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立国之初, 沿江核心地带为琅琊王氏所控制。王敦与朝廷之间围绕荆州刺史的人事权有过两番较量, 最后王敦取得了胜利。首先, 王敦成功赶走了因平定杜弢之功而被元帝任命为荆州刺史的陶侃, 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刺史, 而杜曾等人迎纳愍帝所遣荆州刺史第五猗, 豫章太守周访平定杜曾后, 朝廷诏以周访代王廙为荆州刺史, 征回王廙为散骑常侍, 但为王敦所拒, 自领荆州^[6]2869。于是, 王敦以江州刺史、荆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 建兴三年(315), 陶侃平定湘州后, 加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见《晋书》卷五《孝愍帝纪》,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以下不再标注版本), 第129页;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第2554页。)。在这个与东晋政权的“ 天下” 几乎重叠的都督区内, 王敦亲自就任沿江荆、江两州刺史, 控制了上游的沿江核心地带。下游则由王导以扬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等头衔领导司马氏的朝廷, 其中, 都督中外之任尤为权重。虽然王导曾“ 以敦统六州, 辞中外都督” ^[3]1747, 但王敦乱后, 王导复转中外大都督(《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记载, 王敦第二次举兵时, 王导假节, 都督诸军, 领扬州刺史, 见《晋书》, 第1750页; 后赵犯边时, 王导假黄钺, 都督中外诸军事, 贼退, 复转中外大都督, 见《晋书》, 第1752页。)。

核心地带不仅州镇刺史地位显赫, 郡国守相亦举足轻重, 多以要员或军功显赫者担任。下游以京畿所在的丹杨尹为核心, 镇东幕府期间, 王导亲任丹杨太守(《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永嘉末, 迁丹杨太守。” 见《晋书》, 第1746页。); 中兴前后, 江东士族、孙吴名臣薛综之孙、薛莹之子薛兼任丹杨尹(《晋书》卷六八《薛兼传》:“ 中兴建, 转尹。” 见《晋书》, 第1832页。); 其后, 元帝先后任用心腹刘隗、戴渊之弟戴邈为丹阳尹^{[3]1837, 1849}。上游则以沿江诸郡为核心, 主要任用军功显赫者, 如周访曾因平定杜弢之功, 被王敦表为豫章太守^[3]1580; 平定华轶、杜弢过程中, 朝廷以陶侃为武昌太守^[3]1770。

核心地带是政争最激烈的地域, 元帝时的江东政权即拉开了下游扬州朝廷与上游荆州军府对抗的序幕, 成为皇权政治向门阀政治转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地域表现。王敦宗族擅势(《魏书》卷九六《僭司马睿传》:“ 是时睿大将军王敦宗族擅势, 权重于睿, 迭为上下, 了无君臣之分。” 见《魏书》, 第2093页。), 而元帝诏书下达的对象亦不能超出扬州(如《晋书》卷六《元帝纪》载, 太兴四年(379), “ 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 以备征役。” 见《晋书》, 第154页。), 扬州成为朝廷施政的主要对象和疆理的主要区域, 如王导“ 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 ^[6]2857, 就王导的身份而言, 这次徇行郡国既是行使扬州刺史的职能, 也是代表国家层面的政治行为。

元帝立国江东的体国经野以扬州境内的侨置政区最具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 侨置政区率先关照了随元帝渡江的琅琊国人, 太兴三年(320), 置怀德县及琅琊郡以统之^{[3]452-453[5]1039}。怀德县与琅琊郡均侨置于建康城内^[7]134。此外, 侨置政区还特别关照了司马越的东海国, 于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侨置东海郡及其属县(《晋书》卷一五《地理志》:“ 割吴郡之海虞北境, 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县, 寄居曲阿。” 见《晋书》, 第453页。又, 《宋书· 州郡一》:“ 晋元帝初, 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 立郯、朐、利城三县, 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 见沈约《宋书》卷三五《州郡一》,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1038页。)。都城和近畿地区侨置郡县安置了琅琊国和东海国的南渡者, 考虑到元帝的琅琊王身份和司马越的东海王身份, 可以推知这些被特别关照的南渡移民应该以士族为主体。元帝又于京口侨置兖州^[3]420, 京口和广陵隔江相对, 是流民南渡的一个落脚点, 侨置兖州聚集了流民帅与流民武装, 成为后来北府兵的渊源。

