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化本质上就是基于逆向因果关系的一种“ 事后” 考察, 即“ 知道一个结果, 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它的原因” ^[2]81, 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来表述, 意思就是历史研究“ 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 就是说, 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3]93。这使得对历史事实的叙述由简单地按时间序列描述转变为一种按逻辑论证推理的过程。这也意味着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观即根据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和评价当代文学及其历史化, 可以被纳入逆向的事后考察范畴。所不同的, 只是当代文学研究对象离我们太近, 其中一部分(特别是新时期以降的这部分)几乎完全与我们处于“ 同构” 状态, 它们没有也来不及经过时间的淘汰和积淀。另外, 当代文学生成并受制于“ 一体化” 体制, 既打上制度、文化、民族方面的深刻印记, 同时也具有人类文明和文化普适性、共同性的潜质。对此, 如何将史料与当代文学融通, 给予历史重构, 防止神化拔高或虚无主义, 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当然,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 当今天提出历史化及历史观问题的时候, 我们已处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中, “ 文学终结论” 在中国甚嚣尘上, 文学及文学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人们在并没有充分“ 正本清源” , 理解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完整内涵的情况下, 又匆匆开始反本质主义和反普遍主义, 将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同于一种反历史反人性的绝对主义进行贬斥。所以, 这就更给逆向的事后考察平添了难度, 使当代文学在向学术化、客观化、知识化的转向上, 徒生了许多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和悖论。当代文学历史化之所以出现“ 理论的模糊性与理解的同一性的矛盾” 、“ 理论的有限性与历史的客观化的矛盾” 、“ 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矛盾” ^[4], 都可从中找到原因。

众所周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曾引发过一场带有连续性的“ 重新历史化” 活动, 一批中青年学者借助思想解放的话语空间, 利用新启蒙的思想资源, 通过对柳青《创业史》、赵树理方向和金庸文学大师等的“ 重评” 、“ 重写” 、“ 重排” , “ 一方面迅速确立了学科的合法地位, 另一方面, 也在此基础上企图进一步清理文学与国家、文学与党的意识形态等更广大范围内的历史问题” ^[5]151。当然, 它在消解和颠覆既定文学观和历史观的同时, 也将文学与政治、历史、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有意无意地简单化了, 表现出相当浓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理路。诚如后来的一篇“ 再反思” 的著述中所批评的那样:“ 在对文学史‘ 教科书’ 性质的检讨中, 一种历史化的眼光使得文学史的内在机制得以显露, 但对于新的文学史框架, 这样一种历史观的眼光恰恰失落了。在‘ 学术’ 、‘ 独立’ 、‘ 科学’ 等字眼中, 不难看出一种本质化的理解倾向, 对自身前提、限度以及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关联的反省, 也随之缺失。” ^[6]126有的则提得更为尖锐, 认为这种“ ‘ 破坏’ 、‘ 怀疑’ 、‘ 否定’ 还(也)滋生了不好的文学生态, 它会把文学创作看做是很容易的事情。对经典的轻视, 成为‘ 超越’ 、‘ 创新’ 、‘ 多元’ 的话语前提, 甚至成为某种障碍, 我们很难想象, 这是一种成熟、自律和健全的文学年代的姿态” ^[7]220。我们今天的历史化事实上就是对八九十年代那场“ 重新历史化” 的“ 接着说” , 在历史观问题上形成了既承续又超越的逻辑关联。也就是说, 对这场“ 重新历史化” , 一方面, 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它在当时背景下革故鼎新的作用, 是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形成的封闭僵硬的阶级论、本质论的思维观念的大胆超越, 为今天的历史化打下了基础, 做了有力的铺垫; 另一方面, 又要看到其自身的历史局限, 它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二元对立思维, 将文学对政治的态度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八九十年代“ 重新历史化” 是一场显性的、以启蒙史观为主体的文学活动, 那么现在这股历史化思潮则是一场隐性的、以多元史观为标志的文学活动。它们之间有连续性和一致性, 更有因学术语境变化而带来的转型和延异。

已有一些学者从跨学科研究、历史化转向、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西方思想影响以及后“ 冷战” 时期国际政治经济、中国意识形态结构体系与历史潜文本和主体的辩证互动关系的角度, 对历史重构的历史化思潮及其历史观的变化进行了归纳、梳理和分析^①(① 参见颜水生《论当代“ 历史化” 思潮及其反思》, 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第20-23页; 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155-158页; 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251页。)。有的还立足于创作实践, 将这种变化归纳为“ 改写经典的历史叙事而发掘出不同的反思性体系” 、“ 有意逃离宏大的历史叙事” 、“ 回避统一观念的文学叙事” 、“ 感性经验、游戏式的和反讽性的风格” 、“ 历史元叙事的解体” 等诸多特征和表现, 认为当代文学已进入了“ 平面化狂欢” 的时代^[8]251。这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启发的。作为“ 事后” 考察, 当代文学历史化牵涉到当代中国政治、革命、社会、历史等许多敏感问题, 原本就很复杂; 而且八九十年代那场“ 重新历史化” 许多问题刚刚展开, 还来不及认真讨论和仔细辨析。这就使其在颠覆传统历史观念并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同时, 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历史与存在的迷津, 因而显得更为复杂。

