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德(美国哈佛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博士后、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三峡以下长江流域的一千公里曾是一个巨大的季节性湿地, 拥有鹿和水牛群, 食肉动物如老虎和鳄鱼, 巨大的候鸟群和丰富的水生生物。通过建造堤坝和排水系统, 人类逐渐将这些湿地变成了肥沃的农业区, 现在这里已是数亿人的家园。长江流域水环境的治理过程历经两千多年, 但尚未被充分理解。谁都知道这些低地的垦殖化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但不太认识到它也摧毁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气候温和地带的湿地。我的工作旨在探讨农业社会的扩展导致世界湿地（参见M.Williams(ed.), Wetlands: A Threatened Landscap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W.J.Mitsch & J.G.Gosselink, Wetlands(4th Edition), New York: Wiley, 2007。）被破坏的背景下长江低地数千年的历史。

我刚开始研究两湖平原全新世的环境变迁, 该地区的湿地是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湿地系统, 至今洞庭湖系统中尚未被破坏的一小部分及鄱阳湖地区仍然是华中最重要的湿地。这些湿地常常冬季干旱, 而夏季频发洪水。像两湖平原这样的大河漫滩平原在生态上却是物产极为丰饶的区域^[1]。当洪水泛滥时, 它们是鱼类饵料的重要补给区; 当洪水退后, 留下肥沃的泥沙层, 新生的植物吸引了各种野生动物。这就是司马迁所谓“ 云梦之饶” 的意思。

我对这个地区的兴趣, 开始于我对香港中文大学买下的关于堤堰维修的汉朝行政文书“ 河堤简” ^[2]的研究。这些简牍表明, 在汉初该地区就有一些堤防, 比先前已知的早几个世纪, 揭示了《史记》和《汉书》的治水记录偏向于黄河流域大规模水利工程, 它们是由汉朝中央政府官员写的。不过, 长沙吴简也有类似的记录, 显示古代中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在维护堤坝和灌溉系统（参见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第八章“ 隐核波田簿与孙吴陂塘的治理”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424-454页。）。

如果回顾一下史前史, 我们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人们积极改造环境已有几千年之久了。湖南、湖北发现的许多史前遗址有大型围墙, 从城头山文化开始, 石家河— 屈家岭文化最明显, 到盘龙城址, 围墙结构也很明显。其中一些可能是为了抵御洪水。而浙江良渚遗址的防水工程可能不是新石器时代中国南方地区唯一的防水系统, 它们只是因浙江考古学家使用先进的测量方法而被第一个发现。换句话说, 我期望未来的考古工作能找到史前防水更多的新证据。

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野生动物。一般认为长江流域曾经有过大量的大型动物活动, 不过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围墙似乎保护了农作物免遭野生动物的破坏。例如, 一只亚洲大象每天可以吃200公斤的食物, 一群大象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轻易毁坏整个村庄的农作物(这在像尼泊尔这样的地方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那里的农民生活在野生动物保护区旁边)。长江低地曾经是大象、犀牛、野生水牛和鹿的家园, 更不用说老虎和短吻鳄; 野生动物比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多得多。在过去的几千年里, 人类和牲畜已经逐渐取代了这些动物的栖息地, 并用农场替代了它们的栖息地。

这就涉及我的研究的另一方面, 即是人类生态学。在早期, 长江流域的生产力非常高, 人们可能只花少量时间种植水稻和其他食物。剩余的时间他们可以钓鱼、收割庄稼和狩猎, 这些都是只需较少劳动即可获得食物的方式。但随着人口的增长, 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越来越努力地工作, 于是水稻种植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这是有趣的现象, 因为水稻是长江湿地的天然植物, 它的生长需要适应洪水和干旱的循环。因此, 人们在该地区种植当地土生植物。这只是农业系统长期发展的一个方面, 它允许人类生活在该地区, 并改变其景观。不幸的是, 由于缺乏关于农村的文献记载, 我们对周至唐代的农业开发和动物驯化情况的变化知之甚少。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特点是, 有许多新石器时代村庄的遗址报告, 但没有以后时期的, 所以比起汉代以来, 我们更了解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农村经济。

