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单身人口比例日益上升,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5岁以上的单身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4.6%上升到2010年的5.9%, 而初婚的年龄也在上升, 城市男性的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4.36岁上升到2010年的26.92岁, 女性也从1990年的22.78岁上升到2010年的25.07岁。在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类的一线城市中, 有近三分之一的介于26— 35岁之间的女性仍保持单身(参见佚名《大数据给北上广深单身女子画像, 魔都女性最难脱单》, 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71107/herald/7b70d0cf4af9d396edcaa3b2b42848ef.html, 2017年12月1日。)。虽然“ 单身浪潮” 在我国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譬如20世纪50年代因《婚姻法》颁布而爆发的离婚风潮, 又譬如因大批知青返城而导致的突发性晚婚现象^[1]。这些“ 单身浪潮” 本质上是由外部环境改变所引发的, 如政策因素或社会因素, 一旦大家适应了这些改变, “ 浪潮” 就会自动消散。然而, 近年流行于我国的“ 单身浪潮” 却不同于以往, 它的一大特点为自发性, 即随着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婚姻对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意义下降, 青年自发主动地延迟结婚甚至不婚, 而这种自发性的单身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2]。

过往中国社会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认为成了家的人才能更好地追求自身的事业发展和家族利益, 但目前中国出现的自发性单身现象却与这些传统观念背道而驰。这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球化息息相关。青年一代逐渐接纳了以“ 个体幸福最大化” 为核心的思想^[3], 同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进一步缩小了贫富差距, 减少了性别差异, 打破了传统性别分工, 消除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偏见^[4], 使青年一代能够在相对平等、开放的社会风气下自由发展。这种自由也包括了对婚姻状态的自由选择权, 何时结婚、是否结婚, 都可由自己决定。组建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已不再是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 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了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从工作中获取的成就感也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满足感^[5]。对理想和自由的追求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重点, 他们更愿意将时间用于提升自我修养和职业技能, 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竞争力, 换取更优质的生活^[6]。这种新型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 青年人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建设中, 加快了社会发展。然而, 这与传统婚姻价值观并不一致, 而这种不一致势必会引发一系列冲突, 首当其冲的便是青年人对婚姻优先性的茫然:到底是先成家还是先立业?

除了追求自我发展, 婚姻的高成本也是导致单身浪潮的一大原因。在中国, “ 家” 与“ 房” 的概念总是连在一起, 成家的一个前提条件即要有自己的房产。面对逐年升高的房价以及父辈对婚房的执着, 许多无力买房的适婚青年对婚姻望而却步。虽然也有无惧的“ 裸婚” 者, 但更多的青年人选择了继续追求事业来累积财富, 于是晚婚也就成了一个折中的选择^[7]。然而, 传统的中国文化仍将家庭视为最基础的社会结构, 即使青年一代因种种原因, 如追求学业、拓展事业、累积财富, 推后了结婚的年纪, 他们与父辈仍达成了某种共识, 即所有人最终都将结婚, 进入家庭^[8]。这种对婚姻仍有期待的暂时性单身属于“ 过渡单身” ^[9]。于是, 出现了这样一种批判的声音:既然最终都将结婚, 过渡单身就是在浪费时间, 是一种低效的、无意义的, 甚至可耻的行为^[10]。更有学者认为, 逐年增高的单身比例会加重社会经济负担, 比如单身公寓作为单身浪潮的产物, 造成了大量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 单身者像已婚者一样享受着社会福利, 却并没有对社会经济的稳定与良性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6]。单身未婚者自然而然地也就受到了来自家庭、来自同龄已婚者甚至来自社会的质疑^[11]1443 , 这些反对的声音, 有形无形中给单身未婚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而中国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仍更多地将女性定位于为家庭服务, 因此, 相较于未婚男性, 这些压力在未婚女性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然而, 社会舆论和过往文献往往忽略了单身未婚女性所面临的多元、多层次的困扰。人们在承认社会、父母长辈会对单身女性造成压力的同时, 多将此归咎于性别这一无法改变的原因, 即身为女性, 又不尽早完成自己的性别使命, 承受压力和指责也是必然的。这迫使我们思考, 如何进一步剖析单身未婚女性所面临的真正困扰, 使社会大众更了解单身的成因, 正确理解和对待单身这一社会现象, 而不是简单地将单身女性视为“ 问题女性” ; 也使单身女性更了解自身, 不必因单身的现状而过度焦虑和自我厌弃。

