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秦桦林. 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补考——兼论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48(3): 44-56
Qin Hualin. The 1909 Event of the Beijing Academia Banquet for Paul Pelliot: With a Discussion on Wang Guowei and the Early Stage of Dunhuang Studies[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48(3): 44-56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8.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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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补考——兼论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
秦桦林
浙江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作者简介] 秦桦林(https://orcid.org/0000-0003-2645-8661),男,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18-02-05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TQ01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7ZDA213)
摘要

1909年北京学界于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是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桩标志性事件,学者们对此多有考订。根据新公布的《江瀚日记》影印本,可确认公宴时间为1909年10月4日,另外此次公宴的参会人员有18人,包括王国维,此日记为考察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之间的学术因缘提供了珍贵史料。此次公宴原本具有双重意图,既有对外联络西方学者、推动敦煌文献刊布的目的,也有对内促成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的用意。

关键词: 敦煌学; 《江瀚日记》; 伯希和; 王国维
The 1909 Event of the Beijing Academia Banquet for Paul Pelliot: With a Discussion on Wang Guowei and the Early Stage of Dunhuang Studies
Qin Huali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remodern Chinese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event of the Beijing academia banquet for Paul Pelliot in 1909 is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early Dunhuang Studies. The first man who discloses the list of scholars attending the banquet is Tanaka Keitaro, a Japanese bookseller. His diaries are the first hand literature in historical studies. Diary of Jiang Han released records of the event of the Beijing academia banquet for Paul Pelliot. The exact time is October 4th, 1909. It can be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 date of the September 4th Tanaka Keitaro recording is wrong. It is especially valuable that Diary of Jiang Han records 18 people at the banquet. This is the largest number of records found so far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reexamining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The foreign scholars who attended the banquet and were recorded by Diary of Jiang Han were the French Paul Pellio, and the American Fredrick McCormick. Dong Kang made academic contact with a stranger Paul Pellio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Fredrick McCormick. Investigating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scholars attending the banquet, they were all incumbency officials from the Imperial Educational Ministry,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and the Dali Court. The high officials from the Imperial Educational Ministry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practical role in the banque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banquet had a double purposes: one was to contact Western scholars to promote the publication of Dunhuang Literature, the other was to push the high officials from the Imperial Educational Ministry and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to buy and protect Dunhuang Literature. The banquet not only succeeded in achieving the above goals, but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influence of Dunhuang Literature on the Chinese academia. This event directly promoted the rise of early Dunhuang Studies. Over all, Dong Kang and Luo Zhenyu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 series of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banquet. They made a lot of efforts which had been fully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a of Beijing, so they were elected to contact Paul Pelliot. They established a good connection with Paul Pelliot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long-term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the most noticeable person attending the banquet was Wang Guowei. Diary of Jiang Han provides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the research of academic connections between Wang Guowei and the early Dunhuang Studies. Wang Guowei was an interpreter of the Imperial Educational Ministry. He met Paul Pelliot and attended the banquet through of help of Luo Zhenyu and Jiang Fu. Although Wang Guowei focused his studies on Ci and Qu, h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Dunhuang Studies and greatly deepened his understanding of Dunhuang Literature by assisting Luo Zhenyu in editing related books.

Keyword: Dunhuang Studies; Diary of Jiang Han; Paul Pelliot; Wang Guowei

1909年是敦煌学研究发轫之年。该年秋, 北京学界于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 这一标志性事件被载入学术史册, 成为20世纪中法学者之间共同携手研究敦煌文献的佳话。鉴于公宴伯希和事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学者们对此多有考订, 最新成果首推王冀青先生《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1]一文(以下简称“ 王文” )。王文“ 根据最近发现的恽毓鼎于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写给沈曾植的一封信札, 围绕其中最棘手的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日期等问题……为恽毓鼎日记中显示的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说提供一条补充性证据, 摆脱其‘ 孤证’ 的尴尬局面” [1]131。不过, 据恽毓鼎之信札以证恽毓鼎之日记, 所举材料仍出自一人笔下。具体公宴日期问题如欲定谳, 尚有待他人的直接证据。笔者今据新近公布的《江瀚日记》影印本, 为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说再增添一有力的佐证。

一

最早披露出席公宴的北京学人名单的是日本书贾田中庆太郎, 他在《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说:“ 九月四日, 由北京的读书人作东, 在华丽的饭店为伯希和举行了欢迎会, 当日出席者有: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监督、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及其他十数人, 这是一次当时的名流尽集的盛会。” ①（①参见救堂生(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 原载《燕尘》1909年第2卷第11号。此据施萍婷《敦煌学杂谈之一》所译全文, 载《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第5页。）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一书(以下简称“ 神田书” )辨识出其中的6人[2], 施萍婷先生考证出其中的8人[3], 王文指出上述名单所列举的9人分别为宝熙、刘廷琛①（①此有误, 详见后文。）、徐坊、柯劭忞、恽毓鼎、江瀚、吴昌绶、蒋黼、董康[1]134。