那么到底如何建立“ 永远历史化” 的“ 有效的历史表述” , 实现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科学性与人文性、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统一?这当然很复杂, 非三言两语能讲清; 但在对绝对论、本质论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 在当下有必要而且应该向詹姆逊的“ 政治无意识” 寻求借鉴, 通过对政治意识形态之对文学及其历史无所不在的潜入的叙述, 来进入当代文学“ 历史现场” , 实现对“ 中国特色” 整体性历史的还原和解密, 这至少是一条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历史化及历史观涉及面广, 存在问题也很多, 但无论从宏观的历史背景还是从内在的历史逻辑来看, 政治意识形态都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因素。对我们研究者来说, 这里也许有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一是在扬弃了“ 从属论” 、“ 政治决定论” 之后, 文学到底应该怎样表达对政治的拒迎; 二是在扬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 文学到底如何处理对革命的书写。在如今的学术语境中讲政治和革命也许不合时宜, 但如果从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出发, 它们都是解读当代文学历史化的两个重要关键词, 从它们切入, 我们或许能把握整体全局的有关问题, 并从深层内涵上对诸多矛盾和困惑给出合理的解释。当代文学原本就与政治和革命具有难以切断的营养脐带般的血缘关系, 如果为了捍卫文学所谓的独立性、纯洁性、纯粹性, 刻意地“ 去政治” 、“ 去革命” , 或“ 非政治” 、“ 非革命” , 可能离文学的真实存在更远。

当然, 这里所说的历史化不像时下有些研究那样, 先有一个先在的价值判断, 然后再去找史料佐证, 进行颠覆性或认同性的评价, 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 揭示历史进程及其内含的历史逻辑, 它是历史的、具体的、动态的。也就是说, 在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 对政治和革命的态度, 不管研究者观念如何, 对此进行怎样的解读, 都与这个历史进程有关, 可以而且应该放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进行评价, 而不是将研究对象塞进由先验判断制造的容器中进行粗暴生硬的肢解, 将政治和革命看成是一种静态乃至抽象的存在, 流于某种立场的争辩。洪子诚在谈及“ 历史” 与“ 叙述” 关系时指出:了解并是否将其放置于具体的条件和特定的情境中进行历史考察, “ 比作出简单肯定或否定要重要得多” , “ 这和在某种理论框架、信念下进行评断的工作方式不同” ; 他甚至认为, “ 如果一开始就为好坏优劣的判断左右, 为急切的好恶情感支配, 那么, 了解对象的‘ 真相’ , 它的具体情境, 就很困难” ^[9]。对此, 笔者深表赞同。但觉得还有必要加上这么一句, 那就是:这种置入具体历史语境的考察不是简单地重返历史(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做不到), “ 入乎其内” , 对研究对象进行设身处地的考量, 而是努力寻找一个具有古今双重视角的理性评判支点, “ 出乎其外” , 与历史对象形成认同与认异并置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就是说, 不再用原有的历史观进行阐释, 被研究对象同质化, 而是形成一种“ 异质同构” 的关系, 用福柯的话来说, 就是“ 采取与自己思维不同的思维方法去思考” , 而不仅仅是“ 为早已知道的东西寻找理由” ^{[10]163, 168}。从研究方法上讲, 真正的历史化并非据此对研究对象进行简单的、裁决性的是非真伪的判断, 而是要强化并转向一种过程性辨析的学术思路。这也昭示我们, 历史化必须超越后现代主义历史观, 在抑制自己强烈的评价欲望的同时, 不能不将当代文学中的政治和革命纳入由现代文学而来而又呈现明显差异的复杂的历史脉络和框架中进行考察。

大家知道, 在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历史化及其评价问题上, 目前学界是有分歧的, 而且的确也存在着如有学者概括的“ 以今例古、以今天的特征去框范前代, 这种对历史语境体贴不周的现象” , 包括新时期文学在建立自身合法性时曾对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丰富性做过压缩处理, 也包括今天不乏研究者同样以压缩丰富性的方式处理新时期的文学^[11]。某种程度上, 今天这种对以往文学进行压缩处理的倾向可能更加突出。如果在思维观念和方式上少一点后来研究者容易犯的历史傲慢或所谓的“ 后见之明” , 也许彼此的分歧会少些, 在对过往文学进行深切的理解和历史的把握的同时, 会形成更有效更丰富的资源累积。在环环相扣而又前后赓续的文学文化史上, 任何一段历程都有它的价值(当然它们不会也不可能等值), 即使从批判的意义上而言也是这样。“ 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固然是目光短浅的, 但简单地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是一个在知识上和道德上诚实的态度。” ^[12]26这一点在坠入庸常、弥漫着后现代的今天, 尤有必要警惕。否则, 我们就很难辩证地把握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体与异质、偶然与必然、多样与统一, 在还原和贴近的同时对之进行超越和拓展。当然, 强调将对象放回到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 并不意味着历史存在的一切文学现象都具有“ 历史的必然性” 。否则, 就会落入历史相对主义的陷阱, 有意无意地宣扬了一种“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的历史观, “ 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了” (恩格斯语)。这样的历史化或历史叙述也就成为“ 成功者” (即成为最后结果的现实存在)的宣传, 而失去其应有的科学品格。

