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洪堡特, 就绕不开20世纪西方哲学所经历的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向语言转向的革命。在洪堡特和索绪尔这些大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下, 当时越来越多的哲学家都逐渐认识到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3], 即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语言或词语的意义^[4]。词是语言的主要成分, 是使用者对世间万物的直接描述和对世界现实进行概念切割的结果, 不通过词语表达, 我们的“ 思想就如一团不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 ^[5]。但词有其指称, 也有意义, 而意义有内涵和外延, 词只有在句子里才具有意义或意义才能确定。因此, 语言哲学家弗雷格提出了语境原则和上下文原则^[6]。上下文即词与词的关系, 句子与句子的关系。索绪尔把词与词的关系称作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语法关系^[5], 或称为语法意义。词之间有了语法关系, 就可以使孤立的词具备交际功能, 如确定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等, 或主语、宾语和谓语等。出现了主谓关系、动宾关系等语法关系, 交际就变得相对稳定。显然, 语法关系的出现是语言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结果, 可充分满足人类各种复杂的思想交际。

语法关系或语法功能是指句子各成分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抽象的, 需要通过某些手段使自身得以在词与词的联系中体现。这些手段就是语法形式。语法形式是思想或思维投射在具体语言中的联系, 反映词语的语法属性和组合规则。不同的语言有表达语法关系的独特手段。就洪堡特看来, 表达语法关系的手段或形式有明示即显性的和暗示即隐性的。显性的是指语法关系在语言表达中显露在句子表面的语法标志, 语法显性标志大致有三种:词序、虚词和语法范畴。语法范畴是对语法意义的概括和归纳^[7]。从词法层面说, 印欧语系的语法范畴是通过屈折形式即添加语素的词形变化来表达语法意义的。如词性, 即给词标明语法属性。英语中用-ness, -ity, -ion等语素来表示名词, 用-en, -ize表示动词, 用-ful, -ble表示形容词, 用-ly, -ward表示副词等。给词规定语法属性能有序地把词与词联系起来, 确定其主语、宾语、谓语、补语和状语等成分, 构造成句子, 而且便于理解。从句法层面, 语法范畴还可以表示更丰富的语法意义, 如格标记he/him, 这样不管它们出现在句中什么位置, 就能辨别出he是主格, him是宾格。不少印欧语系的语言连名词也有格标记, 如匈牙利语ember, embert, embernek都是男人的意思, 但它们分别表示主格、宾格和补格。还有性标记, 如法语表示“ 老朋友” 有vieil ami和vieille amie, 通过形容词和名词的屈折变化能清楚表明前面是阳性, 后者是阴性。同样, “ 这(些)漂亮的女人是我姐姐” :法语是La belle femme est ma soeur和Les beaux femmes sont mes soeurs, 不仅名词和动词(femme(s), soeur(s), est/sont)有单复数和性别标记, 连冠词和形容词(la/les, belle/beaux)也有单复数和性别标记。还有时体标记, 如英语的The actress lives/lived/is living in Shanghai等。洪堡特认为, 无论是词性分类还是语法范畴都是语法关系发展到最高级的成果, 是思想附着在语言表达上的集中和最精简完备的体现^{[7, 11]}。一个利用显性语法形式表达语法意义的语言是最省精力的语言, 因为说话人不需要用猜测或额外的思维去理解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的语法关系, 语法形式已经说明了一切。

