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技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从李约瑟提出这一问题后, 学者众说纷纭, 经济学界有四种代表性假说:

第一, 科举假说。1995年, 林毅夫发表宏文, 进行了有趣的解读。科举制度始于隋朝, 终于清朝, 着重于句读之学, 在功名的激励下, 有才能的人都着力于四书五经, 排挤了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投入。他认为, 传统的科举制度培养出了一批长于诗词典章而短于机械器物的官僚。一方面, 他们的知识结构不足以发展出现代科技; 另一方面, 在官僚体系里, 站在捍卫自身利益的立场, 他们也不会鼓励, 甚至会排斥与“ 往圣绝学” 相左的知识。这种机制使中国的技术进步内生化, 僵化的科举制度是导致人力资本配置失衡的主因^[2]。这种解释脉络清晰, 有一定的解释力, 然而, 至少有两个疑点值得进一步探索:首先, 除了官僚体系之外, 社会上还有农工商等其他部门, 官僚体系生产句读之学, 其他部门难道不能有各自的趋舍异路吗?其次, 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会变成舞文弄墨的“ 书虫” (book worm)?如果是因为科举取士、独尊儒术, 或可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走上独尊儒术的轨迹?

第二, 高水平均衡假说。2003年, 姚洋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揣测。他运用数理模型, 修改了Elvin^[3]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除考虑经济规模之外, 亦加入了工业部门, 进一步提出高水平均衡假说。他认为, 中国以农立国, 农业技术水准发展较高, 较高的农业投资回报率吸纳了全社会的资本, 阻碍了其他产业技术的发展。姚洋的定性表述为解释李约瑟之谜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假说。如果农业部门能维持较高的生产力, 就不需要向工业部门求援, 不需要用工程器具来提升效率^[4]。换句话说, 他认为, 农业生产对工业部门并没有潜在的需求。这是一个有趣且有说服力的解释, 然而, 至少有两个疑点有待进一步澄清:首先, 对工业部门知识的需求未必来自农业部门, 如果商业和贸易部门发达, 也可能衍生出类似的需求; 其次, 对知识的探索, 除了基于实用而诱发推动之外, 也可能源于纯粹的好奇。在中国文化里, 有没有鼓励探索新知、尝试冒险的传统呢?

第三, 地理禀赋假说^[5]。与高水平均衡假说类似, 强调农业生产的禀赋排挤了其他产业的投入, 但地理禀赋假说更强调外生的天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文贯中认为, 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约束条件, 农业的地理禀赋条件愈高, 愈容易向农本社会倒退。中国地大物博, 百业兴盛, 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已能达到自给自足, 因而缺乏科技革命的激励。

第四, 产权假说。由于中国历来缺乏私有产权, 创新者缺乏激励, 在无法获得利润和回报的情况下, 少有人愿意从事科技创新。对此, 也可进一步追问,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缺乏私有产权^[6]15-38[7]?

尽管四种假说都拥有部分解释力, 但却缺乏史实的证据。如果能让证据说话, 会更有说服力。

判断理论的好坏, 有两种简单明了的指标:第一, 这个理论的各个环节是否能彼此呼应、逻辑自洽?第二, 这个理论框架能涵盖的范围有多大, 是否能一以贯之地解释包罗万象的历史现象?

对于李约瑟之谜, 根据过去的研究, 我们认为应以制度变迁和科技发展的角度来探讨。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 在既定制度下, 掌权者会鼓励社会中的资本集中于获利能力较高的知识, 而新增的知识会逐步影响知识存量的演化, 进而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如果制度发生改变, 只可能是因为此后的制度将更有利于掌权者, 而更新后的制度又会发展出新的知识。至此, 制度和知识的相互影响形塑了知识的长期增长, 继而决定了经济增长^[8]。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相依的特质。一个社会发展的轨迹(群体或家庭、个人, 也是一样)会受到起始条件的影响, 一旦步入特定的轨迹就会因循延伸, 包括产生的新知识。制度变迁与知识变迁环环相扣, 在时空上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他所举的例子, 就是以劫掠为生的海盗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海上作战、欺敌攻守的知识和伎俩^[8]。

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能解释长期经济绩效, 也可应用于解释科技创新, 即当政治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认为制度改变能带来益处时, 便会倾向于改变制度以达到知识和科技创新; 反之, 如果科技创新会产生失去现有权力的风险, 拥有权力者便会利用制度设计来阻碍创新和经济变革^[9], 且精英手握的资源越多, 阻碍创新的激励便越大^[10]。在位者对既有制度的偏好使僵化的制度抑制了科技的发展, 这可能是中国没有萌发科技革命的主要原因。

