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世界怀疑主义认为, 我们无法拥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包括我们无法知道自己有手, 水是生命的必需品, 等等。对这一观点, 有两个影响较大的论证:一个是笛卡儿式论证, 以笛卡儿对怀疑主义的论证为本; 另一个是休谟式论证, 以休谟对怀疑主义的论证为本。值得一提的是, 笛卡儿虽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怀疑主义论证, 但他本人并非怀疑主义者。休谟则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当然, 也有人认为休谟不是怀疑主义者, 而是自然主义者。

让我们从笛卡儿式论证开始。这个论证可以重构如下:

(1)只有当一个人的证据E能排除所有不同于P的可能, 这个人才能知道P。

(2)有可能我其实不是坐在桌子旁, 而仅仅是梦到自己如此。

(3)因此, 只有当我的证据能排除了我在做梦的可能, 我才知道我正坐在桌子旁。

(4)但是我的证据无法排除这个可能。

(5)因此, 我无法知道我正坐在桌子旁。

(6)以上的推理适用于任何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

(7)因此, 任何人都无法知道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事。^①（①本节对休谟和笛卡儿式论证的重构, 参见Greco J., ″External World Skepticism, ″ Philosophy Compass, Vol.2, No.4(2007), pp.625-649。）

这个论证的关键是前提1和前提4。怀疑主义者承认我感觉到我正坐在桌子旁。常识认为, 我之所以有这个感觉, 是因为实际上我正坐在桌子旁。如果实际上我正在走路或正躺在床上, 我就不会有“ 我正坐在桌子旁” 的感觉。怀疑主义认为, 我之所以有这个感觉, 并不一定是因为实际上我正坐在桌子旁。我的这个感觉可以有其他解释, 比如我可能吃了某种药, 这种药让我在站着的时候有坐着的感觉; 我也可能正躺在床上做梦, 梦到自己坐在桌子旁。如果我不能排除这些可能, 那么我就不知道我正坐在桌子旁。常识认为, 我能完全排除吃药与睡觉的可能。如果我排除不了这些可能— — 我连自己是否吃过药或是否正在做梦都不能确定, 那么我应该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了。怀疑主义者不否认我能(独断地)排除这些可能, 但否定我有证据来排除这些可能:我能拥有的证据都是与“ 我其实在做梦, 而不是坐在桌子旁” 这个可能相兼容的。

除了笛卡儿式论证外, 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怀疑主义论证是休谟给出的。休谟式论证可以重构如下:

(1)用来支持我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的证据只能是:(a)事物对我呈现的方式; (b)“ 事物对我呈现的方式可靠地指示了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 这个假设。

(2)那个假设是不可能获得确证的。

(3)因此, 我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最终都只能以一个不可能获得确证的假设作为证据。

(4)如果一个信念以一个不可能获得确证的假设作为证据, 那么这个信念算不上知识。

(5)因此, 我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信念都算不上知识。换言之, 我无法拥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前提1需要一点说明。我们的信念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由其他信念推导出来的; 二是并非由其他信念推导出来的。比如我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 因为我看见了那杯水。这个信念是由我的视觉经验直接导致的, 不是从其他信念推导出来的。一个法官相信杀人犯是甲而不是乙, 这个信念则是从其他信念即各种各样的证据中推导出来的。不是由其他信念推导出来的信念, 通常称为“ 基础信念” 。非基础信念都是从基础信念中推导出来的。因此, 基础信念可以作为非基础信念的直接证据。如果基础信念为真, 并且推理没有问题, 那么非基础信念也为真。所以最终的问题在于我们根据什么样的证据来判定基础信念为真。前提1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这个回答其实比较符合我们的常识。如果你问我:“ 你怎么知道桌子上有一杯水?” 我的回答是:“ 因为我看到了。” 用哲学话语来说, 我看到的其实是某些东西向我呈现出“ 一杯水在桌上” 的样子。我之所以认为事实上有一杯水在桌上, 是因为我假设了事物对我呈现的方式可靠地指示了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这就是前提1的内容。

