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 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1]12, 哈耶克(F.A.von Hayek)如是说。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以及政治态度, 它是根植于人们心中深层的精神的东西, 在人们看待自己、他人以及世界其他事物的过程中给予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思想观念的力量在今天的世界中日益不容忽视, 其在近代人类历史的作用决不亚于科学技术的力量。” ^[2]18

通常认为, 国际权力、国际政治之争的核心就是国际秩序之争。从表面上看, 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个主要行为体间基于实力竞合而形成, 进而造就的一种国际格局。而更为深层次的, 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才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3]134。因此, 国际体系确立的背后是观念分配竞合的结果, 是主流观念及价值取向在单元及系统层面“ 双层竞合” ^[4]76-93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

从单元层面看, 外交决策者的观念制约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订。国家最高决策者的观念不仅与其本人的价值观息息相关, 也同样折射出特定国家的传统、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国家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价值或政治观念都必然受到国内政治及特定观念氛围的影响; 另一方面, 领导人之所以能被民众所广泛接受和认可, 前提是他的言行能符合国家精神、体现本民族共同价值观以及代表国家利益。“ 从决策过程来看, 重要的是个人或群体如何认识环境, 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 ^[5]9外界信息通常经由决策者的观念和动机所构成的“ 透镜” , 经过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

1993年, 由朱迪斯· 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罗伯特· 基欧汉(Robert O.Keohane)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更是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因素, 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6]11。他们从个体主义的视角出发, 探讨了观念影响外交政策的内在机制, 并将观念分为三种形态: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7]8。正是观念的差异, 影响了国家间的有效沟通, 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偏见、误会及错误认识。以罗伯特· 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国际政治认知学派进一步指出, 国家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可以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 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8]。约瑟夫· 奈(Joseph S.Nye)则把观念、文化、价值观和政策, 以及在太多情况下被忽略的吸引力, 即通过非强制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称为软权力。“ 如果一个国家代表着其他国家所期望信奉的价值观念, 则其领导潮流的成本就会降低。” ^{[9]193, 6}

从系统层面, 作为后起之秀的建构主义则认为观念结构对国际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建构主义坚持观念本体论, 强调观念的重要意义, 以及规范、价值对国家行为的塑造作用。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 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 “ 观念是无所不在的” , 或者说几乎是无所不在的^[10]23。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动力, 国际体系是“ 观念分配” 的结果。观念最重要、根本的作用是建构具有解释能力的权力和利益。

物质力量和利益的意义及效用取决于由国家间的互动而产生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这三种无政府文化, 哪一种占主导地位, 这三种国际体系文化都是由自我和他者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的不同社会共有的观念结构所分别建构的, 且递次进化, 其分别对应为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这三种国家角色(身份)。简言之, 是朋友, 还是对手或敌人, 这一过程就是观念分配及身份竞合的结果。

除了建构主义, 英国学派也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 而非物质。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 国际社会” (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最早提出“ 国际社会” 概念的曼宁(Charles Manning)认为, 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 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11]。赫德利· 布尔(Hedley Bull)的“ 国际社会” 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 他认为:“ 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 从而组成一个社会, 也就是说, 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 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 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 ^[12]10-11也就是说, 共同利益观念, 对共同价值、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 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特色的本体论^[13]。

因此, 从总体上看, 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国际政治的认知心理学派均认为国际政治结构根本上是一种观念结构, 也都承认观念因素如理念、规范、价值、认同和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而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并成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 国际文化或曰共有观念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观念结构也就成为国际体系内部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4]4。但对于观念建构国际体系的过程, 无论是建构主义还是国际政治认知学派均语焉未详, “ 建构主义者总体上主要关注观念的作用, 并未试图描绘国际体系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 画像’ ” ^[15]。

玛莎· 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在《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变化》一书中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来弥补建构主义的这种缺陷。作者通过武力索债、人道主义干涉、干涉与国际秩序三个案例, 论证了过去四个世纪不同时期军事干涉的变化是国际社会观念演变的直接结果, 以及国际社会共享的观念如何塑造了武力的使用^[16], 但仍未完成观念如何塑造并推动国际体系变迁这一研究任务。

