^[3]90-91。这一目标在《修辞学讲义》第20讲中再次被强调^[3]111。为达到这个目标, 历史学家需要注意题材选取、描述方式以及谋篇布局、叙述文体等各个方面。可以说, 斯密重新讲述了一部自己的史学史。从《讲义》的第12讲到20讲^①（^①实际上, 真正讨论史学的只有四讲, 从17讲到20讲。不过从12讲到16讲, 涉及对史学描述方法的讨论, 所以笔者以为这种划分是成立的。另一种划分是:第2讲讨论语义, 3— 5讲讨论语法, 第6讲讨论辞章, 7— 11讲讨论气质, 12— 16讲讨论描写, 17— 30讲讨论不同文体。参见Stephen J.M., Adam Smith: The Rhetoric of Proprie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79。该书的划分依据是主题, 而不是题材。）^[27]77, 他分别讨论了历史著作的写作方法, 分析古代和近代史上一系列历史学家及其作品的优劣之处; 其思路是“ 先讨论史书的目的, 其次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和历史资料, 接下来是史料排列, 最后对历史学家进行点评” ^[3]98。从这些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密的史学批评及其角度。

在阐释传统史学时, 斯密提到了历史学的起源问题。他使用了与《天文学史》相同的方法:根据人的情感推测史学的产生、评判合适的写作方法。就史学的诞生而言, “ 最早的历史学家是诗人, 他们记述类似神话的历史以及诸神的冒险经历, 记载一切令人惊讶的事物” , 使用“ 令人惊叹的语言” , “ 表达令人惊讶的感情” ^[3]104, 因为“ 好奇是在那些人们心中最易被煽动的激情” ^[3]111。可以看到斯密再次使用了“ 惊讶” “ 好奇” 这些在《天文学史》中的术语。

在阐述哪种描写手法更恰当时, 斯密不失时机地分析历史描述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情感如悲伤、激愤、喜悦等等, 高明的史家会巧妙地运用不同描写手法展现历史画面, 比如李维对霍拉提与库利亚提决斗^[3]85的间接描写。可以说, 读者对历史故事同情而生的情感, 不仅形成了他们的道德判断, 也是评价史家史著的标尺。因此, 斯密对史家的第一要求便是严格遵循史学的真实性准则。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追求真实的事件、真实的原因, 由此规定了史学的文体必须是叙述, 不是论证, 也不是辩论^[3]101。这就是说, 历史学家最好按照事实本身的样子书写, 不要插入自己的观点, 甚至不要掺入自己的感情。虽然斯密没有明确说明, 但完全可以推断:好的史家应该是一位“ 无偏旁观者” ^①（^①在“ 修辞学和文学讲义” 中, 斯密还没有明确提出“ 无偏旁观者” (the impartial spectator)这个概念, 但在好几处使用了“ 不偏不倚” (impartiality)这个词语, 还用过一次“ 无偏者” (impartial person)。）^[3]175。因为历史学家“ 自己个人的一切感叹都将不适于他所坚持的不偏不倚, 也不符合他维持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事实这一叙述原则的意图” ^[3]101。历史在读者心中产生的同情共感只能源于历史本身, 而不是出于历史学家的感叹。尤其是在近代, 党派争论、宗教偏见与历史事件纠缠在一起时, 要弄清真相, 就必须抛弃党派成见、摒弃个人情感。斯密推崇塔西佗和马基雅维利, 尤其是后者。他认为马基雅维利是“ 唯一实现史学主要目标即将事件与原因关联起来却不偏袒任何一方的近代历史学家” ^[3]115。在今天看来, 马基雅维利书写历史的中立和公允是有限的; 但从苏格兰人对历史因果关联的追求这个角度^[15]34来看, 斯密论及的那些史家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历史学家做得更好一些。

