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办最早且影响最深远的学术期刊当属《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地质学会志》。

《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办是缘于中国博医学会及其会刊《博医会报》的出现。清晚来华的一部分传教士选择医学传教, 他们在中国多个沿海口岸开办诊所和医院。教会医院引进的近代医学及其实践对促进中国健康卫生事业所产生的作用也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和支持, 那些倡导医学传教的传教士们认识到, 通过给上层人士治病而获得他们对西医的认可, 可以促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4]。1886年, 传教医师们在上海组建成立了一个纯学术团体“ 中国博医会” , 以此取代原来的“ 中国医务传道会” , 终结了教会在华的医学传教。为便于会员之间的交流, 1887年3月, 中国博医会创办了会刊《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5], 这是一本纯学术的英文期刊。《博医会报》的办刊经费来自教会, 内容主要反映医师们的医疗和研究工作。

传教士的医学传教培养了一批中国西医师, 但是博医会一直不允许中国西医师入会, 《博医会报》也不接受中国西医师的供稿。这引起了中国西医师们的不满和愤慨。1910年, 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的伍连德博士登报倡议成立中国西医师自己的医学团体^①(①伍连德(1879— 1960), 马来西亚华侨, 公共卫生学家, 医学博士, 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 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 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引起共鸣。1915年2月5日, 中华医学会(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宣布成立^[6]1。同年11月, 《中华医学杂志》(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第一卷第一期出刊, 分前后两个部分中英文并列出版, 暂定半月刊, 由伍连德任总编辑。创刊号除发表学术论文外, 还刊出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和《中华医学会例言及附则》, 宣传了“ 巩固医家交谊, 尊重医德医权, 普及医学卫生, 联络华洋医界” 的学会宗旨^[6]5。

1932年, 中华医学会一举合并了中国博医会, 将总第17卷的《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部分与总第45卷的《博医会报》合并出版《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ese Medical Journal)第46卷, 另保留《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 其英文译名沿用原《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刊名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以示两刊各自的独立身份。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开始按月出刊, 每年一卷, 每期200多页。由于选稿注重医学发展的前沿, 编辑重视质量认真负责,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成为当时列入美国《累积医学索引》(The Cumulative Index Medicus)的唯一一种中国人创办的医学杂志^[5]。

虽经战乱, 但《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在创刊后10年未被殃及, 直到1941年被迫停刊。不过, 在国家被分为沦陷区和大后方的乱世, 杂志出现了上海版、成都版和华盛顿版三个版本。各版虽因各自不同的条件限制不能按月出刊, 但都努力坚持每年有杂志问世, 直到1948年恢复为月刊。

《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刊, 创刊于1922年, 每年一卷, 刊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的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以及他们在学术年会中宣读的论文等。

20世纪初, 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等一批国外学成回国的地质学精英创建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 开展地质学研究并培养人才。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 中国地质学会的创立奠定了我国地质学发展的基础。学会成立后不久, 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一卷出版, 丁文江为主编。之后, 主编人选多有变化, 著名地质学家叶良辅、翁文灏、杨仲健、黄汲清都曾担任过此职^[7]。

《中国地质学会志》为季刊, 每年一卷分四册出版, 主要发表英文论文, 少数德文和法文, 但所刊论文均附有中文题目, 有些文章还附中文摘要, 重点报道中国地质学界的研究成果, 不少重要发现和重大理论的提出引起国际地质界的强烈关注, 比如李四光关于中国第四纪冰期论据(1922年)和地质力学理论的提出(1926年)等^[8]。

中国大陆最早使用现代印刷术进行图书出版的机构是墨海书馆(传教士开设)。随后中国人自己创办了官办出版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南洋公学译书院, 民办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这些出版机构在对中国的现代文化与教育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 对中国学术出版在国际交流与互动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1.京师同文馆等官办出版机构

严格地说, 京师同文馆算不了出版机构, 它是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 以教授西方语言为主。但由于教学所需的外语书籍须经编译出版后才能为学生所用, 京师同文馆就负担了一定意义上的出版社的功能。

