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曾经指出, “ 由于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 多数学者在遇到要对文学作品做实际分析和评价时, 便会陷入一种令人吃惊的一筹莫展的境地” ^[1]328-334。虽然韦勒克之批评所指不是中国学界, 但我国学界也普遍存在此类现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美, 此现象存在的原因多多, 其中之一是对理论的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度与失范。

“ 由于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 一语, 可以用来泛指欧美国家的某些文学研究者对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文学理论十分热衷, 而对文学文本阅读的过于冷漠, 甚至根本不去细读经典。文学批评脱离文本, 批评家研读文本的能力低下, 都与当时及后来一个时期欧美文学界的理论热有直接联系。

20世纪上半叶始, 西方文学理论界各种新理论陆续登场、层出不穷, 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一些理论家研究理论以文学为对象, 谈的是文学理论, 但其结论并不适用于文学, 而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 诸如文化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其书写方式已经远远超出文学而泛化为各学科“ 通吃” 的“ 泛理论” 。“ 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欧洲和美国的文学与批评都从形式主义和人本主义转向了一种更加具有社会意识的方式。” ^[2]518美国理论家乔纳森· 卡勒在1997年出版的《文学理论:简明导读》中对此种理论的特点有过精辟的归纳:跨学科, 分析性和思辨性, 对习以为常的知识与观念有很强的批判性、反思性^[3]15。他认为, 这种文学理论已经不再是“ 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 或者“ 解释文学研究的方法” 了, 而“ 仅仅是思维和写作的一种载体, 它的边界难以界定” ^[3]3。卡勒的这个归纳主要是从德里达和福柯的学说中得出的。事实上, 他们两人恰恰是当时理论界的代表和权威, 在其影响下, 欧美文学研究领域理论大行其道,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欧美文学研究界的理论热时期。

正是理论热时期理论所固有的根本弱点, 即理论与文学及文本的脱节、文学理论对文学本身的叛离, 导致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对它们的不满与反思。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初步质疑, 到90年代出现普遍反思, 其间有不少理论家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观点, 表达了对文学理论的“ 非文学化” “ 泛理论” 和“ 理论过剩” 倾向的不满。米切尔于1985年出版了《反抗理论》, 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进行了反思性梳理, 顾名思义, 其书名就昭示了对这些理论的反叛姿态。与之相仿, 1986年和1989年, 保罗· 曼德和卡维那的《抵制理论》和《理论的限度》相继问世, 还有特里· 伊格尔顿的《理论的意义》(1990)和《理论之后》(2003), 以及瑞特的《理论的神话》(1994)、博格斯的《挑战理论》(1997)等, 都表达了对理论热时期理论的反思。于是, 对理论的反思又成为理论热之后的一种流行理论, 有学者称其为“ 后理论” ^[4]67。

然而, 这种反思在我国学界要晚得多, 而且有趣的是, 欧美对理论进行反思之时, 正是我国学界对理论十分热衷之际。20世纪80年代, 适逢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 我国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界挣脱长期以来“ 左” 的思想束缚, 对新理论和理论创新有一种强烈的渴望, 于是, 对现当代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吸纳可谓如饥似渴、饥不择食, 对西方五花八门的新理论奉若佳肴。这在我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可以说是“ 理论亢奋” 期, 或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热时期。“ 其时‘ 老三论’ 、‘ 新三论’ 以及发生认识论、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人类学、语言学、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阅读理论等理论模式备受追捧, 成了人们争相效仿、占有的抢手货, 搬用这些新方法来重解文学作品、变更文学理论套路的文章满天飞。” ^[5]67当然, 此种概括着重指出了理论热之不足, 却并不等于说其效果都是消极的, 也不意味着当时的理论与研究一事无成。不过也必须看到, 在此种亢奋状态下取得的不少成果也确实有半生不熟之嫌, 其主要特点是:重方法与观念的翻新和套用, 轻理论与文本之切合; 方法、观念与研究对象之间普遍呈“ 两张皮” 现象。这些弊端之产生无疑与所引进的某些西方理论与生俱来的缺陷有关, 但更与理论运用者们简单套用、牵强附会的使用方式有关。因此, 此类研究看似创新, 实则挪用模仿; 理论热看似理论繁荣, 实则理论贫乏。也许正因此, 20世纪80年代末理论热略趋降温。

