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汪林茂. 汤寿潜《危言》版本及内容变迁考[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47(5): 87-99
Wang Linmao. Changes in the Versions and Contents of Warnings Written by Tang Shouqian [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6,47(5): 87-99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5.10.211
Permissions
Copyright©2017,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所有
汤寿潜《危言》版本及内容变迁考
汪林茂
浙江大学 历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作者简介] 汪林茂(http://orcid.org/0000-0003-3167-4019),男,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晚清史研究。

收稿日期: 2015-10-21
摘要

汤寿潜的《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自1890年成书并刊行后,深受学界的欢迎和政界的重视,因而一版再版,不到十年至少出现了近十种版本。其中有四种版本经作者手订,篇目多有增减变动,内容也有较大的修改。即使是书商擅自翻刻或翻印的版本,也因时势的变迁而有所改动。《危言》版本及内容的变迁反映了汤寿潜对当时国际形势、时代潮流的观察与思考,及其紧随时代发展的改良思想。

关键词: 汤寿潜; 危言; 版本; 内容; 变迁
Changes in the Versions and Contents of Warnings Written by Tang Shouqian
Wang Linm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ina
Abstract

Tang Shouqian, a famous ideologist in modern China, wrote Warnings in the 1880s. Warnings not only lays a foundation for Tang Shouqian's status as a reform ideologist, but it also serves a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though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studied Tang Shouqian and reform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in line with the lithographic edition published in 1895. In fact, Warnings was republished again and again. Almost 10 versions of Warnings appeared within less than a decade, four of which were published by Tang Shouqian himself, or republished after his amendment.

The table of contents and the system of Warnings, as well as their increase, decrease or revision, reflected Tang Shouqian's reforming thoughts as well as his consideration of the social trends. Th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first block-printed edition was arrang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ought of traditional learning, i.e., in line with the six political frameworks of personnel, revenue, rites, war, justice and public works. Nevertheless, the contents under old frameworks were new contents which reflected changes of that time as well as forward-looking thoughts and opinions on politics, military affairs and economic reforms. Tang Shouqian amended and supplemented Warnings three years later (in 1893), in which he reflected the hot topics that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before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s well as his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form thought of ″changing weapons and not changing ways.″ Tang Shouqian increased or decreased the table of contents and adjuste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whole book to make it more concise, highlighting the reform opinions which reflected the trends of the time to a greater extent.

The change of contents of Warnings reflects Tang Shouqian's observ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trends of the times and the society as well as its development. In the manuscript edition of 1893, Tang Shouqian amended the contents of the 18 chapters in the first block-printed edition. He amended 32 chapters in the lithographic edition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o different extents. The contents amended in the two editions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error correction, i.e., correcting error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objective conditions to provide solider factual basis for the treatise of Warnings. The second category is the author's new knowledge, which enables the knowledge and thought in the book to keep pace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e third category is the author's improved thought and ideas as a result of his improvement in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he society and thing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reform opinions which were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times with regard to how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form.

Keyword: Tang Shouqian; Warnings; version; content; change

版本梳理的意义绝不限于版本学或史料学的范围, 往往会影响到对一个历史人物、一种思想(或学术)或一段历史的评价。如汤寿潜的《危言》一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但长期以来, 由于其版本及内容变迁一直没有梳理清晰, 使得对汤寿潜的研究、对早期改良思想的研究和评述等方面存在不少欠缺。笔者在编纂《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汤寿潜卷》的过程中, 对《危言》一书的版本及其内容的变迁做了粗浅的梳理, 在此将些许成果贡献给学界。

一

汤寿潜(1856— 1917), 字翼仙, 后更字蛰先、蛰仙, 学名震, 乡举后始名寿潜。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人。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农村士子家庭, 青少年时参加过田间耕作劳动。汤寿潜开始“ 出人头地” 、受世人瞩目, 并不是因为他在三十多岁时即先后考取举人、进士, 而是因为他写出了《危言》一书。

汤寿潜的《危言》一书大约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后开始撰写的①(①据为《危言》1890年版撰写序言的陆学源说, 他读到汤氏寄来的《危言》, 其内容“ 则皆耳熟之济南者” , 即陆氏在济南初识汤寿潜于山东巡抚张曜幕的1887年。由此可知, 至迟于1887年时, 汤氏已在撰写《危言》。), 成书则是在1890年②(②汤寿潜在《危言》手抄本“ 跋” 中曰:“ 庚寅礼闱, 佹得而失。逭暑上海, 成《危言》四卷, 计四十篇。” 见笔者所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汤寿潜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95页。), 并且于当年付梓刊行。在书中, 汤氏提出了设议院、裁冗员、广西学、重商务、筑铁路、修水利、改兵制、审夷势、善变法等政治、经济、财政、国防、外交等各领域的改革主张, 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的刊行问世奠定了汤寿潜作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地位, 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里程碑。当时许多人的日记、信函、文章中对此书都做了较高评价。如清末闻人孙宝瑄谓此书:“ 专论时务, 洋洋洒洒, 数千万言……皆洞悉中外利弊, 当兴当革, 牛毛茧丝, 剖晰无遗。而文笔则如长江大河, 浩渺无际。令读者爽心豁目, 开拓心胸, 足以辟中朝士大夫数百年之蒙蔽, 惜不令当局者见耳。” [1]59当政的翁同龢则在召见汤寿潜并长谈后, 在1895年3月8日的日记上写道:“ 汤生寿潜所著《危言》两卷, 论时事极有识, 今日招之来长谈, 明日行矣。此人必为好官。” ①(①翁同龢1895年3月8日的日记, 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784页。)因此, 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当天(4月17日), 翁同龢将汤寿潜的《危言》向光绪帝进呈。其后, 孙家鼐也向光绪帝推荐该书。

