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表明, 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即有人类活动的痕迹。经过漫长的人口迁移融合, 绳文文化、弥生文化不断演进, 在公元1、2世纪之际, 日本出现“ 邪马台” 国。3世纪末, 大和政权开始出现, 并于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基本统一日本。在8世纪问世的官修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中, 天皇被描述成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后裔, 从此“ 日本天皇开始被视为宗教与道德的化身、政权正统的源泉, 以及半神半人的统治者, 而贵族官僚们则负责以他的名义管理国家事务” ^[3]13。无论是贵族掌权的王朝时期, 还是武士当国的幕府时期, 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从未动摇过。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 经过与本土原始神道千余年的融合, 君权神授、忠君爱国、夷夏之辨等思想深深扎根于日本国家思想中, “ 万世一系” 、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皇国史观逐步形成, 而明治政府最终在法律制度层面予以确立。这种思想体现在咏史诗上, 就是赞美日本国体之举世无双。讴歌历代帝王之勇武慈惠, 褒扬仁人志士之忠义坚贞, 在“ 上下一心” 、“ 文武一途” 的协奏中谱写“ 大振皇基” ^[4]168的主旋律成为咏史诗的最重要主题。日本咏史组诗多将人物、事件推至荒远难稽的神代, 创世神伊耶那岐、伊耶那美与天照大神固然是歌咏的对象, 神武天皇、日本武尊、神功皇后等神圣家族成员更是诗家礼赞的人物。诗歌歌颂这些人神合一者的辉煌业绩, 即是将本民族视为神的后代与选民, 表现出天然的优越感。如明治时期汉学者龟谷行《咏史乐府》开篇《高千穗》即歌颂天照大神赐予玉、镜、剑三神器, 保佑神武天皇征讨成功, 诗注称引神谕曰:“ 丰苇原、瑞穗国, 是吾子孙可王之地也, 尔宜就而治焉。宝祚之隆, 当与天壤无穷矣。” ^[5]1下谓日本乃神赐之地, 其子孙万世一系的统治乃上天注定。咏史诗人对天皇家族连绵不绝的统治是无比自豪的, 历史学家、近代大型咏史组诗的开创者赖山阳《日本乐府》首篇《日出处》即曰:“ 日出处, 日没处, 两头天子皆天署。扶桑鸡号朝已盈, 长安洛阳天未曙。嬴颠刘蹶趁日没, 东海一轮依旧出” 。^[6]1上遣隋使小野妹子给隋炀帝所上国书曰:“ 日出处天子致书, 日没处天子无恙。” ^[7]1827赖山阳认为, 日本王朝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文化秩序中要求与中国平起平坐, 显示了大和政权的自尊与勇气。不仅如此, 赖山阳还以太阳周而复始的永恒存在反讽中国秦汉以来王朝的频繁更迭, 宣扬了日本国体远胜中国的论调。在整个民族都崇拜祖先神、维护天皇统治的环境中, 大和政权之前的日本史很难进入咏史诗视域, 而挑战天皇权威的势力往往成为批判的对象。为了宣扬天皇制的神圣不可侵犯, 争取天皇与隋朝天子平等地位的圣德天子, 被贬之后依然手捧恩赐御衣焚香膜拜的菅原道真, 以寡敌众、杀身成仁的楠木正成等人成为咏史诗歌咏的核心人物。明治时期文学评论家大町桂月在《日本国民的气质》中列举出日本国民性的十项特质, 称敬神、忠君、爱国是国体之精华, 指出支撑国民信念的武士道的奥义在于忠君爱国。思想家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也列举了日本人的十项特质, 其中忠君爱国与敬祖爱家位列第一、第二。君为一国之本, 忠君与爱国密不可分; 家为祖宗之续, 敬祖与爱家一脉相连。这种民族心理的形成是历史上尊皇论者不断熏陶, 尤其是明治以来官方大力灌输的结果。

明治维新之后, 尽管有着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输入, 也有着传统儒家道统对政统的制衡及神道设教的有限使用, 但日本社会的敬祖忠君思想却随着专制主义的巩固而日益得到加强^①(① 这种思想就连明治早期“ 文明开化” 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穆勒的《论自由》、赛缪尔· 斯迈尔斯的《自助论》翻译者中村正直也难以摆脱。中村正直在其汉诗《地球杯歌三十韵》中说:“ 终见五洲归版图, 蛮夷君长辐凑至。” 赞同天皇集团的海外扩张国策。见富士川英郎等编《日本漢詩》第18卷, (東京)汲古書院平成四年(1989)版, 第447页。)。通过祭祀各类神与家族先祖, 将神社遍设至各个村镇, 崇拜祖先、服从君主的思想成为日本社会普遍的集体无意识。近代史上著名的“ 日本通” 、希腊人小泉八云(原名Lafcadio Hearn, 1850— 1904)在《日本与日本人》中说:“ 我们在那些曾在历史上留过极大记号的若干名人记载里, 的确找得了趣味— — 我们的情感, 被那些伟大的军人、政客、发见家、改造家的纪念所激发了— — 可是激发的理由, 只因为他们所成就的大事业是适合我们自己的野心、欲望与夸大的, 并非因为它们是适合着我们博爱的情思的。” 这种被历代圣贤所激发的感情, “ 是一种有感激的爱和尊敬的爱的感情, 那恐怕也是民族的情绪中最精深、最有力的情绪” 。“ 它尤其会指导民族生活, 模范着民族性格。爱国心是属于它的, 孝心是倚赖它的, 家庭之爱是托根在它里面的, 忠义是植基在它上面的。军士们在战争中高喊着‘ 帝国万岁’ 从容就死, 让他们的同志勇往直前。” ^[8]172日本近代咏史诗为小泉八云的论述提供了生动佐证。