今天看来, 当时我国学界对理论热本身的思考是欠深入的, 对其间存在的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等弊病的认识是肤浅的, 因此几乎不曾出现有学理、有影响的反思性理论论著, 也许那时根本来不及反思或者缺乏理论反思的自觉与能力, 因此, 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对西方理论的追踪总体上并没有停歇。

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的逐步兴起, 以文学的文化研究为主导, 西方理论界的大量新理论又一次成为我国文学研究者追捧的对象, 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等成了新一波理论时尚。这些理论虽然不无新见和价值, 但它们依然存在着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弊端, 理论更严重地转向了反本质主义的非文学化方向。美国当代理论家阿多诺就属于主张文学艺术非本质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 艺术之本质是不能界定的, 即使是从艺术产生的源头, 也难以找到支撑这种本质的根据。” ^[6]2他倡导的是一种偏离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本质主义理论。美国当代理论家乔纳森· 卡勒也持此种观点, 他认为, 文学理论“ 已经不是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方法, 而是太阳底下没有界限地评说天下万物的理论” ^[3]6。美国电视批评理论家罗伯特· 艾伦则从电视批评理论的新角度对当代和传统批评理论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与归纳:“ 传统批评的任务在于确立作品的意义, 区分文学与非文学, 划分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 当代批评审视已有的文学准则, 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 将非文学与关于文本的批评理论话语包括在内。” ^[7]29当代西方文论家中持此类观点者也为数甚众。这一方面说明西方后理论时期的一些新理论并没有摆脱此前理论热时期的毛病, 许多理论家依旧把文学作品作为佐证文学之外的理论、思想与观念的材料,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蜂拥而至的新理论, 我国学界对其产生的反应同20世纪80年代有类似之处, 在心态与方法上依旧有饥不择食、生搬硬套之嫌。对此, 不断有人提出批评与反思, 其理论自觉和检讨之深度则大大超出了80年代,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初以来的一些反思与评判。

2005年, 《文艺研究》于第11期开设了“ 当代文学批评中‘ 理论过剩’ 现象” 专栏, 就我国文学理论界“ 对西方现代理论的复制、挪用” 及“ 文学批评中大量的理论拼接” 所导致的理论过剩、文本研究不力、文学经验不足现象进行了专题分析与评论^[8]4, 文章认为我国文学界过度运用了西方文论, 使文学批评脱离文学文本, 文学理论脱离文学经验, 从而导致理论过剩。当然其间也有质疑理论过剩观点的声音（ 参见王逢振《“ 理论过剩” 说质疑》, 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 第18-23页。）, 但总体上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理论界盲目追捧和简单套用西方文论与方法的现象提出了批评。2008年, 陆贵山先生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文全面论述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局限及其产生的原因, 认为它“ 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思想的退却和转移” , “ 缺乏富有说服力的思想和学说” ^[9]13。同年, 刘意青教授发表《当文学遭遇了理论》一文, 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过度运用西方理论, 一味强调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从而导致外国文学研究脱离文学与文本分析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 “ 在我国过去30多年的外国文学教学中, 特别是研究生课程中, 强调用理论驾驭文学文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10]13, 而且这种现象“ 胜过西方” 特别是美国。她还指出:“ 强调论文必须具备理论框架的恶果除了误导学生重理论轻文本、生吞活剥地搬用理论外, 还见于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身心压力……这样就造成了浮夸、狂妄和不实事求是的学风, 与我们教授外国文学, 培养有人文学识和境界的人才的大目标背道而驰。” ^[10]14她强烈呼吁:外国文学研究要摆脱理论喧宾夺主而回归文本解读。她的批评所指固然主要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 但尖锐中不乏真知灼见, 同时对文学研究和评论中盲目套用理论造成浮夸与浮躁风气的批判, 也可谓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当然, 从事外国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研究)的学者如此严厉乃至不无愤慨地批评与抵制西方文论和文学研究中理论的运用, 是耐人寻味和格外发人深省的。

