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布” 是英语汉译名（有关中国棉布史研究较重要的著作有: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 徐新吾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江南土布史》,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日]西岛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三部《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结构— — 中国初期棉业史研究》, 冯佐哲等译,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 1850年)》,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等等。但此前研究的主要是中国的国内市场, 而非国际市场; 且主要是对南京布名称的考释等, 缺乏对南京布外销问题的专门系统研究。）, 英文称Nanking Cloth, 也简写作Nankeen, 得名于明清时期来华经商的西方人。此布以南京名, 却不主产于南京。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棉纺织史稿》指出:“ 真正的所谓南京土布, 或东印度公司指定订购的所谓棕色土布, 不知究竟出产在哪个地区, 大约即江南苏松一带所织的一种紫花布。” ^[1]18大致框定范围, 没有坐实。所以犹豫, 盖因南京与苏松毕竟地名有异。对此, 后有研究者进行了更确切的解释, 称明代南京本身便指以南京为首府的整个南直隶地区, 辖区包括南京及苏州、松江等州府在内。入清以后, 虽然行政建制多有变迁, 但“ 南京布” 这一主要在西人中流行的称谓却沿袭下来^[2]。更有人考证:“ 南京布” 原初的西文翻译本就是“ 松江布” , 但不是英语译词, 而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译词, 其根据是从1580年开始记录的耶稣会士的购货清单中便明确提及“ 松江布” , 被誉为“ 松江美布” , 因此可以认定, 西方语言中是先有“ 松江布” 的表述(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后有“ 南京布” 的表述(英语), 只是后来英人长期成为西方对华贸易的主体, 英语称谓方才流行开来^[3]。随着时代演进, 南京布的生产区域从松江扩及江南的很多地区, “ 宋元以来, 初植于交广, 旋由闽而浙而苏以达于松江” , 这是棉花种植传于松江的路径; 但织布技艺则是由松江这一高点扩展至他地:“ 而松地织布之风遂盛, 今江浙一带, 家家有纺织之具, 未始非渐染松风, 而松江所产之布, 遂享盛名。” ^[4]上海也是重要产地, 松江最早种棉的乌泥泾即今天上海的华泾镇, 松江近邻上海, 是淞沪文化的发源地, 素有“ 先有松江府, 后有上海滩” 之民谚。晚明在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曾述:上海左近盛产“ 棉花, 因此布匹颇丰, 整个地区大约有二十万名织布工人, 织出的布匹大部分供应朝廷和北直隶” ^[5]466。鸦片战争后在华的西人也说上海“ 是南京棉的一大产区” ^[6]71-72。故南京布的产地是以松江为中心的广大江南地区, 是谓“ 江南产木棉, 种者十之五, 藉以裕民生, 大半此为主” ^[7]147。

南京布是有色彩的, 前引耶稣会士资料中提到有“ 蓝色及赭色” 、“ 浅或深蓝色” , 而以紫花为主色调。无论是《大卫· 科波菲尔》中的“ nankeenbosom” , 还是包法利夫人的紫花布长袍, 或是基度山伯爵的紫花布裤子, 都是来自中国的紫花布, “ 紫花布” 亦成南京布的另一代称^[8]。问题是, 不知这些紫色究竟是用有色棉直接纺织而成, 还是将常见的白黄色棉花织成布后再行染制而成。古来有自的描述是:南京布是用所谓的“ 紫花” (紫色棉花)作原料织成的土布, 因此不经印染就具天然颜色（参见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 康熙十二年刻本;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物产, 光绪十五年刊本。）。笔者却认为, 不完全排除用有色棉等直接纺织, 但即或有, 也只可能是小批量, 大部分应该还是由普通白棉织成布后染制的。在技术上, 天然彩棉色彩较浅, 变异分离不稳定, 若是千家万户耕织家庭用来纺织, 色差很难统一, 势必千差万别; 更关键的是彩棉产量太小, 成本甚高, 价值异常。实际上, 棉花的祖先— — 野生棉纤维常带有棕褐等天然颜色, 早在2 500年前的秘鲁北部就有彩棉种植, 后经长期优化栽培才形成色差稳定、产量较高的黄白色棉。彩棉的适纺性还很差, 紫棉的出衣率大致比白棉少一半还多（一般棉花“ 皆二十而得九” ; 而“ 紫花, 浮细而核大, 棉轻, 二十而得四” 。参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 木棉》, 石声汉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因此不易开展大规模生产, 遑论满足西人长时段的巨量需求。所以苏松地区大量种植的还是黄白棉。从时人记述也可旁证, 1843至1844年, 英国植物学家福琼(R.Fortune)曾考察上海及周边地区, 目睹“ 所产棉花既有白棉花, 也有黄棉花, 南京布即由黄棉花纺织而成” ^[6]71-72, 这是对棉色的明确指陈。还记录说:“ 中国棉, 又叫南京棉, 属于植物学家所说的草本棉……黄色的棉花, 中国人又把它叫做‘ 籽棉’ , 南京布便是由它纺织而成。” ^[6]137-138特别重要的是, 福琼还记述在该地区看到“ 主要种着某种十字花科的植物。从这种植物中可以提取出一种靛青色或蓝色的染料, 中国人把它叫做‘ 天青’ 。大量天青被运往上海及中国北方的各个城镇, 用以染制蓝布” 。植物学家的发言当具权威性, 说明大宗棉花还是白黄色, 紫花布是用“ 天青” 等染制^[6]127。中国农学家徐光启也指出:“ 布以制衣, 颇朴雅, 市中遂染色以售。” ^{[9]卷三五, 961}时人又谓:“ 前明数百家布号, 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 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10]卷中所以, 大量的紫花布应是后来加染, 使用的是本色棉, 而非彩色棉。

南京布多用于外贸, 坊间有“ 紫花布专行闽广” ^[11]之说。有研究者提出, 上海土布销往英国为海外输出之嚆矢, “ 大约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 (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上海地区购买土布百匹, 作为试销” ^[12]96。此说未必正确, 一是时间延后, 中国手纺棉布外销欧洲的历史早在16 世纪地理大发现后就由葡萄牙人等开辟, 并逐渐名扬海外（金国平《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关于“ 松江布” 的记载及其吴语词源考》, 载《史林》2015年第1期, 第57-58页。实际上, 早在元代就有中国棉布的出口, 马可· 波罗就提到当时运往印度的中国商品以棉、丝绸为大宗, 元代典籍《岛夷志略》中记载的中国输往海外的棉纺织品有土布、大棉布等34种(参见马万明《宋代以后太湖地区棉业兴盛的原因》, 载《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第34-43页)。但这些输出地未及欧洲。）。二是国别有误, 最初转运南京布的并非英国人, 而是最早来华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反映出西方殖民国家的先后易势— — 操控海洋贸易的最早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 然后是荷兰人, 再轮到英国人, “ 直到1745年, 英国贸易仍未超过法国或荷兰” ^[13]297, 更毋庸说晚至的美国人。这些国家前后接手成为经销南京布的大户。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旅程, 出自中国江南万千织娘之手的产品却穿戴在大洋彼岸林林总总的人们身上, 商品经济的聚散魔力, 近代物流的运送便捷, 令人惊叹!