虽然王氏兄弟分据上下游核心区, 但江山毕竟是司马氏的天下, 以国家名义进行的体国经野可谓名正言顺, 只要理由充足, 甚至在王敦的势力范围里也照样实施, 如于荆州北部侨置梁州, 并使之成为朝廷控制的拱卫辅助区(见下文); 又于荆州侨立新兴、南河东二郡(原并州属郡)^[3]458。

下游的拱卫辅助区以江西为主, 江北为辅。元帝最初派出镇守江北广陵的是司马睿次子司马裒, 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 司马裒死于就任的建武元年(317)^[3]1725-1726。司马裒死后, 王舒继任, 但级别降为监青徐二州军事^[3]1999。从州镇人选来看, 元帝对江北的拱卫辅助区稍有用心, 但不甚措意。元帝着力经营的是江西的拱卫辅助区, 实际上, 江西也是南渡之初的元帝朝廷在下游唯一依仗的拱卫辅助区。江西因接近中原, 边境区的特征更为明显。两汉以来扬州所辖江西的九江、庐江两郡沿江地带在西晋末年被化整为零:惠帝永兴元年(304), 析庐江郡的寻阳县与武昌郡的柴桑县, 置为寻阳郡, 割属江州; 析淮南郡的乌江、历阳两县, 置为历阳郡^[3]463。而临淮地带则侨置为豫州, 有流民帅祖逖在此抗拒胡寇。

对江东而言, 江西是守卫建康的最后防线。反之, 对中游而言, 江西则是举兵犯阙必须突破的一道障碍。而江西偏偏又是东晋与北方政权对抗的前线, 朝廷理所当然在此部署了最强悍的武装力量, 无论以什么头衔镇守江西的将领, 实际上都以拱卫京师为主要目标, 江西因此成为上下游之争的敏感区域。在王敦总上游征讨, 王导专下游机政, 王氏宗族强盛的政治形势下, 王敦稍有骄恣, 元帝便有畏恶之心, 终于在太兴三年, “ 引刘隗、刁协等以为腹心, 稍抑损王氏之权” ^{[6]2884, 2885}, 刘隗“ 劝帝出腹心以镇方隅” ^[3]1838。次年, 元帝便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 镇淮阴; 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 镇合肥^[3]154。两人的军号和都督头衔都针对北敌, “ 皆假节领兵, 名为讨胡, 实备王敦也” ^[6]2888。对元帝在江西的这一部署, “ 敦甚恶之” ^[3]1838。

王敦第一次谋逆忌讳据守淮南的祖逖(《晋书》卷六二《祖逖传》载, “ 王敦久怀逆乱, 畏逖不敢发, 至是(祖逖死)始得肆意焉。” 见《晋书》, 第1697页。), 第二次谋逆忌讳镇守合肥的郗鉴(《晋书》卷六七《郗鉴传》载, 明帝谋杖鉴为外援, 拜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 镇合肥。“ 敦忌之, 表为尚书令, 征还。” 见《晋书》, 第1797页。), 说明朝廷有效发挥了江西拱卫辅助区的地缘优势。

下游位于江南的拱卫辅助区三吴地区既是扬州的腹地, 又是朝廷的经济中心(《资治通鉴》卷九四《晋纪》咸和三年胡三省注:“ 晋都建康, 粮运皆仰给三吴。” 见《资治通鉴》, (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以下不再标注版本), 第2955页。)。西晋末年, 江东扬州一带叛乱频起, 永嘉元年, 司马睿集团渡江之初, 还在“ 讨陈敏余党, 廓清江表” ^[7]122。三吴地区是江东士族的势力范围, 虽然叛乱频起, 然“ 贺循、华谭、周玘、顾荣皆洁身退处而为州郡所倚重, 民乱而士不与俱” ^[8]370, 元帝朝廷的腹心股肱中也包括了江东士族顾荣、贺循、周玘、纪瞻等人, 但两者之间的隔阂仍在所难免(《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及徙镇建康, 吴人不附。” 见《晋书》, 第1745页。又, 《魏书》卷九六《僭司马睿传》:“ 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 皆为貉子。” 见《魏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4版(以下不再标注版本), 第2093页。), 元帝朝廷的势力短期内未及渗透到三吴地区, 导致其未能发挥三吴地区的战略优势以对抗上游。而王敦在吴兴郡培植了亲信沈充、钱凤等人^[3]2566, 永昌元年(322)王敦举兵于武昌时, 沈充亦起兵于吴兴以应之, 成为王敦围攻建康的东军^[3]2559。

