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1.孙敏强(https://orcid.org/0000-0003-3613-8434),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2.霍东晓(https://orcid.org/0000-0002-2231-6167),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寿苏雅集源于清人宋荦,被翁方纲、毕沅等人发扬光大,至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寿苏雅集的流行既与组织者及参与者的个人心态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集会活动一方面要求组织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坛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也要求祭拜对象具备强大的感召力,能够满足祭拜者的精神需求,引发心灵共鸣。在雅集中所展示的画作及诗人们的唱和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洒脱不羁的苏轼形象,正是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虽然清人亦曾为白居易、欧阳修及黄庭坚等人祭祀生日,但其规模、持续时间及影响力都不能与寿苏相提并论。清人寿苏传统还被日本学者长尾雨山传到京都,并有《寿苏集》流传于世。
First proposed by Song Luo of Qing Dynasty and promoted by celebrities like Weng Fanggang and Bi Yuan, the gathering and responsorial activities in commemoration of Su Shi's birthday in Qing Dynasty was a significant cultural phenomenon which turned into a nationwide ritual during the years of Qian Long Emperor and Jia Qing Emperor. Such popularity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ersonal attitudes of the organizers and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with the social cultural backgrounds. Firstly, these people worshipped Su Shi since their childhood. This worship developed into an affectionate bond with Su Shi and his works because of Shi Zu Su Shi when they served as government officials. Secondly, to correct Ming poets' statement that ″authentic poetry started from Tang″, some Qing poets gradually shifted their eyes to Song poetry, which, to some extent, gave impetus to the commemoration of Su Shi. However, the switch to Song poetry was not the primary impetus as there were lots of Qing poets who did not favor Song poetry but respected Su Shi. Lastly, in the subtle political background in Qing Dynasty, commemorating prominent scholars of the past generations beca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intellectuals to express themselves. To hold this special commemor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organizers should hav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the literary circle and have sufficient economic power to sponsor it; On the other hand, the objects of worship should have strong charisma to satisfy the spiritual needs of intellectuals. In consistence with the standard of ″deep insight into human beings and reflection on the society″, the worshipped person must meet the double requirements of great literary talent and morality and. Su Shi was the perfect idol in whom the Qing poets reposed their ideals and hopes. Owing to this, the image of Su Shi in the artworks presented during the commemoration was stereotyped as wearing a bamboo hat and geta, graceful and at ease, mirroring the optimistic, elegant, and unrestrained side of intellectuals when they were away from the political arena. Although there were several commemorations in honor of Bai Juyi, Ouyang Xiu, Huang Tingjian, their scales, influences and duration could not compare with the commemoration of Su Shi. Furthermore, the commemoration of Su Shi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by Changwei Yushan, a Japanese artist, which was recorded in Collection of the Gathering and Responsorial Activities in Commemoration of Su Shi.