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早就认识到南京布的服饰价值不一样, 据档案载, 南京布在英国人那里, 最初是用于丝品的包装布等, 并不起眼。1731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改变此前用箱子包装丝品的方法, “ 考虑怎样去包装生丝的问题, 我们发现将南京布加上一块好的涂蜡的布, 并以草席包裹, 然后用绳捆扎” 的效果不错, 不仅体积缩小, 用布包的丝绸色彩也“ 比在箱子里要好得多” 。法国公司也效仿将全部生丝用布包装运送^[13]204-205。这是所见英人涉及南京布的较早记述, 可见此时的英国人对该布并不陌生, 也不稀罕。英人对南京布的认知当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的运送, 说明南京布在当时的欧洲早有流通。

英国人最早尝试直接从中国进口棉织品是1734年,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命来华商船“ 哈里森号” (Harrison)“ 向南京试行定购20码长棉布100匹, 每匹银3.50两” , 价格已然不菲; 更让人咂舌的是所订“ 广州织的一码宽的棉布” , 中方报价居然比英方“ 限定的价钱高50%, 而且质量差” 。相形之下, 广州布比南京布质次价高。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订购的南京布“ 不能按时收到” 。英人的直接购货尝试失败。1735年《钦定厦门关税税则》中规定南京布每尺征税银6厘^{[13]223-224, 238}, 这佐证南京布的出口已经有了一定的量, 因为只有出口货品达到较大数量且持续稳定才会有征收关税的价值和必要。翌年, 鉴于此前教训, 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指示属下要“ 特别努力去搜购南京布, 就是要真正在南京纺织的产品” 。英人认为, 广州织品洗后掉色, 而真正的南京货则不褪色, 还要结实, 反映英人对南京布的认识加深。该年, 公司船“ 里奇蒙号” (Richmond)一举购得南京布10 374匹, 打开南京布直接批量化输英的口子。除该船外, 另有英船也购得少量南京布, 却购得大量广州布, 两相比较, 购南京布2 560匹的价钱不过是896两银; 而购广州布2 010匹, 价钱却高达2 894两银^[13]251-254。广州布的量少, 却价昂数倍, 所购广州布的长、宽、厚度较大也许是一个理由, 但性价比毕竟要差很多。由此更易理解西人为何偏爱南京布。1738年, “ 通常的长度和宽度的” 南京布每匹0.31两银, 两艘英国船又购得9 530匹^{[13]257, 262}。

南京布延伸的经贸链条很长, 甚至生产中会部分采用外国输入的棉花与棉纱, 需从广州口岸进口, 经过行商、花行、纱庄、布号、牙行、估客等多级代理, 最后落实到极端分散的棉纺业者手中, 影响自上而下, 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 其纺成品又自内而外面向世界, 上下内外, 多向流动, 每经过一个层次都会产生影响, 环节多级相扣, 运销的距离之长、涉众之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南京布的生产周期长, 从棉株的育种栽培到棉花的纺纱织布, 再到诸多交易环节, 非短时之功, 所以南京布从交易初始就实行预订制。1734年, 英国公司试行订购, 规定交货期在90天内, 这是大宗紧俏商品交易的必行举措。随着清朝闭关政策的严厉, 南京布的外销转移到广州单个埠口, 使得产地和销地距离遥远, 生产和调运(从江南运送广州)需费时日, 临时准备批量货来不及, 西人又不可能长时间在广州等候, 于是, 南京布和茶、丝一样, 事先确定购货量更为必要, 订货遂成定制, “ 预付定款, 现在已成为一个惯例” ^{[13]223-224, 376}, 以对买卖双方形成约束, 保证货源稳定。1754年, 英国6艘船共从广州装运南京布7 200匹, 每匹0.34两银, 价格略微上扬^[14]432-433。到1782年, 英人购布达到20 000匹的量级^[13]396。

1784年, 美利坚人介入。该年的8月25日, 新独立的美国的第一艘抵华商船“ 中国皇后号” (Empress of China)到广州, 返航时运走南京布864匹^[13]417-418。美国人来华之初, 即将Nankeen列入采购名单。在此前后, 有多国参与南京布贸易, 1764年来穗的外船包括:荷兰船4艘, 装运15 000匹; 法国船4艘, 装运11 510匹; 丹麦船2艘, 装运26 400匹; 瑞典船1艘, 装运8 000匹^[14]539-540。说明需求所在, 列强竞争。1786年, 各国对南京布的需求有所增加:英国42 000匹; 美国33 920匹(其中便有再次来华的“ 中国皇后号” , 说明售况不错, 故去而复返再次购运); 荷兰98 200匹; 丹麦78 000匹; 瑞典10 900匹; 法国72 000匹; 西班牙37 000匹。总量突破300 000匹^[13]440, 其中荷兰、丹麦、法国名列三甲。法国人口较多, 若许进口量还可以理解; 而荷兰特别是丹麦如此大量地输入, 的确让人吃惊, 当不限于本国消费。1790年广州出口的南京布共计509 900匹, 其中英国96 500匹; 荷兰22 200匹; 丹麦70 000匹; 法国超过上述国家, 达到154 500匹, 时髦之都的消费果然不容小觑; 而法国的购买量居然无法与美国的166 700匹相比, 美国后来居上, 成为南京布的最大买主^[13]497。1792年共计402 200匹, 其中英国74 500匹; 荷兰11 400匹; 美国剧减为69 600匹, 表明消费并不稳定, 超量进口后需要一定时间消耗; 法国的输入继续领先, 是143 600匹; 但又冒出了一些中小国家, 热那亚和托斯卡纳共10 000匹; 瑞典35 000匹; 丹麦41 000匹; 西班牙17 100匹^[13]510。1793年, 英国95 000匹; 荷兰25 000匹; 瑞典30 000匹; 热纳亚21 000匹; 美国却骤然达到255 000匹, 雄踞第一^[13]525。1794年, 共计598 000匹, 需求量稳步上升, 其中英国207 000匹; 美国220 000匹; 荷兰13 500匹; 让人费解的是热纳亚, 竟然输入157 500匹, 这样的大批量显然不仅仅是本国消费, 还有转口贸易^[13]570。1795年, 突破百万量级, 上了一个台阶^[13]579。翌年略有下降, 1797年愈发下落, 仅573 000匹^{[13]590, 607}。这证明市场经济的不二规律便是商品多于需求, 供给定然减少, 反之亦然。所以下落之后必有上涨, 1798年, 较上年增加了近四倍, 三年时间便从100万匹突飞猛进跃升至200万匹以上, 共计2 125 000匹, 单美国一个国家就超过百万匹, 达到1 530 000匹^[13]624。这个数字为整个18世纪的最高点。越年又剧减, 说明市场容纳有了问题。凡此种种, 提供了市场经济供求关系的典型范本, 相距万里的南京布的销售完全因应了欧美市场随机变动, 此地中国生产与彼地海外需求的联系格外热络, “ 铜山东崩, 洛钟西应” 的全球化“ 蝴蝶效应” 通过南京布这一货品得到生动诠释。1799年的数字是1 160 000匹, 与高点相比减少近一半^[13]635。如果说欧洲市场还有多国博弈, 那么, 美洲市场多由美国独享, 这便是那个年代列强之间多边矩阵的图像。