诗人们歌颂古代圣贤,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塑造符合君主统治需要的顺民与勇士, 这是勤王英雄楠木正成在咏史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原因。楠木正成是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武将, 在凑川之战中阵殁。战前遣送十一岁的儿子正行返乡, 兵败之际与其弟正季相约“ 愿七生人间, 以灭贼徒” ^{[9]卷一六九, 3下}(此即后世称颂的“ 七生报国” ), 互刺而死。后来正行、正时兄弟报仇未果, 亦兵败身亡。江户前期的德川光国在主编的《大日本史》中将楠木正成树为忠臣典范, 明治时代政府尊称其为大楠公, 并在凑川建立神社祭祀, 在东京皇居广场树立铜像, 至此楠木正成由历史人物上升为武神。他与神祇先圣一样受到膜拜, 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源泉, 其“ 七生报国” 的誓言更是整个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诗人吟咏楠木正成的方式多种多样, 或拜墓谒庙, 或读史题图, 或随感而发, 其忠臣义士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如西乡隆盛《题楠公图》云:“ 奇策明筹不可谟, 正勤王事是真儒。怀君一死七生语, 抱此忠魂今有无?” ^[10]58胁屋阾容《谒楠公词》云:“ 祠宇千秋功德覃, 凛然忠义世传三。灵魂托在凑川水, 终古潺湲流向南。” ^[11]3此类咏史诗忠愤填膺, 悱恻动人, 足见楠木正成的舍生取义对于养成日本人忠君思想的影响。延元元年(1336)足利尊氏大军压境, 楠木正成建议后醍醐天皇移驾避其锋芒, 自己把敌军引进京都, 同时封锁淀川河口, 使其陷于困境, 围而歼之, 但天皇断然拒绝建议, 并令他立即迎敌。楠木正成明知绝不可能成功, 依然遵命, 名将之花就此凋谢在凑川之野。日本官方将楠木正成塑造成绝对忠君的典型, 对将士民众的影响是很深的。如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在明治天皇死后与妻子一起切腹殉葬, 二战时神风特攻队高喊“ 七生报国” 的口号冲向盟军, 塞班岛三千守军“ 玉碎” 跳崖, 皆为广为人知的事例。没有独立的人格, 只有听命的武士与侍臣:君主在世时对其言听计从, 死了依然追随地下, 继续效忠。日本近代咏史诗鼓吹奴才的道德, 为了统治者利益而毫不顾及本国与他国民众的生死。如菊池起记载甲午战争的《连捷诗史》跋辞云:“ 看他诸将勋徽灿, 半是沙场白骨膏。” ^[12]11上明知一将功成万骨枯, 还是如飞蛾扑火一样在所不辞。此类咏史诗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并自我灭亡的道路上所起的负面影响是需要清算的。

日本是个崇拜武力的国家, 在其创世神话里即充满了征伐主题, 如前引龟谷行《咏史乐府》首先歌咏的就是神武天皇东征八十枭帅、日本武尊东讨西伐的事迹, 而桃太郎攻打鬼国的民间故事与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说一样, 其实质不过是以武力掠夺他国财富。敬祖就要继承祖先以武立国的精神, 忠君就要树立开疆拓土的志向, 尚武精神是维护天皇统治的坚强支柱。唐宋时期日本寻求与中国的对等, 而在元朝两次击败忽必烈的东征激发了日本以文明神州自居的意识, 明后期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则暴露了日本称霸东亚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清朝代明, 天翻地覆, 江户初期的儒学家林春胜为《华夷变态》作序, 严斥中国“ 鞑虏横行中原, 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13]1。近代以来, 中国对西洋诸国屡屡战败, 丧权辱国, 引发日本惕厉奋发, 变革维新, 将中国视为野蛮落后的国家, 织田完之的《东洋诗史》即云“ 可憎尊大称中华” ^[14]2下, 欲褫夺中国的“ 中华” 称号。对于昔日的文化恩师, 日本不是报之以同情, 而是落井下石, 加入列强的瓜分行列, 将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用到极致。1878年, 被誉为明治维新导师的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中赤裸裸地说:“ 身处禽兽世界, 最后可诉诸手段唯有必死之兽力。” ^[15]95“ 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 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火药。大炮弹药不是为主张已有之理而备, 而是用来创造未有之理。” ^[15]96日本近代咏史诗中充满着这种暴戾黩武之气, 并虾夷, 吞琉球, 攻台湾, 克北俄, 侵朝鲜, 在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中, 咏史诗是如影随形、为之服务的。如日方称为“ 琉球处分” 的过程中, 咏史诗人多次称赞传说中镇西八郎源为朝一箭定琉球的壮举, 为吞并琉球找所谓的“ 历史依据” 。此前的大槻清崇《国诗史略》就称:“ 今日琉球三十岛, 祖宗犹仰舜天王。” ^①(① 据《中山世鉴》, 源为朝至琉球“ 通一女, 生一男, 名尊敦” , 此即后来取代天孙氏、做中山国国王的舜天王, 然源为朝是否入琉球、尊敦是否实有其人至今尚无确证。琉球学者蔡璋在其《蔡璋言论摘辑》第一辑中指出, 《中山世鉴》中所谓的日人源为朝乃舜天王之父一说, 纯系琉奸向象贤于清初伪造的卖国谬说, 实际上源为朝从未到过琉球。