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能力包括国家的语言能力和个人的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如今已事关国家软硬实力特别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家的安全, 具有战略意义。这一点李宇明^[12]、赵世举等^[3]多位学者早有论述。特别是在赵世举主编的《语言与国家》一书中, 更是从“ 语言能力与国家地位” “ 语言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 “ 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力” “ 语言能力与科技创新力” “ 语言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 语言能力与国家安全” 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具体而又清晰的阐述^[3]。而问题正如2016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 十三五” 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里所指出的, 目前“ 国家语言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求” , 因此, 《规划》明确提出至2020年“ 十三五” 语言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 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 , 足见国家语言能力之重要。

然而我们更要认识到, 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是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包括母语的语言能力, 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 还包括外语能力与水平。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还有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要求, 就深度而言, 要求国民个人都具有较好的语言素养和较强的语言能力; 就广度来说, 不能只是少数人有较好的语言素养和较强的语言能力, 必须关注国民整体的语言能力, 国民整体的语言能力强了, 才能确保国家具有很强的语言能力。

我国国民整体的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如何呢?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掀起了语文问题大讨论, 1998年王丽编辑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注意:这里用了“ 忧思” 二字), 一些著名学者、文学家、语文教育大家如童庆炳教授、钱理群教授等都参与了讨论, 讨论者普遍感到我国国民语文素养与语文能力令人担忧。陆俭明提出了语文教育的“ 怪三角” :一个角是, 人人都说语文重要; 一个角是, 多数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对语文课不感兴趣, 不爱上语文课, 甚至有厌倦情绪; 再一个角是, 国民整体的语文水平、语文素养严重滑坡, 实例不胜枚举^[4]。《语文建设》2005年第1期专门发表了当代著名作家、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曹文轩教授的访谈, 曹文轩教授说:“ 目前的语文教育现状实际已经暴露了这几年人文教育力量过于强大和工具性教育相对薄弱的缺陷。比如说, 大学生写论文时病句连篇, 知道有错, 却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这实际上是语文忽视工具性导致学生语言能力不足的表现。” ^[5]42《光明日报》2007年2月12日(第7版)、14日(第5版)接连报道了中国逻辑学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语文报刊学会、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中国文化报》《中国新闻报》《光明日报》理论部等单位联合组织的报纸挑错活动, 全国24位挑错能手集中对4种中央级报纸、24种省级报纸2006年7月14日第1— 8版进行检查, 挑出的毛病经专家鉴定确认, 结果是:平均每种报纸出错46处, 平均每版有错5.8处, 错误最少的每版也有2处, 最多的每版23处。且错误类型多样。

如今我们国民整体的语文能力如何?还是不容乐观, 亟待提升。正是有鉴于此, 2012年11月,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推出了“ 真语文” 大讨论活动, 随后《语言文字报》和《语文建设》杂志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那么国民个人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到底指什么?从哪里获得?怎样才能不断提高国民个人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国民个人语文素养、语文能力主要是指汉语书面语的素养和能力, 当然书面语能力提高了, 口语的能力也会相应提高。而这种汉语书面语的素养和能力要从小学、中学开始培养。这里我们必须清楚认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孩子送进学校?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的首要目的是让他识字, 学习掌握好母语书面语, 同时希望他能学习掌握好一到两门外语, 并且能用娴熟的书面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只有这样, 孩子才能不断接受高素质的教育, 包括历史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 才能让孩子成长为一个世界公民, 能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6]。显然, 就语文教育来说, 其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汉语书面语教育, 力求让孩子在汉语书面语的听说读写诸方面能够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而这也正是提升孩子语言素养和语文能力的根本保证。那么, 一个人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从何而来?母语口语是自然习得的, 母语的书面语是要学得的。怎样才能有效地掌握母语的书面语?有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一是孩子学习母语口语的经验, 一是古代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孩子呱呱落地后不断跟大人咿咿呀呀“ 对话” , 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起丰富的口语语感, 孩子正是靠丰富的语感逐渐准确掌握母语的发音、母语的词语和母语的语法。母语书面语的学习也要像口语习得那样, 不断积累丰富的书面语语感, 其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大量接触母语的书面语, 具体来说就是要大量阅读、大声朗读甚至需要背诵, 而这也正是我国传统私塾教学的特点之一。古代私塾教学除了识字以及在老师的指导下从模仿写作到逐渐有创意地写作之外, 主要就是读书。从《三字经》开始读到节选的《诗经》《论语》等四书五经, 其要求就是大声朗读、努力背诵, 学生就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不断积累丰富的书面语感, 从而逐步掌握汉语书面语, 同时也受到了深厚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学生幼年时对所读书的很多内容都不甚了解, 甚至有些根本就不懂, 但打下了书面语的基础,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 书中之意就逐渐领悟到了。