因此, 中国古代帝王的制度偏好分析是我们解构李约瑟之谜的关键一步。具体而言, 首先在地理结构上, 中国的特点是对外封闭、对内通达, 南有峻岭、东有大海、西有沙漠, 只要北方的长城能挡住敌人, 则基本上外患无忧; 同时, 中国的内部地势平坦、河网密布, 交通四通八达, 当舟车器具发展到一定程度, 很可能形成“ 单一权威” (single authority)的局面。早在3 000年前的西周时, “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就是政治文化的主流; 公元前221年, 秦朝完成了正式统一, 域内的人口土地远远多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国历史上, 朝代不断更迭, 不变的是单一权威的政治制度。为了巩固皇权, 统治面积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帝国, 历代王朝慢慢走上了独尊儒术之路。儒家纲常原则简单, 弹性大, 因而可以因地制宜。而且, 科举取士形成的官僚体系与皇权逐渐结合为利害与共的命运共同体^[11]。

要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推行单一权威的制度, 面临着严峻的“ 委托代理” 问题。皇帝作为委托人, 要让政令通达, 必须得到官僚体系(代理人)的配合, 有效的做法一方面是让官僚同心同德、激励相容, 另一方面是降低基层的统治成本。中国历史的以下四个特殊现象就是因此诱发的, 而且, 这些特征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排挤科技知识。第一, 对皇帝而言, 任用饱读圣贤书的儒生来运作庞大的官僚体系, 显然比依靠武将或商贾要可靠得多。第二, 皇帝及其官僚体系掌握越多的资源, 就越能巩固政权, 所以在利益分配上, 最好按照“ 士农工商” 的顺序。第三, 皇权/官僚体系一旦确立, 在维持其存续时, 应该避免各种不确定因素。除了商业活动外, 尝试探险、发明创新、科学实验等“ 奇巧淫技之末” 意味着未知和风险, 当然愈少愈好, 除非可为统治者积累资源, 否则就不要逾越传统。况且, 古代经史子集的知识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并不足以发展出现代科技。第四, 工商活动可能会催生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 若人员物资的流动性大, 行政体系不易掌控。反观农业, 基本上是静态的、小规模的市场行为, 易于统治, 因此, 以农立国大概是最稳妥的经济模式。

单一权威所诱发的历史现象中, 最独特的恐怕是文化。经过早期的摸索, 中国逐步走上了儒家文化的轨道, 从此一以贯之、路径相依。那么, 为什么会在诸子百家中选择儒家呢?

与其他几种社会治理思想比较, 儒家具有明显的优势。百家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最大。道家主张无名无为, 统治者尽量不干涉民众, 但帝国的治理、特权的维护都要依靠源源不断的租税, 弱干强枝, 则无为者迟早被取代。墨家强调兼爱、平等、尚贤, 这种规则违背人性, 短期内在小范围里也许行得通, 要长期治理庞大的帝国, 则操作性不强。法家推行“ 不别亲疏, 不殊贵贱, 一断于法” , 在民情迥异的各地施行统一的法令, 在操作和解释上缺少弹性, 且真的就法论法, 皇室与庶民同罪, 有违统治者利益。反观儒家, 主张天道、大一统观念, 借助自然神, 令民众信服皇帝是“ 真命天子” , 从而诚服地接受其统治。儒家的纲常教义更规制了官僚政治和家族宗法制度, 通过科层制的责任连坐来代理皇权, 管理帝国的基层。更进一步, 儒家思想以“ 仁” 和“ 礼” 为核心的意识形态, 凭借自发的道德戒律来规制人际相处, 其运用和解释很有弹性, 可以因时、因地制宜。通过官僚(书生)的裁量, 从中央到地方都可以依恃这套“ 解释操之在我” 的准则运作。

当然, 真正将儒家巩固为正统, 则是隋朝创设的科举制度, 宋朝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选拔官僚的制度。一言以蔽之, 科举制度是巩固儒家思想的政策抓手, 儒家思想则是维护单一权威的思想工具, 三者相互支持兼容。因此, 儒家成为中华文化主流, 这是维护单一权威的必然选择, 历史上几经试错后就一直路径相依, 慢慢形成完善自洽的制度乃至文化。

