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1.肖文(http://orcid.org/0000-0003-4211-0403),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国际投资等方面研究; 2.李兰(http://orcid.org/0000-0001-6884-6756),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投资与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
区域贸易壁垒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母国省份间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定各省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量,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域双边产品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和人才流动壁垒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扩散量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省际扩散效应,其中三大经济带和交通枢纽城市的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量排名居前;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效应受到双边省份多重贸易壁垒的影响;贸易壁垒对研发资本溢出型和人力资本吸收型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均存在显著负向效应。
Technology spillover from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home country.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mainly 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technology from the host country to the home country, but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usion effect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fact, the absorption of foreign technology by a single enterprise cannot lead to national innovation. The major way of improving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to exchange technology inter-provincially. Furthermor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protectionism has made domestic technology transfer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iscussed only the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of regional diffusion effect. They didn’t measure the diffusion, nor did they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ffusion process. To address this issue, we use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3 to carry out a two-step study: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e measured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usion capacity. Secondly, we studied the impacts of bilateral product trade barriers, technology trade barriers and talent flow barriers on the spillover of inter-provincial diffusion of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The first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two channels of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R&D spillover and absorption effect. Provinces which absorb technology spillovers will spread the technology to neighboring provinces. Two conclusions are found in the study of the diffusion. The first is that th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e recent increase in diffusion are the increase of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r-provincial trade. The second is that in the diffusion ranking, Beijing-Tianjin-Hebei,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dustrial zone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regional transport hub rank top. The third is that after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regional transport, rather than the spillover volume,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ffusion of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s, in the second empirical study we select five provinces as central provinces which spread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echnological spreads of central provinces are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provincial trade barriers. Product trade barriers will reduce inter-provincial sales of new product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ter provincial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which reduces the inter-provincial spillover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trade barriers reduce spillover of technology by increasing the contract cost of technology trading. Talent flow barriers add