今天的语文教育无疑应适当借鉴其中一些合理的成分。注意, 不是要泥古, 更不是要复古, 而是要师古。师古师什么?主要是要引导孩子多读书、读好书, 要大声朗读, 有些要适度背诵。大量阅读有三大好处:第一, 可以培养孩子对母语特别是对母语书面语丰富的语感, 而这对掌握字词的意义和用法也起着重要作用, “ 读书百遍, 其义自见”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 阅读将会为孩子打开通往比眼前世界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大门, 可以开阔视野, 启迪智慧。事实告诉我们, 在文明社会里, 一个人所具有的系统化知识绝大部分是从阅读中吸取来的。“ 开卷有益” 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第三, 阅读有助于孩子破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密码, 接受并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显然, 阅读、朗读、背诵对孩子不断提高语言能力、思维能力, 不断提高文化素养, 接受并传承中华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前人一直以来都强调多读书、读好书的重要性, 唐代诗人杜甫说“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 意亦在此。同时要引导学生不断地从模仿写作到逐步进行有创意的写作, 当然我们不能照搬私塾的办法, 应该在鼓励孩子读书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点拨和引导。

总之, 引导孩子多读书, 读好书, 大量阅读, 大声朗读, 适度背诵, 勤于写作, 以便让孩子积累丰富的汉语书面语语感, 这应该是小学、中学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任务^[8]。

然而, 目前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离上述要求还很远。2011年所定的语文课标应该说是在总结了先前语文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后制定的, 特别是对课程性质与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做出了很好、很明确的规定。课程性质规定如下: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 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 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 提高思想文化修养, 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语文课程的任务是:

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 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 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应该说这些都说得很好, 可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目前社会的现实, 很多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片面强调人文性, 强调“ 语文教育的正确方向应该是立德树人, 是育人” , 而严重忽视如何让学生具有较高的语文素养, 较深厚的语文功底, 因为如果立德树人没有做好, 要受到批评, 语文功底怎么样一时看不出来, 即使发现功底差, 也不会犯“ 政治性错误” 。立德树人或育人确实是教育之本, 但这是整个教育的责任与任务, 而各课程首要的任务则是要让学生打下扎实而较深厚的该课程所属学科的功底, 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是伴随性的。也就是说语文课程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学生打下深厚的语文功底。语文课程要担负文化思想教育的任务, 但这种文化思想教育不能是宣传式的, 更不能是说教式的, 而应该是“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7]的。语文课程在培养学生较深厚的语文功底的同时, 润物细无声地对学生进行文化思想教育, 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深入内心, 才能收到实效。这样看来, 要不断提高全民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 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必须进行积极而稳妥的改革, 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根据现在的孩子习惯于碎片阅读、快速阅读的情况, 引导孩子多读书, 读好书, 大量阅读, 大声朗读, 适度背诵, 勤于写作, 以便让孩子积累丰富的汉语书面语语感。而这样做的结果必将有助于孩子破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密码, 接受并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具备坚持“ 真善美” 的情操与品格。因此, 语文教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课程的设置以及教材和课外阅读书籍的编写上。就课程的设置来讲, 建议将小学、初中的语文课分为两门课, 一门叫“ 国文” , 一门叫“ 语文写作” , “ 国文” 就是从《三字经》开始读古代经典, 原则上只要求读、背, 老师适当的点拨, 不要求写作; 而“ 语文写作” 是学习白话文, 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 要求写作。重要的是要编好教材, 教材是进行语文教育根本的依据。教材要精心编写, 课文更要精心设计和编写, 而不是随便从某个作家作品中选一篇、从某个报上摘一篇文章来修改修改就当课文。教材从内容上来讲, 要适应青少年的发展和需求, 能激发学生的审美情绪, 能启迪学生对未知的追求、对语言美的感悟, 能激发学生“ 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情感力、独特的想象力” ^[9], 能受到深厚的中华文化的熏陶与感染, 能使学生受到真善美的教育, 懂得怎么做一个有“ 脊梁” 的中国人, 也懂得怎么能做一个优秀的世界公民。而从语言文字上讲, 课文文字不但是规范的, 而且是优美的, 富于表现力的, 经得起分析的, 即“ 经得起学生的再三咀嚼” ^[10], 从而培养学生“ 对语言的敏感, 对语言美的欣赏, 对语言魅力的感悟” ^[11], 进而培养学生驾驭语言的能力。

让汉语走向世界, 是我国语言战略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 汉语走向世界有利于为世界各国修建通向中国的友谊之桥— — 汉语桥, 进而有利于我们和世界各国的交流、沟通与理解, 也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融入国际多元文化的大家庭中去^{[12, 13]}。

