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会在国际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已成为目前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中国将在国际体系中扮演何种角色,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样看待现行国际秩序以及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因为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关系到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外交努力的方向。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包括现实和理想两方面内涵:一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认识, 二是对理想国际秩序的设想。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看法, 是要解决人们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 “ 它表达一个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设想和努力方向” ^[1]14。近年来, 国际关系学界曾对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做过不少有价值的探讨, 比如, 江忆恩根据一国对国际秩序态度的五种标准, 将中国视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 而巴里· 布赞则以中国是否接受国际社会的基本理念制度作为衡量中国对国际秩序态度的标准, 认为中国是国际社会中一个改革型修正主义国家; 施韦勒和浦晓宇则把中国对全球秩序的看法概括为新的中国秩序、改良的自由秩序和协商秩序三类, 认为每类秩序都采用不同方式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 而且它们对中国的影响会随着中国实力增长而发生改变。国内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赵汀阳、阎学通, 前者主张利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主要是中国周朝的一套规范和理念, 作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 而后者则更多地借鉴中国先秦时期国家间政治思想和概念, 力图创建一种新的理论或者修改现有思考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 来思考当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①（①相关探讨参见: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 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 第26-67页; [英]巴里· 布赞《中国能和平崛起吗?》, 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 第1-32页; 郑永年《中国国家间关系的建构:从“ 天下” 到国际秩序》, 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 第32-66页; 陈志敏、苏长和《做国际规则的共同塑造者》, 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第51-56页; 陈玉刚主编《国际秩序与国际秩序观》,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秦亚青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秩序卷》,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Womack B., ″Asymmetry Theory and China's Concept of Multipolarity,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9, No.13(2004), pp.351-366; Kang D.C., ″Why China's Rise Will Be Peaceful: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the East Asia Region, ″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3, No.3(2005), pp.548-551; Foot R.,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2, No.1(2006), pp.77-94; Schweller R. & Pu X.,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1(2011), pp.41-72; Wang G. & Zheng Y.(eds.), 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Breslin S., ″China and the Global Order: Signaling Threat or Friendship,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3(2013), pp.615-634。）。然而, 鲜有学者系统地研究中国对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认识。其实, 厘清中国对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 对全面认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有着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 在中国官方发布的政治文件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中始终包含着对理想国际秩序的期盼和追求。这个理想国际秩序涉及主权国家、多元文明观、多极化、多边主义、新安全观等要素的内在关系, 它们相互关联, 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因此, 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探讨。然而, 要研究中国对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理解, 首先要从理论上厘清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

对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 目前国内外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国际关系学者通常根据其不同的学术立场和理论视角, 对国际秩序做出不同的定义和解释。现实主义学者从权力分配的角度界定国际秩序, 认为国际秩序反映了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某种方式。根据权力分配方式和权力行使方式的不同, 他们将国际秩序划分为均势秩序、霸权秩序、世界政府三种类型^②（②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师汉斯• 摩根索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师肯尼思• 沃尔兹都将权力均衡视为主权国家体系中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 而另一位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人物罗伯特• 吉尔平则将霸权秩序视为国际体系中维持国际稳定的理想模式。这方面的分析, 可参见[美]汉斯•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徐昕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205 265页; [美]肯尼斯•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胡少华、王红缨译,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120 155页; [美]罗伯特• 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武军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 均势秩序是围绕无政府原则组织起来的, 其中没有支配性的政治权威; 而在霸权秩序中, 实力和权威关系是由等级制的组织原则来确定的^③（③约翰· 伊肯伯里对均势秩序与霸权秩序的权力分配和权力行使方式的区别做了精辟分析, 参见[美]约翰· 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 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20-26页。）。然而, 无论是均势秩序还是霸权秩序, 两者都是建立在国家间存在利益冲突和权力竞争的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根据现实主义学者的观点, 在一个以各国竞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 均势是管理权力竞争和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因为在他们看来, “ 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 是追逐权力的斗争” ^[2]55。若干国家追逐权力, 各自试图维护现状或推翻现状, 势必导致一种所谓均势的态势和旨在维护这种态势的政策。均势和旨在维护均势的政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也是确保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保持稳定的基本因素^[2]205。鉴于均势在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基辛格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归结为规则和均势, 认为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世界秩序“ 均建立在两个要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什么行动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 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3]Ⅹ Ⅶ -Ⅺ Ⅹ} 。