正因为《危言》在清末社会及思想界受到重视, 故该书在晚清时期多次重版。就笔者所见, 至少有以下几种版本:

(1)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初刻本。四卷四十篇, 两册。书名页题“ 汤蛰仙先生危言” 、“ 归安陆学源署” ②(②陆学源(1854— 1900), 汤寿潜好友, 浙江湖州人, 字仲敏、号竺斋、笃斋, 累官刑部郎中、会典馆协修, 加盐运使衔, 藏书家陆心源堂弟。), 牌记题“ 光绪十六年六月上海刊” 。卷首除有汤寿潜自序外, 又有陆学源序, 陆氏在序中云:他在读了该书稿后, 因有感于汤氏“ 手是编以应宰物者之求, 如算在握, 如鉴在县, 其盈朒好丑之数, 不得以毛发遁” , 征得汤氏同意后, 欣然代将该书刊行, “ 以为穷变通久之荜路” 。

(2)光绪十九年(1893)手写本。这个版本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 此次笔者因编纂《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汤寿潜卷》之需, 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这份手稿藏本。该书稿四卷四册, 五十二篇。前有汤氏光绪十六年撰的序, 后有汤氏撰的跋。据该书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的吴忠怀跋中说, 自四十篇本刊行后, 汤氏“ 自悔横议” 。但这只是表面的或一时的“ 缄秘” , 实则“ 横议” 之志向并未改变。所以吴忠怀在跋中又说, 在这以后, 汤氏的“ 忧愤之气, 不可一世, 西书新报, 糅错左右图史间, 赓续时有所 芟” ③(③吴忠怀(1845— 1919), 字澄夫, 号亮公, 浙江诸暨人, 与汤寿潜交往甚密。曾以举人拣挑知县, 任景宁、余杭、仁和、海盐等县学教谕。甲午后, 抗章请朝廷变法, 与陈虬等倡立保浙会, 在家乡创设翊忠公学, 任诸暨教育会长, 与徐锡麟、秋瑾“ 推襟论交” 。)。汤氏自己也在此手写本跋中说明了该版书稿的由来:初刻本刊行后, “ 中外情事, 不能无概于怀, 赓续芟并, 复得亲藩、鬻爵、国债、官号、商局、口岸、鱼课、节流、渔团、华工、洋匠、返朴十二篇, 为卷如其旧” 。国图标明此书为清抄本, 笔者估计该书稿很可能是汤寿潜本人未曾刊行的手写本。

(3)光绪二十一年(1895)石印本。四卷两册, 五十篇。牌记曰:“ 光绪十六年六月锓木, 廿一年六月石印, 陶濬宣署。” ④(④陶濬宣(1846— 1912), 汤寿潜好友, 原名祖望, 字文冲, 号心云、东湖居士、稷山居士, 浙江绍兴人。曾出任广东广雅书院山长, 任职湖北志书局。工书法, 在福建投资煤矿, 在绍兴创办丝厂, 设立东湖通艺学堂。同情革命, 秋瑾被害时, 撰文公开申辩秋瑾无罪。)卷首有陆学源原序而无汤序, 书末无汤跋, 而有壬辰年(1892)诸暨吴忠怀跋。吴忠怀在跋中说, 他在光绪十八年(1892)春就见到了这部五十篇本, 并以代梓请, 汤氏以惧“ 横议之咎” 加以拒绝。真实原因则可能是汤寿潜觉得刊行此书修订版的时机未到, 吴忠怀遂“ 因书尾归之”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 《危言》的第二版印行。这一版是否由汤寿潜付梓已无可考, 但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一是该版本的篇目与光绪十九年抄本比较, 只是抽掉了《渔团》《堵口》篇, 其余篇目及其排列都与抄本一样, 因此可以说, 五十篇本是在光绪十九年抄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二是与光绪十六年上海初刻本、光绪十九年抄本相比较, 有相当多的修改, 因此该版本即使不是汤寿潜自己交付刊刻, 至少也是得到汤氏同意并授权的。

(4)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四卷一册, 三十九篇, 无陆学源序, 有汤氏原序。卷一、二、四与光绪十六年上海初刻本同, 唯卷三抽掉了《防俄》篇。此版本有无征得汤氏同意已无可考, 但在没有版权制度及观念的当时, 书商擅自翻刻甚至擅自改动也是可能的。