战争对经贸的影响是巨大的, 国际战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则每每是摧毁性的。1800年只输出南京布14 713匹, 不到上年的零头。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 大不列颠正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统治者进行战争……今年这段时间, 无从另选航线” , 枪林弹雨, 道路不畅, 航线中断, 只有停驶或绕行。同年, 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发生战争, 欧洲处于拿破仑战争的漫天战火中^[13]657-658。1801年, 战事略有平息, 贸易迅即恢复, 英国输入南京布184 700匹; 远离战场的美国乘机渔利, 只是一国就达到1 400 000匹, 占据当年中国出口南京布总量的90%以上^[13]667。1802年, 战争范围继续缩小, 英国进口南京布204 500匹, 并对美国形成挤压; 美国进口750 000匹, 较上年骤减近一半; 其他还有, 荷兰500匹; 瑞典13 500匹; 丹麦28 500匹; 普鲁士18 500匹; 汉堡500匹; 值得关注的是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也有34 000匹, 此乃战时喘息^[13]695。1803年, 南京布出口量有所减少, 不足百万匹^[13]707。1804年, 有了恢复性增长, 较上年增加近40%, 共计1 720 000匹^[13]723。1805年的数字基本稳定, 共计1 679 500匹, 除英国、美国和丹麦之外, 还有俄国的6 500匹^[15]2。这是新冒出的大国, 量虽然不大, 却是由遥远的北方辗转通过广州输入, 当时的俄国对华贸易被限定在西北方向的恰克图等地。此类舍近求远找出口, 清政府从来都是严查厉禁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一月, 两广总督福康安奏报本年粤海关关税收入较往年多出53万多两, 引起乾隆帝注意, 推测或由俄国私将货物贩至广东售卖引致关税增加, 随即传谕严密稽查进入粤海关的洋船, 禁止俄货出入关。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乙巳条,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在南京布的出口历史上也是偶发, 反映出俄国企图另辟蹊径, 南北同进, 通过广州进口, 却遭中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严厉叫停。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册一般只统计大宗进出口货品, 即茶叶、生丝、棉花、银钱等, 还有一个要项, 就是南京布, 南京布在中国出口商品中所居位置赫然可见。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在迈入19世纪的几年后, 除英国与美国外, 其他西方国家基本退出南京布贸易。这应该与购买华货的主要交换品— — 美洲白银的短缺有关（具体论述请参看郭卫东《19世纪初叶欧美国家对华贸易反差现象研究》, 载《安徽史学》2013年3月第2期, 第5-6页。）, 还与此间绵延十余年烽火正炽的拿破仑战争严重波及欧陆国家相关。购买南京布几乎成了英美的独角或双簧戏, 两国成为南京布的集散中心。1807年广州的输出是, 英国288 000匹; 美国1 200 000匹; 其他国家没有^[15]51。1808年, 他国再次缺席。1809年, 增加了西班牙一个国家, 所购15 000匹, 而当年中国外销南京布是1 245 000匹, 西班牙仅占很小比例, 其他悉数是英国和美国的份额^{[15]74, 98}。1810年, 又仅剩英美两国, 数目是英国3 991匹; 美国6 391匹; 全部出口仅有10 382匹, 陡降谷底。这有中国与外国两方面的原因, 外方, 与英美关系紧张有关; 中方, 与税收提高及中外纠纷有关。是年, 中方自行提高“ 行佣” (行商向中国官府缴纳的税收), 一下子就“ 增加了三倍和四倍” , 这势必转嫁外商, “ 行商全部缴付的款项, 最后终于落在欧洲贸易上面” , 并导致关税“ 征收定额的不固定” , 从而引起外商抗议。导致中西关系紧张的还有“ 商欠” , 行商谦官、鹏官等拖欠外商债务, 即所谓的“ 商欠” 问题日益突出; 再是“ 黄阿胜案件” (华民黄阿胜被英人杀害, 中方勒令英方交出凶手)等导致的中外交涉。该年度为中西交往的多事之秋, 马士(H.B.Morse)在书中将是年冠以“ 勒索与凶犯” 的章节题目^{[15]126-127, 142-149}。1811年, 事态有所缓和, 当年中国共计出口南京布634 400匹^[15]153。出口的剧升剧降反映出非经济因素或超经济因素对经贸的影响。1812年, 共计418 400匹, 表现略差, 也属正常年景^[15]171。1813年, 输出国有了变化, 就是所有的输出都由英人包揽^[15]187。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当年英美战争加剧, 美船来华商道被堵截。外贸受国际情势变化的影响至重, 内中以战争为最。1814年12月24日, 美、英缔结《根特和约》, 战事结束, 南京布贸易恢复, 到1817年, 渐入佳境, 英国643 000匹, 美国586 000匹, 均有大幅增长。1819年, 英国427 000匹, 美国2 932 000匹。两国相加创了纪录, 跃上波峰, 将300万的量级抛在了后面, 而这仅靠英美之力就已实现^{[15]304, 346}。1824年至1825年仍由英美包揽, 两年度的数目分别是, 英国的579 750匹和496 000匹, 美国的536 000匹和721 000匹^{[14]93, 109}。