1862年8月24日, 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成立, 立“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为宗旨, 请外籍传教士教中国学生学习西方语言, 同时亦供西方人学习汉语。课程起初只设英文, 后陆续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语种。到1867年, 同文馆添设算学、格致(当时对声光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和化学等馆, 教授天文、算学、格致和化学。为方便西方书籍译成中文后编辑成册, 同文馆附设了翻译处和印书处, 供翻译、编辑、出版之用。1902年1月, 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改名京师译学馆, 于次年开学, 专事教授外国语言文字。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于1867年, 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官办翻译出版机构, 翻译了西方书籍178种^[9]185-186。1898年成立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出版供小学使用的教科书《蒙学课本》, 成为中国人自编现代教科书出版的开端^[10]9。

2.商务印书馆等民办出版机构

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中历史最悠久的民办出版机构, 声名远播。商务印书馆在创建之初即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并获其帮助。1897年, 原北美长老会美华书馆的四名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在美籍牧师费启鸿(George Field Fitch)的帮助下, 于2月11成立商务印书馆, 并宣布“ 倡明教育, 开启民智” 为出版社的宗旨^[11]。

商务印书馆之得名, 因其在创建初期承印商业簿记表册、账本、教会图书等印务之故。1901年, 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 积极开拓业务。至极盛时期, 书馆有员工5 000多人、海内外分馆36个、各类办事机构1 000多个, 所出版的各种书刊占全国60%以上, 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多个第一, 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1909年起, 尝试开展国际合作, 与英国泰晤士报社协议印行商务所出之《万国通史》^[12], 开启了中国出版社进行国际版权贸易的新篇章。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 创办人为陆费逵, 提出《中华书局宣言书》:“ 国之根本, 在于教育; 教育根本, 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 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 ^[13]28中华书局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 不仅出中文书, 也出外文书, 尤其是英文。中华书局从创立至1949年的37年间, 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辞海》等重要书籍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 在学术界颇有声望。在其发展过程中, 因战争曾变更地址至新加坡, 交与美国人打理。

3.人民出版社等共产党的进步出版机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在上海创建了自己的出版机构— — 人民出版社, 主要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理论的相关书籍。在国统区因人民出版社一度遭遇波折, 中共中央又陆续开办了上海书店等党的出版机构; 在江西苏维埃政府设立中央出版局;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出版局和工农书店; 在解放区成立新华书店; 在敌后根据地建立新华书店地区总店和分店, 承担本解放区的书刊编辑、印刷、发行任务。另外, 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各野战军, 都有自己的出版机构^[9]233-437。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的出版事业主要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主, 有关的学术出版也与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相关, 其国际化基本是单向传播, 即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介绍给中国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49年11月,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 负责全国出版机构的改造和发展。1954年出版总署被撤销, 文化部内部设立了出版事业管理局, 管理全国的出版工作。

1950年至1957年, 一批国家级专业出版机构相继创立, 如人民出版社(1950年)、科学出版社(195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等。同时, 各省包括直辖市陆续成立了地方人民出版社。此外, 为促进出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1952年成立了专门出版外文书刊的外文出版社, 1963年又成立了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上述新创建的出版社都或多或少出版过与学术相关的出版物, 其中以科学出版社最为典型。与此同时, 老的民办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由中央政府接管并进行公私合营改造, 在人民的出版事业中继续开展学术出版。

1.科学出版社成立

国家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全社会的共识^[14]2, 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前就开始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14]2。鉴于出版工作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中科院在成立之日(1949年11月1日)即在机关内设立了编译出版局(后改称编译局), 主持出版工作,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科技编译出版机构^①(①参见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201416, 2016年7月26日。)。由于编译局不是一个独立对外的出版单位, 在开展组稿方面受到局限。为解决这一问题, 科学出版社于1954年8月1日正式成立。编译局的大部分编辑出版部门并入出版社, 编译局作为科学院领导的建制仍保留。

1956年, 国家制定了《1956— 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层面发展科学技术的长期规划, 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国家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 科学出版社配合制订了《科学出版社12年远景规划纲要(1956— 1967年)》, 根据国家科技发展需要, 确定各学科的长远选题。同时, 出版社的产出快速增长, 新书品种从1956年的261种增至1958年的559种, 出版期刊107种^[14]14。

1964年, 中科院(64)院秘字第38号下达, 科学出版社自当年4月起改为国营, 公私合营期间所建立的董事会也经主管机关核准裁撤。

2.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造

1950年, 商务印书馆、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的发行部门被从原出版机构划出, 联合组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 新华书店以外的中国第二个发行系统形成。1953年12月,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董事会向出版总署提出全面公私合营的申请。1954年5月1日, 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华书局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 原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名称保留^[15]。