所谓语法隐性标志实际上是没有标志, 语法关系是隐藏的, 某个短语或句子的语法关系是通过听话者的精神活动如运用自己头脑中的百科知识或结合句子的上下文语境来推测的。由于每个人的百科知识不同, 对上下文语境的理解不同, 这样对同一句子就有不同的解读。如说“ 我的老朋友” , 听话人就不知道说话人的老朋友是男是女, 但法语表达为ma vieil ami或ma vieille amie, 一开口就很清楚。因此, 语言学中往往把印欧语系的语言称为“ 老实语言” , 因为语言没有给说话人可隐瞒朋友性别的选择。还有电视里听到“ 美国会提出强烈抗议” , 是美国国会还是美国可能会, 没有词性标记, 要判断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必须通过语境即上下文或常识来推测, 这样听话者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认知努力。洪堡特认为, “ 语言交际要求听话者对表达中的事物和形式、对象和关系做出明确的区分才能完成交际” ^[7]57。而这种区分所涉及的人的认知努力与语法形式有直接关系, 语法标记的缺失或不完善往往会消耗听话者解读时更多的精力, 甚至干扰思维理解活动。

不同语言中的语法显性标志和隐性标志的比例不同, 有的前者占主导地位, 有的后者多一些。一般说来, 语言发展是从隐性手段开始的, 最初说话人往往利用语境和说话时重读或停顿来表达意思, 如“ 美国会” 读成1+2和2+1, 意思就区别出来了, 也就是说把联系词与词之间的形式和功能留给听话人去处理, 听话人通过语境在自己的思维里努力添补那些在话语里缺失的关系和形式。后来, 随着交际复杂性的需要, 对话双方就利用词序和虚词等来指示关系和功能。但用词序来表示关系是不稳定的, 常常导致模棱两可。慢慢地, 语言就发展出表达语法关系的语法范畴, 通过语素的黏附和添加或通过元音、辅音的变化产生的语法形式来表达语法意义。可见, 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交际的日益发达和频繁, 隐性标志的比重往往会随着显性标志的发展而逐步减少。最后, 思维(即对语法关系猜测的认知活动)可以完全浓缩到语法形式中。

与英语和其他印欧语系的语言不同, 汉语的语法关系大多是通过隐性标志来表达的。洪堡特专门论述了汉语语法, 尽管是古汉语, 但他认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除了复合词的大量出现有所区别外, 在语法结构方面并没有差异^[9]。他认为汉语是“ 几乎不具备任何通常意义的语法的语言” 。“ 它的语法关系仅仅由词序或独立的词来表达。某个词应该被理解为名词、形容词、动词还是助词, 全凭读者从上下文去猜测。虽然普通话和文学语体的努力使语言在语法上变得更加明确, 但也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语法形式。” ^[7]60

这种情况和文字性质有关。英语是拼音文字, 字符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字母组合, 通过语音所构成的屈折形变即语素(如-ed, -ness)黏附在词上, 非常有利于英语显性标记的形成。而汉语是表意文字, 任何语法意义的表达除了用词序和虚词外只能添加方块字构成语素(老-, -性, -化)。而方块汉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来的, “ 性” 、“ 化” 这些字本身就有意义, 或具有与生俱来的联想意义, 如“ 美利坚” 、“ 巧克力” 等通过音译选择的词, 其本身就具有强烈暗示功能, 传递或褒或贬的意义, 这样很容易干扰准确意义的传递。所以汉语中真正表达语法范畴的构词语素很少, 表意文字本身的先天不足使人很难运用屈折形变方式表示语法意义。

在英语等印欧语系里, 通过屈折语素黏附, 可以显示词类, 如名词、动词、形容和副词等, -ess, -ion, -er, -ble, -ly等字母组合的语素让读者可以不依赖上下文就能识别出词的基本功能或范畴。而汉语除了“ 的” 、“ 地” 可以区分形容词和副词(但很多时候可以不用, 如“ 黑色皮包” 、“ 迅速处理” )外, 动词和名词是没有标记区分的(如学习、研究), 只能通过词序和语境来推测其词性, 即汉语词所表达的语法关系体现在句子中词的位置和语境意义上, 而非词本身上。再如“ 我是个性开放的人” , “ 性” 是词性语素还是实词, 并没有语法标记, 这样歧义就产生了:个性和性开放。