众所周知, 亲历者的日记更具有第一手的文献价值。在已知出席当天宴会的9人中, 以恽毓鼎的日记公布最早。恽毓鼎日记中云:

酉刻, 赴六国饭店, 公宴法兰西人伯希和……然所有四部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 则均囊括而去矣。尚余残书数束, 携以来京。王书衡、董授经侦知之, 乃介一美利坚人以见伯希和, 因得假观, 并用摄影法付印。纸墨款式定为唐迹, 了无疑义……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 宴伯希和以志奇遇, 余亦与焉。伯习华语, 专治中国古学。席间纵论板本, 辨析真赝, 即在吾辈犹推博洽, 况欧族耶?……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人过问, 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 重洋万里, 辇归巴黎, 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②（②此则日记最早由孔祥吉抄录披露, 参看孔祥吉《敦煌莫高窟与法人伯希和》, 见《晚清佚闻丛考》, (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版, 第62-64页。）[4]453-454

王文据《恽毓鼎日记》指出, 公宴日期实为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 并且出席公宴的达“ 二十余人” , 田中庆太郎所记无论日期、出席人数均有误[1]136。无独有偶, 新近公布的《江瀚日记》影印本也记载有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一事, 时间正为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

晚赴六国饭店, 公讌法国伯希和君并美国马克密君。晤宝瑞宸、刘仲鲁、恽薇孙、刘幼云、王书衡、柯凤荪、徐梧生、金巩伯、姚俪桓、董授经、蒋伯斧、王静庵、王捍郑、吴印(寅)臣昌绶、耆寿民龄。盖伯希和游历新疆、甘肃, 得唐人写本甚多, 叔韫已纪其原始。同人拟将所藏分别印缮, 故有此举。伯君于中学颇深, 不易得也.[5]705-706

作为共同出席宴会的亲历者, 江瀚与恽毓鼎各自的日记可互相印证, 进一步证实公宴的准确日期确为1909年10月4日晚, 田中庆太郎所记9月4日的日期有误。尤其珍贵的是, 《江瀚日记》所记录的出席宴会人员名单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记载人数最多的一份, 达18人, 外国学者有伯希和(法)、马克密(美), 中国学者依次有宝熙、刘若曾、恽毓鼎、刘廷琛、王式通、柯劭忞、徐坊、金绍城、姚大荣、董康、蒋黼、王国维、王仁俊、吴昌绶、耆龄以及江瀚本人。与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相比(此据王文所考定的名单), 《江瀚日记》所记出席宴会人员的名单多出刘若曾、王式通、金绍城、姚大荣、王国维、王仁俊、耆龄以及美国人马克密等8人。神田书推测王仁俊也曾参加此次宴会[2]8, 于此可获确证, 足见《江瀚日记》的史料价值。不过, 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当属王国维。

这份名单为我们从学术史角度重新审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的性质与意义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材料。

二

(一) 《江瀚日记》所记“ 美利坚人”

《恽毓鼎日记》记载:“ 尚余残书数束, (伯希和)携以来京。王书衡、董授经侦知之, 乃介一美利坚人以见伯希和, 因得假观, 并用摄影法付印。” [4]454据此可知伯希和并非是精心策划了向北京学界展示敦煌文献[6], 这一事件的促成带有一定偶然性, 与董康、王式通敏锐的学术情报搜集密不可分(即所谓“ 侦知之” ①（①孟宪实先生指出:“ 董康等如何‘ 侦知’ 的呢, 没有明文证实。因为有一个美国人的中介, 消息来自这个美国人也是有可能的。白化文先生曾经亲闻王重民先生说过另一种情况, 至少可以当作口述史学的资料。王重民先生说, 是琉璃厂修补古书的师傅发现了伯希和携带的敦煌文书, 因为伯希和曾经把这些残破的文书拿到那里修补。这个消息可以看作是董康等‘ 侦知’ 行动的一个可能的补充。” (孟宪实《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 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 第3页)伯希和北京之行的目的是为法国方面购买大宗书籍, 定然频繁造访琉璃厂。而董康、王式通皆雅好版本之学, 与琉璃厂书肆熟识。通过琉璃厂这一荟萃各界人士的古籍交易场所, 董、王二人偶然得知伯希和携敦煌唐代写本来京的信息是完全有可能的。关于这一点的旁证之一, 就是在北京长期居住、收购图书的田中庆太郎也获悉此事并造访伯希和。可以说, 琉璃厂不仅是书肆林立之地, 同时也是各路学术消息传播之所。对此, 长泽规矩也深有感触:“ 北京的闲人很多, 好谈闲事, 不知什么时候, 把我爱书的事以及和我有关系的事就宣扬开了, 说我专买善本书。” (長澤規矩也《中華民國書林一瞥》, 见《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6卷, 汲古書院1984年版, 第9页)日本学者尚且如此, 可以想见, 欧罗巴人伯希和出入厂肆, 肯定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徐俊先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京城学者获知伯希和携带敦煌秘籍的消息来源, 以端方的可能性最大, 其中董康与端方联系最为密切, 从几个当事人记述看, 董康似起到了联络人的作用。” (徐俊《伯希和劫经早期传播史事杂考》, 见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第48页)可备一说。）)。平心而论, 董、王二人在当时并非最早得知有关敦煌文献信息的清朝官员, 但与他人不同的是, 董、王表现出强烈的学术敏感性、锲而不舍的追踪精神与灵活的公关能力。这恐怕与董、王身为参与晚清新政的法律官员并都有过出洋考察的经历不无关系。

