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 在机器工业的竞争下, 农村地区的手工业非但没有萎缩, 反而有了一定的发展, 不仅像织布、缫丝等传统手工业获得了发展, 同时还有不少如花边、针织等新行业也得到了普及和推广。但上述行业却并未走上向工业化转变的道路, 彭南生将这种朝着机械化发展的工场手工业称为“ 半工业化” 。他认为, 近代手工业是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中间经济” , 将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连在一起。在以往的研究中, 由于手工业作为农业生产的附属存在, 有些学者认为手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它只是在劳动力大量剩余、人均可用耕地日益不足等情况下, 农民为了维持温饱采取的一种被迫行为。对小农家庭来说, 兼业性副业生产尽可能地吸收了家庭剩余劳动力, 在国家税收、地租的重压下, 通过充分挖掘潜力生产, 实现小农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小农从事农副业主要是为了家庭消费, 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 他们的行为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状况来衡量, 而不能用单位生产成本和收益来衡量。” ^[3]黄宗智认为, “ 手工业作为摇摇欲坠的家庭式农场经济的重要补充, 它帮助维系着一个净收入低于生活需要的农村家庭” , 结果“ 和马克思的分析不同, 不是自足的‘ 自然经济’ , 而是商品化了的手工业对近代工业的挑战作出了顽强的抵抗^[4]202-203。但同时也有些学者认为, 近代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非但没有阻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相反, 它不仅增加了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 消化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而且还增加了农村社会的生产消费总量, 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 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产业, 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

在西方机器工业的推动下, 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相对机器生产, 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在效率上是无法比拟的, 因而对传统的生产工具进行改良或购进新式机器, 成为必然且无奈之选。事实上, 中国古代手工业能获得巨大突破, 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 如宋元时期用脚踏缫车取代手摇缫车, 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6]3420。清代以来, 江南地区广泛使用足踏多锭纺车, 尽管吴承明、徐新吾等人对此并不认同^[7]46[8]386, 但手工业生产受到新式机器的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近代浙江许多地区的手织工业开始逐步地改进生产工具, 如绍兴地区“ 木机(织绸)出品固坚韧耐用, 然效率嫌缓; 铁机兴起, 出品花色亦繁, 花绸、素缎及各种花缎, 均层出不穷, 木机花素大绸、阔纺等亦源源创出, 产量增至29万余匹, 织制之家计3 400余户, 是为全盛时代” ^[9]84。

与此同时, 手工业还有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 那就是朝着工场化发展。如1933年浙江永嘉县工场手工业已占12.2%^[9]811, 但工场使用动力设备的还为数过少, 即便使用了, 利用率也是极低的(一般都是由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来取代)。据调查统计, 这种情况不止在浙江, 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如此。1913年全国21 713家工厂中, 不使用原动力的手工工场占98.40%, 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只占1.6%; 而浙江省使用原动力的14家占0.56%, 不用原动力的2 493家, 占99.44%^{[10]448, 449}。到1947年底, 手工工场在全国114 078家工厂中仍占76.47%, 符合工厂法(工厂法规定:“ 凡用发动机器之规定, 平时雇佣工人在三十人以上者, 方才适用。” 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 1949)》第4卷,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556页。)规定的工厂数量仅占23.53%, 而这些工厂中纺织、服装、食品、造纸等轻工业占了近一半^[11]555。不过, 当机器工业遇到“ 商人包买制” 支配下的家庭手工业时, 它的“ 生产优势” 却被削弱了。一方面, 农民因为资金较少, 首先考虑的是满足自身需求, 通过来料加工的方式, 节省了购买原料的流动资金且免去销售的麻烦, 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充分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 城镇贫民中, 十岁上下之幼女(缝袜头)、壮年妇女(捻袜)、四五十岁之老妇(纺纱折袜)、失业之男子(烫袜), 无不借织袜以为生。” ^[9]178家庭成员“ 无法解雇” 的既定事实注定了其更倾向于使用人工劳力, 毕竟让一个劳动力“ 闲置” 起来, 造成了经济浪费, 比机器所带来的损失更大。传统家庭伦理的内在自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协调了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 降低了组织管理成本, 提高了家庭式生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商人也避免了建造厂房所造成的资金浪费, 以及之后带来的管理费用。