目前我国对单身现象的学术研究, 尤其是关于单身女性的研究, 多利用访谈等方式探讨单身未婚女性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 特别是关注她们的婚姻观和择偶标准。如贾文雅对三位单身女研究生进行了深度访谈, 从她们对恋爱的态度和目的、择偶标准、单身的原因及其所面临的压力, 来分析单身未婚女性的婚恋观^[12]。类似地, 刘凌等的研究亦是以五位单身女博士研究生为代表, 阐述了这一群体的单身状态、择偶观、恋爱观和婚姻观^[13]。值得注意的是, 两篇文献的受访者均表示她们并未因单身而受到过大的压力, 如果有, 也只是来自父母长辈。这一结论是很容易理解的。高学历女性因自身条件优秀, 对婚姻的需求与其他阶层的女性不同, 对她们来说, 婚姻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而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则是因为中国社会仍将父母长辈视为保障子女婚姻延续的守护者, 如果子女到了适婚年龄却仍未结婚, 社会及他们自己都认为是要对此负责的。另一项关于中国内地单身未婚青年的研究也将单身者面临的主要压力源定位于上一辈, 该研究通过访谈的方式, 解析了在大城市奋斗的大龄单身青年因未婚现状而面临的代际冲突, 高度强调了父母长辈对子女尽早进入婚姻的期待以及当此期待一再落空时所引发的冲突^[14]。

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将关注对象聚焦在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单身未婚者, 似乎只有他们才会因单身状态而承受压力。诚然, 这部分人群因自身话语权较强, 有机会频频出现在媒体、网络上, 给大众营造出一种假象^[11], 即我国的单身群体主要集中在这部分人中。然而, 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部分人群是单身女性的主要群体。与这些人群相比, 那些低学历、低收入、处于低社会阶层的单身未婚者, 因社会地位低、经济状态差等原因, 反而受到了更大的歧视, 且对外界的压力更加敏感, 尤其是处在这一阶层的单身未婚女性。可惜, 过往文献鲜有提及这部分人群的现状。

过往研究的另一问题是, 大部分以深度访谈为研究方法的文献样本量相对较少, 约为三至五人, 降低了其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同时, 大多数文献缺乏系统的理论观照, 使这些研究仅停留在描述阶段。另一些文献虽有理论依据, 并试图结合历史经验从各个角度分析单身这一社会现象, 却主要以一种惋惜甚至批判的态度来阐述^{[6, 10]}, 并未深入挖掘未婚女性选择单身的原因及其面临的压力。一项针对我国台湾地区单身未婚女性的研究^[8]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上述问题。作者以滚雪球的方式深度访谈了台湾地区19位不同学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未婚女性, 以了解她们对单身现状的看法和评估以及对未来的期待。该研究相对客观地分析了未婚女性所面临的问题, 总结探讨了婚姻的意义, 反驳了对单身者更不健康的刻板印象, 但该研究仍然缺乏合适的理论指导。

总结过往文献, 相较于西方国家, 我国对未婚单身女性的学术研究相对有限。研究者多将目光聚焦于高学历、高收入、高阶层的中产阶级族群, 且只是简单地阐述了她们的单身现状及婚恋观念。而当分析单身未婚女性所面临的压力来源时, 多数文献又简单地将压力归咎于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8]。然而, 单身女性所面临的压力仅仅源于她们未婚的状态, 还是身为女性本身所引发的性别歧视?对部分单身女性而言, 这或许又与她们较低的社会地位相关。显然, 单身女性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如父权制度、异性恋主义、种族歧视、年龄歧视和阶级歧视^[17], 从单一的角度来分析往往不够全面和深刻。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这些压力源又显现出不同的特色。因此, 下文将以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为框架, 从多维角度综合分析中国未婚女性所面临的压力。