综上, 我目前的研究侧重于追溯两湖平原的长期垦殖化, 基于先前所理解的它是一个非常缓慢和长时段的过程之假设。只有结合自然科学、考古学和文献, 我们才能理解该地区的长时段历史。

马瑞诗(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这里我想谈一下我目前有关黄河研究的一些内容, 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课题旨在探索长时段与大规模的黄河流域环境史, 该课题涵盖的时间段包含了三千年, 并将黄河中游侵蚀的历史与下游洪水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 同时, 我的这一研究将黄河建构为一个地球体系和世界体系。作为前者, 黄河是一个单一实体, 其上游发生的事件对下游具有可预测的影响。然而,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黄河从干旱的边缘地带流向湿润的区域, 不可能基于现代环境知识或者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来管理黄河。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正在进行新的数据分析, 并将环境科学融入我的工作中。同时, 我也希冀了解有关黄河历史研究的重要中文研究成果, 并介绍给英语读者。

学界已有一个长期普遍的认识, 即约在11世纪, 黄河从长期相对稳定的状态转变为后来频繁发生洪涝与改道的状态。不仅历史文献记载了洪灾发生的时间和特征, 而且土壤本身也揭示了每年沉积物的增加以及这些黄土的来源即黄土高原。尽管气候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 但所有证据证实, 变化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类在鄂尔多斯盆地草原上活动量的增加, 且该黄土区域恰好处于黄河的大拐弯内。在11世纪之前, 该区域的定居点是稀疏的, 汉人和党项人之间日渐激烈的争夺导致双方都加强了对该地区的重视。至1044年, 在草原上有三百多条栅栏。这些地处偏远、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居民点所属的田地、牧场及居民的木材采伐破坏了脆弱的地表覆盖物和暴露的易受侵蚀的沙土与土壤, 使得它们通过风和水的沉积过程进入到了黄河。

黄土具有高度渗透性, 并且在有植被覆盖的地方是非常不易被侵蚀的, 反之, 则极易被侵蚀。在有森林或草地覆盖的情况下, 坡度和降雨强度对水土流失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当除去地表覆盖物后, 水土流失则立即开始。黄土高原位于东亚季风带的西北边缘, 降水量分配不均, 极易遭受干旱和暴风雨等自然灾害。在旱季, 风将黄土和沙子积聚在沟渠中; 在雨季, 它们常常在暴雨中迅速沉积。在夏季风暴期间, 从沙漠到黄土高原北部和西部, 黄土土壤与风吹来的沙子混合在一起, 被从沟渠冲到黄河的支流, 最终进入黄河的主道。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 流经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带的黄河则成为一种流动着的泥石流。然而, 降水本身与沉积物进入河流的积累并不相关。根据最近的研究,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至少30%是人为的, 气候环境则加剧了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水土流失的影响。

直到10世纪, 黄河发生洪水只有零星的历史记载。根据相关的历史记载, 汉代洪水发生的次数增多了, 但接下来直至晚唐时期, 几乎没有黄河发生洪水的相关报告, 这也正是谭其骧先生的著名观点。黄河地区关于土壤的记录几乎与历史时期的洪水记录完全对应, 反映了10世纪之交黄河地区土层沉积的急剧变化。事实上, 数据显示当时发生了巨大变化, 即大约一千年前沉积到河流中泥沙的量级陡增。

那么, 大约一千年前的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盆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变化出现?其实, 伴随温暖期的到来, 在北宋和党项族的西夏之间建立了一个军事边界和战场地区, 这场建立在以黄土高原脆弱和容易受损的草原为中心的11世纪的对峙, 对整个中国北方生态和水文的均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0世纪时, 中国处于一个大分裂时期, 党项族的西夏和契丹族的辽国逐渐强大起来。宋朝在960年建立, 1004年与契丹辽国缔结了和约, 这两个政权确立了外交关系, 并明确了边界。虽然设防是可持续的且能被良好管理, 但在宋和西夏政权之间则不是, 而是需要宋王朝修建大规模的防御设施来抵抗党项族。1038年, 这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爆发, 且一直持续了7年。1040年, 以兴建堡垒和城墙为主的战争结束, 而此时宋已经有居住在黄土高原的670个部落的340 00匹马和155 600个居民, 还有由20个禁军兵营和900个藩镇兵营所组成的32 580名军人和民兵。1042年的另一场防御战争旨在填补空缺, 至1044年, 在黄土高原上有500个禁军兵营, 约50万军队, 与30万西夏的骑兵形成对峙之势。因而战争以相持状态结束。党项骑兵无法打破宋的堡垒, 宋的步兵亦未倾力将骑马的党项族赶回他们自己的领土。