苏轼, 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 谥文忠, 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农历丙子(1036)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 下文所用时间皆以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为准), 眉州眉山人。苏轼曾说:“ 仆乃以磨蝎为命, 平生多得谪誉。” [1]51他将自己坎坷的命运与出生时间联系在一起。也许他没想到, 在距自己七百余年后的清代, 诸多文人将其奉为完美的人格典范, 寿苏雅集随之风靡全国。在寿苏雅集成为一代风气的过程中, 宋荦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所组织的集会唱和具有发端性意义, 而乾隆年间的翁方纲长达四十余年的寿苏雅集则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广作用。同时期的毕沅也有过长达十五年的寿苏雅集①(①关于毕沅主持的寿苏雅集, 朱则杰先生已有十分详尽的考释, 本文所引关于毕沅的观点皆参见朱则杰《毕沅“ 苏文忠公生日设祀” 集会唱和考论》, 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第84-89页。)。寿苏风气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 还被长尾雨山传到日本, 造就了一时盛会。
寿苏雅集发端于清代康熙年间, 宋荦是其首倡者。宋荦(1634— 1713), 字牧仲, 号漫堂, 又号西陂、绵津山人, 河南商丘人。宋荦十分仰慕苏轼其人, 曾在《施注苏诗序》中说:“ 予自龆齿时, 闻长老言苏文忠公之为人, 心窃慕效之。及就傅, 读公传, 向往愈挚。尝图公像悬座右, 而貌予侍其侧。” [2]2835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春, 他从江南藏书家购得《施注苏诗》残本, 于是“ 属武进邵长蘅补其阙卷。长蘅补八卷, 病未能卒业, 更倩高邮李必恒续成” [3]卷二○, 301。是年冬, 《施注苏诗》的刊补工作最终完成。那日恰逢苏轼生日, 当然, 宋荦等人也极有可能是有意赶在苏轼生日当天完成这项工作的。总之, 在这个既是苏轼生日又是《施注苏诗》刊补完成的特殊日子里, 宋荦召集门人祭拜苏轼并赋诗纪念, 这是目前所见清人举办的第一次寿苏雅集。宋荦诗题曰《刊补< 施注苏诗> 竟于腊月十九坡公生日, 率诸生致祭》, 并附有冯景、吴士玉及儿子宋至的作品。兹录宋荦全诗如下:
文章气节眉山苏, 高名岳岳惊凡夫。七百余年余欣慕, 梦中恒接鬑鬑须。公厄一时死不朽, 遗编学者多霑濡。诗注吴兴最称善, 梅溪旧本徒区区。断简搜得费补缀, 邵(长蘅)冯(景)顾(嗣立)李(必恒)儿至俱。刊成恰当公生日, 岁暮霁景堪欢娱。招邀名士肃下拜, 小沧浪挂笠屐图。黄鸡花猪荐夙好, 亦有蜜酒盈杯盂。左图右书歊宝气, 霓旌髣髴来云衢。顾余江湖久放浪, 长安馈岁每岁无。似闻家僮相窃笑, 媚兹一老母乃迂。粗官自审亦良怪, 行事动与今人殊。且同我辈永今夕, 缺月皎皎县墙隅。短札急报渔洋老, 应有好句酬狂奴。[4]196
此次集会的地点是苏州“ 小沧浪” 。宋荦《春日过访叶星期二弃草堂不值》二首, 其一自注曰“ 余署中有小沧浪” [4]173, 当时宋荦官居江苏巡抚, 官邸位于苏州。“ 左图右书” 道出了此次寿苏雅集的庆祝物件, “ 图” 即宋荦早年所藏《东坡笠屐图》, “ 书” 即《施注苏诗》的刊补本。雅集参与者有冯景、吴士玉及宋至等人, 但刊补《施注苏诗》的主力邵长蘅似乎缺席了。原来由于集会当日坚冰塞川, 邵长蘅居所又远, 因此遗憾地错过了这次庆祝大会。事后邵长蘅作《东坡先生生日倡和诗序》曰:“ 公既倡为七言歌诗, 记其胜, 同时和者如千人, 裒然盈卷轴, 慕而为之者, 犹未已也。公辄汇为一编, 命蘅序。” [5]113由此可见, 这次寿苏雅集具有一定规模, 且作品被编辑成册。可惜作品集今已不传于世, 此次集会唱和的更多细节已被历史所湮没。邵所说的“ 慕而为之者, 犹未已也” 确实不误, 苏轼在清代备受推崇, 宋荦在当时文坛和政坛均颇有影响力, 人们争相赋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宋荦诗末有“ 短札急报渔洋老, 应有好句酬狂奴” 句, 但目前没有在王士