董、王二人通过一“ 美利坚人” 作中介, 才得以见到伯希和, 由此建立了学术往来的友谊。可见, 这一“ 美利坚人” 居中联络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那么他究系何人?王文推测此人为福开森[1]132。如今《江瀚日记》公布, 明确记载此人即“ 马克密” 。马克密(Fredrick McCormick, 1870— 1951)在当时的北京外交圈中可谓大名鼎鼎②（②马克密生平参见Boltz J.M., ″The McCormick Korean Collection of Pomona College, ″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No.77 78(1985), pp.26 27。）, 1908年, 美国亚洲文艺会书记马克密“ 以中国文化在昔称盛, 而其所有之古物, 为中外人民所窃毁者业已不少。故又分设一中国古物保存会(The China Monuments Society)” [7]16, 呼吁大力保护中国文物, 此举得到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外侨以及欧美学者的热烈响应。“ 该会之本部在北京, 由各使馆中之代表为董事……世界各处之中国学家为该会会员者, 在三百人以上。” [7]181909年, 伯希和来到北京, 正值马克密组织成立中国古物保存会后不久。董康、王式通试图通过介绍人与素昧平生的伯希和建立学术联系, 马克密自然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江瀚日记》称10月4日当晚“ 公讌法国伯希和君并美国马克密君” , 实际上结合《恽毓鼎日记》可知, 马克密应是以介绍人的身份作为陪客, 不过由于他身兼美国亚洲文艺会书记与新成立的中国古物保存会负责人, 可一并介绍给北京的中国学者。

(二) 《江瀚日记》所记中国学者的构成

出席宴会的北京学人的身份非常引人注目。《恽毓鼎日记》称“ 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 , 表面上看, 纯属学者间私人性质的宴会。但如果详细考察《江瀚日记》所记16位中国学者的身份, 会发现此次公宴不可避免地带有半官方色彩, 可谓“ 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 请见表1:

表1 《江瀚日记》所记16位中国学者

从上表不难看出, 受邀出席的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以学部、京师大学堂以及大理院系统的官员为主。由于学部与京师大学堂职能关系密切, 不少学者都在这两个部门身兼二职, 比如江瀚、王仁俊、蒋黼以及因故未出席的罗振玉。那些在大理院系统任官的学者应该是董康、王式通二人邀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的姚大荣及王式通本人也同时兼任学部的职位, 因此他们也与学部的官员存在一定交集。

种种迹象表明, 此次公宴的发起人与运作者是董康、王式通。他们不仅是最早专门就敦煌文献而与伯希和接洽的中国学者, 并且是参与晚清新政的法律官员, 与在北京的外国人熟稔, 宴会地点定在六国饭店并不是偶然的。但在这次公宴中占据主体并发挥实际作用的, 则是那些身居学部或京师大学堂官员的学者。他们中的低级官员, 比如王仁俊、蒋黼、王国维都是较早接触伯希和所携敦煌文献藏品的学者。而像宝熙、徐坊、刘廷琛、柯劭忞这样的学部或京师大学堂要员, 他们的到来则很可能与罗振玉(身居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极力促成有关。罗振玉在1931年撰写的《集蓼编》中回忆道:“ 博士出示所得唐人写本及石刻, 诧为奇宝, 乃与商影照十余种, 约同志数人觞之。” [8]27背最后一句当指公宴而言①（①《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云:“ 廿一日, 觞法客于六国饭店。” 可参。见嘉兴博物馆编《函绵尺素— — 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 沈曾植往来信札》, (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第178-179页。）[6]4。罗振玉之子罗福颐在《敦煌石室稽古录》中更明确地称:“ 先君诧为奇宝, 乃与同志蒋斧、王仁俊、曹元忠、董康等觞之。” [9]90可见, 罗振玉尽管后来因故并未与会, 但他作为董康的好友, 也是公宴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公宴上散发由罗振玉撰写、董康诵芬室刊印的小册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 足见其“ 同志数人” 经过了精心准备。