在11世纪40年代第一次宋夏战争结束之时, 政治家欧阳修公开反对用于分布在整个高原上广大密集的小堡垒和城墙之间的人口和资源的巨大开支。然而, 所有的堡垒都保持了下来。宋在1080年的另一次攻势中建立了一个新的更靠北的边界, 并相应地修筑新的堡垒。在11世纪40年代至12世纪20年代之间, 宋王朝在黄土地区建立了20多个新县, 以帮助管理和经营边境地区。每一个县都是一个新的城镇, 拥有数十名民事和军事官员。同一时期双方在反复较量中建立起了300个新的堡垒, 每个都管理着数十或数百的马匹、军士和其他人员。每个堡垒都各自使用当地资源, 获取尽可能多的食物和燃料, 这对当地脆弱的生态造成了额外的影响。除了在边境修建堡垒和军屯, 宋王朝还在黄河最大的支流之一渭河流域黄土地的南部开发了土地作为农场和畜牧场, 并且开辟了从那里到北方边境地区的几百英里的道路。

到11世纪末, 半干旱的鄂尔多斯盆地从草原和稀疏森林相对完好的地区变成了一片片被风和水侵蚀、被沟渠割裂的裸露着的淤泥和沙地, 且一旦这种沉积物以不可预测的速度冲入黄河, 华北平原的整个命运就改变了。

孙竞昊(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教授):水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至关重要的资源, 水利事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利用水资源的运河工程由来已久, 隋唐时期开始出现全国规模的运河网络, 元代重修大运河, 连接江南与京师, 而后在明清时期成为王朝的财政生命线。为了维系大运河上的漕运以及运输贸易, 明、清政府从物质、体制、政策诸方面倾力投入。在地势高、气候干燥、水源短缺的北部运河流域, 大运河运行的最大挑战是缺水。明清时期水柜的设置是保障运河供水的关键一环, 其存废与运河的兴衰相始终。济宁地区的“ 北五湖” 和“ 南四湖” 即著名的运河水柜。作为政府积极干预运河沿岸环境和社会的方式, 水柜的设置改变了当地水文结构、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态, 其复杂曲折之过程以及成败得失, 为我们思考前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1411年宋礼重开会通河之始, 设立安山湖、南旺湖、马场湖(皆在济宁以北)、昭阳湖(济宁以南)四大水柜。而南旺湖事实上又析出蜀山湖、马踏湖二湖, 这是北五湖的由来。北五湖所处的济宁北部地区地势高于济宁南部地区, 维系运河供水尤为艰难。至明末清初, 除了蜀山湖外, 其他各湖趋于枯竭, 尽管之后偶显恢复的迹象。济宁南部地区的水源相对丰沛, 除了昭阳湖, 其他三湖南阳湖、独山湖、微山湖在明末出现, 在清代扩大, 并连成一体, 也合称为微山湖。总的说来, 运河以西的水柜因地势低于运河以东, 疏导东流的黄河、淮河等的泄洪作用明显, 所以更多地被称为“ 水壑” 。通过对济宁地区水柜的考察, 我们可以归纳出当时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各个因素的作用与机制。

其一, 水柜起源于自然水泊或积水, 它们之所以变成水柜是由于人力的行为, 即经过人工改造、扩大、规范化, 由政府主导日常管理或监督, 旨在为运河保持恒量用水, 而防洪排涝、农业灌溉以及渔业生产都属次要考虑。

其二, 尽管因环境的变迁, 水柜不断整修和改善, 但缺水是持久的问题。在济宁北部地区, 只有蜀山湖的功用相对稳定。这种情形自晚明以降变得严峻, 因为黄河在河道南移后不再成为北方水柜的水源。

其三, 当政府坚定不移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时, 这些水柜方能储备足够的水量, 保障运河的供水和调节; 反之, 则会萎缩, 最终枯竭。同时, 不能否认水柜等运河水利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水流运动的不确定性, 说明了被改造、治理的环境具有优越性的一面。

