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 中国对英美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存在两大重要学术传统:一是在启蒙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着重介绍具有叛逆和反抗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 并出现了“ 拜伦热” 、“ 雪莱热” 等重要学术现象; 二是在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下, 大力推介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或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英美左翼作家。而当时学界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筚路蓝缕, 开拓出了英美文学研究中的另一块重要领地。20世纪20年代初,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 得风气之先的新文学界、评论界比较及时地将劳伦斯、伍尔夫、乔伊斯、艾略特、福克纳等英美现代主义作家介绍到中国。不过, 当时的评介文章大多是只言片语的评点或简单扼要的介绍, 仅为当时批评界、文学界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初步印象。这种印象式的短评或简介在此后的三四十年代时有出现, 但视角散乱, 尚不能构成一种具有普遍性或广泛性的“ 批评模式” 。不过, 一些知名学者, 如赵景深、刘大杰、叶公超、金东雷、萧乾、柳无忌、邢光祖、赵家璧等, 却陆续发表了一些综合性的评介文章或著述, 最早关注现代主义文学“ 向内转” 的创作特点, 以及现代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对这些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 从而成为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先驱。他们的评介成果虽然不是学术专论, 在数量上也十分有限, 但影响较大, 代表了当时研究界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流学术态度与价值立场,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心理学批评范式如何渐具雏形, 并最终成为民国时期英美文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批评潜流。可以说, 心理学批评范式是对浪漫主义批评范式和现实主义批评范式的重要补充, 开创了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术传统。

心理学批评范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从心理分析或潜意识的角度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是小说)进行评价。在“ 现代主义” 尚未成为广泛接受的批评术语时, “ 心理小说家” 、“ 心理学派” 、“ 精神分析派” 等术语成为这些现代主义小说家的重要标签。赵景深在评介乔伊斯、伍尔夫、多萝西· 理查逊等人的创作时最早提出“ 心理小说家” 一说, 也最早将劳伦斯贴上了“ 两性小说家” ^[2]1232-1238的标签。刘大杰用“ 心理学派” 来称呼劳伦斯、伍尔夫、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 认为他们的小说具有“ 精神分析学的倾向” ^[3]11。在刘大杰看来, 这一派作家不仅以心理为观察和描写对象, 而且还用精神分析学的手法来再现人物的潜意识。此后, 类似的批评话语出现在不少相关评论文章中, 代表了早期学界对新兴的现代主义作家的重要定位与学术评价。

心理学批评范式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当时影响巨大的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中的重要概念如“ 潜意识” 、“ 下意识” 逐渐成为一些评论文章的重要关键词。例如, 在刘大杰看来, 劳伦斯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 鲜明地写出男女两性关系的潜意识的世界” ,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完全是借着精神分析学, 去描写两个主人公的潜意识” , 伍尔夫则是“ 更明快、巧妙地将潜意识的世界, 与行动的世界结合着而来表示人生的” ^[3]12-15。叶公超则敏锐地指出伍尔夫所关注的不是社会人生的问题, 而是“ 极渺茫, 极抽象, 极灵敏的感觉, 就是心理分析学所谓下意识的活动” ^[4]1。金东雷用“ 心理分析派” 将劳伦斯、伍尔夫、乔伊斯等人写入1937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中, 并把他们看成是细腻描写人类潜意识与心理活动的重要小说家^[5]474-475。金东雷所使用的“ 心理分析派” 可以看成是30年代心理学批评范式的代表性评论。

20世纪40年代, 外国文学研究并未因战争而被“ 搁置” , 不少学者对英美现代主义小说的评价承续了30年代“ 心理分析派” 的思路, 心理学批评范式被延续下来, 并得到进一步强化。例如, 柳无忌将劳伦斯、乔伊斯、伍尔夫等人定义为“ 心理分析派” , 将他们纳入英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框架中, 认为他们的创作是对以狄更斯、萨克雷等人为代表的“ 维多利亚正统” 的叛逆, 也是对“ 爱德华小说家” 班奈脱与高尔斯华绥的叛逆^[6]159。同样, 萧乾也是在精神分析学的话语框架内评析乔伊斯、伍尔夫、多萝西· 理查逊等人的“ 实验” 创作, 他所使用的核心批评话语, 如“ 心理透视” 、“ 下意识活动” , 与20世纪30年代赵景深、刘大杰、金东雷等人的评断一脉相承。他还将英美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亨利· 詹姆斯称为“ 英美小说心理派的极峰” ^[7]5。此外, 邢光祖在《荒原》的书评中指出, 艾略特的这一诗歌代表作“ 奠定了一种新的作风……可以说是廿世纪人们心理的epic” ^[8]486。不难看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界准确地把握住了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导创作特征, 开启了心理学批评的先河。