荣新江先生《北京大学与敦煌学》一文称参加公宴的“ 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 [10], 这一点虽然不误, 但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学部系统的学者群体, 他们当中的高官在此次公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实际作用, 直接促成了学部电告陕甘总督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这一重要事件。这或许是组织此次公宴的主要目的之一。

因为学部的主事官员起初对购买劫余敦煌写卷并不热心。1909年中秋节(1909年9月28日, 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 罗振玉会晤伯希和, 并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尚有卷轴约八千轴。罗振玉随即提议由学部致电陕甘总督将劫余敦煌写卷购归。《集蓼编》记其事曰:

博士为言, 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轴, 但以佛经为多, 异日恐他人尽取无遗, 盍早日构致京师乎?予闻之, 欣然以语乔茂蘐左丞, 请电护陕甘总督毛实君方伯庆蕃, 托其购致学部。予并拟电, 言需款几何, 先请垫给, 由部偿还。乔君携电上堂白之, 则电允照发, 而将还款语删去。予意甘肃贫瘠, 若令甘督任此, 必致为难。乃复提议于大学, 由大学出金。总监督刘公亦谓大学无此款。予曰:若大学无此款, 由农科节省充之, 即予俸亦可捐充。刘公始允发电。[8]27背

罗振玉极力主张保存劫余敦煌文献, 功不可没。但《集蓼编》毕竟出自多年后的回忆, 刘廷琛是不是听了罗振玉的一番慷慨陈词后随即“ 始允发电” , 此点不无疑问。

1909年10月2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罗振玉在致著名报人、学部谘议官汪康年的信中云:“ 闻敦煌石室所藏尚有存者, 拟与当道言之, 讯电毛实君, 余存不知有否, 但有, 极力耸动之, 前车已失, 后来不知戒, 此可悲也。"[11]3169-3170可见此时电报尚未发出。而王文根据新发现的《恽毓鼎致沈曾植札》, 指出恽毓鼎提及在公宴当晚, 与会的官员随即议定“ 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 令尽收其余(闻多系经卷及破碎小册), 为补牢之计” [1]140。与罗振玉的回忆对读, 不难看出, “ 购致学部” 的电报在1909年中秋之后、公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即已拟好, 但因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都以经费问题敷衍塞责, 久拖不决①（罗振玉《< 鸣沙石室佚书> 序》(1913年):“ 往者伯君告予, 石室卷轴取携之余, 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学部, 移牍甘陇。乃当道惜金, 濡滞未决。” 见罗振玉编《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第2页。）。但在公宴当晚, 听取了中外学者关于敦煌文献宝贵价值的介绍后, 宝熙、刘廷琛等主事官员的态度为之一变, 当即拍板“ 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 。这充分表明举办此次公宴既有对外联络西方学者、推动刊布敦煌写本事宜的目的, 也有对内促成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的用意。公宴的组织者利用宴请伯希和的契机, 借重学者圈内的公议以敦促主事官员转变态度, 诚可谓用心良苦。

《集蓼编》中只提到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 始允发电” , 实际上出身宗室、担任学部右侍郎的宝熙的态度更为关键。罗振玉在《归梦寮日笺》中回忆:“ 莫高窟古卷轴, 斯坦因、伯希和二氏既选其精异者携归伦敦与巴黎, 其所遗尚约三之一, 予请于宝沈庵侍郎熙电属毛实君方伯庆藩购归学部图书馆。” [12]138据时任学部图书局局长的袁嘉谷于1928年回忆称:“ 罗主张向白(伯)希和借来影印, 又由宝公转告严公(引者按:指学部左侍郎严修), 电饬敦煌县令:‘ 无论石室中片纸单字, 都要搜解学部。’ 这事算做成了。” [13]568以上可互相印证。可见, 电报应是取得了学部与京师大学堂两方面主事官员的一致同意后联名发出的。

这份电报发出的具体日期是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②（②孔祥吉先生认为电报发出的日期是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 即1909年10月3日, 不确。参见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 (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版, 第64页。）, 即公宴次日, 电文云:

兰州制台鉴:燉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山下千佛洞石室储藏唐人写本书籍甚多, 上年经法人伯希和亲赴其地购获不少。刻据伯希和云, 约尚存三分之二。本部现奏设京师图书馆, 凡古书旧刻皆应保存。况此项卷册乃系北宋以前所藏, 尤宜格外珍护。即希遴派妥员, 迅往查明现共存有若干。无论完全残破, 统行检齐解部, 幸勿遗失散落。所需运费由部认还。此外各洞中造象、古碑亦颇不少, 均属瑰异之品, 并希派员详细考查, 登记目录, 咨部存案。勿再令外人任意购求, 是为至要, 仍祈电复学部。养。[14]3正