2009年姚文放在《文学评论》发文称, 我国文学研究界于世纪之交出现了文学研究向理论研究的转向:“ 事到如今, 我国文学理论向‘ 理论’ 转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且, 转型的速度还不慢。我们对于近三年《文学评论》杂志‘ 文艺理论’ 栏目刊登的论文作了统计, 结果显示, 这些论文与文学的关联度已经相当薄弱。” ^[5]67不仅如此, “ 这种理论盛行、文学告退的局面再次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 ; “ 结果事情就变成这样:不是理论观念依据理论而得到阐释述, 不是理论操作必须在创作和作品中检验其有效性, 而是创作和作品必须在理论框架中取得合法性。更有甚者, 有的理论家对于文学现象的分析和评价并不建立在对于作品的认真阅读之上, 只是仅凭某种印象、感觉、传闻或舆论, 就能主题先行式地指点江山、大发高论。” ^[5]67由此姚文放认为, 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理论新潮的轮番激荡, 国内文学理论的观念、方法、路径、模式已经刷新和重建, 呈现出与旧时迥然不同的格局, 但也带来了新问题, 那就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渐行渐远、愈见疏离, 最终成为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不同的知识领域, 文学理论走向了理论^[5]67。他还认为, “ 近年的‘ 理论’ 又被‘ 后理论’ 所取代” , 所谓后理论, “ 是‘ 理论’ 退潮之后出现的一种未完成的新格局” , 是对理论热时期理论的反思, “ 是对在‘ 理论’ 中遭到缺失的文学理论的呼唤” ^[5]65。姚文放的论文对现当代西方文论非文学化特征的评判是精准的, 对世纪之交我国文学理论和研究界理论热的批评与反思是有力度和深度的。

2012年, 一直注重文本阅读并在理论与文本研究上都做出了有效探索的孙绍振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 近乎严厉地批评现当代西方文论与文本脱节的缺陷。他认为, 西方文论内部“ 深藏着一些隐患。首先是观念的超验倾向与文学的经验性之间发生了矛盾; 其次, 因其逻辑上偏重演绎、忽视经验归纳, 这种观念的消极性未能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保持‘ 必要的张力’ 而加剧; 最后, 由于对这些局限缺乏自觉认识, 导致20世纪后期出现西方文论否定文学存在的危机” ^[11]169。他认为, “ 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或无效, 正威胁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 ; “ 西方文论之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局限性、低效或无效逐渐暴露出来,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11]168。孙绍振快人快语式的批评是颇有见地的。2014年, 朱立元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论文着重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我国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反思性批判。他认为这些理论“ 对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将导致消解文艺学、美学的唯物史观根基; 其反本质主义思想被过度解读和利用, 容易走入彻底消解本质的陷阱; 它对非理性主义的强化, 诱发了国内文艺与文论的感官主义消极倾向; 它具有反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倾向, 不利于文艺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12]39。朱立元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之消极影响的分析是到位的, 批评尖锐而有深度。

总体而言, 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以及21世纪初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理论与文学和文本脱节现象进行了评判与反思。相比于20世纪末理论热时期, 这些反思显得更为自觉、理性因而也更有理论深度。

