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收藏的书画主要有三大来源, 一是来源于明初统一战争中所获取的战利品。明初宫廷所藏书画最主要的来源是朱元璋在剪灭群雄、推翻元朝战争中的缴获物, 特别是基本完整地接收了元代内府丰富的书画收藏, 奠定了明代宫廷收藏的基础。吴元年(1367)十月, 朱元璋派徐达率大军北伐, 并于洪武元年(1368)八月二日攻克大都, 前此数日, 元顺帝方才仓促北遁, 故元内府的收藏几乎完整地保留下来, 元代内府所藏历代书画十分丰富, 包括了宋辽金元四朝内府收藏的精华。进入大都后, 徐达“ 封府库图籍” ^{[1]卷一, 21}, 并“ 收图籍致之南京” ^{[1]卷九六, 2343}。这批数量巨大的书画被悉数运抵南京, 奠定了明代宫廷书画收藏的基础。存世的元代以前书画作品上常可以看到同时钤有元代内府“ 天历之宝” 、“ 都省书画之印” 等收藏印以及明初洪武内府所钤纪察司半印, 如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图》、北宋苏轼《寒食帖》、南宋李迪《猎犬图》、元初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等, 说明这些书画属于徐达从大都运抵南京的元代宫廷旧藏。

在元末割据各地的群雄中, 书画收藏最丰富的是雄踞苏杭等江南核心地区的张士诚政权。由于其统治中心地带战乱较少, 且张氏政权在名义上曾一度归顺元朝, 得到元末江南地区忠于元朝的文人士大夫的支持, 故在其统治区域以及政权中聚集了江南地区一大批书画大家及富于收藏的文人士大夫。张氏统治集团上层亦不乏书画爱好者, 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尤以雅好书画闻名, 收藏了大量历代法书名画及元末江南文人的书画作品。在张氏集团覆亡后, 其保有的书画收藏亦被收归于明内府, 成为明代正式建国前所获取的最重要的一批书画收藏。

明代宫廷收藏书画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各个时期因查抄家产而被籍没进入内府的书画。洪武时期叠兴大狱, 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 空印” 案等大案所牵连的功臣勋戚不计其数, 这些贵戚功臣之家多富书画收藏, 这一时期被籍没而入内府的书画为数众多, 丰富了明初宫中书画的收藏。

嘉靖末和万历前期, 权相严嵩和张居正的家产先后被籍没, 他们二人都是权倾一时的内阁首辅, 虽非严格意义上的书画收藏家, 但因各种原因流入二人府中的书画数量巨大。尤其是嘉靖中后期长期担任内阁首辅的严嵩, 书画收藏量更是惊人, 如仅以数量而言, 他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收藏家。据《天水冰山录》所载的查抄严嵩家产时的清单, 其中计有石刻、法帖、墨迹类358轴(册), 古今名画手卷、册页类凡3 201轴(卷、册)。严、张籍没书画是明代中叶以后宫廷书画收藏的两笔重要来源, 可惜的是这两批书画在宫中保存的时间并不长, 多数不久即流散出宫。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 籍没的严嵩、张居正所藏书画经清点后分别被钤上“ 袁州府经历司” 和“ 荆州府经历司” 半印, 此二印在存世书画作品上并没有见到实例, 估计是由于两印均钤在书画本幅之外, 位于卷首最前端外侧或挂轴的底部, 属于书画流传过程中最容易破损的部位, 故在其后的流传中被割弃。除上述两印外, 流传至今的一些宋元书画作品上可以看到诸如“ 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 刑部福建清吏司之印” 、“ 南京通政司” 等明代官印, 这些官印亦有可能是明代不同时期对籍没书画进行清点查验时所钤。

明宫书画收藏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则是宫廷之人自身创作的书画作品。有明一代享国甚久, 两百七十余年间所积累的帝后嫔妃、大小臣工及专职宫廷画家、书艺供奉人员创作的书画作品数量亦是一个天文数字。尤其是嘉靖以前诸帝, 无不爱好绘画艺术, 画院处于鼎盛时期, 宣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自身也从事绘画创作, 其他诸帝也有大量书法作品, 这些书画作品也是明代宫廷书画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上述三个主要来源外, 虽然见于记载的不多, 但臣子所敬献书画应当也是明宫书画收藏的一个来源。成化时宦官黄赐就曾向宪宗敬献王维《傅色山水》和苏汉臣《宋高宗瑞应图》, 得到宪宗的丰厚赏赐^[2]192。

明宫书画收藏的主要保管机构是司礼监, 保管了绝大部分宫廷收藏书画。司礼监是明代宦官十二监之一, 位居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 具有总领宦官诸机构的地位, 其最高长官司礼监掌印太监为整个宦官群体之首。司礼监的前身是内正司, 洪武六年(1373)“ 考前代纠劾内官之法, 置内正司, 设司正一人, 正七品, 司副一人, 从七品” ^{[1]卷七四, 1823}。其职能是“ 专纠内官失仪及不法者” ^{[1]卷七四, 1823}。洪武时期, 内正司先后改名为典礼司、典礼纪察司、纪察司^{[3]卷八四, 421}, 洪武十七年(1384)正式改称司礼监。洪武二十八年(1395)重定内官之制, 司礼监职能为“ 掌冠婚丧祭礼仪、制帛, 与御前勘合、赏赐、笔墨、裱褙、书画, 管长随、当差、内使人等出门马牌等事, 并催督光禄司造办一应筵宴” ^[4]185。