其四, 当地民众千方百计利用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从水柜取水, 用于农业灌溉, 但政府在水资源的分配上拥有决定性权力。如政府规定了从水柜等水源取水的官渠与民渠的比例, 唯有民渠的水可以用于灌溉。

其五, 水柜的设置牺牲了大量耕地, 故附近地区的民众通过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机会侵占湖田, 导致水柜的消损, 这种情形在北五湖地区特别严重。而在南四湖地区, 当地居民不仅侵占湖地, 还在湖区从事捕鱼、水产养殖。文献中有政府与民众以及相邻村庄之间争水、争地的大量记载, 当然政府具有解决纠纷的权威。

其六, 政府为漕运确保水柜蓄水而与当地民众围垦湖田的冲突加剧了湖泽和周围洼地的环境恶化, 使其难以抵御泥沙淤积、沼泽化, 并加重了旱、涝交替发生的态势。考虑到水流的不可测和土地占有权的不确定, 湖田不是稳定的农田。

包括水柜在内的大运河是一个涉及自然环境、基础设施、财政和管理的复杂系统。我们可以看到人力、技术和组织等因素改变了既有的生态环境结构, 使之服务于人类社会的需要, 从而产生了可操纵和不可操纵的环境后果。通过对水柜的审视,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前现代社会里人力作用于环境所涉及的以下几个宏观议题。

其一, 人类工程技术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大运河的修建是基于人类可以通过意志和才智改造自然以服务于人类的信念。在北部运河段, 工程主要是开拓、汇集、储蓄水资源, 水柜至关重要。但这种对环境的改造不是全然的征服, 而是遵循大禹治水的疏导方式。尽管如此, 人类干预自然的客观后果并不完全由主观愿望决定。在济宁南部地区, 水柜对环境的影响十分复杂, 难用正面或负面一言概之。洪灾常常由于政府蓄水保运的抉择而愈演愈烈, 天气的干旱、植被的减少、人口的增加都在蚕食着自然的和人为的环境, 所以水柜等运河水利设施的长时段后果显现出人力及其技术的局限性。但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 人类对自然因地制宜的适度干预可以起到积极的效应, 这是为什么大运河在明清时期大体上实现了既定目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运河水利设施的主要功能并非预防自然灾害和改善生态系统, 而是为了国家及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也意味着人们重新建构自然的理性技术逻辑必然需要与主要来自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各种力量适当协调的社会逻辑相适应, 以提供技术解决的人为氛围。

其二, 王朝国家— 地方社会的关系与区域环境— 社会的变动。大运河作为王朝的生命运输线和农业社会的多功能水利工程之存在, 受到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制导和规范。为保障农业社会的稳定而维系其防洪功能十分必要, 同时用于耕地灌溉和保持土壤(淤泥)肥力的蓄水问题同样值得重视。当政府的水利工程综合考虑、协调这些目标时, 它们能比较持久地发挥预期的作用, 因为来自地方社会的抵制小。明清两朝的多数时期, 虽然运河基本畅行, 但大大小小的“ 水权” 争执案例层出不穷, 特别是在济宁这种干旱的北方地区, 对稀有水源的分配之争最为激烈。水柜、水渠、池塘都连接于或修建于引展的运河网络上, 是漕运季节里国家和地方“ 水权” 纷争的集中地。当水柜消损, 农户争夺湖地, 这种情形随着人口增长而日益恶化。一般说来, 地方官员由于征收田赋的压力以及与地方社会势力的利益关系, 往往并不情愿执行朝廷为保运而严禁滥垦的敕令。在清代中后期, 微山湖成了山东西南部最重要的运河水源, 其被“ 豪强” 及“ 细民” 侵垦的记录俯拾即是。清末漕运衰微直至废止, 侵占湖田的大势便不可逆转了。

