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海禁、抗倭御寇的需要, 明代文献对崖山的记载颇为详尽(嘉靖四十一年(1562)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之三《广东事宜》记曰:“ 日本诸岛入寇多自闽趋广……而浪白澚为尤甚, 乃番舶等候接济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 使添置往来, 预为巡哨, 遇警敌, 则亦不敢以泊此矣, 其势必历厓门(崖山)、寨门、海万斛山、冈洲等处而西……” 见郑若曾《筹海图编》, 天启四年(1624)刻本, 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第17页。又《明黄佐南海图经》记曰:“ 又西南二百里抵新会县, 出城南八十里为崖门, 又南七十里广海卫, 扼其要冲, 官军每征海寇, 必集于此。” 见何镗辑《古今游名山记》卷一三《明黄佐南海图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0册, (济南)齐鲁出版社1996年版, 第788页。)。后倭患渐趋消弭, 崖山作为军事要隘的作用不复以往, 随着西方人的东来, 它又渐变成中外私贸的重要场所。

在写于1564年1月20日的信件中, 耶稣会神父科斯塔(Baltasar da Costa)和特谢拉(Manuel Teixeira)记录了他们在崖山的活动:

我们从Amacau(澳门)这个港口出发, 两天后到达Pinhal(崖山)岛及其港口……港口的人一得悉我们已到湾口, 就开来了一艘小船接我们, 把我们带到这港口时已是入夜时分, 我们在港口看到两艘葡萄牙籍帆船和四艘暹罗船……那个礼拜天下午, 葡萄牙人又一次前来, 感谢我们的到来, 也感谢我主通过我们此行赐给他们的恩宠。为表感激之情, 他们带来了18名男孩女孩, 要我们给他们行浸礼。浸礼之后, 又打算带我们去看一座供奉偶像的大庙, 就在Pinhal的中央。我们跟过去, 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居住该地的中国官员, 他是前来拜访与接待我们的。在欢迎我们之后, 他祝贺那些葡萄牙人因我们的到来而得以告解。中国官员告诉葡人说, 现在他们可以高高兴兴、心满意足了, 因为他们的灵魂洁净了。他能如此理解此事, 我们真是喜出望外。^{[1]88-89[2]118-119}

神父们在信中并未解释已经租住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何还要潜抵崖山。从“ 我们在港口看到两艘葡萄牙籍帆船” 的描述推测, 他们在崖山贸易时日已久; “ 开来了一艘小船接我们” 的人, 也应当是早已抵达此地的商人。另外, 当地“ 中国官员” 似乎也对葡萄牙人的常来常往习以为常, 他们不仅“ 前来拜访与接待” , 而且还清楚葡萄牙人告解的宗教习惯。

考虑到耶稣会士一贯的书信风格, 此信或有夸张的成分, 至少途中巧遇的“ 居住该地的中国官员” 的身份就有些可疑。有证据表明, 在葡萄牙人私至崖山之际, 中国官府禁绝不法私贸的态度极为明确。《(万历)新会县志》载:

(隆庆)三年(1569), 知县林会春议逐厓山夷泊, 擒治拐掳人口通夷汤惟蛟兄弟等。初, 夷舶泊厓门, 全节、大忠数为夷秽渎, 及擅伐厓山大松, 奸人预受夷银, 拁诱良民子女卖之, 此到汤惟蛟兄弟其首也。至是, 会春始申逐夷舶, 擒惟蛟兄弟, 置之法, 民患始息, 全节、大忠永永无恙矣。^{[3]卷一, 36-37}

由于相隔数年, “ 知县林会春议逐厓山夷泊” 一事自然不是针对科斯塔神父们的崖山之行, 但两者间的高度契合又是显而易见的。从“ 夷舶泊厓门, 全节、大忠数为夷秽渎” 一句看, 县志的记录与前引传教士信件中“ 供奉偶像的大庙” 是一致的, 两者应当都是指为祭祀幼帝赵昺、杨太后和文、陆、张三公修建于明弘治年间的崖山忠祠(《新会县志》载:“ 孝宗敬皇帝弘治四年(1491)冬十月, 建大忠祠、全节庙于厓山。” 见王命璿《(万历)新会县志》卷一《县纪》, 第22页。); 而“ 奸人预受夷银, 拁诱良民子女卖之” , 也与信中神父为“ 18名男孩女孩” 行浸礼一事遥相呼应; 如果再沿着这一思路推演, 那么这里所说的“ 拐掳人口通夷汤惟蛟兄弟等” 很可能就是此前冒充官宦之人(当时商人假冒官员或以乡绅身份与葡、西商人贸易的情况并非少数, 崇祯时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就曾审理过此类案件。参见颜俊彦《盟水斋存牍》,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73页。)。