其次, 斯密认为, 史学的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或帝王将相, 而应扩大到政治和社会的历史, 包括风俗习惯、经济发展等。这就与传统史学的主要内容大相径庭。从这个角度出发, 斯密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内容涉猎广泛, 虽然目的不是教育而是娱乐, 不探索历史的因果关联而描述各地民风民俗, 但这样的历史仍然是有益的; 而修昔底德不仅出色地做到了探索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 详细描述战争进程, 而且还描述了雅典和斯巴达社会和政治的历史, 让读者获益匪浅。对于色诺芬, 斯密认为他“ 续写了修昔底德没有涉及的历史” , 并因此比前面的历史学家对希腊政治“ 有更深刻的洞察” ^[3]108。对于波里比乌斯, 斯密虽然只是一笔带过, 却说他是对“ 各国文明史进行详细叙述的历史学家” ^[3]108, 而且向读者展示了罗马人的社会结构。对于近代的史家拉潘, 斯密认为他虽然公正, 但还是太过拘泥于大人物之间的党派斗争, 对全体国民的关注不够^[3]116。这些评价即便是斯密同时代的思想家们, 可能都未见得同意, 但或许以下说法还算公允:斯密注意到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著作中对社会史的描述, 并将此作为评价史家、史著好坏的一个参数。而之所以有这个参数, 与斯密对史学目的的认识密不可分。史学的目的是寻找因果链条, 那么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都必须作为原因的来源。这个社会的维度解释了“ 为什么历史在‘ 沟通理论’ 中有重要意义” , 因为历史编纂对“ 人类行为和相互影响提供了真实的描述” , 为人类在整个历史长河中“ 再现了道德选择” ^[27]89-90。

最后一点, 是斯密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这一认识使他在历史写作方法上提出了一些独特看法, 比如在描述人物性格时间接描写更胜一筹^[3]80, 而在描述事件时可采取直接描写; 比如对事件本身及其原因探究要笔墨均匀^[3]93; 又比如按照事物自然发生的顺序叙述^[3]98, “ 叙述过程中绝不能留下任何断层或间隙, 即便没有大事件来填补这个空白” , 因为“ 间隙的概念让我们对那段时间应该发生的事情感到心神不宁” ^[3]100。诸如此类, 这些方法都是为了让历史为“ 将来行为的具体方式提供指导” ^[27]90。米歇尔· 霍根认为斯密对史学教育功能的规定与其伦理学联系紧密:斯密对“ 历史话题的处理表明揭示事实世界(the factual world)真相的推理方法或许也可以建构道德领域中的主导性原理” ; 与此同时, 他在“ 归纳伦理警句时为历史编纂找到了一个位置, 同时揭示了善与真理的逻辑” ^[27]91。霍根的判断提醒我们对斯密史学认识的分析需要再次回到道德哲学体系中, 回到他使用的推理原则。

回顾一下斯密在经济史和科学史中运用的推测史, 以及他对历史功能的认识,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叙述各种历史时一以贯之的方法, 他依据人的情感推测事物的自然进程和对天文现象的想象, 即上文所说的推测史。这种推测史描述的究竟是什么呢?

应该说, 苏格兰人所说的自然的、理论的、推测的历史^[2]293在大多数情形下, 是在确认“ 发展过程是最简单的, 而不是确定其与事实最一致; 因为这个命题可能自相矛盾, 但可以肯定的是, 真实的进程并不总是最自然的。它可能由特殊的偶然事件决定, 而这些事件不可能再次发生, 不能作为大自然为人类发展所提供的一般准备中的任何一部分” ^[15]35。斯密社会史中所谓自然进程与真实历史之间的悖论可以从这段话中获得更充分的解释。而在描述科学史的发展时, 斯密的依据同样是人类情感或想象力的满足过程。需要注意的是, 斯密所揭示的这一过程并非意味着后人的观念一定比前人的观念更正确, 而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想象力。推测史“ 告诉我们关于人的东西, 不是关于这个人或那个人, 而是关于整个人类, 关于我们共享的、共通的人性” ^[1]63。斯密所说的自然进程、对人类的天文想象、对史学的撰写原则, 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

我们还可以将眼光投到更宽广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看看18世纪苏格兰人总体的历史写作特征。苏格兰人在推测史中讨论了“ 社会的各个方面……语言的历史、艺术的历史、科学的历史、法律的历史、政府的历史、风俗的历史以及宗教的历史” ^[15]38, 这些历史的总体趋势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化、从特殊到一般、从野蛮到文明、从残忍到人道、从人格的到非人格的、从多神教到一神教^[15]44, 等等。我们可以从休谟的《宗教的自然史》、凯姆斯的《历史法律论丛》、米勒的《地位区分的起源》、罗伯逊的《欧洲社会进程观》、斯密的《天文学史》等著作中看到这些历史进程的特征。其中一些特征, 比如“ 从野蛮到文明” 的发展史观, 似乎反映了一种“ 进步的、文明的观念” , 但另一些特征, 比如语言发展史中, 一些基本原理“ 从复杂到简化” 的趋势, 却并非被苏格兰人完全视为进步或好的^[3]223。因此, “ 从启蒙运动开始, 历史学研究中出现了历史进步观、长期的国家发展观等概念, 以及在后来许多年里长期主导‘ 辉格式历史’ 研究的目的论观点:研究过去的目的不是纪念过去而是着眼现在” ^[28]244。这样的总体评论并不十分准确, 因为苏格兰人的历史写作虽然已经产生了进步观、长期发展观, 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 辉格” 特征, 或者“ 目的论” 。他们运用自己独特的方法, 阐释不同领域的主题。在这些推测史中, 他们对社会史的看法并不全然一致。