英国从事对华贸易有两个既勾结又离间的群体, 那就是东印度公司与散商。公司具有官商性质。散商则是游离于公司体制外的商人, 来路颇为复杂多元, 早期的来源之一有公司的职员, 他们利用公司提供的“ 优待吨位” (privilege tonnage), 加入南京布等贸易的行列。1765年, “ 不列颠国王号” (British King)船长皮古(Capt.Pigou)的“ 个人贸易” 中就包括有价值110两银子的南京布。1767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船“ 格洛斯特公爵号” (Duke of Gloucester)船员的载运项目中也有南京布, 船上有权势的人物都参与此道, 其中船长500匹, 大副、二副、三副都是200匹, 医生、会计各为100匹^{[14]526, 558}。显然是以船上地位的高低来分配份额。这些散商的前身主要来自英国本土, 源自公司, 却离心公司, 有体制上的原因(“ 优待吨位” 的规定配比), 也有自身逐利的因素。他们中的某些人后来干脆脱离公司单干, 成为“ 个体户” , 汇入散商队伍。散商的另一批成员则来自海外殖民地, 即居住在印度的英籍和印籍商人, 活跃群体有孟买等地的巴斯(Parsi)人等。后来, 散商与英国国内的利益集团联手, 甚而从根底上颠覆了东印度公司。散商与公司在南京布贸易中有一个此长彼消的转势过程, 1786年, 东印度公司的输入量是40 000匹, 散商仅2 000匹, 后者的弱势自见, 差距还不是一星半点。但短短几年后, 到1790年, 公司进口南京布40 000匹, 散商竟是56 500匹, 已然超过公司^{[13]440, 497}。不过, 这一时期, 双方仍处在博弈状态。1792年, 公司60 000匹, 散商14 500匹^[13]510。1794年, 公司90 000匹, 散商117 000匹, 后者的数字猛增^[13]570。1795年后, 散商的输入量又有几年的逶迤曲折。1795年, 东印度公司80 000匹, 散商45 000匹^[13]579。1796年, 公司与散商的相应数字是:119 200/25 000匹^[13]590。1797年是144 700/103 300匹^[13]607。1798年是136 300/196 000匹, 此为散商在18世纪输出南京布的高点^[13]624。1799年, 公司180 000匹, 散商170 000匹^[13]635。公司与散商之间的角力愈发激烈, 两者势力犹如此起彼伏的跷跷板。后者力量不断壮大, 但局面并不稳定, 散商毕竟是私商个体户, 要与公司团队较量不易。步入19世纪后, 散商逐步赢得稳定优势, 到1817年, 公司210 000匹, 散商433 000匹, 均大幅增长, 但散商的增速更快^[15]304。1818年, 公司191 700匹, 散商606 800匹, 该年采购南京布的价值, 公司为166 167元, 私商却达到550 000元, 无论从布匹数还是销售额, 后者比前者都要多三四倍^{[15]329, 343}。到1823年, 公司没有经营, 独剩散商^[14]89。1825年, 公司恢复采购了7 000匹, 千匹的量级实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数量; 散商独购489 000匹^[14]109。价值方面, 公司因量太小, 没有记录, 而散商却高达509 375元。值得注意的是, 此年另有东印度公司20艘船只的指挥及职员采购南京布92 000匹(译文为“ 担” , 应为“ 匹” 之误)^{[14]123, 127}。这委实不是小数, 却不是公司行为, 而是公司职员利用“ 优待吨位” 的自行贸易, 本质上与散商贸易无异。可见, 公司工作人员长期业此营生, 已有分道扬镳的实力, 成为要破公司茧而出的蛾子, 这蛾子会反噬母体。果不其然, 同年, 公司职员英格利斯(Robert Inglis)宣布辞职加入私商宝顺洋行, 公司“ 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 , 却也无可奈何^[14]115。1826年, 公司也没有交易, 散商的交易量却达到239 200匹, 交易额达到201 628元^{[14]129-130, 146}。1827年, 散商采购758 000匹, 公司3 500匹, 虽然百足之虫死而未僵, 但毕竟大势已去。1828年, 公司仅进口4 000匹; 散商957 000匹, 接近百万匹, 是散商经营南京布的极值^{[14]155, 174}。该年度广州输出的南京布价值, 公司3 200元, 私商648 789元^[14]194。1830年, 公司淡出南京布交易, 散商925 250匹。1832年, 私商采购的南京布价值85 050元, 公司了无入账^{[14]236, 352}。在南京布的贸易领域, 散商已经彻底击败了公司。一叶落而知秋, 散商群体在中英贸易史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公司在华贸易地位已然岌岌可危。1833年在中英关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年份,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宣告终结, 这个操纵中西方贸易数百年的庞然大物完全退出南京布的经营。1834年3月20日, 怡和洋行派遣的由怀特塞德(Whiteside)指挥的488吨散商船离穗, 此间居留广州的美商亨特(W.C.Hunte)将之称为“ 载着自由茶叶” 的“ 第一艘自由船” ^[16]33, 但仔细考察, 该船载货中有8 000匹南京布, 却没有茶叶, 不知亨特所言是否正确, 可能称之为“ 载着南京布等货品” 的“ 第一艘自由船” 更为确切。此乃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结束后散商直接驶往伦敦的最早船只, 标志英中贸易的改朝换代^[14]357。