其三, 国家权力的威力与地方环境变迁的不同命运。如前所述, 一个区域或地方的兴衰固然受制于生态环境与技术手段之间的关系, 但国家权力常常主宰着环境的变化, 进而牵制着地方经济与社会的波动。运河的开凿与维护增加了地方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可变性, 而自然灾害或急或缓地肢解既有的生态系统。国家有限的资源需要在各地区间不均衡地分配。幸运的是, 明清时期由于济宁地区的繁荣与国家的战略利益密切相连, 水柜的作用不仅是济运, 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当地防旱排涝的能力, 更勿论政府对济宁这样的重点地区的灾害救治、赋税减免的重视和投入, 如对微山湖受灾湖区设立沉粮地、缓征地的优惠政策。与此对应的是, 作为沿运河地区腹地的其他地区往往被忽略、被牺牲, 山东西部的大多数腹地地区都是如此, 而胶东半岛亦归于不被重视的边缘地区。视野再扩大些, 淮北、苏北成为损失更大的牺牲品。运河流域社会的命运系于政府政策, 缺少经济自主再生力。当社会动乱、政权衰微时, 国家主导的生态模式的负面作用显著。如明清易代之际, 运河设施与生态危机并现, 北五湖大部分枯竭了, 尽管清代有所恢复; 南四湖在清代的兴盛与自然变迁趋势有关, 也与政府的强势干预有关。中国东部以运河为中心的水利和环境结构大体上维持到19世纪40年代初, 接着黄河河道的北迁给山东西部环境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这也是自然与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然。19世纪中叶以来, 王朝中央权力的式微使得运河设施不可逆转地衰亡, 曾经繁荣的济宁地区在自然与社会灾害面前更为脆弱。

从济宁地区水柜等运河水利设施的运作功能和历史轨迹, 我们可以看到区域生态环境变迁中自然与人力的两种作用力, 而国家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水柜的旧事演绎了前现代社会人为世界与自然世界谋求平衡的一个范例。

熊远报(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教授):水是与生命、人类起源和文明的发展持续密切相关的物质, 同空气一样, 培育、涵润了生命与文明。水是生命和文明存续不可或缺的原初环境, 在前现代技术条件下, 降水、洪水、海潮、水流失、水蒸发等是难以控制的自然现象, 人在与水的互动关系中往往很被动。不过, 人类正是沿着水源、河流在地球上迁移与扩展的, 在不同的水与自然环境中创造了风格相异的文明, 对水的利用与防范技术也就成为各地区文明的重要部分。

由早期人类的定居点发展起来的聚居点, 已经开始具备城市的一些基本功能, 集聚和拓展了人类的智慧, 为文明的薪火相传提供了堡垒。聚居地、定居地的选择离不开水源, 而规模(人口与地理范围)庞大的城市如果没有足够的、可持续供给的水源, 则难以生存下去。缺乏长时段规划的早期传统城市往往会因为过度扩张而在多方面面临困境, 生活用水为其中之一。天然水在通常情况下无色无味, 地表水在流动过程中经过沉淀作用, 适于饮用。人对水的味觉反应因体质差异等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但水甜、水苦并非一个人的主观自我意识与独特感受, 而是水中所含化学物质直接作用于味蕾而产生的生理反应。在进行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日常生活史研究时, 城市居民生活的饮用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但长期以来由于对此问题缺乏关注, 也因为现存文献的局限, 我们其实不清楚传统城市居民日常饮用水的具体状况, 当然更不知道饮用水对居民健康产生的影响。