目前可见的冯景、吴士玉及宋至三人的作品, 都无一例外地对当年诬陷苏轼的佞人进行了批判, 进而表达了对苏轼面对逆境时那种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高风亮节的无限敬意。如冯景“ 命宫磨蝎等昌黎, 身在斗牛复簸箕。一生遭谤被口语, 譬彼攻石成完瑜” [4]196-197; 再如吴士玉的“ 党锢频仍何太劳,
宋荦诗中则处处洋溢着对苏轼超然物外、豁达乐观情怀的赞美之情:苏轼当年谪居儋州时生活清贫, 却不以为苦; 雨天借用农家斗笠和木屐, 仍怡然自得。宋荦在次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年己卯(1701)所作《题< 东坡笠屐图> 》中亦云:“ 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 六百余年后犹可想见。” [4]323据宋荦自撰的《漫堂年谱》,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这一年, 已经67岁高龄的他一直忙于江苏地区的赈灾事务, 屡次奏请减免灾民租税。然而到了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这一天, 他“ 悬公笠图于小沧浪, 率诸生致祭, 赋诗纪事” [4]614, 足见宋荦对苏轼生日格外重视, 宋荦得到《施注苏诗》的残卷实属历史的偶然, 然而刊补工作完成后的寿苏雅集则是一次必然性的盛会。
虽然此后并不见宋荦继续为苏轼庆祝生日, 然而在清代历史长河中, 这次带有总结性意味(作为刊补《施注苏诗》的一个句号)的集会, 却呼应着其后诸如翁方纲、毕沅、程恩泽、陈用光等所主持的一系列寿苏雅集活动。后人吴泰来在毕沅所主持的寿苏雅集中有诗云:“ 千古瓣香酬夙愿, 风流肯让宋中丞(自注:商丘公抚吴, 曾邀东南名士, 于诞辰设祀, 并刻施元之注东坡集行世)。” [7]94-95翁方纲亦有《腊月十九诸公集苏斋, 作坡公生日, 观宋漫堂小像及西陂草堂图, 同用西陂集中祭坡公韵》[8]30-31一诗。毫无疑问, 到了翁方纲、毕沅等人的时代, 寿苏雅集已经绕不开寿苏鼻祖— — 西陂老人宋荦。
宋荦之后, 相隔七十余年, 在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十二月十九日这天, 画家王秋山(字萃圃)请友人罗聘画东坡小像, 并在家中设宴庆祝苏轼生日, 参与者还有程晋芳(字鱼门, 号蕺园)等。据记载, 王秋山“ 工
粉云低, 银絮密, 风起逗帘隙。独鹤南飞, 坡老去无迹。有人描绘须眉, 酹酒焚香, 也抵作、梅花生日。 胜流集, 更看燕颤梁东, 东君屡呼出(自注:秋山命姫人出拜)。仿佛朝云, 柔情伴诗客。夜分箫试玻瓈, 灯笼翡翠, 又何减、黄楼吹笛?[10]627
罗聘《罗聘诗文集· 香叶草堂诗存· 辛卯十二月十九日, 王萃圃招同人作坡仙生日》云:
眉山面目作生绡(予写坡仙小像), 孤鹤南飞迹已遥。竹
半帘寒色一炉香, 高馆词人乐未央。记得坡仙生日事, 寄茶会亦有王郎。[11]303
虽然以上作品体裁不同, 但皆以叙事为主。前半部分皆围绕东坡生日, 古有李委吹笛献曲, 今有罗聘绘制肖像, 如今孤鹤南飞、坡仙已逝, 但人们仍以寿苏雅集的方式在缅怀潇洒出尘的苏轼, 纪念的基本形式便是“ 酹酒焚香” 。后半部分则写当下的宴会之乐, 王秋山家中的乐姬犹如朝云一般温柔, 显然是以王秋山比附苏轼, 借以称美此次集会的组织者。值得注意的是, 《祝英台近》这一词牌名“ 始见《东坡乐府》” [12]99, 说明此次集会乃是紧紧围绕苏轼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展开的。然而, 此时的寿苏雅集仍然处在一种零散无规律的状态中, 没有形成系列性的庆祝活动。直到两年后, 在苏轼人格魅力与精神辉光的引领下, 翁方纲似乎自觉接过了前辈们手中寿苏雅集之火炬, 从此“ 年年腊月拜坡公” [13]181, 四十余年间几乎从未间断, 成为寿苏雅集最为关键的组织者与发扬者。