日本学者伊波普猷亦称舜天王故事“ 只是传说, 不能成为历史家的材料” , 见其《琉球古今谈》, (東京)刀江書院1925年版, 第281页。)^[16]244既然琉球人都是源氏后裔, 则其纳入日本版图自然是“ 天经地义” 了。郑成功是日本和中国一致敬仰的英雄。郑成功是福建泉州南安人, 祖籍河南固始, 汉族。但因其母为日本人田川氏, 日本人据此将其纳入本民族行列, 认为郑氏驱逐荷兰人, 三世在台抗清廿余年, 乃大和民族的血统与文化使然。如幕府末期的汉诗人斋藤馨《郑成功》云:“ 三世精忠日月知, 应缘义气有根基。请看一木支明社, 犹是扶桑当日枝。” ^[17]村上刚《佛山堂咏史绝句钞》之咏郑成功云:“ 英雄堕地忽呱呱, 万火齐明照海隅。非孕东方灵淑气, 老蛑争得吐明珠?” ^②(② 村上刚的《佛山堂咏史绝句钞》23首乃据斋藤正谦所赠《海外异传》而作, 其中吟咏曾垄断瞿罗海外贸易的山田仁左卫门(山田长政)的有9首, 带领台湾日本人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抗税的滨田弥兵卫5首, 收复台湾的郑成功9首。村上刚与斋藤正谦皆将郑氏视为日本人海外拓殖的典范。该诗集附有石川介出版识语, 称此诗活字版由中根凤斋赠送, 时间为庚午(1870), 在日本侵台(1874)之前。)二人皆认为郑氏的英雄之气来自东瀛, 而村上刚之诗则在诙谐书写中洋溢着种族优越的傲慢。向山荣《郑成功》云:“ 三世维持正朔在, 百年祭祀典型存。王师已略台湾岛, 欲唤英雄起九原。” ^[18]陆游一生抗金, 逝世前还作《示儿》希冀大宋能有恢复九州的一天。向山荣之诗显然是借用了陆诗的情感和构思:祖国正义之师(王师)已恢复失地, 终于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灵了!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当局大力宣传郑成功武力收复台湾的事迹, 视郑氏为日本海外开拓的先驱, 妄图以此证明台湾早就是其领土, 上述诗人显然无形中为其充当了宣传家的角色。

咏史诗中鼓吹穷兵黩武思想最直露的, 是那些叫嚣“ 征朝论” 的诗作。近代以前日本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争莫过于明朝万历年间的“ 朝鲜之役” , 为时七年的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在庆尚道晋州城被攻破之后, 日军疯狂屠杀, 以雪首攻失败之耻。朝鲜人赵庆南《乱中杂录》云:“ 贼连日屠戮不能尽, 诈曰‘ 避入司仓大库者免死’ 云云。愚民被迫, 竞入库舍, 贼一炬焚烧之。” ^[19]95第二次大举侵朝时, 秀吉给日军士兵分配任务, 每人须割取朝鲜人三个鼻子(开始是耳朵, 后来改为鼻子), 验收合格后腌渍好送到日本。朝军俘虏姜沆回国后在《看羊录》中记载, 这些耳鼻“ 积成一丘陵, 埋之大佛寺前, 几与爱阳山腰平。血肉之惨, 举此可知。我国人聚米以祭, 要余作文, 有‘ 鼻耳西峙, 修蛇东藏; 帝羓藏盐, 鲍鱼不香’ 之语” ^[20]286。如何看待丰臣秀吉侵朝和鼻冢(耳冢), 往往成为近代以来日本政府是否要走军国主义道路的风向标。秀吉去世三百周年, 正值明治三十一年(1898), 日本政府隆重举行了“ 丰太阁三百年祭” , 宣布恢复久被世人遗忘的耳冢。丰臣秀吉是近代咏史诗的主人公之一, 大多数诗人都对其膜拜不已, 为其不能如愿而遗憾。明治后期汉学者菊池晚香《瀛史百咏》中的《金乌》一诗歌颂秀吉云:“ 手伐鸡林, 气吞禹域, 百万劲兵成羽翼。” ^[21]22下诗坛领袖人物大沼厚《丰公》云:“ 艨艟若突吴江口, 期月终应取大明。” ^[22]514其《日本咏史百律》之《丰公太阁》又云:“ 若使此公今日在, 外邦城郭尽攻屠。” ^[23]14下可见秀吉的嗜血已经浸入这些诗人的骨髓。比较特殊的是田边太一, 其《读征韩伟略》《读征韩史》二诗深入讨论了秀吉的黩武及其失败原因。他认为秀吉没有吸取杨广、李世民征高丽失败的教训, “ 鲽域人民有何罪, 刵耳百万筑冢崇” ^[24]537, 完全是残害海内外生灵的行为, 但又对之报以理解。秀吉结束战国纷乱局面后, 如何消耗掉长期累积起来的各藩实力是个重大问题, 而征朝恰好是其剩余力量的发泄口:“ 何知心事有别在, 外征欲图邦内之静谧。当时逐鹿犹有人, 力屈不是心服真。若不掷与一块肉, 会将向我吠狺狺。” ^[24]545可惜的是, 秀吉没有料到朝鲜以李舜臣、金时敏为首的官兵与民间义兵会誓死捍卫家园, 朝鲜宗主国大明的军队协同抗战到底, 自己终于落得铩羽而归、德川家康坐收渔利的下场。对此, 田边太一感慨道:“ 称谓伟略高千古, 毋乃目瞽而耳聋。比之今日西征举, 并观庶乎发其蒙。” ^[24]537直斥赞美秀吉者乃目瞽耳聋之徒, 因为和秀吉征朝失败相比, 当今西征(甲午战争)大获全胜才是值得称颂的盛事。笔锋一转, 表示颂圣才是评论秀吉的真正目的。壬辰倭乱是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颠覆了传统的政治版图。韩国历史学家崔官在其《壬辰倭乱— — 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中说:“ 到中世为止, 日本人的世界观为本朝、震旦(中国)、天竺三国世界观。” 但西力东渐尤其是壬辰倭乱之后, 日本形成了“ 日本型华夷意识” 。“ 日本自古以来的三国世界观转变成本朝(日本)、唐(中国)、西洋的世界观, 朝鲜、阿伊努、琉球等皆变成了日本蔑视的对象。” 并进一步说:“ 在壬辰倭乱这种国家间的战争中, 诞生了许多民族英雄人物。然而为国捐躯的英雄, 在敌国看来则是反英雄。” ^[25]165像屠戮晋州城数日的加藤清正乃朝鲜人民世代诅咒的战争恶魔, 但大沼厚却倾心为之歌颂道:“ 一个胜他千万军, 丰臣宜矣号丰臣。” ^[23]16下民族立场的不同导致人物评价悬殊, 日本近代黩武扩张的战争气息是弥漫整个社会的。