应该说, 最能体现这种自觉、理性和深度的是张江。他通过《强制阐释论》《理论中心论— — 从没有文学的“ 文学理论” 说起》等一系列论文和著作, 对现代西方文论的主要缺陷及其对我国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他认为, “ 强制阐释” 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 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话语中, 或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 或以非逻辑论证和反序认识方式强行阐释经典文本, 或以词语贴附和硬性镶嵌的方式重构文本, 它们从根本上抹杀了文学理论及其批评的本体特征, 使文论偏离了文学^[13]5。不仅如此, “ 强制阐释” 还诱导文学研究远离了作家、作品和读者, 滑向了“ 理论中心” , “ 其基本标志是, 放弃文学本来的对象; 理论生成理论; 理论对实践进行强制阐释, 实践服从理论; 理论成为文学存在的全部根据” ^[14]136。在深度剖析西方现当代文论之主要缺陷的基础上, 张江进而尖锐地指出了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中“ 对外来理论的生硬‘ 套用’ , 理论与实践处于倒置状态” ^[14]49等弊端。他认为, 在西方文论的传播过程中, 我们因为理解上的偏差、机械呆板的套用, 乃至以讹传讹的恶性循环, 极度放大了西方文论的本体性缺陷, 因而造成了不良影响, 阻碍了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建设与发展。他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清晰而理性地指出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及其在我国文学理论与研究领域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我国的文学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标示着我国文学界后理论时期理论研究的大幅度推进。这与欧美文学界的后理论时期在时间、背景和内涵上都不尽相同, 但两者在对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等关键性问题的反思上却有相似之处, 都对理论偏离乃至脱离文学而异化为非文学的现象进行了否定性批判。

然而, 无论怎么批评20世纪80年代以及世纪之交我国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热有多少弊病以及理论失范的程度有多严重, 我们都不会否定如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 理论热根源于特殊时期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文学批评及研究者对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 从出发点和动机上看其主导面无疑是积极健康的, 这给当时我国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及批评注入了思想活力, 营造了理论创新的热烈氛围, 相当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和研究、批评领域思维简单僵化、方法陈旧单一、理论建树缺乏的局面。第二, 理论热在我国文学界虽然有种种不足甚至负面效应, 但理论和文学研究者对西方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实验性探索与应用, 开启了文学理论革旧图新、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在方法和观念上多元化的新局面、新境界; 许多理论和文学研究者的努力追求也取得了不少理论与研究的新成果, 留下的不仅仅是理论泡沫和学术垃圾。

在此, 笔者暂不具体列举理论热和西方文论给我国学术研究带来的成效与成果, 却要提出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理论热时期学界对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简单化接纳和盲目套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我们不应把责任完全归于西方理论本身的缺陷, 还应寻找理论追随者和运用者自身的原因。是否可以这么说:理论热期间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之所以存在一些弊端和失范, 其深层原因之一是一些研究者自身理论的贫乏和理论运用能力的不足, 因而此种热的表象背后掩盖的是理论运用者自身理论之虚与弱。如果此推论成立的话, 那么原因何在?

从理论源头上看, 现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理论不少是外来的。当然, 中国也有自己的传统文学理论, 比如中国古代文论, 但它与西方文论显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体系。姑且不表两者之优劣, 就今天的理论现状来看, 我们当下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虽然也继承并蕴含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基因和元素, 但从基本话语方式、知识谱系和理论构架上看, 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文论, 而不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体延展。五四时期我们接纳了西方五花八门的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潮, 先是浪漫主义的盛行, 继而是现实主义的主导, 随后是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意象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等蜂拥而至。1949年以后苏联文学理论改造了五四以来已然初步形成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系统, 再到20世纪80年代和世纪之交理论热对西方文论的进一步吸纳, 进而形成了我国文学研究理论的当今现状^[15]。由此观之, 近百年来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几乎是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虽然不能说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有我们自己在汲取他人长处后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但总体上看, 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缺少理论原创性的, 所以, 有学者指认这种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存在“ 失语症” , 认为我国“ 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我们很长时间内有关于‘ 文论失语’ 的呼吁, 却一直也未能解决‘ 失语’ 的症状” ^[15]53。应该说, 这种批评是有一定见地的, 因为这种症状确实表征了我国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体状之虚而非盛。