在20世纪60年代, 美国黑人女性学者开始认识到, 将女性受到的歧视笼统归因于性别是片面的^[18]。Crenshaw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 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交叉性理论, 指出女性受到的歧视和压迫是由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身份的要求交叉叠加所致^[19]。交叉性理论指出, 女性受到来自宏观(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等)、中观(宏观因素影响下形成的社会规范等)和微观(多种社会身份要求)的多种社会因素层叠交互的社会压力和歧视。从微观来看, 由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能力、性取向等方面决定的社会角色定位, 不仅会单独起作用, 还会相互作用产生交叉性的压力和歧视, 如黑人女性受到了来自种族和性别相互交叉的压力, 她们在工作上的机遇和待遇劣于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20]; 而年长女性则受到年龄和性别的交叉压力, 她们在社会上的评价和工作待遇会低于同龄男性和年轻女性。从宏观来看, 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等宏观因素会进一步影响其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身份的看法, 比如同性恋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所受的压力和歧视各不相同。因此, 从各个层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交叉性视角出发, 才能充分解构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和歧视。

交叉性理论在世界各国的妇女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Bograd通过分析性别、阶层和种族三方面因素对女性的交叉压迫, 提出解决家庭暴力不能仅仅从性别出发, 要综合分析交叉压迫源才能对症下药^[21]。Browne等发现, 种族和性别因素叠加对女性就业造成交叉性的歧视, 导致收入和就业机会等的不公平^[22]。还有不少文献分析了性别和其他因素的交叉对女性健康行为等的影响, 如Logie等通过田野调查和小组座谈等方式, 尝试描绘加拿大安大略省女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受到的来自艾滋病、女性、种族和性取向等多方面歧视的交叉压力, 而这些压力会影响女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应对疾病的态度和行为^[23]。Parsons分析了性别和阶级对家庭健康饮食行为的交叉影响, 发现“ 健康的家庭饮食方式” 是彰显中产阶级的重要途径之一, 而“ 健康的家庭饮食方式” (包括严格的三餐时间和营养搭配等)会通过社会性别的压力进一步传递给中产家庭的女性^[24]。

除此之外, 不少学者尝试利用交叉性理论, 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种社会因素对个体的交叉影响。比如, Ghavami等研究不同的成长阶段(幼年阶段、青少年阶段和成人初显期)和不同的移民背景(合法和非法)下, 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因素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25]; Midoun等则在非洲文化的背景下, 从性欲、文化和男性主义等角度对肯尼亚的男男性交行为开展研究, 研究发现该人群认为在这一背景下男男性交行为可以作为彰显男性气质的一种方式^[26]。

而未婚, 特别是大龄未婚也同样是一个会随着性别、年龄、区域和文化变化而变化的概念。单身女性受到的社会歧视和压力是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领域多重因素交叉形成的, 宏观层面主要是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制度性的因素, 中观层面是社会规范以及媒体进行社会身份形象建构等因素, 而微观层面则是直接和个人相关的单身歧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等因素^[27]。下面会从这三个层面剖析中国未婚女性受到的交叉性歧视和压力。

(一) 宏观层面: 传统观念和人口调控带来的婚育压力

亚洲国家普遍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中国社会非常重视传宗接代和家庭的价值。近代以来, 儒家文化虽然受到了冲击, 但仍然对中国主流社会价值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看重家庭和婚姻的价值^[28]。家庭承担着“ 种的延续” 的功能^[29], 女性重要的社会角色是“ 妻子” 和“ 母亲” , 主要的社会责任则是“ 伺候丈夫” 和“ 为家庭服务” ^[30]。在传统观念看来, 单身女性明显是违背了社会期望的^[10]。