上游的江北拱卫区梁州位于荆州西北, 北接后赵。西晋末, 李氏据梁州、益州, 元帝在上游荆州北部的重镇襄阳侨置梁州, 又于梁州立晋昌郡, 统新兴、吉阳、东关三县^{[5]1144, 1146}。梁州名为侨置, 实乃割荆州所置的一个新州, 且不在王敦督区范围, 应该有牵制上游的意图, 说明东晋立国之初即已关注并着意经营这一地区, 元帝通过这一建置使梁州独立于荆州势力之外。作为南北交争的前线, 梁州拥有部署军事力量的优势, 且占据移民南下的通道, 聚集大批流民武装。梁州的军事资源和战略优势既可以成为荆州的屏障, 又可以成为荆州的后顾之忧, 与上游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王与马之间对梁州有过几番争夺:太兴二年(319), 周访击败杜曾, 擒愍帝所遣荆州刺史第五猗后, 元帝下诏以周访为荆州刺史, 王敦抗旨, 自领荆州, 而以周访为梁州刺史^[3]1581。周访据梁州、镇襄阳(《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元帝太兴四年胡三省注:“ 晋梁州刺史镇襄阳, 自周访始。” 见《资治通鉴》, 第2895页。), 有效牵制了王敦对下游朝廷的威胁(《晋书》卷五八《周访传》:“ 闻敦有不臣之心, 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 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 见《晋书》, 第1581-1582页。)。太兴三年(320), 周访卒, 司马睿与王敦再次展开了对梁州的争夺, 王敦遣郭舒监襄阳军, 元帝以甘卓为梁州刺史, 督沔北诸军事, 镇襄阳^{[3]154, [6]2883}。最后元帝取得胜利, 甘卓出任梁州刺史。王敦举兵时, 梁州刺史甘卓露檄致讨, “ 武昌大惊, 传卓军至, 人皆奔散” ^[3]1865。

终元帝之朝, 梁州基本上在东晋朝廷控制之中, “ 足以从北方屏蔽上游” ^[2]116, 成为王敦始终没能解决的后顾之忧。

刘隗给元帝策划的“ 出腹心以镇方面” 的另一个成果是谯王司马承刺湘州。当王敦表亲信沈充为湘州刺史时, 元帝果断下诏, 以谯王司马承监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元帝派司马承就任湘州刺史时特地下诏, 表达“ 晋室开基, 方镇之任, 亲贤并用” 的用人思想^{[3]1104 [6]2885, 2886}。诏书的内容强调了司马承的宗室身份, 同时也有向王敦委婉解释的意思。元帝将湘州托付给司马承时, 强调湘州“ 在上流之要, 控三州之会” (胡三省以三州为荆、交、广。见《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元帝太兴三年胡三省注, 第2885页。按:针对王敦来自上流的威胁, 元帝更关心的是建康的安危, 交州太远, 湘州所控三州显然不到交州, 而应该是邻近的荆、江、广三州。)^[3]1104。即将赴任的司马承似乎不堪元帝的重托, 表达了并不乐观的想法:“ 湘州经蜀寇之余, 民物凋敝, 若得之部, 比及三年, 乃可即戎; 苟未及此, 虽复灰身, 亦无益也。” ^[6]2885

