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S协议制定的初衷是规范各国对SPS措施的使用, 使SPS措施在农产品市场开放后能充分发挥其保护人类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以及环境安全的作用, 而不至于成为新的非关税壁垒, 从而阻碍全球贸易的发展。然而, SPS措施的特性决定了其既有保护本国消费者和生产者免受进口产品携带的外部风险损害的功能, 同时也会因过度使用而产生贸易限制作用, 两者的界限较为模糊, 很难区分^[1]。因此, SPS措施的贸易效应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众多研究表明, SPS措施对农产品贸易产生了阻碍作用。由于SPS措施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非关税措施, 同时还是一国经济和技术实力的体现, 一国经济越发达, 技术水平越先进, 越能通过SPS措施制定较高的进入门槛, 对其他出口国贸易造成重大影响。其根源在于, 消费者的收入差异及其对食品安全关注程度的差异化, 催生了为数众多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 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意味着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发展中国家遵从这些高标准面临客观困难。绝大多数关于发达国家SPS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表明, SPS标准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2, 3]}。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资源、技术和人力资本, 难以充分参与SPS标准的相关贸易规则的制定, 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4]。如Otsuki等针对欧盟实施的黄曲霉素标准对非洲国家坚果贸易影响的研究认为, 如果欧盟采纳国际标准, 可使非洲国家的出口增加64%并产生6.7亿美元的贸易利得^[5]。同时, 遵从SPS措施不断增加的认证和鉴定成本对于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利润也产生了不利影响^[6]。如Calvin和Krissoff基于日本SPS措施对美国苹果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认为, 进口国实施的SPS措施显著阻碍了美国苹果出口^[7]。Yue和Beghin的研究认为, 澳大利亚对新西兰出口苹果采取的SPS措施, 关税等值高达 99%^[8]。但也有学者认为, SPS措施虽然在一开始会产生贸易阻碍作用, 但随着出口方不断积累经验, 在达到一定门槛之后, 这种阻碍作用就会逐渐变小并且最终消失^[9]。

毋庸置疑, SPS措施也存在促进农产品贸易的可能。SPS措施的实施主要基于风险的考虑,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外部性并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从而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增加产品购买, 因此可以促进贸易^[10]。Jaffee和Henson认为, 各国实施的农产品标准未必是贸易壁垒^[11]。标准强化了各国农产品生产供应链的优势和缺陷, 从而对异质性的市场参与者产生差异化影响。某些国家或产业会运用较高的标准和安全要求塑造自身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因此, 需要综合考虑能力范畴和潜在供应链, 重新分析农产品各项标准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挖掘自身潜力, 克服缺陷, 从而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相应的利益。Neeliah等的研究表明, 毛里求斯的鱼类产品出口商并不认为欧盟的SPS标准成为其主要的出口障碍^[12]。Liu 和Yue运用VES效用函数模型的分析表明, HACCP标准的实施促进了欧盟的橙汁进口, 增加了消费者福利^[13]。Curzi等基于前沿距离模型的研究发现, HACCP等标准促进了农产品的质量升级, 进而增加了出口^[14]。董银果和李圳基于主要进口国贸易数据的研究也表明, SPS措施虽在短期内是贸易壁垒, 但长期来看却是贸易催化剂^[15]。

以上文献大多围绕SPS措施到底是贸易壁垒还是贸易催化剂而展开讨论, 主要关注SPS措施对某个国家某种产品出口的影响, 没有深入探讨SPS措施的实施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 由于出口国之间技术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差异, 进口国实施的SPS措施可能会成为某个出口国的贸易壁垒, 但也可能成为另一出口国的贸易机会, 即SPS措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贸易偏转。那么, 这种贸易偏转在实际的农产品贸易中存在吗?如果存在, 农产品贸易的格局因此而发生改变了吗?基于以上问题, 本文以新新贸易理论为依据, 基于主要贸易国1995— 2013年农产品进口数据, 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 对SPS措施的贸易效应展开研究。