因此, 在考察近代手工业的变化时应看到, 直接促进其发展的主因更多是区域市场扩大而带来劳动分工的深化, 技术改良尽管给手工业注入了发展活力, 但远远还未达到实质性变化这一程度。并且机器工业只是在一些大、中城市获得发展, 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乡镇手工业的现状。所谓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充其量只是现代工业冲击下的“ 反应” 。农副业的地位使手工业很少会选择去对技术进行有效改进, 更为现实的是吸收现代工业部门生产方式上的积极因素, 以此来缓解自身内部存在的局限。正如史建云所说的, “ 无论社会分工是一个手工业部门自身发展的结果, 还是外力的强制, 都说明生产过程的进步” ^[12]。但这仅仅是“ 在传统经营方式的基本格局未发生大变动的情况下, 朝着横向多元并存和纵向进步演化的方向发展”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为了在落后经济基础上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苏联模式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建设的首选。国家在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之后, 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引导手工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提高手工业的生产力, 国家在合作化过程中有意识地从经验推广、流程改进、管理优化以及逐步实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等四个方面, 来加强和提升合作社(组)的生产水平。

第一, 推广先进经验。由于过去个体手工业者以简单、独立的加工、生产为主, 因此大多数从业者既不懂机械常识, 又无法学到新技术, 致使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国家要提高手工业者的生产技术水平, 使其能够适应并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较为有效的方法是推广同行业的先进经验。在合作化过程中, 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提出:“ 生产合作社之间要互相学习和互相帮助, 先进的(社)帮助落后的(社), 后进的(社)学习和赶上先进的(社); 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社员的技术水平, 改进生产设备, 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 (《浙江省机械农具生产合作社的社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组织办法(草案)》,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通过开展社际竞赛( 社际竞赛的要求是:合作社(组)在生产经营上进行交流合作,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基础上, 达到并且超过国家计划指标。参见《浙江省机械农具生产合作社开展打稻机同品种的涉及竞赛合同》,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 部分合作社(组)在学习地方国营工厂和其他合作社的生产管理经验后, 社员的技术水平和操作方式有了一定提高。如温州市第一方木生产社党支部书记王某某先后两次到杭州学习锯榫机技术, 对包括划墨机、八眼钻孔机等在内的生产工具进行改进, 使产量提高5.4倍（《温州市第一方木生产社第二季度劳动竞赛的情况》,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瑞安县农械生产社的铸工车间通过学习国营工厂和苏联经验, 对熔铁炉进行适当改进, 不但节约了焦煤的使用量, 而且铁水产量由每小时1 300— 1 400斤增至1 600— 2 000斤（《瑞安农械生产社是怎样加强技术管理、提高打稻机质量的》,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

为了促进地区间先进经验的交流, 部分县市还组织了生产观摩会、技术训练班、技术研究小组等（《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方案(草案)— — 李茂生在浙江省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档案号:j112003002, 浙江省档案馆藏。）, 合作社则根据自愿原则, 互派人员进行交流学习。如桐乡县濮院镇铁业生产社的代表在听取嘉善县魏塘镇铁业生产社的典型介绍后说:“ 我来参加时, 心里想只听见鞍钢有技术革新, 手工业有啥技术革新呢?参观后亲眼看到了手艺掌握在工具里; 都像魏塘铁业社一样, 实现社会主义要不了15年。” （《嘉善县魏塘镇铁业生产社生产打稻机和改进创造生产工具及组织给代表参观的情况报告》, 档案号:j126001179, 浙江省档案馆藏。）有些社通过学习、交流之后, 不管在产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所提高。如温州市机修社在与其他社交流生产经验后, 先后试行了13种工夹具的操作方法, 不但效率提高了53.2%, 工时定额由每台29小时20分减至20小时11分, 而且质量比过去提高4%, 成本降低25%（《关于打稻机生产专业会议的情况报告》,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又如宁波市皮革生产社在推毛方式上由原先的直推改为横推, 使这道工序的次品率由8%降为0.5%（《上报宁波市皮革业的补充材料》, 档案号:j112003016, 浙江省档案馆藏。）。