王敦举兵时, 司马承有“ 势孤援绝” 之叹, 是其作为宗室藩屏, 不能对王敦之乱袖手旁观却又力不从心的无奈。王敦自武昌举兵, 顺流而下, 全然不顾梁州、巴东等地的后顾之忧, 唯独不放过司马氏宗室所据的湘州, 派出南蛮校尉魏乂等甲卒二万攻打^[3]1105。参与司马承军事行动的有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王循、衡阳太守刘翼、舂陵令易雄等, “ 一州之内皆应承, 惟湘东太守郑澹不从, 承使虞望讨斩之” ^[6]2895。郑澹为王敦姊夫^[3]1105, 可谓近亲, 何时就任湘东太守, 史无明文。以理推之, 王敦无由委其姊夫远赴湘东太守之任, 应是在司马承出刺湘州后王敦安插到湘州的一个亲信。元帝朝廷宗室寡弱, 拱卫辅助区的方镇之任仅有湘州的谯王承, 因其针对王敦的上游核心区而被王敦剿灭。

王敦在沿江核心地带占据了针对朝廷的上游之势, 元帝不得不在核心区外围进行迂回和牵制, 这是“ 王与马共天下” 的政治格局中东晋政权的苦心经营。在对拱卫辅助区的经营和争夺中, 元帝朝廷占据了优势。应该说, 东晋立国之初, 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对门阀政治仍然有着至少是形式上的优势^[2]自序。

宁州僻处西南边陲,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后, 南中入蜀汉, 隶属庲降都督, 西晋时武帝置为宁州, 立南夷校尉府^{[3]440-441, 747}。元帝朝的宁州刺史兼南夷校尉是王逊, 永嘉乱后的宁州完全由王逊自理。当时的宁州外逼李雄, 内有夷寇。永嘉五年到任后(《晋书》卷八一《王逊传》载, 永嘉四年, 治中毛孟诣京师求刺史, 朝廷以逊为宁州刺史, 逊与孟俱行, 道遇寇贼, 踰年乃至。则其到任当为永嘉五年。见《晋书》, 第2109页。), 王逊“ 披荒纠厉, 收聚离散, 专杖威刑, 鞭挞殊俗” , “ 征伐诸夷” , “ 威行南土” ^[3]2109-2110, 以州郡的力量抵抗成汉的屡屡犯边, 并根据宁州的实际情况便宜行使了体国经野的行政职能:“ 以地势形便, 上分牂牁为平夷郡, 分朱提为南广郡, 分建宁为夜郎郡, 分永昌为梁水郡, 又改益州郡为晋宁郡, 事皆施行。” ^[3]2110

长安朝廷沦陷后, 王逊遣子王澄奉表劝进元帝^[6]2846, 虽远在边裔, 不忘乃心王室。唐人所谓“ 晋氏沦丧, 播迁江表, 内难荐臻, 外虞不息, 经略之道, 是所未弘, 将帅之功, 无闻焉尔” , 王逊服勤于太兴之间, 在晋室无力经略的边缘地区恪尽职守, “ 虽人不逮古, 亦足列于当世焉” ^[3]2134。

西晋末, 益州为李雄所据, 东晋于巴东侨置益州, 名义上是西南边疆, 实际上紧邻荆州, 形势上附属于上游。西晋末, 应詹为南平太守, 先受荆州刺史王澄所假, 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 后受镇南将军山简所假, 督五郡军事。元帝时, 王敦“ 上詹监巴东五郡军事” , 后迁益州刺史, 领巴东监军^[3]1858。《东晋方镇年表》“ 益州刺史” 列元帝建武元年、太兴元年至二年为应詹^[9]3499。元帝立国之初, 益州不在王敦的荆州都督区内, 但从应詹的仕历看, 益州刺史与荆州有一定的渊源。王敦之乱时, 梁州刺史甘卓联合讨敦的即有巴东监军柳纯^[3]1861-1865。盖因来自成汉的威胁不大, 且仅辖巴东一郡, 故东晋立国之初益州地位相对边缘化, 既不为王敦所重, 亦不为朝廷所重。