更进一步, 单一权威制度对科技知识的遏抑机制, 除了委托代理问题所诱发的历史特征外, 还有通过儒家思想形成的渠道。一方面是与科举假说如出一辙, 社会中的人力资本多投入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排挤了科技知识的发展; 另一方面, 儒家思想本身的三个特质也可能遏抑科技发展。第一, 儒家思想将自然现象附会成政治性或社会性的解释, 即所谓谶纬玄学, 在《易经》和《春秋》中充满了此类怪谈。第二, 汉末到魏晋时期, 儒家思想逐步吸收了佛道思想(佛道化), 佛道寡欲无为的伦理观念更有利于儒家纲常教义在实质上控制底层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第三, 儒家的纲常教义令人行动时瞻前顾后, 考虑对五伦亲友的影响, 在思想上形成了连坐制度, 扼杀了多数人进行破坏性创新的念头。

由单一权威所演绎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呼应李约瑟之谜的现象。一言以蔽之, 为了维护单一权威的存续, 皇帝及其官僚体系所需要并擅长的知识中不可能发展出科技知识; 而且, 基于自身的利益, 也会贬抑工商等其他部门的活动, 以及由此所生产的知识。以上两点也是对林毅夫和姚洋等人论点的补充。

无论是林毅夫、姚洋等的四家之言, 还是单一权威的揣测, 虽然容纳史实的宽窄不同, 但还是横岭侧峰, 各执一词, 最好还是拿证据来。可是, 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 哪里去找令人信服的数据呢?

(一) 图书目录

自西汉开始, 历代都有编修前代史书的传统, 直至清朝, 共有正史二十四部。“ 二十四史” 是由官方专门的修史机构编修, 其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记录了当时存录的文献, 可以近似代表前朝显性知识的总体, 而非随机抽得的样本, 这是我们了解整个时代知识存量的可靠途径。二十四史中载有书目的正史共有七部, 包含《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和《清史稿》。每部书目都是一个横截面, 前后对比, 可以提取出很多有趣的信息。从书目中就可以看出, “ 经史子集” 四部类中科技类文献（ 本文将目录中的农家、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医经、经方、历数、算术和医方等类别定义为科技创新类别。对于科技知识的类别, 余英时也有类似的观点。参见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余英时“ 序言” ,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第Ⅶ -Ⅺ Ⅹ 页。）的比例。这个数据对于李约瑟之谜, 可以超越揣测性的假说, 直接提供证据。

(二) 知识存量的总体趋势

依据《汉书· 艺文志》《隋书· 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宋史· 艺文志》《明史· 艺文志》（² 《明史· 艺文志》是断代目录, 主要代表明朝一代的知识增量, 而非知识存量。因此, 本文将《明史· 艺文志》的数值作为存量数值的参考。）和《四库全书总目》7部书目, 以卷为单位统计各朝代的文献总量（³ 卷是我国古籍的重要计量单位, 每卷的容量考虑篇幅长短, 因书而异。以《四库全书》为例, 平均一卷约12 000余字。参见曹之《古书的卷数》, 载《图书馆学刊》1984年第3期, 第73-75页。）, 可以观察知识存量的总体趋势(参见表1和图1)。表1为7部书目所对应的朝代、当代人口数和当代文献存量。文献存量的变化趋势参见图1。表1显示, 中国的知识存量从西汉至宋朝, 即使人口数随着战乱影响有所增减, 但书籍存量一直稳定增长。宋朝末年, 虽然人口数相较于西汉末年仅增长约400万, 但知识存量却达到顶峰, 数量已为汉代的9倍（⁴ 书籍存量与史家的主流看法一致, 如陈寅恪言:“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 参见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见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第277-278页。）。宋朝之后, 人口大量增长, 知识的总体增长不似宋朝鼎盛, 知识存量不增反减。

表1

表1

表1 历代文献存量的变化趋势 书目 收录书籍的存世年代 当时人口数(万人) 书籍存量(卷) 汉书· 艺文志 西汉至东汉前期 (公元前202— 公元80年) 1 500— 6 000 13 269 隋书· 经籍志 南北朝后期至隋朝 (公元502— 618年) 5 600— 5 800 43 404 旧唐书· 经籍志 唐朝前期 (公元618— 721年) 2 200— 9 000 51 852 新唐书· 艺文志 唐朝至北宋前期 (公元618— 1060年) 2 200— 9 000 82 384 宋史· 艺文志 宋朝初期至宋朝末期 (公元960— 1254年) 5 800— 10 000 119 972 明史· 艺文志 明朝 (公元1368— 1644年) 6 000— 19 700 105 974 四库全书总目 清前期至乾隆四十六年 (公元1636— 1781年) 11 900— 27 500 79 309 注: 人口数据来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表中显示的为各朝代存续时期的人口数峰谷值估计。