(5)光绪二十三年(1897)质学丛书本。四卷四十篇, 且与李提摩太的《新政策》、福士达的《整顿中国条议》合订为一册。牌记题“ 质学会用原本重雕” 。有陆学源、汤寿潜原序。《质学丛书》是汤寿潜应武昌质学会聘请, 本着学习西学、经世致用的宗旨而编辑, 1897年11月编成《质学丛书初集》三十种八十卷, 其中就包括汤氏的《危言》四卷。篇目、分卷与光绪十六年上海初刻本相同, 但各卷卷末署有校勘者姓名:卷一, 东湖黄谷元初校, 兴山余光辅复校; 卷三, 东湖黄谷元初校, 江夏刘问尧复校; 卷四, 江夏刘问尧初校, 江夏郑寿黎复校。可见质学丛书本的《危言》并非简单的重印, 汤寿潜在将此书选入《质学丛书》时重新做了校勘, 但内容上基本没有变化。

(6)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六艺书局本。四卷两册, 三十九篇。书名页题《盛世危言四编》, 牌记题“ 光绪戊戌年上海六艺书局石印” 。除汤氏原序外, 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中的吴忠怀跋在该版被作为序列在卷首。篇目与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同, 也是卷三抽掉了《防俄》篇。

(7)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三鱼书屋石印本。四卷两册, 五十篇。书名页题“ 汤氏危言” , 牌记题“ 光绪戊戌孟秋三鱼书屋石印” 。有陆学源、汤寿潜原序, 吴忠怀跋。该版本实际上是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的重刊本。

(8)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兴学书局本。四卷两册, 四十篇。封面题名《盛世危言新编》, 牌记题“ 光绪戊戌湖南兴学书局校刊” , 有陆学源原序。六艺书局本和兴学书局本都将汤氏的书易名为与郑观应书同名的《盛世危言》, 这不可能是张冠李戴之失误, 更可能是重新刊印者对该书内容进行定位、归类后所拟的书名。

(9)光绪二十四年(1898)陈炽辑、振兴新学书局刊刻《自强斋时务丛书》本。四卷一册, 四十篇。封面题《自强斋时务丛书· 十五· 汤氏危言》。有汤寿潜原序。

另有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的三十九篇本, 有卷首汤寿潜序。未署刊刻者和刊刻时间, 可能是某种三十九篇本的翻刻本。

可以肯定的是, 在这近十种版本中, 光绪十六年上海初刻本、光绪十九年抄本、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光绪二十三年质学丛书本四种是经汤寿潜同意刊刻的, 或经汤寿潜重订后再版, 或汤寿潜自己交付重印; 其余各种, 恐怕多为书商(或学者)擅自翻刻或翻印。

二

详写明版本除了有两种(上海六艺书局本和湖南兴学书局本)是将书名题为《盛世危言》四编或新编外, 其他各种版本的书名基本一样。但书中的篇目则随版本的变化或增或减, 或沿袭某旧版。以上列出的版本虽有近十种(而且肯定还有笔者未见过的版本), 但就篇目而言, 基本上可归纳为四种:(1)初刻本(40篇), 包括申明属“ 重雕” 的光绪二十三年质学丛书本。(2)光绪十九年的抄本(或曰手写本, 52篇)。这个版本后来并未照此付梓。(3)光绪二十一年的石印本(50篇)。这一版本流传较广, 影响也比较大, 照搬这一篇目体系的有光绪二十四年上海三鱼书屋石印本等。(4)光绪二十二年的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39篇)。不知是不是出自汤寿潜本人的授权, 该版本虽是翻刻初刻本, 却抽掉了原卷三的《防俄》篇, 而且后来上海六艺书局本也沿用了这一体系。这四种篇目体系的具体区别见表1。

表1 《危言》四种篇目体系表

《危言》的篇目体系体现了汤寿潜改革思想的体系和思路。书中第四卷的《变法》一篇实际上是全书的总纲, 不仅提出了改革理论, 也提出了改革内容。按照传统的六政思路, 汤寿潜在《变法》篇中提出了“ 法所当变者” 在吏、户、礼、兵、刑、工六个方面, 而全书的篇目体系总体上就是按照这一大框架设计的。其内容不仅反映了当下时代的新变化, 更有对时代发展方向的前瞻:第一卷, 除了传统的吏政所包含的名目如《尊相》《部臣》《停捐》《保举》《冗员》篇, 以及这些旧名目下的新政治内涵外, 还有阐述其近代政治主张的《迁鼎》《议院》篇, 以及按照传统知识类别可归入礼政, 实则是关于国家文化战略和人才培养战略的《中学》《考试》《书院》篇。因此, 整个第一卷的内容之中心是政治改革。第二卷的内容较为集中, 十篇基本上都是经济和财政的近代性改革问题, 即传统的户政范围。第三卷内容稍杂, 除了中心内容外交(《筹暹》《保朝》《防俄》《夷势》《教民》)以及与外交密切相关的军事变革(《兵制》《海军》, 旧属兵政)外, 还有属于刑政的《盗工》《罚锾》等。第四卷同样也比较集中, 十篇中除了殿后的《变法》篇外, 都属于旧的工政范围, 涉及道路、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总之, 框架是传统的, 但内容则是新的、反映时代潮流的, 借旧瓶装新酒是那个时代改革者及其改革思想的共同特点。