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改造后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无法有效利用和发挥本身具有的优势, 在人事、董事会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问题。经文化部党组努力, 1958年6月, 两家单位分别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财政经济出版社分离, 恢复独立出版社的身份。1959年11月26日, 文化部党组提出出版社分工的建议获准, 出版总署颁发通知, 规定:(1)中华书局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出版我国古籍。此外, 它也适当出版一些不适宜由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史哲著述, 但在组织这些图书时, 应与上述有关出版社充分协作。(2)商务印书馆主要负责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 编印外国语文工具书、课本和参考书。它所出版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着重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古典名著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当代各派学术著作^[15]。

从此,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开始了其特色鲜明的出版活动, 并形成了各自的出版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学术期刊的出版与发行。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 我国只有科技期刊80种; 到1956年, 增至200种; 至1965年, 上升为400种。在面向国际的外文版学术期刊中, 除了新刊的不断增加, 还有老刊的改革和发展。

1.创办以《中国科学》为代表的新刊

1950年, 新中国诞生不久, 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性学术期刊很少, 学科不全, 中科院决定创办一本综合性学术刊物, 以弥补专业期刊的不足。8月, 《中国科学》中文版第一期面世, 定刊期为季刊。到1951年底, 由于各专业期刊相继创办, 且都以中文为主, 综合性的《中国科学》中文版显得特色不足, 1952年, 中科院决定停办《中国科学》中文版, 继而创办外文版, 宗旨是向国外介绍新中国的科学成果。

《中国科学》外文版创刊时, 采用的是拉丁文刊名Scientia Sinica, 中文译名沿用《中国科学》原名。1952年10月, 《中国科学》合并《科学记录》外文版, 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 1957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 一年后又发展为月刊。1966年“ 文化大革命” 开始, 《中国科学》外文版被迫停刊。

这一时期创办的外文版学术期刊还有Chinese Science Bulletin(《科学通报》, 1950年)、Vertebrata Pal Asiatica(《古脊椎动物学报》, 1957年)等。另外, 1955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联合创办了国家级中医药学术期刊《中医杂志》, 该刊当时虽然是中文刊, 但后来发展成了英文刊, 其发展轨迹与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要求相关。

2.改革与发展老刊

新中国成立后, 老刊中的一些被沿用, 还有一些被较为彻底地进行了改造。其中, 《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地质学会志》最具代表性。

中央十分重视中华医学会及其主办的医学期刊, 大力支持其发展。除了最早的《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外, 又创办了《中华眼科杂志》等十几种新刊。虽说都是中文刊, 但所刊的文章基本都附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为国际交流提供了窗口。

1957年,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改回月刊, 此后数年, 杂志所刊的论文多数水平很高, 有些研究在国际上也属领先。国外订户涉及37个国家及地区, 并与30多个国家的42种杂志建立了交换关系^[5]。

《中国地质学会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杂志共出版31卷, 至1952年, 与《地质论评》合并, 更名为《地质学报》, 外文版变成中文版, 但延续原卷号并附英文目次及英文摘要(1967— 1971年曾停刊4年),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国内外公开发行。

类似的学刊还有1935年创刊的Current Zoology(《动物学报》)和创刊于1933年的《物理学报》, 前者仍保持英文出刊, 后者在创刊时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论文, 曾用名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于1953年易为现名, 成了中文期刊。

1969年科学出版社机构被撤销, 全体员工集中到“ 五七” 干校。同时, 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及设在全国19个城市的门市部全部关闭, 中科院印刷厂转行印刷非科学类书刊。科学出版社的业务工作停顿。1970年, 中科院决定以科技宣传出版小组人员为基础, 再选调部分原科学出版社、原科学普及出版社的人员组建一个新的“ 科学出版社” 。当年5月, 科学出版社恢复建制, 下放“ 五七” 干校的人员陆续返京归队。1973— 1976年, 部分书刊恢复出版。

这一时期的出版物都带有“ 突出政治” 、“ 配合现实斗争” 的时代特色, 科技图书也不例外。科学出版社推出的图书数量较多的也是“ 为工农兵服务, 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的介绍工农业生产经验的科普读物。有关国际化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 科学出版社从1973年起组织翻译出版了在世界上有着广泛影响的美国《科学年鉴》(The World Book Science Annual), 译者和编辑呕心沥血, 使得这项高品位翻译工程在“ 文革” 中得以诞生并持续下来, 直到1990年才由于版权合作未能达成协议而停止^[14]20。