第二, 改进生产工艺流程。工艺流程指包括产品设计、原料准备、制造生产等在内的整个加工过程。改进生产工艺流程的目的主要是缩短生产周期, 在更短时间内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而合作社要想改进工艺流程, 更多地要依靠提高社员的技术水平和改进生产工具。对于工具简陋、生产灵活的合作社, 主要是改进生产工具, 节省生产加工时间, 从而提高单位时间内产量。如嘉善县魏塘镇铁业社14名社员对六种常用的生产工具进行改进和创新后, 每种工具平均比原来(手工操作)在生产效率上提高3— 4倍, 其中脚踏绞螺丝床每工能制造“ 三分” 型号的螺丝780个, 比旧式绞扳每工118个提高5.61倍; 如以生产200部打稻机计算, 改进后共节约311.7工(折成金额394元), 以同样时间则可以多生产88部打稻机(每部三工半), 生产成本由55元降至45元。同时, 对工具进行改进之后, 在产品质量、规格上也有所提高, 如弯齿器的弯钢丝在长短、弯度规格上较之前更统一（《嘉善县魏塘镇铁业生产社生产打稻机和改进创造生产工具及组织给代表参观的情况报告》, 档案号:j126001179, 浙江省档案馆藏。）。据统计, 1956年嘉善县魏塘铁器社、西塘木器社、西塘铁器社、造纸社、纽扣社等五个社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增添了58匹马力的引擎5部, 陆续购置了钻床、铳床、车床、锯板机、锯片等生产工具（《嘉善县第六次手工业代表会议总结的报告》, 《大会参考资料四》, 档案号:j112003002, 浙江省档案馆藏。）。总的来说, 通过改进生产工具来提高生产效率, 需要资金方面的支持, 因而比较适合那些便于机械操作的合作社。

对于一般的合作社来说, 在缺乏必要的物资条件的情况下, 主要是通过提高社员的操作方式来提高产量, 即所谓的劳动分工。部分合作社实行流水作业后, 由于社员生产简单专一, 操作方法也因而更易被熟练掌握。同时, 集体化生产模式下, 各工序经过排列进行直线生产, 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 减少了非生产时间的损失, 这对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果有明显帮助。

在合作社实施流水作业初期, 由于社员抱有畏难情绪, 生产效率并没有出现预想的增长趋势。如余杭县在城镇雨伞、圆木生产社及篾竹、小木农具生产小组, 虽然在社员经济收入、公共积累等方面都不断提高, 但社员的某些顾虑还是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如年老的社员怕分工协作后不自在、不习惯, 固定在一道工序上怕身体“ 受不了” ; 技术高的社员怕工资拿得少, 技术低的怕学不到全套技术等（《余杭县在城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实行分工协作的情况与经验》, 档案号:j112001003, 浙江省档案馆藏。）。又如金华市第一、二木业生产合作社在分工生产中出现生产效率不增反减的情况, 生产一台打稻机木壳需要工时最多达2工半, 少的也要2工2时; 在所生产的80台打稻机木壳中要求返工修改的就有48台, 占60%; 同时, 社员的经济收入也有所下降, 有的社员每天只有0.8— 0.9元。通过调查发现, 一些技术好、年纪大的社员不相信流水作业法能提高质量和效率, 认为“ 流水作业法一个人做一样, 从来没有过” , “ 一个做一样, 手法不合” ; 也有社员认为流水作业是“ 一个吊一个, 要大家拼命干” , 社中的青年社员则抱有“ 一人做一手, 技术学不起” 的顾虑; 此外, 还有的社员则担心工作分配不合理, “ 铇的天天铇, 体力吃不消, 工资不好计算” （ 《金华市第一、二木器社生产打稻机木架的情况》,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

针对上述情况, 金华市手工业联社除加强流水作业的业务指导外, 还将两个木业社的打稻机木壳生产部分进行合并。合并后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 调整劳动生产关系。根据每个人的技术特点、体力强弱等情况, 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编组。如做板组, 需要体力强、锯得多、铇得平的年轻人, 因而将五个年轻力壮的社员编在一起; 年纪大、体力弱、技术好的社员则安排在画墨线、做斜角板、敲架等小组中。同时, 在两个社中选出八名干部, 组成生产打稻机管理委员会, 对他们进行了明确分工, 四名干部负责生产管理、材料采购、原材料收发、产品检查等日常生产管理, 四名干部负责社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随着社员逐渐适应专业化生产, 技术熟练度也有明显提高, 如社员何某某体力强、铇得快, 一天能铇条子130根, 超过原先定额(85根)的52.94%。通过合理调配劳动力, 合作社的工时定额不断下降, 平均每台工时定额(罩壳在外)由1955年的18小时下降到1956年的6小时56分。由于工时定额降低, 每台所需的工资支出由2.1元降到1.2元(平均为1.728元)。但社员收入并未减少, 反而有所提高, 如社员冯某某开始每天工资0.8— 0.9元, 后增至1.78元（《金华市第一、二木器社生产打稻机木架的情况》,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

