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1.蔡宁(http://orcid.org/0000-0001-9196-083X),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组织管理研究; 2.张玉婷(http://orcid.org/0000-0002-7388-9459),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组织管理研究; 3.沈奇泰松(http://orcid.org/0000-0003-4413-2665),男,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社会组织领域的政治关联现象日益显著,但政治关联究竟如何影响社会组织有效性,其隐藏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这是学术界尚未明晰的重要课题。针对254家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发现,社会组织政治关联会正向影响组织有效性,这一关系受到组织自主性的中介作用影响。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制度支持能调节上述中介关系。具体而言,当制度支持水平较高时,这一效应将会增强;当制度支持水平较低时,政治关联通过组织自主性间接影响组织有效性的效应就会减弱。这一发现,一方面增进了我们对社会组织政治关联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提升社会组织有效性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sector,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subject in social governance, with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roviding social services,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anagement, and build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Chinese context, however, has witnessed extended political ties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2013 in the South Reviews magazine, quite a portion of over 20,000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a Chinese province had kept close ″ties″ wit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refore,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impacts of these political ti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a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behaviors, but also register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 facilita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from the macro and meso levels of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by applying theories of civil society and corporatism. Yet, as to how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hapes behavior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how social organizations cope with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alysis and discussions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mechanism can be rarely found.
Our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54 social organizations has revealed that the political ti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generat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which is mediated by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institutional support will moderate this intermediary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a higher level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 will enhanc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olitical ti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organization through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similarly, a lower level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 will weaken that effec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tant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previous ones looked into state-society relations from the macro and meso levels yet overlooked questions of how social organizations behaved at the micro level and how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fluenced behavior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By trying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from the micro level with a focus on ″ac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is a necessary supplement to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discussing the ″controversy of structure″ from perspectives of state politics and power allocation. Second,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es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by introducing ″political ties″ in enterprise research into the research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considered more of the formal relationship formed by property relations or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keeping the informal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out of their scope of research. This paper picks up the inform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caused by social networks as its research topic, trying to expand researches into this field. Third, this study has established the model of ″Political Ties-Organizational Autonomy-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ties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by combing through the moderate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 which opens up the ″black-box″ between political ties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results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gulations over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政治关联是指企业或组织的高管曾为政府官员或与政府部门、政党等有着密切联系[1]。