从理论热的心理动因上看, 理论饥渴是理论主体长期理论“ 缺水” 甚至“ 脱水” 造成的, 为了“ 解渴” 而急切地寻找“ 水源” , 这是一种生理性本能反应, 有其正当性、合理性与必然性; 至于发现新“ 水源” 之后的“ 渴不择水” , 虽然也发自本能并有其必然性, 但结果难免导致行为上的“ 暴饮” 甚至“ 误饮” , 于是, 积极合理的动机所导致的结果却有可能事与愿违。这也和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不宜立即大量进补相仿, 一个缺乏基本理论素养的熏陶、理论根基尚嫌肤浅的文学研究者与理论工作者, 难以接纳、承受并消化铺天盖地的精深而庞杂的理论补品和食粮。概而言之, 理论上的先期积淀不足既容易使自己被丰富多彩的理论所迷惑, 导致“ 饥不择食” “ 渴不择水” , 也可能出现理论运用时一知半解状态下的生搬硬套、简单比附。从理论主体角度看, 这与其说是因为理论运用的不娴熟, 毋宁说是因为自身理论的贫血或者不成熟, 也就是理论匮乏。

也许正因如此, “ 失语症” 才长期得不到也很难得到有效医治, 并且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我国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界的这种现状。这就提示我们:剖析和批判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 反思、批评我国理论热之狂躁、肤浅以及种种失范是必要的, 但在理论主体身上寻找先天与后天的原因和不足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更重要的, 因为这有助于理论主体的自我“ 调治” 与“ 修复” 。由此又警示我们:理论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 不能因为曾经的理论热之误而因噎废食, 轻视理论提升、理论应用和理论建设。

笔者所言的理论之于我们的必不可少, 主要不是说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对我们的绝对必要性与重要性(当然谁都清楚我们不能也不会因其有某些缺陷而拒之于门外), 而是指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之实践离不开一种自足而成熟的理论之支撑、指导与引领。实际上,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之批评所针对的核心问题是:从理论到理论、理论与文学研究及批评脱节; “ 文学理论取代文学, 使文学沦为理论的仆从” ^[16]18, 用文学材料去佐证非文学理论而又自称“ 文学理论” 的理论、抽空了文学理论本原性的文学与审美内涵而异化为非文学的理论。这些也是我国理论热期间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弊病。有鉴于此, 我们需要理论创新, 形成自己新的、成熟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以引领和指导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事实上, 要纠正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等弊病, 并非仅仅通过号召文学批评与研究者们回到文本, 多啃读经典作品就可大功告成, 因为有效的文本解读和阐释需要以适当、适度而又丰富、成熟的理论为指导; 国内的理论热即便是消退了(事实上不可能绝对消退), 我们的文学界也不可能顷刻间自发地生成天然适合自我需要的文学理论。因此, 如果我国文学界在理论热消退后真的进入了后理论阶段, 那么, 这不应该是一个理论空白或旧理论循环的时代, 而应是追求理论创新与发展、繁荣的时代。就此而论,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界在对现代西方文论及理论热的批评过程中, 虽然已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设性观点, 预示了理论创新时代的到来, 但就目前理论建树和学科构建的实际现状而言, 无疑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而已。而且, 需要格外警惕的是:当我们对理论热及西方理论的不足之处给出了富有价值和积极意义的批评时, 是否在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中让一些研究者萌生了抵制理论的潜在心理冲动呢?或者说, 某些批评者实际上业已表现出对理论的不屑, 并提出肤浅而毫无学理依据的所谓“ 批评” 呢?若此, 就不免有讳疾忌医甚至麻木不仁之嫌了。