由于中国官方的严厉打击, 此后文献中再无葡萄牙人私至崖山的记录, 但以上证据足以表明:即便是在获得了澳门这一立足之地后, 葡萄牙人仍未改变流窜沿海诸岛进行走私贸易的习惯; 再者, 既然葡萄牙人此前能够频繁来返, 并与奸民往来, 掠买良家子女, 亦说明广东官府对邻近岛屿的管理尚有漏洞。而海防如此疏漏, 显然又为此后西班牙人与荷兰人的乘虚而入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葡萄牙人被逐出崖山后, 接踵而至的便是横跨太平洋而来并在1571年于马尼拉建立殖民据点的西班牙人。出于实际的经济利益考虑, 西班牙人一直希望能像澳门葡人那样, 在中国海岸获得一个永久性的贸易港口, 或者取而代之。虽然西、葡两国在1580年合并后, 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 )一再宣称葡萄牙人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 但垂涎已久的西班牙人从未放弃这一努力。

在经过几次不太成功的尝试后(1591年5月到7月, 菲律宾总督特略(Francisco Tello)曾召集要员会商并达成一致决议, 立即派遣使团赴华。1595年和1596年, 他们又先后派出两批船队到中国, 皆无果而终。1597年, 当局又派萨穆迪奥率领两艘船只和200名士兵, 由马尼拉港出发, 却因季风受阻。参见E.Helen-Robertson & J.Alexander(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9, Ohio: 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 1904, pp.203-205, 265; D.Aduarte,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c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Philippinas, Japon, y China, Manila: Colegio de Sã cto, 1640, p.116; A.de Morga, The Philippine Islands, Moluccas, Siam, Cambodia, Japan, and China at the Clos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rans. by H.H.E.J.Stanley,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868, p.86, 以下不再标注版本。), 马尼拉当局于1598年9月派出萨穆迪奥(Don Juan Zamudio)的船队前往崖山寻找机会。可能是担心澳门葡人做出过激反应, 狡诈的萨穆迪奥在临近中国海岸时派出方济各会士, 持总督特略的信函拜会了澳门加必丹末(澳门的行政首脑)波图加尔(Dom Paulo de Portugal), 声言此行仅为采办铁、硝石、铅和锡等军事物资^[4]86, 同时又驾船直趋广州, 试图以重金和礼物贿赂中国官方, 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5]243。

萨穆迪奥瞒天过海的伎俩并未得逞, 消息灵通的波图加尔很快发现西班牙三桅帆船的行踪。为防止他们暗度陈仓, 波图加尔立即派出与官府熟悉且与西班牙人颇有渊源的退休法官马蒂亚斯· 皮内拉(Mathias Pinella), 以信使身份与两广总督和广州知府进行交涉。遗憾的是, 葡萄牙人的良苦用心未获成功。不知是西班牙人的诋毁, 还是高达7 000比索(约合5 600两白银)的贿赂发挥了作用^[4]122, 萨穆迪奥受到两广总督戴燿的热情款待, 并从海道副使章邦翰处获得入驻Pinar(崖山)港的许可。

于此, 葡国编年史家库托(Diogo de Couto)记述道:“ 当皮内拉抵达时, 西班牙人已完成交易, 并以重金获得了许可, 因为萨穆迪奥派了两个西班牙人到广州向海道请愿。海道一职如同该省的省长。(萨穆迪奥)在信中说他偶至其地, 请求批准在距澳门……(原文如此)里格的Pinhal(崖山)港设立一贸易点, 并向中国国王缴纳货税。” (D.de Couto, Da Asia de Diogo de Couto, Decada Ⅻ , Cap.Ⅺ , p.247; 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 第281页。本文参引金译颇多, 不一一注明, 谨致谢忱。有关西班牙人获准泊船崖山的经过, 还可参看1599年7月12日特略总督的两封信件, 参见E.Helen-Robertson & J.Alexander(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10, Ohio: 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 1904, pp.231-232; 267-268。)查悉此情后, 澳门葡人大为惊恐, 他们不仅害怕西班牙人会夺去自己的贸易份额, 还担心其效仿他们当年的做法, 用各种手段将崖山变成西班牙人的永久居留地。为一劳永逸地剪除后患, 波图加尔决定采用强硬手段。据库托记载, “ 波图加尔打定主意要前往那港口寻找西班牙人。他打算将他们带至澳门, 然后押送印度, 由印度副王将罪状文书、(葡方)先前的抗议文书和犯人一同运送回欧洲” ^[5]247-248。