据《南风窗》杂志2013年报道, 在某省2万多家社会组织中有相当比例的组织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 ①( ①参见石破《老领导争当新会长的秘密》, http://www.nfcmag.com/article/3812.html, 2016年11月1日。)。可见, 政治关联现象在社会组织领域已日渐显著。随着第三部门的发展, 社会组织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与主体, 在提供社会服务、推动社会管理发展、构造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因此, 探讨社会组织政治关联对其组织有效性的影响, 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组织行为的理解, 对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更是意义深远。
已有研究主要从公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入手, 围绕着“ 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组织” 和“ 政府在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中起到了何种作用” 两大主题展开分析[3]。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公民社会、法团主义还是后续的一系列概念, 对“ 国家— 社会” 关系的讨论总体上是从结构和制度环境等宏观和中观维度提出的, 缺乏对微观机制的讨论。在微观层次, 由于制度环境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社会组织能否获得更好的发展受到非正式关系的影响[4], 政治关联显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然而, 已有研究仅仅将政治关联作为社会资本获取的手段, 却忽视了政治关联对组织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和作用边界[5]。由于数据的缺乏, 在社会组织情境下开展政治关联对组织有效性影响的实证研究仍是需要探讨的领域。
针对上述问题, 基于现实和理论背景, 本文利用问卷调研所获得的254家社会组织的数据, 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整合分析和定量检验, 力图解析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有效性的影响, 并揭示其隐含的作用机制, 以期完善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 为中国情境下的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指导。
(一) 政治关联与组织有效性
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研究社会组织的运作与发展, 向来无法回避对政治因素的探讨[6, 7, 8]。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有着模糊而不稳定的交叉互动[9]。有学者将这种互动分为正式制度支持与非正式制度支持[10, 11], 其中, 非正式制度支持是指以政治关联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管理者与政府管理人员所建立的社会联系[12]; 正式制度支持则是指为社会组织提供各种条例化的支持, 有章可循, 不带有政府官员个人感情色彩[11]。可见,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存在多种可能性, 而多元的互动关系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政治关联研究在企业领域的发展较为成熟[13], 主要探讨了企业的政治关联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部分研究强调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社会资本, 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14]; 部分研究则关注政治关联的负面效应, 其核心机制是企业建立政治关联需要付出一定成本, 如牺牲部分自主性以获得政治资源[5]。
然而, 多数社会组织不具备自身“ 造血” 功能, 面临着资源来源渠道单一、总量不足的尴尬现实。此外, 社会组织面临的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15], 尤其需要建立政治关联以获得组织发展的关键性资源[16, 17]。依据资源观理论, 组织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拥有的其他组织难以获得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与非政治关联组织相比, 政治关联组织从政府手中获得的关键性和异质性资源将直接影响组织有效性[18]。研究表明, 具有政治关联的组织比其他组织更易获得贷款, 且贷款利率更低, 也更易进入政府管制行业[19]。罗翊萑提出, 社会组织的政治关联除了能有效拓展资源获取的途径、尽可能减少外界条件对资源获取的制约, 其作用还包括提供相关信息、降低社会组织的行政成本、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形成积极影响等[20]。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政治关联正向影响组织有效性。政治关联水平越高, 组织有效性水平越高; 政治关联水平越低, 组织有效性水平越低。
(二) 组织自主性的中介作用
一般而言, 组织自主性是指组织具备自我管理能力, 在既定的组织目标下采取自主行动[21]。现有研究认为, 自主性是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的前提[22],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从组织运作角度来看, 具备组织自主性的社会组织更能确保自身的活动方向以及资源配置的正确性, 由此具备了提升组织有效性的基础; 二是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 具备自主性的组织行为更具可预测性, 所提供的服务与产品更能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和认可, 因此更能获得与外部组织合作的机会, 其组织有效性也就能得到相应的提升[23]; 三是从组织创新角度来看, 具备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往往更具主动探索新方向与新领域的能力, 勇于开拓新的服务项目与方式[24], 同样有利于组织有效性的提升。
企业领域中的相关研究表明, 政治关联通过降低企业自主性进而影响组织目标的达成[25]。但不同于企业领域的相关研究结论[26, 27], 本文认为政治关联非但不会降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 反而会提升其自主性。从公众倡导的角度来看, Ho对中国环保社会组织的研究发现, 建立与国家官员的非正式网络能够有效地动员资源, 不但能超越有关部门严格的管控制度, 还能向公民呼吁, 就环保问题而发声[28]。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 Keech-Mark对中国妇女社会组织的考察发现, 这类组织可以在敏感问题上运作并对政府施压, 维护妇女权益的组织目标的实现以跨越制度的私人关系网络为基础[29]。因此, 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非正式联系越紧密,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就相对较为宽松, 社会组织由此享有更高的自主性; 越是与政府保持距离的组织, 政府部门就越倾向于对其内部管理和外部活动进行严格审批与监督, 使其行动大大受限[30]。因此, 社会组织通过非正式网络积极依附于政府, 实际上能够享有更高的自主性[31], 更能实现组织目标, 提升组织有效性。
综上, 本文认为, 社会组织政治关联与组织有效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并且这一关系是通过组织自主性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作用的。这表明, 当社会组织具备更高水平的政治关联时, 就会享有更高水平的组织自主性, 进而影响到组织有效性。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组织自主性在政治关联与组织有效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 制度支持的调节作用