与现实主义学者侧重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来界定国际秩序不同, 自由主义学者则更多的是从制度的角度来界定国际秩序。美国自由主义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 伊肯伯里认为, 国际秩序是指一群国家之间的“ 控制性” 安排, 包括基本规则、原则和制度, 这些明确的规则、原则和制度确定了秩序创建参与国之间的核心关系^[4]20。而在构成国际秩序的三个要素中, 制度又是确保国际秩序稳定的核心要素。因为国际制度在克服或缓和无政府状态、均势和战略敌对方面具有潜在意义^[4]15, 只有以制度为核心构建国际秩序, 才能真正保证世界的和平与有序。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分支— — 英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赫德利· 布尔将国际秩序界定为维持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的行为模式, 而共同利益观念、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则被看作构成国际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他说, 任何社会“ 秩序的维系, 都是由追求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过程中形成的共同利益观念、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和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制度所组成的” ^[5]51。在这三个基本要素中, 制度又是维持国际秩序的中心, 它支撑了英国学派文献所谓的国际秩序^①（①巴里· 布赞指出了这一点, 参见Buzan B.,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61。）。可见, 尽管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和英国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秩序构成要素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但它们都将国际制度视为构建和维持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

相对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并没有对国际秩序做出明确的界定。但在国际体系是由什么内容构成的问题(即国际体系的本体论问题)上, 建构主义并不认同新现实主义有关国际结构是物质现象的观点。在建构主义学者看来, 国际结构并不是由各国间的物质力量所构成的, 而是取决于各国间共有观念的分配, 即“ 结构是知识的分配” ^[6]23。借用亚历山大· 温特的话来说, “ 国际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的信念和期望, 这些信念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造就的” ^[6]24。因此, 与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分配对国家行为的限制作用不同, 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分配在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中所发挥的作用, 认为“ 观念决定权力的意义和内容, 决定国家实现利益的战略, 也决定利益本身” ^[6]383。鉴于共有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集体认同在建立、维护和变革国际秩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7]305, 建构主义将共有观念、共有规范和集体认同视为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根据建构主义的逻辑, 培育国家间合作和共赢的共有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建构国际社会的集体认同, 最终形成安全共同体, 是确保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②（②参见[美]亚历山大·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六章对康德文化的阐述, 秦亚青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370-387页。）。

与上述主流学派的看法不同, 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 考克斯从社会力量的角度考察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他认为, 一种结构中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力量范畴:物质力量、观念和制度, 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 构成了秩序。任何一种世界秩序的创立和维持都是通过物质力量分配、国际制度和主导性价值观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完成的^[8]217-225。考克斯对国际秩序构成要素的界定, 实际上是将三大主流学派各自强调的物质力量分配、国际制度和观念分配统合在一起, 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国际秩序。这个界定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国际秩序的本质及其变化趋势。因为从国际关系史来看, 国际秩序的创立和维持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要素展开的。例如,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形成的维也纳秩序, 它的力量结构为俄、普、奥、英、法五国, 其指导原则是均势原则和正统主义原则, 保障秩序正常运作的国际制度是大国协调、神圣同盟和“ 四国同盟” (1818年9月亚琛会议上法国加入, 形成五国同盟)。19世纪70年代后, 随着德国崛起和欧洲大陆结盟体系的形成, 均势原则与大国协调、五国同盟等国际制度遭到破坏, 维也纳秩序逐渐走向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 华盛顿秩序, 它的基本力量结构是英、法、美、日、意五国, 其主导价值观是威尔逊“ 十四点提纲” 所包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国际制度是国际联盟以及此后的《洛迦诺公约》和《非战公约》。

类似考克斯这种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也不乏支持者,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门洪华教授。他认为,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 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创立与运行。因此, 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 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制度之争^[9]22-23。阎学通显然不同意门洪华对国际秩序的界定。他认为, 将尽可能多的要素列为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 虽然有助于人们了解国际秩序的复杂性, 但却不能深化人们对国际秩序的认识, 为此, 他主张确定国际秩序构成要素的原则应是“ 少而精 ^[10]5-6。通过厘清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三者在概念上的差别, 他指出, 国际格局是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 却不是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 因为在不同的国际格局条件下可以形成相似的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应为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和维护规范的制度安排三个方面^[10]9-17。与上述两位学者的界定方式不同, 潘忠岐认为, 主体、手段、目标是构成世界秩序基本结构的基本要素, 几个要素之间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世界秩序的不同结构, 其中, 主体与客体构成了世界秩序系统的基本骨架^[7]80。