洪武旧制, 包括司礼监在内, “ 每监各太监一员, 正四品, 左右少监各一员, 从四品, 左右监丞各一员, 正五品, 典簿一员, 正六品, 长随、奉御无定员, 从六品” ^{[1]卷七四, 1818}。正统以后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员, 另有“ 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最有宠者一人, 以秉笔掌东厂” ^{[5]卷一六, 93}。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 司礼监专设“ 司礼监提督一员, 秩在监官之上, 于本衙门居住, 职掌古今书籍、名画、册页、手卷、笔、墨、砚、绫纱绢布、纸扎, 各有库贮之, 选监工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锁钥。所属掌官四员或六员佐理之, 并内书堂亦属之” ^{[5]卷一六, 94}。这个提督太监主要职责即负责对宫廷所藏法书、名画的管理, 其地位在掌印、秉笔太监之下, 其手下另有监工太监若干, 掌管贮藏书画各库的钥匙。

司礼监对宫中收藏书画的管理职能可以追溯到其前身纪察司, 现存许多重要的明以前书画作品上仍然能看到洪武内府“ 纪察司印” 半印(见图1), 包括故宫博物院藏王羲之《兰亭集序》最佳唐摹本— — 神龙本《兰亭集序》, 以及现藏于台北“ 故宫” 被视为镇馆之宝的北宋山水画巨迹范宽《溪山行旅图》, 另外如颜真卿《湖州帖》、董源《潇湘图》《溪岸图》、郭熙《早春图》《窠石平远图》、宋徽宗《柳鸦芦雁图》《祥龙石图》、李唐《万壑松风图》等, 其上均钤有“ 司印” , 证明这些作品至少在洪武十七年以前就已由司礼监的前身纪察司或典礼纪察司保管。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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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 纪察司印”

“ 纪察司印” 简称“ 司印” , 钤印时半在书画本幅上, 半在登记的账簿上, 所以该印所见均为半印。这种方式应当是继承了元代盛行的勘合制度, 除了画上的半印外, 每件书画作品应当编有千文字号, 同时书写在书画的裱边及登记号簿上, 与钤印方式一样, 两者各存一半, 根据编号存放, 以便查找。如欣赏需要, 则根据号簿登记的字号到库房提取, 归库时则核对钤印及字号, 看与登记号簿上的是否吻合, 以防中途被人调换。

洪武时期距今已六百多年, 当时内府所藏书画几经流散, 百不存一, 但今天能见到的钤有“ 纪察司印” 半印的书画作品仍有不少。庄申曾统计见于著录以及存世的120件钤有“ 司印” 的书画, 其中70余件为统计时已知尚存世并有收藏单位的(部分有误)^①（①参见庄申《故宫所见书画明代半官印考》, 载《幼狮学报》1960年第1期, 第32-44页。其中部分“ 司印” 书画并不可靠, 如收入《金匮藏画集》的董源《秋山行旅图》、巨然《江上晚兴图》等系张大千伪作, 传李成《晴峦萧寺图》(纳尔逊· 阿特金斯美术馆藏)以及传米芾《春山瑞松图》、传夏圭《山水团扇》、传王振鹏《龙舟竞渡图》、怀素《自叙帖》(均藏台北“ 故宫” )等图上并无“ 司印” 。）。另外, 丁羲元也曾统计了现存的80余件钤有“ 司印” 的书画作品^②（②参见丁羲元《国宝鉴读》,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第248-249页。丁氏所统计的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梁师闵《芦汀密雪图》上并无“ 司印” , 该图《石渠宝笈》著录有两件, 其中钤有“ 司印” 的那件今已不存。）, 但这远非现存“ 司印” 书画的全部。现存钤有洪武内府“ 司印” 的书画总数当在140件以上(部分存疑), 足见明初内府书画收藏量之巨, 多是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国之重宝, 详下:

故宫博物院的有:周文矩《重屏会棋图》、董源《潇湘图》、赵昌《写生蛱蝶图》、郭熙《窠石平远图》、赵佶《祥龙石图》、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之春》《四景山水图之夏》《四景山水图之秋》《四景山水图之冬》、马麟《层叠冰绡图》、李迪《猎犬图》、(传)张先《十咏图》、宋人《雪山行旅图》、宋人《无花果图》、宋人《出水芙蓉图》、宋人《初平放羊图》、宋人《寒汀落雁图》、宋人(旧题毛益)《榴枝黄鸟图》(印疑似)、宋人《雪山行旅图》、任仁发《出圉图》、商琦《春山图》、王迪简《水仙图》(钤印段已佚)、元人《贡马图》、王羲之《兰亭集序》(神龙本, 传冯承素摹)、王珣《伯远帖》、(传)颜真卿《行书湖州帖》、李邕(宋摹)《奂上人帖》、黄庭坚《草书杜甫寄贺兰铦诗》、米芾《行书三札之长至帖》、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杜工部行次昭陵诗卷》。