“ 文革” 开始后, 商务印书馆被换上“ 东方红出版社” 的新招牌, 中华书局也一度改名为“ 人民文化出版社” 。1969年9月底, 两家单位的职工被全部下放至湖北咸宁的“ 五七” 干校。之后不久, 被“ 出版口” 合二为一, 取名“ 中华书局· 商务印书馆” 。“ 文革” 之前两家单位职工相加共有357人, 其中编辑175人, 到1970年底, 留在北京的仅有16人, 其中编辑6人^[16]。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基本停顿, 商务印书馆则以“ 东方红出版社” 的名义出版《毛主席语录》俄文本和英汉对照本。1971年, 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 商务印书馆克服重重阻力修订出版了《新华字典》, 中华书局则完成了被迫停顿的“ 二十四史” 的点校工作。

中华· 商务在“ 文革” 时期的努力, 使我国的辞书和学术出版工作得以在小范围里艰难维持, 还因此保护了一大批老学者和翻译家^[17]。“ 四人帮” 覆灭后, 国家出版局于1979年8月11日宣布中华· 商务分离,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各自恢复“ 文革” 前的建制。

“ 文革” 期间, 学术期刊停刊复刊备受折腾, 损失严重。另一方面, 大部分学术期刊最后得以复刊, 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和编译工作者在困境中的坚守精神。

1966年8月, 中华医学会下的所有医学杂志, 除了《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外, 全部停止出版。1966年10月至1968年整年,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被迫更名为China's Medicine(《中国医学》)^[6]157, 名为月刊, 一年却只出了三期, 内容仅极少数为医学论文。但美国《累积医学文献》仍将其列入, 没有遗忘^[4]。随着“ 文革” 愈演愈烈, 由于科研工作中断, 科研骨干被压制, 论文作者匮乏, 杂志于1969年1月不得不停止出版, 直到1975年才得以复刊。整整6年的全面停刊, 造成了我国医学文献史出现断层, 留下了一段空白和遗憾。1975年复刊初期, 多数文章仍与学术无关。

1971年底, 中科院决定恢复出版外文刊Scientia Sinica(《中国科学》)和Chinese Science Bulletin(《科学通报》)。1972年, 20年前停办的《中国科学》中文版刊出了一期试刊, 1973年第一季度《中国科学》正式复刊, 刊期为季刊。一年后, 以中、外文两种版本分别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国科学》均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其中文版的每期平均印数为26 000册, 外文版为6 000册, 中文版的最高发行量一度达到3万多册, 充分体现了当时广大读者对科技书刊的渴望和需求^[18]。

《中国科学》复刊后, 一些重要学术论文得以发表并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如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协作完成的关于胰岛素晶体结构的研究,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等相关论文均为当时填补空白的世界级成果^[14]21。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 科技大发展把科技出版工作带进了一个黄金期, 同时, 也给学术出版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大批著名科学家恢复学术研究, 成果倍增; “ 文革” 十年书荒后, 全国图书市场销售异常火爆。1983年国家开始实施“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政策, 出版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大舞台, 出版领域的变革和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实现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的身份转变。

1.科学出版社依托品牌探索市场化

面对挑战, 科学出版社在尝试多种经营的同时, 争取到了中科院从1989年开始每年300万元额度的科学出版基金, 以支持期刊和重点图书出版。同时恢复“ 龙门书局” 副牌, 扩大出书范围, 做到“ 以书养书” 。2000年6月, 以科学出版社为核心企业的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正式成立, 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改革试点单位。2004年, 出版社综合竞争能力在全国科技出版社中的排名由1995年的第12位上升到第1位。在实现身份转变的同时, 科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品种和规模不断增长, 并努力推动科技成果的国际交流。至2004年, 对外合作机构从原来的几十家发展到了200多家; 每年向欧美国家输出优秀科技图书200多项, 输出数量居全国第二、科技类出版社之首。

2.商务印书馆强化品牌“ 走出去”

商务印书馆在1979年8月与中华书局分离后, 朝着回归传统特色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商务印书馆在坚持出辞书、译名著的基础上谋求发展, 在“ 走出去” 的战略指导下积极开展版权贸易, 强化了品牌, 赢得了市场和声誉。为更好地发展学术出版, 商务印书馆专门设立了译作编辑室、著作编辑室、科技编辑室等编辑机构, 同时秉承传统发展版权贸易, 至2008年, 商务印书馆已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朗文、蓝登书屋、哈佛大学出版社等境外近五十家著名出版机构保持密切合作。