Melitz率先打破企业同质性假设, 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 分析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影响^[16], 进而出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国家间生产率的差异。但由于其模型忽视了产品质量因素, 造成与相关实证研究不符^[17]。此后的许多研究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对Melitz的模型进行扩展, 以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双重异质性为切入点, 重新剖析微观企业的出口行为选择^[18]。Hallak和Sivadasan认为, 当存在最低出口产品质量要求时, 生产率已不再是决定企业能否出口的唯一条件, 生产率很高但产品质量很低的企业亦无法出口; 给定生产率水平时, 企业固定投入效率越高, 产品质量越高, 企业就越容易进入出口市场^[19]。

在农产品市场上, 企业同样存在异质性, 其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存在差异。企业从事出口需要有一个开拓市场的固定成本^[20]。当进口国为保证国内消费者健康、动植物和生态环境安全而实施SPS措施时, 出口企业为遵从进口国的SPS措施, 需要在设备、工艺、生产环境等方面进行调整、改造和升级, 生产和出口所需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统称为遵从成本)都高于国内销售的需要, 也远远高于未实施SPS措施之前的水平, 尤其是当出口目的地集中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核心市场。企业生产率及产品质量的差异使得只有满足进口国质量要求且仍具生产利润的企业才能出口^[21]。质量升级需要耗费成本, 从而影响利润, 那些生产效率高但固定投入效率极低的企业将无法支付质量升级成本而只能留在国内市场, 只有固定投入效率高的企业才能完成质量升级, 成功实现出口。一国出口量为正的企业的出口值加总则为一国的出口额, 而每个不同目的地都存在一个边际企业, 即该企业一旦选择出口就会破产并退出市场。但在实际分析中并不需要企业层面的数据, 边际企业可以通过出口目的地国家特征和可观察到的双边贸易成本辨别出来, 因而可以从贸易总额中获得充足的数据, 预测出口的异质性企业及其出口总额, 并对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析。

发达国家出口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较高, 在遵从SPS措施上更具优势。SPS措施表现为认证、注册要求, 指标限量要求, 动植物病虫害要求, 审批、检验和检疫等程序性要求以及其他方面的要求, 因而SPS措施的应对主要是技术层面。发达国家出口企业在技术、资金、人力资本方面具有优势, 且企业、行业协会、政府之间有较好的协调机制, 能够针对进口国新的措施快速启动反馈机制; 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这些方面欠缺优势, 应对机制也较为滞后和被动。因此, 当进口国采取新的或者更加严格的SPS措施时, 发达国家出口企业或者不需要对生产流程进行改进, 或者即使需要进行技术研发、设备升级、工艺改进, 但其所需时间更短, 能够更快地适应;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较为落后、资金不足、人才缺乏等原因, 适应进口国SPS措施的时间更长, 甚至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继续出口, 只能选择退出该进口国市场或者短期内退出。其结果是进口国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农产品增多,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农产品减少, 即产生贸易偏转作用, 进口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22]。

对于理论上存在的SPS措施的贸易偏转效应, 本节采用模型对其进行验证。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流量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但该模型并不完美。

(二) 模型和变量介绍

进口国实施SPS措施后, 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在进口国实施SPS措施后, 出口企业结合自身技术能力和生产效率判断是否具有遵从的资源和能力, 以及遵从的成本和收益如何, 以决定是否继续出口, 故在这一阶段出口企业数量发生变化。当一个国家的企业集体面临高昂的遵从成本, 无法继续出口时, 这个国家也就从进口国市场退出了; 而另一些企业在SPS措施实施时却发现了出口机遇, 开始从事向该进口国的出口, 即SPS措施会影响贸易广度。第二阶段, 继续向进口国出口的企业由于SPS措施的实施, 出口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可能发生变化, 因而贸易额会发生变动, 因此, SPS措施也会影响贸易深度。SPS措施影响农产品贸易的两个阶段分别对应Heckman两阶段方法的贸易选择方程和贸易行为方程, 如模型(1)、(2)所示:

Probit(Dummy_ijst)=β ₀+β ₁importdays_ijs+β ₂importcost_ijs+β ₃ln(GNI_it)+β ₄ln(GNI_jst)+β ₅ln(D_ijs)+β ₆Contig_ijs+β ₇Colony_ijs+β ₈Comlang_ijs+β ₉RTA_ijst+β ₁₀Developed_ijst+ ∑n=1(β _{sd, n}SD_{ijs, t-n}+β _{sps, n}SPS_{ijs, t-n})+x_i+x_j+year_t (1)