上海博物馆的有:赵佶《柳鸦芦雁图》、郭熙《幽谷图》、(传)燕文贵《溪山图》、宋人《携琴闲步图》、宋人《花篮图》、宋人《红果绿鹎图》、宋人《猿鹭图》、金人《溪桥归牧图》、盛懋《秋舸清啸图》、元人(王振鹏)《广寒宫图》。

辽宁省博物馆的有:宋人《萧翼赚兰亭图》、(传)李成《小寒林图》、(传)马和之《陈风图》《周颂清庙之什》、宋高宗《草书洛神赋》。

山东省博物馆的有:宋人《金碧山水》、宋人《葵花蛱蝶图》、钱选《白莲图》。

另有,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宋人《九歌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元人《溪山烟霭图》(郭熙款), 中国美术馆藏元人《饲马图轴》, 朵云轩藏元人《青山画阁图》。

台北“ 故宫” 的有:(传)董源《洞天山堂图》、(传)韦偃《双骑图》、赵幹《江行初雪图》、(传)关仝《秋山晚翠图》、关仝《关山行旅图》、巨然《秋山问道图》《层岩丛树图》、(传)巨然《溪山林薮图》《萧翼赚兰亭图》《富春山图》《雪图》、范宽《溪山行旅图》、黄居寀《山鹧棘雀图》、燕文贵《溪山楼观图》、郭熙《早春图》、崔白《双喜图》、赵佶《溪山秋色图》(印存疑)、李唐《万壑松风图》、李唐《烟岚萧寺图》、萧照《山腰楼观图》、李迪《风雨归牧图》、赵令穰《秋山红树图》、法常《写生》、马远《月夜拨阮图》、马远(款)《竹鹤图》、马麟《暮雪寒禽图》、贾师古《岩关古寺图》、宋人(传崔白)《芦雁图》、宋人(传赵伯驹)《飞仙图》、宋人(旧题荆浩)《鱼乐图》、宋人(旧题范宽) 《群峰雪霁图》、宋人(旧题李迪)《春潮带雨图》、宋人(旧题马远) 《松泉双鸟图》、宋人《梅竹聚禽图》、宋人《平畴呼犊图》、宋人《唐人文会图》、宋人《荷亭消夏图》、宋人《荷汀水阁图》、宋人《翠竹翎毛图》、宋人《桐实修翎图》、宋人《秋荷野凫图》(印存疑)、宋人《江帆山市图》、宋人《富贵花狸图》、宋人(旧传陆探微)《归去来辞图》(右下角印疑似)、宋人(旧传董源)《叠嶂飞泉图》、宋人《高冠柱石图》、赵孟 《窠木竹石图》、唐棣《霜浦归渔图》、马琬《乔岫幽居图》、(传)王振鹏《龙舟图》、元人(旧传周文矩)《明皇会棋图》、元人《折枝秋葵图》、苏轼《寒食帖》、黄庭坚《山预帖》、米芾《翰牍九帖之致伯充尺牍》、米芾《箧中帖》、米芾《紫金研帖》、蒋之奇《致彦和河州司户尺牍》、黄居寀(款)《含桃绶带图》(画、“ 司印” 当伪)、(传)王诜《烟江叠嶂图》(画、“ 司印” 当伪, 张大千遗赠)、宋徽宗《鹰犬图》(画、“ 司印” 当伪, 张大千遗赠)。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有: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宋人《赤壁图》;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有:董源《溪岸图》、(传)燕文贵《夏山图》、李唐《晋文公复国图》、马麟《松下高士图》、米芾《吴江舟中诗》、李衎《竹石图》(对幅)、吴伯理《虬松图》; 克利夫兰美术馆的有:巨然《溪山兰若图》、马远《举杯邀月图》、马麟《春郊回雁图》、李永《喜鹊野兔图》; 弗利尔美术馆有宋人《人马图》(滚尘马)、宋人(旧传李公麟)《醉僧图》; 纳尔逊· 阿特金斯美术馆有宋人《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 司印” 疑伪); 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有米芾《行书三帖之逃暑帖》;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有刘寀《落花游鱼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有:宋人《竹虫图》、米芾《行书三帖之叔晦帖》、黄庭坚《行书王史二氏墓志铭稿》, 还有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传)王维《伏生授经图》, 斋藤悦藏宋人(旧传巨然)《山居图》(“ 司印” 存疑)。

大英博物馆的有:马和之《陈风图》。

另有2003年嘉德春拍、2011年歌德春拍的元人《溪山楼阁图》, 2011年九歌拍卖的宋人《子母猴图》(“ 司印” 疑伪), 林百里藏赵佶《四禽图》, 张大千旧藏宋人(传巨然或刘道士)《湖山清晓图》。

上述共计142件。

自清初以来, 各类书画著录著作中“ 纪察司印” 常被称作“ 稽察司印” , 后经马衡先生考辨, 认定其为明初典礼纪察司之印, 印文全文为三行六字, 即“ 典礼纪察司印” ^[6]390。但细查明初司礼监之沿革, 洪武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设内正司, 当年十一月十四日改典礼司, 十一月二十三日改典礼纪察司, 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复改为纪察司, 至洪武十七年方定为司礼监。现存“ 司印” 半印仅能判断出印文中的“ 纪察司印” 四个字, 所以此印亦可能是“ 纪察司印” 四字印。事实上明人记载此印时即称其为“ 纪察司印” , 清人只是误“ 纪” 为“ 稽” , 根据现存“ 司印” 半印的钤印状况来分析, 此印全文当为两行四字印, 全文为“ 纪察司印 ^[7]370-397