《危言》初刻本刊行后得到了知识界的众多好评, 因此, 汤寿潜继续对《危言》进行增补和修订。三年后的光绪十九年(1893), 汤寿潜完成了五十二篇本的增补和修改。与光绪十六年本相比, 光绪十九年完成的手写本将主张六部大臣职业化的《部臣》篇由第一卷的第七篇提至第四篇, 提出解决仕途壅塞之策的《限仕》篇由第二卷调至第一卷, 原第二卷的《邮政》《铁路》两篇由第二卷调至第四卷, 从而使各卷的内容更加集中。并且新增了12篇, 即《亲藩》《鬻爵》(以上第一卷)、《国债》《官号》《商局》《口岸》《鱼课》《节流》(以上第二卷)、《渔团》《华工》《洋匠》(以上第三卷)、《返朴》(第四卷), 这12篇中有10篇是以论述经济和财政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这一调整与甲午战前整个知识界的关注热点以及“ 变器不变道” 的改革思想总体认识水平有关。除了仍将初刻本(即光绪十六年本)中总论改革思想的序言列于卷首外, 汤寿潜还撰写了一篇反映其中西文化观的短文作为跋置于卷末。文中曰:“ 西亦有短, 弟其长处不容没也; 我亦有长, 弟其短处不必讳也。师西之长而镜所短, 拯我所短而尽其长, 孔言损益, 荀法后王, 职是志欤!” 将鸦片战争前后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口号提升了一大步。这篇跋文唯手写本有。

在甲午以后“ 家家言时务, 人人谈西学” 的形势下, 汤寿潜的《危言》在社会上乃至官场上大受欢迎, 数年间便有多种版本的《危言》推出。其中已知汤寿潜认可的有两种, 其中之一便是光绪二十一年的石印本。该版本基本采用了手写本的篇目体系, 只是抽掉了第三卷陈述对沿江沿海组织渔团之看法的《渔团》篇, 和第四卷讨论河工问题的《堵口》篇。可能是汤寿潜认为, 相对于全书所论述的问题而言, 这两个问题不是那么重要, 为了使全书更精要, 也就抽掉了这两篇, 以五十篇刊行。值得一提的是, 反映汤寿潜总体中西文化观的光绪十九年本跋文在这一版并未收入, 是因这篇跋文不合时宜还是其他原因, 已不可知。另一种则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汤寿潜编辑《质学丛书》收入的《危言》四十篇本。卷首的牌记说明是“ 用原本重雕” , 所谓“ 原本” 即初刻本。因此, 此版虽有校勘, 但内容未改。汤寿潜主编《质学丛书》, 选入的基本上是自己原封不动的初刻本, 而不是后来的修订本, 其原因令人费解。

《危言》在甲午战后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界影响很大, 不仅士大夫及地方士绅竞相传阅, 朝廷权臣翁同龢、孙家鼐也向光绪帝推荐该书。因此, 书商对翻刻或翻印《危言》一书大感兴趣, 甲午以后出现了多种版本的《危言》(至少有本文前面已述及的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上海六艺书局本、上海三鱼书屋石印本、湖南兴学书局本、振兴新学书局本等),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刊行的版本。之所以说这个版本值得注意, 是因为它不是简单的翻刻, 而是在初刻本的基础上抽掉了其中的《防俄》篇。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三十九篇本。至于抽掉《防俄》篇的原因, 很可能是受甲午中日战争后朝野上下颇有声势的“ 联俄制日” 呼声的影响。

篇目的增减当然是由于著者本人观察与思考的角度和内容的变化, 但更是著者对国际形势变幻、社会潮流走向的反应。就汤寿潜本人来说, 最中意的似乎是初刻的四十卷本; 但若论对后世的影响及流传之广而言, 应是光绪二十一年的五十卷石印本。

三

《危言》在内容上的变化更是具体反映了汤寿潜对当时国际形势、时代和社会潮流的观察与思考以及思想的变迁。在此背景下, 《危言》在初刻本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修改。

光绪十九年正是洋务新政步入高潮之时。根据变化了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状况, 汤寿潜着手对初刻本40篇进行修订。除新撰12篇以及原40篇中的23篇完全没有修改外, 对另外的18篇(包括卷首汤寿潜自序)做了不同的修改。但书稿撰成后, 却一直藏在书箧而没有付梓,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手写本。甲午战争及其结局所揭示的国际国内新局势和思想潮流新动向促使汤寿潜重刊《危言》。光绪二十一年的石印本基本是以手写本为基础, 在抽掉其中两篇的同时, 对另50篇中的32篇又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而另外的18篇则完全没有修改。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危言》各版本内容修改统计表①
①手写本对初刻本内容的修改基本上被石印本所继承, 只有少数被石印本改回原样, 此项内容在表格中也作为石印本对手写本的修改而统计。