华北地区属于半干燥地区, 降水量有限, 平均每年约600毫米, 而且降水时间分布不均, 多集中在六七月间, 水的流失与蒸发严重, 在晚近的一千年间, 发生旱灾的频率很高, 往往为三年两次, 发生洪灾的年份也可能同时发生旱灾, 整个地区长期以来处于慢性缺水状态, 缺水导致环境调节与修复能力脆弱。北京是古代华北平原北端的一个重要聚居点, 很早就成为一个重要城市。在元朝成为庞大帝国的首都后, 城中常聚数十万人口, 16世纪中期扩建外城以来, 人口规模更大。在传统技术与市场条件下, 近百万人口的日常生活需求对城市的基础供应带来巨大压力, 历代政府为确保漕运、城防、防灾以及宫廷用水, 对城区地表水严格管理, 禁止取用, 北京普通居民日常生活不得不主要使用水井, 但大多数水井的水质不佳, 居民长年饮用的是来自地下的所谓“ 苦水” 。即便在随着技术进步饮水环境有所改善的20世纪前期, 据当时市政当局对水井的调查, 水中依然含有如阿摩尼亚(NH3)、亚硝酸、硝酸、硫酸与氯、盐分, 以及细菌和大肠杆菌等多种损害味觉与健康的有害物质, 水的硬度很高。即使按照低标准, 到20世纪40年代, 北京适合饮用的水井也仅为20%, 尤其是居民日常生活利用的绝大多数浅水井被污染率很高。这一调查结果实际反映了元代以来文人学者常常提及的北京居民日常生活仰赖苦水的事实（有关20世纪中期以前北京居民饮用水状况的研究请参照笔者的论文:《清代民国時期における北京の水売買業と「水道路」》, 载《社会経済史学》2000年第66巻第2号, 第47-67页; 《18— 20世紀における生活給水と都市の外来労働者》, 见都市史研究会編《年報都市史研究》12, 第33-34页, (東京)山川出版社2004年版。）。

北京地下水苦涩的成因, 除土壤与岩石所含矿物质等地质因素外, 北京居民作用于环境的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据日军对北京水井水质的调查分析, 超过30米的深井水质较好, 不足30米的浅井水水质不佳, 水质苦涩多为4至10米的浅水井。浅水井水苦当然有地质因素, 但北京浅水井水质不佳的主要因素是人的活动与环境行为要素的影响, 在抽样调查的水井中, 水质主要受地下土壤中矿物质等化学成分影响的水井只占约12%。参见佚名《本市自来水井水之检验》, 载北京市卫生局卫生月报编辑室《卫生月报》1942年第36期, 第5-9页。）。在现代市政系统确立之前, 人为因素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面:其一, 北京并没有建立完善的处理生活污水和人畜排泄物的技术系统。其二, 北京并没有建立一套保持环境卫生, 有效处理生活污水、垃圾、人畜排泄物等公共事务的制度以及组织系统, 城市公共领域的服务缺失, 或任由市场决定。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况下, 追逐经济效益的“ 粪道” 系统横行, 在处理排泄物的过程中, 粪尿处理行业有意使用了不能密封的容器, 导致粪尿日常性地在大街小巷泄漏、扩散（相关研究参照笔者的论文:《排泄物との格闘— — 十五世紀— 二十世紀、北京における人畜 の排泄物の処理システムの成立について》, 见奥崎裕司等編《明代中国の歴史的位相山根幸夫教授追悼記念論叢》, (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版, 第643-664页; 《胡同と排泄物処理システム》, 见吉田伸之· 伊藤毅編《伝統都市4》,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版, 第161-184页; 《18-20世紀の北京における下水道· 糞尿処理にみる公共観》, 见藤田弘夫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公共性の変容》, (東京)慶応大学出版会2010年版, 第259-280页。）。其三, 北京城内居民排泄与处理生活垃圾的行为、习惯的影响。据当时人的观察, 北京居民经常在大街小巷随地大小便, 民宅平时随意将排泄物倾倒在街道上的行为严重污染了北京的环境。明清时期, 生鲜垃圾未经特别处理, 生活垃圾堆积在城内, 加上居民的燃料主要为煤炭, 其排放的烟尘与残渣中含有大量硫化物, 这些垃圾与沉积物中的有害物质经风沙雨雪作用进入沟渠, 或持续渗入地下, 直接、间接地污染了地下水源。

在数百年间, 技术与制度系统的缺乏、排泄物处理者道德缺失的经济活动、居民的利己环境行为, 给北京的饮用水与生活环境带来了灾难性后果。除了因降水量不足导致的环境自我修复能力受限的自然要素影响外, 历经数百年百万规模人口的环境累积性行为, 也导致北京生活环境每况愈下, 地下水质日益恶化。居民既是苦水的被害者, 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是苦水的重要成因, 被害与加害恶性循环的状态在北京延续了数百年。其实不仅仅北京如此, 旧时中国城市居民在环境上的利己主义行为普遍存在, 他们及其子孙也因此饱尝了利己行为的苦果。