明初所分封的藩王在就国时多得到内府赏赐书画, 以晋府所得最精最多。晋王世子朱奇源在《宝贤堂集古法帖》序中记载:“ 予高祖恭王幼好法书, 初之国时, 太祖高皇帝赐前代墨本甚多。” ^[8]508留存至今钤有“ 纪察司印” 的书画上往往可见晋王府的“ 晋国奎章” 、“ 晋府书画之印” 、“ 晋府图书” 等收藏印, 与朱奇源所说相符。晋王“ 初之国” 是在洪武十一年(1378), 说明司礼监及其前身纪察司对宫中书画的保管不会晚于洪武十一年。

除了上述现存的洪武内府所藏书画作品外, 见于历代记载的洪武内府书画尚有多件, 庄申从《江村销夏录》《墨缘汇观》《式古堂书画汇考》《石渠宝笈》等书中就辑出今已不存的多件钤有“ 司印” 的洪武内府书画, 包括韩滉《七才子图》、戴嵩《斗牛图》、董源《风雨出蛰龙图》《江山高隐图》、关仝《寒山行旅图》、李赞华《本部人马图》、范宽《雪景寒林图》、燕文贵《溪山行旅图》、许道宁《岚岭秋峰图》、易元吉《檞树双猿》、郭忠恕《钓鳌图》、崔白《双雁图》、文同《秀石风竹图》、林椿《石榴山雀图》、刘松年《东山丝竹图》、马远《岁寒三友图》等。不过他所列由《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的郭忠恕(实为郭思)《散牧图》、燕肃《江山雪霁图》、王诜《连山绝涧图》, 经核对《式古堂书画汇考》原文, 并没提到上述三图上有“ 司印” 。另有一些作品虽有著录, 但并不可靠, 特别是见于《眼福编》的一些作品。

虽然未见钤有洪武内府收藏印, 但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图后分别有朱元璋及太子朱标题跋, 后者尚见于朱元璋御制诗文集中, 实际上也都是洪武内府收藏的重要作品。朱元璋御制集中提及的内府所藏书画还有吴道子《降圣图》《天王图》《释迦出山图》《唐太宗拳毛 图》、夏珪《长江万里图》、徐熙《暮雪双禽图》、范宽《雪山行旅图》、李嵩《西湖图》、赵希远《秋塘野禽图》、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春山江景图》等。另外, 宋濂文集中提及的《韩幹马临本》、张旭《酒德颂》、赵孟 《豳风图》^①（①详参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一九、卷三九, 见《四部丛刊初编》第1502-1515册,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明宣宗御制诗文集中提及的《飞跃峰图》亦是洪武内府的收藏。

此外, 见于历代记载的明宫收藏的书画尚有许多, 其中不少应自洪武以来就已在内府。如永宣时期, 杨士奇曾在宫中见过《王羲之十七帖》泉州石刻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旧本、淳化阁帖泉州本、李公麟《九歌图》、张即之《临兰亭集序》、陈容所画之龙以及詹希元的书法等^②（②参见杨士奇《东里集》, (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第136页; 杨士奇《东里集续集》,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第644-663页, 以及第1239册, 第443页。）。宣德内府还藏有韩幹《马图》、崔白《芦雁图》《百马图》、柯九思《疏篁古木图》、商琦《小景》、赵孟 《兰石图》等图^③（③更多藏品详见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 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4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第256-263页。）。弘治时, 李应桢也在内府看到过多件二王的作品^④（④参见清宫旧藏《荐季直表》后李应桢观跋。）。

隆、万以后, 宫中收藏书画多有流散, 但保存下来的仍然十分丰富。万历皇帝爱好书法, 常常带着内府所藏的王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加以学习临摹^{[9]卷一, 12}。董其昌也曾于内府见到五代南唐画家董源的《春龙出蛰图》《孔子哭虞丘图》《春山图》《溪岸图》《秋山图》及《窠石二帧》等重要作品^[10]290-291。今藏故宫博物院张珪《神龟图》、吉林省博物院金代张瑀《文姬归汉图》上也有万历皇帝的印鉴, 说明亦曾由明代内府收藏。

除“ 纪察司印” 外, 存世明代宫廷画家的作品上亦常见“ 广运之宝” 、“ 御府图绘之记” 等内府印鉴, 说明属于明代宫廷的收藏。如故宫博物院藏王谔《江阁远眺图》《踏雪寻梅图》, 两图上部靠右均钤“ 弘治” 圆印及“ 广运之宝” 方印, 署款处还钤有“ 御府图绘之记” , 显系为宫廷创作的作品。李璈《哈叭惊蝉图》(台北“ 故宫” 藏)亦在图上部相似位置钤有“ 广运之宝” 印, 只是“ 弘治” 圆印被改成了“ 正德年制” 的署款, 表明绘画作品创作的时代。现存钤有“ 广运之宝” 的明代宫廷画家作品还有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团和气图》《鼠食杨梅图》, 台北“ 故宫” 藏《花下狸奴图》《寿星图》《三羊图》《狻猊图》,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比丘尼女冠像》等明内府绘水陆画多幅,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天龙八部罗叉女众图》《等觉位十地菩萨图》等。