本文将根据考克斯对世界秩序构成要素的界定, 同时联系近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和国内外学界对国际秩序的相关论述, 从四个方面探讨中国对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理解。首先, 阐明中国坚持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法理依据和战略考量, 以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然是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础。第二, 剖析中国“ 多元文明” 观与美国“ 普世文明” 观的差异, 揭示中国“ 多元文明” 观的特点及其构成中国理解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础。第三, 考察中国倡导多极化、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的主要原因和战略考量, 揭示它们是怎样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以及它们在中国设想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 指出中国视阈中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其目标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 而是希望通过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安排, 以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 最终建立一个没有霸权、地区多极化、经济相互依存、文化多样化的世界秩序。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 主权国家一直是现代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石, 它构成了政治理论乃至近代国际法全部结构的基础。近几十年来,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 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和个人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 主权国家的行动逐渐遭到国际社会制度化、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影响, 但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最重要行为体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主权国家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强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既然主权国家还将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 那么尊重主权平等原则就应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主权平等是国际社会的中心原则和构成性规范, 它确定了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以及国家允许做什么和不允许做什么。其他许多国际规范, 如不干涉内政、领土完整、自治、非歧视原则等, 都是从主权这个构成性规范中派生出来的。基于主权平等原则在构成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主张各国应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认为, 公正的国际秩序首先必须坚持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原则。而要确保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尊重国家主权是前提条件, 因为主权赋予了国家之间的权利对等和地位平等。在国际法中, 国家主权平等意味着国家不论大小、强弱, 不论在文明的程度、财富以及其他特征方面存在何种差距, 它们都是平等的。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杰里· 辛普森所指出的, 主权和平等权是国家资格的两个最基本特征, 平等是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对主权平等的标准理解至少包含三种不同的平等形式, 即形式平等、立法平等及存在平等。这三种不同的理解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主权平等观念^①（①杰里· 辛普森认为, 就国家在国际体系的司法机构面前被视为是平等者来说, 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立法平等, 是指国家在国际机构的决策过程中具有效力相等的投票权和平等的代表权, 以及在形成和适用习惯法、条约法方面具有相同的地位。存在平等, 是指国家有权以它们愿意的任何方式组织它们的共同体的权利。参见[澳]杰里· 辛普森《大国与法外国家:国际法律秩序中不平等的主权》, 朱利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30, 49-65页。）。正是因为主权平等被确立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项原则不仅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确认, 而且也体现在《美洲国家组织宪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和《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中^[11]276,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诸多国际场合中都极力主张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并把坚持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视为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他认为, “ 主权平等, 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 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新形势下, 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 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②（②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第21版。）。

中国把主权国家视为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基本出发点, 原因还在于主权国家在建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就国际法来说, 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但现实世界政治中没有一样东西的分配是完全平等的^[12]24。国家之间在实力、资源和技术等方面的不平等决定了小国或弱国在国际社会中很容易遭到大国或强国的外部干涉。自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来, 虽然发生战争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关国家未能切实遵守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在国际关系中恃强凌弱、以大欺小。有鉴于此, 中国认为, 在国际社会中“ 各国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 对维护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只有遵循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严格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世界各国才能真正和睦相处” ^③（③参见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9月6日, 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00907/2.html, 2016年10月8日。）。而且, 只有真正做到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 国际关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④（④参见佚名《钱其琛在联大阐述联合国改革方向》, 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923/3129.html, 2016年6月20日。）。正如国际法学家曾令良所指出的, 由于国际社会还没有统一的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威, 所以更需要坚持和维护国家之间彼此独立、平等的国家主权, 尊重彼此的主权。只有这样, 国际社会才能少一些战争与冲突, 多一些和平与安全; 少一些强权与敌意, 多一些平等与合作^[13]120。换言之, “ 只有坚持国家主权原则, 国际秩序才能逐步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国际冲突和争端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 国家才能实现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一律平等” ^[14]191。因此, 可以说, 只有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才能建立起来。

对于主权国家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曾做过系统阐述。他认为, 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首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它精辟地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 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次,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在于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 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 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旗帜。最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及“ 大家庭” “ 集团政治” “ 势力范围” 等观念, 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的道路^①（①参见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 第21版。）。而且, 习近平强调, 坚持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也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途径。只有国家之间在政治上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 大国与小国平等相待, 大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管控矛盾分歧, 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②（②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第21版;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第21版。）, 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才能建立起来, 然后才能发展到区域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否则,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是一句空谈。