改革开放后, 随着中国女性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特别是高知识水平和高收入女性推迟了结婚和生育的时间^[31]。另一方面, 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老龄化进程, 由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及相关政策都不鼓励未婚生子, 且单身抚养后代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和精力, 如果单身率持续上升, 会导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 不仅会提高国家和社会的养老成本, 而且会减少劳动力, 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32]。此外, 单身男性特别是贫困单身男性比例的增长, 是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潜在威胁, 印度飙升的强奸犯罪率的一大主因就是男女比例失衡造成的单身男性比例上升。因此, 政府希望保持结婚生育率的稳定以保证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社会稳定, 并减轻国家养老的压力。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贺军科在2017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2025年)》发布会上就曾表示, “ 大龄未婚是中国青年迫切关注的重大问题, 共青团将帮助大龄未婚青年找合适伴侣” (参见佚名《震惊 剩男剩女们的婚姻大事惊动了团中央!团中央发话了:将帮着找另一半》, http://news.ifeng.com/a/20170518/51120043_0.shtml, 2017年12月1日。), 尽管从积极的角度介入此事, 但相关报道引用了“ 剩女” 一词。而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则于2007年将“ 27岁以上未婚的女性” 定义为“ 剩女”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把“ 剩女” 列入2007年的171个汉语新词(而“ 剩男” 并没有入选), 都将带有歧视性的矛头指向了单身人群, 特别是单身女性。

(二) 中观层面: 媒体的形象控制和代际压力

媒介是“ 形象控制” (controlling image)的主要工具之一, 它通过把性别角色和社会身份的塑造融入媒体内容中, 达到影响公众思维和社会性别规范的目的。大量关于女性媒介形象的文献都发现, 女性会更多地以性幻想、妻子和母亲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和电影等媒介角色中, 而很少与职业形象和职业场景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则更多地出现在与职场相关的场景中, 男性在电视和电影中会更多地强调他们的职业角色, 如医生、律师、警员等, 因而公众会认为女性与家庭相关的社会身份比其他的社会身份更为重要^[33], 而男性则是与职场相关的社会身份更为显著。

因此, 单身女性因为没有走进婚姻, 无法完成“ 妻子” 和“ 母亲” 等与家庭相关的社会角色, 会在社会和家庭层面受到比单身男性更多的苛责和歧视, 从而造成她们的社会压力。媒体关于单身人群的报道也经常会诟病单身女性“ 挑剔” , “ 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而忽视自己的终身大事” 或者“ 过分理想化” 等, 把单身的责任归于女性本身^[34], 从而造成社会大众对单身女性“ 挑剔/不好相处” 的刻板印象, 加剧对单身女性的歧视和压力。

在传统文化和政府人口调控需求的背景下, 媒体通过新闻框架工具塑造了对单身女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形成了对单身女性群体的交叉性偏见和压力。择偶成为中国很多电视频道的热门主题, 2010年开播的《非诚勿扰》是其中的代表性节目, 在其舞台设计中, 有24位不同背景的女嘉宾站在舞台上来甄别每次单独上台的男嘉宾, 虽然表面看来是女性决定是否为男嘉宾留灯, 但却隐喻了男女在择偶市场的不平衡(1︰24), 悬殊的比例会让公众形成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单身女性多于单身男性的误解。其次, 女嘉宾在舞台上的言行, 包括对婚姻的渴望和对男嘉宾的评价等, 也会使公众认为单身女性是“ 寂寞的” 和“ 非常挑剔的” ^[34]。除了娱乐节目, 中国新闻媒体也会通过不同的框架塑造大龄单身女性的刻板印象。《中国剩女报道》分析了2004— 2011年所有关于“ 剩女” 的新闻, 发现报道“ 剩女” 的新闻主题92.5%都是关于情感两性^[16]。Gong等对2008— 2013年关于单身人群的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 发现有超过20 000条新闻是关于单身女性的, 而关于单身男性的仅有8 000条^[34]。比起单身男性, 新闻会更多地利用冲突框架和人情味框架来报道单身女性, 新闻内容往往会用具体的人物故事来描绘单身女性和家庭的冲突、朋友的冲突等, 并把单身的责任更多地归到女性本身, 这些框架的应用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并形成对单身女性生活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除了社会压力以外, 中国的单身女性往往承受着比西方社会单身女性更大的家庭压力。首先, 中国的家庭结构与西方社会的家庭结构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家庭结构是以“ 核心家庭” 为主的, 一个家庭中往往只有一对夫妇^[36]; 中国的家庭是“ 主干家庭” 结构, 即家族式的大家庭, 包括父母(通常是男方父母)和数对已经结婚的子女夫妇^[37]。这种家族式的大家庭意味父母会更多地干涉子女的婚姻和家庭, 因为家族联姻式的婚姻是姻亲和资源的联合和扩张, 而不仅仅是子女之间的感情结合^{[28, 38]}。2016年一个话题性的相亲节目《中国式相亲》正是反映了这一现状, 相亲的男女须征得父母同意后才能见面, 而父母甚至其他亲戚会在现场对相亲双方品头论足(参见佚名《金星新节目口碑如何?网友:三观尽毁、中国式悲哀》,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27/15105902_0.shtml, 2017年12月1日。)。