表1 历代文献存量的变化趋势

根据书目中的分类, 可以统计科技类文献的数量, 并计算科技类文献的比例, 即科技类书籍在经史子集所有书籍中所占的比例(参见图2)（⁵ 利用科技文献的数量作为衡量当代整体科技水平的指标, 见诸许多文献。如Mokyr用17和18世纪的科技期刊研究启蒙运动对工业革命的影响, 认为启蒙运动带来了制度的变革, 知识配置更有效率, 新知识的发展使工业革命的成果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参见Mokyr J.,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65, No.2(2005), pp.285-351。又如Chaney收集10— 17世纪时中东地区的书籍, 发现从中世纪开始科技类书目不断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和宗教相关的书籍, 显示宗教精英的政治权力不断提高, 阻碍了科技发展, 也解释了伊斯兰的黄金时代为何结束。参见Chaney E., ″Religio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ic Science, ″ 2016-05-26, http://scholar.harvard.edu/chaney/publications/religion-and-rise-and-fall-islamic-science, 2017-03-21。）。图2显示, 科技知识的比例从汉朝开始一直趋于下降; 尽管《新唐书》中科技知识比例略有回升(至10.95%), 但与汉朝和隋朝相比仍有明显的下降。从汉朝至宋朝, 知识存量不断增加, 但科技知识的比例却不断下降。特别是宋代以后, 知识存量与科技知识比例呈现同时下降的趋势, 说明了宋代之后中国科技发展逐步停滞的史实, 这与李约瑟之谜的时间点基本吻合。当中国处于宋、元、明、清停滞期的同时, 西欧诸国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而成为世界科技知识的创新中心。尤其在工业革命后, 知识体系发生质变, 中西知识彻底分流（⁶ 关于中国的文献分类, 在西汉时使用六部分类法, 如《汉书· 艺文志》采用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六部分类, 其中的术数和方技两大类可视为科技知识; 魏晋时期, 图书分类演变成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此后一直沿用。而西欧的文献分类, 在16世纪, Francis Bacon将知识体系分成历史、诗歌和哲学三大类, 而科技知识归在哲学大类下, 参见Thilly F.,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14。与四部分类法相似, 哲学类相当于经部和子部, 历史类相当于史部, 诗歌类则相当于集部。1810年, Jacques Charles Brunet的分类法首次将科学列为五类中的一大类, 其他四类为神学、法学、文学和历史, 参见McKeon D.B.,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Jacques Charles Brune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此后的各种分类法中, 科学一直以大类在列。中西文献分类法的分野反映了中西知识体系的歧异, 科技类别在中国目录中从大类降为小类, 在西欧却从小类升为大类。）。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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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历代知识存量的变化趋势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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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历代科技知识比例的变化趋势

(三) 独尊儒术与科技知识的关系

图2反映了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趋势。根据单一权威假说, 统治阶级尊崇儒家思想, 是排挤科技创新的重要机制, 因此, 可以将儒家文化发展的程度作为观察角度, 度量单一权威制度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春秋时期百家争鸣, 据《汉书》记载, 共有诸子189家; 但自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 直到隋末唐初, 《隋书》中仅剩12种学派。儒家强调仁与礼为核心的思维, 有助于落实政府政策。此外, 儒家也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伦理纲常行事, 勤劳而顺从, 有异见的人士不符合儒家的纲常(也不符合皇帝的利益), 会得到惩罚。皇帝通过科举考试, 以功名为激励, 促使人们学习儒家思想。惩罚和激励并用的手段, 使皇帝得以独尊儒术, 加强皇权, 同时也杜绝了“ 创造性破坏” 行为（⁷ 创造性破坏(或称破坏性的创新过程)指创新活动引起经济增长的机制。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 他们通过创造新的产品, 破坏市场均衡, 获取超额利润, 并同时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推进经济发展。参见[美]约瑟夫·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何畏、易家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诸子百家中, 与儒家有竞争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有墨、道、法三家。从墨、道、法的文献数量占社会治理思想文献的比例, 可以观察不同时代社会治理思想的变迁。图3显示了儒、道、墨、法四家的文献数量比例。墨、法两家并非主流, 文献比例在历代最高不超过10%; 而儒家文献的比例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约占39%, 此后不断攀升, 到宋朝时达到71%, 成为主流思想文化。图2和图3的对照显示, 儒家文献的多寡与科技类文献的变动, 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75, 是很强的负相关关系。这显示了儒家知识与科技知识间此消彼长的关系, 印证了在单一权威制度下, 皇帝为了获得垄断利益, 偏好维持稳定的制度, 他们借助科举等制度扭曲儒家思想的相对价格, 强势推行儒家思想, 排挤和抑制了科技创新, 使科技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中国。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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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儒家知识存量变化趋势