为此, 本文试图从观念或思想史的角度, 探讨观念分配的竞合如何影响、塑造国际体系的更新与变迁。自1648年现代国际关系开始以来, 曾先后出现过四个国际体系, 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与此对应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此划分为四个时期:国家主义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期、保守主义主导的维也纳体系时期、激进主义主导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交相辉映的雅尔塔体系时期。应该看到, 任何一种体系的建立必然伴随着一种主导性观念(规范)的确立, 但主导性观念的产生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有一个周期, 即兴起、扩散/普及、内化^[17], 并最终确立其主导地位的竞合过程。不过, 主导性观念一旦确立, 便成为“ 集体持有的行为观念” 与“ 社会结构” , 即国际规范^[18], 进而制约行为、建构身份、塑造利益, 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芬尼莫尔和斯金克(Kathryn Sikkink)特别强调:“ 观念性国际体系结构中, 观念的变化和规范的变更是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动力。” ^[19]303正因如此, 观念分配的竞合过程对这四大国际体系变迁的塑造及冲击, 可以说完全不亚于实力或权力对国际体系的作用及影响。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期, 天主教教会的大一统神权观念被打破, 主导性观念实现了从教权至上到国家主权至上, 以国家主义代替神本主义的转变。在这一时期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并不是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 甚至民族主义, 而是国家主义, 即一种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建设强大国家的意识与观念^[20]46。这种主导性观念的转变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 三十年战争” 而最终确立的。

率先打破神本主义禁锢的是14世纪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 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 并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史称“ 文艺复兴” 的运动。这是一场崇尚理性、关注世俗生活、要求把人从宗教和神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并直接反映西欧各国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文化运动。

但丁在其名著《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指出, 实现人的尘世幸福的前提是和平, 但没有国家统一作为保障, 和平是不可设想的; 而要实现国家统一, 权力就必须集中到君主手里。这样, 他从人的尘世幸福这一人文主义的理想出发, 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必须统一、王权必须强化这一时代的重大命题。而尼科洛· 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则首次摒弃了传统的宗教道德观, 从“ 人性恶” 的基点出发, 提出了一套功利主义的国家理论, 被誉为近代西方国家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他推崇共和政体, 但又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只能依靠君主制来对抗罗马教会和封建割据势力。他主张以国家利益作为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 为此, 君主可以不择手段; 外交需要依靠实力, 则无须用道义和诺言来约束自己。让· 博丹(Jean Bodin)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创始人, 他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主权概念, 并在其代表作《共和国》中对国家主权下了一个定义:主权是“ 国家中最高的、绝对的、永远位于公民和臣民之上的权力” 。继而, 他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表达“ 国家权力世俗化” , “ 拥有主权的人除了不朽的上帝之外, 是无需向任何人负责的” ^[21]562。此外, 他还首次对主权包含的立法、决定外交政策、任命官吏、要求国民效忠、行使最高司法裁判、赦免罪犯、铸币、规定度量衡和征税等九大标志或权限, 及其所具有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受时效限制等特征, 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由此奠定了全部现代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22]547-548。雨果· 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确立了国家主权“ 对内最高, 对外独立” 的原则, 首次将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的思考对象。他通过区分古罗马以个人和契约为基础的万民法和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 使国际关系超越了习俗和惯例, 具有了共同的准则, 并首次提出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 从而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他的国际法理论对“ 三十年战争” 所创立的以会议解决争端的先例和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家主义意识思潮的兴起更加速了民族君主国的出现。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 宗教改革进一步促使欧洲冲破了中世纪的巨大束缚。而宗教改革的结果直接导致了1618年到1648年的“ 三十年战争” 。在战争中, 新教— 民族— 主权国家和天主教— 传统皇帝之间的冲突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两种价值取向的斗争, 法国参战并选择皇帝对立面的立场, 正是对传统宗教认同观念的致命打击^[23]92-93。而在新教一方, 另一个最重要的国家瑞典,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 阿道夫却为了反对德国皇帝和天主教而与红衣主教黎塞留所领导的天主教大国法国结盟, 这不由令人感到奇怪与费解:他们在国内以利剑对付异教徒, 而在对外政策中却不顾他们在国内所奉行的教派原则。黎塞留对其宗教信仰与政治行为的矛盾性是这样解释的:“ 人可不朽, 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 救赎唯有现下, 否则万劫不复。” 这实际就是强调了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一观念在那个中世纪道德观与宗教评判盛行的时代无疑是一首创, 无怪乎基辛格将他称为“ 现代国家制度之父” ^[24]47。“ 三十年战争” 后, 欧洲实现了从封建体制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变, 破除了中世纪以来欧洲所形成的罗马教皇神权政体下的世界主权论、教权至上论, 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国家主义是这一复杂竞合过程的最终赢家。