出人意料的是, 葡萄牙人的计划遭到了广州官府的阻挠。根据现藏于葡萄牙国家档案馆(ANTT)中的葡译文献, 海道副使章邦翰在给西班牙人的批示中明确表示:“ 西班牙人来我中华纳税, 无理由驱赶。若驱赶, 澳门葡人将更加狂傲。因此, 准许其如同暹罗人在港, 缴纳关税, 进行贸易, 以示怀柔远人。” (Arqu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ANTT)/Miscelaneas Manuscritas do Convento da Graç a, Tomo Ⅵ D, Cx.3, fl.133.)

此外, 广州知府在给海道章邦翰的回禀文中亦称:

……本年, 吕宋人自其国来到广州, 请按暹罗人之制, 入泊崖山港。澳门葡人禀请不让他们入泊并驱赶之。此乃葡人为己之利, 不愿吕宋人经商, 此行过于贪婪!香山县令及其他守兵受葡人之贿, 上言有异情。本官必顾怜吕宋人。他们系化外之人, 远道而来贸易, 本无理由按葡人之请驱逐之。此为法理不容。准按暹罗人之制, 泊崖山。(同上, fl.134。)

从广州知府“ 香山县令及其他守兵受葡人之贿, 上言有异情” 一语推测, 围绕西班牙人的崖山之行, 有关利益各方曾在暗地里进行过各种活动或交易。但无论如何, 西班牙人毕竟在中国近海徘徊二十余年后, 最终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处暂可栖身的临时贸易港。1598年10月, 萨穆迪奥率西班牙船队首度驶入崖山港, 并参照华人与暹罗人的贸易规定纳税, 开始与中国人直接交易。

正如葡萄牙人所担心的那样, 在萨穆迪奥的船队进入崖山之后, 又有几艘西班牙船接连而来, 于同年十月间抵达崖山。《(万历)广东通志》记曰:“ 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门, 舟破趋还, 遂就虎跳, 径结屋群居不去。” (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第70页。)综合各方文献的记录, 这批西班牙人的抵达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意外。这一船队由菲律宾卸任总督马利尼亚斯(Luis Pé rez das Mariñ as)率领, 他们在1598年9月17日离开甲米地(Cavite)前往真腊, 但出发后不久便遭遇暴风, 三艘船只失散, 误抵粤东甲子门海岸。为摆脱困境, 马利尼亚斯同时向澳门和广州派出使者, 希望能获得帮助。

西班牙人的密集来访令澳门葡人如临大敌。莫加(Antonio de Morga)《菲律宾群岛志》中记述:

马利尼亚斯一行在接近澳门港时, 派出两名士兵乘中国帆船前往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城, 告诉葡人他们的到来和不幸, 希望葡人给予帮助, 另外又派两人去广州请求援助, 以便获得接济继续航行。澳门人和加必丹末波图加尔态度恶劣, 将两名西班牙人打入大牢, 不准其返回马利尼亚斯处, 并派人告知马利尼亚斯, 要求其立即离开中国海岸, 否则将遭受不亚于此的待遇。与此同时, 葡萄牙人知道里奥斯(Fernando de los Rí os Coronel)船长和另外一位同伴已经去广州需求帮助, 便马上从议事会中派出两名葡人前去抗议, 称西班牙人是海盗、强盗, 罪行累累。^[4]117-118

或承前事之因, 不期而至的西班牙人再次获得海道副使的庇护和帮助, 马利尼亚斯等人也被允许泊船崖山港。于是在1598年底, 两批西班牙人在崖山港欢聚一堂, 在几番寒暄、倾诉海途艰辛后, 西班牙人开始往返于广州进行交易。