“ 广运之宝” 印不仅见于明代不同时期宫廷画家的作品上, 也见于明代宣宗、宪宗本人所绘作品以及明代宫廷所藏古籍善本中, 部分明代宫廷的御用器物中也刻有此印, 另外也偶见于部分明以前书画作品上。此印为明初所制十七玺之一, 起初用“ 以识黄选勘籍” ^{[3]卷八六, 452}, 宣德后在宫中收藏书画、典籍上钤盖日益广泛,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体现明代宫廷收藏的印鉴。

除司礼监外, 另一个宦官机构印绶监主要负责保管宫廷档案, 其中包含有历代君臣画像, 实际上亦兼具了部分宫廷藏画的保管职能。另外, 明初的礼部一度也曾保管过部分书画。据《明太祖实录》, 洪武八年(1375)二月至洪武十三年 (1380)正月期间一度设置书画库, 设书画库官一人, 正九品, 隶属于礼部。 礼部书画库存在时间不长, 也无更多有关其情况的记载, 不过现存部分元以前书画上的明代“ 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一印很可能即为这一机构所钤。礼部书画库建制被取消后, 其所藏书画当并归内府。

司礼监保管的“ 古今书籍、名画、册页、手卷、笔、墨、砚、绫纱绢布、纸扎, 各有库贮之” ^[5]93, 其中收藏古今书籍、名画之库为质慎库。明末李清的《三垣笔记》记载:“ 质慎库图书百万卷, 皆宣和所藏, 为金自汴梁运入燕者, 历元及国初无恙, 徐达下大都时封记宛然, 至国破皆失散不存, 闻者惋叹。” ^[11]233明代内府所藏古今法书名画、书籍历经宋、金、元、明四代, 大多保存完好, 直到明末战乱才散佚不存。明末顾景星在战乱后亦看到原藏于质慎库中的书画流散到民间, 其题南唐《百马图》谓:“ 《百马》卷子, 南唐人画, 无姓名, 有宣宗皇帝御印记, 质慎库中物, 乱后落人间。天宝舞马图也, 御榻冒白巾衣白衣者, 玄宗也……” ^{[12]卷四一, 373}《百马图》是明宣宗非常喜爱的作品, 其上不仅有宣宗的御印, 在宣宗御制诗文集中还收有其欣赏《百马图》时所作之诗, 明亡后便流散出宫。质慎库具体位置据《酌中志》可大体推测, 位于皇城内司礼监旁。司礼监位于皇城东北, 约在今景山寿皇殿东北处。《酌中志》详细记载了司礼监的布局, 司礼监门向西, 门之内稍南为内书堂, 内书堂北为崇圣堂, 再北而南则进入第二道门, 进入此门往东一间朝南的为司礼监公厅大门, 门外有东西二井。东西二井两侧各有一小门, 为司礼监提督、监官、典簿、文书房掌司所居房屋, “ 古书、名画、笔、墨、砚、绫纱、纸扎, 各有库贮焉” ^{[5]卷一七, 136}。见图2。

除质慎库外, 由印绶监管理的古今通集库亦收藏有部分历代书画。古今通集库所藏主要是各类档案文书, 也包括部分书画, 主要以历代君臣画像为主, 类似于清代保管历代帝后的南薰殿。刘若愚谓:“ 古今通集库, 系印绶监所掌, 古今君臣画像、符券、典簿贮此, 每年六月初六日晒晾, 如皇史宬例。” ^{[5]卷一七, 150}明末王世德《崇祯遗录》记载了明代大内各库的具体分工, 亦提及古今通集库:“ 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 贮方物也; 天财库, 贮钱也, 以备内外官吏军校赏赐; 古今通集库, 贮书画、符券、诰命; 东裕库, 贮珍宝也; 外东裕库, 亦贮方物。” ^[13]31古今通集库所藏历代君臣画像实与档案资料密切相关, 永乐时明成祖和袁忠彻、徐英等共同欣赏宋元列帝像, 均从古今通集库中提取。嘉靖中文渊阁受灾, 原藏文渊阁的一部分图书移藏于皇史宬, 一部分亦移藏古今通集库^{[14]卷一二, 153}。

古今通集库的具体地点亦较为明确, 《酌中志》以及《日下旧闻考》均记载其位于紫禁城东南角靠近东华门处, 位于东华门西南, 御河的东侧^{[5]卷一七, 150}, 靠近紫禁城东南角楼, 见图3。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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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司礼监周边库房地图①（①选自徐苹芳《明清北京城图》,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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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古今同集库位置②（②同上。）

明代本朝帝王像并不放于古今通集库, 而是存放于景神殿、永孝殿, 二殿嘉靖中所建, 位于太庙东北, 原称世庙, 后改其正殿为景神殿, 寝殿为永孝殿。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皇史宬建成, 专放实录、宝训, 景神殿则用来存放明代列帝御容, 每年六月六日由太常寺官员负责晾晒^{[15]卷二, 123}。