流通环节中, 与外商相对应的是广州行商, 扮演着中外贸易的关节作用, 外商对南京布的订购采办多通过行商来完成。1734年, 英人在华最初购布便是通过名曰“ 廷官” 的行商进行^[13]223-224。是项代理业务最晚从18世纪30年代英国交易南京布初期就已开始, 历经数代行商, 持续时间久远。1817年3月14日,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来年预定南京布, 便通过下列行商:沛官, 50 000匹; 茂官, 20 000匹; 昆水官, 90 000匹; 另有40 000匹未指定^[15]310-311。1819年, 英国公司为来年预定南京布也通过上面几家行商经手, 代理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轻车熟路毕竟要比生手稳妥^{[15]349, 371}。1820年, 为下年预定仍通过沛官、茂官和昆水官进行, 总计150 000匹, 比往年减少50 000匹。另据记载, 该年度英国公司实际购买202 000匹, 实际购买量超出预订量, 说明临时购买也能兑现, 但数量不能太大^{[15]368, 382}。1821年, 公司为下年订购的数目是沛官的100 000匹, 茂官的20 000匹, 西成的80 000匹。行商有所变化, 反映西商的联系对象在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也有变动(有行商破产等因)^[14]11。南京布也作为行商的抵债物被西商乐于接受, 石琼官曾用南京布作抵偿付所欠英人款项^[13]577。上述证明在清政府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以及限制外商政策的管束之下, 南京布的预订必须托付中方代表, 临时来粤的外商不能进入内地产区, 也不熟悉购货及转运渠道, 行商便是外商的代理人。当然, 居留广州的行商并非购销的全程代理, 南京布的生产远离广州, 又是千家万户的分散业态, 其间必有诸多层级的集中与再集中、转购与再转购、批发与再批发, 方才落到行商手中, 因为行商是那个时代唯一被特许与外商打交道的享有垄断权的带有官方色彩的商人, 而广州又是唯一的开放口岸, 外商只能通过广州行商订货。

南京布曾是中国重要的外销货物, 在大宗出口商品中输出量居于前列, 在广州贸易中经常性地居于茶叶、生丝之后, 位居第三, “ 茶叶、生丝和土布, 不仅是当时广州对英国的三项首要出口货, 也是对一切国家的首要出口货” ^[17]9。1817年, 西方世界从中国进口大宗商品的总计是:茶叶10 707 017元(此处的“ 元” 特指当时流行最广的西班牙银圆, 国人称“ 本洋” ), 南京布1 048 940元, 丝织品984 000元, 白铜907 500元, 生丝635 440元。从单项商品交易额看, 南京布甚至超过丝绸, 仅略低于茶叶, 南京布的输出量很大, 而此年的出口量并不算多。随着量的增大, 给中国带来的创汇也愈多, 1818年, 仅英国人的南京布进口值就达到716 167元^{[15]326, 343}。1819年中国的大宗商品出口额是:茶叶10 612 952银圆, 生丝1 700 674元, 绸缎3 351 029元, 而南京布为1 703 486元, 超过生丝, 次于茶叶和丝绸^[18]254-255。

另有某些国家的分销功用不容忽视, 不仅供应本国, 而且转销他国, 英国和美国分别成为南京布在欧美的最大销售商, 特别是美国, 分销范围不限于美洲, 甚而跨洋越海扩及欧洲, 逐鹿英国的势力圈子。1801年, 美商运出140万匹, 其时美国人口不过530余万, 平均四个人便进口一匹, 自然不是美国的单独消费, 兼转运于欧美大陆^[13]667。1812年的记述是:“ 美国人亦以现款购入大量的南京布, 公开地在南欧一带和非法地在西印度群岛出售。” ^[15]179“ 非法” 是英国人的看法, 因为侵占了其势力范围, 追利逐益的“ 洼地效应” 无处不显。1819年, 美国的分销情况是:运往美国的1 841 000匹, 往欧洲的958 000匹, 往南美洲的133 000匹, 值得注意的是运往欧洲的, 欧洲曾长期被欧洲人自我霸占, 现在被美国人打开缺口^[15]365。1825年, 美国又开辟了一些新分销地, 除了运往美国和欧洲的以外, 还有运往南美洲以及桑威奇群岛等新地点的41 300匹, 几乎是洲际分配^[14]148-149。1829年, 美船运往美国的南京布有305 568匹, 价值215 148元; 往巴西的5 000匹, 价值3 500元; 往南美洲、桑威奇群岛和加利福尼亚的39 400匹, 价值31 525元^[14]210。细致考量, 往南美的赢利相对比美国本土要高, 难怪美国人乐此不疲。在经销范围扩大的同时, 市场也在不断细分。1832年, 全部运往美国, 往欧洲的没有; 而当年荷兰输入南京布万匹, 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欧洲的需要, 说明经销领域国别竞争的白热化^{[14]337, 350}。此类运送方式先是点对点— — 从广州到欧美的特定港口, 然后由点到面散播于诸多地区, 在洲际配送网络形成的同时, 出现了国际化的商业网点和消费人群, 中国与欧美形成一个简约的棉布经济共同体, 英美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南京布分播中心, 多数时间美国更胜一筹。进入19世纪后不几年, 英、美两国几乎垄断了南京布的“ 全部出口贸易。其中英国在茶叶与生丝上占绝对优势, 美国所运去的土布则比英国为多” ^[17]9。英国更在意的是中国茶叶, 后起美国则更刻意地去经营中国棉布。此乃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一幅饶有兴味的点面交汇的图景。

绵延数百年的南京布外销在19世纪初叶达到高潮, 趋势上行, 亦有波动, 例如由于英美战争所致, 在1811— 1814年间降至低位, 而战后迅即恢复。1819年, 单是美国船就载运了2 932 000匹, 系美船输入的最高年份; 各国总输入量为3 359 000匹, 也是南京布输出的峰值。不期想, 翌年升势戛然而止, 顿呈悬崖式下跌, 总量输入910 000匹, 较上年剧减三分之一; 美国下跌更厉害, 只有440 000匹, 仅及六分之一^{[15]346, 368}。嗣后降幅持续扩大, 到1826年, 各国的总输入量只有547 900匹^[14]130; 1831年438 785匹; 1832年仅170 500匹^{[14]267-268, 337}。显见, 1819年是南京布出口的高点, 也是由盛转衰的拐点, 自此, 南京布外销遇到了劲敌, 那就是日渐崛起的西方机织布的冲击。从这时起, 不再是南京布外销的增长, 而变成西方入华棉纱棉布的见涨, 此乃中国手织土布与舶来机织洋布的转捩。

西人谋求此变可谓由来已久, 最初企图以手工织布来与中国布抗衡。1786年, “ 曼彻斯特首次将农户手织的棉布向这个市场试销” , 展示样品后, 华商“ 认为没有一样符合市场的需要” , 产品不行, 价格还“ 太贵” , “ 中国制造的各种布, 虽然不太漂亮, 但更适合他们的穿着” ^[13]441。英国货在中国市场竞争中败北。英人并未死心, 两年后, “ 董事部送来一些诺里奇、哈利法克斯和曼彻斯特” 的货样, 经行商品评, “ 石琼官说, 它们不适合做衣服或装饰之用” , 尽管他订购了少量货品试销。潘启官的意见更不留情面, “ 说这种货物永难流行” 。1790年, 运来试销的英国棉布(粗棉布和精绫绒布各50匹)发票价值612镑, 售得款2 000两, 约等于主要成本, 它们“ 不太受欢迎” , 原因还是“ 价钱太贵, 不及他们自己生产的好几种制品” ^[13]470-471。不难看出, 在手工作业方面, 西人难与心灵手巧的华人角力。