电报中的“ 所需费用, 由部认还” 一语尤为关键, 说明罗振玉起草的电报虽然一度受阻于经费问题, 但在公宴之后最终得到上级的同意从而发出。尤可注意的是, 电文中提到筹备建立京师图书馆, 这为后来学部将押解到京的劫余敦煌写卷移交入藏京师图书馆埋下了伏笔。《集蓼编》称:“ 逾月, 大学及学部同得复电, 言已购得八千卷, 价三千元, 两电文同。” [8]27背复电同时致达学部与京师大学堂, 从这一点亦可印证应邀出席公宴的学者主体为学部和京师大学堂官员并不是偶然的, 这一邀请名单是经过罗振玉、董康等“ 同志数人” 精心确定的。总的来看, 在公宴前后的一系列活动中, 以董康与罗振玉所发挥的作用最大。1909年末写给伯希和、商讨刊布敦煌文献事宜的信件也是由他们二人共同署名①（①董康、罗振玉联名致伯希和的书信写于1909年12月22日, 直接请外务部人员译为法文, 不另附中文, 原件图版见祖艳馥、[西]达西娅· 维埃荷-罗斯编著《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第89-91页。伯希和的法文回信约在1910年8月份寄达罗振玉。罗振玉致端方的信中云:“ 昨伯希和有信来, 言影片因写真师身故, 致寄出迟滞。其来函已交授经, 托陈仁先兄译呈, 想日内当奉上也。” 原件图版见“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编《匋斋(端方)存牍》, (台北)“ 中央研究院” 近代研究史所1996年版, 第164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二人所做的大量工作得到了北京学界的充分认可, 所以公推董、罗二人出面联络伯希和。

这次公宴的意义是深远的:第一, 以罗振玉、董康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与伯希和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 当年即有书信往还, 从而为日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友谊的基础; 第二, 促成了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劫余敦煌写卷, 从而保存了一大批珍贵文献; 第三, 极大地提高了敦煌文献在中国学术界中的知名度, 从而激发了中国学者关注与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情。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称此次公宴后, 对于敦煌文献, “ 我国人始稍稍知之” [15]240。这一点从出席公宴的官员身上亦可得到直接反映。比如《江瀚日记》所记出席名单中提到“ 金巩伯” , 即金绍城(1878— 1926), 浙江南浔人。1910年, 清政府委派金绍城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万国监狱改良协会第八次会议, 并考察欧美各国监狱规制及审判办法。金绍城在《十八国游历日记》中记述, 1910年12月3日(宣统二年十一月二日), 即抵达巴黎的第三天, 他便“ 致微希叶、伯希和二君函, 皆法国东方学名家也。伯君得燉煌秘籍, 故函商请往一观” [16]52。金绍城的这一行动距离公宴仅仅过去一年多而已。尽管他的愿望最终并未实现①（①金绍城巴黎之行只见到了“ 西友沙畹” 。从同年远赴英、法的张元济的相关记述来看, 当时斯坦因、伯希和对敦煌文献都保持秘藏状态, 不轻易示人。参看1911年3月23日《张元济致汪康年书》, 见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52-53页。）, 但金绍城是目前我们所知最早走出国门远赴欧洲、试图探访敦煌文献藏品的中国官员, 在敦煌学史上仍应有其一席之地。

(三) 《江瀚日记》可供纠正学术史研究的细节错误

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说当天的出席者包括“ 宝侍郎、刘少卿” 。③（③参见救堂生(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 原载《燕尘》1909年第2卷第11号。此据施萍婷《敦煌学杂谈之一》所译全文, 载《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第5页。）桑兵先生[17]118、荣新江先生[10]100、王冀青先生[1]134皆认为“ 刘少卿” 是指刘廷琛。今据《江瀚日记》, 名单中载有“ 刘幼云” , 可知刘廷琛当晚确曾赴宴。但《江瀚日记》所记中国学者名单起首二人为“ 宝瑞宸、刘仲鲁” , 与田中所记名单起首的“ 宝侍郎、刘少卿” 对读, 可知“ 刘少卿” 实乃指“ 刘仲鲁” , 即刘若曾(1860— 1929), 时任大理院少卿一职, 正三品[18]764。由于他与宝熙分别担任大理院与学部的要员, 所以会位居宴会名单的前列。施萍婷先生曾提出, “ 刘少卿, 一个可能是‘ 大理院少卿刘若曾’ ” , 可惜未坚持此看法, 最终还是认为“ ‘ 刘少卿’ 很可能是刘廷琛” [3]5。如果不是《江瀚日记》的公布, 我们的确很难想象得出曾有不少大理院系统的官员出席此次公宴。