to the difficulty of talents dispatch, which weakened the inter-provincial absorption of technologies. (2) The reception of O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by other provinces i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multiple trade barriers. Product trade barriers hinder products of central provinces selling to this area, which reduces technology spreading. Technology trade barriers reflect the defects of the technology reception provinces’ technology trading market, and the lack of technology trading incentive reduces technology from flowing in. Talent flow barriers reflect the low absorption capability of technology reception provinces and obviousl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technology spreading. (3) The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from R&D spillover and absorption effects are similarly affected by trading barriers. In both ways the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will ultimately be solidified into specific technologies or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thus be affected by the three bilateral trade barriers in the same way.
技术吸收和技术扩散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两大环节。技术吸收是研发资本从东道国向母国转移的过程, 技术扩散是研发资本在母国内部转移的过程。然而, 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技术吸收, 对技术扩散的讨论较少, 或者直接将两者混为一谈[1]。事实上, 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省份间的扩散对母国整体技术进步具有重要影响。单个企业吸收新技术只能获得较少的超额利润, 只有地区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才能带动整个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 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讨论不应局限于简单的技术吸收层面, 更应该从动态的视角追踪其在国内的扩散过程。
研究国外引进技术在国内的技术扩散过程, 是改善我国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现实需要。随着“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 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有效提升了技术水平, 其中不乏联想、万向等企业的成功案例[2]。但整体来说, 我国企业的技术和品牌影响力仍有所欠缺。进一步研究发现, 省际贸易壁垒的存在使技术的区域间扩散难度增加, 从而减缓了整体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3]。通过国际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 其扩散过程也会受到这些壁垒的影响。目前, 已有学者对FDI逆向技术溢出和省际贸易壁垒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4], 但针对OFDI的研究尚属空白。
同时, 这一研究也是国际经济形势转变后的积极应对策略。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技术先进国对落后国的技术封锁, 使国际市场间的技术转移变得愈加困难, 更多企业开始关注国外引进技术在国内的吸收和转化效率。其中, 国外引进技术在国内的扩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母国省际贸易壁垒对OFDI引进技术的省域间扩散是否存在影响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影响, 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形成有何阻碍, 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将重点关注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区域扩散过程, 通过测算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母国省际的扩散量以及贸易壁垒对其的影响, 完善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 同时探讨省际制度性因素对引进创新的影响。
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由来已久。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R& D机构, 能够快速实现与技术先进国家的知识和人才的交流, 获得国际技术溢出的好处。Potterie等首次将OFDI作为溢出渠道引入C-H模型, 并对美国、日本及欧盟11个国家的进口、引进外贸和对外投资技术溢出进行了测算, 发现OFDI渠道所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对母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10]。Bitzer等对17个OECD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本国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显著作用, 非G7国家的OFDI甚至还有显著负面效应[11]。Li等从技术差距的视角出发, 研究了中国不同省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如何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 认为只有当技术差距足够小时,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存在[12]。Ertur等的研究显示, 小型国家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获得更多技术溢出, 而富裕国家技术的进步更多来源于国内研发溢出和地区间技术扩散[13]。Chang等使用跨境专利和共有专利数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代理变量, 得出母国高水平的技术交易支出、企业研发投入和教育能够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结论(Chang C., McAleer M. & Tang J., ″ Joint and Cross-border Patents as Proxies f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2016.)。也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南— 南投资中的技术溢出, 认为国际技术溢出提高了投资国的生产率[14]。国内学者从实践出发, 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机制和方式进行了诸多探讨, 如赵伟等梳理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四条机制, 并分别构建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对OFDI投资存量、OFDI研发存量的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 中国OFDI有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1]; 王英等在LP模型基础上对OFDI、FDI、国际贸易和国内研发四条渠道的技术进步作用进行了研究, 但其研究结论并不支持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15]。