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 中国人的手工制作便无法与西方机器争衡。初始, 西方的机织布先是占领本土市场, 由此对南京布形成第一波挤压, 故在1819至1820年南京布向西方的外销出现剧降; 随后西方机织布转向中国倾销, 进而对南京布形成第二波挤压, 中国市场遭挤占。应该说, 西方机织布入华伊始也有曲折, 有一个改进和让中国人见识优势的接受过程。1821年, 不列颠印花布批量入华, 输入4 509匹, 亏损却超过60%, 西人得出的结论是“ 显然英伦棉织品的时代仍未到来” ^[14]2。不过, 机器革命进步的速度很快, 1827年, “ 不列颠花布已首次售得利润。本季度公司账下输入为15 300匹, 发票价值船上交货为21 261镑, 而包括保险费和运费则为23 241镑” ; 其售价为25 704镑。机织布已经显出优长, 特别是在幅宽上, 其中“ 有600匹宽30.5英寸, 有3 100匹为35英寸, 而3 900匹为36英寸” 。宽幅大面是机器织布的强项, 为手工织机难以企及, 所以, 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委员会建议以后输华棉布应全部改为幅宽36英寸的^[14]156。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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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英国本土棉纺织品对华贸易的趋势(单位:银两) 年代 自英输华 自华输英 中国的出入超 1817-1818 - 395 237 395 237 1818-1819 - 488 640 488 640 1819-1820 - 265 987 265 987 1820-1821 - 433 734 433 734 1821-1822 9 807 367 651 357 844 1822-1823 - 337 264 337 264 1823-1824 - 451 434 451 434 1824-1825 - 321 162 321 162 1825-1826 1 895 366 750 364 855 1826-1827 36 144 145 172 109 028 1827-1828 124 983 467 876 342 893 1828-1829 183 338 469 432 286 094 1829-1830 215 373 355 295 139 922 1830-1831 246 189 386 364 140 175 1831-1832 360 521 115 878 -244 643 1832-1833 337 646 61 236 -276 410 1833-1834 451 567 16 304 -435 261 来源: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 第19页。

表1 英国本土棉纺织品对华贸易的趋势(单位:银两)

从表1数据可见, 早期是中国完全的单向输英, 1821年之前, 英国少有棉纺品入华, 1821年度, 英国开始小批量对华输入, 数量虽小, 却属创始, 非同寻常。此乃机织布开始输华, 是在中英两国同时发生作用, 先是英国机织布迅速拓展本土和欧美市场, 欧美对中国手工棉品的需求急速减少(这在1820年时就已出现); 转而, 英国的机织棉品侵入中国市场, 标志中国棉纺业在外国棉纺业的冲击下开始陷入百余年万劫不复的境地。真正不间歇的输入从1825年开始, 到1831年, 中英棉织品的进出口有了倒置, 英国输华额首次超过中国输英额, 中国棉布的出超地位初次改变, 此前是量变, 此时成质变, 几年之间情形颠倒。犹有进之, 中英棉织品输出输入不仅有了变化, 而且幅度很大, 从上年中国的出超140 175银两迅速转为这年中国入超244 643银两。受此趋势左右, 在东印度公司退出南京布市场的局面下, 散商对南京布的输出也未见增长, 反而下降, 仅为30 600匹, 较上年剧降^[14]356。中英两国沿承数百年的棉布进出口格局开始发生逆转, 英国物美价廉的机织布已经赢得了压倒性优势, 此时的时代主题已经不是南京布的出洋, 而是西方机织布的入华。确如史家所言, “ 这情况是到一八三一年以后才改变的” ^[17]9。这是工业革命凯歌行进的律动。出口商品的优势在于人无我有, 人劣我佳, 人贵我廉; 而其软肋, 在于别人也能生产同类产品, 且规模更大, 数量更多, 质量更好, 价钱更低。情势由是转换, 新的制造方法带来价格下降, 英国“ 纺机的进步使得1775— 1826年这五十年里, 棉纱的生产费用由120便士跌到6.5便士, 就是说, 跌落了94%还强” ^[1]41。织机的进步远不如纺机那样快, 但从1820年到1830年这十年间, 由于动力织机的使用, 棉布的市价也跌落一半左右。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废止前的1833年和鸦片战争开始时的1840年比较, 英国输华的机织平纹棉布增加了近5倍, 机纺棉纱却增加8倍有余^[1]44。是时, 不是英国一家独大, 其他列强也急起直追。1844年2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H.Pottinger)从香港致函外相阿伯丁(G.H.G.Aberdeen)专门谈到棉织品在华销路问题:“ 北方各口岸英国棉织物贸易很可增加30— 40%, 特别是上等漂白及本色洋布, 漂白布贸易仍操于英商之手。” 但让英人担忧的是, “ 法国货及瑞士货对英国货有压倒优势” , 特别是“ 近年来美国货已成为英国货之劲敌” ^[18]260。阔大的中国市场令列强垂涎三尺, 中国棉布进出口的消长在美国甚至比在英国表现还厉害。美国曾是中国棉布的输入大国, 一般年景下, 美国进口中国棉布的价值占其进口中国总货值的14%以上, 但19世纪20年代前后, 中国棉品在美国的市场被西人夺占, 到1840年, 中国棉布销美仅值2 000多美元, 市场近乎消失。倒过来看, 在1832年, 美国商船运入中国的棉布价值591 468银圆, 而英国运入中国的棉布价值是468 953银圆, 美国输华棉布值居然凌驾英国之上^[19]。不过, 美国入华的这些棉织品主产地多为英国, 美国人是在转手倒卖(1831至1832年贸易年度运到广州的英国棉布是62 000匹, 下年度增加到143 000匹)。美国是在1826年才有自产的粗棉织品首至中国, 但发展相当快, 到1842年, 就有50万匹美产棉布输华^[20]170。

从明后期到清中期三百多年间, 南京布的海外销售从盛转衰, 其因为何?