宫中书画的整理鉴定和装裱修复均有专人进行, 多由宫廷画家等职业匠官来担任这一工作。洪武时的宫廷画家盛著即擅长书画修复, 朱元璋在宫中装裱所内目睹了他补全破损图画的效果后感到十分惊异, 特撰写《盛叔彰全画记》一文, 称其“ 运笔同前色如初著……是难得也” ^{[16]卷一四, 150}, 盛赞他修补绘画的高超技巧。永宣时期的著名宫廷画家边景昭永乐初被征召入宫, 明成祖置其于“ 秘府, 使区别名画” ^{[17]卷一一, 6}, 除进行绘画创作外, 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即是对皇家收藏的大量绘画作品进行鉴定。成化时期, 宫中擅长装裱的匠官有蒋茂、高明, 二人分别被授予锦衣卫千户、副千户之职^{[18]卷二六五, 4487}。直到明末, 对宫中书画的整理、鉴定、题签等工作仍由任职武英殿中书舍人的宫廷画家来进行, 但其鉴定结论却并不一定准确, 孙承泽称:“ 旧内画卷皆御用监内臣装裱, 此卷前装赵子昂马图, 将此卷装后作跋, 中书题签云:‘ 子昂唐马米元章跋’ 。可笑也。” ^{[19]卷一, 27}晚明宫廷画家所书鉴定题签遭到孙承泽的嘲笑。

明代帝王在政事之暇常常和大臣们品评和赏鉴内府所藏的这些书画作品, 由于欣赏者本身的特殊身份, 宫廷中的鉴赏活动常常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即使是艺术修养水平并不高的太祖朱元璋, 也在观赏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后写下长篇题跋, 感叹“ 虽有良骑, 无智勇之将又有何用” ^[20]63。朱元璋还通过与大臣共同欣赏宫中所藏的历代帝王像及历史故事画来教育众人, 以警示后世子孙。《明太祖实录》记载:“ 上与侍臣观古帝王画像, 因论其贤否得失。至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则展玩再三, 谛视久之。至隋炀帝、宋徽宗则速阅而过, 曰:‘ 乱亡之主不足观也。’ 至后唐庄宗, 笑曰:‘ 所谓李天下者, 其斯人与?上下分渎至于此, 安得不亡?’ ” ^{[21]卷三三, 597}这既是鉴赏绘画, 同时也是政治活动, 执政者在观画的同时讨论历代政治的得失, 并以古为鉴, 用于指导当下的治国理政。这种通过赏鉴书画来进行教育的方式亦在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中得以贯彻, 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

宣宗燕闲, 阅内库书画, 得赵孟 所绘《豳风图》, 因赋长诗一章, 召翰林词臣, 示之曰:“ 《豳》诗周公陈后稷、公刘致王业之由与民事早晚之宜, 以告成王, 使知稼穑艰难。万世人君, 皆当鉴此。朕爱斯图, 为赋诗, 欲揭于便殿, 朝夕在目, 有所儆励, 尔其书于图之右。” ^{[22]卷一○, 180}

嘉靖时改建文华殿, 世宗特命画工绘制《汉文帝止辇受谏图》和《唐太宗纳魏徵十思图》于殿壁, 以此来提醒、警示自己及朝臣^{[23]卷一六, 53}。

当然, 宫中的书画鉴赏活动也是帝王在政事之余放松心情、消遣娱乐的方式。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也喜好欣赏书画, 他本人十分喜欢郭纯的绘画和沈度的书法, 闲暇时常在文学侍从及宫廷画家陪同下一起欣赏历代法书名画, 一次和众人观画, 刚打开画卷时众人都认为是赵伯驹的作品, 精于赏鉴的滕用亨认为从笔意来看似是北宋画家王诜的作品, 及至卷终果然发现王诜的落款^[24]257。和朱元璋一样, 朱棣也曾多次欣赏宫中所藏历代帝王像, 其中不乏幽默的评语。袁忠彻记载了永乐十年(1412)五月他与画家徐英等人陪同明成祖观画之事:

永乐十年五月十八日, 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门, 命内官李谦、王吉于古今通集库取宋列帝遗像, 命臣忠彻及画士百户徐英观之。上笑谓忠彻曰:“ 宋太祖以下虽是胡羊鼻, 其气象清癯若太医然。” 十九日, 上复御武英门, 命臣忠彻同内官王吉看元列帝像, 俱魁伟雄迈。上曰:‘ 都吃绵羊肉者。’ 及观顺帝像, 顾谓臣忠彻曰:“ 唯此何为类太医也。” ^{[25]卷一五, 547}

袁忠彻是明初著名相士, 亦善相术, 深受朱棣器重, 官至尚宝司少卿, 徐英当是擅长肖像的宫廷画家, 朱棣让相士和画家陪同观赏帝王肖像自有深意。明代帝王还常到现场观看宫廷画家的创作, 并进行品评。《中麓画品》《画史会要》《无声诗史》等都记载了宣宗在仁智殿看画, 因听谗言而黜落戴进的故事, 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并不能肯定, 但反映了宣宗在仁智殿看画的故实; 画家郭纯亦曾对宣宗在其作画时不断催促表示抗议^[26]398。弘治时王鳌在给画家钟钦礼的赠诗中也提到孝宗曾在斋宫观钟钦礼作画, 并品评宫廷画家的作品, 御笔亲题钟钦礼为第一^{[27]卷三, 165}。