前提2是整个论证比较关键的一步。一个东西向我呈现的样子可能并不是那个东西真实的样子, 因为我可能梦到自己看见一杯水, 但事实上并没有一杯水。但做梦的可能性似乎并不能支持前提2。当我做梦的时候, “ 事物对我呈现的方式可靠地指示了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 这个假设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我清醒的时候呢?休谟认为, 当我清醒的时候, 这个假设也不可能获得确证。他的论证如下:

(1)用来支持我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的证据只能是:(a)事物对我呈现的方式; (b)“ 事物对我呈现的方式可靠地指示了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 这个假设。

(2)这个假设本身就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

(3)因此, 用来支持这个假设的证据必须包括它自身。

(4)一个以自身作为证据的信念是无法获得确证的。

(5)因此, 这个假设无法获得确证。

常识认为, 如果我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可靠, 并且清醒的话, 事物对我呈现的方式就可靠地指示了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这个一般“ 规律” 是从各个具体的事例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比如, 过去每一次在我清醒的时候, 我看到桌子上有一杯水, 实际上就有一个桌子, 并且上面有一杯水。我从来没出错过:没有一次我先看到桌子上有一杯水, 然后发现那只是一个幻觉, 其实没有桌子也没有水杯。休谟认为这个归纳是有问题的。当我看到桌子上有一杯水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实际上就有一个桌子, 并且上面有一杯水?我的证据是什么?根据上面的分析, 我的证据中就包含了“ 事物对我呈现的方式可靠地指示了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 这个假设。因此, 常识的那个推理是循环的。

怀疑主义否定我们拥有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知识, 这必然要诉诸某个知识标准。我们看到, 笛卡儿和休谟的论证中都包含一个知识的标准。笛卡儿认为, 只有当一个人的证据E能排除所有不同于P的可能, 这个人才能知道P。休谟认为, 如果一个信念以一个不可能获得确证的假设作为证据, 那么这个信念算不上知识。怀疑主义论证的基本策略是:先设立一个知识标准, 然后说没有人能达到这个标准, 因此没有人能够拥有知识。以下将论证:即使怀疑主义论证没有任何问题, 也不对我们的探求构成很大的威胁。

根据怀疑主义知识的标准, 如果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是没有认知价值的, 那么怀疑主义是最具有威胁性的。因为如此一来, 如果没有人能拥有知识, 那么没有人能达到任何具有认知价值的认知状态, 任何认知进步都是不可能的。怀疑主义直接否定了探求的可能性。历史上的怀疑主义之所以具有危险性, 是因为它不但声称“ 我们无法拥有知识” , 还主张“ 我们应该悬置判断” 。如果悬置了判断, 那么我们就无法获得任何具有认知价值的东西, 认知进步也就不可能。从“ 我们无法拥有知识” 到“ 我们应该悬置判断” 的过渡需要一座桥梁:我们应该相信P, 仅当:我们知道P。这即是所谓的“ 信念的知识规范” (the knowledge norm of belief)。这个规范似乎预设了“ 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没有认知价值” , 所以当我们不知道P时, 我们才应该悬置判断, 以免获得具有负面认知价值的东西, 即错误的信念^①（① Duncan Pritchard认为怀疑主义仅仅试图证明我们不可能达到某种具有特别认知价值的认知状态。笔者认为这个诠释没有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怀疑主义, 历史上的怀疑主义所主张的是我们不可能达到任何具有认知价值的认知状态。参见Pritchard D., ″Radical Scepticism, Epistemic Luck, and Epistemic Value, ″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Vol.82, No.1(2008), pp.19-41。）。

然而, 如果某个认知状态虽然算不上知识, 但也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那么怀疑主义的威胁性就小了很多, 因为即使怀疑主义是正确的, 我们也可能达到一些具有认知价值的认知状态, 取得认知进步(如此一来, 悬置判断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某个认知状态虽然算不上知识, 但与知识有同等的认知价值, 那么怀疑主义就没有什么威胁性了。