对当代文学而言,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纠缠不清而又无法绕过的话题。能否冷静和客观地认识这一问题, 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文学历史化, 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选择的问题。毋庸讳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当代文学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历史政治化倾向, 以政治(有时甚至是错误的政治)是非来进行评判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不二标准, 这就使当代文学历史化简单化为文学政治化, 文学变成了政治或泛政治的产物。针对这种状况, 学界借助于思想解放话语空间,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批“ 纪要” 和“ 黑线专政论” 开始, 到八九十年代的“ 重评” 、“ 重写” 、“ 重排” 等思潮运动, 对之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清算。然而, 将文学与政治融通只是一个宏大的出发点。文学与政治之间充满了矛盾、纠葛和碰撞, 这些都可能成为文学处理与政治关系的危险因素。随着“ 拨乱反正” 的结束, 这个问题就凸现出来了, 并且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如下奇怪的悖论:“ 一方面, ‘ 新时期文学’ 与‘ 50— 70年代文学’ 的关系被理解为‘ 文学’ 与‘ 政治’ 这一更高层次的二元对立的演化, ‘ 新时期文学’ 被描述为文学回归自身的过程; 另一方面, 文学史叙述又都反复强调‘ 新时期文学’ 参与新政治‘ 拨乱反正’ 的功能。” ^[13]8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乃至“ 朦胧诗崛起” 的大讨论, 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彼时的政治评价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降, 由于社会文化的转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加之与知识界所谓的保守派、自由派、新左派论争纠缠在一起, 文学与政治关系在实际运行中显得更为复杂, 也更为吊诡。在这一二十年里, 虽然从制度层面展开讨论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重要课题, 以前被冷落或不屑的政治再度成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不少学者在反思现代性时对此进行了富有意味的还原和调整; 但与此同时, “ 去政治化” 、“ 非政治化” 的声音也一直没有停过, 有时这种声音还相当强大。其中比较突出也颇具代表性的, 就是采用政治与文学“ 对抗” 模式来解读作家作品, 叙述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文学对政治的排拒。如有学者就提出, 当代作家尤其是进入当代的现代作家如沈从文、老舍、曹禺、丁玲等的晚年创作之所以出现衰退或下滑, 主要就在于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 对抗” 立场, 或者是没有将“ 对抗” 进行到底, 等等。因此, 他们就对之持严厉批判的态度, 甚至发出了中国没有知识分子的感叹。

出于对过去“ 从属论” 的警惕, 与政治保持距离我们可以理解, 而且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原因, 的确存在难以掩饰的依附政治的缺憾。所有这些都需要反思, 但这一切都应将其返还历史现场, 放在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 需要有一份史家应有的客观公正与理性冷静, 不能因为自己个人的喜好, 而疏忘了历史人事身上蕴含的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甚至疑窦丛生的元素。就拿丁玲来说吧, “ 人们老觉得丁玲是一个反对者, 但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丁玲自身就是这个文学体制的最早建构者和创制者” 。对于政治或体制, “ 她固然有反对和批判的意见, 但她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位置来展开的……其实丁玲复杂的地方就在这里, 她是革命体制的构造者之一, 但她的意义不能完全被这个体制所回收, 而是同时保有她自身的丰富性甚至传奇性” ^[14]。而另一个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沈从文, 因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沫若的点名批判、文代会的冷落, 以及沈从文本人所经历的极端状态, 很容易让我们按照文学与政治“ 对抗” 的方式来进行解读。但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包括解志熙近年来的史料考证及研究)却告诉我们:他在1949年后的创作“ 严重歉收” 而转向服饰研究, 除了外在的因素外, 还有个人生活方面的因素; 钱理群甚至认为还可上溯到他走出“ 边城” 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 那时沈从文的文艺试验即已宣告文学失败和创造力委顿^①(① 持此观点的, 还有贺桂梅、王晓明、叶兆言等。)^[15]。

有学者针对上述现象指出:“ 当前, 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转折时期的研究在文史两界都是热点, 对于此易代之际知识分子命运的考察, 不应蜕化为古代文学中的‘ 遗民文学’ 研究。诸多现代知识分子在民国期间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但民国具有它的特殊性。前期的军阀割据, 使得中央政府处于一种较弱的状态; 而此后所从事的抗战, 更让国家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相对松散。新中国建立后, 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 这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政权, 调试与此政权的关系, 在其领导下进行文化工作, 是他们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因为, 任何一个统一的政权, 都会和现代知识分子有此磨合过程。学术和国家密切联系, 受后者的制约和引导, 实际是现代社会的常态。” ^[16]用“ 常态” 来概括这段历史也许有些不妥, 但强调超越文学与政治单一线性的因果逻辑, 重视共时结构中多种文化因素的作用, 还是有道理的。再超越一点来说, 如果不是孤立地讲沈从文后半生创作的“ 严重歉收” , 而是将其与前半生连在一起, 视为一个连续和不可分割的整体, 并且把以古代服饰为主的中国历史文物研究也看成是与小说一样重要的“ 创作” 的话, 也许我们可能不会那么纠结于他的“ 严重歉收” , 相反会对他的这种“ 新的文化执守方式” (王春林语)发出由衷的惊叹。文学史告诉我们, 有多少作家写了一辈子, 往往只留下一两篇东西。有许多作家在写了一两篇名作之后, 往往因才力不济或其他复杂因素而再无佳作了。我们在对沈从文等“ 跨代” 进入当代的现代作家进行历史化时, 是不是也先验地预设了这样一种思想, 就是一个作家可以永恒地保有不衰的创造力呢?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一种潜在的“ 文学中心论” 思想心理呢?