没有语法标记, 每个词语以不变的形式充当不同的词性功能, 而说话人也没有办法从语言形态上把握词性和词与词之间的关系^[8]。同样, 汉语动词没有屈折形变, 这样就无法做到像英语动词一样, 可以在动词上体现数和时体等语法意义。即汉语不能从其动词本身体现使动者是复数还是单数, 也无法体现动作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同一个动词形态可以表达多种时态, 很容易造成歧义。另外, 汉语动词无法体现主动和被动性质。如“ 鸡不吃了” 是鸡不吃食了, 还是我不吃鸡了, 没有主动和被动标记, 或主格和宾格标记, 就会产生歧义。当然, 汉语在主被动性质不明、时间发生不明的情况下, 会有语境、话题、词序或通过增加状语等使概念清晰。

汉语不通过屈折形变表达语法关系, 剩下能够表达语法关系的显性手段便是利用虚词和词序这两种手段。但汉语中虚词(如助词、连接词等)并不是语法形式的标识, 只是“ 一个思想片段向另一个思想片段过渡的词” ^[8]115。从形态上看, 这些虚词与动词或形容词和副词, 甚至句子间的“ 联系十分松散, 不仅位置不确定, 而且不总是伴随这些实词和句子出现的” ^[8]115, 往往可以“ 被省略” ^[10]165, 可有可无。如汉语中大量使用的紧缩句或四字格中, 虚词都省略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 物极必反” 、“ 玩火自焚” 。这些因果关系或转折关系或平行关系都得靠自己去理解。也因此, 汉语句子一般比较短^[8]116, 多以主谓结构或动宾结构的小句或短语形式, 根据时间和空间的象似原则, 直线向前推进。而英语可以借助which, that, when, where等关联词, 和in, of, on, with等介词, 能在一个长句中建构比较复杂的因果、条件、主次等关系(如主句承载重要信息, 从句一般介绍次要背景信息), 打破时空限制, 犹如大树。而以小句/短语群构成的长句往往不如一个复杂长句所表达的这些信息关系清晰, 因为汉语中逗号甚至句号的使用是较随意的, 是根据讨论的话题、语言的韵律和作者个人的想法使用的, 具有很大的弹性, 不像英语中的逗号和句号是语法性或强制性的。

汉语确实可以通过词序来弥补虚词的不足。如“ 来客人了” , “ 客人来了” , 英语通过a/the表达不确定性和确定性, 汉语通过把主语放在动词后表示不确定性, 所以不说“ 来爸爸了” , 因为爸爸是确定的。但汉语里的词序又不是稳定的, 而是受制于话题或语境的。“ 这场大火, 幸亏消防队来得及时” , 谁是句子主语, 显得不重要。“ 中国男队我只佩服这两支, 因为谁都可以打败” , “ 谁” 是主语还是宾语, 语境可以告诉。印欧语言里, 词序的稳定性是通过词性和主谓宾固定下来的。在汉语里, 词序和词性没有直接联系。同一个词可以充当句子里的不同成分而语言形式没有变化, 因此词序在汉语里只是意思表达的一部分, 只指明“ 哪个概念指向哪个概念, 或被哪个概念所限定” ^[8]115。如果句子靠概念而非形式粘连, 那么听话人只能通过联想、猜测和上下文语境去理解词语间的联系和各自的语法功能。如“ 红烧鱼块” , “ 红烧” 是形容词还是动词, 似乎都可以。没有词性标记, 一种语法形式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偏正和动宾)。