作为斯密及其同时代苏格兰人历史写作的共同方法, 推测史依据人性原理和外在环境的状况这两个要素来填补事实的空白, 尤其是对人性原理的假设, 这一点常常受到后来史家的诟病。凯姆斯的传记作者说:“ 对真实事实的记录, 对历史真相的展现, 在这些作家眼中不足以与精巧的论证和花哨的理论相提并论……这些哲学家胆子大到去决定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而且通过先验推理证明在特定情况下已经是什么样的, 以及在类似的情况下必定是什么样的。” ^{[15]60-61, note4}最著名的批评来自柯林伍德, 他批评苏格兰人“ 假定人性是永恒不变的” , 这样“ 他们就使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人性本身的历史这一概念” ; 他认为存在于18世纪欧洲的人性是历史进程的产物, 却被苏格兰人看作“ 永远不变的前提” ^[29]135。这两种批评至少缺乏对推测史两个要素的理解, 而只把人性原理作为批判的靶子。苏格兰人绝非不知道不同历史语境的特殊性, 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这种尝试理解为: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想极力效仿牛顿, 以某种或某些原理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因为无论如何, “ 推测史家不能写他想写的所有东西, 推测紧紧围绕着人们对充分展开的人性的见解, 该见解具有科学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 推测史是科学方法论持续、系统运用的结果” ^[1]73。

现在, 让我们回到斯密及其所理解的历史上来。就传统史学而言, 真实还原历史、探索史实真相、“ 经世致用” 等古典史学的任务和目标自文艺复兴以来已经再次成为著史的标准和原则。与此相比, 斯密的史学批评并无新意。不过, 斯密注意到史学在修辞学意义上的沟通功能, 这是全新的看法。任何文本都是作者与读者的沟通, 但作为修辞学上的沟通, 如何让读者产生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 更进一步说, 如何从这些情感中形成道德判断, 这些就需要史家特别讲究叙述方法和策略。史家本身不偏不倚的立场很重要, 同时还需要叙述技巧以及内容上的拓展。所以, 斯密在评价史著时特别提到社会史, 将历史的主题从传统的重大人物、重大事件的军事史、政治史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在思考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时, 斯密的四阶段论为苏格兰人以及后来者提供了某种参照。阶段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后来韦伯所说的“ 理想类型” ^[15]49, 而“ 自然进程” 不过是其在经济史领域中的具体表述而已。在物质世界的层面上, 斯密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界限, 将政治、军事、法律、经济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史学之中, 同时也将历史作为论述不同主题的宏大背景。斯密所写的法律和政府的历史以及从历史角度阐释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做法就是极好的例证。

最后, 必须谈一谈斯密对历史学的贡献。对整体社会史的关注和阐释可算其一, 但这并不是斯密所独有的。应该说, 他的苏格兰同胞和他一起为总体社会史的书写和研究做出了贡献。然而, 就斯密而言, 他以大量史实从历时维度阐释政治经济学原理,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的解释力。但这一点在19世纪被贴上“ 苏格兰腔调” 的标签, 逐渐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消失了。很难说抛弃了这种“ 腔调” 的政治经济学总是具备很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因此在这一点上, 斯密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榜样。另一方面, 是斯密在观念史意义上的贡献。分析物质世界历史进程的推测史, 同样也被斯密用于对语言学、形而上学以及天文学、物理学这些学科的历史的阐释中。这些阐释是以人类情感(惊讶、好奇、赞美)为依据在人类不同知识领域的推测, 是将想象的满足作为所谓科学革命的分析依据。斯密描述的天文学史并不是编年史意义上的, 而是观念史意义上的, 是对人们时空、引力等观念变化的历史描述。从观念史角度书写的科学史显然不再是知识的堆积, 而是对知识背后认知机制的分析。可以说, 在18世纪的苏格兰人中, 斯密在这一领域中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遗憾的是, 长久以来, 斯密对史学的贡献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甚至没有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