文学史还告诉我们, 真正有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并不惮于政治, 而是按照审美对象化的原则与之进行平等的对话。如莫言, 尽管他一再强调文学的精神独立和审美价值, 但作为一个体制中人, 他并不回避政治, 超然于政治, 而是从精神独立的维度切入中国社会政治的里层细处, 对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有违公德的阴暗和丑陋进行了揭露— — 这一点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已足证, 尽管诺奖评委按照自己的偏见对莫言的政治书写进行了不无放大和夸张的重塑。莫言曾说:“ 所谓作家跟体制的对抗, 不是指公然地违反公德, 而是一种精神的警惕, 一种精神上的独立。” ^[17]93也就是说, 中国作家不一定非得脱离这个体制才能对这个体制进行反思。正是从这点出发, 有论者认为:“ 莫言获奖的特殊意义在于, 他并没有兴趣去做一个‘ 持不同政见者’ , 他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形象, 这对国内的年轻作者是个非常好的例证。他有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享受的权利, 也分担所有人都受到的限制,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也可以写出最好的文学。” ^[18]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现实的国情和体制决定了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意识形态, 也不会有如域外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抗的所谓的“ 自由写作” 。如果简单搬用西方观念来看待中国当代文学, 那么我们就可能沿着历史一元论的思路得出被规划好、预设好了的结论, 从而错失丰富的历史现场和历史声音。

讲历史观, 还不能不提及另一种“ 去政治化” 、“ 非政治化” 的表现, 那就是为了维护文学所谓的本体真实与真实的本体, 将当代文学领域中存在的理想、崇高等“ 历史的浪漫” , 一概视为“ 假大空” 或“ 伪文学” 加以贬斥。“ 假大空” 的确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症候, 并且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纠缠在一起, 形成非常暧昧的关系, 这也是当代文学历史化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事实。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有必要谨慎, 因为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往往真假掺杂, 十分复杂。一方面, 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 存在着难以掩饰的人为夸大政治理想作用的主观唯意志论等弊端; 另一方面, 也表现出在今天看来非常难能可贵的对自己信奉的政治理想和精神信仰的不懈追求。而从发生学角度看, “ 历史的浪漫” 即乌托邦与现代性是有天然联系的, 甚至它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理论, 上帝死后, 乌托邦代替了上帝的位置而成为一种信仰, “ 乌托邦就不仅在本质上是真正宗教性的, 而且是上帝死后宗教的惟一的合法继承人” , 它是18世纪留给为革命神话与革命观念所困扰的现代的最重要遗产^[19]71-73。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而言, “ 历史的浪漫” 都堪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命题。就像《红岩》中的许云峰面对死亡时“ 放声大笑” 地说出了令敌人胆战心惊的“ 宣判式的言论” , 《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面对党内外和草棚院内外的各种压力而毫不动摇地做“ 党的忠实儿子” 一样。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审美标准来看, 有人可能会对这些“ 历史的浪漫” 的描写感到不满和反感, 但如果把它们放回到中国曾经经历过的特定历史语境中, 则可能会对之有一种更具客观性的解释和评价。

程光炜前几年在从事七十年代小说研究时, 曾结合他自己的历史, 针对浩然的《金光大道》中高大泉等农民去北京支援建筑工地、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叙述, 写下这样一段颇具意味的文字:

刚开始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我清楚地知道, 这种不舒服是因为接受了新时期文学观念培训后才产生的, 认为它很假, 违反了人道主义的创作原则。但穿越历史时空, 恍然想起了1974年我在插队的农场, 也经常会在冬天的水利工地上穿着单裤这么拼命地任劳任怨地干活, 不计较任何回报的情形, 又觉得它虽然有些夸张, 但却非常的真实……我认为研究70年代小说,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70年代再出发, 以体贴、肃穆和庄严的心态去看待创作了那个年代文学作品的作者和主人公……如果使用新时期审视70年代“ 共同经验” 的那种思想视角, 高大泉等一帮农民的行为就被理解为是充满了乌托邦的极其可笑的意味, 而如果结合着“ 个体经验” 和实际处境, 难道不可以说这些朴素农民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吗?他们与2008年从唐山跑到四川汶川从地震废墟中救人而不要求任何回报的13个农民兄弟, 在为人的朴实和悲壮意义上不是同样感人吗?难题就因为高大泉一帮农民生活在70年代, 唐山一帮农民生活在2008年就截然不同了吗?在我看来, 这种穿越性的历史双向思考正是对轻看蔑视做70年代小说的人们的轻浮历史观的严重的质疑、最严厉的否定。^[20]13-16