3.外研社从无到有发展迅猛

1979年, 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了以外语出版为特色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于1983年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署了第一项版权贸易协议, 之后陆续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麦克米伦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汤姆森学习集团、柯林斯集团, 以及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截至2006年, 国际合作项目已达3 000余种, 合作模式也灵活多样。

学术期刊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里发展迅猛, 就英文版的数量而言, 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从1978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 诞生了150种科技期刊。之后, 由于国内经济持续发展, 国际化要求更多的对外交流, 引发了1990年至1995年间的又一次出版高峰^[19]。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颁布的《2016年版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进行统计, 1990— 1995年五年间创办的科技类英文期刊有46种。进入21世纪, 2000年至2008年新一轮出版高峰中诞生期刊75种。从质量和影响力看, 中国的英文科技期刊已经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据美国汤姆森《期刊引证报告》(JCR)显示, 2007年《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达76种(未含我国港澳台地区)^[20]2。同时, 英文人文社科期刊正式面世, 并于2000年出现了创办英文人文社科期刊的热潮^[21], 中国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开始了中国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国际传播。

1.科技类期刊拓展办刊, 重视质量

可以说, 改革开放前的英文科技期刊主要以传承历史为特点, 而且期刊的主办单位也就中科院一家, 或独立办刊, 或与个别相关学会联手。1978年以后, 不同领域相关机构纷纷申请办刊,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越来越有自信的中国科技人旨在通过出版英文版科技期刊, 用“ 世界通用的语言” 向国际同行展现中国人在不同学科领域取得的成果。

《中国科学》的做法是拓展办刊, 通过分刊或合刊的办法, 将原来的《中国科学》按学科门类细分, 使其逐渐走上了系列化和规模化发展的道路。同时, 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合作, 取得了良好效果, 多种期刊被SCIE和EI收录。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则在提高期刊文章质量上狠下功夫, 以“ 高、新、特” 的要求精选来稿、认真编辑, 使杂志进入了世界著名医学刊物之林, 从而提升了发行量, 并与国际上66个国家760多种杂志建立了交换关系。从1990年起, 杂志交由英国倍格曼公司海外总发行。

为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 1988年3月Acta Geologica Sinica-English Edition(《地质学报(英文版)》)正式复刊, 发表《地质学报(中文版)》中已刊论文的英译本。9年后, 《地质学报》中英文版开始分别接受来稿, 作者来源遍布世界各地, 刊物的国际化程度令人瞩目。

高校科技期刊开始崭露头角。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同济医科大学)于1978年创办了高校第一份外文医学期刊— —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英德文版)》, 这也是高校创办的第一份外文科技期刊, 显示出了长远发展的学术视野:站在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思想高度, 走国际化的出版道路。2007年成为我国第一份被SCIE收录的医学院校学报^[22]。

2006年10月27日,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了2005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 我国排在世界第4位, 首次超过德国, 排在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后^[23]。一年后, 2006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 我国在国际论文数量排序中已跃居世界第2位, 仅次于美国^[24]。然而, 这些上升的数据反映的都是发表在国外期刊的中国作者的论文情况, 中国自己开办的期刊虽在2008年已有147种被SCI收录, 但其论文和期刊的质量与国际科技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仍然很大。

2.人文社科类期刊开启“ 文化走出去” 之旅

国内第一种人文社科类的英文版期刊是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这是本季刊, 1980年创刊, 旨在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理论动态和学术研究信息,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是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信息之窗, 也是国内学者与国际同行交流的文化之桥。

人文社科类的英文版期刊发展较为缓慢, 继《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之后, 到1991年才有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现代国际关系》)问世, 接着是1993年创刊的Chin & aWorld Economy(《中国与世界经济》)。后者走的是国际合作的发展道路, 2005年与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威立-布莱克威尔签订合作协议, 2006年起杂志由中方负责文章组稿、编辑、出版和国内发行等工作, 外方负责电子版的出版和海外发行事宜。由于进入到国际期刊的出版行列, 同年8月, 杂志被美国经济协会主办的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经济学文献期刊》)列入其文献索引系统, 9月, 入选“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英文学术刊物与国际合作的先河。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杂志从此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创办的人文社科类英文版学术期刊还有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经济学与金融学年刊》, 2000年)等近十种, 刊物的主办机构包括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教育部等三大系统, 体现了国家希望通过出版发行英文版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向世界介绍中国、传播中华文化和理念的诉求和决心。“ 文化走出去” 的国家战略正在以“ 出版走出去” 作为先驱, 全面呈现。