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存在着主观预设的弊病:“ 从现成理论出发” , “ 前定模式, 前定结论, 文本以至文学的实践沦为证明理论的材料, 批评变成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理论目的的注脚” ^[13]8。因此, 简单套用某种理论和方法, 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就有可能闹出非驴非马、文不对题的学术笑话。不过, 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一种认识性活动, 其目的是将经验归纳中所涉猎的非系统的知识, 遵照对象物的内部关系和联系, 给出合逻辑的概括与抽象, 使之成为系统的有机整体, 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真理。与之不同, 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是一种实践性活动, 其目的是将普遍性真理(也即理论)运用于客观对象物(也即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 并在对象物中得以合规律的阐发, 其方法不是演绎归纳和思辨性的, 而是分析性和阐释性的。我们在借鉴西方文论展开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时, 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理论研究的演绎推理和思辨的方法直接套用到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来, 从而混淆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及文学鉴赏之间的区别, 遗憾的是我们不少人这么做了却又反过来埋怨理论本身。对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来说, 在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过程中运用和渗透某种理论与观念, 体现阐释主体和评论主体对研究对象某种审美的和人文的价值判断, 是合情合理、合乎文学研究与评论之规律和规范的, 与理论过剩、主观预设、泛理论等弊病不可混为一谈。

我们要理性而清醒地看到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确存在的先天不足, 并且要看到它与我国文学和文化传统难免会存在水土不服的状况, 因此不能简单直接地予以套用,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放弃对其合理成分的学习、研究与借鉴, 尤其是不能因此而忽略经典阅读、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和创新, 忘记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反对文学研究用理论证明理论的主观预设式批评和评论, 倡导立足文本, 从文本出发解读、阐释与研究文学, 着力纠正脱节之弊, 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本解读不需要理论的指导与引领。

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反复呼吁“ 经典重估” “ 经典重读” 和“ 回归经典” , 这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经典,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理论热造成了研究者对传统经典文本的普遍忽视、漠视甚至拒绝, 不愿意从文本解读出发展开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后一种情形的背后显然有理论、观念与方法上的问题需要纠偏。说到“ 经典重估” , 我们大概首先会想到为什么重估、重估的标准是什么。重估意味着对既有的经典体系进行重新评判和评价, 进而对这个体系予以当下的调整。那么评判和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在既往对经典评判的人文、审美等价值原则基础上融入新的价值内涵的理论系统, 其中包含了新与旧两部分内容。如若完全以传统的旧价值评判标准去解读经典, 那么就不存在什么重估了; 反之, 完全用新标准(暂且不说是不是存在这种纯粹的新标准), 就意味着对传统经典体系的彻底颠覆与否定, 这是不应该也是不可能的。要很好地融合新与旧的价值标准对经典进行有效的解读和评价, 就要求解读者与评论者拥有比较完善的文本解读与评判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也就是要具备比较成熟而丰厚的文学理论素养, 这是作为文学专业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否则就会出现前述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 许多研究者在解读作品时“ 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 , 从而陷入一筹莫展或就理论说理论的窘境; 或者满足于文本解读的肤浅与平庸, 观念陈旧且缺乏学理性, 却自诩为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即使对一般的读者, 也应该倡导或引导其有意识地提高文学鉴赏的基本理论素养, 以实现经典阅读的有效性。