程光炜在此强调, 对七十年代小说及其乌托邦的评价应还原当时历史, 与研究者个人经验直接相关。为此, 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化的“ 双向思考” , 还用不无严厉的措辞批评了单纯站在今天视角轻看蔑视七十年代小说的做法, 将其斥为“ 轻浮历史观” 。程光炜此说也许可以讨论, 这里只想强调:像他所说的这样的情形在十七年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中还有很多, 这些“ 极其可笑” 而又“ 非常令人感动” 的存在除了彼时政治话语影响之外, 往往还掺杂了文学应有的乌托邦想象的成分, 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态。詹姆逊在谈及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辩证法时指出, 意识形态存在着“ 正当的乌托邦冲动” 与代表阶级特权的“ 狭隘限制” 两种形态。前者看似与政治意识形态完全相悖, 实则与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深刻的同一性, 它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表达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乌托邦欲望和诉求, 帮助作者在叙事中完成对现实的超越, 因而詹姆逊将其纳入“ 政治无意识” 学说中加以认肯^[21]278-297。在受到后现代主义洗礼的今天, 我们都很敏感于理想与现实、真理与知识之间的非对等关系, 但正如美国学者柯文所言:“ 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归根结底, 一切历史真理无不受到限定, 因为历史真理并非体现过去的全部真相, 而只体现对事实有足够根据的一组有限的陈述……” ^[22]212这才是唯物和辩证的态度, 也符合文学的本义。在乌托邦书写问题上, 毫无疑问, 我们当然需要吸取曾经有过的幼稚、狂热、偏执与独断, 但也应该给“ 正当的乌托邦” 留下可供驰骋和发挥的空间。

中国当代是文学政治化盛行的时代, 文学政治化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其实, 不管文学对政治是否迎拒, 政治一直参与并深刻规约和影响着文学, “ 在场性” 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在强调多元开放的今天也不例外, 政治仍然是一种强势的存在。“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 以四次文代会邓小平讲话为标志, 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正名, 但是, 作为国家形象与主流价值观的宣示方式, 不仅是中国, 即使西方民主国家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生产自己的文化产品。” 更何况“ 自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特别是十七大以来, 文化建设已经作为四大建设之一提到了相当的地位, 而国民的文化利益诉求也作为与物质利益诉求同等的权益被纳入到民生问题之中……” “ 对此, 我们依然以去体制化的方式, 坚持所谓纯文学的姿态特别是评论界对之视而不见的鸵鸟应对是幼稚的。在现代社会, 只有各种力量的协调与共存, 才能保障共处于一个文化利益的共同体, 也才能真正保障多元的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 ^[23]另一方面, 对从事研究和批评工作的大多学人来讲, 出于现实的各种考虑, 也是为了与现行学术制度和评价制度相适应(如名目繁多的各种“ 工程” 遴选机制、人才选拔机制, 以及评奖、项目化、量化等考评机制等), 以谋求自身有更好的发展, 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实利, 也是因为语境转换、视野开阔、心态平和带来的对政治更加宽容也更为科学的理解, 他们也在相当程度上调整了原有对政治比较偏狭的理解, 采取务实的对话立场。在此情形下, 再用所谓的对抗模式, 就不免显得空洞甚至有几分矫情的味道, 缺乏现实的有效性。而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观点: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约和控制不一定要凭借外在的国家权力机器的“ 规训与惩罚” (如像以往那样发动大批判运动, 把作家批评家打成“ 右派” , 送进监狱或牛棚), 也可通过内在的“ 认同” 方式来实现对文学的建构(如通过潜在的文学制度、文艺政策、文学批评、文学教学)。贺桂梅在谈及今天体制性的文学实践时指出:“ 意识到这些体制性限定, 也并不是就简单地对抗或否定它们, 因为缺少这些体制性支撑, 文学其实就没有了实践场域。真正重要的, 是批评者在从事文学批评时, 意识到不同体制背后的逻辑而又超越它们, 站在一个高于体制的立场和位置上发言。这个‘ 高’ 的位置, 或许才是真正属于‘ 文学’ ‘ 本身’ 的。” ^[24]96她的话对当代文学该如何历史化应是有启迪的。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实在太复杂, 有研究者认为, 文学可以从文学主体和政治阐释两条路线获得自己的空间。如捷克的哈维尔, 他把“ 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 , 以及以人权为基础的对至善原则的捍卫, 强调的是超越身份、种族、性别的普遍利益, 属于政治阐释一路^[25]135-136; 福柯和特里· 伊格尔顿就更不用说了, 在他们“ 元政治” 的语境下, 政治是一个中性、生产性的概念(不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 一种渗透在社会所有层面的巨大、复杂而纷繁的结构关系和表现形式, 我们不必把它拉进文学, 因为“ 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 。而在中国, 由于诸多原因, 从鲁迅开始到现在, 往往习惯于将政治看成是政党或政权的代名词, 将文学与政治当作是一个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如果我们调整一下观念, 认识到所谓的“ 反政治文学” 、“ 非政治文学” 的想法, 如同“ 纯文学” 一样, 只不过是一种神话, 我们可能也不会对政治产生如此反感和抵触, 将历史化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它。