Share_ijst=β ₀+β ₁ln(GNI_it)+β ₂ln(GNI_jst)+β ₃ln(D_ijs)+β ₄Contig_ijs+β ₅Colony_ijs+β ₆Comlang_ijs+β ₇RTA_ijt+β ₈Developed_ijst+ ∑n=1(β _{sd, n}SD_{ijs, t-n}+β _{sps, n}SPS_{ijs, t-n})+x_i+x_j+year_t+ln{exp[δ _s(z_ijst+IMR_ijst)-1]}+η IMR_ijst+u_ijst (2)

模型(1)是贸易选择方程。因变量Dummy_ijst表示若i国在t年从j国进口的第s章农产品的贸易额。若贸易额为零值, 表明不存在第s章农产品的贸易, 则Dummy_ijst为0; 否则Dummy_ijst为1。

模型(2)是贸易行为方程。因变量Share_ijst表示i国在t年进口的j国的第s章农产品占i国t年进口的所有第s章农产品的比重。根据国际贸易理论, 各国国际市场份额的变化与其产品质量具有正相关关系, 其他条件不变时, 若进口国实施的SPS措施能够产生贸易偏转效应, 即农产品进口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 那么发达国家j国的第s章农产品在i国进口的第s章农产品中的比重就会上升; 反之则会下降。故贸易份额比贸易额更能检验SPS措施是否存在贸易偏转效应。

本文采用SPS通报数代表进口国采取的SPS措施, 模型中SD_ijst是进口国i在t年对来自j出口国的第s章农产品的SPS通报数与发达国家出口国的交互项, 即SD_ijst=SPS_ijst× Developed_ijst, 故β _sdSD_ijst+β _spsSPS_ijst=β _sd(SPS_ijst× Developed_ijst)+β _spsSPS_ijst=SPS_ijst(β _sd× Developed_ijst+β _sps)。

由于虚拟变量Developed_ijst在出口国为发达国家时赋值为1, 出口国为发展中国家时赋值为0, 所以, 如果β _sd× Developed_ijst+β _sps大于零, 即表明SPS措施对发达国家带来的是正效应。若SD_ijst的系数大于零, 表明SPS措施导致发达国家出口国出口产品在进口国贸易份额上升, 由于比重总和为1, 则发展中国家出口国的农产品在进口国农产品进口的份额下降, 即发生了贸易偏转效应。

考虑到当期SPS措施与农产品进口量的内生性问题, 也考虑到SPS措施通报后并不立即实施, 而是留有一定时段的过渡期, 因而模型中没有加入当期的通报数, 而将滞后的1-n年作为SPS措施的实施有效期。当SPS措施实施后, 出口国需要进行相应的生产流程改进、设备更新等以适应进口国的需要, 但调整适应的时期并不明确, 因而在实证分析中依次加入滞后期的通报数, 根据结果具体确定出口国的适应时间以及贸易偏转发生的时段和持续的时间。

ln{exp[δ _s(z_ijst+IMR_ijst)-1]}用来捕捉异质性出口商的出口贸易效应。其中, 较大的δ 表示出口商异质性程度较强, 即较多的潜在出口商和较少的实际出口商。z_ijst是模型(2)的线性估计值, IMR_ijst是逆米尔斯比, 模型(1)计算出的标准样本选择误差控制项。模型(1)和(2)中其他解释变量, 如GNI_it、GNI_jst、D_ijs、Contig_ijs、Colony_ijs、Comlang_ijs、RTA_ijt以及SPS_ijst, 其含义及预期符号见表1。

表1

表1

表1 模型的关键变量及其含义 变量 定义 预期符号 GNIit 进口国人均国民收入(美元) + GNIjst 出口国人均国民收入(美元) + Dijs 进出口国地理距离(公里) - RTAijst 0/1, 签订区域贸易协定=1 + Developedijst 0/1, 出口国为发达国家=1 + Contigijs 0/1, 相邻=1 + Colonyijs 0/1, 存在殖民联系=1 + Comlangijs 0/1, 有共同官方语言=1 + SPSijst, t-n 滞后n期的通报(项) - SDijst, t-n 滞后n期的通报数与发达国家交互项 + Importdays 进口国进口所需时间 - Importcost 进口国进口所需费用 -