显而易见, 要完成准确而有深度的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评论与研究, 并不是解读者和研究者主观上努力追求并在实践中做到从文本出发、反复阅读经典文本就能奏效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升华过程, 没有先期的理论获得、积淀和储备是万万难以实现专业化有效阅读与阐释的, 也就谈不上文学研究和对经典的重估。西方及我国学界在理论热中出现的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现象,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理论本身存在缺陷, 有非文学化之谬误, 另一方面也是理论运用者自己生硬套用理论, 强制、外加地去套读文学文本造成的, 是研究者理论与能力匮乏的表现之一。后一种情况则需要文学研究者加强理论学习, 提高对理论的领悟、理解与应用能力, 而不是由此否定和抛弃理论本身。就像文学理论应该而且必须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一样(虽然它也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研究文学, 但它的建构不能脱离文学文本和文学实践经验), 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也万万不可脱离理论。其理由很简单, 因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史现象以及作家创作实践经验的分析、归纳和演绎、抽象, 理论研究本身不仅具有学术的和历史的价值, 更有反哺和服务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之功能。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者“ 通过批评性文字, 把自己对文本的经验表述出来, 同时也以影响文本的生产和文本的接受为目的” ^[17]130。不仅如此, 对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宽泛和广义的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而言, 其研究设计与书写方式必须是学理的、规范的和有理论深度的, 其研究成果必须有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这种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也是一种理论性思维, 由于其研究对象是艺术产品, 因此, 这种思维活动具有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双重特征。如果仅仅是简单的个人经验和常识指导下对文本的评说与解读, 那么, 即使这种解读密切结合了文本, 解读者的理解则依然很可能是肤浅的和缺乏学理依据的; 即使这种解读后的评说与分析有可能让一般的读者或听众有所启发, 但因难以切入到审美的或人文的深层, 也就无法上升到文学史和理论层面, 于是也就谈不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虽然我们并不能要求任何文本解读都必须合乎学理、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但对专业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者来说, 却必须有这样的要求。何况我国文学研究亟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某一学科的各个分支的研究者都必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博采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和方法, 使自己逐步走向成熟而不是依旧停留于理论匮乏状态, 如此, 我们的文学理论才能在国际学术领域发出中国声音, 我们的文学评论才可能展现中国气派;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会在未来可能的新理论热中重蹈理论“ 脱水” 、研究脱节之覆辙。

由此而论, 在理论热消退后的后理论阶段, 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应该冷静地对待理论问题, 包括我们给予了诸多批评的有先天缺陷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 不能忽略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研究创新对理论本身的迫切需要; 我们不能因为曾经理论热的弊病而忽视理论引领对专业化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不能忘记即便是业余的文学阅读也需要文学和美学理论素养的提高, 需要专业工作者对他们进行适度的引领与指导。

总之, 理论热可以降温或消退乃至没有理论热, 泛理论、理论过度现象也应该得到纠正, 进而回归文学、回归文本, 但理论和理论引领不可或缺。

我们倡导回归文学回归文本, 是不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回归了文学实践(作家)、文学作品(文本)和文学史事实(史实), 新的理论就万事大吉了呢?我们的文学批评是不是运用由此而生的“ 清纯理论” (暂且不论其存在的可能性)就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归纳言之, 西方文学理论的演进有四个重要阶段为学界所公认:作者中心阶段、文本中心阶段、读者中心阶段、理论中心阶段。四个阶段标志着西方文论发展的四个重要历史时期。毫无疑问, 其中任何一个时期的代表性理论都有其长处、建树和缺点, 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足以成为当今与未来的理论霸主。因为历史是不可复制和重复的, 只能携带着过去的自我印记去刷新和重塑自我, 创造新的历史。我们倡导理论建构与文学研究回归文学回归文本, 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回到形式主义和阐释学的文本中心时代。事实上, 我们愿景中的未来新理论、新方法的产生并不像西方后理论时期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 理论热过后, 只要文学研究回归文学、回归文本细读, 就大功告成了^[18]328-334; 也不像我国学者孙绍振所说的那样, “ 把西方(文论)大师当作质疑的对手” , 创立“ 文学文本解读学” ^[19]97, 就可以“ 战胜” 西方文论大师了。倒是像欧美后理论时期的代表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所言, “ 假如有读者看到此书的名字, 就以为‘ 理论时代’ 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就此放松自己, 重新回到‘ 理论时代’ 之前的单纯岁月了, 那么这些读者就要失望了” ^[20]1, 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正如张江所说, “ 我们倡导的文本细读, 并不以狭隘的文本观为基础” , “ 文本在文学理论建构中只是依托, 而不是全部; 文本细读也只是所有理论建构行为的第一步, 而不是终点” ^[14]51-52。因此, 回归文学与文本无疑是必要的, 但文学理论的创新之“ 鹰” 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盘旋在文学这一小块土地上寻寻觅觅。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来说, 我们不仅要记取理论热时期理论的那种简单挪用模仿、概念狂轰滥炸、方法生搬硬套等经验教训, 还应该在重新梳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基础上,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细嚼慢咽、消化吸收, 融合本民族优秀的文论传统, 形成新理论。就此而论, 现当代西方文论依然是我们当下和未来文学理论创新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将现当代西方文论在深度理解、合理吸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新理论并予以恰当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理论、心理分析批评、形式主义方法、结构主义理论、叙事学理论、文化学批评、新历史主义等都不能说毫无用处。在这方面, 上述提及的孙绍振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虽然他对西方文论进行批评时似乎有情感化的过激,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简单地排斥它们。他的《文学解读基础》《文学文本解读学》（² 参见孙绍振《文学解读基础》,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大量的学术成果, 就是在综合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西方理论尤其是文本细读理论的基础上, 不无原创性地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他的成果既是对西方文论的扬弃式运用, 也是对它们的原创性超越。还比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批评新方法论的倡导者之一傅修延, 且不说他的《文艺批评方法论基础》（³ 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对我国文学研究产生过多大的积极影响, 就其本人的研究实践来说, 仅就他在文学研究中对西方叙事学理论长期的探索与运用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便足以说明他已经由西方叙事学走向了中国叙事学（⁴ 参见傅修延《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 载《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4期, 第1-24页;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 — 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傅修延《中国叙事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孙绍振和傅修延都是学术研究上理论和文本融合、理论指导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成功例子。国内这样的例子应该是为数甚众的, 这也说明对西方文论的借鉴是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自我创新的“ 源头活水” 之一。