显然, 主权国家在中国设想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不仅把主权国家视为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基石, 而且将以主权平等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视为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所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

从法理上讲, 尊重各国主权平等意味着“ 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 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 并为国际社会之平等会员国” , “ 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 ^[11]276。这就是说, 尊重各国主权平等, 实际上要求各国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众所周知, 世界是由许多拥有不同文明和历史传统的国家或地区构成的, 而文明组合体又是由多元行为体、多元传统与多元实践造就的, 即文明内部存在多维性, 多种文明共存于一个世界^③（③彼得· 卡赞斯坦认为, 文明是多元的, 即多种文明共存于这个宏大的文明系统之中; 文明又是多维的, 即每种文明内部也存在多种文明形式, 分别来自不同传统, 它们各存歧见、相互竞争。参见[美]彼得· 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 秦亚青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1-45页。）。在历史上, 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犹太文明等都曾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成果, 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然而,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 西方特别是美国相信, 西方文明是所谓“ 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 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15]358; 并坚持认为它信奉的价值观在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方面具有“ 普适性” , 美国有权利和责任在全球范围推广这些价值观。在美国看来, 在国际社会中促进与扩大其“ 普适性” 价值观, 不仅符合它的国家安全与利益, 而且也与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密切相关。因为在美国人的思想中, “ 民主国家” 倾向于相互间保持和平的关系, “ 民主” 的区域越大, 美国就越安全, 世界就越和平, 因此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维持取决于能否按照自由主义原则建构国际秩序^[16]201-228。正如著名的自由国际主义学者伊肯伯里所指出的, “ 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 特别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所实行的那样, 反映了它对如何建立稳定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实际的、逐渐发展的、深刻的理解^[17]56-57。冷战结束后, 美国将推进其“ 民主” 观视作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以“ 人权高于主权” 为借口, 肆无忌惮地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 显然与这种“ 普世文明” 观有很大关系。这种“ 普世文明” 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的优越性和主导性, 力图通过向其他国家输出民主甚至干涉来消弭文明的多样性, 以实现西方文明价值一统天下的目标。

与美国主张的“ 普世文明” 观不同, 中国坚持维护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基本立场, 强调在国际社会中尊重主权、不干涉与多样性原则的重要性。在中国看来, “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 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①（①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第21版。）。因此, 中国的多元文明观强调各国应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 承认它们都有平等的价值, 主张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进步。而中国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和谐进步的“ 最根本要素就是承认各国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并通过对话、交流与合作促进世界所有文明的进步” ^[18]14。与美国竭力推崇“ 普世价值观” 不同, 中国的多元文明观并不寻求价值观的一致性, 而是主张不同文明相处遵循“ 和而不同” 的精神, 求同存异。中国认为, “ 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 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 ^②（②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第21版。）。2003年, 温家宝总理访美时曾阐述过中国的“ 和而不同” 理念:“ ‘ 和而不同’ 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伟大思想, 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 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 和谐以共生共长, 不同以相辅相成。用‘ 和而不同’ 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 不仅有利于善待友邦, 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19]181因此, “ 和而不同” 理念比较贴切地反映了中国对待文明多样性的态度。

无疑, 文明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西方国家进入国际社会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以来, 这种多样性特点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近年来, 伴随着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一大批非西方国家的崛起, 它们通往现代性的途径在本质上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不同, 社会关系的性质、机构的运作方式、家庭的特征、国家扮演的角色、政治体制的运转方式等, 都深刻地有别于西方。东亚社会及其现代性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 而且扎根、形成于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之中。东亚现代性的发展, 不仅意味着在现代性的问题上西方不再享有实质性的垄断地位, 而且意味着这些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应该得到某种形式的肯定^[20]90-118。美国学者艾达· 波兹曼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国际秩序》一文中也指出, 当前世界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意义上的政治体系, 而是由多元政治体系构成, 且每个政治体系都包含着独具特色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21]387-406。既然世界上存在多种文化和文明, 它们体现的价值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那么, 每种文明在面对其他文明时都应有谦虚和敬畏之心, 这是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之道^[22]13。因此, 尊重文明多样性, 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理应成为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础。