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的“ 独生子女” 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父母对其子女婚姻和择偶的干涉^[15]。美国父母往往会因大龄单身女儿不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而选择减少与她们的联系, 因此大龄单身女性在原生家庭会处于一种“ 隐形” 的位置^[39]; 但是, 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 中国的父母往往把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 当女儿没有按照社会主流价值走入婚姻时, 父母会直接干预她们的择偶, 包括安排相亲或自己到公园里代替子女相亲^[40], 对单身女性施加非常大的压力^[41]。

(三) 微观层面: 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和单身歧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鼓励女性“ 去性别化” , 积极进入劳动市场, 实现自身价值。虽然我国的性别差异观念在逐年减弱, 但时至今日在不少方面并未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在职业发展或是社会地位上, 女性往往更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42]。而单身女性因其单身状态, 更有可能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障碍。大致来说, 单身歧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是世界各国单身女性所面临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压力源。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标准和表现方式, 对单身女性的歧视和造成的社会压力也会有所区别。Jiang等的研究发现, 中国的单身女性受到来自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关于性别、年龄和婚姻规范等的交叉性压力^[17]。

虽然世界各国的单身青年比例都在不断上升, 但倡导婚姻和家庭的主流价值观仍然对单身人群造成了压力和歧视。不少调查报告和文献研究都发现, 已婚人群往往被描绘成“ 快乐的、成熟的和独立的” 等积极正向的形象, 而未婚者则被说成“ 孤独的、害羞的或不快乐的” , 甚至还可能是“ 高风险性传染病” 的人群^[43]。由于婚姻和家庭是个人事务, 社会对单身群体的歧视往往比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更隐秘却更理所当然。然而, 与其他的歧视一样, 单身歧视也会导致单身人群遭到孤立, 同时对其身心和社会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在传统文化和主干性家庭结构的影响下, 中国未婚女性受到的单身歧视更密集、更公开化, 不仅大众媒体通过综艺节目、电视和电影内容直接反映或影射对单身女性的歧视, 未婚女性还会受到除了父母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如阿姨和舅舅等)甚至非姻亲(比如邻居)的质问和歧视。年龄歧视是叠加在大龄单身女性身上的又一重压力源。年龄歧视指的是基于对年龄的刻板印象和歧视, 比如对年龄大的人的职业歧视^[33]。社会对其社会成员在不同年龄应该完成的事情有预设和判断标准, 这个标准虽然不是强制性的, 但如果社会成员违背了这一标准, 往往会受到来自社会公众的压力。社会大众会预期女性在适合生育的年龄结婚生子, 由于女性和家庭相关的社会身份比男性的更重要, 超过了这个年龄而没有结婚的女性往往会受到更多的社会压力, 甚至被冠以很多带有歧视性的名称, 如日本的“ 败犬” (Makeinu), 英语中的“ 老姑娘” (spinster)以及中国的“ 剩女” 等^{[40, 46, 47]}, 但是却用“ 单身贵族” 或“ 钻石王老五” 等褒义词来形容大龄单身且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男性^[48]。