改革开放之初, 互联网还是个陌生的概念, 但中国的精英人士已感到了世界的脉动, 一些人率先行动了起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龙源期刊等基于互联网的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陆续建成, 中国开始进行与世界出版业同步发展的尝试与实践。1996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 1999年6月, 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的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CNKI, 中国知网)工程启动; 2006年, 国家“ 十一五” 重大网络出版工程《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鉴定验收; 2008年, 中国知网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全面出版施普林格的数据库内容, 我国读者可以同时查到中国知网和施普林格的各类文献资源, 快速了解世界上最新的科技进展。

同一时期, 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0年), 推出万方数据“ 知识服务系统” (2008年), 并与中华医学会在北京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获得中华医学会旗下115种医学核心期刊的独家数字出版权, 树立了信息服务商与信息资源源头合作的范例。1993年成立的维普网依赖其建成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文献数据库之一。1998年12月试运营、1999年6月正式开通的龙源期刊网, 因具有完备的网上交易结算功能和简繁体字转换功能, 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期刊网之一。

世界出版业态时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新的理念不断涌现。2007年4月, 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主办的“ 2007年国际学术期刊展· 中国” , 展会向众多权威学术期刊所属出版社介绍了开放存取阅读方式。2007年6月, 世界权威学术期刊Nature(《自然》)启动网络出版物《自然中国》网站(www.naturechina.com.cn), 宣布任何读者可以通过《自然中国》免费阅读在Nature上刊登的中国科学家的科研论文, 该网站也会将优秀的中文学术论文推荐给世界^[25]。

开放存取、免费阅读等人性化服务概念的引入, 为中国正在兴起的数字化出版提供了推力和参考。同时, 出版业开始意识到网络时期质量控制对于学术出版的独特意义。2008年起, 我国一些英文期刊先后申请加入用于帮助学术出版者验证出版文档原创性的最新工具CrossCheck, 期望在继续坚持全面严格的国际审稿体制的基础上, 与全球出版者合作, 共同维护学术期刊的学术声誉。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2011年4月20日颁布《新闻出版业“ 十二五” 时期发展规划》, 提出要通过大力推动版权、数字出版产品、实物出版产品、印刷服务、新闻出版企业“ 走出去” , 拓展出版“ 走出去” 国际营销网络, 构建“ 走出去” 人才体系, 形成新闻出版业“ 走出去” 的新格局, 显著增强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为提高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提升国际出版话语权,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 新闻出版业 “ 十二五” 时期发展规划> 的通知》提出, 要加强学术期刊重点工程建设, 推动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国家“ 十二五”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将“ 国际论文总被引次数进入世界前5位” 这一目标实现的时限提前到了2015年, 并在提出目标要求的同时加大了资金投入。2012年12月12日, 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 启动实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首期三年时间, 投入近亿元打造我国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 通过“ 以奖促建” 的方式, 重点支持培育一批优秀的英文科技期刊, 拓展英文科技期刊的规模^[26]。2013年9月18日, 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六部门, 组织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该项目至2016年仍在继续。项目设A、B、C、D四类, 按每刊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和50万元的款项支持所选期刊。

深化转企改制, 挑战与机遇并存。“ 十一五” 期间, 国内出现了多个出版公司。它们不仅将原来的出版社合并升级, 还把原本独立的一些期刊社兼并且扩大发展。扩容升级后的出版集团成效开始显现, 据美国《出版商周刊》公布的全球出版业排名数据分析, 2012年进入全球出版50强的中国出版企业已有3家, 相比前5年翻了2倍。与此同时, 英文期刊的数量开始增加, 质量明显提高。至2016年, 带CN号的英文学术期刊升至307种。2015年汤森路透公司发布的2014年度《期刊引证报告》显示, 我国(未含台湾地区)被SCI收录的英文版科技期刊156种^[27]。