鲁西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关于传统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研究, 主要是从农耕人群的立场出发, 观察并分析农耕人群生存、生活与发展所依靠的水资源和水环境, 以及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开发与利用, 包括由此而引发的水环境的变化与反馈。研究的核心问题集中在灌溉和防洪两个方面。近年来学界对生活用水(包括缺水区与丰水区的生活用水以及城市生活用水)及其引发的水污染的关注, 侧重于人与水环境的关系, 拓展了此一领域的广度和深度, 并指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离开功能主义的立场, 不仅仅把水资源看作人可以开发利用的对象以及可污染的对象, 而且把人与水(以及其他因素)看作一个整体, 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与制约、共同变化或发展的系统, 即人与水共存共生, 也可能一起衰退和“ 死亡” , 从而去探讨其“ 历史过程” 、变化机制, 以及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的“ 科学规律” , 分析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

这也是我们开展中国历史上滨海地域研究的学术理念的一部分。所谓“ 滨海地域” , 乃是指濒临海洋、居住人群之生计与海洋环境有密切关系或受海洋环境影响甚巨的地区, 包括大陆的沿海地区、沿海诸岛屿及相关水域。与大部分农耕区域不同, 滨海地域的水环境是海洋环境与陆地水环境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 其构成、变化与利用迥异于一般农耕区域的水环境。就水资源而言, 它也包括海水资源与淡水资源两大类。这两类水资源以及对它们的利用,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滨海人群的生计适应和选择, 乃至其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

海水给靠海为生的滨海人群提供了其生计所需的基本资源。在19世纪以前, 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鱼为主的各种海产品, 获取的手段主要是捕捞和养殖。二是海盐, 获取的方式主要是煮海水为盐, 后来发展为晒盐。三是海路, 海岸港湾提供了便利的停泊点(港口), 广阔的海洋提供了海上交通与运输的便利(近海航路), 从而给滨海人群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生计手段, 即做水手, 从事航海运输。海产品、海盐与海路乃是滨海人群赖以为生的三项最主要的生计资源。

直到最近, 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史的研究仍然是主要根据一个世纪以来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现代调查, 去追踪历史时期海洋渔业的分布、渔业活动。这一分析方法的前提, 是假设古代的人们对海洋渔业资源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与把握, 自然而然地会集中在渔业资源丰富的海域从事渔业生产。可是, 我们根据文献的记载与个案分析, 发现近代以前的渔业活动及其分布地区主要集中在渤海湾、莱州湾、海州湾、长江口两侧、杭州湾以及浙南福建沿海各海湾及其岛屿间, 珠江口两侧、北部湾等近海水域, 特别是黄河、漯河、浮河、无棣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椒江、瓯江、闽江、九龙江、珠江、符江等河流入海口及近海岛屿附近水域。滨海渔业产品, 除各种海鱼之外, 还见有海蛎、海蛤、海蚶、海螺、海珠及紫菜、菰米之属。据此推测, 近代以前的海洋渔业当属于沿海渔业, 渔业活动大抵限于距离海岸(包括离岛海岸)一日航程以内的海域; 捕鱼捡蛤应当是滨海渔民的主要生计活动, 除了在潮间带插网捕鱼、利用驯化的海鸟到稍远的海域捕鱼之外, 在沿岸浅滩及岛屿采集贝类与海藻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显然, 传统渔业生产的分布与现代海洋资源调查所得的认识并不一致, 或者说, 旧时传统渔业活动集中的地区并不一定就是海洋渔业资源丰富的地区; 而近海捕捞更是传统渔业主要的生产活动; 渔业活动的周期性也未必与鱼汛形成对应关系。这虽然受到渔业资源、航海技术与捕捞方式的影响, 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 渔民需要在渔船上装载淡水和谷物, 他们的船太小, 也不够坚固, 所以他们很难在远离海岸的海上过夜; 另一方面, 渔民需要将他们的海产品卖给岸上从事农耕的人家或市场, 而农耕人家及市场都集中在河流入海口附近。