不同于发达国家单身女性比例的缓慢上升, 中国的单身女性比例在近十年来急剧上升, 25— 29岁的女性单身比例从2000年的8.7%上升到2010年的21.6%(参见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pucha.htm;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2017年12月1日。)。因此, 中国单身女性受到更密集的关注和更严苛的年龄歧视, 不仅27岁以上未婚就被定义为“ 剩女” , 随着年龄的递增被冠以“ 斗战剩佛” (31— 35岁)和“ 齐天大剩” (35岁以上)等侮辱性名称, 甚至这些名称还被广泛地应用于媒体传播和人际传播, 加强了对未婚女性的压力和歧视。

还有其他因素会与性别歧视、单身歧视和年龄歧视叠加, 对单身女性造成交叉压力, 如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阶层对成员的适婚年龄和社会身份重要性的标准是不同的, 有研究发现, 在西方社会, 低社会阶层的女性会因没有及时组建家庭而遭受社会压力, 上流社会的单身女性则被描绘为“ 自强自立” ^[49]。而在中国, 虽然单身未婚女性这一整体比单身男性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当我们将该群体细分, 则会发现不同状态下的单身未婚女性所面临的压力源其实并不完全一致。譬如, 大龄未婚女性要比年龄稍小一些的未婚女性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而以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为代表的新时代中产阶级单身女性所受到的压力, 要远远低于那些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女性。那些低学历、低收入、低社会地位的女性通常会更早地进入婚姻, 因为她们更依赖男性获取生活来源。然而,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流动性, 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50]。当大批外出工作的女性由欠发达地区迁移到较发达地区, 接受了与农村地区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熏陶, 并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时, 与以前的平辈相比, 无论是在思想还是文化上, 她们都更具有独立意识^{[51, 52, 53, 54, 55]}。对择偶和物质生活要求的提高, 以及对平等意识的追求, 使她们未必愿意回到家乡, 进入传统的、夫权至上的婚姻关系^[5]。但如果选择留在城市, 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她们很难向上流动。同时, 在农村地区极为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的引导下, 这些女性由于单身状态, 又很难被家庭成员认可^[51]。在精神上失去了家庭和以前同辈的支持^[50], 在物质经济上又不如城市精英女性那样具有竞争力^[5], 这一群体很难获取更好的资源以解决单身问题, 因而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中产阶级的单身女性有较高的经济独立性, 不必依附男性也能过上稳定的生活^[14]。当然, 这并不是说处于这一阶层的单身女性就不会因单身而感到压力, 事实上, 社会媒体在报道单身现象时, 通常更愿意将焦点放在这些中产阶级女性身上, 且往往将单身的责任归于她们的择偶标准太高, 让她们承受来自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压力^[42]。另一方面, 已婚育的妇女似乎在职场上更具优势^[51], 因为普遍认为她们的生活稳定性更高, 不会随意离职; 未婚女性因缺乏家庭的束缚, 流动性更大, 更容易在职场上受到单身歧视。同时, 这部分女性对婚姻也有渴望, 但传统的婚姻恐怕需要靠女性的不断牺牲和妥协才能更好地维持, 这也造成她们对婚姻既期待又抗拒的矛盾心理。正如之前所提及的, 在分析单身者的压力源时并不能从单一的角度进行解析, 毕竟单身者所面临的压力是多层面、多源化的, 是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

此外, 还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 某些种族/民族会希望其成员和同种族/民族的成员成婚, 如果单身女性希望跨种族/民族联姻, 往往会被社会特别是其同民族/种族的成员所诟病。但由于中国人口的种族构成单一, 民族关系较为和谐, 因此种族和民族的因素对中国单身女性的影响并不明显。

近年来,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全面二胎的开放使人口问题备受关注, 单身未婚群体也因此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在此, 我们尤其需要对单身女性的身心和生活现状予以深入剖析, 打破对单身人群特别是单身女性的刻板印象, 真正了解单身浪潮出现的原因, 并正视这一社会现象。