事实上,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 对于国际新秩序究竟应建立在单一文化的基础上还是多元文化的基础上,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做过非常精辟的阐述。他认为, 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现代和“ 普世文明” 的观点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和危险的。“ 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不在于它是普遍的, 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 ^[15]360他指出, 在未来, 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单一的普世文化, 而是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 因此,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元性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 尽管“ 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 , 但“ 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 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 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 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 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15]368-369他告诫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 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 “ 最为重要的是, 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 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 “ 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15]361, 372}。

由此可见, 无论从各国主权平等的基本法理来说, 还是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特点来看, 都要求承认和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因此,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础。

既然主权国家仍是未来国际体系的最主要行为体, 那么在主权国家组成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 维持一定的权力均衡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 国际关系中的均势, 是主权平等原则和国际法及其基本原则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23]47。而且, 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表明, 尽管所有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秩序不是等级制的。事实上, 建立在大国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就是一种等级秩序, 只不过所有大国都必须受到约束才能维持这个秩序^[24]57。因此, 中国试图建立一种平衡和多极的世界秩序, 来限制两极争霸和单极霸权。

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 多极化概念一直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最初, 多极概念是相对于冷战时期的两极而言的, 中国认为, 两极时代美苏争霸的世界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 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及其他国家争取改变这种不合理和不公正提供了契机^[25]26。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 多极这个概念则与美国的单极霸权联系在一起。针对美国力图建立单极霸权的图谋, 中国积极倡导世界多极化, 支持新的战略稳定与权力平衡, 反对个别大国谋求单极霸权。在中国看来, 只为单极霸权服务的国际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 虽然单极这样的国际秩序也可能带来某种稳定, 但却绝不可能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更无法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26]46。而“ 多极化有助于削弱和控制霸权主义” , 并“ 有助于建设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①（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对多极化发展的看法》, 2000年11月7日, http://www.fmprc.gov.cn/ce/cegv/chn/ljzg/foreignpolicty/t155784.htm, 2016年10月8日。）。因为“ 多极化是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基础。世界多极化, 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有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框架, 促进各国在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交流与合作” ^②（②参见胡锦涛《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载《人民日报》2001年11月7日, 第21版。）。因此, 多极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而且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利益。显而易见, 中国支持多极化的基本目标之一是限制美国单极霸权, 努力创造一个更加民主、稳定的世界秩序。不过, 尽管中国试图发展一种均衡和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以限制美国霸权, 却并不寻求挑战美国^[27]28。这一点在中国对多极化的理解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推动多极化发展的原因还在于多极化有利于世界上各大国力量趋于相对平衡, 防止某个霸权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 它“ 可能为创立一个比较民主的国际事务组织创造条件— — 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平等的伙伴, 在力量上相互制衡, 为发展‘ 南南合作’ 和‘ 南北对话’ 开辟空间, 进而实现公平的全球化” ^[28]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与西方的多极定义要求任何一极可能挑战其他极不同, 中国理解的多极化主要是指世界上存在多个对地区或世界事务具有重要影响且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或国家集团, 它们相互制约, 谁也没有力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事实上, 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对多极化的含义已阐释得十分清晰:“ 这种多极化格局, 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 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 不应针对第三方。大国应该尊重小国, 强国应该扶持弱国, 富国应该帮助穷国。” ^①（①参见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9月6日, 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00907/2.html, 2016年10月8日。）由此可见, 中国推动世界多极化, 不是要重演历史上大国争霸和瓜分势力范围的旧剧, 而是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促进世界上各种力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对话,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就是说, 中国将推动世界多极化看作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经之路。

中国推动多极化发展还包含另一层意思, 即强调尊重各国主权独立,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多极化与中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 即坚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一致。因为相对于单极, 多极化的作用在于强调各个国家的独立性, 避免美国权力的傲慢甚至使用武力将自己的政策强加于弱国所产生的不公正。中国强调多极化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尊重主权、合作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价值^[29]354。正如罗伯特· 斯基德尔斯基所指出的那样:“ 多极化作为一种政治理念, 它不只关乎权力关系。它拒绝承认一种观点, 即存在一种所有国家都应恪守的单一文明理念。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 这些历史赋予它们的人民各自不同的生活、自治和谋生理念。这些历史都值得尊重, 没有通往未来的‘ 正确’ 道路。” ^[30]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进入21世纪后, 中国仍然把推进多极化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认为“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多极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 , 但人们普遍意识到, 世界“ 多极化的进程明显放缓” , 在可预见的未来, “ 美国的单极格局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31]105。与此同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 采用多边主义方式与其他国家或本地区共同维护本国或地区的利益被证明更具优势。在这种背景下, 多边主义成为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和捍卫国家利益的自然选择。长期以来, 中国外交一直坚持以双边外交为主的方针, 对多边主义持相对谨慎的态度。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 中国逐渐改变了最初对多边主义的怀疑和观望态度, 开始认同多边主义理念, 并积极参与到多边外交活动中来。在全球层面上,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 在地区层面上, 中国尝试以多边外交模式来发展与东亚国家的关系。