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意义重大, 而且在欧洲开花结果。古典文明的复活为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其中, 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了宗教改革, 探索世界的精神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先导, 对理性的注重则带动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 — 启蒙运动的发展。

启蒙思想家们从理性主义出发, 以人的理性取代上帝的启示, 以人的自然权利对抗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 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 呼吁建立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政治民主的新制度, 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 为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以及欧洲和美洲的其他革命和改革做了充分的舆论及理论上的准备。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天赋人权和自然权利学说, 在国家起源问题上, 他们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学说; 在国家政体问题上, 他们主张实行宪政民主, 在法律上人人平等, 并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 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政治理论, 为未来的理想社会确立了一套成熟的政治蓝图。启蒙运动激发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参与意识。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均是启蒙运动思想成果的结晶, 实现了启蒙基本理念的具体化与法律化。18世纪上半期, 启蒙思想在北美殖民地广泛传播, 北美各地民主和民族意识日趋增强, 进而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在法国大革命中, 法国资产阶级以启蒙思想为旗帜, 推动了革命的深入。法国大革命确立了现代的革命概念, 特别是“ 人民主权” 的思想, 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 由革命孕育出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又被拿破仑的军队铁蹄传遍了整个欧洲, 这些理念主导着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政治图景^[25]529。

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促进了自由主义在欧洲及北美的发展, 影响和推动了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随着拿破仑在战争中失败, 大革命释放出来的两大颠覆性的力量— —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也受到了压制。

拿破仑战争是当时欧洲新诞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封建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 战争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 欧洲旧专制体制得以复辟, 保守主义一度甚嚣尘上, 整个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府致力于在全欧维持旧秩序。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以法国大革命前的世界政治观念为基础, 充当了维也纳和会的设计师。而法国外长塔列朗灵活地提出了“ 正统主义” 原则, 满足了各国封建主的“ 欧洲均势” , 代表了恢复欧洲旧制度的共同愿望, 成为会议的旗帜。1815年6月9日, 英、俄、奥、普、葡、法、瑞典七国签署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 其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俄、英、普、奥四大国主宰的欧洲领土体系, 二是欧洲封建“ 正统王朝” 的政治统治体系。该议定书确立了均势原则、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 并随后在欧洲建立起一个遏制资本主义发展与革命、重建欧洲专制主义的维也纳体系。因此, 维也纳体系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经过激烈的竞合, 最终由保守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体系。

维也纳体系建立后, 均势和维持欧洲现状是欧洲大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 但列强在处理利益冲突的途径、方式和手段上存在差异。大体上说, “ 把以俄国为代表的外交路线称为‘ 保守主义’ , 把以英国为代表的外交路线称为‘ 自由主义’ ” ^[26]87-91。保守主义体现为俄国、奥地利及普鲁士三国以“ 基督教的信条” 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君主联盟— — “ 神圣同盟” , 强调维护君主政权的合法性及欧洲封建专制制度的正统性, 正统秩序一旦被破坏, 同盟国家就应像基督教民族大家庭成员那样彼此帮助和相互支持, 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与此相反, 英国的岛国特性、与“ 神圣同盟” 各国迥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工商实业方面利益的追求, 使它在是否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问题上往往与这三个保守君主国在立场、取向和实践上存在不同, 甚至产生严重的分歧。当然, 在维持欧洲均势和政治局势稳定方面, 英国又常常与三国有着类似的立场。同样, 尽管法国在维也纳会议后恢复了波旁王朝的君主统治, 但经过大革命的洗礼, 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对封建势力的胜利, 建立了代议制机构, 法国已无法倒退到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状态中去了。法国在外交政策方面, 与英国一起反对“ 神圣同盟” 的集体干涉原则^[24]113-114。因此, 英国和法国遵从自由主义原则, 它们反对“ 神圣同盟” 对欧洲事务奉行的集体干涉的原则, 不同意动辄派军队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在对待欧洲民族问题上, 自由主义的态度与保守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两种主义在维也纳体系内同时存在并起作用, 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原则分歧正是两种观念、两种主义之间的竞合。