西班牙人的商业行为打乱了澳门原有的贸易节奏, 他们的大肆采购几乎令来自印度的船只无货可载^[5]249。尽管波图加尔在1598年12月25日致信马利尼亚斯, 谴责西班牙人违背禁止菲律宾商人前往中国从事贸易的法令, 要求他们立即撤离崖山^[6]30, 然而, 西班牙人仍我行我素, 根本不予理睬。据事后统计, 马六甲和果阿海关因此遭受的关税损失高达10万帕尔德乌(pardaus, 约合8万两白银)^[6]23。

1598年12月末, 萨穆迪奥满载而归。在获得广州官府的许可之后, 马利尼亚斯也置换了一艘中式帆船, 打算继续前往真腊。然而祸不单行, 重新启动的远航又因船只受损被迫折返^{[7]Vol.10, 235}。更糟糕的是, 气急败坏的葡萄牙人采取了军事行动。同年底, 波图加尔率舰船试图武力驱逐马利尼亚斯, 在进攻失败后, 恼羞成怒的葡萄牙人开始对崖山港实行严密封锁(A.de Morga, The Philippine Islands, Moluccas, Siam, Cambodia, Japan, and China at the Clos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129-130。西班牙托钵修士卡斯蒂利亚(Francisco Castilla)在于澳门写给马利尼亚斯的密信中报告说:“ 葡人已经知晓萨穆迪奥离开了, 并加强了巡视, 所以不可能(向你)出售任何东西。即使是在奸诈之人的掩护下也不可能, 一旦有人犯禁就会被逮捕。我与波图加尔谈过, 他声称:既然阁下不随萨穆迪奥一同离开, 葡人就连水也不会提供, 他们会尽一切可能施与伤害。显然, 一旦有可能, 他们会对你处以火刑。” 见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AGI), Filipinas, 6, R.8, N.131。)。面对葡萄牙人的封锁和恐吓, 马利尼亚斯几经周折, 才好不容易于1600年1月突破重围, 狼狈不堪地撤回马尼拉^[6]33。

随着马利尼亚斯的离去, 西班牙人最终退出了崖山港, 一去不返。至此, 他们在中国广东寻求贸易港的努力也完全化为泡影。纵观这一事件, 西班牙人在崖山的短暂入泊和迅速退出涉及诸多因素, 虽然其最终失败与军事实力不足有关, 但也不能忽视中国官方在事态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由于缺乏更多材料, 我们还不清楚广州官府的多次“ 义举” 有何考虑, 又为何对葡萄牙人的大动干戈听之任之。但基于现实政治的角度, 在当时朝贡贸易体制的既定框架内, 既然已有外方蛮夷的葡萄牙人居留澳门, 自然就没有西班牙人如法炮制的余地了(广州知府在前引在给海道章邦翰的回禀文中还说:“ 季风一到, 即刻离去。不准(西班牙人)上岸到(处)搭棚盖屋, 养成惯例。” 又都堂亦有札谕回复道:“ 此制仅限本年, 今后不得如此次援引此制, 扬帆再来。此次予以接待, 着令下次不得再来。因为违例, 即便缴纳更高的关税也不得再来。不许再借口遇台风受难, 下不为例。” 见ANTT/Miscelaneas Manuscritas do Convento da Graç a, Tomo Ⅵ D, Cx.3, fls.133-134。)。

西班牙人的撤离让澳门地区的葡人暂时松了一口气, 但未曾料到, 更为强悍的荷兰人又如影随形, 加入到激烈的贸易港口之争。

在马利尼亚斯撤出崖山的第二年, 荷兰人范· 纳克(Jquez van Neck)凭借林斯霍腾(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收集的情报, 率领三艘舰船自第多列(Tidore)出发, 去寻找传说中的崖山港(早在1595年, 林斯霍腾就在《葡萄牙人东方航海指针》(Reys-gheschrift van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sers in Orienten)中介绍了葡萄牙水手的航海经验:“ ……在上述小海湾三里格处, 就是进入西江的入口, 即江门(Camon)。该入口很大, 可容巨大的Bancoins(桨划船)或中国驳船通过, 继而去往广州城。距崖门不远处是Haven of Pinhal(崖山港)。面朝大海方向有浅滩, 行船当需注意。在距崖山港二里格处, 又有一处江口, 小型驳船和桨划船可由此去往广州, 葡人称此处为As Orelhas de Lebre, 即兔耳之意, 因为在朝向陆地方向有两座高而险峻的山峰, 看似兔子耳朵。” 见J.H.van Linschoten, Iohn Huighen van Linschoten, His 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Ye Easte and West Indies: Deuided into Foure Bookes, London: By Iohn Wolfe printer to ye Honorable Cittie of London, 1598, p.361。)。但遗憾的是, 当范· 纳克船队在1601年9月20日抵达中国海岸时, 却不幸误入葡萄牙人严阵以待的澳门, 损失了一队士兵^[8]8-22。关于荷兰人的悲惨经历, 弗兰芒人雅克· 库特(Jacques de Coute)告诉我们说:

由于他(范· 纳克)对这片地区不熟, 当他抵达澳门时还以为自己到了崖山港。范· 纳克派出代理人马丁· 阿佩(Martin Apius)和一个侦察小队上岸。他们爬上陆地的一个高处, 在海边遇见许多持械的葡萄牙人。当他们意识到来错了地方, 想返回船上时, 葡萄牙人挥舞着白旗叫他们过去。阿佩等人看到了和平的示意, 就向岸上走了去。葡萄牙人抓住他们, 除代理人阿佩活着外, 其他人全部被吊死。( J.de Coute, Vida de Iaqves de Covtre, Madrid, 1640, 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 a, Ms.2780, fls.64v-65.)

这里无须细述荷兰战俘误入圈套后的不幸遭遇。根据一般性的理解, 葡萄牙人处决荷兰士兵似乎意在震慑图谋不轨的荷兰人, 但有线索表明, 葡萄牙人毫不留情的血腥处置可能还与中国官府的插手有关。1602年4月, 荷兰船长赫姆斯克(Jacob van Heemskerck)在爪哇擒获的葡萄牙船只上找到一封书信, 信中称:葡萄牙人吊死了17个荷兰水手, 免得引渡给中国政府([荷]包乐史《中荷交往史》, 庄国土、程绍刚译, (阿姆斯特丹)路口店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不再标注版本), 第35页。另赫姆斯克的信件, 可参见P.Borschberg(ed.), The Memoirs and Memorials of Jacques de Coutre, Security, Trade and Society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14, p.286。)。又据阿佩事后(1604年10月18日)的回忆, 税使李凤曾前往澳门试图将荷兰俘虏转移至广州。为免节外生枝, 澳门王室大法官索托(Joã o Rodrigues de Souto)遂逼迫波图加尔立即处死俘虏(M.Apius, ″Incidente em Macau, 1601, ″ Review of Culture(International Edition), Vol.12, No.4(2004), pp.63-66。另外, 此番处决行动加速恶化了葡人与荷兰人在东方原本并不友好的关系。赫姆斯克在得知这一信息后非常愤恨, 并起誓一定要寻机为荷兰人在澳门所遭受的虐待报仇雪恨。1603年2月25日, 赫姆斯克在马六甲海峡入口擒获葡萄牙帆船圣· 卡塔琳娜号(Santa Catarina), 截获货物价值高达250万荷兰盾。参见包乐史《中荷交往史》, 第35页。)。

或是为了避免遭受越权杀人的指控, 索托事后致信果阿总王室大法官, 辩称“ 这个太监(李凤)和所有的广州高官皆想给荷兰人提供一个港口” 。他还意味深长地提醒道:“ 在西班牙人被禁止来此地之后, 华商将货物运到遥远的马尼拉。” (H.A.van Foreest & A.de Booy, De Vierdee Schipva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Indi ë onder Jacob Wilkens en Jacob van Neck(1599-1604): Vol.1, ’ s-Gravenhage: Nijhoff, 1980, p.213。转引自L.Blussé , ″Brief Encounter at Macao, ″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2, No.3(1988), p.658。)由于证据不足, 我们不清楚索托声称广州高官意欲为荷兰人提供便利是否完全属实, 但他提到华商与马尼拉的贸易联系, 还是透露出澳门葡人真正担忧的是商业利益受损。故王临亨《粤剑编》卷之三《志外夷》尝言, “ 辛丑九月间……香山澳夷人虑其以互市争澳, 以兵逐之” ^[9]92。