由盘点的7部图书目录中, 可以推论并总结如下。

第一, 如图2所示, 历次书目盘点中都呈现出前后一致的现象:非科技类文献的数量远远超过科技类文献。在民国之前, 非科技文献所占的比例都超过70%; 最高的是《明史· 艺文志》, 达到97%以上。这意味着几乎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 科技知识都没有成为知识存量的主流, 统治者长期忽视科技创新。

第二, 主流史学观点认为,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始于西汉, 至此, 儒家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但从知识结构来看, 一直到唐朝后期, 儒家和道家的文献数量还相差不多。从西汉到唐末宋初,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还处于彼此竞争的状态, 即便官方独尊儒术, 但在具体成效上并没有罢黜百家。

第三, 就知识存量的长期发展趋势而言, 非科技类文献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在西欧文艺复兴的前夕(14世纪前), 这个比例是90%左右（⁸ 14世纪前, 对应中国的两宋时期。非科技类文献比例可参考两部书目, 除图2《宋史· 艺文志》的93.83%, 另有宋初的官修目录《崇文总目》, 其非科技类文献比例约为88.95%。）; 而在明末清初, 当西欧启动工业革命时(18世纪末), 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95%以上。合理的解释有两点:一方面, 这意味着经过近千年的发展, 科举取士所衍生的官僚体制不但在知识生产上居于主导, 而且垄断的程度愈来愈高; 另一方面, 单一权威制度经过近两千年的存续, 明清统治者的不安全感愈发浓厚, 因此需要强化权力的维护。在明代可反映在前期的海禁(排斥对外贸易)和重本抑末政策, 以及后期的厂卫(监察官僚)和一条鞭法等现象上; 清代借由文字狱清除异己, 其范围和力度都是历朝之最（⁹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 乾隆时期(1711— 1799)恰与欧洲工业革命同期, 中国的文字狱达到顶峰, 达到130余案, 47案的案犯被处死。）。这些明清两代的独特现象反映了维护单一权威的动机, 而这个动机也同时抑制了科技创新, 这些历史现象与科技停滞是激励相容的。这意味着维护单一权威的动机越强, 科技创新就越难发生, 而类似文字狱的事件却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 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欧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均发生了巨变。清朝后期, 中国在与西欧诸国的直接较量中受尽屈辱。而且,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 仍盛行“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 这不仅反映出他们对科技文明缺乏了解, 更暴露出人文社科知识上的狭隘和浅薄。

第四, 辛亥革命之后, 中国也开始发生巨变, 1949年前后的图书目录都反映了迥异于过去而趋近于西欧的知识结构。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 非科技类文献所占比例在1911— 1949年是89%（¹⁰ 《民国时期总书目》共24册, 北京图书馆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1997年陆续出版。该丛书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馆藏为基础编撰, 收录了1911年至1949年9月间中国出版的中文图书124 000余种, 基本反映了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全貌。）;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目录, 非科技类文献比例在2017年为70%（¹¹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馆藏中文图书栏目中各类目图书数量计算得到, 参见http://www.nlc.cn/, 2017年3月29日。）, 这个比例已经与西欧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几乎等同（¹² 根据杜威分类法, 大英图书馆的馆藏书目显示, 非科技类图书约占69.6%, 参见https://www.bl.uk/, 2017年3月29日。）。

对李约瑟之谜而言, 历代知识结构的证据呼应了单一权威制度的理论假说, 也即科技停滞是中国制度变迁的轨迹使然, 维护这种制度的动机只会排斥而不是鼓励科技创新行为。即使有好事者生产出先进的科技知识, 在单一权威的制度约束下也不容易继续发展, 形成体系, 更可能是悄无声息地散佚失传。

面对一般的历史问题, 王国维先生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即可求解, 运用“ 地下之新材料” 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然而, 李约瑟之谜的性质却有所不同, 他的问题不是“ 有没有工业革命” , 而是“ 为什么没有” ?对于这个问题, 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都添增了新的材料。理论上, 先确定“ 单一权威” 这个主导制度变迁的因素, 再阐释其所诱发的其他现象; 实证上, 利用历史上编纂书目进行盘点, 检视不同时代知识存量的结构。理论和实证彼此印证, 为李约瑟之谜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而且, “ 让书目说话” 的做法, 其意义也超过对李约瑟之谜的回应。

具体而言, 书目是对一个社会的知识存量的盘点, 依据这一信息, 可以重现当时社会各层面的知识背景。对比不同时代的知识存量, 可以发现其演变的过程。这种方式所呈现出的事实与文献所记载的历史当然未必一致。如果拓展李约瑟之谜的外延, 各类书目也可以为探讨古代知识结构的相关问题提供更全面细致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