第二, 将整个生产过程分为原材料加工和成品生产两部分。原材料加工部门具体分为5个组(圆筒弹墨、锯板、弹片子、裁料、蒸料烘料等), 材料收发员对经过处理的原材料检查合格后, 分发给成品生产部门。成品生产部门的6个组(木架、斜角板和装配、底板后壁板、轮罩、条子圆盘、木连杆脚踏板)将制成品交给收发员, 后者在入库前根据图样尺寸标准进行检验。检查合格的产品被打上不同记号, 以示由各人负责。实行检查制度后, 不仅提高了产品质量, 而且规格、尺寸也得到统一, 木壳的返工率则由之前的60%降到5%（《关于开展流水作业法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质量, 保证完成打稻机木壳生产任务的通报》,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加之在取料、烘煮料、生产等方面的技术改进, 使原料的耗用量也逐渐减少, 每立方木料由先前可以做7— 7.3台增至7.6— 7.8台。因而, 打稻机的生产成本也不断降低, 由1955年每台18.25元降至1956年的13.97元, 降幅为23.45%（《金华市第一、二木器社生产打稻机木架的情况》,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

此外, 为了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在劳动分工的过程中, 还推行了“ 三级六等” 论质计件的工资制。每工分为三级, 差一级依次减0.1元; 每级又分为三等, 一等者为1.5元, 二等的1.45元, 三等的1.4元。新的工资制度有效解决了因技术高低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 促使技术较低的社员积极向较高者讨教学习(同上。)。

浙江省部分合作社在推行流水作业后, 通过对社员进行合理的分工安排, 不仅个体的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 而且合作社的整体经济效益也得到提高。如温州市第一方木生产社根据社员技术特长, 按零件的不同技术要求合理调配劳动力。如栅板组组员黄某某起初被分配去刨板, 产量比一般社员低20%, 因收入减少, 遂产生了离社单干的想法; 后调剂去做钻孔工序后, 每天能钻100粒, 比之前的先进者多20%。该社3个车间的9个小组在一段时间的专业化生产后, 技术逐步熟练, 生产效率平均提高37.74%(《温州市第一方木生产社第二季度劳动竞赛的情况》,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金华市铁制品行业的6个合作社未实行劳动分配之前, 人均每天只能打9把锄头; 实行之后, 人均每天能打锄头16把。其中第一铁业生产合作社的总产值由1954年的46 700元提高到1955年的56 134元, 增加了20%以上; 公共积累由1954年的5 000元增加到1955年的7 000元, 增加了40%; 社员的人均月收入也从1954的46元提高到1955年的55元。由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有25种产品降低了售价, 锄头从原先每斤0.8元降低到0.73元(《金华地区代表谢仁符同志的发言》, 《第四次手工业干部会议各县市代表的发言资料》, 档案号:j112003001, 浙江省档案馆藏。)。

第三, 优化生产管理制度。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部分合作社还实行了“ 三定” (定机、定员、定物)管理, 按月、按旬编制和执行生产计划(《关于打稻机生产专业会议的情况报告》,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湖州市农具机械社实施“ 三定” 管理制度后, 不仅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计划的115.50%, 而且生产成本由原先每台31.1元降低到29.545元, 其中原料成本降至28.39元, 比计划成本降低了9.13元( 《湖州市农具机械社一九五六年打稻机生产初步总结》, 档案号:j112003018, 浙江省档案馆藏。)。