诚然, 中国采取多边主义也有政治和外交上的战略考量, 因为在中国看来, 采取更加积极的多边主义立场将有助于减少各国对其迅速增长的实力的担心, 提高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同时有助于消除“ 中国威胁论” 论调的影响^[32]135-142。对重视国家形象的中国而言, 多边外交为中国提升国家形象提供了一个重要舞台。而且, “ 多边参与有利于中国推进和平崛起战略, 只有通过加入多边机制, 新兴经济体(如中国)才有可能改变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和行为规范” ^[33]235。这就是说, 中国参与多边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更好地从内部对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中国一直认为, 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 特别是国际经济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为发达国家所支配, 发展中国家鲜有真正的发言权。因此, 中国希望通过改革现行国际秩序来实现三个基本目标:第一, 改革现有国际金融制度, 改进其决策机构的组成方式,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第二, 使联合国真正成为解决跨国问题或国内治理失败国家的唯一合法的全球性机构; 第三, 促进和维护主权国家规范^[34]631。这就是说, 中国希望通过参与多边主义来提升其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并以此推动现行国际秩序的改革朝着中国所期望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方向发展。

毋庸置疑, 中国支持多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促进多极化和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有着密切关系^①（① 参见[美]尼娜· 哈奇格恩、莫娜· 萨特芬《美国的下个世纪:美国如何在其他大国崛起的时代里保持繁荣》, 张燕、单波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第189页; Zhao S., ″China Rising: Geo-strategic Thrust and Diplomatic Engagement, ″ in Zhao S.(ed.), China-U.S. Relations Transformed: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bingdon: Routledge, 2008, p.38; Courmont B.,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or Searching for a New Hegemony: A Chinese Vision of Multipolarity, ″ Pacific Focus, Vol.28, No.2(2012), p.184。）。因为多边主义与多极化是相互关联的, 多边主义是推动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途径。多边主义是单边主义的对立面, 是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机制和游戏规则, 强调各方的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相互协调。在国际关系史上, 相对弱小的国家经常把多边主义当作同强权国家进行斗争、用来保护本国主权和利益的工具。多边主义较好地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他相对弱小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同时也能为其他大国所用。中国过去提倡多极化, 短期的战略目的不在于成为世界的一极, 而在于抑制单极, 在多极化的旗帜下防范美国单边主义对我国形成巨大压力和阻力^[35]36。因此, 多边主义是多极化的题中之意, 多边主义是对多极化的重要补充。“ 中国官方所主张的多边主义, 同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政策主张密不可分。” ^[36]34而且, 中国一直强调多边主义应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基本立场, 认为“ 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 “ 联合国是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 是集体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平台, 应该继续成为和平的使者、发展的先驱” ^②（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 2005年6月7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99083.shtml, 2016年10月8日。）。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领导人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将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中国在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中的重要主张。很显然, 中国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 一方面旨在制约和抗衡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 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在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参与多边主义的同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也开始大力倡导新的安全观。中国认为, 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威胁人类生存的安全因素突破了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 环境恶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显, 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对各国构成共同挑战^[37]14。而传统的“ 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 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 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 ^[38]313。因此, 为了有效地应对安全威胁, 国际社会有必要摒弃对抗、结盟的“ 冷战思维” , 确立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在中国看来, 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不仅在政治上要求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相互尊重主权,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而且在安全上应树立“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与争端, 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以及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 ^③（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 2000年11月7日,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1207_679122/t6801.shtml, 2016年10月8日。）。