制度因素在组织资源获得与能力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体现[32], 是提高组织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对组织有效性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一些研究者发现, 只要中国社会组织的行动是获得政府制度性支持的, 它们就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自主性[33]。还有一些研究认为, 具备高制度支持的组织相比其他边缘组织, 在从事某些创新实践时享有相当高的自由度[34]。更进一步地, Lu通过研究提出, 具有制度支持的社会组织将有更多渠道与资源寻求自主性; 相反, 许多草根社会组织却在谈判等方面面临诸多限制, 更面临被渗透的风险[31]。因此, 将自身行为与国家政策等正式制度因素联系起来, 逐渐成为社会组织的“ 战略性行为” [29]。
本文认为, 如果存在较为充分的制度支持,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治关联对组织自主性的影响。具体而言, 当政府给予社会组织的制度支持处于高水平时, 社会组织将更容易接触到本领域的政策制定者[35], 倾向于建立更多的政治联系以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 提升组织自主性, 从而增加对组织有效性的影响。当政府给予社会组织的制度支持处于低水平时, 社会组织则倾向于认为政府的态度较为“ 暧昧” , 过多地与政府官员建立“ 私交” 将增加政府对社会组织监管的可能性, 组织自主性程度就越低[30], 组织自身发展的风险也就越高, 进而对组织有效性的负面影响也会增强。
因此, 政治关联与组织有效性之间以组织自主性为中介的间接关系受到制度支持水平的影响。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制度支持会调节政治关联和组织有效性之间以组织自主性为中介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 制度支持水平较高时, 这一间接关系相对较强; 制度支持水平较低时, 这一间接关系就相对较弱。
综上, 本文将考察社会组织政治关联对组织有效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一) 样本及调研程序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对浙江省内的社会组织进行分层抽样, 于2014年11月— 12月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系统调研。共发放问卷350份, 实际回收问卷254份, 问卷回收率为72.6%。对回收问卷的缺失值进行如下处理:(1)通过问卷填写人留下的联系方式进行电话访谈, 补足缺失信息; (2)在第(1)步后, 少量缺失的数据通过取均值获得。后文将对问卷获得的数据进行大样本数据处理。
(二) 变量设置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 组织有效性” , 借鉴Garcia-Morales和Llorens-Montes[36]开发的量表, 并依据社会组织情景对其进行调整, 从决策效果、组织扩张、公众引导等方面形成7条目量表测量, 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 从“ 1=完全不同意” 到“ 5=非常同意” 。举例条目为“ 组织能达成创建者们的期望”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Cronbach’ s α 系数)为0.85。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 政治关联” , 采用Li等[37]开发的量表, 并依据社会组织情景对其进行调整, 形成4条目量表测量, 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 从“ 1=几乎没有” 到“ 5=很频繁” 。举例条目为“ 社会组织与对组织进行监管的部门官员(如业务主管单位和民政部门)互动是否频繁”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0.87。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 组织自主性” , 目前尚没有对社会组织自主性测度的成熟量表。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关于组织自主性的定义, 选取了目标制定、公共倡导和政治行动等方面的题项, 形成8条目量表。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 从“ 1=完全不同意” 到“ 5=完全同意” 。举例条目为“ 有时我们会采取一些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某些政策的态度”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0.642。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为“ 制度支持” , 采用Guo等[13]开发的5条目量表进行测量, 并依据社会组织情境对其进行调整, 从业务开展、信息获取、资金支持等方面对社会组织获得的外部正式支持的环境进行测量。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 从“ 1=完全不同意” 到“ 5=完全同意” 。举例条目为“ 政府会对我们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0.869。
除了上述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 组织的登记情况、活动范围[21]也会影响组织有效性, 因此本研究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三) 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揭示影响社会组织有效性的原因,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的定量研究方法, 运用SPSS 18.0进行模型估计。表1描述了本研究中主要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为了验证政治关联、组织自主性和制度支持对组织有效性的影响, 我们将“ 组织有效性” 设为因变量,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 将上述变量依次放入回归方程。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一) 中介效应分析
如表2所示, 模型2的结果表明, 政治关联对组织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 2=0.200, p< 0.001), 可以得到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 假设1得到了验证。模型3的结果表明, 组织自主性在政治关联与组织有效性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β 2=0.196, p< 0.001)。不同于企业组织领域的相关研究, 在社会组织领域, 政治关联不仅不会降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 反而对自主性起到正向影响, 这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研究的特殊性与异质性。同时, 上述结论也验证了组织自主性作为影响组织有效性的关键内部变量往往对组织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观点[38]。
(二) 调节效应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制度支持对政治关联和组织有效性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模型6的结果显示, 制度支持正向调节了政治关联与组织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进而影响组织有效性(β 6=0.070, p< 0.05)。从图2可以看出, 政治关联对组织自主性的影响随着制度支持的提升而提升:在高制度支持的情况下, 政治关联对组织自主性的作用相对较强(斜率更大); 而在低制度支持的情况下, 政治关联对组织自主性的作用相对较弱(斜率更小)。进一步分析发现, 当制度支持处于低水平时, 交互线趋于水平, 这说明制度支持极有可能只在高水平时才发挥其对政治关联与组织自主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三) 稳健性检验