“ 每一种语言都必须利用内在语法关系为读者的解读服务” ^[8]116。但在汉语里, 这种内在的语法关系往往靠听话人推绎出来。印欧语言里具有表达语法关系的形式标记, 在汉语里往往分散、孤立和隐蔽地存在于说话人的思维方式中。所以, 汉语听话者所付出的认知努力较大, 他们必须从词语意思思索它们的关系。“ 换言之, 汉语让听话人自己去添补一系列中介概念, 而这等于要求精神付出更多的负担; 精神必须弥补语法所缺失的部分。” ^[8]117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 汉语的学术和文化要走向世界, 借助国际通用语英语可以帮助中国学术和文化传播得更广泛。因此, 说到中国学术和文化走出去,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翻译成英语或用英语发表, 这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期刊开始向英文期刊转型, 力图成为SCI或SSCI、A& HCI索引期刊的原因。但这要付出代价:一是国内最优秀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英文期刊(尤其是科技成果), 致使很多看不懂英文文章的中国科技人员无法及时分享中国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二是汉语在世界学术交流的地位将进一步被削弱。国际学术界已意识到这个世界性问题并提倡多语发表, 如《欧洲应用语言学》是SSCI索引期刊, 但也接受除英语外的法、德、葡、西语论文; 《比较英语》是国际科技语言的SCI期刊、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SSCI和A& HCI期刊, 这几年用非英语发表的论文比例越来越大, 英语的独霸地位已经松动。这对汉语走出去是极好的机会。为此, 姚申提出, 要“ 力争汉语成为国际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通行语言” ^[12], 让国际读者直接读懂中国学术文章。

但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学术和文化借助汉语走出去, 在推动针对国际读者的汉语学术刊物的建设中, 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国际译联会刊主编Frans认为, “ 中文期刊的影响力将随着汉语热而逐年提高” , “ 中国学术期刊实现国际化与汉语国际化进程密不可分。现在西方学者很少接触中国学术期刊, 原因在于他们对汉语认知度较低” ^[13]。因此有必要探讨如何完善汉语书面表达, 减轻国际读者汉语阅读的认知难度或精神努力。中国汉语界从赵元任先生开始到现在, 都比较关注汉语口语语法的研究, 而对书面语法的研究注意似乎不够。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应该是从口语到书面语, 从高语境语言到低语境语言, 从语法隐性标记到显性标记。但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兴起、旧中国文盲比例较高, 以及当今网络文化的发展等种种原因, 都不同程度影响了汉语从口语语法向书面语法转型的进程。尽管最近几十年中国学术文章大量出现, 但使用的文体或判断的标准还是基于口语语法, 似乎有将口语的韵律、短句规则或语感(如“ 听上去能不能说” )迁移至书面语的倾向, 以文字读起来是否“ 朗朗上口” 、“ 声调铿锵” 、“ 顿挫抑扬” 来判断句子好坏, 反对长句, 反对欧化语言。譬如, 我们在翻译英、德、法语学术文章时, 为了“ 顺口” , 不得不把因果、主次等关系非常清楚的一个复杂长句, 切成一个个去掉关联词的、用逗号连接的小句, 避免所谓的欧化表达。削足适履的结果是, 小句读上去顺口了, 但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原句或翻译成欧化长句表达得清晰严谨。笔者认为这种评判标准影响了汉语书面语法的研究。如果学术文章的语言标准要由口语语感和读起来顺口来裁决, 那必然会影响汉语书面语体的独立和发展。

哲学家们认为自然语言(即日常口语)充满了不确定性, 如情绪色彩、暗示、比喻和双关等, 尤其是各民族都有不同语言, 这一切都干扰了语言交流。因此从19世纪起, 他们提出并尝试设计各种人工语言, 但都未成功。然而这不妨碍我们对一种语言的完善。实际上, 人工语言比较成功的尝试都是对自己母语进行系统的修正^[4]。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以英语(英语语言是世界学术通用语, 也是世界上最为人们熟悉和使用的语言)为基础, “ 改造” 汉语的自然语言或口语语法, 完善面向国际读者的汉语书面语法体系, 帮助汉语学术语篇更好地走出去。在这方面, 马建忠和刚刚逝世的周有光先生都做了大量尝试。前者发现汉语缺乏明晰的语法系统, 影响到语言表达的效率和汉语在世界的地位, 于是撰写了《马文氏通》, 引进西方“ 葛郎玛” (grammar), 如词类和主谓语等, 在汉语语法向西方语言语法体系靠拢方面跨出了一大步。后者在设计和推广汉语拼音方面做了开拓性工作。汉语拼音不仅仅是让方块字变成西方读者熟悉的字母, 能够读出声音, 更重要的是通过词与词之间的空格对词进行了切分, 句子呈现方式类似西方语言句子。今天在两位开拓者对汉语语言完善的基础上, 我们面对日益高涨的国际学术交流需求, 完全可以再进一步。