施文[3]2、王文[1]131皆推测田中庆太郎也是参加公宴的来宾之一, 恐不确。《江瀚日记》提到赴会的外国人只有“ 法国伯希和君并美国马克密君” 。前文已述, 公宴的邀请名单是经过董康、罗振玉等“ 同志数人” 精心确定的。从这个角度看, 田中庆太郎尽管与董康、罗振玉等版本学家熟识, 也曾亲赴伯希和寓所观摩敦煌写本, 但身为一介日本书贾的田中不大可能获邀参加由官员举行的公宴。因为给田中之流“ 下帖” , 无疑有悖于清朝官场社交的基本礼仪。其实细读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 他也从没有明确宣称自己出席过此次公宴。正是因为他不是与会人员, 所以弄错具体日期和赴宴人数也就不足为奇了。

桑兵先生《伯希和与近代学术界》一文云:“ 据甘孺(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 伯氏‘ 过京, 赁宅苏州胡同……伯氏托其友为介欲见乡人, 乃以中秋晨(9月28日)驱车往’ 。此说时间、地点、缘由多误。伯氏寓于八宝胡同, 9月11日即离开北京。” [17]118桑兵先生认为伯希和于1909年9月11日离开北京, 依据的当是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的话:“ 伯希和氏因与北京士大夫应酬, 9月11日才坐上前门站始发的火车, 经西伯利亚回国。” ①（①参见救堂生(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 原载《燕尘》1909年第2卷第11号。此据施萍婷《敦煌学杂谈之一》所译全文, 载《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第5页。）徐俊先生指出:“ 田中记录伯希和坐火车离开北京经西伯利亚回国的时间为9月11日, 似也有误……尚待查考。” [19]49王冀青先生认为:“ 田中庆太郎文中记录(公宴伯希和)的日期被错误地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那么依次类推, 也可将田中庆太郎记录伯希和离开北京时间‘ 9月11日’ 矫正为1909年10月11日。” [1]144王冀青先生的推论堪称卓识。《江瀚日记》于1909年10月11日(宣统元年八月廿八日)明确记载:“ 得伯希和君函, 当询叔言, 今日晚车行矣。” [5]710可知伯希和离京的准确日期正是10月11日, 王冀青先生的观点于此可得进一步证实。这无疑有助于研究伯希和1909年在华的详细行程与交往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 公宴伯希和的时间(10月4日)恰好处在罗振玉中秋节会晤伯氏(9月28日)与伯希和离京(10月11日)的中间位置, 前后均相隔7天, 足见公宴日期是经过精心择定的。恽毓鼎在晚宴上代表中国学者致辞, 希望伯希和“ 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 大小一如原式, 寄还中国” [20]37背, 这大概正是得悉伯希和不久就要启程回国的缘故。

三

早期中国敦煌学几乎堪称“ 罗王之学” , 因此, 考察王国维在1909年是怎样与敦煌文献结缘的, 对研究敦煌学史不无裨益。

目前的几种王国维年谱、传记等都未言及他曾于1909年10月4日晚出席北京学界为伯希和举办的公宴, 由此可见《江瀚日记》所具有的宝贵史料价值。王国维官职很低, 只是任学部图书局编译, 负责编译图书。但他与罗振玉关系极为密切, 加之罗振玉又因病未赴宴, 因此, 王国维原本即受邀赴宴或者临时代为出席都在情理之中。王国维能够在学部图书局任职, 出自罗振玉的大力举荐。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云:“ 丙午春, 予奉学部奏调, 明年, 荐公学行于蒙古荣文恪公庆, 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 历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 [21]228身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本欲推荐王国维“ 为(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 总监刘廷琛却之, 遂罢议” [22]423。罗振玉之所以有此推荐, 是因为学部官员同时兼任京师大学堂教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尽管王国维担任学部图书局编译的时间不长(1907— 1911), 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樊炳清《王忠悫公事略》称王国维“ 此数年专攻词曲, 有《清真先生遗事》、《词录》、《曲录》、《戏曲考原》、《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诸书” [23]225。王国维对词曲研究的专一程度甚至表现在与伯希和的交往中。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说:“ 今秋观法人伯希和君所携敦煌石室唐人写本。伯君为言:新得明汪廷讷环翠堂十五种曲, 惜已束装, 未能展视。此书已为巴黎国民图书馆所有, 不知即《澹生堂书目》著录之《环翠堂乐府》也? [24]293-294对于此时正沉浸在词曲研究的王国维来说, 敦煌唐人写本的诱惑力甚至还远不及明人戏曲。这当然不是说王国维缺乏应有的学术资料的敏感度, 而恰恰是他保持一贯学术研究定力的表现。伯希和对王国维在通俗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推崇备至, 在纪念王氏的文章中说:“ 王国维为中国小说和戏剧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领域— — 他在所有领域都一样— — 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①（①Paul P., ″Wang Kouo-wei, ″ T'oung Pao, Vol.26, No.1(1928), pp.70-72。译文据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第416页。伯希和《王国维》一文的手稿图版见祖艳馥、[西]达西娅· 维埃荷-罗斯编著《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第195-198页。）尽管王国维当时的关注点并不在敦煌写本, 但他在1909年接触到敦煌文献, 从他全部的学术生涯来看, 等于为他辛亥以后的学术转向做好了铺垫。因为新材料总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 积累一段时间后, 将初次见到敦煌文献的狂喜转化为冷静的学术思考, 对于大学者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众所周知, 王国维不善交际②（②罗继祖称:“ 观堂的社交不广, 能称得起知心朋友的尤少。” 见罗继祖《鲁诗堂谈往录》,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第271页。）, 他能见到伯希和, 接触到敦煌文献, 以及参加公宴, 都与王氏的师友过从密不可分。王氏弟子赵万里所作年谱云:“ 伯氏所得, 携之过京, 罗先生与吴县蒋伯斧黼、武进董授经康及先生均往假观, 并择其尤者录之, 先生之识伯氏自此始。” [22]418可以肯定, 正是通过罗振玉的引荐③（③“ (伯希和)尚余数束未携归, 吾友董授经京卿康以此事见告, 乃与同好往观。” 见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 载《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11号, 第56页。）, 王国维才得以结识伯希和。这也与伯希和的回忆相印证, 伯希和于1929年回忆道:“ 1909年我客居北京之时, 曾带去几卷精美的敦煌遗书, 并由此结识了罗振玉和他身边的一群学问家, 有蒋斧、董康以及王国维……我才有幸第一次与这些当代中国视作考古学家和文献学家的人有了私人接触。” ④（④Paul P., ″Wang Kouo-wei, ″ T'oung Pao, Vol.26, No.1(1928), pp.70-72。译文据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第414-415页。）