下面将论证至少有一个认知状态, 它算不上(怀疑主义者所定义的)知识, 却有一定的认知价值。假设事实上桌子上有一杯水, 我因为自己的视觉经验(“ 看到有一杯水在桌子上” ), 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如果桌子上没有一杯水, 我就不会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如果桌子上的水杯被换成了一个烟灰缸, 我也不会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而会相信桌子上有一个烟灰缸)。如果那杯水不在桌上, 而在地上, 我也不会相信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而会相信那杯水在地上)。然而, 如果事实上既没有水杯也没有桌子, 而一个魔鬼变出一个桌子上有一杯水的幻象, 那么我依旧会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总而言之, 在日常环境中, 我的信念状态由于我的视觉经验可以准确地追踪事实的变化; 但在魔幻的环境中, 我的信念状态由于魔鬼的施法则不能准确地追踪事实的变化。

根据怀疑主义者所设立的知识标准, 我的这种认知状态是算不上知识的。以笛卡儿的标准为例:只有当一个人的证据E能排除所有不同于P的可能, 这个人才能知道P。我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 我的证据是我的视觉经验, 它可以排除很多不同于“ 桌子上有一杯水” 的可能, 比如“ 桌子上没有一杯水, 只有一个烟灰缸” , “ 水杯不在桌子上, 而在地上” , 等等。但它无法排除“ 没有桌子也没有水, 一个魔鬼变化出桌子上有水杯的幻象” 这个可能。因此, 根据笛卡儿的标准, 我不知道桌子上有一杯水。

然而, 尽管我的认知状态算不上知识, 但却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因为我的信念为真:我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 而事实上桌子上有一杯水。此外, 在日常环境中, 我的信念状态因为我的视觉经验可以准确地追踪事实的变化:如果桌子上没有一杯水, 我就不会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假设有另外一个人, 他跟我一样无法排除“ 魔鬼施法术” 的可能, 因此他也不知道桌子上有一杯水。但假设同时, 因为饮酒过多, 他的视觉与我的差别很大。事实上桌子上有一杯水, 他却相信桌子上没有一杯水, 只有一个烟灰缸。如果把这杯水拿走, 换成烟灰缸, 他却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很显然, 我的认知状态要好过这个人。但如果算不上知识的任何认知状态都没有认知价值, 那么我的认知状态和这个人的一样, 没有任何认知价值。因此, 并非算不上知识的任何认知状态都没有认知价值。

有没有一个认知状态, 它算不上(怀疑主义者所定义的)知识, 却和知识有同等的认知价值呢?假设甲和乙其他方面都一样, 他们的唯一的差别是:甲相信P, 并且他的证据能排除所有其他可能, 包括怀疑主义的假设; 乙相信P, 他的证据虽然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 却排除不了怀疑主义的假设。甲的认知状态比乙的更好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笔者认为他们的认知状态一样好, 但要论证这一点, 需要另一篇论文来讨论。

有人也许会说:即使存在一个认知状态, 它算不上知识, 却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我们仍然可能无法达到这个认知状态。但这个说法对怀疑主义并无帮助, 因为怀疑主义论证只试图证明我们不可能拥有知识, 没有试图证明我们也达不到那个认知状态。要证明我们达不到那个认知状态, 需要另一个独立的论证。如果怀疑主义者能给出一个很好的论证, 证明我们不仅无法获得知识, 也无法获得真信念, 那么这个论证是最具威胁性的, 因为如果我们无法获得真信念, 那么我们似乎无法达到任何具有认知价值的状态, 任何认知进步也因此变得不可能。

即使假设怀疑主义正确, 我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具有认知价值但算不上知识的认知状态。有人可能反驳说, 这个假设即使为真, 也不能使怀疑主义的威胁性降低, 因为如果怀疑主义为真, 那么我们就错误地相信我们知道很多东西。这个反驳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 这个事实的确令人吃惊。但这并不使怀疑主义有威胁性, 因为我们依旧可以取得认知进步。

这里简单总结一下这一小节的论证。历史上的怀疑主义者既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 又主张我们应该悬置判断。因此, 他们不仅预设了一个高的知识标准, 而且预设了一个价值标准: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是没有认知价值的。但这个价值标准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即使无法达到怀疑主义者所设定的知识标准, 也不必悬置判断。假设怀疑主义者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 同时认可“ 有些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也有认知价值” , 那么怀疑主义就没有很大威胁性, 因为即使我们无法获取知识, 也可以获得具有认知价值的东西, 取得认知进步。怀疑主义者并不否认我们可以获得真信念, 如果他们要否认, 需给出新的论证。历史上的怀疑主义论证都是针对获取知识而言的, 而非针对获取真信念。