不过, 进入19世纪之后, 封建主义的日趋没落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并不是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两个原则所能阻止的。尽管梅特涅和“ 神圣同盟” 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启蒙主义思想及其工业主义、大众参与等观念还是逐渐成为这一世纪的主导思想^[27]173。新的意识形态, 尤其是因法国的革命剧变而诞生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 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力量, 不再被保守主义所限制。于是, 在19世纪20-30年代引发了一系列起义和革命, 周期性地震撼着欧洲, 并形成1848年遍及全欧的革命运动^[25]559-560。同时, 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却被演化成对利益的无限追求, 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上, 随着欧美各国海外殖民扩张日益狂热, 国际关系中所奉行的原则也不再是正统主义, 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23]93。

观念的发展也与时代的主题遥相呼应。在19世纪转折之时, 从西方关于社会变化的讨论中分裂、产生出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世俗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视为是启蒙主义流派的继续; 保守主义则是对启蒙主义的一种反动。理论上, 虽然三大意识形态共有一些假定, 但在整体上, 它们之间是完全不同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天生就致力于消灭那些被保守主义视为社会灵魂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激进主义既攻击旧制度的拥护者, 也批判自我调适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来定义自己的性质^[27]167-168。但在政治实践上, 这些相互竞争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 也从来没有完全分开。尤其是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 人们常常很难分辨激进主义在哪里结束,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又从哪里开始^[27]154。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们常常结成暂时性的同盟, 共同利益可能促使其中的两种意识形态结成同盟以反对第三种。总之, 三种观念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渗透。

但是,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就像一颗炸弹震动了学术界, 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并深刻地改变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意识形态。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也发起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 现代社会的非人性生产方式使人类异化。马克思主义倡导以一种现代性观念即社会主义, 取代另一种, 即资本主义。

达尔文的观念得到了其他理论家的进一步阐释。赫伯特·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物种进化观点实际发表在达尔文之前。不过受达尔文影响, 他将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即适者生存)观念应用于经济社会, 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恩斯特· 海克尔(Ernst Haeckel)将达尔文主义当作一种历史和政治学的新的普遍哲学。海克尔认为, 人类的历史必须根据人的生物本性来重新考察, 它将表明, 人类社会是由竞争法则所控制的, 民族是必须为生存而斗争的生命体。他把达尔文进化论引入德国, 同时加以完善并进行了最热情的欢迎和宣传。两年后, 普鲁士国王授予达尔文蓝马克斯勋章。达尔文主义为导致一战的军国主义提供了依据, 甚至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

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发展中, 各种观念间的竞合出现了空前复杂的社会图景。殖民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结合, 便成了帝国主义; 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 便成了军国主义;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 则产生了灿烂一时的威尔逊式理想主义, 并塑造、建构了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不过, 随着激进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竞合加剧, 理想主义终归失败, 民族主义进而与帝国主义结合, 又产生了更疯狂的法西斯主义。总体来看, 这一时期被激进主义所主导。

激进主义最初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约瑟夫· 奈认为:“ 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和平自满情绪的滋长、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德国的政策等这些因素, 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灵活性的丧失, 进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28]108挪威学者托布约尔· 克努成认为, 工业主义、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已经破坏了旧秩序, 国家间的激烈对抗使欧洲充满了紧张气氛^[27]206, 奥地利皇储弗兰茨· 斐迪南于1914年6月28日遭到暗杀只是打破了欧洲的政治僵局而已。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之后,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及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了德、法、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内外政策。其中, 最为突出的是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法国的复仇主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及塞尔维亚人的大塞尔维亚计划。这些形式各异的民族主义及其所掀起的种种运动, 使本不平静且充满明争暗斗的欧洲又增添了引发敌意与对抗的众多危险因素。“ 民族主义力量在团结工人阶级上比社会主义强大, 在团结银行家上比资本主义强大。在各个君主制国家之间, 民族主义力量的确比家族关系还要强大。” ^[28]106