对于1909年两人的结识, 王国维也是印象深刻, 他对年龄仅小一岁的伯希和印象颇佳:“ 当光宣之际, 余遇博士于京师, 以为博士优于中学。” [25]672王国维在1919年“ 中秋前二日” 致伯希和的信中云:“ 伯希和先生阁下:燕台一别, 忽忽十年……前年得见尊撰《摩尼教经译本》并《摩尼教考》, 弟虽未谙法文, 然见所引汉籍源流赅备, 钦佩钦佩!又见八年前先生初任教授时演说(今夏始得见之), 得悉近年东方古语学之进步。因作《西胡考》二篇并他杂文数篇, 令人缮录一册呈教。” ⑤（⑤原件图版见祖艳馥、[西]达西娅· 维埃荷-罗斯编著《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第147-149页。）[26]495在这十年中, 王国维、伯希和虽然并未再谋面, 但两人都一直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可谓惺惺相惜。在该信结尾, 王国维表示:“ 唐刻《切韵》弟想望者已十年, 能否一同影照?此二书影照后仍由罗先生印行。” [26]495五代刻本《切韵》见诸罗振玉1909年所撰《莫高窟石室秘录》:“ 《切韵》(残, 未见), 伯君言:乃五代刊本, 细书小板。” [27]81该书是中国学术界翘首以盼的重要文献⑥（⑥1914年2月21日董康致伯希和函:“ 前在北京, 闻先生言石窟发见之书内有《陈伯玉集》、《冥报记》及五代时刻板之《切韵》, 此数种尤所魂思梦想者。” 原件图版见祖艳馥、[西]达西娅· 维埃荷-罗斯编著《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第41页。）。此信希望伯希和尽早公布《切韵》刻本的呼声, 可视为1909年那次公宴之后的余响。

需要指出的是, 1909年的王国维在接触敦煌文献的过程中, 还受到学部图书局同事的积极影响, 这一点同样不可忽视。时任学部图书局局长的袁嘉谷于1928年6月27日在东陆大学的演讲中说:

还有一段轶事我讲给你们听。当己酉年的秋天, 有个法国人白(伯)希和携带他所得着的敦煌石室书卷, 同唐代、宋初以前的种种图籍到京去。我与局员相约去看, 其中有个王太史仁俊, 他怕失了这一个机会, 携些烧饼去抄, 饿了他就将它当饭。当日白(伯)希和拿出来供大家看, 保护得十分的郑重, 看时他还不许用手摩。王太史一个人昼夜的抄, 不久就印了出来。尚有罗、董、宝诸名流, 静安也在……到了今日, 敦煌石室之书, 成了一宗专学。今天讲给你们听, 也可知道都人这样的好学。[13]568