翁方纲(1733— 1818), 字正三, 一字忠叙, 号覃溪, 晚号苏斋, 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进士。翁方纲可谓有清一代最狂热的“ 东坡迷” , 他不仅以“ 苏斋” 为号, “ 窃附私淑前贤之意” [13]398, 还以“ 宝苏” 名其室, 一生致力于苏轼诗词歌赋、墨宝、画像等的收藏。“ 宝苏室” 的命名缘起于翁方纲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购得的《施注苏诗》。据翁方纲《宝苏斋小草》自述, 此时宝苏室内还陈列了六年前于广东购得的《天际乌云帖》《东坡笠屐图》和其他三幅苏轼画像的拓本[8]451。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十二月十七日, 翁方纲购入《施注苏诗》, 正是康熙年间宋荦刊补过的本子。喜得此本, 是翁方纲开始组织寿苏雅集的直接原因, 其赋诗曰:“ ……摹公书帖奉公像, 笑彼亭长署杜亭。我当焚香日望拜, 公乎弭节来云骈……” [8]452流露出祭拜苏轼之意。十二月十八日, 有诗赋《施注苏诗》残本。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当天, 翁方纲“ 以合装《苏斋图》供苏轼像前, 同人小集拜苏轼生日” [14]71。十二月二十一日, 将十八日赋诗书于《施注苏诗》残本后。考察翁方纲作品集, 接下来的五年间即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至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 翁方纲并没有继续为苏轼庆祝生日。也就是说,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的这次集会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宋荦组织的那次极为相似, 皆缘起于《施注苏诗》, 具有偶然性和非连续性。
直到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 被遗忘了五年的寿苏雅集又重新被提上日程。翁方纲以罗聘离京为契机, 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罗聘离开前一天)召集同人聚集苏斋, 预祝苏轼生日, 兼为罗聘饯行。此次集会参与者众多, 据沈津《翁方纲年谱》, “ 有鱼门先生(程晋芳)、瘦同先生(张埙)、两峰先生(罗聘)、未谷先生(桂馥)、竹桥先生(吴蔚光)、驾堂老先生(周厚辕)、谷人老先生(吴锡麒)、伯恭老先生(陈崇本)、匏尊大兄(沈心醇)、芝山大兄(宋葆淳)、稚存大兄(洪亮吉)、仲则大兄(黄景仁)” 等[14]140。此次集会, 目前可见诗作四首。翁方纲赋诗两首, 题曰《东坡生日, 两峰为摹龙眠、松雪、老莲诸画像, 邀诸公集苏斋, 兼送两峰出都, 同用“ 苏” 字》:
笛声又作鹤飞孤, 尚忆穿云裂石乎。坐客翻占星聚北, 道人能记室名苏。更超言象非诗笔, 岂止精神在画图。雪月昏黄梅竹亚, 笑拈此段后难摹。
每追元祐与元符, 剩费清宵酹百壶。异代怀人援末契, 后来能者未全无。一时同调堪论世, 几个知音许宝苏。再拜焚香星斗下, 君传此事到江湖。[8]535
罗聘有诗《十二月十九日, 为东坡生日, 翁覃溪学士邀集同人, 用“ 苏” 字韵, 送予出都, 余亦继作》:
尚友心期道不孤, 先生自是列仙儒。瓣香远接峨嵋蜀, 肖像争传学士苏。此日奎垣争降宿, 来朝客路复吹竽。天寒岁暮匆匆别, 高会还思异日俱。[11]311
洪亮吉有诗《东坡生日, 集翁学士方纲苏斋, 即送罗山人聘岀都》:
廿载我居公旧宅(东坡卒于常州, 其宅前属余外家蒋氏, 岁常以生卒日祀东坡并为会), 一年两度荐清酤。殊乡作客初逢腊, 学士开斋尚号苏。雅有诗名仿西蜀, 愁闻征棹反东吴。买田倘遂中年愿, 亦拟归收阳羡租。[15]479
此次唱和的主题十分明确, 一是送别罗聘, 一是寿苏。翁诗与罗诗中皆用了李委献曲之典, 洪诗则自述异乡做客初逢腊月的心情, 进而颂扬了集会的组织者翁方纲。值得注意的是, 洪亮吉诗中自注告诉我们, 其外家常州蒋氏也以生卒日祭拜东坡并举行集会活动。由此可见, 寿苏雅集并非单一的线性发展, 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京师文人圈。在稍后的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 毕沅也开始了系列性的寿苏雅集活动, 地点随毕沅为官之地而变, 先是在西安的巡抚署内, 再到开封, 再到武昌, 前后持续约十五年之久。翁方纲所主持的寿苏雅集持续时间最久、影响范围最大。限于篇幅, 本部分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对翁方纲主持的寿苏雅集的编年整理。