Preacher和Hayes提出用“ 拔靴法” (Bootstrap)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将更为稳健与有效[39]。因此, 本文使用Hayes编写的PROCESS程序, 对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中的“ 拔靴法” 分析采用5 000次重复取样, 以95%为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包括0, 则所检验的效应不显著。数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制度支持对政治关联影响组织有效性的间接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的判定指标为0.015 0(置信区间为[0.001 8, 0.040 1]), 不包括0, 呈现显著状态, 说明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进一步对调节效应进行分析, 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 当调节变量制度支持低于均数一个标准差时, 中介效应最弱, 为0.000 3, 置信区间为[-0.025 3, 0.024 2], 包含0, 所以不显著; 当调节变量制度支持处于中值水平时, 中介效应变强且显著为0.014 2(置信区间为[0.000 6, 0.040 2]); 当调节变量制度支持高于均数一个标准差时, 中介效应最强, 为0.281, 而且显著(置信区间为[0.008 7, 0.064 5])。上述数据基本验证了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 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254份社会组织问卷所获得的数据, 建构了一个有关社会组织有效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不仅正向直接影响组织有效性, 也通过正向影响组织自主性而间接作用于社会组织有效性。在此基础上, 调节机制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关联与组织有效性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发现, 制度支持对政治关联对组织自主性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在高制度支持水平下, 政治关联对组织自主性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进而对社会组织有效性的作用更明显。
上述研究结论验证了在社会转型时期, 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从社会组织角度来看, 政治关联不仅为社会组织带来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 更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机会, 构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非正式的反馈渠道, 推动了两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有助于社会组织的“ 下情上达” 。然而, 这样的政治机会结构亦有其不稳定性, 受到政治关联网络联结程度和网络中心度的影响。此外, 虽然政治关联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沟通, 但从长期来看这类政治机会结构的稳定性以符合政府意图为前提, 并深刻影响社会组织市场化能力的提升。从政府角度来看, 政治关联的存在突破了政府对社会组织在传统意义上的“ 分类控制” , 使得政府可借由非正式途径对社会组织的运作产生影响, 进而有效地控制社会组织的发展进程。
需要强调的是, 政府资源已成为社会组织资源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部分社会组织而言甚至是唯一来源[40]。资源匮乏的确是降低社会组织活力的关键性因素, 但资源增长的不充分或者不平衡同样会构成资源风险, 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从现阶段来看, 虽然政府资源对组织有效性起到了正面影响, 但资源结构的不平衡却对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政府资源往往意味着政府意志的延伸与强化, 能获得这类资源的社会组织通常与政府理念相一致[8]。这一现象影响着社会组织发展所需的生态系统的营造, 可能会削弱“ 第三部门” 的社会属性[41]。在中国情境下, 正式制度支持和政治关联长期处于并存状态, 使中国正处于一个“ 饱满理想” 和“ 骨感现实” 矛盾的转型时期— — 想要建立完善的规范性制度, 却难以避免非正式的政治关联的“ 生长” 。转型时期的两面性在社会组织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转型并非是“ 0” 与“ 1” 的关系, 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 因此, 社会组织领域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 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较强的政策意涵。从政府角度来看, 为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领域的政策安排与制度建设, 以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好、可持续的互动关系, 需要强化正式制度安排, 比如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 直接支持社会组织的运作; 通过间接性政策保障, 扩展社会组织的生长空间, 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从社会组织角度来看, 需建立和运用政治关联, 获取组织发展的资源与机会。与此同时, 需强化自我决策能力, 提升组织自主性, 为组织发展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 进而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实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组织基础。
(三) 理论启示
以往研究在提升社会组织有效性和推进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做了众多有价值的探讨, 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对比现有研究, 本文的研究进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以往的研究从宏观和中观层面上思考“ 国家— 社会” 关系, 忽视了在微观层面上社会组织是如何行为、制度环境又如何影响社会组织行为的问题。本研究关注中国社会组织的“ 行动策略” , 试图从微观层面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这对已有研究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国家政治与权力配置层面上思考问题的“ 结构论争” 起到了补充作用。
第二, 将企业研究领域的政治关联引入社会组织的研究, 为社会组织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研究仅从组织角度考虑由产权联系或行政隶属层级所形成的正式关系,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非正式社会关系并不在研究范畴内。本文将社会网络关系所引致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非正式关系作为研究主题, 由此拓展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研究的视野。
第三, 本研究建立了“ 政治关联— 组织自主性— 组织有效性” 这一模型, 并通过进一步探讨政治关联发挥作用的调节机制, 厘清了政治关联与组织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打开了政治关联与社会组织有效性之间的“ 黑箱” , 为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本文对中国社会组织有效性的研究, 仅仅是一个开始, 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 本文对社会组织的界定是总体性的, 鉴于我国社会组织分类控制的特征, 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自主性和获得外部政府支持方面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未来研究可针对特定类型社会组织的有效性进行更为充分和具体的探讨。第二, 面对相同的外部制度环境, 社会组织的认识和反应也不尽相同, 因此, 社会组织对制度支持的理解与运用也深刻影响着组织有效性, 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三,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 其研究结论能否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与验证有待进一步研究。第四, 应该看到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之中, 本文提出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究竟是中国社会稳定持久的模式还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现象, 仍需经历长时间的观察以及纵向数据研究的进一步检验。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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