当然, 这样说并不表明当代文学历史化一定要在文学与政治关联的轨道上不加怀疑地继续运行, 对八九十年代“ 重新历史化” 活动的成果, 如纯文学趣味、主体独立性、观念创新等进行排拒, 而是说需要站在更高的立场, 将其看作是构成人类生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并纳入“ 社会关系总和” 中进行考察, 即使是对不断“ 激进的历史化” , 也应作如是观。自然, 研究者对政治(包括下文所说的革命)会有多维阐释和独特理解, 我们不能排斥和剥夺如瞿秋白在“ 多余的话” 中所表露出来的更多站在文人(至少是一部分文人)而不是战士立场介入政治的权利:这就是不那么崇尚和喜欢对某些文人来讲过于直露和严酷的政治。瞿秋白将这种介入政治的方式称为“ 犬耕” , 即没有牛时迫使狗去耕田, 勉为其难地做自己并不胜任的工作。在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上, 笔者自然不赞成对当代文学尤其是对十七年文学做过高的评价, 但也不认同用坚硬的对抗模式将它简单纳入否定性的批评体系中, 或用一个笼统或所谓的形象化的比喻轻率地、不加辨析地加以排贬的做法。

革命与上述政治问题密切关联, 相互缠绕, 构成了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另一个重要向度, 革命也是中国自进入现代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这里所说的革命, 内容当然是很广泛的, 它包括以武装暴力的形式夺取国家政权, 也包括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丹尼尔·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说的“ 革命的第二天” ^[26]75。但限于篇幅, 也为了集中笔墨起见, 姑且把论题的范围限定在暴力革命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实践层面。

如同谈“ 政治” 一样, 一听到“ 革命” 这个字眼, 许多人可能都会流露出无法掩抑的排拒姿态, 它与当下倡扬和谐, 追求个性化、私人化的时代风尚, 反差实在太大了。然而, 如果用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 可能另有一番认识和理解。这倒不仅仅“ 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因素, 单是饥饿就可以成为自由女神” ^①(① 转引自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 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20页。)。作家作为社会最为敏感、最有人文情怀和怜悯之心的特殊一群, 理当对弱者的反抗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更主要的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 “ 新生的政权理所当然地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 要求作家们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点来反映中国现代战争史, 并通过艺术形象向读者宣传有关新政权从形成到建立的历史知识” ^[27]55。按照葛兰西的观点, 东方国家的强权专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不必像西方那样进行缓慢的文化渗透, 而是可以直接用革命形式迅速夺取政权。而革命必然伴随着血腥和暴力, 它打乱了社会正常的秩序, 但有时这种“ 打乱” 恰恰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是东方国家和民族走向独立解放的前提和基础, 它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经典解释不谋而合。当中国选择了先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然后再搞建设这样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跨越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就决定了革命在我们这里享受与在西方完全不同的待遇, 而成为一种“ 国家历史观” 。反映在文学领域, 循此思路, 也就有了与这种“ 国家历史观” 相适的革命暴力的创作和研究。“ 三红一创” 、“ 青山保林” 等一大批红色经典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上享有“ 崇高” 地位, 并且延至当下还在较高的层面上受到了力挺和褒扬,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以“ 革命正义” 或“ 国家正义” 的名义, 不但不避讳, 而是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在今天看来太过酷烈的暴力革命内容。这种情形与西方战争文学呈现的向内在人性、审美性挺进的写作有较大差异。

显然, 这不是中国作家和学者的艺术偏好, 而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真实反映。它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 即当代文学历史与中国革命历史具有惊人的同构性, 只有历史地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化, 才有可能实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 如果理解了一个现代政党对另一个现代政党28年的残酷镇压, 理解了在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之后才迎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 就比较容易理解上述的政治结论。也比较能够抱着‘ 历史的同情’ 的态度, 去看待当代中国文学要对‘ 革命遗产’ 而非是对‘ 五四遗产’ , 对集体主义而非是对个人主义所作出的历史选择。” ^[28]175应该说, 这样的“ 辩护” 是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 简单地用西方现代性标准来评价并进而否定革命叙事的正当性, 将革命一概视为痞子或恐怖行为, 显然有悖20世纪中国历史。

从文学实践来看, 也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叙事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概念化的产物。如梁斌的《红旗谱》, 它按照那时流行的带有“ 时代共名” 征候的历史观, 揭示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残酷性, 但其“ 所描写的具体生活场景和历史场面仍然具有独立价值和审美意义” , 不少冲突事件的笔墨“ 还是很精彩, 很真实, 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 如果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 “ 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 , 包括脯红鸟事件中的地主冯老兰, 也包括农民好汉朱老忠等^[27]75-79。就是说, 小说所描写的这一切尽管受到那个“ 共名时代” 历史观的过滤, 但乡土中国的家族伦理和传统文化及其相关的创作技巧和美学风格, 仍构成其革命历史叙事“ 不能压抑的一种文学质地” , 即:“ 革命文学一方面促进了历史的断裂, 它为剧烈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形象认知和情感共鸣的基础。另一方面, 它依然有一种不可磨灭的文学性, 使文学的历史得以延续。正是在沟通文学的历史过程中, 革命文学在极端断裂的年代, 依赖其源自个人经验和个人记忆的东西, 弥合历史的裂痕。它使那些变动和分裂的历史时期, 人们的形象认知和情感记忆能有一种延续的韧性。” ^[8]14