可见当时在学部图书局任职的学者对伯希和展示的敦煌文献的重视程度, 不仅“ 相约去看” , 而且积极抄录。抄录人中不仅有王仁俊①（①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述》:“ 伯君来都, 贤士大夫咸往访之, 俊则赍油素、握铅椠, 怀饼就钞者四日。” 见王仁俊编《敦煌石室真迹录》, (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第1页背。）, 还有蒋黼②（②蒋黼《< 沙州文录> 序》:“ 今年秋, 遇法兰西学士伯希和于京师。读其所获燉煌石室书卷……乃与同县王捍郑太守, 尽二日之力手录之, 得碑赞敕牒杂文二十余篇。” 见蒋黼编《沙州文录》, 诵芬室排印, 宣统元年(1909)九月, 第1页。）, 他们二人都是身兼学部与京师大学堂二职。其中王国维与蒋黼最为友善, 孙雄在挽诗中称:“ 海宁绝学空流辈, 王蒋齐名谐黻佩。” 注中回忆云:“ 辛亥以前, 静安官学部, 与蒋君伯斧相契恰。” [28]15背蒋黼抄录敦煌文献的热情要远远大于王国维。可以说, 王国维能够对敦煌文献发生兴趣, 在很大程度上与蒋黼、王仁俊等学部图书局朋友、同事的积极影响密不可分。

1909年底至1910年初, 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蒋黼的《沙州文录》、曹元忠(时任学部图局编修)的《沙州石室文字记》相继刊行, 并且后三种都是由董康诵芬室刊行的。荣新江指出:“ 这批录文和研究札记, 构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初期篇章。” [10]99这些早期敦煌学书籍的编者都供职于学部及京师大学堂, 这一现象值得学术史重视。

据赵万里所撰年谱记述:“ 罗先生等乃有《敦煌石室遗书》之辑, 计慧超《往五天竺传》《沙州图经》等十余种, 武进董授经刊之, 助之校理者亦以先生之力为多。 [22]420-421王国维还发挥外语特长, 翻译了斯坦因的演讲词《中亚细亚探检谈》③（③参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9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第631-657页。《王国维全集》编辑者称该文“ 译于1909年” , 不精确, 该文译于宣统元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一日(1909.12.13— 1910.1.31)之间。）, 收录进《敦煌石室遗书》的附录《流沙访古记》之中④（④罗振玉《< 流沙访古记> 序》:“ 今年秋八月, 同好既影照敦煌石室文字。冬十一月, 东友藤田学士丰八邮寄英伦地学协会杂志, 中载匈牙利人斯坦因氏游历中央亚细亚演说, 记敦煌得书事, 并考西陲水道, 叙述至详。已而沈君昕伯纮自巴黎译寄伯希和氏演说。又于日本《史学杂志》中见德人第二次游历土耳其斯坦报, 爰会译为《流沙访古记》。” 见罗振玉辑《流沙访古记》, 诵芬室排印, 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 第1页正。）。可见, 正是在协助编印相关书籍的过程中, 王国维大大加深了对敦煌文献的认识。这为他日后投身敦煌文献的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

1909年时, 中国学者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不过是伯希和行箧中的区区几卷而已。而王国维此时则已将目光投向了敦煌莫高窟本身, 他于1909年9月致函托兰州学者慕寿祺拓印莫高窟碑等数十份[29]。所需拓本数量如此之多, 应是除供自己研究外, 转送同好之用。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 尽管饱受资料严重匮乏的困扰, 但当时北京学界对敦煌文献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 这预示了一门崭新的学问— — 敦煌学, 即将在中国学术界喷薄而出、欣欣向荣。

综上所述, 《江瀚日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进一步证实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准确时间是在1909年10月4日晚。《江瀚日记》所记录的出席宴会的中外学者名单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记载人数最多的一份, 多达18人, 与《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所称赴宴共计24人的总数只相差6人而已。其中王国维的名字亦赫然在列, 不仅可补充现有几种王国维年谱记载的不足, 而且为考察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之间的学术联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 可通过这份名单从学术史角度重新审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的性质与意义。此次公宴原本具有双重意图, 既有对外联络西方学者、推动敦煌文献刊布的目的, 也有对内促成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的用意。此次公宴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上述目标, 而且大大提高了敦煌文献在中国学术圈的影响, 直接推动了早期敦煌学的勃兴。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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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孙雄: 《 昆明湖曲吊王君静安》, 见王高明辑: 《王忠悫公哀挽录》, 天津: 上虞罗氏刊本, 1927年, 第15-16页.
[Sun Xiong, ″ An Allergy for Wang Guowei in the Rhyme of Kunming Lake, ″ in Wang Gaoming(ed. ), A Book of Mourning for Wang Guowei, Tianjin: Shangyu Luo, 1927, pp. 15-16. ] [本文引用:1]
[29] 袁英光、刘寅生编: 《王国维年谱长编: 1877—1927》,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 .
[Yuan Yingguang & Liu Yinsheng(eds. ), The Chronicle of Wang Guowei(1877-1927),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