此外, 中国的数字出版技术以及统计评审工具也在快速与世界同步。2010年10月25日, 由科学出版社和国家科学图书馆共同设计开发的OA期刊集成平台— — 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正式发布上线^[28]。2012年12月27日, 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共同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2版)》, 标志着我国学术期刊有了统一的国际影响力认证标识^[29]。同时, 我国数据库网络平台建设愈加成熟, 内容涵盖面越来越广, 以中国知网为例, 仅《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有关数据库成员, 已经从最初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发展到了包括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文献、年鉴、统计数据、工具书等在内的各种专门数据库。中国数字学术产品正随着全球数字化阅读时代的到来, 成为走出去的重要内容, 彰显着生机和活力。

然而, 相比国家的投入和企业的付出, 我国出版国际化的程度尚不尽如人意。图书贸易总金额仍存在较大逆差:2013年, 我国图书进口数量857.89万册, 进口金额12 054.66万美元; 出口数量1 737.58万册, 出口金额5 216.38万美元^[30]。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5年10月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 2014年SCI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为26.35万篇, 连续第六年排在世界第二位^[31], 而2014年我国英文版学术期刊(未含台湾地区)被SCI(多数为SCIE)收录的只有156种。

针对图书贸易逆差, 学者从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去寻找应对意识形态、文化理念、价值观念等之良策, 思考如何改善出口图书有关设计以更适应西方读者的思维模式、阅读习惯和表达方式^[32]。就如何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人们不约而同地检视起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33, 34]}。科技政策导向偏颇, “ 以刊评文” , 把是否被SCI、SSCI或A& HCI检索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学术期刊优劣的流行做法, 使得大量优秀学术论文外流, 居于世界领先的中国学术精英们撰写的前沿性文章在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者寥若晨星, 没有为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做出多少贡献。这些外流的优秀成果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还受惠于国家的某些基金项目资助, 由于项目结题未对期刊国别设置任何限制和要求, 作者往往选择国际影响力高的期刊发表论文以证明或提升成果的学术价值, 国家的资金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等同于外流。

而同一时刻, 精明的国际出版商却已经行动了起来。随着中国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 以中国科学家为主要作者群体的中国英文版科技期刊成为国际出版商和外国读者关注的对象。自2000年开始, 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商率先进入中国, 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代表处, 招募中国优秀员工为他们推介产品并吸引中国期刊加盟。中国的学术期刊很多也乐意采用“ 借船出海” 的国际合作出版模式, 希望利用国际出版商提供的平台和国际销售渠道开拓国际市场, 扩大国际影响力。据冯韬^[35]、任胜利^[36]的统计, 至今我国与Springer Nature和Elsevier合作的有CN号的英文科技期刊已超过130种, 另有少量与Wiley-Blackwell、Taylor & Franc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Wolters Kluwer等国际出版商合作出版^[37]。此外, 还有出版单位在积极申请CN号创办国内英文科技期刊的同时, 申请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号), 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办刊, 杜耀文、宁笔称仅2015年以此种方式创办的刊物就有9种之多, 其中, 与Springer Nature合作创办的新刊达5种^[27]。

与国际出版商合作, 使用他们的网络平台和国际销售渠道, 中国英文版科技期刊在打开海外发行市场、扩大期刊国际影响力方面的确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但其中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由于国内期刊和国际出版商对合作的目的和态度有所不同, 加之国内期刊的市场意识较为薄弱, 且对国际版权业务不熟悉, 我们的期刊出让了不少利益^[37]。而且, 由于控制力弱, 期刊自主发展的道路受阻。

“ 借船出海” 的功能需要深化研究和评估, “ 用别人的船航海” 教会我们的应该不仅仅是航海技术。如今中国学术出版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学术期刊运营的生态环境与十几年前已大不相同, 我们有来自国家的大量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 有功能完善的与国际水平相当的网络平台, 可以说, 提升中国学术期刊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的硬件已基本成熟。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重构评价体系, 吸引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国内外论文作者, 使他们愿意将最新的发现、最优质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人自主创办运营的期刊或平台上。一个来自于国家高层的可以撼动整个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战略决策, 以及一项利国利民政策的强制性实施, 可以有效防止中国优秀学术论文流失并吸引国外优秀论文在中国的期刊或平台上发表, 中国人在全球学术出版领域中的话语权应该有富于中国特色的标准和方法。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4年, 在“ 中国梦” 的语境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第四个自信” — — 文化自信。中国学术出版是基于这“ 四个自信” 的文化和科技传播活动,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传递先进科技信息和成果是我们的目标和使命。时至今日, 只要我们的施政者理性务实、学者同心协力、出版人不辱使命, 我们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在中国学术出版国际化的实践中建立自信和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