从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十二月十九日的这次集会开始, 翁方纲终其一生几乎从不间断地为苏轼庆祝生日, 直到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的十二月十九日, 八十四岁的翁方纲虽然没有亲自主持集会, 但仍然坚持参与弟子们所主持的同题活动, 作有《兰卿借< 苏斋笠屐像> 并< 偃松屏赞卷> , 集同人作坡公生日, 求赋诗》[13]320《茝邻同日作坡公生日, 求赋》[13]321等诗。四十余年来, 偶因家事或政务繁忙而暂停寿苏雅集, 翁方纲便会十分自责。如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 由于十二月十八日喜得贵子;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至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 由于赴江西为官忙于政务。这四年的寿苏雅集皆不能如期举行, 翁方纲在自己的诗歌中表露出惭愧之情, 诗曰:“ 生日缺荐筵, 四年虚度腊(自注:乙巳至今, 未举坡公生日之会)。公乎不我较, 意转如酬答。” [13]8而一年一度的东坡生日, 翁方纲或与友人展拜旧日所藏东坡画像, 或一同欣赏《施注苏诗》, 或请人描绘东坡新像, 其结晶便是流传至今的一首首诗篇。晚年的他曾在诗歌自注中提到:“ 尝欲辑宋漫堂以来作坡公生日集诸什为一编, 故并寄阮芸台, 知近日茝邻、兰卿续举此集也。” [13]321但翁方纲的愿望似乎未曾实现, 不可谓不是一种遗憾。然而翁方纲去世百年之后, 日本著名诗人长尾雨山在京都举办了四届寿苏雅集, 分别是民国四年乙卯(1915)、民国五年丙辰(1916)、民国六年丁巳(1917)、民国八年己未(1919), 且有《寿苏集》流传于世,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长尾雨山替翁方纲完成了夙愿。
清代诗人举办寿苏雅集, 既与组织者及参与者的个人喜好有关, 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 下文主要从士人风尚、诗学观念、文人心态等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 寿苏雅集组织者及参与者与苏轼相似的个人际遇, 或者一些偶然性事件, 是促成寿苏雅集的直接原因。如宋荦曾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为黄州通判, 而苏轼也于元丰三年庚申(1080)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再如毕沅曾官至陕西巡抚, 苏轼也于嘉祐六年辛丑(1061)为凤翔府判官。翁方纲更是自称“ 苏门弟子” , 以“ 苏斋” 为号, 以“ 宝苏” 为室名, 狂热地收集关于苏轼的一切诗词书画。偶然性事件的发生恰好成为将苏轼崇拜具体化为寿苏雅集的契机, 如宋荦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因《施注苏诗》“ 刊成恰当公生日” 而召集同人集会, 翁方纲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也因喜得《施注苏诗》而开始举办寿苏雅集, 毕沅则在第四次“ 官阁消寒会” 时将主题转向寿苏。
其次, 寿苏雅集的流行与清人文学观念的转变不无关系。有清一代, 为了纠正明人“ 诗必盛唐” 之弊病, 人们将目光转向宋诗。苏轼作为宋诗集大成者, 在清代诗人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苏诗的流行, 从上文提及的宋荦、翁方纲等人珍视《施注苏诗》可见一斑。同时, 宋荦、翁方纲、毕沅等人的财力亦足以支撑起刊补苏诗、召开雅集、结诗成集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 清代印刷业的发达也为结集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诗风取向并不是清人举办寿苏雅集的唯一动因, 也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清代不好宋诗却仍然爱慕苏轼其人者比比皆是。如主张“ 格调说” 的沈德潜, 其《说诗晬语》卷下云:“ 苏子瞻胸有洪炉, 金银铅锡, 皆归镕铸。其笔之超旷, 等于天马脱羁, 飞仙游戏, 穷极变幻, 而适如意中所欲出, 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元遗山云:‘ 只知诗到苏黄尽, 沧海横流却是谁?’ 