除了Peter Unger等极少数赞同怀疑主义的人外^[2], 当代大多数哲学家对怀疑主义的回应都是以“ 我们拥有很多知识” 为起点(而非终点)。他们的基本思路可以总结如下:我们显然拥有许多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比如我们知道一般人都有两只手, 知道水和氧气是维持人类生命的必需品, 知道有些树叶是绿的, 有些花儿是红的, 有些动物是两栖的, 等等。如果一个理论否定我们拥有任何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那么这个理论显然是错误的。怀疑主义否定我们拥有任何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因此怀疑主义显然是错误的。怀疑主义的真正挑战不在于它的论证很有说服力(几乎没有人被怀疑主义论证说服), 而在于很难找出它的论证错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的每个前提在直觉上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有个思路把怀疑主义的基本策略完全颠倒过来, 被Roderick Chisholm称为“ 具体主义” (particularism), 即从我们拥有的具体知识开始^[3]。有人可能会对这个思路很失望, 因为它武断地宣称怀疑主义是错的。我们应该先对怀疑主义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仔细思考后, 如果觉得怀疑主义是错的, 我们应该给出一个论证, 证明它是错的, 而不是教条地断言它是错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类比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椭圆的, 并给出了论证。如果有人回应说:“ 地球显然是方的, 因此, 科学家的论证肯定犯了某个错误。科学的真正挑战不在于它的论证很有说服力, 而在于很难找出它的论证错在什么地方。” 我们会觉得这个回应很荒谬。同样, 面对怀疑主义者的论证, 我们不能教条地回应说:“ 你的结论显然是错的。”

但认同具体主义的哲学家会回应说:怀疑主义论证最终会依赖于一些没有经过论证的前提。比如笛卡儿的论证依赖于如下前提:只有当一个人的证据E能排除所有不同于P的可能, 这个人才能知道P。笛卡儿并没有对这个前提进行论证, 只是教条地断言这个前提为真。而很多人是不同意这个前提的。如果上面的思路犯了教条主义或丐辞的错误, 那么怀疑主义论证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以上的反驳与回应涉及一个认知原则:我们不应该教条地相信或断言一个命题为真(或为假)。这个原则是一个价值判断, 它意味着即使一个命题事实上为真, 我们也不应该教条地相信它。然而, 如果获得真理是我们最终的认知目标, 为什么教条地获得真理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获得真理的方式有对错之分?这些都是价值问题。

如果怀疑主义与具体主义都有教条主义或丐辞的情况, 那既不能说明具体主义成功回应了怀疑主义, 也不能说它对怀疑主义的回应是失败的。对具体主义可以有更好的辩护。如果一个理论是关于x, 而x并不存在, 那么这个理论在认知上是不重要的。比如独角兽不存在, 一个关于独角兽的理论无论多么让人着迷, 它在认知上也是不重要的。同样, 如果怀疑主义是正确的— — 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 那么怀疑主义所认可的知识理论在认知上是不重要的。因此, 一个在认知上重要的知识理论, 必须以“ 我们拥有某些知识” 为出发点(我即使不清楚知识的标准, 也能知道我有两只手), 在此基础上去澄清知识的性质, 而不是先从一个先验的关于知识性质的理论开始, 在此基础上去否定我们拥有任何知识。这就像一个好的关于人性的理论, 必须以“ 世界有人” 为出发点(我即使不知道人的标准, 也能知道我是人), 在此基础上去澄清人性, 而不是先从一个先验的关于人性的理论开始, 在此基础上去否定“ 世界上没有人存在” 。怀疑主义的论证类似于如下论证:“ 人是有能力做到完全理性的动物。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动物能够做到完全理性。因此, 人不存在。” 对这个论证, 合理的回应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存在, 它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其结论错误, 必定有一个前提是错误的。

如果具体主义的思路是正确的, 那么在回应怀疑主义论证时, 我们不必去证明它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它显然是错误的, 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而要去找出怀疑主义论证的错误前提。简单地说, 怀疑主义依赖于两个前提:(P1)怀疑主义者所设立的知识标准; (P2)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个知识标准。因此, 对怀疑主义可以有两种回应:否定P1或者否定P2。