心理学批评范式的另一大理论基础来自现代心理学中的“ 意识流” 之说。20年代早期, “ 意识流” 首先是作为心理学的概念传入中国的。1921年, 柯一岑在《柏格森的精神能力说》中可能最早提及美国心理学家威廉· 詹姆斯的“ 意识流” 概念^[9]62。1933年, 威廉· 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被伍况甫译成中文, 西方心理学中的“ 意识流” 学说开始为中国学界广泛熟知。此后, 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的“ 意识流” 也逐渐出现在一些评论文章中。在《关于新心理写实主义小说》一文中, 石凌鹤较早分析了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 意识流” 写作手法^[10]45。赵家璧认为, 福克纳的早期小说是进行心理分析的实验作品, 《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中期小说则是采用“ 意识流” 手法写成的“ 主观的心理小说” ^[11]262。谢庆尧详细介绍了“ 意识流文学” , 认为“ 用‘ 意识之流法’ 写小说是一种新尝试, 也可以说是一种小说革命, 它替小说技术疆界开辟了新大路” ^[12]164。谢庆尧还指出, 伍尔夫在创作《到灯塔去》与《浪花》时, “ ‘ 意识之流’ 技巧已臻于完美” ^[12]164。可以看出, “ 意识流” 已经被当时的批评界看成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创作技巧之一。不过, 作为文学批评术语, 它在当时所获得的认同与普及程度明显不及“ 心理小说” 与“ 精神分析派” 。

从学术影响源头来看, 心理学批评范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兴起与处于鼎盛时期的英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密不可分, 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当时学术影响的重要源头之一。刘大杰的《现代英国文艺思潮概观》一文即是借鉴英、日学者成果的学术论述。从文中所附录的“ 参考书目” 可以看出, 他既参考了很多英美学者的著作, 也大量征引了日本学者的学说。例如, 他在正文中提到英国学者马伯尔的《现代英国小说研究》一书, 批评马伯尔对现代英国小说的分类过于琐碎, 所以借用日本学者宫岛新三郎的三个倾向分类法, 即社会主义倾向、反社会主义倾向、精神分析学的倾向^[13], 把劳伦斯、乔伊斯、伍尔夫等人看成是有精神分析倾向的小说家。同样, 金东雷的《英国文学史纲》不仅经常引用或编译英美学者的批评著作, 而且也参考了不少来自日本的学术资源。他在评述相关作家时还经常提及弗洛伊德理论以及力比多、俄狄浦斯情结等批评概念, 并把劳伦斯看成是“ 独树一帜的性欲派” ^[5]469, 表现出了对精神分析学这一批评理论的高度敏感性, 但他所引证的很多材料都源自日本精神分析学家(如松村武雄)的著述。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日本学界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早, 而国内不少学者曾经留学日本, 精通日文, 因而能够不断将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翻译成中文, 这对当时心理学批评范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29年, 宫岛新三郎的《英国新兴文学概观》被翻译成中文, 其中提到劳伦斯擅长进行“ 心理解剖” , 并认为乔伊斯与伍尔夫在心理解剖方面比劳伦斯有过之而无不及^[14]42。1934年, 安藤一郎的《现代英国心理派的女作家》由亚夫翻译成中文, 其中将伍尔夫、曼斯菲尔德、多萝西· 理查逊看成是“ 现代心理派” ^[15]81。此外, 中村古峡的《精神分析与现代文学》与长谷川诚也的《精神分析与英国文学》分别由汪馥泉和于佑虞翻译成中文。这两篇长文中大量出现“ 新心理主义” 、“ 意识底流动” (或“ 意识之流” )、“ 心理描写” 、“ 下意识” 、“ 俄狄浦斯情结” 、“ 双性同体” 等批评概念或术语^{[16]122-136, 192-201 [17]526}。如果将国内相关评论文章与这些翻译成果稍加对比, 不难发现它们在话语层面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心理学批评范式所受日本学界的影响也由此可见一斑。