嫌其有破坏唐体之意, 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 [16]233诗学上力主宗唐的沈德潜却肯定了苏诗境界阔大、不拘一格的优点。再如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亦云:“ 余雅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 以其诗声如钟吕, 气若江河, 不失于腐, 亦不流于郛。由其天分高, 学力厚, 故纵笔所之, 无不精警动人。不特在宋无此一家手笔, 即置之唐人中, 亦无此一家手笔也。” [17]20李调元不好宋诗而独爱苏轼, 为苏诗气贯长虹的气势所折服。事实上, 一位诗人主唐并不意味着他无法欣赏宋诗的精华, 如宋荦在《漫堂说诗》中所云:“ 自有得于性之所近, 不必模唐, 不必模古, 亦不必模宋、元、明, 而吾之真诗触境流出。” [4]301清代最著名的“ 东坡迷” 翁方纲更是“ 虽所服膺在少陵, 瓣香在东坡, 而初不以一家执也” [13]486。因此, 寿苏雅集的流行与宗宋诗风具有一定的联系, 但并非主导因素。
最后, 为什么明人没有举办寿苏雅集而清人却异常热衷?明代喜爱苏轼及其诗文者也不在少数, 如袁宗道十分崇尚白居易和东坡, 每到一地, 必将所居之室冠以“ 白苏” 之名, 其文集亦称《白苏斋类稿》, 但明代士大夫并未召集寿苏活动, 这与明清两代截然不同的政治气氛有关。在清代特殊的政治氛围的压力下, 人们表达自我情志的需求遭到一定程度的压制, 因而在私人空间或社交场合祭拜古人成为诗人们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一种重要方式。再者, 清代虽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但依然延续着自古以来文人雅集的传统。祭祀先贤是一种特殊的集会活动, 一方面要求组织者自身有一定的影响力, 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也要求祭拜对象具备强大的感召力, 能够满足祭拜者的精神需求, 引发心灵共鸣。宋荦、翁方纲、毕沅等主持者在当时的身份及影响力自不必赘述, 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祭拜对象为何是苏轼而不是别人呢?古人主张“ 知人论世” , 常常将文品与人品混为一谈, 有道德污点者往往连带其作品一同遭到唾弃, 而人品正直者则无形中使其作品加分。苏轼正是这样一个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经得起文品与人品双重考验的完美偶像, 他不仅经术文赋、诗词书画样样精通, 还被追谥为“ 苏文忠公” , 文学艺术成就与道德品格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 苏轼面对逆境时的从容旷达令后来者深深为之折服。正如邵长蘅所说, 苏轼家喻户晓、为人敬仰, 不仅仅因其道德文章, 更因其“ 浩然之气、清刚不挠之节与夫光风霁月之襟” [5]113。苏轼那种刚正不阿、达观从容、儒道互补的人格范式与其道德文章及各种才艺交相辉映, 最终成为清人反复纪念与追忆的对象。正如王汎森先生所说:“ 召唤古人的生日祭……一方面是表露自己的心迹, 一方面表示自我的认同, 一方面又是一种自我的塑造。” [18]在寿苏雅集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洒脱不羁的苏轼形象, 正是诗人们在现实官场之外所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
综上所述, 寿苏雅集是清人在微妙的政治氛围下寻求自我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 通过缅怀苏轼来营造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 实现自我精神寄托。虽然清人也间或为白居易、欧阳修及黄庭坚等人祭祀生日, 但其规模、持续时间及影响力都不能与寿苏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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