当然, 这样说可能隐含着一种学术或思想的危险性, 即将革命进行凝固化的理解, 容易忽略了革命毕竟是在非常态的战争环境下进行的, 不能简单地照搬到常态的和平环境中。用史学家王学典的话来说, 就是在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 “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从绿林文化到庙堂文化的转变” , 身份是需要调整的^[29]。也就是说, 暴力革命应该有一个适应域, 有一个限定, 不能将这限于社会发展史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暴力无限推广和扩大, 上升为和平发展时期永恒的哲学命题和治国理念, 这是一。其二, 对革命作过于浪漫化的理解也容易忽略黄炎培先生所说的难以摆脱的“ 历史循环” 逻辑, 就会出现如人们担忧的情况:“ 如果革命实践的负面因素大幅度膨胀, 革命的魅力会不会急剧缩减?如果革命理想不断地被延宕, 如果残酷的操作手段逐渐形成司空见惯的日常, 那么, 持续的异化和颠倒终将危及革命的信念— — 人们根据什么相信, 污浊的沼泽背后一定存在一片祥和的高地?” ^[30]103这一对革命历史性的拷问也有助于对革命本质的深度反思。中国革命不是通过葛兰西所说的“ 市民社会” , 而是通过最广泛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实现的, 而民众本身内含强烈的破坏欲望, 知识分子在与民众的对照中却逐步成为难以容忍的异己, 因此, 为抢夺文化领导权, 就极易引发自下而上的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暴力倾向。所以, 这也告知我们:当代文学历史化不应只是停留在对中国革命正当性的强调上, 还应在尊重和把握正当性的前提下, 理性地揭示其背后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样, 也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不仅在方法和观念上必须超越一般的“ 了解之同情” 的立场, 而且应该将其返回到更复杂也更为本真的历史脉络之中, 要有强烈的自我反思精神。这对习惯于按照统一的教科书结论思考的中国当代学者来说, 的确带有某种刺激和冒险的成分。当然, 这也由此给业已定型的革命研究提供了产生新范式的可能, 使其在深层的历史观问题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超越和拓展。

上述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 西方各种主义和观念如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历史观、阿尔都塞和詹姆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福柯和海登· 怀特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潮水般地涌入, 并且与中国社会上出现的诸多思潮的互为呼应又相互激荡, 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下人们对革命的看法, 而且为如何进行历史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这些建立在个性至上或个体生存优先观念基础上的历史观为我们敞开了被革命遮蔽了的隐秘、富有魅力和价值的部分, 以及与正当性、正义性、崇高性结伴而来的无理性、狂热性、荒诞性的另一面向。这就较好地克服了以往革命研究的简单化、浅显化、粗糙化之弊, 完善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需要丰富充实和形而上学的部分, 也表达了对丹尼尔· 贝尔所说的“ 革命的第二天” 的认同性的忧思。为什么上述这些读来别有深度而又不免令人感到窒息的研究, 普遍强化乃至不惜放大了革命中的负面或反面因素, 都可从中找到解释。如李洱那部被批评家视为“ 先锋文学的集大成之作” 的新历史小说《花腔》, 其中融入了作者“ 午后的诗学” 即“ 后革命” 的历史观, 如李洱所言, “ 我所理解的‘ 午后’ 实际上是一种后革命的意思, 或者是后极权的意思” ^[31], 包括个人与革命在同一文本中的相互龃龉又互相形构, 包括大容量地化入了“ 后革命” 时代的真实处境和生存体验, 尤其是带有悖论滑稽性质的生存体验。所以, 尽管存在着难以掩饰的某种历史虚无感,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基于“ 后革命” 的这种先锋写作的确“ 由此在《花腔》中极成了巨大的张力” ^[32]。其他如莫言的“ 红高粱系列” 、苏童的“ 枫杨树系列” 、叶兆言的“ 夜泊秦淮系列” 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等评论和研究, 也都有类似的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中国革命文学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 抗战文学研究虽然相对比较滞后, 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氛围的影响下, 近些年来也出现了超越单一党派、超越主观先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 全民族抗战” 研究, 体现出更接近历史真实、更具学术价值的大历史观。如秦弓(张中良)的《抗日正面战场文学研究》和《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房福贤的《中国抗战文学新论》、陈颖等的《海峡两岸抗日小说比较研究》、陈平原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等。长期以来, 国际社会颇为流行的观点就是把中国抗战胜利归之于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歼灭日本关东军, 他们回避或忽略了中国在与日本综合国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落后贫瘠, 还在使用古代的长矛大刀, 而日本则武装到了牙齿, 已进入航母时代), 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当然, 这也注定了中国的抗战反法西斯必将格外艰苦卓绝, 付出了长达14年、伤亡3 500万人的惨重历史代价。抗战研究不仅关乎中国革命, 而且关系世界反法西斯以及战后国际秩序的大事, 在如何研究的问题上, 的确存在着“ 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 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 ^[33]等诸多严肃问题, 我们只有用世界性的眼光, 充分借鉴和吸纳一切有益的新的思维观念和方法, 才能在历史化问题上有所超越和突破。