当然, 即使是在日本国内, 也会由于时代、阶层的不同, 学养、志趣的差异而导致对历史人物见仁见智, 观点不一。如大举引进中国文化的圣德太子被江户时期许多汉学家誉为日本的圣人, 但他还是受到某些咏史诗人的谴责。斋藤馨《圣德太子》一诗即云:“ 谁道灵聪性绝伦, 苦心只解礼胡神。可怜一片慈悲力, 护得当年弑逆人。” ^[17]391批判太子引进佛教文化, 纵容苏我马子弑杀崇峻天皇的行为。对此, 史学家内藤湖南认为推古朝时民智低下, 淫祀弥漫, 而佛教是当时公认的最合理、最进步的宗教, 以之破除迷信是极具合理性, 而批评太子维护苏我马子之说乃脱离了时代背景和具体情况, 没有体会到太子年纪尚幼, 只有韬光养晦以待时机的苦心^[26]53-55。评价历史人物, 唯有将其置于历史情境中, 方能得到比较恰当的结论。

除了歌颂敬祖忠君、具有尚武精神的历代楷模, 日本汉诗也广泛评论了众多历史人物。如大槻清崇《国诗史略》所附“ 皇朝十八孝传” 歌颂了国史上著名的公卿、士大夫、庶人、妇女、武人等五类人, 股野景质《达轩咏史诗钞》评论了源平诸氏、南朝功臣、名媛等历代人物。对于《达轩咏史诗钞》, 川田刚序曰:“ 一吟一咏, 劝忠节, 诫骄泰, 籍古人事迹以述其志。” ^[27]11下中村正直后序曰:“ 盖一百首大抵揄扬忠良, 凭吊古迹, 慕尚前贤, 称道名媛, 飒飒乎和平之音也。” ^{[27]后序, 1}可见在历史群像中, 忠臣义士依然是歌咏的中心。由于吟咏诸类人物的思想相对显豁简单, 也限于篇幅, 本文不再进行专题研究。

江户时期是日本封建文化的鼎盛期, 由于千余年来儒学、佛教等中国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 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学术研究, 还是普通百姓的伦常日用, 汉文化都是如盐着水, 无处不在。西村天囚《南京同文书院告成, 因邀中外名士宴于妙相庵。予亦与焉, 乃赋长句二章以呈》云:“ 同文况有同舟谊, 异地原无异教嫌。” ^[28]183道出两国同文同教的文化一致性。日本近代咏史诗中近三分之一是中国题材。咏史诗人汉学修养深厚, 评述时儒学色彩鲜明。如明治重臣副岛种臣的《六伦》一诗云:“ 父子统所系, 兄弟体所分。君臣职所建, 朋友交所存。夫妇祭所供, 天神与鬼神。平常五伦外, 报赛尤大伦。此理甚昭明, 揭示四海人。” ^{[29]卷二, 58上}所谓报赛, 是指古时农事完毕后举行谢神的祭祀。副岛种臣认为对神灵的祭祀崇拜和五伦一样, 两者共同构成了中日社会思想意识的基础。其《古人》一诗又云:“ 古人不可见, 古道存于书。仁义忠孝迹, 经国济民余。有时与我虽不合, 切劘琢磨足起予……古人非古死不死, 古道今道何殊乎?” ^{[29]卷二, 59下}其所理解的“ 古道” 之核心“ 仁义忠孝” 、“ 经国济民” 正是儒家思想的荦荦大者, 这种意识可谓日本汉学者思想之底色。综观日本近代咏史杰作中对中国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述,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强烈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历史的深刻洞察力。如秦始皇不懂逆取顺守的道理, 统一后还是马上治天下, 横征暴敛, 焚书坑儒, 受到后人的激烈批判。但大 清崇《读秦纪》一诗却说:“ 燕丹匕首不中身, 韩相铁椎空碎轮。天使英雄开局面, 绵绵郡县二千春。” ^[16]71荆轲刺杀以阻其统一步伐, 张良袭击以报其灭国之仇, 但二人都失败了。正是有了匕首铁椎下的幸存, 中国才有郡县制全面长久的实行。此乃历史假始皇之手实现其不可阻挡的伟力, 反映了作者独到的见地。

日本近代吟咏中国史者数量众多, 佳作亦复不少。笔者纵览数十家诗作, 以为角田春策的《咏史绝句》下卷之专咏中国史者堪为典范, 故以之为代表探讨其中蕴含的道德评价和历史洞见。首先, 在政权更迭、君臣之义层面上, 角田春策坚决维护儒家君君臣臣的理念, 对夺取政权者大加鞭挞。无论是篡夺北周的隋文帝, 以梁代齐的梁武帝, 还是兄终弟及的宋太宗, 他都持批判态度。如其《宋太祖》一诗云:“ 烛影斧声长引疑, 金匮盟誓属徒为。龙行虎步真天子, 谁料他年杀乃儿。” ^{[30]卷下, 15下}“ 烛影斧声” 自是千古之谜, 而“ 金匮盟誓” 也不过是太宗在太祖死后抛出的掩饰之词。《宋史· 太祖纪》云:“ (太祖)每对近臣言, 太宗龙行虎步。” ^[31]50然而太祖是否有此评论, 此评论是否为太宗登基后的宣传用语, 他人自然很难确定。从诗中看, 角田春策是认可这种说法的, 但又认为太宗是为了彻底扫清传位自己子孙的障碍, 而设法让太祖的儿子德昭自刎, 德芳无故而亡。角田春策在批判太宗的同时还嘲讽宰相赵普道:“ 一部鲁论辅二皇, 相公功业十分昌。至亲杀尽私天位, 试问何篇第几章?” ^{[30]卷下, 15下}赵普精熟《论语》, 曾对太宗自诩道:“ 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 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32]128但太宗荼毒兄子, 逼疯亲弟, 如此不义之人赵普竟然倾心拥戴, 则《论语》中宣扬的君臣兄弟之义又落在何处?史学家青山延寿《读史杂咏》之《肥后守加藤清正》云:“ 可怜赵家相, 鲁论夙寓目。遗孤安在哉?半生枉讲读。” 以秀吉心腹加藤清正一心扶持秀吉之子来讽刺赵普转投太宗的行为^[33]29-30。一代名相尚且如此, 投机者如吕不韦、李斯之徒自然等而下之了。如《李斯》云:“ 何恨五刑具一身, 先王典籍委灰尘。扶苏伏剑胡亥立, 果见平生客负秦。” ^{[30]卷下, 4下}李斯的《谏逐客书》雄辩滔滔, 一向被认为是千古名文, 少有批评, 但该书终篇只是晓以利害, 全然不及仁义二字。李斯在始皇生前鼓动焚书坑儒, 始皇死后又投靠赵高、胡亥, 为虎作伥, 终于葬送秦王朝累世奋斗的成果。其《谏逐客书》云:“ 客何负于秦哉?” ^[34]3070从最终结果看, 却是“ 客果负于秦矣” !角田春策的讽刺诚为辛辣深刻。