直到明代晚期, 这种书画赏鉴的活动仍在持续。万历皇帝曾一次取出内府收藏的画册26幅, 请申时行、于慎行等进行日讲的6位大臣分别题诗, 于慎行分到《鹌鹑》《雪景》《烟雨》以及宣宗御笔所绘白鹭四幅作品, 在其上一一题诗^[28]48; 在另一次赏鉴活动中, 他还让顾绍芳在内府藏商喜所绘《鹿图》上题诗^{[29]卷六, 401}。万历八年十月十三日, 万历帝亲临画院所在地武英殿观看宫廷画家作画, 李玄、管稚圭因作画称旨受到嘉奖, 两人当场被晋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30]595。

除了皇帝本人外, 明代宫廷画家似也能在不同程度上欣赏或临摹这些皇家书画藏品, 而无须依靠陪侍皇帝来获得观赏藏品的机会。黄淮就曾提到郭纯永乐初入宫后即“ 遍观古人名迹” ^{[31]卷九, 49}, 而此时他尚未像后来那样引起明成祖的重视并得以经常陪侍左右观画。明末崇祯时短暂入宫的陈洪绶亦在临摹历代帝王图像的同时得以“ 纵观大内书画” ^{[32]卷一, 11}。

明代内府的书画收藏虽然宏富, 但在收藏的同时, 也存在不断流散的情况, 尤其是嘉靖以后诸帝, 除万历帝外, 对书画的爱好远不如前期诸帝, 内府书画通过各种途径流散出宫。

赏赐出宫是明代内府收藏书画流散的主要方式之一。早在明初洪武时期, 宫廷所藏书画作品就已通过赏赐大量外流出宫。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 各王就藩时得到大量赏赐, 其中也包括内府收藏的法书名画, 诸子中以晋王朱所得尤精。现存不少宋元名迹中同时钤有明初洪武内府“ 司印” 半印以及晋王府的“ 晋国奎章” 、“ 晋府图书” 、“ 晋府书画之印” 等印, 即是晋王就国所得赏赐, 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郭熙《窠石平远图》, 辽宁省博物馆藏传马和之《周颂清庙之拾》, 台北“ 故宫” 所藏关仝《关山行旅图》、南宋李迪《风雨归牧图》,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黄庭坚《行书王史二氏墓志铭稿》等。20世纪70年代, 从山东鲁王朱檀墓中出土了四件宋元绘画, 除一件因破损严重无法辨识外, 在宋人《金碧山水》、宋人《葵花蛱蝶》以及钱选的《白莲图》三件绘画作品上都钤有洪武内府的收藏印, 这些作品应当是洪武十八年(1385)鲁王就藩兖州时朱元璋所赏赐的。

除了前代作品外, 部分精于绘画的皇帝也将本人的书画作品赏赐给臣下, 以示优宠, 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宣宗《武侯高卧图》系赏赐给平江伯陈瑄, 《鼠食荔枝图》是赏赐给太监吴诚, 《寿星图》则是赐予户部尚书夏原吉。另外, 他还曾绘《春山图》《竹石图》并题诗赐予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杨荣 ^{[33]卷一, 25-26}

其次, 以宫中所藏书画充作官员俸禄也是导致明代内府书画散佚的重要原因。成化五年(1469), 御史李瑢监内帑出纳, 他看到内府仓库所藏纻丝、绫罗、纱褐、缯布之衣帨衾褥, 以及书画、几案, 铜、锡、磁、木诸器皿, “ 皆委积尘土中, 日久腐坏, 将归于亡用” ^{[2]卷九, 184}, 遂建议将这些库藏充作俸钞发放, 得到宪宗的同意。这批处理掉的物资中就有部分书画作品, 这些委积于尘土中的书画当系宫廷书画供奉人员创作的作品而非重要名迹, 所以当时并不十分珍惜, 不然以宪宗之雅好书画, 当不至于听任其流散出宫。

嘉靖以后, 宫中书画流散的现象加剧, 一些重要的书画名迹竟也被折价充作官员俸禄, 流散出宫。据《万历野获编》记载, 隆庆初年曾将籍没入宫的严嵩旧藏书画充作武官的岁禄, 且折价极廉, “ 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 即唐宋名迹亦然” ^{[34]卷八, 211}。这批流散出宫的书画作品, 其数量和质量显然是此前所不能相比的, 是明内府收藏书画的一次重大流失, 不过嘉靖以前即在内府的书画并不在此次折价充抵俸禄的范围之内。宫廷收藏书画的流散特别是民间较为罕见的唐宋名迹流出宫后,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民间的收藏活动。这一时期民间涌现出了大批书画收藏大家, 华夏、韩世能、王世贞、项元汴、朱希忠、董其昌、吴廷等人的书画收藏不少系从内府流出。