2005年9月15日,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将这种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建设联系起来, 把落实新安全观作为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途径。他指出, 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为此各国应携起手来, 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 摒弃冷战思维, 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 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 坚持多边主义, 实现共同安全; 坚持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繁荣; 坚持包容开放, 实现不同文明间的兼容并蓄^①（① 参见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15日, 第21版。）。此后,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进一步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内涵。他指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 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 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 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②（②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第21版。）因此, 我们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 统筹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合作之路^③（③参见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 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第21版。）。

尽管新安全观的内涵还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但新安全观强调摒弃零和博弈、武力争霸的旧安全观, 主张各国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 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政治互信与互利合作, 其实质是要“ 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 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④（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 2002年7月30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4549.shtml, 2016年10月8日。）。新安全观倡导的理念和精神在本质上是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本一致的。新安全观倡导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 不仅体现了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坚持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而且体现了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此外, 共同安全强调各国生活在一个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之中, 安全已不再是过去那样“ 你得我失” 的零和关系, 而是普遍的安全, “ 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 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 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⑤（⑤参见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 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第21版。）。可见, 共同安全强调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不仅体现了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也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总之, 新安全观与主权国家、多极化、多边主义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多极化既是维护主权平等原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条件, 又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途径。参与多边主义不仅有利于推动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而且可以推动它向符合中国理想的国际秩序方向发展。而培育新安全观既有利于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安全, 又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 中国对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理解, 本质上是主权国家、多元文明观、多极化、多边主义、新安全观等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在主权国家仍然是构成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的世界中, 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正确途径是, 各国应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 遵循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原则, 通过平等协商来处理国际上的事务, 在事关世界或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 坚持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⑥（⑥参见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 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4月11日, 第6版。）。要做到这一点, 中国认为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推动世界多极化, 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 同时在安全领域摒弃某些国家将其安全利益置于他国之上、谋求绝对安全的冷战思维, 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 另外在文化领域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交流, 其最终目标在于实现大小国家间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可见, 中国心目中的理想国际秩序是“ 希望建立一个没有霸权、权力分散、地区多极化、政治稳定、文化多样和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秩序” ^[39]。

这种秩序观的最显著特点是注重国际秩序的非对抗性、平等性、共赢性和包容性。与现实主义均势秩序理念强调国家间存在利益冲突和权力竞争的思维模式不同, 这种秩序观认为, 在当今各国经济、安全、环境等各方面相互依存的时代, 安全已不再是我赢你输的零和关系, 而成为非排他性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了。各国在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时要兼顾他国的正当权益及合理关切, 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在追求本国安全时促进各国共同安全。而且, 这种秩序观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作为基础, 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这也与自由主义倡导的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 因为后者强调为保护人权和促进民主可以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公然干涉^①（① 这方面分析, 详见章前明《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第8-9页。）。

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采取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 加入了其中大多数的国际组织或制度, 如经济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 安全上的核不扩散体制、导弹技术出口等。在中国看来, 尽管现行国际秩序是美国主导的, 但这一秩序确立了以联合国宪章和公认国际法为基础的一系列重要原则, 如承认主权国家平等、维护人权与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等, 其经济秩序促进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因此现有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 现行国际秩序仍然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首先, 当前国际秩序不合理的核心问题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作为判断国际秩序优劣的唯一标准, 未能兼顾世界上多种文明和价值观同时存在的客观现实^[10]22。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阻碍了国际社会建立依据实力变化调整国际权力的机制, 致使国际权力分配与国际力量结构的不对称性加深, 从而导致冲突加剧。现有国际制度安排使西方国家拥有超过其实际能力的国际权力, 而非西方国家的国际权力则低于其实力^[10]22。其次, 现有国际秩序在政治上长期排斥与西方体制有差异的中国, 在安全上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不关心中国的安全利益, 甚至在亚太对中国构成安全压力, 因而这个秩序在包容性上存在缺陷^[40]。因此, 根据权力与责任相平衡的原则, 中国主张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 “ 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 特别是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和法制化, 以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②（②参见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3日, 第21版。）。与此同时, 中国试图在现有国际制度之外, 在被现有国际制度忽略或现有制度无力治理的领域建立新的国际制度, 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 其目的是通过新的制度和规则补充现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 以增量方式提升全球治理能力, 同时对现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形成改革的外部压力^[41]55。

由此可见, 中国期望的理想国际秩序是以现行国际秩序为基础, 即在继承现行国际秩序的某些国际规则(比如捍卫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接受可持续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规则)的基础上, 推动对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的改革和完善, 而不是“ 另起炉灶”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既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 又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