不过所有讽刺之作中写得最好的, 当属吟咏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诸诗。《杨贵妃》是对其翁媳乱伦的揭露:“ 长生殿里誓双栖, 向老三郎情思迷。谁省寿王当日义, 不知世有饼师妻。” ^{[30]卷下, 15上}杨贵妃本为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之妻, 被玄宗占有后很快就遗忘旧夫, 与昔日公公“ 芙蓉帐暖度春宵” ^[35]238了。杨氏与被玄宗之兄宁王李宪强娶后一年沉默不语的饼师之妻相比, 境界之别何啻霄壤!该诗与李商隐的《龙池》一显一隐, 各得其妙。其《唐玄宗》又云:“ 其奈六军兵士留, 马嵬人去梦悠悠。雨霖铃夜归秦泪, 不为苍生社稷流。” ^{[30]卷下, 14下}骄奢淫逸的统治者沉溺于一己之欢, 而置天下苍生于不顾。玄宗愧对儿子, 有负爱妃, 更对不起百姓, 于父子、夫妇、君臣三伦皆为有罪之人。角田春策此诗对于李杨爱情的态度正与袁枚的《马嵬》相同:“ 莫唱当年长恨歌, 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 泪比长生殿上多。” ^[3]3070两诗思维相同, 态度一致, 角田春策或许受到了袁枚的影响, 因为袁枚在明治时期汉文学界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其次, 角田春策还对一些历史人物发表了不少新颖独特、令人警醒的言论。作为个体的人, 能在历史长河中认清自身的能力、处境, 正确看待穷通得失, 显然并非易事。明清易代之际的邓汉仪曾经慨叹“ 千古艰难惟一死, 伤心岂独息夫人” ^[37]219, 然而历史上又有几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角田春策的《郦食其》云:“ 一言凭轼下齐王, 至竟狂生未必狂。早识当年就汤镬, 终身只合醉高阳。” ^{[30]卷下, 5下}《朱买臣》又云:“ 堪笑老妻心厌贫, 绣衣昼映故乡春。早知富贵成奇祸, 只合山中常负薪。” ^{[30]卷下, 7下}自古以来, 有多少人因为朱买臣后来的发达而嘲笑朱妻的有眼无珠^①(① 历代文学作品中嘲讽朱妻之作甚多, 中国如戏曲《会稽山买成负薪》《负薪记》、小说《燕居笔记》、蒙学读物《蒙求》等, 日本汉诗如股野景质《朱买臣负薪图》之“ 燕雀安知鸿鹄志, 世间不独买臣妻” , 小说如《唐物语》第19段对朱氏故事颇具东瀛民族特色之改写, 皆为典型之作。), 但是朱妻真的应该负此原罪而羞愧自经、受尽后人谴责吗?倘若朱买臣知道最终因倾轧权臣张汤而被诛, 是否会后悔乾没宦海而宁愿始终负薪自给呢?与之近似的是楚汉战争中的郦食其。郦食其以口舌之功而说降齐王献城, 但终因韩信贪功而无端被烹, 倘其早知结局惨烈, 则应终身买醉高阳了吧?从上面两首诗看, 角田春策对政治生活显然持批判态度, 以为祸福相倚, 宦海无常, 安于贫贱未必不是更好的选择。但依笔者愚见, 郦食其的傲诞源于强烈的自信, 说服齐王投降正是能力的证明, 其成功具有某种必然性, 而被韩信所卖则是不可预测的偶然性所致。角田春策以成败论英雄, 未免苛刻。即使是朱买臣这样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 其功绩也不应一笔抹杀。朱氏平定东越谋反时调兵遣将, 水陆并进, 何其儒雅淡定, 难道不是对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做出了贡献?是醉死高阳, 老死会稽, 还是惊鸿一瞥, 豹死留皮, 命运路口的选择令人深思。《李广》又云:“ 桃李成蹊竟可悲, 封侯难奈不遭时。霸陵醉尉今安在, 何必将军叹数奇!” ^{[30]卷下, 6下}太史公的《李将军列传》写得龙腾虎跃, 千载之下读来, 依然令人为飞将军李广命运的多舛“ 数奇” (命运不好)一掬同情之泪, 但角田春策责问得好:“ 霸陵醉尉今安在, 何必将军叹数奇!” 霸陵尉恪尽职守, 只因一句“ 故将军” 的醉言便横遭李广杀害。他和被李广诱降屠戮的八百羌人一样, 都是历史上沉默的大多数, 又有谁对这些蝼蚁草芥说一声“ 数奇” ?史家的镁光灯不会聚焦到这些弱势群体的身上, 他们只是英雄身边被虚化的背景。角田春策的《咏史绝句》集中体现了日本汉学家的学养与眼光, 其思想境界、艺术成就并不逊色于中国诗家, 令人读后油然产生敬意。中国是与日本交往悠久、关系密切的邻邦, 角田春策等人从中国漫长历史中选取一些人物进行评论, 在或批判讽刺, 或追慕欣赏的视域中, 蕴含了对人物命运、历史境遇的深沉思考, 展示了日本咏史诗的异样风采。

以1542年葡萄牙商船漂流到种子岛为起点, 日本开始与西方文明直接接触, 以鸟铳、航海术、造船术为主要内容的南蛮学, 涉及医学、天文学、兵学、物理学、化学等多个领域的兰学, 以至幕府末期几乎无所不包的西洋学, 如“ 滴油入水而布满全池” ^[38]182。西洋文明对日本的影响愈来愈大, 终于在明治维新后取代汉学, 成为官方、学术界与民间的向往之学, “ 脱亚入欧” 论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吟咏西洋史的诗歌与吟咏本国、中国者明显不同。副岛种臣的《题万国史》云:“ 数千百年间, 盛衰兴亡理。惟有贤德者, 可以治愚矣。强有力者胜, 弱者见驱使。” ^{[29]卷二, 69下, 70上}直言优胜劣汰的森林法则, 在贤德的外衣下更重视实力的较量。在《杂咏》组诗中, 他又认为开疆拓土的彼得一世是“ 世界英雄” , 赞美席卷欧非的拿破仑“ 欲掬宇内, 作一团丸” 之壮举, 并颂扬明治天皇的“ 休矣一系, 天壤无疆” ^{[29]卷二, 2上}, 希望其功绩凌驾于西洋雄主之上。