岭南的交、广两州两汉时为交趾刺史部, 三国时为孙吴所辖的交州, 景帝永安七年(264)分置广州, 第一次将两汉以来的交州海东诸郡与海南诸郡分开^[11]1162。孙吴广州的析置当与交州的羁縻有关, 盖因交阯甚远, 力所不能及, 而试图控制海东地区(今广东、广西)^[12]317。然“ 二州唇齿, 唯兵是镇” , 平吴后, 交州刺史陶璜以“ 交土荒裔, 斗绝一方……此州之人……好为祸乱” , 而广州南岸不宾属者以及桂林不羁之辈众多等理由, 针对晋武帝“ 减州郡兵” 的政策, 提出本州“ 州兵未宜约损” ^[3]1560。陶璜所述交、广两州的情况至东晋初不仅没有改善, 反因门阀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 交、广两州比孙吴、西晋时期更被边缘化。元帝时, 王敦因“ 深忌侃功” , 左迁陶侃为广州刺史^[3]1772。王敦之乱后, 明帝诏公卿以下议论时政, 温峤提出七条建议, 其中第六条为:“ 使命愈远, 益宜得才, 宣扬王化, 延誉四方。人情不乐, 遂取卑品之人, 亏辱国命, 生长患害。故宜重其选, 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 ^[3]1789

时明帝即位未久, 温峤总结的弊政应该出现于元帝朝。温峤之子温放之远仕交州, 招来了颇为轰动的时议, 王述与会稽王笺曰:“ 放之温峤之子, 宜见优异, 而投之岭外, 窃用愕然。” ^[3]1796王述对名臣之后仕宦岭外感到愕然, 不可谓不是江东士族阶层的一贯思路, “ 投” 字表达了一种视岭外尤其视交州为弃地的地域观。《晋书· 地理志》于诸州郡县沿革后均补记惠帝后至东晋期间的疆理或建置情况, 而西晋十九州中唯有交州的郡县沿革后没有任何补记内容, 亦足见东晋对交州的不理。

相对于其他边缘区, 广州与朝廷的联系相对紧密。陶侃被王敦左迁为广州刺史, 兼任平越中郎将, 太兴初, 进号平南将军, 加督交州军事^[3]1773。陶侃的军号与都督当是来自朝廷的任命, 代表了朝廷的意志。太兴元年, 元帝分郁林郡, 立晋兴郡^[3]468, 晋兴郡辖晋兴、熙注、桂林、增翊、安广、广郁、晋城、郁阳等八县^[5]1203, 绝非虚置, 应当是陶侃疆理广州、编户齐民的成效。

元帝朝廷对边缘地区虽然没有尽疆理之职, 但试图控制朝廷、进而取代朝廷的王敦却没有忽略其象征意义。太兴初, 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 交、广两州被包括在内; 永昌元年(322), 控制建康后, 王敦自领宁、益二州都督^[3]156, 王敦前后所都督之地包括了当时并无实际意义的交、广、宁、益诸州在内的边缘地区。

晋室南渡之初, 在东晋与胡羯政权冲突剧烈的边境地带存在着叛服不定的州郡, 尤其是河淮之间的青、兖、徐、豫诸州的州郡牧守及地方豪强, 身陷胡寇的烽火硝烟, 有的在动荡的时局中一时难以自处, 有的则趁火打劫, 据地自擅。“ (曹嶷据青州)既叛刘聪, 南秉王命, 以建邺悬远, 势援不接, 惧勒袭之, 故遣通和。” ^[3]2727“ 复与石勒相结” ^[6]2860。彭城内史周抚杀沛国内史周默, 以其众降石勒, 诏下邳内史刘遐领彭城内史, 与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龛共讨之^[3]151, 太兴二年, 徐龛斩周抚, 朝廷论功, 而刘遐先之, 龛怒, 以泰山叛, 降石勒, 自号兖州刺史^[3]151, 朝廷遣徐州刺史蔡豹讨之, 石勒遣将驰援, 而徐龛疑其袭己, 复降于晋^[3]2736。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3]1695, 太兴二年, 因其部将拥戴祖逖, 以浚仪叛, 降石勒^[3]151。永昌元年八月, 琅琊太守孙默叛, 降石勒^[3]156。