至于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几十年来, 跨学科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倡导的学术研究的创新之路, 这与西方文论缺陷之一的场外征用不可相提并论。场外征用指的是将非文学的各种理论或原理调入文学阐释话语, 用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方式和方法, 它改变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走向^[14]。场外征用这种方法无疑会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引入误区。但如果我们不是重蹈场外征用的覆辙, 把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生搬硬套于文学文本的解读和文学研究, 把本该生动活泼的文学批评弄成貌似精细化实则机械化的技术操作, 那么, 对文学进行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跨学科、多学科、多元多层次的研究, 对文学研究与批评不仅是允许的和必要的, 而且研究的创新也许就寓于其中了。文学理论研究者和文学批评者“ 需要接通一些其他的学科, 可以借鉴哲学、历史、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 完成理论的建构; 但是, 他们研究的中心却依然是文学” ^[17]132。这种研究其实就是韦勒克和沃伦提出的“ 文学外部研究” 。“ 文学是人学” , 而人是马克思说的“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通过文学去研究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人, 在文学中研究人的一切社会关系, 都是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题中应有之意。重要的是, 新理论新方法何以才能呼之欲出?毫无疑问, 在综合其他学科知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革新我们的文学理论, 展开比较文学方法指导下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显然也是我们理论与方法创新的路径之一。

其实, 对现当代西方文论进行全面梳理与评价, 并对其场外征用之弊提出批评的张江, 并没有否认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更没有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场外征用。他认为:“ 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某些思潮流派, 直接‘ 征用’ 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 不但不能证明文学理论可以越过文学实践, 反而暴露了其自身存在的致命缺陷。我们提出这样的论断, 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要打造学科壁垒。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 学科间的碰撞和融合已成为重要趋势, 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 ^[14]48因此, 我们应该拒斥场外征用, 但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无疑应该大力提倡。对此, 我们同样不能因噎废食, 由于理论热时期犯了场外征用之错, 就忽视甚至否定跨学科研究, 随意诟病跨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在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批评中的运用。这种画地为牢式的自我封闭思维也是万万要不得的。

总之, 本文所说的理论的呼唤, 所呼唤的不可能是过往的任何一种理论的重复, 也不是囹圄于文学场内的纯粹之文学理论, 更不是场外征用式的无边际、反文学本质的所谓理论, 而是囊括古今中外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理论之优良传统的开放式文学理论, 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呼唤的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及其引领下的有中国气派的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它明天就整个地出现和成熟, 但我们应该进行这种探索、创新和建设的努力。也许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