无须讳言的是, 由于开国较迟, 对西方诸国了解相对较少, 日本近代咏史诗对西洋的评议大多流于零碎化、表面化, 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和吟咏中日史者相比。西洋咏史诗有两类值得注意, 第一类是海外游历时随机创作之诗。幕末诗人杉新介在西洋考察政治时作有《环海诗志》, 其中吊古论史之作即是此类诗之嚆矢。明治时期至欧美考察政治、军事、经济者逐渐增多, 汉学修养深厚者不乏流连古迹、缅怀先贤之佳作。如成岛柳北的《航西杂诗》、土方久元的《欧米游草》皆包含了不少咏史诗, 前者的《谒拿破仑之庙》《过该撒之遗宫有感》《谒苏格都古战场》等诗, 颇有李白《越中览古》、李华《吊古战场文》的韵致。第二类是精心结撰之作, 如斋藤馨在写下琉球竹枝词八首、虾夷竹枝词十首及荷兰竹枝词四首之外, 还特意撰写外国咏史诗三十首, 从《圣经》中的挪亚方舟一直吟咏到华盛顿的功成身退, 充分体现了对异域文化的欣赏与向往。再如大 盘溪的《外国竹枝词》, 除了歌咏中国张仲景治疗伤寒, 还赞美了古希腊依卜加得(Hippocrates, 今译希波克拉底)最早进行人体解剖, 《牛痘歌为达生堂主人》甚至介绍了接种牛痘的方法。其《杂感四首》其二咏华盛顿云:“ 忠臣楠子释西行, 隐显各成千载名。谁识人豪华盛顿, 出为诸葛入渊明。” ^[16]333高度评价了华盛顿以身许国而又功成身退的高尚人格。最值得推崇的是河口宽的《海外咏史百绝》。该组诗体大思精, 代表了幕府末期汉诗人吟咏西洋史的最高水平, 在认识西洋文化、教育日本民众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丝毫不亚于黄遵宪精心结撰的大型组诗《日本杂事诗》。日本学者三浦叶也认为《海外咏史百绝》所咏“ 欧美的代表人物、事件, 对当时人们的世界史知识起了启蒙的作用” ^[39]139。该组诗中出现最多的近代国家是法国、英国, 其次是俄国、德国、土耳其、美国等, 在古代则是希腊、罗马、波斯。组诗广泛涉及宗教、政治、战争、科学等各个领域, 对普通民众来说确实能够起到普及世界史知识的作用。“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40]433, 诗集以西洋史为镜鉴的意图很明显, 而日本民族好学深思的性格在此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如宗教方面, 诗集从《圣经· 创世纪》中伊甸园开始, 中间历叙挪亚方舟、摩西十诫、十字军东征、路德宗教改革、英法等国的宗教政策变迁等, 最后以俄国彼得一世以宗教干涉他国内政、侵占领土的策略为止。由于德川幕府长期禁止基督教传播, 基督教又迥异于传统的儒学、佛教及神道思想, 故而作者将基督教作为介绍的重点。伊斯兰教及其与基督教以耶路撒冷为圣地的争夺战也是书写的重要对象。封建时代日本虽也有僧兵参政的现象^①(①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 E· 迪尔(William E.Deal)说:“ 在日本封建时代, 在武士和贵族争夺国家统治权的同时, 僧兵也从外围发起挑战, 意图将这两方都赶下台, 并占有土地和财富, 为强大的宗教机构谋求利益。” 日本中世僧兵参政主要是出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与宗教思想斗争的关系不大。见威廉· E· 迪尔《探寻中世和近世日本文明》,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第258页。), 但总体来说, 儒、佛、神道三教还是能够和谐相处, 很少发生激烈冲突。西洋诸国则不然, 宗教战争此起彼伏, 不同教义之间包容性不够。诚如河口宽评述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穆德道:“ 英雄教法无多子, 只把兵戈济度人。” ^[41]8下诗下注还引了穆罕穆德之语:“ 不信我教者, 宜以兵伐之。” 在下一首中, 河口宽径直以“ 救人教是杀人教” 之语评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圣战, 更是一针见血的快论。对此, 诗人感慨道:“ 束缚人心有如此, 宗门不许自由权。” ^[41]13下这种对宗教的深刻洞察可为现代国家制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美国的中东学者约翰· 埃斯波西托(John L.Esposito)在《伊斯兰威胁:神话与现实》中评论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道:“ 历史的变化常常使这两个群体处于竞争之中, 有时陷于权力、土地和灵魂的殊死搏斗之中。” ^[42]46对照埃斯波西托的评论, 《海外咏史百绝》对东西方宗教及其争斗的考察, 在世界一体化、宗教文明冲突不断的今天依然有着认识作用与警戒意义。

如政治方面, 河口宽对于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之策略亦非全然赞同, 批判之时态度鲜明。《海外咏史百绝》涉及多个国家, 其国家关系深受诗人关注, 祸害他国的侵略战争也为其坚决否定。作者友人铃木鲁为诗集作题批的时间为“ 乙丑新年小寒后三日” ^[41]跋, 即1865年, 日本的庆应元年、清同治四年。此时离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鸦片战争的两次炮火并没有震醒中国人, 反而引起了日本人的高度警惕, 幕府及民间有识之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河口宽批判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道:“ 吃烟争比饮芳醇, 不恤满清全国民。苦觅战端谋大利, 文明人是不仁人。” 诗下小注曰:“ 英女王维多利亚即位初, 国人鬻阿片于清, 清人吃之多罹病者。清禁之, 英人私运之不已。清怒, 迫其甲比丹使出阿片烟烧之, 其价抵三百万镑。