当时, 边境区的徐、兖两州之间的豪强多向石勒送任请降, 石勒皆就拜守宰^[3]2740。上述反叛诸人或出于无奈, 如曹嶷所谓“ 建康悬远, 势援不接” , 反映东晋政权实力不济, 对淮河以北地区显得力不从心。而边境将领祖逖击楫中流, 积极北伐, 在河淮之间抗击石勒, 用的是“ 本从部曲” 和自己招募的武装, 除了“ 奋威将军” 、“ 豫州刺史” 的头衔外没有得到江东政权的实际支持(《建康实录》卷五“ 中宗元皇帝” :“ 逖进说帝北收遗黎, 雪国大耻, 帝许之。以逖为豫州刺史, 不给铠杖, 令自招募。” 见《建康实录》, 第132页。《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 给千人廪, 布三千匹, 不给铠杖, 使自招募。” 见《晋书》, 第1695页。)。祖逖在桓宣等人的配合下进屯淮阴, 攻克流民坞主的谯城, 进而镇雍丘, “ 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 ^[3]2738, “ 于是黄河以南, 尽为晋土” ^[7]132。方当推锋越河, 扫清冀朔, 朝廷却遣戴渊为都督, 祖逖由此内怀忧愤, 太兴四年(321)卒于雍丘^{[3]155, 1697}。永昌元年, 祖逖之弟、豫州刺史祖约自谯城退还寿春^[5]1071。同年, 兖州刺史郗鉴自邹山退守合肥^[3]156。

随着河淮之间残存的汉族抵抗力量或叛离或退守, 以及北伐将领祖逖之死, 东晋尽失河淮故地, 元帝开始侨置淮北州郡于江淮之间及沿江地带, 于广陵侨置青州^[3]451, 江州侨置新蔡郡^[3]463, 春谷县侨立襄城郡及繁昌县^[3]422。新蔡、襄城原为豫州辖郡, 意味着东晋已不再拥有淮河以北的青州和豫州, 边境区退至江淮之间, 下邳内史、征北将军王邃亦退镇淮阴^[3]156。淮北领土丧失以后, 长江成为国防第一线(《晋书· 地理志》所谓“ 永嘉之乱, 临淮、淮陵并沦没石氏” (见《晋书》, 第452页)实为误导, 太兴二年, 苏峻助刘遐讨周抚有功, 诏以遐为临淮太守, 峻为淮陵内史(各见本传), 均为实领, 两郡均为元帝时东晋疆土。)。

边境区退至江淮之间后, 实际上已经与拱卫辅助区的江西、江北连成一片。元帝时江淮之间分散着由流民帅统领的流民武装, 接受江东政权的委署, 如苏峻、刘遐等。这些流民武装被安置在江淮之间的边境区, 抗拒北方敌人, 同时作为拱卫辅助力量, 在皇权与士族的政争中为朝廷所用, 如王敦之乱中, 苏峻、刘遐的流民武装成为赴援京师的北军(《晋书》卷八一《刘遐传》:“ 王含反, 遐与苏峻俱赴京都。” 见《晋书》, 第2130页。又, 卷一○○《苏峻传》:“ (苏峻)遂率众赴京师, 顿于司徒故府。” 见《晋书》, 第2628页。)。

位于侨置梁州以北、以东的沔北、汉东, 为江东政权的西部边境区, 东晋立国之初, 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前赵的刘曜, 元帝时活跃在此的流民帅是魏该。魏该为刘曜所逼, 自中原退至南阳, 元帝署为平北将军、雍州刺史, 继而南徙至新野, 助周访讨平杜曾, 元帝下诏以为顺阳太守^{[3]1714[6]2870}。王敦起兵, 魏该拒不从乱。

上述元帝朝的边境区以及活跃在边境区、以流民帅为主的各色人等, 构成了东晋与北方羯胡政权的一道屏障。出于民族、国家及家族利益, 边境区的各种武装力量与东晋政权积极配合, 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 关键时成为掣肘跋扈士族的外援。

刘琨受任并州, 承东嬴公司马腾之弊。愍帝即位时, 拜并州刺史刘琨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3]1682。并州西北与刘渊所据的离石相去三百余里, 东南与石勒所据的襄国隔山相对^{[3]1681, 1684}, 永嘉初, 刘琨上表自言处境之艰难曰:“ 自东北八州, 勒灭其七, 先朝所授, 存者唯臣……自守则稽聪之诛, 进讨则勒袭其后, 进退唯谷, 首尾狼狈。” ^[3]1684