另外, 明代中叶以后内廷管理松懈, 宫中物品遭到管理宦官的大量偷盗, 亦导致不少内府书画散失。嘉靖时兵科给事中高金、广西道监察御史唐御贤曾奉旨查核御用监钱粮, 发现“ 内府所藏象牙画绢诸珍奇之物为典守者所侵匿无算” ^{[35]卷九九, 1888}。万历中, 张居正所藏书画被籍入宫后, 不过数年就“ 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 ^{[34]卷八, 211}, 当时的大收藏家韩世能、项元汴等人多有购藏。据顾景星记载, 项元汴收藏的明宣宗绘《水仙绿萼图》原本就收藏于内府质慎库中, 被人“ 窃出庙后巿, 从此落人间” ^{[12]卷二五, 134}, 再辗转入项氏手中。今藏上海博物馆的王献之《鸭头丸帖》为明宫收藏的二王巨迹之一, 万历皇帝早年练习书法时还常带在身边, 以书艺得官的中书舍人赵士桢曾在宫中亲眼见过^{[9]卷一, 12}, 这样一件万历皇帝十分喜爱的作品却在万历帝还在世的时候就已流入徽州商人兼收藏家吴廷(用卿)处, 十分让人怀疑系被偷盗出宫的。

万历时的大宦官冯保得到《清明上河图》亦多有疑问。此图嘉靖时为严嵩所得, 严嵩败后被抄没入宫, 冯保万历六年(1578)在此图后题跋, 此时已归于冯氏。冯保在题跋中提到他“ 侍御之暇, 尝阅图籍” , 曾亲眼看到过《清明上河图》, 并称其为稀世之珍, 就是随侯珠、和氏璧都无法相比, 但他却绝口不提如何得到此画, 故绝非出于赏赐。冯保万历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如果不是在隆庆初年处理严嵩书画过程中通过手段廉价获取, 则很有可能就是从内府库中提取而藏于己处的。

虽然明代后期宫中书画流散甚多, 但直到明末, 内府所藏书画仍然颇丰。除了宫中所藏数量本身较多外, 也因为内府所藏书画也在不断补充中, 一些流散出宫的法书名画因为各种原因会再度进入内府。严嵩所藏书画籍没入宫后不久即散出, 其中不少流入张居正处, 但张居正死后其财产被查抄, 这部分书画就又回流宫中。如今藏大阪美术馆的王维《伏生授经图》, 其上有洪武内府“ 司印” , 说明明初即在宫中收藏, 但成化、弘治间已经流入太监黄赐之侄黄琳处, 其上有黄琳的收藏印, 明人都穆还曾在黄琳处欣赏此图^{[36]卷八, 252}, 估计是由明宪宗赏赐给其叔黄赐的, 此图后归严嵩, 严嵩败后被籍没而重新收归内府, 明亡后此图复从宫中散出, 被孙承泽收得^{[19]卷一, 22}。

明清鼎革之际, 北京先后被李自成农民军及清军所占领, 明宫府库所藏财物在此期间遭到瓜分和破坏, 宫廷所藏书画损失殆尽, 这是明代内府书画所遭到的最大一次破坏, 其中尤以明末农民起义军退出北京时对紫禁城宫室的故意毁坏所造成的损失最大。李自成自山海关败退回北京后, 于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匆忙即位于武英殿, 并于是夕“ 焚宫殿及九门城楼” ^{[1]卷三○九, 7967}, 内府所藏大量典籍、档案、书画遭到毁坏。和李清一样,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吴伟业也提到甲申之后质慎库所藏的“ 图书百万卷, 皆宣和所藏, 金自汴梁辇入燕者, 历元及明初无恙。徐中山下大都时封记尚在, 今皆失散不存 ^{[37]卷一九，288-389}。李自成焚毁宫室的行为究竟造成了多少书画、典籍、档案的损失, 已不可详考, 但此种损失必定是毁灭性的, 清初修明史时因为明宫所藏档案毁失殆尽, 不得不让地方送交相关档案资料, 藏于宫中的《永乐大典》正本入清后就已不存, 当也是毁于这次焚烧宫室的行动中。

动乱中也有一些劫余书画流散到市面上来, 除前述顾景星所见从质慎库流出的南唐《百马图》外, 当时身处北京的一些收藏家利用这次机会收藏到不少内府流散的书画作品。王弘《山志》记载:“ 大内之物, 经乱后皆散逸民间, 退谷家京师, 又善鉴, 故奇迹秘玩咸归焉。” ^{[38]初集卷六, 153}明末清初的大收藏家孙承泽便在此期间收藏了大量内府流散的历代书画精品, 仅《庚子销夏记》中所记孙氏过目及自藏书画中系明亡后从“ 故内” 流出的就有《米元章小字天马赋》《荆浩山水》《唐王维伏生图》《关仝山水》《米元晖白云出岫图》《宋石刻兰亭序》《宋拓薛尚功石鼓文》《汉碑四种》《褚摹兰亭集墨本》《黄山谷赠元帅诗》、李公麟《九歌图》等等。

明代内府书画的大量散佚也使得清初民间书画收藏异常繁荣, 承续了晚明的态势, 清初崛起的一批书画收藏大家无不得益于这个机遇, 如孙承泽、耿昭忠、耿嘉祚、梁清标、曹溶、高士奇等, 一直绵延到乾隆初年的安歧。乾隆以后, 随着大量元代以前书画的再度入宫, 盛极一时的民间书画收藏活动方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