于是英起兵攻清, 清败, 割香港, 偿二千一百万元而和成焉。” ^[41]21下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完全揭露了大英帝国自私好利、虚伪横暴的嘴脸^①(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作为战争的发起国, 英国的很多历史课本至今对鸦片战争只字不提, 提到香港问题而不得不涉及这段历史时, 只是以1842年“ 得到了” 那个岛的轻描淡写的方式交代一下。这被英国历史学家蓝诗玲斥为虚伪而不可信。见其《英国人为什么对鸦片战争避而不谈?》, 载《东方早报》2015年7月23日, 文化版。)。这样的诗歌对日本读者来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再如科学方面。《海外咏史百绝》介绍了欧美多位科学家、思想家与艺术家, 其中对科学发明的评述令人耳目一新。对于长期锁国的东方专制国家而言, 如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启蒙本国民众是一个重要课题。从这点来说, 该诗集可谓一部优秀的科普读物。中国历代咏史诗的主人公不是圣贤志士、王侯将相, 就是僧道逸民、骚客佳人, 科学家的踪影几乎杳不可寻。从文化根源上考察, 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从《尚书· 泰誓》篇中对“ 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的批判以及郑玄、孔颖达等人的注疏来看, 儒家主流思想对“ 奇技淫巧” 是持反对态度的, 而科学技术常常与“ 奇技淫巧” 联系在一起, 直到清后期, 桐城派后期代表管同还在《禁用洋货议》中说:“ 今中国之人弃其土宜, 不以为贵, 而靡靡然争求洋货, 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 ^[43]418一般而言, 近代涌入中国的洋货大多是现代科技的产物, 而管氏却坚决加以抵制。儒家如此, 道家亦然,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老子》云:“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44]106《庄子· 胠箧》篇云:“ 毁绝钩绳而弃规矩, 攦工倕之指,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45]259《天地》篇云:“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45]318对科技的轻视态度阻碍了中国科学思想、创新能力的进步。美国当代亚洲史学家罗兹· 墨菲(Rhoads Murphey)在其杰作《东亚史》中虽然高度赞扬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与冶金、医药等技术早于西方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也遗憾地指出:“ 中国所取得的科技成就, 主要是那些建立在经验累积基础上的发现及其改良(如医学和药学方面), 缺少经过系统、持续的科学研究之后取得的成就……中国工匠拥有娴熟的技术, 擅长创造发明, 却很少从事理论和实验工作, 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学者认为从事体力劳动(包括做实验)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就是理论、设计、实验和运用相结合才产生的。” ^[46]213-21418世纪以后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正在于此。在这个以儒治国、劳心者至上的国度, 咏史诗中很少出现张衡、蔡伦、祖冲之、一行等科学家的名字完全正常。中国近代少数诗人亦有歌咏新的科技发明之作, 如黄遵宪、何如璋等人在日本时写诗吟咏照相术、火车、气球等, 这很大程度上是东西文明碰撞的结果, 多流于表面描述和浪漫想象, 缺少深入的理性探讨。至于在咏史诗中歌咏科技发明, 依然非常缺乏。日本乃工匠之国, 具有技术立国的传统, 尤其是西学输入之后, 积极学习探究新思想、新科技的氛围日趋浓厚。然而就咏史诗领域来说, 儒学的影响胜于西学, 吟咏新科技者同样很少, 因此河口宽的《海外咏史百绝》就显得弥足珍贵。诗集歌咏了阿基米德入浴受启发而创立浮力理论, 牛顿由苹果落地悟出万有引力定律, 瓦特改良蒸汽机, 琴纳发明牛痘接种, 斯蒂芬森创造蒸汽机车等故事性强且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科学事件。正如罗兹· 墨菲所言, 这些科学新成就无一不是反复实验或理论探究的结果, 由历史经验自然形成的几乎没有。河口氏评述富兰克林验证云层电流道:“ 不论地角与天涯, 万里遥音信一线。自此小儿名不朽, 电光即是记功碑。” 诗下小注云:“ 米利坚人弗兰克林发明电同于越气之理, 或嘲曰:‘ 此发明成何用邪?’ 弗兰克林曰:‘ 小儿不能用, 而至大人始当有用焉。’ ” 避雷针的发明正是富兰克林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实验的结果, 当雷电下击而建筑物安然无恙的时候, 人们不由想起富兰克林的伟大发明。汉学者铃木鲁对末句评曰:“ 以电光为碑, 最奇。” ^[41]14下这首诗是对富兰克林的礼赞, 颇有奇思妙想之趣。