建兴三年, 愍帝拜刘琨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3]1684。太兴元年, 刘琨为段匹磾所害^[3]150, 晋失河朔。

李矩为平阳人, 刘渊攻平阳, 李矩亡命至荥阳, 被乡人推为坞主, 击退石勒的进攻后, 荀藩表元帝, 以李矩领河东、平阳太守^[3]1706, 与汉赵的刘畅、刘粲、刘聪等鏖战于孟津一带的黄河沿岸, 元帝封李矩为都督河南三郡诸军事(胡三省注:三郡, 河南、荥阳、弘农也。见《资治通鉴》卷九○《晋纪》元帝太兴元年, 第2856页。)、安西将军、荥阳太守^[3]1708。汉赵刘粲遭遇靳准之乱, 李矩驰表江东。元帝即位后, 以李矩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3]150, 1708}。李矩为中原抗胡将领中坚持到最后的一位, 明帝太宁三年(325), 李矩败亡于后赵^[3]1710, “ 于是司、豫、徐、兖之地, 率皆入于后赵, 以淮为境矣” ^[6]2936。

中原乱起后, 邵续为幽州刺史王浚署为乐陵太守, 屯厌次( 胡三省注:“ 乐陵郡, 治厌次, 续保之以奉晋。” 见《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元帝太兴二年, 第2869页。)。邵续后与段匹磾联合, 归顺元帝。元帝以邵续为平原、乐安太守、右将军、冀州刺史^[3]1704。

王浚败后, 段匹磾领幽州刺史^[3]1711。太兴二年, 段匹磾为代王郁律所攻, 奔乐陵, 依邵续^[6]2869。

太兴三年, 石虎攻厌次, 邵续没于阵^[3]153, 邵存、邵竺等继续据守婴城, 元帝“ 假存扬武将军、武邑太守” ^[3]1705。太兴四年, 段匹磾及邵续残余势力为后赵所灭, 幽、冀、并三州皆入后赵^{[3]154, [6]2887}。

对这些孤守在中原的抗胡将领, 江东政权爱莫能助。邵续被攻时, 刘胤言于元帝曰:“ 北方藩镇尽矣, 惟余邵续而已; 如使复为石虎所灭, 孤义士之心, 阻归本之路, 愚谓宜发兵救之。” 帝不能从^[6]2876。

此外, 还有一些被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兼并的西晋残余势力, 如太兴二年, 东夷校尉、平州刺史崔瑟为慕容廆所灭^{[3]152-153, 2806, 2807}。

两京倾覆后, 司马睿的江东政权对陷于胡寇的中原地区以及周边割据政权均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向心力。元帝时, 与前、后赵并存的周边汉族或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如河西张氏、辽东慕容氏、辽西段氏等, 尚通使江东, 接受江东政权的授受任命(《资治通鉴》卷九○《晋纪》元帝建武元年胡三省注:“ 晋室虽衰, 慕容、苻、姚之兴, 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 见《资治通鉴》, 第2845页。)。沦陷区的抗胡将领亦与江东政权遣使交通、保持互动, 建武元年的劝进人员中除了王逊来自边州宁州外(参见上文), 其他均来自沦陷区和周边割据政权(《晋书》卷六《元帝纪》:“ (建武元)六月丙寅, 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 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 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 辽西公段眷, 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续, 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 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 东夷校尉崔瑟, 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 见《晋书》, 第145页。)。其中, 刘琨遣温峤至建康劝进^[3]1685, 邵续遣刘遐^[3]2130、刘胤^[3]2113至建康翊赞元帝中兴。唐人褒赞这些坚守在沦陷区保据危城、抗御仇雠的汉族将领们“ 虽艰阻备尝, 皆乃心王室” ^[3]1717。

南渡后的江东政权作为中原衣冠的代表, 成为沦陷区晋室遗民和周边政权的精神依托, 然而, 东晋立国之初, “ 元帝方拓定江南, 未遑北伐” ^[7]132, 江东政权对恢复中原并没有那么热血澎湃, 主宰江东政权的士族集团亦空余新亭泣下的矫情, 中原逐渐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 仅在江左侨置政区中留下一串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