随着欧洲事务的日趋紧张, 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升级, 欧洲各国纷纷在海外抢占殖民地, 以便为本国海军获得港口和加煤站, 甚至仅是国际声望。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在重商主义时代表现为殖民主义;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 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并占据统治地位, 垄断资本主义得以形成,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又表现为帝国主义, 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 导致列强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 加剧了全世界范围内普通民众的苦难, 社会主义思潮作为激进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理论, 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激进主义。列宁的著名论断是, 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战争。

不过, 从观念竞合视角看, 此时的自由主义仍不能战胜极端民族主义等所代表的激进主义, 并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中的同盟国与协约国进行了四年的厮杀, 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也颇费脑筋。美国总统威尔逊敦促交战各国接受“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而俄国在发生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 列宁公布了全部秘密条约, 建议各国立即停战, 并缔结“ 不割地不赔款” 的和约, “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 。列宁的倡议使威尔逊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为此, 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1月8日在国会提出了著名的“ 十四点” 计划。威尔逊的建议包括公开地达成和平条约, 以取代秘密外交, 削减各国军备, 使其“ 能够完成保卫国家安全之需” 即可; 以及民族自决, 以便使“ 所有清晰表述出来的民族主义愿望都能够得到最大满足” 。他还将一战描述为一场人民战争, 旨在反对“ 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 , 它们是对自由的两大威胁, 只有通过创建民主政府才能够消除, 也只有“ 各民族的普遍联合” 才能够保证“ 大国和小国同样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威尔逊用理想主义代替了古典自由主义^[25]697。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这些观念被威尔逊包装到国际联盟新的制度设计中。阿莫斯· 珀尔马特认为, “ 在整个20世纪, 民主和民族自决这两个威尔逊的遗产主导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继续” ^[29]134更进一步地看, 苏联领导人列宁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 自决” 观念则摧毁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盛行的殖民主义, 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及“ 冷战” 后国际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30]8-19。

但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假定, 惊人的破坏程度和将近1 000万人的死亡完全改变了进步的观念。战后, 革命的思想和民族自决的观念渗入欧洲之外的世界, 并在那里启蒙了民族主义的精神, 导致了中东、近东和远东地区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产生, 及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而战后的经济危机导致西方世界内部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 当激进主义、扩张主义、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和好战的社会主义在一战后占据政治舞台时, 自由主义者的疏离感和孤立感大大加深了。不仅这些运动的内容, 而且还有这些运动的思潮和气质压抑着自由主义者。” ^[31]397同时, 俄国内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及其革命也奠定了一种新的世界性力量崛起的基础。由于美国参议院未能批准《凡尔赛和约》并否决了威尔逊关于与英国和法国建立防御性联盟的主张, 俄国共产党又退出世界事务转而培育自己的社会主义体系, 欧洲已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复兴的德国迅速填补了美俄留下的政治真空。随即而来的是法西斯在德国和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兴起, 进一步粉碎了自由主义的梦想和社会生活。激进主义再次成为压倒性的社会思潮, 到1939年, 欧洲主要国家中只有两个还保持着民主制度, 即英国和法国。

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建立在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基础上, 但纵观整个时期, 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始终主导并贯穿其中。威尔逊总统试图用自由主义加民族主义来阻止及解构激进主义, 但终归失败。不过, 到雅尔塔体系时期, 一战后唤醒的亚非拉民族主义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 且自由主义成功战胜了极权主义。