河口宽的《海外咏史百绝》为日本人提供了一扇认识西方世界的窗口, 也为反观自身提供了一面镜子, 无论是政治、军事、宗教, 还是科学技术, 都是如此。如铃木鲁评论《圣经》神话云:“ 假托天神, 我邦亦然, 所谓神祇政治也。” ^[41]1下2上可见明治诗人对本国的神代传说认识是很清楚的, 所谓万世一系, 种族出于神祇, 不过是自我吹捧罢了。再如诗集记述了伏尔泰、卢梭等人攻击宗教、倡导民约论的主张, 对此铃木鲁评道:“ 君臣之制, 或可废矣, 而其义则终古不可废。” ^[41]17上不完全同意启蒙思想家的观点。这也表现在河口宽对德国首相俾斯麦治国方略的评论上:“ 自由自主说何新, 欲把邦权付万民。固执一君专制法, 东洋英断有斯人。” 诗下小注道:“ 千八百三十年, 孛国(Preuß en, 今译普鲁士)多唱民权说者, 比须末儿克(Bismarck, 今译俾斯麦)独曰君主之权受诸天, 不可假托于民。” ^{[41]22下23上}德国的君主制不同于法国的共和制, 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区别很大, 具有更多的封建性质。从下面这首赞赏俾斯麦的诗歌看, 对于民族道路的探索与选择, 诗人显然是支持的:“ 众怒何辞碗口喧, 排他模佛效英论。凭君莫学邯郸步, 失却天然孛国魂。” 诗下小注道:“ 比须末儿克尝曰:‘ 孛国人自有孛国魂, 不得效英模佛也。’ ” 大沼厚评曰:“ 失故步者极多, 可叹可笑。” 铃木鲁评曰:“ 似大和魂。” ^[41]23上诗人和评者的观点高度一致,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虽然广泛学习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 但最终确定德国体制作为自己榜样的朝野普遍心态。这首诗作于幕府倒台前夕, 几乎可以看作后来明治政府确立以德为师国策的预言,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可惜的是, 效仿德国努力探求民族特色的近代化道路固然可嘉, 但与之亦步亦趋走上法西斯道路却是日本最大的悲剧和错误。日本汉学家视西洋为可资镜鉴的他者, 在批判性吸收西洋文化的同时, 努力建构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身份, 这在近代咏史诗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以上为研究的方便, 将日本近代咏史诗的表现领域分为日本、中国与西洋这三个相对独立的时空。从数量上来说, 评述本国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咏史诗占据了近三分之二, 评述中国与西洋题材者超过三分之一, 这表现了日本汉诗人重视民族历史而不废域外文化的立场。他们在咏史诗中撰写天皇家族的系谱, 褒贬本邦的历史人物, 编织了一张几乎笼罩所有著名人物的网络, 力图让每个人在这张网上皆有定位。众多历史人物共同参与了本国史的建构, 这种相互补充、和而不同的形式构成了一个互文性历史文本, 流露出作家自觉的诗史意识。本邦咏史诗的评述对象既包括历代名人, 也涵盖近代人物, 甚至是作者所熟识的逝者。如西乡隆盛作为维新三杰之一, 其倒幕运动中的赫赫武功, 礼贤下士的领袖风范, 兵败西南的悲剧命运, 使其成为一个复杂丰富、难以述评的圆形人物。对他的评价涉及如何看待明治政府的各项政策, 如征朝的正当性与合适时机的问题, 对下层武士处理不当的问题。这些都表明西乡隆盛不是一个可轻易评骘的对象, 本国咏史诗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当下色彩。如何评价丰臣秀吉、西乡隆盛这样有着强烈侵略思想的历史人物成了衡量日本政府东亚政策的风向标。中国是日本人熟悉的邻邦, 他们对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尊重仰慕到轻视侵略的过程, 而此历程在咏史诗中亦有体现。整体而言, 近代咏史诗大多还是客观评述中国历史人物的, 其中不少新异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其代表作角田春策的《咏史绝句》道德化倾向令人印象深刻, 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西洋是日本咏史诗人反观自身的又一面镜子, 他们以之为自己定位, 确立大和魂, 同时又批判性地吸收对方文化, 希望本国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河口氏《海外咏史百绝》中对拿破仑、彼得一世与俾斯麦的吟咏, 与副岛种臣的咏史诗一样, 将日本民族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渴望表达得一览无余。

诚如陆九渊所言, 四海之内、古往今来皆有圣贤出现, 每个民族都有值得骄傲的历史和文化。由于评价标准的不一致, 同样的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国家、时代和阶层的评价也不同。我们可以咏史诗为文本, 分析其背后隐藏的作者旨趣甚至国民性。日本近代咏史诗在对本国、中国、西洋的考察中, 对民族性格、人物命运及东西方文化差异进行了深入探讨, 蕴含了汉学者独特的情感爱憎和价值判断。日本汉文学既是中国文学在东瀛的衍生, 更是日本的第二国文学, 在国家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咏史诗作为日本汉文学的一支劲旅, 在讴歌本国历代圣贤、培育敬祖忠君精神的同时, 流露出武力至上的军国主义倾向, 这在歌咏楠木正成、丰臣秀吉等历史人物时尤其明显; 吟咏中国和西洋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时, 不乏辩证而深邃的思考, 在他山之石的研磨扬弃中进行本民族气质的塑造, 展示了日本汉文学的别样风采。它是近代日本对世界认知的一个缩影, 对考察东亚汉文学的新气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