1949年是20世纪中国英美文学研究乃至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新中国的文艺界提倡社会主义文学, 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为主, 评介的重点主要是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作品。新中国之初的十七年中, 在一元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 以“ 政治挂帅” 为特点的新兴文学批评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风行一时。当时的文艺批评界奉“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为圭臬, 视英美乃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为“ 冷战” 时期敌对阵营国家的文学流派, 将它们一律贬斥为“ 反动” 、“ 颓废” 、“ 腐朽” 、“ 没落” 的资产阶级文学。在学术研究中, 流行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政治化批评理念, 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反动、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等。在这一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下, 政治批评范式也由此诞生。具体来看, 袁可嘉先生与王佐良先生是当时政治批评范式的主要建构者。这两位学者就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发表了多篇既具有学理深度也带有浓厚政治火药味的评论文章。相对于新中国之前的著述而言, 他们的成果在数量上更加有限, 但却典型地代表了新中国早期学术界的主导价值取向。

袁可嘉先生是政治批评范式的首要建构者。20世纪60年代初, 他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 对英美现代派文学及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发动了批判。《美英“ 意识流” 小说述评》一文最为典型地反映了“ 建国十七年” 对英美现代主义小说的评价与态度。作者开篇指出:“ 总称为‘ 现代主义’ 的欧美颓废文学, 在小说方面最典型、最有影响的流派就是所谓‘ 意识流’ 小说。” ^[18]162作者主要在政治思想上对英美“ 意识流” 小说加以否定, 特别指出这些小说存在三种“ 极其腐朽和有害” 的主导倾向:(1)宣传反社会、反历史的极端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思想; (2)张扬反理性主义思想, 渲染直觉、本能和无意识; (3)充斥感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18]177。袁可嘉深入分析了八部“ 意识流” 小说, 抨击这些小说的基本倾向就是“ 反进步” 、“ 反社会” 、“ 反现实” 和“ 反理性” , 认为它们实际上是“ 为当代资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的创作流派 ” [18]201202。袁可嘉还将英美现代派诗歌谴责为宣传反动思想的“ 颓废艺术” ^[19]69。在这些评论文章中, 艺术评断几乎被政治审判所淹没。

王佐良先生是政治批评范式的另一位重要建构者。20世纪60年代初, 他也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 即《艾略特何许人也》(《文艺报》1962年第2期)、《稻草人的黄昏— — 再论艾略特与英美现代派》(《文艺报》1962年第12期), 对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发动“ 政治大批判” 。王佐良认为, 艾略特的诗歌在内容上是反动的、有害的, 在艺术性方面是没有价值的, 尤其是他的诗剧不仅内容贫乏, 而且相当无聊。在“ 奥登一代” 诗人中, 奥登被指责为遁入神秘主义, 斯彭德变成了职业的“ 反共文人” , 而庞德“ 只是一个更为反动、更为疯狂的艾略特” ^[20]36。除了政治上的批判与贬斥外, 王佐良还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否定, 认为英美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手法非常“ 低劣” , 诗歌内容非常“ 晦涩” 。在他看来, “ 在现代派的晦涩文学后面, 便是藏着这样一种极端反动的建立‘ 极少数人的文化’ 的企图” , 而艾略特用现代姿态、现代手法、现代形象和韵律所描写的却是“ 古老” 、“ 黑暗” 与“ 反动” 的内容^[20]37。无可否认的是, 政治批评范式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学术定位与评价深受苏联文学史观的影响。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1959年版中译本即是一个重要例证, 作者将现代主义小说贬斥为“ 颓废派文学” , 乔伊斯被认为是“ 二十世纪颓废文学的典型代表” , 劳伦斯的创作代表了“ 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文化的没落” , 而艾略特则被蔑称为“ 当代反动文学的领袖” ^[21]619-622。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英国文学概要》则是第二个重要例证, 其中劳伦斯、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的创作同样被贬斥为“ 资产阶级颓废文学” , 因为这些颓废主义者们“ 鼓吹转向主观的尤其是色情感受的狭小的个人的世界” ; 他们“ 依靠时髦的反动的弗洛依德主义, 冀图用‘ 精神分析’ 的方法来揭示社会现象” ^[22]136。就具体作家而言, 艾略特被看成是“ 君主制度和天主教的辩护者” , “ 为美帝国主义路线而战斗的世界主义者” ^[22]136, 而二战后的艾略特及斯彭德等人则具有颓废与反人民的本质, 主要表现为“ 对美帝国主义反动政策的公开的奴颜婢膝的颂扬” ^[22]138。