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所代表的激进主义再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显示了现代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因此, 英法等国战后出现了一种和平主义思潮, 鼓吹不惜代价避免战争。而随着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崛起, 及1929年资本主义“ 大危机” 的发生, 英、法等西方国家从防止德国的再起转向绥靖德意等法西斯势力。在绥靖不成功之后, 又希望将法西斯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与英法的绥靖政策如出一辙, 美国在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日益加剧之时, 奉行了一种表面上不偏不倚的中立主义政策。所有这些均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为了打败法西斯, 美国与英国, 包括战时盟国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念磨合与磋商。罗斯福于1941年1月6日在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提出了著名的“ 四大自由”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不虞匮乏自由和免除恐惧自由。罗斯福以非凡的勇气与远见, 用“ 四大自由” 鼓舞了公众, 为美国积极援助盟国和介入战争做了舆论上的准备。这是一份反抗法西斯、捍卫资产阶级民主的决心书, 同时又是一份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宣言书。他将自由和平等联系起来, 将政治自由和经济公平联系起来, 将机会平等和收入上的保障联系起来, 将自由竞争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 将个人自由和国家干涉联系起来, 从而使自由主义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随着战事的扩大, 美、英迫切需要进一步协调反法西斯的战略。同时, 美国也担心英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事先与其他欧洲国家就领土或战后安排等重大问题达成秘密交易, 撇开美国。为此, 1941年8月9-13日,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举行了他们在二战期间的首次首脑会晤, 并签署了一份战争目的和战后和平目标的文件即《大西洋宪章》, 并于1941年8月14日公布于世, 得到了广泛响应。宪章宣布了民族自治、领土完整、经济国际主义、社会安全、缩减军备以及国际合作等八个原则, 并决心以此作为重建战后世界和平和秩序的政策依据。不过, 在推进自由贸易还是帝国特惠制, 民族自决适用于全世界还是只适用于被法西斯奴役的地区, 建立有效的国家组织还是创立普遍安全制度等方面, 美英均存在意见冲突。《大西洋宪章》不像威尔逊的“ 十四点” 原则那样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宣示, 而是美英共同签署的一项联合文件。尽管它没有采取对双方更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形式, 但它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并不亚于一项条约的价值^[32]。《大西洋宪章》不仅标志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 也是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1942年1月, 苏、美、英、中、澳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 重申了《大西洋宪章》中的原则, 促使国际反轴心国同盟的形成, 在法律上为重建战后世界奠定了原则基础。任东来认为:“ 美国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 自然是盟国物质力量远远超过法西斯轴心国的结果, 但是, 盟国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所倡导的‘ 四大自由’ 和‘ 民族自决’ 这类进步观念, 以及渗透着这些观念的《大西洋宪章》、《已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等法律性文件, 在巩固反法西斯同盟、争取民众的广泛支持方面, 实在是功不可没。” ^[2]18

对于战后安排及构想, 罗斯福在吸取国际联盟失败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套基于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和大国合作原则的战后世界蓝图:第一, 依照民族自决原则确定欧洲政治版图, 并决定殖民地的未来前途, 反对英苏划分势力范围, 且敦促欧洲各殖民国家在战后实施非殖民化政策; 第二, 根据自由贸易原则组织国际经济事务, 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 此即后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贸易总协定; 第三, 在大国合作与大国一致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集体安全组织— — 联合国, 其中,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五大国组成, 负责国际稳定与和平。罗斯福战后世界蓝图的三个组成部分充分反映了美国的政治抱负、经济利益和安全关切, 这个构想与威尔逊主义一脉相承, 本质是自由国际主义的^[33]87。为此, 各大国在创建雅尔塔体系时, 没有急于求成, 而是审慎、耐心地进行细致、纷繁的工作。战时仅美国、英国、苏联“ 三巨头” 会晤就有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三次, 其他级别的会晤更是频繁。从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到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约》, 雅尔塔体系的形成过程历时整整10年。显然, 他们是吸取了上个体系的失败教训, 因而表现得十分小心与谨慎。在经历了威尔逊和国际联盟的失败后, 美国总统罗斯福已不太相信单纯一个国际组织的建立就能保证持久的和平。因此, 罗斯福转而寻求一种“ 大国警察制” , 有别于国际联盟时期“ 大国负责制” 的集体安全。随后, 美苏英中“ 四强” , 或“ 四警察” (Four Policemen)思想的提出和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确定, 均反映了罗斯福的集体安全观。