其次, 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想, 这是我国在提出“ 一带一路” 构想之后又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构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三个关键词, 那就是“ 人类” “ 命运” “ 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人类命运相联系的一种内在的共同的精神组合。“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4]156-157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中实际包含了四种观念:一是国际相互依存观, 即人类社会已经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 任何地区爆发金融危机都会产生“ 蝴蝶效应” , 立刻危及世界各国。二是共同利益观, 即在当今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的信息传导机制使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 以至于不同国家都成了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 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实际也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三是可持续发展观。英国工业革命以后, 人类都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这使人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 但同时带来了两大问题:一个是造成各种污染, 严重影响人类生存; 另一个是自然资源逐渐减少乃至枯竭。人类如何可持续发展成了世界每个国家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四是全球治理观, 其核心观点是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成为主体多元化的国际行为, 因此需要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 以形成一个由政府、民间多方出力、共同参与的“ 全球机制” 。国际相互依存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都离不开作为打开沟通理解之门的钥匙、作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纽带的语言文字。我们开展汉语国际教育, 正如胡范铸等所言, 实质上是“ 开展‘ 国际理解教育’ ” , 有助于促进“ 国际社会情感沟通” ^[13], 汉语走向世界无疑将会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近十年来, 汉语教学(含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华文教学)作为国家的、民族的事业, 有了一些发展, 但从学科建设来看, 进展不大。许多本该做的一些属于汉语教学基础性建设工作没有很好地做, 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教材编写还没找准切入点。教材是进行汉语教学的根本依据。近三十年来教材编了近万种, 成绩似显著, 但存在两大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很好地考虑怎么把中华文化浸润、融化在教材之中, 更未见有成效的做法。语言是载体, 语言教学不可能不伴随文化教育。历来所有的外语教学无不伴随着文化教育, 学生在学习一种外语的同时, 会不知不觉地接受浸润于语言教学中的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 特别是它们民众的民族理念、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思维方式。不言而喻, 汉语教学也必然要承担起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责任。但是, 汉语教学所伴随的文化教育, 其内容必须浸润在汉语教学之中, 尤其是要浸润在汉语教材之中, 做到润物细无声^[7]。只有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文化教育才能真正收到成效。

另一个问题是, 没有编写出具有普适性的汉语教材。现在一味强调要编写国别化、本土化的教材, 这种看法出发点是好的, 但必须明了首先要编好普适性的汉语教材, 在此基础上才考虑如何国别化、本土化的问题。我们看到, 英语教材《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和《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 全世界各个国家都用, 是普适性的教材。本土化是要到各个国家去本土化, 是要在各个国家的汉语教学过程中实现本土化, 而不是针对这个国家、这种语言编一本教材, 针对那个国家、那种语言编一本教材, 更不能如某些人所说的汉语教材要贴近外国人的思维和生活习惯。在汉语教材编写上, 精力要放在编写具有普适性的成系列的汉语教材上。不管汉语学习者是哪个国家的, 其母语是什么, 要学习掌握好汉语, 汉语字词、成语、语法点必须要学习、掌握。能编写出具有普适性的、成系列的高质量的汉语教材, 才真正体现汉语教材的编写水平。

二是汉语教学的基础性研究不够。要编写出具有普适性的、成系列的高质量的汉语教材, 必须科研先行, 需要进行汉语教学的基础性研究。而以往没有能够组织力量进行汉语教学的基础性研究, 这里的基础性研究是指能解决好字词、成语、语法点分别该学多少、学哪些、孰先孰后、递增率多少、复现率多少等问题的研究。但我们至今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科学数据, 比如说汉字到底学多少, 学哪些, 哪些先学, 哪些后学, 递增率应该怎么样, 复现率应该怎么样; 汉语词汇、成语、语法点也需要做这样的基础性研究。只有这样, 才能制订有关汉语教学的一系列合理而科学的标准。

三是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不力。初级阶段乃至中级阶段的汉语教师应主要由当地的汉语教师来承担, 这是汉语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妨换位思考一下, 我国国民学习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等, 在基础教育阶段乃至中级教育阶段基本上不都是由我们的中国教师在教吗?大量派出汉语教师既非科学之举, 也非策略之举。《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9版刊登了国家汉办负责人马箭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 最后他讲到, “ 延续‘ 汉语热’ 要实现四个转变” , 其中之一就是“ 实现从我派出教师为主向教师本土化转变” 。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总之, 汉语教学特别是汉语国际教育需要及时调整, 进一步做好定位工作^[15], 并需以科研引航, 做好汉语教学方方面面的基础性研究, 以确保汉语稳步而健康地走向世界。

本文的中心意思是, 在关涉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实施中, 宏观的大问题要思考, 要抓; 小的、具体的问题也要思考, 也要抓; 而属于基础性建设的问题更要思考, 更要抓。因为大问题必须落实在那些看来小然具有基础性建设作用的工作或事情上。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7年“ 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 高端论坛上的报告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