首先, 自发性的单身浪潮在我国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我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25— 29岁的适婚青年中未婚比例逐年升高, 其中未婚女性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5.3%提升至2009年的18.3%; 另一方面, 离婚率则由从2000年初的不到1%升至2015年的2.79%（数据来源于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zb=A0P0C& sj=2015, 2017年12月1日。）。从逐年提高的单身比例以及同时升高的离婚率来看, 早婚似乎并不能保证持续美满的家庭生活, 而单身晚婚亦未必是失败的象征。晚婚者相对较为成熟理智, 也有更丰厚的物质基础, 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因年轻气盛而导致的冲动型婚姻, 降低婚姻的失败率。

其次, 中国的单身未婚女性所面临的压力是来自不同层面的。既有微观层面的压力, 如人们对“ 剩女” 称谓及其年龄、性别和单身的歧视; 也有中观层面的, 包括来自媒体的特别关注, 父母长辈的期盼和已婚同龄人的比较等; 更有宏观层面的压力, 中国社会向来都非常重视婚姻和家庭的价值, 并规范了女性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尽管青年一代的婚恋观念正在逐渐变化^[29], 但单身未婚女性因未能满足社会性别角色的要求, 还是会受到相应的歧视和压力。以往社会媒体的焦点往往仅停留在微观层面, 这种偏见的后果之一就是塑造了“ 单身未婚女性承受的压力除了尽早进入婚姻以外, 没有别的途径可解决” 这一伪命题。而我们若要缓解单身女性所面临的压力, 便不能仅仅考虑微观层面, 需同时将中观和宏观层面因素纳入思考。

另一方面, 单身女性也会因身处不同阶层而出现分化, 如以高学历、高收入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女性和位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之间的差异, 又或是大龄女性和年轻女性之间的差异。相比之下, 人们认为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年轻女性单身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而那些低社会阶层的、大龄的单身未婚女性则会被误解为是未被他人“ 选择” 而“ 剩下” 的。基于交叉性理论综合分析单身未婚女性所承受的不同层面、不同来源的压力和歧视, 才能有效地解析单身未婚女性内部所分化出的不同阶层所面临的问题, 将被忽略的人群和因素重新纳入研究范围。如城市单身女性中的外来务工群体, 因收入和学历等限制, 极易在城市中受到“ 婚姻挤压” ^[54]。而中产阶级的单身女性虽然在此方面相对略有优势, 可她们有时会因自身条件和择偶条件高而吓跑潜在的结婚对象。社会应给予大龄单身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更多的宽容和空间。晚婚不是不婚, 高教育水平的她们对促进男女平等、性别观念现代化具有积极作用^[4], 这也符合我国国情需求。随着中国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提高, 单身人群比例的上升已成为一种趋势。在我们认识这种趋势时, 需与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大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社会大众的过度解读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反而可能加重单身未婚者的精神负担, 甚至起到反作用。尤其是单身未婚女性这一群体, 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所承受的交叉压力会让她们认为自己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令人欣慰的是, 在各种压力的“ 围攻” 下, 单身女性并不似刻板印象中描绘的那样是“ 不快乐” “ 不健康” 或是“ 孤僻” 的。她们以独立女性自居, 宣扬婚姻中的性别平等, 对未来也呈现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55]。

所以, 面对单身女性这一社会现象, 应全方面地了解单身未婚者中的不同群体所面临的不同压力困扰, 根据不同群体的困境给予相应的疏导。比如为高学历、高收入的单身女性提供高端的相亲服务, 让她们能够找到条件相当的伴侣; 对低收入的单身女性, 要加强心理疏导, 让她们了解单身是一种生活状态, 并不需要因此而自责或自暴自弃, 社会大众亦并非将她们置于对立的一面, 应协助她们建立正确的择偶观。另一方面, 媒体也应该客观报道单身女性的生活状态和生理需求, 改变社会对单身女性的偏见, 调整单身男性的择偶观念, 促进两性的互相尊重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