二战结束后, 固有的意识形态问题暴露出来并上升为主要矛盾。雅尔塔体系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来划分美、苏各自的势力范围, 随着美、苏之间矛盾的加剧, 美、苏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演化成两个阵营、两种制度、两种经济之间的竞争, 再演化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意识形态与观念的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成为美苏“ 冷战” 与对抗的根本特征。

从历史进程看, 观念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早已成为历史, 但它提出的理想, 即自由、平等和博爱, 至今仍影响着世界; 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想一度改变了全球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命运, 而且, 至今还可以听到它顽强的呐喊。试看今日之世界, 某些独裁国家也要追求民主的形式, 甚至最可怕的恐怖主义集团也要说明自己追求的是一个和平的目标^[2]18。

民族自决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世界的影响相当明显, 且具有根本性。列宁、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分别提出民族自决思想, 并用于其外交实践, 随后民族自决成为“ 巴黎和会” 的基本原则, 并在一战后完成了对欧洲版图的大规模变更及重新划分。再到1945年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由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解放运动, 直接导致了殖民体系的瓦解, 使20世纪末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民族问题在国际层面上基本得以消解, 这一观念影响并真实地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版图^[30]8-19。正是通过民族自决这一理念, 民族主义彻底战胜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逐渐被民族国家的觉醒和进步所取代, 许多国家重新获得独立, 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主要大国间的殖民竞争和对抗也由此落幕。

与此同时, 自由主义也在观念竞合中成长。文艺复兴动摇了中世纪神本主义的经院哲学对人类精神的束缚, 人文主义犹如一股清新的风, 推动了宗教改革, 亦是促成地理大发现的精神动力。伴随着国家主义意识, 人们从效忠教会转向王权, 由此诞生了近代君主国及民族主义。在文艺复兴中复活的自由主义对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挑战。随着布丹的契约观念得到约翰· 洛克、亚当· 斯密等的补充和完善, 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由此奠定, 人们逐渐由效忠君主转向国家。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英、美、法等国家落地生花, 古典自由主义在19世纪达到了巅峰。但是, 代表保守、专制的势力并不甘心落败, 在维也纳体系中一度回光返照, 取得了对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优势。此后, 自由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结合导致了帝国主义; 德、意等国民族主义大旗反被保守主义夺去, 保守主义势力掌控了民族主义, 并一度演变成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似乎失败了, 它无力阻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也未能阻止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发生, 同样无力阻止1939年二战的爆发。不过, 一战后, 威尔逊给民族主义装上了国际自由主义的内核— — 民族自决, 抛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手中夺回民族主义的主导权, 这是自由主义的一次重大修正。二战中, 罗斯福总统提出了“ 四大自由” , 再次高举一度消沉的自由主义旗帜, 他大胆借鉴社会主义的优点与长处, 以“ 新政” 的名义, 用改革的方法走出了危机, 挽救了资本主义; 通过把政治自由和经济公平联系起来, 使自由主义再次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 从而战胜了纳粹主义, 进而奠定了打赢冷战的基础。自由主义在观念竞合中重放光芒。

也就是说, 经过多个世纪的不同观念的激烈竞合,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成为最后的赢家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自由主义在维也纳体系时期内被俄、普、奥等主要大国视为威胁, 直到20世纪后期才获得政府的偏好, 被广泛视作最为和平的政府形式^[16]114以及稳定当今国际局势的最好保证。自由主义曾一度惨败, 但通过在不断竞合的过程中借鉴、吸收其他观念精华, 不断实现自我调整, 从而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同样, 民族主义也曾步入歧途,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结合, 直接导致推行这种政策的国家的毁灭, 但民族主义转而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结合, 从而彻底改写了20世纪的政治版图。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 不得不探讨20世纪社会主义的进程, 这对中国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病的新型社会制度, 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与创新。从竞合的视角来说, 社会主义不仅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有竞争的一面, 更有吸收、消化及合作的一面。而历史的现实却是社会主义多数是在封建、半封建的国家中发展、实践起来的, 挫折在所难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社会主义在与民族主义结合, 完成了原来的革命使命、破坏了旧秩序之后, 就必须转向建设和改革的使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还应包括更为根本的现代制度建设; 而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邓小平曾高瞻远瞩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封建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比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困难得多。” ^[34]353就当前而言, 既然在过去的五百年中, 自由主义已是最大赢家, 但还远远不是福山所宣称的“ 历史的终结” （ 参见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福山在此书中乐观地宣称“ 历史的终结” , 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及对美好制度的探索的终点, 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更高、更远大的理想与社会形态, 若能正确、全面地吸收自由主义的精华部分, 必将焕发出强大的生命, 成为塑造“ 冷战” 后正在形成的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观念, 这也是观念竞合过程中的应有之义。因此, 看清世界发展之大势, 才是我们研究国际体系变迁的真正意义所在。