有学者认为, 政治批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苏联文艺界横向移植而突然出现的, 也就是说, 主要是共时性的“ 话语平移” 的产物^[23]22。不过, 左翼文艺思潮对西方现代主义发动政治批判的时间“ 原点” 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阶级分析方法来评论文艺作品并不是新中国文艺批评界的“ 专利” 。郭沫若很早就接受了左翼文艺思想, 曾在1923年提出要张扬“ 无产阶级的精神” , 以“ 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 ^[24]14。1926年, 郁达夫提出了“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 一说^[25], 他在评价德国的表现主义文学时所采用的即是阶级分析的视角。1929年, 左翼作家冯雪峰将匈牙利左翼批评家玛察的《现代欧洲的艺术及文学底诸流派》翻译成中文。此文抨击现代派文学的“ 颓废主义” 倾向, 认为现代派的艺术潮流将最终走向“ 个人主义的颓废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底完全的破产” ^[26]519。此文用阶级分析法来评论欧洲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对左翼政治批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 “ 颓废” 作为一个西方美学概念, 早在民国时期已经变成政治与道德层面上的批评术语。1930年, 茅盾在《西洋文学通论》(署名“ 方壁” )中用“ 颓废派” 作为总名称, 讨论了象征主义、神秘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形式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纯粹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流派。茅盾从左翼批评视角出发, 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动批判, 认为现代主义文艺带有各种“ 病态” 特征, 是“ 颓废的极度矛盾混乱的社会意识的表现 ” [27]283286。茅盾针对现代派文学的左翼批评话语在1958年的《夜读偶记》中被延续了下来, 并增添了“ 反动” 、“ 没落” 等更多话语。在他眼里, 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威廉· 詹姆斯等人是主观唯心主义流派, 而现代派文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因而是不利于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的 [28]1014。茅盾的批评话语从“ 颓废” 、“ 病态” 到“ 反动” 、“ 没落” 的演变, 无疑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与历史的传承性。因此, 就学术研究的内部规律而言, 新中国早期政治批评范式的形成可以看成是“ 话语平移” 和“ 话语传承” 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在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政治文化环境下, 国内学界爆发了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大论争, 数以百计的批评文章卷入其中。1984年, 何望贤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上、下)收录了四十多篇专论现代派文学的争鸣文章, 从中可以看出现代派文学的肯定者与否定者各执一词, 赞同者与反对者莫衷一是。其实, 这一论争热潮的背后则是两种批评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公开对立状态。对立双方或直接展开学术上的交锋论战, 或间接表达截然不同的思想见解。

受残存的“ 左” 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现代派文学的否定者们继承了新中国早期的政治批评范式, 轻车熟路地袭用“ 政治大批判” 的思维与机械、僵化的批评方法, 对包括英美“ 意识流” 小说在内的现代派文学进行贬斥, 抨击现代派文学把人们引向悲观厌世、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绝境, 从而瓦解群众的斗志, 客观上起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 因而是十分有害的 [29]6065。在他们看来, 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和精神层面出现严重危机的产物, 它所表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30]6570。在艺术形式上, 奉行政治批评的学者们延续了“ 左” 的文艺观, 还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贬斥为晦涩难懂、玩弄艺术技巧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文学。

与上述政治批判取向不同的是, 肯定现代派文学的一方则重拾湮没已久的心理学批评范式, 策略性地将主题思想与创作技巧进行区分, 着力介绍并探讨现代主义“ 向内转” 的创作技巧, 充分肯定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创作形式, 从而与政治批评范式形成公开的对立。例如, 《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文学》中的词条“ 意识流小说” 与柳鸣九的《关于意识流问题的思考》一文将“ 意识流” 看成是一种重要的创作方法^{[31]1195-1196 [32]4}。瞿世镜在《“ 意识流” 思潮概观》中认为:“ 意识流” 小说是“ 描述人物心理活动的流动性、飘忽性、深刻性和层次性的小说,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层次交错重迭的复杂的文学样式^{[33]136, 137}。不少学者着重强调现代主义文学“ 向内转” 的创作特点与“ 意识流” 写作技巧, 对这一新兴流派的审美认同溢于言辞。