南京布的旺销在于那时中国的棉纺织水平领先于世。“ 这种土布在英国曾风行一时, 如今人们还可以在伦敦博物院里看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 正是中国的杭绸衬衫和紫花布的裤子。” ^[1]18南京布在世界范围内的畅销在服装史上堪称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即千古独享的丝绸被棉布部分取代。在棉品出现之前, 人们的穿着主要是皮毛和麻织品(大麻、亚麻、葛麻), 这些材料有一个共同缺点, 就是质地粗糙, 刺扎皮肤, 特别是旧时的鞣纺技术差欠, 使其贴身穿用很不舒服。而丝绸恰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其纤维柔软, 是那个年代具有唯一性的适体服装材料, 这也正是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长期盛销不衰的原因所系, 是丝绸之路千年存续的奥妙所在。转过来说, 也正因为此, 棉花的利用在服装史上意义非凡, 它使人类找到了一种生产成本更低却又穿用舒服的材料, 由是, 丝绸对人类穿着的影响力降低。元朝初年的人对丝、麻和棉花的优劣就有比较:“ 比之蚕桑, 无采养之劳, 有必收之效; 埒之枲苎, 免绩缉之工, 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 不茧而絮。” ^{[21]卷一二, 184}这是从生产成本着眼, 于舒适性考量, 棉布更是远超麻布。棉、丝之间的比较优势还在于棉花更适合普及, 自南纬25度至北纬42度30分之间的大多数地区均宜生长; 增产也更容易, 以1830年英国进口的棉花2.63亿磅为基数, 如果用相同重量的亚麻来取代棉花, 需增用5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植; 至于羊毛, 则需增用2 300万英亩来放牧^[22]451-452。另从市场角度看, 棉织品较之丝织品要便宜耐用, 丝绸因价格昂贵, 自古被视为“ 上服” , 只有上流社会才享受得起, 庶民百姓多以葛麻等粗织品蔽体, “ 吾国丝业甚早, 锦绣黼黻, 皆丝织品也。而布以麻为之, 贫夫之褐, 直粗麻耳” ^[4]。棉布则是一种普适的服装材料, 茸密轻暖, 物美价廉, 比麻织舒适, 又比丝帛耐用。“ 棉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穿着衬裤和衬衣, 而以前他们只能穿着粗糙、肮脏的外套。一种新式的工作服装产生了— — 结实, 而且皮肤舒适, 易于洗涤和修补。” ^{[23]第3卷, 661}棉布漂洗后的缩水率小于绸缎, 方便剪裁并可反复清洗。穿着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之首位, 棉花取代毛、麻、丝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纺织原料后, 棉织物成为衣料的首宗。这一替代过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光, 世界各国基本同步, 欧洲从12世纪起就加工棉花, 到17世纪仍以进口东方棉织品为主, 诸如南京布之属。18世纪早期, 英国颁《棉坯布法令》以刺激棉纺业的发展,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开展, 到18世纪后期棉花成为欧洲重要的纺织原料, 用棉代毛蔚成风潮, 18世纪90年代后, 英国纺织界“ 弃羊毛而改由北美引入价钱便宜的原棉作纺织原料, 令英国羊毛业一度陷入衰退, 涌现破产潮” 。到1828年, 在过去的毛纺业重镇英格兰和威尔士, “ 毛纺已无影无踪, 麻纺也差不多, 普遍使用的原料变成了棉花、棉花, 还是棉花” ^{[23]第3卷, 663}。中国的情况亦复类似, 迄明代, 棉花在服装原料上已居桑麻之上; 到清代, 布代替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 棉纺织成为中国产值最大的手工业。棉花经济的崛起进而带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变易, 男耕女织成为习俗, 植棉、纺纱、织布三个环节(内可细分为选种、育苗、成株、摘桃、去籽、轧花、弹松、纺纱、浆纱、牵经、穿综、摇纱、织布以及深加工的染色、踹压等), 涉及众多劳动者和消费者, 这对数量庞大的小农业小手工业者有着极大意义。南京布的主产地松江长达几百年居于世界棉纺织最发达地区绝非偶然。16世纪后期来华的利玛窦称“ 棉籽传入这个国家只是四十年前的事” ^[24]13, 当然不是事实。松江最晚在南宋中后期就已开始种植棉花, 元末陶宗仪《辍耕录》云:“ 松江乌泥泾土地硗瘠, 谋食不给, 乃觅木棉种于闽广, 初无踏车椎工之制, 率用手去其子, 线弦竹弧, 按棹而成。” （转引自屈弹山《雉尾集· 松江布与黄道婆》, 载《大众》1944年第20期, 第144页。）由于长江三角洲的江积或湖积平原的沙壤极适棉花种植, 全区位于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的过渡, 属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 年降水量在1 000— 1 250毫米。加上该地民众讲求工艺, 在棉花普遍种植之前, 丝、麻纺织技术已臻极高水平, 具丰富的机杼织造经验, 当棉花传入, 便径直采用丝麻两业已有的技术成就, 不仅工艺精良, 而且品种齐全, 有三梭布、云布、标布、官布、飞花布、丁娘子布、织花绒布、尤墩布、紫花布、斜纹布、棋花布、诸暨布、蓝靛布等, 都是质地精良的名品^[25]。该区地理位置优越, 大运河沟通南北, 北枕长江, 东临大海, 海运南连闽粤, 进而外通欧美, 大大增强了棉花的商品属性, 使得松江布冠全球。据统计, 清政府在公开市场上采购的棉布每年不下2 000万匹^[1]16, 而松江一府年产土布就有3 000万匹^[26], 并以此为中心, 扩及太湖地区乃至江南地区。南京布在国际市场上的大卖说明在棉布部分替代丝绸后中国的手工纺织业依然走在世界前列。至19 世纪前期, 中国还保持着世界上重要棉纺品出口国的地位。