第四, 实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手工业生产技术改进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机械设备的广泛使用。在合作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合作社利用积累资金来推动生产工具的逐步升级, 使手工生产逐渐走向半机械化、机械化。国家对手工业机械化生产的规划是:在城市中利用简易的电力机械; 在乡村或城镇, 则利用水力及旧式引擎动力, 进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14]。在工业化过程中, 国家也积极地为那些便于机械化生产的企业提供国营工厂淘汰的旧设备、器械工具。据统计, 1954年底浙江省有机械化合作社31个, 社员1 599人, 占社(组)员总数的1.08%, 全年产值2 020 000元; 到1955年底发展到46个, 社员2 291人, 占社员总数的0.7%, 全年总产值6 260 000元, 占全部合作社(组)总产值的7.45%, 比手工操作的产值至少提高3倍( 《浙江省手工业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档案号:j112003004, 浙江省档案馆藏。)。合作化高潮后, 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提出了目标:1956年实行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社(组)员人数达到36 733人, 占社(组)员人数的3.85%, 占可能机械化社(组)员人数的5.69%; 1957年达到111 756人, 占社(组)员人数的9.31%, 占可能机械化社(组)员人数的13.21%(《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方案(草案)— — 李茂生在浙江省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档案号:j112003002, 浙江省档案馆藏。)。其中金华地区1956年能进行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社(组)员占社(组)员总数的3%, 1957年则要求达到6%(《金华地区代表谢仁符同志的发言》, 《第四次手工业干部会议各县市代表的发言资料》, 档案号:j112003001, 浙江省档案馆藏。); 宁波专区1956年为130个社4 400个人, 占社(组)员人数的4%, 1957年达到260个社9 976人(在195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占社(组)员人数的8%(《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加速手工业合作化》, 《宁波地区代表张照田同志发言》, 档案号:j112003002, 浙江省档案馆藏。); 建德专区1956年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人数占社(组)员人数的5.3%, 1957年达到7.4%(《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加速手工业合作化》, 《建德地区代表宋秀村同志发言》, 档案号:j112003002, 浙江省档案馆藏。)。

但事实上, 从整个浙江省的情况来看, 尽管部分合作社通过装备动力设备提高了手工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发展程度, 但这些动力设备所能提供的支持却十分有限。即便是改造完成之后的几年内, 机械化、半机械化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如1956年衢州地区93个手工业中, 除了脚踏缝纫机、脚踏轧花机外, 仅有10千瓦电动机2台, 旧车床7部, 15马力引擎和圆盘锯各1台^[15]544。据统计, 1958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只有四五万台机器设备, 按单位来计算, 机械化程度还不到3%。从劳动生产率方面看, 国家宣称1957年机械化生产的手工业合作社人均年产值达到1— 1.5万, 半机械化的合作社为0.5— 0.8万元, 一般百人以下的合作社人均年产值为0.2— 0.3万元^[16]。但事实上, 1956年生产合作社(组)人均年产值仅为1 116元, 其中一般生产合作社为1 348元, 半机械化生产的合作社2 600元, 机械化生产的合作社为3 660元(《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规划的报告(初稿)— — 白如冰在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的报告》, 档案号:j112003002, 浙江省档案馆藏。)。在一年的时间内要想迅速提高年产值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更何况一般国营现代化大工厂1957年每个工人的平均年产值也才2— 3万元。无论是设备动力还是供销安排方面, 合作社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即便是装备了机械动力的合作社, 若与国营工厂相比, 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 大幅提高生产效益显然是不可能的。

同时, 社员技术水平落后、文化程度不高、操作能力缺乏等客观因素制约了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发展。如杭州市制钉生产合作社的33名社员中, 能操作机器进行生产的只有4人(其中包括1名技术人员), 而合作社却采购了动力马达7部、机械设备22部, 在机械设备和技术人员数量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 部分机械设备处于“ 备用” 状态, 造成巨大的资金浪费。1955年杭州市制钉社的生产总值为587 755元, 1956年的计划生产总值却比之前却有所降低, 只有578 909元(《杭州市制钉生产合作社机械化、半机械化装备情况》, 《全省机械化、半机械化铁器生产合作社调查原始资料》, 档案号:j112002011, 浙江省档案馆藏。)。以上例子选取的还是那些便于机械化生产的铁业合作社为例, 对合作化过程中大部分以手工业操作为主的普通合作社而言, 机械动力使用程度更低。