从表2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以下两点:其一, 甲午战后新刊行的石印本对手写本的修改要远远多于甲午战前手写本对初刻本的修改。究其原因, 显然是甲午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各领域的变化要远远大于甲午战前。作为时时关注并紧跟时代潮流的近代思想家, 汤寿潜当然要及时反映这些变化。其二, 无论是在手写本对初刻本的修订, 还是石印本对手写本的修订中, 完全没有做修改的各篇基本上都是以传统事务为论题的, 如《尊相》《书院》《世俸》《僧道》《东河》等; 而做了修改的各篇所讨论的大多是近代以后出现的新兴事物, 如《议院》《兵制》《海军》《小轮》等, 尤其是修改处最多的五篇, 即《变法》(修改23处)、《夷势》(修改17处)、《迁鼎》(修改16处)、《防俄》(修改14处)、《铁路》(修改8处), 更是甲午战后思想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要真正了解汤寿潜的《危言》一书两次修订的意义, 还应当深入地了解《危言》各版本所修订的具体内容。《危言》两次修订的内容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纠错类。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危言》的初刻本或手写本出现了一些错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事物更准确的信息已可知晓, 纠误改错便成为汤寿潜修订前一版本的重要内容。例如初刻本第二卷《小轮》篇中论及用小轮船拖带商船的好处时说:“ 无论何号商船, 或客或货, 由小轮为之拖带, 有不愿附带者听。计三四十匹马力小轮, 每艘不过千金, 可带大号商船四五艘, 较商船鼓棹扬帆, 速尚倍之。” 其中的“ 每艘不过千金” 可能是一个不很精确的估计费用, 也可能是若干年前的价格, 至甲午战后的石印本便把它改为更准确的“ 每艘需八百金” [2]28。

又如第二卷的《洋税》篇, 其中论洋布洋纱进口数量时说:“ 查进口各货, 洋布洋纱为一大宗, 光绪十四、十五两年, 总在三千万两。” 甲午战后, 比较准确的海关进出口货物数字已可以查到, 因此汤寿潜便在石印本中将这句中的洋布洋纱价值“ 总在三千万两” 改为“ 已增至四千万两上下” [2]32。

又如第三卷的《兵制》篇, 汤氏主张强化海军建设, 适量裁减旧军, 曰:“ 若风气柔弱之省, 近省腹地之郡, 不妨多损厥额, 统计什损其二, 尚存胜兵四十五万, 当不致贻误辖境。” 这里的“ 尚存胜兵四十五万” , 很可能是计算的基数有误, 在石印本中改作:“ 尚存胜兵四十四万” , 其后还增加了一句:“ 什损其四, 尚存胜兵三十三万。” [2]51

这种纠错类的修订是书籍再版通常都有的, 能使《危言》的论述有更为扎实的事实依据。

第二类是汤寿潜本人因知识扩展而做的修订。古代中国社会闭塞、落后, 知识量有限,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 大量的新知识涌入, 但对于努力要站在时代前沿的汤寿潜而言, 支撑其改革主张的知识量仍显不足, 因此文中偶有破绽。至19世纪90年代, 即甲午战争前后, 中国人迎来有史以来知识量最急剧膨胀的时期, 掌握了更多新知识的汤寿潜对前一版《危言》中知识性的疏漏短缺之处做了不少补正充实。如第一卷的《迁鼎》篇, 初刻本中为迁都主张举外国之先例说:“ 如虑示敌以弱, 何以俄故都在墨斯科, 康熙间彼得罗迁都尼瓦河口?(今名其所新都曰:森彼得堡)而强大实基于此。是人心不必疑。” 石印本在此处删去了“ (今名其所新都曰:森彼得堡)而强大实基于此” 句, 另增一段文字:“ 日本故都在山城, 同治时摩祖希都迁都武藏, 而振作实基于此。当时俄、日人士, 岂遂无持举足一动, 大事遂去之说者?且今天下大利在海, 但在兵之强不强, 不在都之迁不迁。顾何以二国毅然行之, 视去故都若传舍?然旋乾转坤, 非霹雳手不可, 未足与迂儒议也。是人心不必疑。” [2]7这一减一增实际上是汤寿潜基于世界历史知识(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历史知识)的扩充, 并加以近代观念的解释:国家富强与否不在于迁都之本身, 而在于迁都对国家富强有无好处。而且, 这里的“ 天下大利在海” 、“ 兵之强不强” 之说, 说明汤寿潜对成为都城的基本条件已有了近代性的认识。

与这一段相类似, 同一篇的另一处在建议迁都西安的同时, 主张造木路(即木制的火车轨道), 以解决西安与外地的交通问题, “ 便利形制道里, 以速征调, 以济馈 , 如筋络之贯于人身” 。至手稿本写作时, 汤寿潜显然已对铁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有了较充分的了解, 在从近代交通的角度对西安的地势重新审视后, 便把这句话改为:“ 宜造铁路。武汉以上, 轮舶利穷矣, 车马之钝, 舟楫之拙, 国与民交病焉。有铁路以速征调, 以济馈 , 如筋络之贯于人身。” [2]8这表明他对近代交通的铁路之作用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又如初刻本卷一《书院》在论及西方国家的人才培养体系时说:“ 一艺之成, 得专其利, 得世其业。” 手写本在对西方国家教育体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 明白了人才培养的根本乃至国家富强的根本, 是要有先进的教育制度。因此汤寿潜在这句的后面增加了以下文字:“ 无论士农工贾, 陆军水师, 靡不出身学堂, 讲明其理, 娴习其事。故所以强食弱肉, 要自有本原在, 而坚船利炮特其末焉者也。” [2]16