在明末中外关系中, 太监李凤因其税使身份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奇特人物。由于他奉命掌管矿税, 且行事跋扈, 故而广受士大夫非议, 甚至有人指控他私通外夷(有关李凤向澳门索贿及其与海外贸易的关系, 参见汤开建《明朱吾弼< 参粤珰勾夷疏> 中的澳门史料— — 兼论李凤与澳门之关系》, 载《岭南论坛》1999年第1期, 第4-11页。)。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就此记曰:“ 红毛国不知何国, 万历二十九年冬, 二三大舶顿至濠镜之口……数诘问之, 辄译言不敢为寇, 欲通贡而已。两台司道皆讶其无表, 谓不宜开端。时李榷使(李凤)召其酋入见, 游处会城, 将一月, 始遣还。诸夷在澳者, 寻共守之, 不许登陆, 始去。” ( 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第70页。)

由于范· 纳克无力拯救同胞, 不得不在1601年10月3日带领船队离开中国海域。因此, 李凤“ 召其酋入见, 游处会城, 将一月, 始遣还” 一事, 或与事实不符。而荷兰人的通贡请求明官府亦未答应, 即郭棐所言之“ 两台司道皆讶其无表, 谓不宜开端”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此次突发事件中, 中国官方的态度的确耐人寻味。对此, 王临亨《粤剑编》卷之四《九月十四夜话记附》记有两广总督戴燿与他的对话:

公曰:“ 吾令舟师伏二十里外, 以观其变。” “ ……今香山澳夷据澳中而与我交易, 彼此俱则彼此必争。澳夷之力足以抗红毛耶?是以夷攻夷也。我无一镞之费, 而威已行于海外矣; 力不能抗, 则听红毛互市, 是我失之于澳夷而取偿于红毛也。吾以为全策, 故令舟师远伏以观其变……” 余曰:“ ……窃谓海中之澳不止一香山可互市, 明公诚发译者好词问之, 果以入市至, 令一干吏, 别择一澳, 以宜置之。传檄香山夷人, 谓彼此皆来宾, 各市其国中之所有, 风马牛不相及也, 慎毋相残, 先举兵者, 中国立诛之。且夫主上方宝视金玉, 多一澳则多一利孔, 明公之大忠也。两夷各释兵而脱之锋镝, 明公之大仁也。明公以天覆覆之, 两夷各慑服而不敢动, 明公之大威也。孰与挑衅构怨, 坐令中国为池鱼林木乎哉!” ^[9]103-104

上述记录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 从“ 吾令舟师伏二十里处, 以观其变” 一句看, 中国官方应已及时获悉红毛和澳夷在中国沿海的冲突, 并有所防备。但他们引而不发, 作壁上观, 其意无非是展现“ 我无一镞之费, 而威已行于海外矣” 的天国威仪。其二, 王临亨“ 海中之澳不止一香山可互市” , “ 多一澳则多一利孔” 诸言, 暗含了某些开明士绅广开商路的想法, 以及避免“ 孰与挑衅构怨, 坐令中国为池鱼林木” 的担忧。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来, 如果真对荷兰人网开一面, “ 别择一澳, 以宜置之” , “ 彼此皆来宾, 各市其国中之所有” , 恐又有违朝贡体制之基本国策。

众所周知, 1557年入租澳门以来, 坐拥地利的葡萄牙人不惜以武力和死刑坚拒其他西方人染指广州市场, 但面对中国官府却总是低三下四、委曲求全, 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广东官员, 以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 或许中国官员觉得相处已久、俯首帖耳的葡萄牙人更易控制, 所以才听任其诛杀荷兰人, 以维护其独特地位。另外, 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中, 因循守旧、沿袭陈规往往被明哲保身的地方官员视为上善之策。如此一来, 实力对比中最弱的荷兰人只能黯然出局。

当1601年范· 纳克的冒险失败之后, 强悍的“ 海上马车夫” 并未就此放弃, 而是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 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展开毫不留情的军事打击。1603— 1607年间, 荷兰人曾多次进攻澳门; 稍后, 又不顾与西班牙签订的和平协议(1609— 1621), 于1609年开始对马尼拉港进行长达10年的封锁^[10]11。在此期间, 荷兰人还千方百计地劫掠“ 澳门— 日本” 和“ 福建— 马尼拉” 航线上的贸易船只, 以掐断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