此外, 受社员技术水平的影响, 部分合作社不能完全满足和适应新式农具修配任务的需要。如1955年秋收时, 富阳县农业合作社损坏了七八部打稻机, 尽管当地铁业社装备了机械动力设备, 但由于缺乏技术人员, 不能及时地对打稻机进行修理。农业社无奈之下打报告到省里, 省局派金华铁工厂的技术人员过去修理, 但到10月份又坏了六七部, 因此, 农业社只能将部分损坏的打稻机送至杭州进行修理, 有些损坏严重的, 农民嫌修理麻烦, 将其闲置起来, 不但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而且阻碍了打稻机的推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加速手工业合作化》, 《建德地区代表宋秀村同志发言》, 档案号:j112003002, 浙江省档案馆藏。)。据1955年统计, 浙江省能熟练绘制新式农具图样的技术人员只有5人, 能进行加工生产的技术工人170人。在农具生产合作社中, 只有32个社装备了动力机械设备, 新式农具修配站只有50个。在技术人才、工具设备缺乏的情况下, 要在短期内转变生产方向来适应并满足工农业生产需求, 显然还存在较大难度(《关于一九五五年手工业合作化改造工作总结与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意见(草案)》, 《浙江省第四次手工业工作会议简讯(第四号)》, 档案号:j112003002, 浙江省档案馆藏。)。

在手工业生产效率问题上, 合作化生产是否比传统模式下的家庭分工更有效呢?要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要明白何为劳动生产率, 它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 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 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即:劳动生产率(LP)=手工业产出(Y)∕ 生产要素投入(X)。

一般我们将手工业的资本产出的生产函数设为:Q=f(L, K), 其中Q代表产量, L代表劳动力投入, K代表资本、原材料等投入。其边际效益函数(一阶函数)表示为:

W=Pf(L, K)-aL-bk(a, b> 0)

Pf'(L)=a, Pf'(K)=b

与之前的传统家庭生产模式(为便于对比, 这里所谓的传统家庭生产模式, 主要指单纯的家庭手工业或家庭作坊, 不包含作为农副业存在的手工业。)相比, 手工业合作化初期在资金、技术、工具等诸多投入因素方面基本上并没有太多改变。因此, 对上述模型进行讨论时, 可以做适当地简化处理, 以劳动力(L)为自变量的函数模型Y=f(L), 手工业的产出围绕劳动力要素的变化而发生增减。

LP=Y/L=f(L)/L

对传统家庭手工业来说, 在A点(图1)之后, 随着家庭劳动力不断投入, 会出现小农经济中常见的问题即边际劳动效益递减(即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减少), 出现手工业的“ 内卷化” 。用公式表达即:

d(AP)/d(L)=df(L)/L÷ d(L)=[f'(L)L-f(L)]÷ Δ L< 0

f'(L)< f(L)/L=LP

（边际劳动效益低于劳动生产率。此处引用张俊的模型, 参见张俊《传统农业“ 过密化” :内在机理与边际条件》, 载《古今农业》2008年第2期, 第17页。与张俊不同, 冯小红的模型中将边际产量直接理解为TP(L, K)/Δ L, 即每增加一个单位劳动力增加的产出。参见冯小红《中国小农经济的评判尺度— — 评黄宗智的“ 过密化” 理论》, 载《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第7884页。）

如图1所示, 根据赵冈的解释, 在B点时, 尽管边际劳动效益递减, 但此时却是社会平均产量的最高值, 边际劳动成本等于边际效益, 劳动力数量达到最佳状态; 同时, 平均产量曲线(AP)与平均维生费用线(AS)之间的垂直距离即代表维生之后的剩余, 这部分剩余使得在边际劳动效益递减的情况下, 继续增加劳动力成为可能。因而家庭手工业可以继续增加劳动力, 来追求总产量的增加。但在C点之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C点是一个临界点, 如继续增加劳动力, 导致边际劳动效益低于平均维生费用^[17]。作为“ 理性” 的小生产者而言, 当增加的劳动力所贡献出的产值低于维生费用之时, 势必会减少或转移过多的劳动力。黄宗智所提出的“ 内卷化” 概念在A点以后即已开始, 只不过劳动边际效益递减还不足以让其减少劳动力投入。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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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传统家庭手工业生产边际劳动效益曲线图