新知识的扩展使汤寿潜的改革思想得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与时代潮流同步, 也具备了更加明确的近代性质。

第三类是因作者对世界、社会及事物的认识进步了, 思想主张也得以提升后所做的修改。具体而言, 由于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刺激, 时代潮流的推动, 汤寿潜和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一部分人一样, 对世界局势、中国社会及许多事物的看法向前推进了, 其思想主张也跃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对外处理国际关系、对内实行改革的思想主张上。

甲午战后, 远东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密切关注世界风云的汤寿潜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远东地区的国际形势, 基本上都能够及时掌握, 并通过对《危言》的修改, 提出他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建议。最集中讨论国际形势问题的是第三卷《夷势》篇, 甲午后刊行的石印本中, 该篇的修改达16处, 是全书各篇中修改较多的一篇。从汤寿潜对此篇的修改看, 甲午前后他对远东地区国际关系及其格局的看法有不小的变化。如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石印本将初刻本的“ 今已露头角于南洋各岛矣” 改为更能反映美国向远东扩张之本质的“ 今已开商利于东方矣” ; 将其后的初刻本中只描述中美地理距离的“ 然相距如风马牛之不及” 句, 改为更能全面而深入反映中美关系内涵的“ 然与我相距最近亦最远” [2]65。

和美国一样, 甲午以后受到汤寿潜关注的还有法国、德国与中国的关系。石印本删去了初刻本中有些表面化、简单化的句子:“ 法国幸我多事者也” , 德国“ 势不欲驰域外之观, 而蹈芸人之戒, 亦明矣。亲之第不我害, 未必我助也” , 而改为更能揭示真相、反映近代国际关系本质的话:“ 且德于中国商务, 无论不逮英之什一, 并远出法、美等国下, 亟思就我谋一插脚之地, 亲之适以引水入墙耳。法幸我之灾者也, 台湾之衅, 谅山之败, 有积怨焉。近方与俄连横, 法营滇蜀, 俄瞰东省, 逆之则怒固难犯, 亲之则祸尤叵测也。” [2]65

从石印本对初刻本的修订还可以看出, 甲午以后汤寿潜加大了对日本的揭露与抨击。在《夷势》篇中, 除了新增抨击日本君主“ 性又阴鸷善谋” 之类的话外, 在甲午前就预料日本将来“ 必构衅于朝, 必牵涉于俄” 的句子之后, 又增加了“ 日意以损朝者损我也, 而适令俄得乘机, 擅田父渔人之利, 则我损而日亦终以自损” , 即损人者最终必损己的分析。甚至把对俄国的批评改为对日本侵略野心的揭露, 把“ 俄悍而狡, 貌与结好, 从而怂惥之, 冀收田父渔人之利” 句, 改为:“ 日人计之稔矣; 我地球望国也, 庞其外而枵其中, 踣之之力较易, 而足以收盖世之名。” [2]64可见, 汤寿潜通过对甲午战争及其后国际形势的观察, 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危害性已超过俄国。

因此, 在如何处理中国的对外关系方面, 经过修改的《危言》有关各篇中所提的建议便显得更为中肯和理性。如卷三的《保朝》篇, 关于保护朝鲜的问题, 初刻本中的该篇仅主张“ 合日而兼合英防俄” , 即联合日本、英国, 防范沙俄以保护朝鲜。甲午战争及其后的远东国际形势打破了汤寿潜的这个设想, 因此他在石印本的该篇中将“ 不得不以合英、日” 保朝鲜作为中策, 并在其后加上一段文字:“ 其上策, 则莫亟于自强, 否则奄奄不振, 而徒以虚名争朝为藩属。光绪二年, 日与朝约为平等, 而我听之; 十一年, 订进兵必互知照, 而我允之, 已显授日人以口实。恐俄患犹纡, 而日本亟不能择, 且先发以制之, 真《淮南》所云‘ 两鹿斗于兕旁’ 矣。吁, 可虑哉!” [2]59有深刻的历史反思, 也有更为中肯的改革内外政策的建言。