此外, 我们经常过度强调观念之间的对立、对抗与竞争, 而实际上, 不同观念之间还有保留、继承与合作的一面。譬如, 自由主义是针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 民族主义是相对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事实上, 自由主义、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都反对中世纪的教权至上的观念, 如今按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近代发达国家也都是政教分离; 民族主义战胜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全球体系、贸易及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民族主义者并不反对, 或者说是阻挡不住的。另外, 主权的观念尽管早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期便得以确立, 并为以后各个时期所继承, 但对它的理解直到“ 冷战” 时期的世界政治中才达到最高点, 主权得到了国家, 特别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极力捍卫, 且实际上压倒了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所有其他诉求^[16]19。但20世纪90年代的人道主义干涉表明, 以前不被接受的干涉方式正在合法化, 人权诉求一定程度上压倒了主权。人权保护已与安全联结起来, 并成为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35]712。这也表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后“ 冷战” 、全球化时代已开始退潮。

进一步地看,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在“ 冷战” 后全球范围内并行发展, 曾是风光无限。但这一波自由化与全球化也导致全球层面严重的经济与贫富分化, 政治极化与社会多元化, 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反全球化浪潮。反主流、反建制的全球化愤怒力量崛起与反扑, 这将是决定未来数十年全球发展的最重要趋势。应该看到的是,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全球风云突变, 这一切均是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后果。新自由主义危机直接导致了美国2016年大选成功地刮起了“ 桑德斯旋风” ,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罕见地在自由主义大本营和堡垒的美国开始复兴。这位来自佛蒙特这样小州的参议员、立场超然独立的“ 政治异类” , 已崛起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鉴于美国民主党内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 70%均是桑德斯的支持者, 因此, 桑德斯以先知式的道德激情已将福利社会主义的种子播洒在年轻的一代人心中, 这同时折射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新一轮自我修复与调整, 全球正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世界在寻找新的方向与突破。

最后, 我们不能忽视观念的局限性及唯观念论。虽然从近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 人类一直不断努力超越物质力量对人类的制约, 但“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 物质力量的分配和组成在任何时间点上帮助划定了可能的行动界限” ^[10]142。对观念的这种局限, 亚历山大· 温特进一步形象地指出:“ 我们可以对这些因素置之不理, 就像巴厘人冲向荷兰人的机枪、波兰骑兵冲向德国人的坦克一样。但是这样做我们自己是要付出代价的。激进建构主义提醒我们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对待物质制约因素,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物质力量此时此地怎样制约我们这个同时存在的问题。” ^[10]142-143而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在20世纪初便一语中的:“ 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不是观念, 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但是, ‘ 观念’ 造就的‘ 对世界的认识’ 却往往像扳道工一样起到确定方向的作用, 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动的行为运行的轨道。” ^[36]280

因此, 从总体上看, 观念只有与实践相结合, 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 才能变为与物质一样强大的力量。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观念是不同观念与权力相互竞合的结果, 而国际制度是主导性观念或国际共识竞合的结晶, 同时制度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也取决于物质性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和回报。权力结构、制度结构与观念结构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张力与合力, 也就是它们内部亦有充分竞合。这正是竞合主义要义之所在— — 从国际进程看, 国际关系总体表现为权力分配竞合、制度分配竞合及观念分配竞合的过程^[4]50。不过, 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表层结构, 观念结构才是掩盖于权力结构、制度结构之下更为根本的深层结构。更直接地说, 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背后是观念结构, 观念的根本作用在于建构及定义具有解释能力的权力和利益。因此, 在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 观念作为深层次因素, 始终是影响、塑造国际体系更新与变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