两种范式的对立还间接地体现在“ 一分为二” 的批评方法上, 即学界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持批判态度, 另一方面对其“ 向内转” 的艺术创新给予充分的肯定。1982年, 在中国与爱尔兰建交三周年之际举办的乔伊斯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 朱虹一方面指出“ 乔伊斯突出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没落彷徨的情绪” , 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乔伊斯作为“ 小说艺术的革新者” , “ 调动了丰富的艺术手段来处理人的意识之流, 大大地扩展了西方小说的表现力” ^{[34]215, 216}。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一书中, 侯维瑞一方面强调现代主义文学“ 着重表现个人的内心精神世界” , 另一方面却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加以批判, 认为现代主义文学“ 从根本上说是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 并且还常常混杂着荒诞、疯狂和色情的糟粕” ^[35]14。此外, 他还抨击不少现代作家“ 片面地强调形式, 误入极端形式主义的歧途与陷阱” ^[35]22-23。

20世纪80年代两大范式的对立状态是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第二次范式转型的一个前兆。进入20世纪90年代, 西方批评理论与思想资源被持续引入国内, “ 左” 的文艺观不断式微, 政治批评范式悄然退隐, 心理学批评范式又开始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并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主导批评模式。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干扰被排除后, 批评界更加重视心理意识及艺术审美层面上的探讨, 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评价不断回归理性与正常化。1994年, 王佐良、周珏良主编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已经很少见到曾经风行一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编者重申现代主义文学“ 向内转” 的创作特色, 认为劳伦斯、乔伊斯、伍尔夫、福斯特等人“ 着重挖掘人物的内心意识, 在艺术技巧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试验” ^[36]316。1999年版《辞海》中的“ 现代主义” 词条一改早期版本中的政治大批判话语, 较为客观地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深入到精神意识的层面, 所着力挖掘的主要不是客观世界, 而是内心世界。这一词条的释义变化充分说明, 此前那种充满政治批判色彩的学术话语已经被客观评价所取代。中国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出现了第二次话语转型, 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关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的第二次转型, 盛宁曾以1999年版《辞海》对“ 现代主义” 的释义修正为例, 不无忧虑地指出这纯粹是一个“ 话语上的改口” ^[23]22, 并认为这一“ 改口” 太快, “ 我们基本上没有做多少理论的研究和学理上的考量, 就径直把人家的结论端将过来, 充当了我们认识和评价的依据” ^[23]23。不过, 这一“ 改口” 并不仅仅是“ 话语平移” 的产物。“ 话语平移” 之说只是考虑了共时性的学术影响问题, 却忽略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演变的过程中, 学术研究内部自我演化与发展的历时性因素的作用, 即“ 话语传承” 的重要作用。从学理的层面来看, 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 话语上的改口” , 不仅仅是“ 话语平移” 的产物, 更不是“ 一夜之间” 突然发生的。从某种程度上讲, 它是早期心理学批评范式的部分复活或回归, 是20世纪80年代两大批评范式直接交锋或间接对立后的新的历史选择。在学术转型的过程中, 现代主义批评范式不断兴衰更迭, 承载新的批评思想与批评方法, 代表新的学术认知, 并在曲折多变的历史传承中推动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作为学术史进程中的重要现象, “ 话语上的改口” 是批评话语在平行移植与历史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嬗变的重要佐证。任何批评话语成为主流并处于“ 合法化” 的状态, “ 都是学术研究的内因(即学术研究的内部发展规律)与外因(即政治、社会、文化语境等外部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37]60。

综上所述,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出现过两大重要批评范式, 它们的兴衰更迭留下了一道曲折变化的学术轨迹, 反映出学术界文学观、文学史观及学术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从范式转型的角度来探讨这一学术史变化的轨迹, 对我们重新认识与审视现代主义这一世界性文艺思潮不无重要的意义和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