不过,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西方的存在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历史观建立在“ 以我为中心” 的个体存在论和“ 文本之外无历史” 的历史相对论基础之上。这样的历史观自有存在的依据, 也有社会语境的支撑, 它所秉持的瓦解并悬置人与历史的联系及其后现代知识谱系的立场, 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迎合了当下人对人生、社会、历史所体会的荒诞和孤独感受。然而, 正如蒂里希所指出的, 海德格尔“ 把人从一切真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让人自己独立, 把人置于人的孤立状态之中, 从这全部的故事之中他创造出一个抽象概念, 即历史性概念, 或者说, ‘ 具有历史的能力’ 的概念。这一概念使人成为人。但是这一观念恰好否定了与历史的一切具体联系” ^[34]111。而马克思主义恰恰强调个人与整体历史的关联, 在这方面较之存在主义更具优越性。海德格尔后来对此也有相当清晰的反思, 他说:“ 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 所以,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但由于无论胡塞尔还是萨特尔— — 至少就我目前看来— — 都没有认识到在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性, 故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实存主义, 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 ^[35]401这种情形在21世纪历史化中已有所表现。如李德南在探讨21世纪小说叙事时, 在充分举例分析的基础上指出, 仅仅从一个维度来把握人之存在“ 是有局限性的” , 而这“ 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 更不幸成为一种现实” ^[36]。他的研究可资我们借鉴。至于詹姆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即被诸多中外学者所称的“ 总体性历史观” , 尤其是他在1979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 秉承了阿尔都塞观点, 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 主导符码” 不是经济基础, 而是生产方式等。詹姆逊的这种与深刻洞见并存的神秘化倾向及其在当下面临的两难困境, 也有必要放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进行历史的评价和把握。

与此相关而又不尽相同, 还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 就是在引入“ 革命的第二天” 的概念之后所带来的对革命新的认知和重新定位。过去, 我们往往都基于阶级论的立场强调暴力革命的意义, 没有考虑“ 革命的第二天” 所产生的蜕变, 或对之进行回避。现在将“ 革命的第二天” 纳入研究视阈, 以此来反观和评价革命。这样“ 瞻前顾后” 可避免对革命进行非历史化的处理, 但由此也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倾向, 这就是把“ 革命的第二天” 出现的问题与革命本身存在的问题完全混为一谈, 从而有意无意地将革命“ 原罪化” 了。这种情形在新历史小说评论和研究中是不同程度存在的, 它与创作中出现的大写特写革命的破坏性和残酷性具有惊人的相似或一致之处。如李锐的小说《旧址》和蒋樾的纪录电视《暴风骤雨》在重述历史时, 就采取选择性的遗忘, 将革命纳入一元论的“ 施难∕ 受难” 的自由主义逻辑体系中, 一方面极尽描写其“ 疯狂” 、“ 变态” , 另一方面则过滤了革命对立方的残忍、反人性, 从而使善良的读者对革命产生厌恶^[37]。李运抟十年前曾就历史小说领域过分贬抑革命的现象说过这样一番话:“ 中国农民革命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但)我们决不能因为中国农民的历史局限而忽视他们的反抗封建压迫的努力。如果连这种‘ 官逼民反’ 的反抗也没有, 如果受尽屈辱的老百姓只是逆来顺受, 中国历史不是会更加沉重和悲哀?” ^[38]他的质疑同样适合于现代革命, 应该说是击中革命叙事及其研究的软肋的。这也告诉我们:革命作为文化或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 事实上是无法“ 告别” 的, 而且也“ 告别” 不了, 说“ 告别革命” 只是美好的一厢情愿而已。只要有民不聊生的暴政, 它迟早会爆发, 自有合理存在的价值。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将革命价值加以无限夸大和绝对化, 尤其是将其异化为非人道或反人道的暴力恐怖。正如法国作家雨果在《九三年》中所提出的, “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 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 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并充分考虑革命之外的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 考虑革命本身曾经有过的幼稚及其对正常社会带来的破坏性, 考虑“ 革命的第二天” 出现的不应有的蜕变。从研究的角度讲, 就是将其返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 纳入“ 合力论” 中进行更多的历史性解释。

总之, 如同对待政治一样, 在如何认识和评价革命的问题上, 当代文学历史化不仅较之其他题材或主题显得更为艰难、凝重, 而且因其话题的敏感性及与时代社会的深度关联, 正面临来自研究者自我和时代社会诸多观念的挑战。这也是长期困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 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 世纪性的历史难题” 。然而, 正因如此, 我们才应该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用更加健全的历史理解力来进行辨析和处理。当代文学历史化能否避免简单化和同质化, 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超越, 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