又如初刻本同卷的《防俄》篇, 在提出了具体的防俄之策后, 有以下总结:“ 以前四策至急而不可缓, 以后四策似缓而实至急。行之以渐, 持之以恒, 破格以用非常之人。无苛执成例, 严法以处奸弊之吏, 无姑息亲贵。上下一心, 将士用命, 养成气力, 夫而后以俄之观衅于我者, 观彼之衅。事变一至, 蹈瑕而入, 一军出东海, 归我库页岛, 而东北席卷其冈札德加、疴哥斯二部; 一军水陆并进, 循黑龙江至雅克萨, 而攘其尼布楚城。摧枯拉朽, 尽还我康熙二十八年所让、咸丰十年所失之故地, 以绍列圣之武烈, 以泄普天之义愤, 岂非千古盛事也哉!” 显然, 这个建议有失理性而不切实际。甲午以后显然已认识到这一点的汤寿潜便在石印本中将这段话改为:“ 虽然, 俄则不逞矣, 若论英法之焚我淀园, 胁我通商, 攘我缅越, 日之觊我台湾, 踞我琉球, 其不逞抑又过之。我即不为防俄计, 四面皆敌, 岂尚能置根本于不问也哉!” [2]64不仅删去了那段高调空论, 也对中国所面临的外来威胁做了立足于事实的主次之分。

又如同卷的《教民》篇, 关于如何对待外国传教士和本国教民问题的一些言论, 初刻本带有些许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盲目排外的思想痕迹:“ 中国方整设海军, 购造铁甲, 将来养成锐气, 力足自固, 即不必扫穴犁庭, 而逐泰西之传教者, 援吾民之习教者, 人其人, 火其书, 庐其居, 亦正易易。若就目前而谋补牢, 则无如鄙说之简要易行也已。” 石印本删去了这段话, 改为:“ 以天意人事论之, 我五帝、三王、周孔相传之教, 必有中外同文、鬯垓溯埏之一日。若就目前而谋补牢, 其于教士, 则谨守条约, 申明谕旨, 推诚接礼, 与之相忘于江湖, 庶民教略有交涉, 易于商办; 中有娴于富强之略者, 并可引以为辅, 楚材晋用, 姑俟接替有人, 罢谢未晚。其于教民, 上策则教之养之, 以清其源; 下策则唯以清查为什一之补救。贸贸者徒欲恃一鼓之气, 而遽思人其人、庐其居, 适以集泰西之群矢, 上诒朝廷以西顾之忧而已。” [2]69这后一句对“ 贸贸者” 的批评实际上是汤寿潜以更为开放、理性的“ 上策” , 否定并取代自己过去的“ 徒欲恃一鼓之气” 的“ 下策” 。

改革思想是《危言》全书的灵魂, 《危言》的修订必然会反映改革主张的变化。所以, 作为核心的《变法》篇, 是全书修改处最多的一篇。当然, 全书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改革主张和思想的组成部分。从整体看, 《危言》从初刻本、手写本到石印本的修订表现出两个主要趋向:改革主张更为具体, 改革思想不断向前推进。

随着汤寿潜对西学、对社会要求的更深入了解, 其改革主张更加具体了。例如初刻本第一卷的《停捐》篇, 要求永远停止捐例并建言:“ 弊去太甚, 留封衔、贡监、翎枝等项, 以资补苴, 是为下策; 仍前冗滥, 不顾其后, 十羊九牧, 官多民少, 是为无策。” 有批评, 但没有具体建议。甲午以后, 汤氏对如何停止捐例显然有了更成熟的见解, 因此在石印本中把这一段改为:“ 所有岁数十万金之捐款, 或未便遽归无著, 可令各省关, 就外销款内, 岁各筹提一二万金专款解部, 已敷偿抵, 虽财力到处支绌, 但于无名之费略一撙节, 何致区区之数即苦巧妇难炊?况各督抚彼曰‘ 请停分发’ , 此亦曰‘ 请停分发’ , 亦非不知捐之为害者。今所筹无几, 而可赞成朝廷永远停捐之美政, 谅无不乐于从事。如是则款不虚悬, 捐可立罢; 否则仍前冗滥, 不顾其后, 旧例未闭, 新例复开, 十羊九牧, 官多民少。呜呼!天下而至于官多民少, 其尚堪设想也哉!” [2]18不仅有批评, 更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对《变法》篇中的改革建议, 石印本更是进一步具体化。关于吏部之法“ 有当变者” , 石印本在初刻本批评朝廷设官“ 有空名者, 有重儓者” 的基础上, 进一步具体指出, “ 有六部矣, 复设科、寺, 是政出于三也; 有杂职矣, 并设佐贰, 是明益之扰也” , 并增加“ 藩臬总之巡抚, 则各道之守巡、兵备可以撤” 等建议。关于户部之法“ 有当变者” , 手写本增加了更具体的“ 凡盐船不如轮船之便捷, 宜若可租轮船以利周转矣; 鼓铸国宝所委输也, 乃官铸不如私铸之通行” ; “ 重烟酒之税以抑末, 蠲米麦之捐以惠农, 一权量之制以平民, 用测绘之法以清丈” 等。关于礼部之法“ 有当变者” , 手写本和石印本在批评“ 婚礼弛” 、“ 丧礼坏” 、“ 座师之禁令太宽” 的基础上, 增加了更具体的建议:“ 婚嫁早而齿繁财匮, 宜复二十、三十之古制也; 风水盛而惑众诬民, 宜严七月、三月之葬期也。” “ 泰西遍地设学, 即本《周官》家塾党庠之意, 盍筹款以推广之?” [2]93关于兵部之法“ 有当变者” , 抄本增加了:“ 兵饷本薄而关放、扣减未易稽矣(宜月清月饷, 旗帜号衣另款专造, 永杜公费名目, 稍免弊混)。” 关于工部之法“ 有当变者” , 抄本增加了“ 石塘衔接处例用铁屑秫灰, 不如改用塞门德土更省更固” [2]94等更加具体的建议。汤寿潜提出的这些更为具体且符合实际的改革措施, 不仅说明了汤寿潜作为改革派对社会要求的回应积极而及时, 更说明了作为思想家的汤寿潜对当时中国社会了解之深入。