近年来, 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母国区域间的扩散效应开始得到关注。OFDI作为连接国外创新网络的一种方式, 对母国区域创新网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区域内技术能力较强的企业会通过OFDI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并通过示范效应和协同效应扩散到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由于我国省际发展的不平衡, 对区域引进创新的研究还需区分省内和省际两个部分[18]。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好处, 不同省份间的企业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技术交流与扩散。区域间产品贸易和产业联系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得以扩散的首要路径。技术创新信息通过产品贸易和地区间产业关系网进行扩散, 向省外潜在技术采纳者传递创新知识信息。区域间技术贸易也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的重要方式[21]。省外潜在技术采纳者通过技术贸易直接获得新技术的专利权, 共享技术溢出带来的超额利润。最后, 省际人才交流也会带动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22]。由人才流动带来的技术学习, 通过降低省外潜在技术采纳者的学习成本, 加速新技术在省内外的扩散。
区域贸易壁垒会改变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不同省份间的扩散模式, 甚至阻碍其省际扩散[23, 24]。在Young[25]的研究之后, 中国地区市场分割一直是研究的热点[26]。中国政府的行政性分权改革建立在国内资源分配扭曲的基础上, 因而其推进过程一直伴随着地区市场分割和贸易保护的弊病。由政府行为带来的区域性贸易壁垒干扰了省际产业、技术和人才市场的融合, 使技术在区域间呈现非均衡的S形扩散模式。地区贸易保护壁垒对东道国FDI技术溢出的负向效应已经在实证中得到了检验[4]。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省际的扩散机理与FDI技术溢出相似, 因而同样会受到区域间贸易壁垒的影响。通过产品交易、技术交易和人才交流, 省外潜在技术采纳者能够获得本省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扩散的好处。然而, 地方政府在三个市场上设置的壁垒则会影响其扩散的整体效果。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发现, 在理论方面, 现有文献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技术扩散以及省际贸易壁垒进行了诸多研究, 但鲜有学者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部分学者探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带动母国区域技术能力提升的机制, 但未将区域划分为省内和省外进行研究, 忽略了省际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而且现有文献仅仅研究了经济一体化下东道国省际贸易壁垒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 并未将研究的视角转移到OFDI逆向技术溢出上。在实证方面, 基于测算的难度和复杂度, 很多学者只测算了通过人力资本吸收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量, 并未测定其省际扩散量。同时, 当前文献仅对FDI技术溢出受东道国省际贸易壁垒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经验研究, 由于缺乏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效应的足够重视, 尚未有文献针对OFDI开展相应研究。基于此,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研究母国区域贸易壁垒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的影响:一是借鉴产业经济学中的引力模型方法, 测定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省际的扩散量; 二是引入省际产品、技术和人才流动的三类壁垒进行经验研究, 综合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省份间扩散的影响因素。
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量测定包括两个基本过程:首先, 借鉴LP模型测算各省份OFDI逆向溢出的技术量; 其次, 运用产业经济学的引力模型, 计算出各省份相应的扩散量。
Potterie和Lichtenberg对C-H模型进行了扩展, 将OFDI作为技术溢出渠道引入模型[10]。之后众多学者的经验研究都基于对该模型的拓展。本文运用这一模型的扩展形式来研究各省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 模型如下:
ln
其中, i代表省份, t代表时期, TECHit表示技术进步, 表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本文选取2003— 2013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样本的代表性, 选取34个主要贸易伙伴国(所选34个贸易伙伴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瑞典、意大利、爱尔兰、比利时、波兰、荷兰、捷克、匈牙利、西班牙、巴基斯坦、韩国、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蒙古、泰国、新加坡、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俄罗斯、巴西、赞比亚、哥伦比亚、墨西哥、土耳其、阿根廷。)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国。我国对以上国家的OFDI、FDI、进口额分别占各自投资、贸易总额的72.74%、71.16%和65.30%, 具有样本代表性。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法(DEA)计算各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TECHit。投入要素为各省区市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总数, 产出要素为各省区市当年的GDP。各省区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按照本省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到以2003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经济数据和各省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通过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 先用与国内研发存量相同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出各国的总存量