图1中纵轴Y表示产出, 横轴L表示劳动力; ME表示边际劳动效益曲线, AP表示平均产量曲线, AS表示平均维生费用曲线。

手工业合作化后不管是生产管理还是组织形式,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此,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主要以图2为主。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 如果合作社(个人)要获得利润最大化, 首要条件便是要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 不管是加工订货还是之后统购统销, 因没有超额利润的存在, 基本可以视边际收益(即每增加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趋同于产品价格, 因此, 也可以认为, 当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时, 合作化(个人)取得的收益达到最大。同时, 在工具、技术等关键性要素投入大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边际成本也就可以直接视为边际劳动成本, 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力, 也就是说, 边际劳动成本递增也意味着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 需要增加更多的劳动力资源^[18]。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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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手工业合作化后边际劳动效益曲线图

图2中纵轴Y表示产量, 横轴L表示劳动力; ME表示合作化后的边际劳动效益曲线, MA代表社会平均产量曲线, MC代表边际劳动力成本曲线, MR表示边际收益曲线。

手工业合作化将原先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集中起来进行生产, 因此, 边际劳动效益曲线ME在B点之前递增, 斜率的绝对值较高, 并且在B点取得最高值(H), 即每投入一个劳动力要素的产出实现最大化; 而此时边际劳动力成本曲线MC(L)与ME出现相反的发展, 因为劳动分工, 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得到优化, 单位产品所耗用的劳动力减少, 当边际劳动力成本最低(F), 即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最少, 因此, H、F在同一条纵轴上。但此时由于依然存在大量的个体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合作小组, 在生产分工、动力设备等方面落后于高级形态的合作社, 因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效率存在一定的差异, 致使社会平均产量曲线MA的最高值(G)有一定的滞后, 要在D点才到来。我们通过资料可以发现, 在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之后, 以劳动分工为主的生产形式, 不管是在产品质量、生产速度、原料利用率等方面, 都要明显优于家庭式的简单作业。

B点之后, 曲线ME开始逐步递减, 而曲线MC(L)则逐步递增, 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并没有对已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组)进行适当的巩固和提高, 而是进一步朝着并社、扩社方面发展, 一味地追求快、大, 吸收的个体手工业者越来越多, 合作社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 但生产效率却不断递减。如兰溪县1955— 1956年合作组织的劳动边际效益由414元上升到1 067元, 增长1.58倍, 但合作化高潮到来后, 1957年为1 138元, 只比1956年增长6.6%（兰溪县二轻工业局编志组编《兰溪市二轻工业志》, 浙江省图书馆藏, 1987年, 第273页。）。杭州市的一些合作社反映出一个问题, 即从社员中直接提拔的领导干部要挑起数十人乃至上百人的生产经营, 困难较多, “ 新制度没建立, 老办法又用不上” ^[19]26。但在N点之前, 边际劳动效益仍高于产品市场价格(可以用产品价格来折算劳动力的报酬), 也就意味着可以继续允许扩大合作社规模, 通过吸纳更多个体劳动者来获得利润, 伊懋可称之为“ 高水平均衡陷阱” （ 参见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他后来在《大象的退却》中对高水平均衡理论虽有所修正, 但大致思路并未改变。参见[澳]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但到N点之后, 生产原料、资金等更多地投入国家工业化之后, 如果继续投入劳动力, 将使边际劳动效益低于产品的市场价格, 以致合作社出现亏损。从全国情况来看, 1956— 1957年劳动边际效益从1 777.8元上升到2 047.6元, 其中正在组织中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由1 801元上升到2 160.7元, 而已经完成组织任务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随着社员人数的不断增加, 劳动边际效益出现了递减情况, 从2 851.5元下降到2 504.5元^[20]。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增长速度也均出现了下降, 产品品种急剧减少。如宁波地区的劳动边际效益由1952年的504元提高到1957年的1 196元, 增长1.37倍, 但之后的大合并使手工业遭受严重挫折^[15]469。一般对营利性的现代企业而言, N点作为临界点, 它会极力避免发生这种得不偿失的情况, 而相应地裁撤员工, 使生产逐步恢复“ 劳动— 资源” 平衡状态。但合作社对此却无能为力, 为了执行上级的指示, 需要继续合并其他的合作小组, 吸纳更多的个体劳动者。

上述并社还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限的前提下, 工资水平已无法正常反映出劳动力价值, 特别是手工业者的文化程度差异, 这也是从手工业者个体角度来回答劳动生产效率下降的原因。尽管有的合作社对工资采取等级制, 但差距并不明显, 更多的还是维持一个均值水平; 劳动边际效益看似基本相同, 但实际上却有本质上的不同。故将原有生产函数调整为:

Q=f[L(x), K]

其中x表示计划经济体制所带的变化量。这个变化量是边际递减的, 即d(L)/d(x)< 0。

边际效益函数修正为:

Pf'[L(x)]=a[1+d(L)/d(x)]

从此处不难看出, 在劳动力比较优势无法发挥的情况下, 只是简单增加数量, 边际效益并没有出现增长, 反而是下降的。与投资小、经营灵活、管理简单的家庭作坊(或家庭手工业)相比, 由于管理费用、工资开支等增加, 合作社的利润在逐渐减少; 并且原先那些技术好、效率高的手工业者的个人价值无法在工资制度中得到体现, 极大地伤害了其生产积极性。尽管国家在制定手工业规划中明确指出:“ 需要将行业发展(即扩大从业人员, 增加设备或不增加设备)、生产的提高(不增加从业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合作社的发展三者区别开来, 将衰亡行业的从业人员转到别的地方。”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的报告》, 档案号:j101006104, 浙江省档案馆藏。）但在设定的体制框架内, 劳动力数量却始终无法回归平衡值。因此, 唯一可行的便是扩大资金投入(包括技术)、扩大产业规模, 以此来刺激利润率的提升; 但这又直接将国家资源拖入“ 资金沼泽” 之中, 并且在国家工业化大背景下, 有限的资金、原料等资源必然流向工业建设, 政府无法拿出更多的资金予以支持。统购统销则进一步强化了对市场的控制, 这对手工业来说是十分致命的。技术变化不大, 而主要依靠市场规模及其扩大来带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 市场容量乃是这种“ 斯密型成长” 的极限。

手工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主要依赖于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体制, 它保证了国家控制不断地向下延伸, 这不仅保证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而且合作社(组)在生产力方面所表现出的优越性还能吸引个体手工业者积极加入其中。合作化开始阶段手工业快速发展, 得益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分工有效地提高了单位产量, 但如果超过了组织规模的上限, 生产关系中管理经验缺乏、领导水平低下等不可持续且不稳定的内在缺陷就会充分地暴露出来。对个体手工业者来说, 在没有市场价格弹性激励的计划经济模式下, 加入合作社后能有多大的热情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或者超额完成预定产量, 都存在一定的疑问。至少在浙江农业合作化中, 已经出现了农民在“ 求富” 无望的情况下“ 合伙平产” 的平均主义的“ 积极性” ^[21]236, 而深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是否也出现了此种消极态度?

对合作社的基层干部而言, “ 虽然集体经济在制度安排上消灭了剩余权机制, 但它并不能够取消给予集体生产的监管者经济激励的需要。由于集体化生产的监管人不拥有剩余权, 产权残缺将严重削弱潜在的激励机制, 致使集体化对管理者的激励不足” ^[22]。这些升迁无望的基层干部却是监管合作社日常生产活动的直接负责人, 缺少差额工资、补贴等激励, 仅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显然是难以促使他们去承担合作社盈亏责任的。相对于个体手工业者分散经营, 虽然合作生产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比较优势, 但由于劳动的时空特性, 想要时时刻刻地去“ 监督” 合作社中每个社员的边际贡献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 合作社的基层领导者会选择实现较低的监督程度。在此安排下, 部分手工业者的理性选择自然是偷懒而不是努力勤劳地工作, 而那些原先高效的手工业劳动者对此会感到不满, 如有可能则直接选择退出。“ 为了保证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 通常会由政府的各种行政补贴支付给受害者一笔钱, 对实际受损方进行适当的‘ 补偿’ 或‘ 赎买’ 。” ^[23]但在合作化过程中, 国家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合作社基础设施建设后已无力进行补偿。因此, 只能依靠合作社内部以“ 协商” 的会议形式, 来自行完成支付费用过程, 这无疑增加了合作社的经营成本, 更严重的是滋生了经济腐败、公权私用等问题。

综上所述, 新的生产关系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而对手工业合作化而言, 初始阶段所建立的分工合作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合作化后期, 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 在手工业技术水平并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 简单、直接地建立起新的合作生产关系, 显然违背了经济规律和社会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之后江浙小商品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仅仅依靠精神动员是无法克服合作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的, 也是无法充分调动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的。但整体上来说, 在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的情况下, 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促进手工业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 这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