面对步步紧逼的荷兰人, 实力大不如前的葡萄牙人只能以防守为主, 改换轻型船只, 尽量躲避围追堵截。与澳门葡人背靠中国大陆的地理优势不同, 菲律宾西班牙人所面对的困难更为艰巨。除了维持通往美洲的太平洋航线外, 他们还必须设法建立新的军事要塞, 以确保通往福建的贸易航线(在马利尼亚斯撤回马尼拉之后, 西班牙人并未放弃在崖山获取贸易港口的希望。1603年10月, 西班牙王室又下达指令, 要求总督阿夸迎(Pedro de Acuñ a)同最高法院召集教会和世俗官员商议返回崖山港。参见AGI, Filipinas, 329, L.1, fls.54v-56。)。

由于重返崖山已没有可能, 西班牙人便另谋他策, 将目光投向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地区(需要指出的是, 西班牙人很早就注意到台湾岛的独特战略位置。早在1586年, 谋划进攻中国的西班牙人就曾试图在台湾占据一个桥头堡, 直到1597年, 马尼拉仍未放弃在台湾建港的努力。参看AGI, Patronato 24, R.66; [日]村上直次郎《基隆的红毛城址》, 见村上直次郎等《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 (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版, 第42页。)。1619年, 多明我会士巴托洛梅· 马丁内斯(Bartolemé Martí nez)写下了长达7页的备忘录《论攻占台湾岛之利》(Utilidad de la Conquista de Isla Hermosa)。在这份文书中, 马丁内斯力劝马尼拉当局放弃重回崖山港或在中国沿海其他地区建港的打算, 转而北上台湾岛。在题为“ 我们的最好选择” 一节中, 他振振有词地论述说:

对马尼拉西班牙人而言, 在台湾建港比在Pinar(崖山)或中国海岸其他地方乃至澳门都好。在那里贸易具有便利、安全、成本低、贸易量大等好处, 这能给西班牙王室带来商业优势。贸易可以更为频繁, 澳门和崖山港的商人每年只能去广州两次……而此处货物的采购价会比在澳门和崖山港更低。(J.E.B.Mateo(ed.), Spaniards in Taiwan: Vol.1,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p.41。在随后的段落中, 马丁内斯批评萨穆迪奥等人在崖山建港花费了大量资金和时间, 却一事无成, 并声称即便建成此港, 西班牙人也会像澳门葡人一般, 沦为中国人的奴隶, 辱没西班牙国王的声誉。他分析称, 相较于广东沿海的粤商, 西班牙人已经与闽商打了数十年交道, 双方更为熟悉; 而且崖山港前方有大量浅滩、暗礁, 不易行船, 故应尽快派军前往台湾。马丁内斯还一再强调在台湾地区建港之急迫性, 并指出行事需谨慎低调, 以防被荷兰人和日本人察觉而抢占先机。他不无忧虑地警告说:“ 一旦荷兰人在岛上建立要塞, 就很难将他们赶走, 因为他们会加固城防, 以摧毁印度和马尼拉。” 见J.E.B.Mateo(ed.), Spaniards in Taiwan: Vol.1,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pp.42, 47。)

出人意料的是, 西班牙人的密谋还尚未来得及实践, 就已经外泄。根据一份1621年的葡文文书《另一份有关将马尼拉航线和日本航线合并的协议》(Outro Tratado sobre Emcorporar a Viagem de Manilla, com a de Jappã o), 在马丁内斯写下备忘录不久, 澳门葡人便立即察觉到西班牙人的动向, 声称从两年前起, “ 西班牙人就已经谋划在台湾南部建立要塞” , 试图重振中菲贸易, 以削弱葡商对中国商品的垄断力^[11]33。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携带葡方文书的船只在1622年初被荷兰人截获。不仅如此, 一同被劫的还有马尼拉当局的一份绝密文件《关于促进华人与马尼拉贸易以及西班牙人在台湾岛Lamang(大员)建立要塞的文书》(Outro Tratado sobre os Spanhois Fundarem hum Forte na Ilha Fermosa no Lugar Chamado Lamang pera Bem de Seu Comerç io de Manilla, cõ os Chinas)^{[11]34-40[12]48-53}。在这份文书中, 作者开门见山地宣称:“ 为了保护和发展马尼拉贸易, 不再担忧荷兰人和其他海盗, 有必要在台湾岛一个名为Lamang的港口建立要塞。” 又曰:“ 为马尼拉着想, 在台湾建要塞比在el Pinar(崖山)或中国海岸的其他地方更好……从台湾去中国(大陆)会更安全, 我们对崖山港的人一无所知, 而对那些会到台湾来的闽商却已经很了解了。” ^{[11]34, 36}