当代哲学家几乎都否定P1, 他们认为怀疑主义者所设立的知识标准太高, 人类知识的标准要低一些。这种回应其实预设了我们上面讨论的一个观点:至少有一个达不到怀疑主义者所设立的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是有认知价值的。如果所有达不到怀疑主义者所设立的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没有认知价值, 说“ 人类知识的标准要低一些” , 就没有意义了。

反对P1的哲学家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知识的标准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怀疑主义者所设立的知识标准只适用于怀疑主义语境, 不适用于日常语境。这一派叫“ 语境主义” 。另一派则与怀疑主义者一样认为知识的标准是固定的、超越语境的(既适用于怀疑主义语境, 也适用于日常语境), 但认为怀疑主义者所设立的知识标准太高。这一派叫“ 非语境主义” 或“ 不变主义” 。不变主义的内部差别很大, 目前较有影响的是溯因主义(abductivism)与摩尔主义。下面将论证语境主义、溯因主义和摩尔主义都有一定的认知价值预设。

先从摩尔主义开始, 它是具体主义最直接的代表性理论。摩尔对外部世界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证明:他举起左手, 说“ 这是一只手” , 然后举起右手, 说“ 这是另一只手” 。从这两个前提, 他推出:有两只手存在。两只手是外部世界之物, 因此, 他下结论说:外部世界存在。摩尔说他这个证明是个严格的证明(即好的论证), 因为它符合严格证明的三个条件:(1)它是有效的; (2)它是非循环的; (3)证明者知道每个前提为真。如果一个人能证明外部世界存在, 那么他知道外部世界存在。因此, 摩尔说, 他知道外部世界存在^[4]。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摩尔的证明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证明, 因为它不符合第三个条件:摩尔并不知道“ 这是一只手; 这是另一只手” 。有可能摩尔实际并没有双手, 只是梦到自己有两只手。如果摩尔不能严格地证明自己有两只手, 那么他就不知道自己有两只手。摩尔回应说:我们能够知道某些命题为真, 即使我们不能证明它们为真。这个回应成了后来各种版本的摩尔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笛卡儿和休谟的怀疑主义论证背后隐含有证明主义的要求:我知道P, 当且仅当:我能证明P为真。摩尔主义直接否定了这一点。最具代表的是Ernest Sosa的版本^[5]。Sosa区分了动物知识与反省知识。大略地说, 如果一个人的真信念是由他的一种认知能力(比如可靠的感官)产生的, 即使这个人无法给出支持这个信念的任何理由, 他的真信念也算得上是知识— — 动物知识。只有反省知识才需要认知主体为自己的信念提供理性辩护, 动物知识不需要。怀疑主义者会认为, Sosa所谓的“ 动物知识” 根本没有认知价值, 不配称为知识。但Sosa会回应说:动物知识虽然不如反省知识好, 但它也是一个有一定认知价值的认知状态, 它比相信一个错误的信念要更好, 也比因为运气而非能力而获得的真信念更好。同样, 其他版本的摩尔主义最终也必须从认知价值的角度为自己辩护。