各省区市通过FDI和进口贸易方式获得的研发资本溢出
各省区市人力资本存量根据Barro和Lee[31]的方法计算:Hit=小学比重× 6+初中比重× 9+高中比重× 12+大专比重× 16。各省区市就业人员以及受教育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 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由于国内研发存量与技术进步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需要采用工具变量进行替代。人力资本的滞后期极少受技术进步影响, 且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高度相关, 因此本文选取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ln (H)作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工具变量, 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运用Stata13.0进行分析, 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各省区市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效应。OFDI通过两个途径实现逆向技术溢出:一是通过研发资本存量直接溢出方式获得技术溢出, 对母国技术进步起到成本分摊作用; 二是通过人力资本吸收获得逆向技术溢出, 对母国技术进步起到技术学习和二次创新的作用。因此, 各省区市通过OFDI逆向技术溢出方式带来的技术进步产出分为研发资本溢出TechOFDI1=
借鉴产业经济学的引力模型, 可以计算OFDI带来的两类技术产出在各省区市间的扩散量。引力模型常被用来计算区域间的产品贸易量[32], 本文借鉴该模型计算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区域间的扩散量。
为了便于解释, 假设全国的技术市场分为两个部门, 分别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新部门a和其他创新部门b。那么, 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量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贸易系数可以通过运输量分布系数法进行测算。《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显示, 近年来, 按行业分的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合同引进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因此, 制造业主要产品的运输数据可以近似地替代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新部门的产品在各个省区市间交易的贸易系数。《全国铁路统计资料汇编》中列出了一些主要物资的铁路运输量, 其中属于制造业的物资包括12类, 分别是盐、饮食品、烟草制品、纺织品、皮革、皮毛及其制品、钢铁及有色金属、金属制品、工业机械、农业机具、木材、纸及文教用品。运用这12类运输物资的铁路运输发送量和到达量即可计算贸易系数, 计算式为:
经测算, 取对数后(取对数的目的是对原有数据进行平滑, 但不改变相对值。)各省区市历年OFDI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量的测算值如表3所示。
表3所列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量为通过研发资本溢出和人力资本吸收两个部分相加获得的总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量呈现以下特征:(1)总的来说, 各省区市的扩散量大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OFDI逆向技术溢出量的逐年递增以及省际贸易交流的加强是扩散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扩散量波动程度大致呈现中部< 东部< 西部的态势; (2)各地区扩散量的平均增长率在2008年之后均有所下降, 且省际差异收窄, 交通枢纽省份的扩散优势开始显现, 这一变化表明, 金融危机促使国内各省区市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趋同, 省际贸易因素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加强。
从地区分布看, 东部地区的扩散量普遍高于中西部, 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 这些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贸易均较为活跃。中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节点如湖南、江西等地, 其扩散量也较高。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甘肃省的扩散量排名十分靠前。得益于交通运输的区位优势, 这些地区的商品运输更为活跃, 因而有更多机会接触到OFDI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新技术信息。内蒙古、山西、陕西、青海、黑龙江等地的扩散量排名靠后, 这些地区由于地处偏远, 且较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量也较低。
根据前文测算的技术扩散量数据,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北京、上海、广东以及两个重要交通节点湖南、甘肃共5个省区市作为技术扩散的中心地区, 分别测算5个省区市对其他29个样本省区市的技术扩散量, 用以研究技术扩散受双边贸易壁垒因素的影响。
以往文献的研究结果显示, 省际产品贸易市场、技术贸易市场和人才流动市场是技术在区域间扩散的主要渠道。技术扩散渠道不畅, 也即三个市场的贸易壁垒会限制省际技术扩散。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本地税基和维护竞争格局的考虑, 可能会在产品市场设置壁垒, 限制高科技产品的省际销售。这一壁垒会限制企业向省外潜在技术采纳者传达与新产品相关的信息, 形成信息壁垒; 也会阻碍地区间产业关联的形成, 从而抑制区域技术创新网络对技术扩散的推动作用。技术贸易市场发展的不完善会直接影响技术的省际扩散。技术贸易不够活跃的地区, 其技术交易机制通常也不完善, 企业间技术交易无法得到保障, 极大地降低了技术的省际扩散效率。省际人才流动壁垒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流出省份人才资源不足, 造成人才派遣困难; 二是技术接收省份人才资源匮乏, 无法吸收技术流出省份的技术扩散。结合前文的测算结果,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量不仅取决于溢出量, 还取决于地区间的贸易运输情况。为此, 本文构建扩展的双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研究:
ln
γ 7ln
其中,
为了区分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研发资本溢出和人力资本吸收两种不同方式获得的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差异, 本文将分别使用研发资本溢出和人力资本吸收两种方式带来的省际扩散量作为t时期i省和j省之间OFDI逆向技术溢出扩散量的指标, 分别记为
产品贸易壁垒、科技人力资本、技术市场活跃度和地区研发投入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33], 本文将选取这些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具体如下:
L和L分别是t时期i省和j省的产品贸易壁垒变量。地区产品贸易壁垒越强, 其新产品向省外扩散的难度越大, 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省际的扩散量就越小。由于地区间的产品贸易保护主要以法规或隐性壁垒的形式存在, 难以进行直接测量, 借鉴行伟波等[34]的方法, 本文选取地区企业国有化程度作为省际产品贸易壁垒的代理指标。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国企的经济效益成为地方财政和官员升迁的重要决定因素。此外, 由于先天优势, 国企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 地方政府会倾向于设置壁垒来保护这类企业。因此, 地方国有企业占比越高, 地区产品贸易壁垒强度也会相应地增加。选取国企就业人员占本省总就业人员比例L
Trad和Trad分别是t时期双边省份的技术市场贸易壁垒变量。地区间技术贸易壁垒越强, 新技术在地区间的交易就越困难, 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量也越小。本文选取特定省区市历年技术合同流出金额的负数作为技术贸易壁垒的代理指标[35]。技术合同流出金额越少的地区, 技术贸易市场的活跃度也越低, 反映出该地区技术贸易的困难程度和技术贸易壁垒的存在。各省区市历年技术合同的流出金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和分别是t时期双边省份的人才流动壁垒变量。地区间人才流动壁垒越强, 新技术的跨区域学习就越困难, 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量也越小。由于无法直接测量人力资源在省际流动的量, 本文选取地区人力资源存量的负数作为人力资源流动壁垒的工具变量。地区人力资源存量与人力资源流动量高度相关, 人力资源越匮乏的地区, 企业向省外派遣技术人员的能力越差。技术人员派遣减少将影响跨省技术培训, 带来更多的人才流动壁垒。对于流入省份, 人才资源的匮乏也会影响技术吸收。地区人力资源存量的测算参照Barro等[31]的方法。
PGD和PGD用于控制双边省份经济发展因素对技术扩散的影响。Dis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Hausman内生变量检验的结果显示, 地方研发投入量存在内生性。使用地区人力资源和地方研发投入量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运用Stata13.0进行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OFDI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模式的特征如下:
1.中心省份溢出技术的扩散量受到本省多重贸易壁垒的负向影响
政府对企业控制越强的地区, 有更强的产品贸易壁垒, 溢出技术的扩散量更少。省内创新源企业运用溢出技术研发的新产品由于受到产品贸易壁垒的影响, 在省外的销售规模大幅下降。省外技术采纳者也因无法获得产品市场渗出的创新知识而难以获得技术扩散的好处。产品贸易壁垒还可能降低地区间的产业联系, 降低产业链上的创新知识扩散。技术交易活跃度越低的地区, 技术贸易壁垒越高, 溢出技术的扩散量越少。技术交易市场活跃度低, 表明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发育程度低, 交易成本和风险偏高。不完善的技术交易机制增加了省内外企业技术交易的合约成本。同时, 技术交易市场漏洞的存在也增加了省内外企业技术交易的信用风险, 市场无法保障技术交易双方的经济利益, 从而增加了交易难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少的地区, 人才向外流动壁垒更大, 溢出技术的扩散更为困难。省内企业一般通过技术人员派遣对省外技术采纳者进行技术培训, 以降低后者的技术学习成本。人力资本存量少的地区, 企业普遍存在人才稀缺现象, 因此会减少甚至取消成本高昂的跨省技术培训。即使使用现代技术实现网络指导, 也会因人才匮乏而难以组织。技术培训的缺失将削弱省外潜在技术采纳者对技术的二次吸收, 从而减少技术在省份间的扩散量。
2.中心省份溢出技术的扩散量受到技术接收省份多重贸易壁垒的负向影响
技术接收省份的产品贸易壁垒阻碍了溢出技术向本省扩散。技术接收地区出于保护本土竞争格局的考虑, 倾向于设置产品贸易壁垒。接收地区的产品贸易壁垒同样通过减少新产品的流动和新产业联系的形成来减少溢出技术的省际扩散。技术接收地区的技术贸易壁垒阻碍了溢出技术向本地区扩散。技术接收地区技术贸易市场不活跃, 表明该地区的技术贸易市场发育并不完善。企业技术贸易的动力不足, 从而减少省外技术向本省的扩散。技术接收地区的人才流动壁垒阻碍了溢出技术向本地区扩散。技术接收地区的人力资源存量低, 表明该地区企业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较差, 即使形成技术合作, 其新技术的学习进程也较为缓慢, 难以转化成本地区的技术创新, 因而对溢出技术的扩散有负向影响。
3.研发资本溢出和人力资本吸收两种形式技术溢出的扩散模式基本一致
从影响方向上看, 以研发资本溢出和人力资本吸收两种方式获得的技术溢出, 其母国扩散过程受到三种贸易壁垒的影响是一致的。研发资本溢出通过增加母国企业可用科研资源来加速创新过程, 人力资本吸收则通过研发人员学习来促成二次创新。两种形式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最终均会固化到特定的技术或创新产品中, 因此, 两者受双边省份三类贸易壁垒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从数值上来看, 人力资本吸收形式的技术溢出受三类贸易壁垒的影响更大, 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吸收型的技术溢出所对应的扩散量更大, 在相同程度的贸易壁垒的作用下, 所受影响更大。
本文通过两个实证模型的构建, 首先测定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量; 在此基础上, 选取扩散量较大的代表性省区市作为技术扩散的中心地区, 研究了地区间贸易壁垒对溢出技术省际扩散的影响。一方面, 本文综合借鉴LP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分析方法和引力模型, 计算出各省区市从2003— 2013年OFDI逆向技术溢出向省外扩散的量; 另一方面, 本文梳理了双边省份的产品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和人才流动壁垒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的影响机制, 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第一,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分为东道国向母国转移以及母国内部扩散两个过程; 第二, 技术流出省份的多重贸易壁垒会影响本省技术向其他省份扩散; 第三, 技术接收省的多重贸易壁垒也会影响中心省份技术向本省扩散; 第四, 研发资本溢出和人力资本吸收两种形式的技术溢出受贸易壁垒的影响基本一致。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方式, 而省际技术扩散则是提升国内整体技术的重要途径。我国应不断提高“ 走出去” 的广度和深度, 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壁垒, 实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共享。这包括两个必要的过程:一是打通国际市场的贸易壁垒, 保障OFDI逆向技术溢出从东道国向母国的转移过程; 二是打通省际市场的贸易壁垒, 保障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母国省际扩散过程。具体来说, 首先要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合理的研发资本和人力资源配置政策, 保障地区有足够的能力吸收技术溢出并向其他地区扩散; 其次要逐步消除省际产品贸易、技术贸易和人才流动壁垒, 润滑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本国区域间的交流与扩散过程; 最后, 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有效性评判应该基于国内技术的整体进步, 而不仅仅是单一企业的技术吸收。研发技术反向溢出需要以点带面, 逐步渗透到特定企业所在的行业和上下游产业链, 促成更为强劲的技术学习网络。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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