受甲午前后时代潮流的推动, 汤寿潜对改革的思考更为深入, 其各项变法主张也紧随时代潮流而不断向前推进。如《铁路》篇中, 手写本、石印本先后删去了“ 大抵干路、支路, 总宜经越城镇, 以运商货, 总忌逼近山海, 以碍轮船” , 和“ (铁路)处处为之, 诚如光绪十二年总署所奏, 亦复成何景象!而此数大支, 则如常山蛇势, 中、首、尾不容缺一” [2]41这样欲先行限制铁路推广的比较保守的主张。关于军事制度改革, 初刻本卷三的《兵制》仍局限于在旧的绿营制度范围内进行改革的规划, 而在石印本的该篇则在“ 仍绿营遗制” 句之前加上了一段话, 指出了军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学习西方:“ 同治六年德弁西铎, 光绪六年德弁瑞乃尔, 均议请中国及时采仿德制, 改练陆兵, 指陈详尽。” [2]50关于设议院, 其修改尤有意义, 这主要表现在地方议院的设计上。初刻本卷一的《议院》篇中主张:“ 事有应议者, 自巨绅至举贡生监, 皆令与议, 而区其等。” 手写本在其后加上:“ 明知此时与议人员, 其闻见仍未离乎帖括, 众人咻之, 或虑乱政, 然宽于采纳, 精于别择, 仍在君相亟兴新学, 以植人材, 是尤议院之原本耳。” 亦即主张通过“ 亟兴新学” 来培养议院所需的人才。石印本则在“ 自巨绅至举贡生监” 后, 增加了下面几句:“ 与著有能名之农工商, 皆令与议, 而折其衷。虽此时与议人员, 其闻见仍未离乎守旧, 众人咻之, 或虑乱政, 然宽于采纳, 精于别择, 仍在君相损益。学校亟兴新学, 以植人材, 是尤议院之原本耳。” [2]11石印本的“ 议院之原本” 进一步改为更为明确的通过学校的新学教育来“ 植人材” 。尤其是其中的“ 与著有能名之农工商” 这短短九个字, 已使《危言》的议院主张发生了质的飞跃。

探究这些在手写本、石印本的修改中提出的变法主张, 可领悟到其中包含这样两个发展了的思想内容:一是学习西方的思想更为明确且更彻底。值得注意的是手写本的《变法》篇中, 汤寿潜提出了以“ 师彼长, 而变我所短” 作为变法的“ 大旨” 。在手写本的跋中, 汤寿潜又写道:“ 师西之长而镜所短, 拯我所短而尽其长。” [2]95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如译成今文则是:凡是西方人所长而我所短之处, 我们都应该学习。1893年时汤寿潜写下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学习西方的思想, 所谓“ 尽其长” 表明他不打算像此前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稍后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那样为改革预设一个框框, 或曰画一条红线。

二是主张变法要从根本上变起。初刻本的《变法》篇在罗列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领域之“ 法有当变者” 之后指出:“ 谓当变之法即尽于是焉则未也” , 但究竟还有哪些应当变, 并没有论及。石印本的该篇则提出了变法当触及根本的主张:“ 且即尽是法而变之, 而学校不变, 考试不变, 即人心不变, 齐末不揣本, 变亦无异于不变, 且反诒不变者以口实也。” [2]95这与第二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说的“ 变法之本, 在于育人才; 人才之兴, 在开学校; 学校之立, 在变科举” 的主张是一致的。

综上,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其一, 就汤寿潜本人而言, 他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潮流的前进而一再向前推进的。而且从《危言》的版本及其内容的一再变化, 不仅可以看出汤寿潜的思想在19世纪80至90年代不停地向前迈进, 也可看出, 汤寿潜能从一个原本只是坐而论道的改良思想家, 成为改革实践即立宪运动的领导人, 再至共和革命的参与者, 绝非偶然。其二, 以《危言》这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资料为例, 思想史或学术史研究必须注意资料的版本变迁, 因为像《危言》这样的著作, 作者在世时的版本变动往往会带来内容的变化。其三, 从整个中国近代改良思想以及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而论, 随着对《危言》的版本及其内容变迁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对汤寿潜的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以及近代早期改良思想的历史进程, 都会有新的认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Sun Baoxuan, Sun Baoxuan's Diary,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本文引用:1]
[2] 汤寿潜: 《忘山庐日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Tang Shouqian, Warnings, in Wang Linmao(ed. ), Library of Chinese Modern Thinkers: Volume of Tang Shouqi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本文引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