南京布的衰退, 原因在于欧美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展和中国传统棉纺织业的抱残守旧缺乏进取, 在英国由棉纺业首先突破迈步进入机器生产的时候, 原本领先的中国棉纺织技术却长期龟步, 业者墨守成法, 不知改良。真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正因为中国手工纺织技术的先进发达, 才有南京布的遍销天下; 也正因为农家木制布机的技术落伍, 才有市场的拱手相让, 技术创新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英国的工业革命从纺织业起步, 可谓适得其地, 纺纱需要特殊的气候环境, 即湿度大, 温差小。兰开夏恰好具备先天条件, 其夏季平均温度是摄氏16度, 冬季是4度; 平均相对湿度0.82。向阿什顿和罗奇代尔伸延的高大山脉阻住了来自海里的云, 接纳着充沛雨水, 全郡的年均雨量达一米左右, “ 空气有着十分特殊的湿度, 人们能使棉纱具有异常的纤细性” , 不易断线。笛福(D.Defoe)在1727年还将曼彻斯特称为“ 英格兰的最大村落之一” , 尽管“ 最大” , 也只是村落而已。但到19世纪初叶, 却成为全球闻名的“ 棉都” , 该城的发迹得益于地理区位:“ 处在那些围绕着兰开夏南部的半圆形山丘的中间, 这个位置便决定它要成为地方的贸易中心。从各方面流经它所占据的那个天然盆地的急川, 是它的工业繁荣的原因之一。” ^[27]156利物浦则是次生传递性城市, 发展同样有赖于棉花经济, 因为坐落兰开夏的门口, 紧邻曼城, 是大海和内河的联结点, 理所当然地成为原棉输入和棉布输出的门户。1710年, 出入利物浦港的船舶总数不超过27 000装载吨, 1770年便达到14万吨, 随后, “ 成千上万地堆在利物浦仓库里的棉花包, 使我们想到近在咫尺的曼彻斯特, 想到它那些正像吃不饱的胃口一样不断需要喂料的无数机器, 想到要离开那里以便流行到全世界的大量工业品” 。若将曼彻斯特工业区比作中枢心脏, 那利物浦就是吞吐胃口, 这“ 一切动作起来的推动力却是来自海外” ^[27]81-83。先前, 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在本国— — “ 羊吃人” 的圈地运动, 如今, 英国工业革命开展的重要基础却在海外— — 原棉来自印度、埃及、美国等地, 棉布销售主要面向国外市场。但地理和地缘要素的充分释放和有效发挥都有赖于技术创新, 蒸汽轮机等发明不仅改良了纺织机的动能, 而且给远洋运送提供了新动力, 东方传统纺织国家由此沦为英国机织“ 棉布进口地区” ^[28]169。曾在华叱咤风云一百多年至今不衰的英国太古洋行(公司)的早期发迹就是将“ 兰开夏郡生产的棉织品输出海外” , 重头当然是中国^[29]11。

工业革命在人类生产史上将此前此后的时代划出了一道截然线际, 它不仅是无生命力的动能转化(自然力如风力和水力转变成人为力如蒸汽力和电力等), 而且是人类集约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特别是工厂制度的出现), 机器的开动使有限的资源和人力获得了无限增加的可能, “ 人们可以看到织物展开成为连续不断的布匹以及堆积如山的圆筒货包” ^[27]10。曾几何时, 中国是植棉纺布的大国, 西人曾感叹“ 中国可以生长的棉花足够供应全世界” ^[24]13。但19世纪20年代后, 在机织布的席卷下, 中国手工土布风光不再, 江浙“ 素以出产土布著名, 且远销欧美、日本各国。迨各国机织棉布勃兴, 吾国土布一落千丈, 欧美洋布反而畅销我国内地” ^[30]1356。反观之, “ 曼彻斯特作为当时纺织业的主要营销地, 成为第一个全球化的工业城市, 其工业体系遍及全球各地” ^[31]269。采用大机器生产的英国棉纺织品以其质优价廉横扫世界棉业市场, 此乃千年一出东西方移形换步的大变局。但话说回来, 中国的土布业虽遭重创, 仍能顽强生存, 除了满足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外, 小量精美织品仍有出口。1883年英国出版的《中国博览》东西方还记载:“ 中国造的南京土布, 在颜色和质地方面, 仍然保持其超越英国布匹的优势地位……(英国)人人以穿着‘ 南京布’ 为荣, 似乎没有这种中国棉布裁制的服装, 就不配称为绅士, 难以登大雅之堂。” （转引自[英]罗伯特· 富琼《两访中国茶乡》译者按, 敖雪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71-72页。）^[6]71-72不消说, 手工制品在某些方面历久弥新地保有传统工艺优势, 虽然小众, 反成时尚, 在大工业的批量生产时代尤其如此,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共享包容性亦见一斑。

南京布的国际流通是古代丝绸之路中断后中国对人类服装材料的新贡献, 反映出棉花替代丝绸的适体功用后世界的新选择— — 中国的优质织物依然得到全球认可, 在人类服饰史出现重大转折时中国的传统纺织技术仍然能超前适应。南京布的热销适逢古代丝绸之路的衰落, 两者之间大致承接, 堪称丝绸之路的续篇, 同样是纺织品的热销, 同样是中国的生产者和全球的消费者, 同样是中国出品面向世界市场。差异所在:材质从丝绸变为棉花, 消费者从达官贵人改易为普通民众, 这不能单纯被视为中国两种出口货品的消长, 内中包含着深巨的历史意义, 即从为上等人提供华贵锦缎到为普通人提供日常棉料, 转折的确是历史性的。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 航海技术的欠缺, 古代国际贸易主要是为皇家贵族服务; 近代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对象转向大众, 丝棉贸易地位的升降典型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的重大转变。南京布商贸网络的架构使洲际之间一般人群的横向联系愈发紧密, 使全球史的书写更加趋于普通民众而变得愈发丰富多彩。相较于古代丝绸之路, 南京布商道的路途更远(主要是欧洲, 远及美洲), 在销售时段的销量更大(南京布外销延续三百余年, 几乎从未中断, 棉布的年度产销量也大大多于丝绸); 更具未来指向意义的是, 古代丝绸之路主要由东方人控制, 而南京布外销主要由西方人控制, 他们因操控着海洋运输也便操纵着海外市场, 这里, 海权具有掌控命脉的价值, 先进的运输和技术工具有着引领全局的作用。这也说明, 在丝路花雨凋零而棉布重开续篇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棉布生产手工技艺始终领先, 中国人在手纺领域长期享有难以超迈的地位, 前期是丝织业, 后期是棉织业, 只要是手工制作, 中国的手工艺人就可以将其发展到极致, 就能够始终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进言之, 传统棉花经济是农业文明的突出成果, 手工棉纺织业与其同生共长, 形成小农小手工业的经济体, 南京布正是农业文明臻于完美的标志之一, 绣工织娘正是著称于世的中国符号。尽管西方率先步入工业文明,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各文明仍有自主发展的空间, 依然保持自己的文明特性和特殊优长。不过, 南京布又是耕织经济的“ 迟暮美人” , 是农业文明鼎盛岁月的回光返照。届近世, 工业文明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 国人的手艺终于不敌西人的机器, 单纯人力究竟败给机械动力, 中外两维局面改观。技术落伍, 缺乏创新, 旧有工具终被取代, 个中的经验教训足以为后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