与摩尔主义不同, 溯因主义认为我们虽然不能严格地证明“ 我有两只手” 这样的命题, 但可以给出一些支持这样命题的理由。溯因主义是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的理论, 据James Beebe的统计, 仅仅在20世纪, 捍卫溯因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就有十多位, 包括Bertrand Russell, C.D.Broad, A.J.Ayer, Michael Slote, J.L.Mackie, Frank Jackson, James Cornman, Alan Goldman, William Lycan, Paul Moser, Jonathan Vogel, Laurence BonJour等^[6]。溯因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我们拥有的证据(感觉经验)虽然不能100%地排除怀疑主义的可能(比如“ 我一直在做梦” 或者“ 我是缸中之脑” , 可称之为“ 虚假世界假设” ), 但我们平常所持有的“ 我是一个活在真实世界的正常人” 的观点(可称之为“ 真实世界假设” )更有可能正确, 因为真实世界假设比虚假世界假设能更好地解释我们的感觉经验。比如知道桌上有一杯水, 不必给出严格的证明去100%地排除怀疑主义的可能, 只要能表明真实世界假设比虚假世界假设更可能为真就行。但如何比较一种解释比另外一种解释更好呢?这是一个认知价值问题, 常见的标准有简单性、非特设性、解释的广度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如果一种解释E1比另一种解释E2更简单, 或者能解释更多的现象, 或者E1是非特设的而E2是特设的, 那么E1比E2更好。溯因主义者认为, 真实世界假设比虚假世界假设更简单, 或者虚假世界假设是特设的, 而真实世界假设不是^①（①近二十年溯因主义最著名的捍卫者是Jonathan Vogel, 参见Vogel J., ″Cartesian Skepticism and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87, No.11(1990), pp.658-666; ″The Refutation of Skepticism, ″ in Matthias S., John T. & Ernest S.(ed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pp.321-332。）。这个论证是最佳解释推理的一个运用。很显然, 溯因主义是否成功依赖于最佳解释的标准。比如溯因主义认为简单性是一个认知优点, 但怀疑主义者并不认为简单性是一个认知优点。它们的争论最终要落到对认知价值的讨论。

与溯因主义和摩尔主义不同, 语境主义是最近三十年才有较大影响的知识理论。但它也有很多版本, 主要捍卫者有Stewart Cohen, Keith DeRose和David Lewis等。其基本思想是:“ 知道” 和“ 今天” “ 这儿” “ 长” “ 短” 之类的词一样, 其含义或标准是依赖于具体语境的。假设2017年8月31日下雨, 9月1日晴天。我在8月31日说“ 今天下雨” , 这话就是正确的。如果我在9月1日说“ 今天下雨” , 这话就是错误的。语境主义者认为, 在日常对话中, 我说“ 我知道我的办公桌上有一杯水” , 这话是正确的。但在讨论怀疑主义的哲学课堂上, 我说“ 我知道我的办公桌上有一杯水” , 这话就是错误的。

对语境主义的一个核心论证是它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语境主义者认为, 一个正确的知识理论必须要解释两点:一是怀疑主义论证是有力的, 能够让我们去怀疑我们之前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 二是我们的确知道很多东西, 比如我们知道一般人都有两只手, 知道水和氧气是维持人类生命的必需品, 知道有些树叶是绿的, 有些花儿是红的, 有些动物是两栖的, 等等。语境主义者认为, 相比较其他理论, 语境主义可以最好地解释这两点:怀疑主义论证是有力的, 是因为当我们思考这个论证的时候, 我们就处在怀疑主义的语境, 而在怀疑主义的语境里, 怀疑主义论证是成功的— — 前提都正确并且论证有效; 而我们的确知道很多东西, 是因为在日常语境即非怀疑主义语境中, 知识的标准变得比较低。语境主义者又假定, 如果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能更好地解释这两点, 那么这个理论更可能为真。因此, 语境主义最可能为真。这个论证也是最佳解释推理的一个运用。语境主义的批评者, 比如Richard Feldman, 则针锋相对地认为, 即使一个正确的知识理论必须解释语境主义者所说的那两点, 语境主义也并非最好的解释^[7]。前面我们看到, 一个理论是不是对某个现象的最佳解释依赖于两点:第一, 最佳解释的标准是什么?第二, 一个理论是否比与其相竞争的理论能更好地符合最佳解释的标准?这两个问题都涉及认知价值。因此, 语境主义与反语境主义的争论最终争论的仍是价值议题^①（①关于语境主义是不是对怀疑主义的最佳回应, 可参考Hannon的综述, 参见Hannon M., ″Skepticism and Contextualism, ″ in Ichikawa J.(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pistemic Contextual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521-535。）。

综上所述, 怀疑主义认为我们不可能拥有任何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又主张我们应该悬置判断。这背后预设了“ 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没有认知价值” 这个观点, 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此, 即使怀疑主义成功地论证了我们不可能拥有任何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也对我们的探究没有很大威胁。此外, 摩尔主义、语境主义、溯因主义这几种对怀疑主义的主要回应是否成功, 最终都依赖于对认知价值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