同样, 近代以前盐业生产地区的分布与盐业资源的分布之间也并不完全对应。在理论上, 海盐生产主要受到海水的含盐度及海岸地带的物质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制约或影响。显然, 近海水域海水含盐度越高, 越便于海盐生产, 特别是在广泛采用“ 煮海为盐” 生产技术的中古时代更当如此。同时, 在“ 煮海为盐” 的制盐技术下, 宽广的潮间带(便于提取卤水)和芦苇滩(可以提供燃料)是海盐生产的两个必备条件。在黄河夺淮入海之前, 今苏北沿海近海水域的海水含盐度很可能是较高的, 它又有宽广的潮间带和芦苇滩, 是最合适的海盐生产区。汉唐北宋时期, 这里也是最重要的盐产区。可是, 黄河夺淮入海之后, 苏北沿海的含盐度显然大幅降低, 但在元明清时期, 两淮盐场的产量及其重要性不降反升。而渤海西南部近海水域以及长江、钱塘江之间的东海近海水域, 由于受到黄河、海河、长江等河流注入的较大影响, 海水含盐度并不高, 在理论上并不是很好的盐产地(虽然它们满足地势低平、芦苇滩宽广的条件)。但事实上, 这两个地区(特别是渤海西南部沿岸)自汉唐以来就集中了许多盐场, 分布着众多的盐灶, 并且生产了大部分的海盐。

何以会如此?重要原因也许正是上述地区密布着众多的河流与湖泊。较大的可以航行的河流是用于运输的, 将盐区产的盐外运, 并将盐区需要的谷物、工具等运进来。我们更要注意那些小的河流及湖泊, 它们虽然不能运输大宗物资, 但对盐民来说却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乘着很小的船去收割芦苇作为燃料, 汲取淡水, 采集菰米、莲籽、莲藕, 以弥补谷物的不足。

由此, 我们触及了滨海渔民与盐民生计的一个重要特征, 即不能自给自足。受到文献记载的限制, 我们无法估算海产品在沿海渔民食物构成中的比例, 但它应当不会很高。换言之, 滨海渔民绝非总是吃海鱼或贝类, 而盐民更不会以吃盐为生。他们需要从外界获取粮食、衣物或其原料, 甚至淡水。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的生产资料也需要从外界输入:滨海渔民需要获得木料以打造渔船, 得到麻等织物以编织渔网; 盐民生产所需的铁锅等工具, 大都是先向官府或控制海盐资源的巨商借的, 然后用生产出来的盐来偿还。

因此, 考虑到滨海渔民、盐民在食物上的结构性短缺, 特别是其生活必需的淡水、谷物以及生产必需的造船用的木料、纺织渔网的织物及铁锅等, 必须从其生计系统外面获取, 我们把滨海渔民与盐民的生计界定为一种不能自足的生计形态, 而由此形成的区域经济形态则是一种结构性短缺的经济。

弄清楚渔民与盐民生计的不自足性及其经济的结构性短缺之后, 从事海上运输的“ 艇户” 的生计就一目了然了:海上运输本身更不能生产任何食物, 其赖以为生的船只也需要从外界获取原材料才能打造。所以, 艇户的生计更不能自足; 而海上运输在近代以前甚至不能构成一种经济类型。

那么, 渔民、盐民以及艇户又是如何解决这种生计的不自给性或者经济形态的结构性短缺的呢?第一, 是适应, 即尽可能将从事渔业、盐业生产的地点选在靠近淡水资源又便于采集野生谷物的地方。第二, 是交易, 即通过不同途径, 用自己的产出(海鲜与海盐)与劳动力(对从事运输业的水手来说)换取必需的粮食、衣物或其原料、木材、铁锅等生活、生产必需品。第三, 是垦殖, 即采取不同手段, 自己开垦土地, 从事农耕。滨海洲滩与岛屿的早期垦殖很可能相当大的部分即出于滨海渔民、盐民等人群之手。第四, 是抢掠和走私, 即通过抢掠和走私手段以获取粮食、财物, 将之作为一种生计手段或补充。在这个意义上, 做海盗是一种生计方式, 而海盗们抢掠的对象与走私的“ 合作伙伴” 则大多是生活在河口地带的农耕人群或城市人群。

显然, 滨海人群生计的不自足性及其经济形态的结构性短缺, 促成了滨海地域经济网络的外向性和流动性:自古以来, 滨海地域就需要通过与外界的交流与贸易, 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在这个过程中, 滨海人群通过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 将海洋与陆地联系起来, 将海洋环境与陆地环境容纳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共生共存的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