首先对于国际读者, 我们必须区分学习汉语、欣赏汉语文化和语言魅力的读者群体与汲取汉语学术成果信息的读者群体。这里是指针对后者进行汉语的学术语言的改造。例如考虑到国际读者缺少交流双方面对面的直接接触, 缺少文本语境和中国文化语境知识, 缺少汉语口语语法韵律和语感的情况, 我们在面向这个读者群体的文章或期刊上, 是否可以尝试通过书面表达的规范化和增加显性语法标记的方法, 以减轻国外读者的认知困难或精神努力?具体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无可能采用词与词之间空格的写作和编排方法(当然, 这就必须加强汉语词性标识的研究工作), 这样, 类似“ 美国会” 和“ 我是个性开放的人” 的歧义概率会大大减少, 断成1-2和3-5或2-1和4-4意思就明确了。口语中靠读得松紧以消除歧义的情况可以在书面语体中通过空格解决。(2)尽量不省略, 甚至增加语法标记如虚词“ 的” 、“ 地” 、“ 得” 、“ 了” 、“ 着” 、“ 正” 、“ 已” 等。“ 红烧的鱼块” 和“ 红烧鱼块” , 添加了一个“ 的” , 意思就清楚了, 无须依靠上下文语境。(3)提高句子的规范性, 尽量做到主谓宾俱全(包括讲究主谓宾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 少用四字成语、省略句^①(①如类似前面省略“ 被” 的鸡不吃句子:手术完成了、机器安装了; 省略复数标记的词:乘客(们)、(许多)机器。)、倒装句和紧缩句等。(4)减少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比喻和表达, 如“ 粗俗之辈” 、“ 胸中无墨” 、“ 朝秦暮楚” 等。总而言之, 我们认为探索面向母语为非汉语读者尤其是以汲取信息为目的的国际读者的汉语语法形式, 推进汉语书面语法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

洪堡特的语言哲学观认为, 语法关系是帮助思维理解言语对话的。而表达语法关系的手段主要有四种形式, 其中三种即屈折形变、虚词和词序, 最后一种需要听话人通过思维和上下文语境去理解、推测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语法关系。前三种语法标志是显性的、外在的, 而第四种即语境和思维是隐性的、潜藏的、需要依赖联想的。在这四种手段中, 显性的语法形式最能帮助思维的认知活动, 提高语言信息和理解的效率, 而隐性语法形式往往会增加听话人的精神努力。英语语法的外在标志比较丰富, 通过这些显性标记就可以将语法关系表达清楚, 进而帮助理解; 而汉语语法显性形式的缺失或不足使得听话者只能依靠词序、语境信息和猜测从单个词义中推导语法(词间和句间)关系。所以在信息加工和解读方面, 汉语可能要比英语更加费力。中国人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其语境知识(包括中国文化语境和在汉语环境中潜移默化而积累起来的汉语习惯表达知识)弥补了语言中显性标记的不足。但母语为非汉语的读者则缺少这些语境, 虽然他们中一些汉语比较好的人能依靠交流双方所处的场景、上下文、及时的反馈和口语的韵律规则进行顺利的口语日常交际, 但在阅读汉语学术期刊文章时情况就不一样。因此, 要力争汉语成为国际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通行语言, 让汉语学术期刊走向世界, 第一步就是要研究汉语书面语篇的显性标志, 完善汉语的书面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