在察知西班牙人的计划之后, 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库恩(Jan Pietersz Coen)立即(同年3月)召集议员和重要人物商讨对策, 并确认“ 攻取澳门或占据中国沿海另一合适的地方, 是我们获取对中国贸易的当务之急” ^[13]7。荷兰人的计划分为两步, 他们将攻取澳门作为第一选择, 因为这“ 不仅可使我们代替葡人成为生丝的供货商, 还会粉碎葡属亚洲帝国的脊梁。这还会让菲律宾西班牙人丧失供给地, 从而令随后攻占马六甲和马尼拉的行动更容易, 最终将伊比利亚殖民帝国一分为二” ^[14]72-73。如若失败, 就退而求其次, 挥兵北上, 夺取台湾。库恩在1622年3月26日完成的报告中写道:

如若攻占澳门的计划不可行或不能成功, 则按我们的建议, 在澳门或漳州附近寻找地方筑堡驻守。依我们之见, 澎湖或台湾将适于这一目的……

从我们同时送回的西班牙人写于马尼拉的信件, 您可看出敌人所述先于我们在福岛南端大员(Lamang)一地建立要塞的必要性……(我们)应先于敌人占据最为合适的地方。^[13]8

因篇幅所限, 这里不再赘述一再泄密的离奇情节(关于此, 可参见陈宗仁《一六二二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东亚贸易策略的转变— — 兼论荷兰文献中的Lamang传闻》, 载《台大历史学报》2005年第35期, 第283-308页。), 但密谋大白于天下, 显然成了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展开新一轮殖民竞赛的导火索。在占领澎湖未果后, 荷兰人迅即在1624年占领了台湾的大员港(有关荷兰人从澳门到澎湖再到台湾的历史, 参见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u, The Hague: Matinus Nijhoff, 1948, pp.72-92; 包乐史《中荷交往史》, 第42-46页。)。两年后, 姗姗来迟的西班牙人才最终占据台湾北部(鸡笼, 后称基隆), 与南部的荷兰人遥相对峙。至此, 原本荒凉贫瘠、无人问津的台湾岛被纳入到世界贸易网络之中, 并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所在(在崖山港之争中失败后, 荷兰人总算在中国海域获得一个支点, 以此开启了葡、西、荷三国在远东的激烈竞争。关于此, 可参见李庆的《居澳葡人对马尼拉华货供给的“ 垄断” 与远东海贸格局(1619— 1634)》一文, 载《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3期, 第43-52页。此外, 因大员港地处“ 澳门— 日本” 航线和“ 福建— 马尼拉” 航线上, 荷兰人在台湾的势力发展严重危害葡、西人的利益, 从而促使澳门与马尼拉两港在军事、经济上展开大量合作, 例如1625— 1630年的“ 暹罗湾事件” , 又如1626— 1632年澳门与马尼拉两港终未达成的驱荷行动。因相关问题较为复杂, 拟另文说明。)。

以往中外学者论及崖山仅着眼于地名考证及西班牙人入驻崖山的那段历史, 殊不知葡、西、荷三国曾为获得贸易港口而在崖山展开过激烈争夺, 此可谓大航海时代利益纠葛的典型案例。而西、荷两方势力从崖山的退出, 也使他们在远东贸易的角逐点北移至我国台湾地区。由此, 崖山港之争可视为诸国在东方势力格局变迁的重要节点, 影响了三方在以后数十年贸易竞争中的大致势态。

另外, 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 在上述各方的军事、政治博弈中, 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力量对比中占据着最佳位置, 但囿于朝贡体制的政治传统和因循守旧的思维模式, 始终沉湎于“ 以夷攻夷也” , “ 我无一镞之费, 而威已行于海外” 的迷梦之中, 如此井蛙之见, 亦不啻为后来闭关锁国并最终沦为他人鱼肉的先兆。

最后, 还有一个细节应当给予重视:每每在紧要关头出谋划策、穿针引线之人, 常常是身为福音传播者的天主教士。从这一意义上说, 无论是考察全球一体化的演进, 还是研究世界市场的发展, 宗教问题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