表1 模型的关键变量及其含义

x_i、x_j、year分别为进口国固定效应、出口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由于样本数量的限制, 在自变量层面有较大的变动, 因而用出口国、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来代替“ 出口国— 进口国— 时间” 固定效应^[27]。

模型中没有采用关税作为控制变量, 原因在于:首先, 关税并不随着时间变动而发生较大的变化; 其次, 尽管可以从TRAINS数据库获得每年的双边关税, 但仍有许多缺失值, 而且这些已有的数据并不包括特定关税、关税配额和反倾销等进口国采取的措施。另外, 乌拉圭回合把农产品贸易纳入多边规制范畴后, 关税大幅削减, 关税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亦在下降。在我们的估计中, 关税措施的影响可以部分反映在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中^[28]。

(三) 数据

发达国家在SPS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上较为稳定和完善, SPS通报政策也执行得较为及时和完备, 晚报或漏报的情形较少。同时, 采用发达国家的数据, 更能检验SPS措施是否存在贸易偏转效应。基于此, 本文主要采用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样本数据。另外, 本文旨在为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SPS措施提供政策建议, 因而样本中也包括中国数据。鉴于部分出口国某些年份部分变量数据缺失, 且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统计数据只能获得2000年以来的数据, 而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 2002年开始进行SPS通报, 因此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是非平衡面板数据, 时间跨度为1995— 2013年。

表2

表2

表2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ummyijst i国和j国是否有贸易往来 0.454 0.497 0 1 Shareijst i国从j国进口的第s章农产品份额(%) 1.028 4.828 0 84.029 GNIit 进口国人均国民收入(美元) 29 152.97 15 012.94 390 65 400 GNIjst 出口国人均国民收入(美元) 10 336.11 15 037.23 80 120 490 Dijs 进出口国地理距离(公里) 9 146.790 4 010.778 165.688 19 099 Rijst 0/1, 签订区域贸易协定=1 0.071 0.257 0 1 Contigijs 0/1, 相邻=1 0.027 0.164 0 1 Colonyijs 0/1, 存在殖民联系=1 0.112 0.316 0 1 Comlangijs 0/1, 有共同官方语言=1 0.314 0.464 0 1 Developedijts 0/1, 发达国家=1 0.244 0.430 0 1 SPSijst, t-1 滞后1期的通报(项) 1.107 2.450 0 51 SPSijst, t-2 滞后2期的通报(项) 1.052 2.397 0 51 SPSijst, t-3 滞后3期的通报(项) 1.022 2.389 0 51 SPSijst, t-4 滞后4期的通报(项) 0.985 2.340 0 51 SPSijst, t-5 滞后4期的通报(项) 0.916 1.981 0 20 Importdays 进口国进口所需时间(天) 10.933 5.758 5.4 24 Importcost 进口国进口所需费用(美元) 1 213.224 282.917 800 1 680 注:采用Stata12.0计算得出。

表2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 运用Stata 12.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对模型(1)和(2)分别加入不同滞后期进行尝试。对模型(2)即贸易行为方程加入不同滞后期的回归结果采用AIC/BIC检验, 结果AIC和BIC统计量在滞后四期达到最低, 表明最佳滞后期数是四期。因此, 本文对SPS措施及交互项在模型中加入滞后1— 4期, 其结果在表3中展示(进口国、出口国、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没有放进表3)。

表3中, 逆米尔斯比显著异于零, 表明存在明显的选择偏误, 因而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是合理的。从回归结果来看, 进、出口国人均国民收入以及贸易双方的距离、是否相邻、是否使用共同的官方语言、是否签订贸易协定等变量符号都符合我们的预期, 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进出口双方的人均国民收入越高、贸易双方距离越短、存在共同边界、使用共同的官方语言、签订贸易协定, 则双边发生贸易的可能性(贸易广度)越高, 贸易流量(贸易深度)越大。两国是否存在殖民联系变量在贸易方程中并不显著, 在选择方程中显著为负, 表明贸易双方存在共同的殖民联系会显著降低贸易可能性, 且对贸易流量的大小也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当殖民地国家独立后, 来自宗主国的大量投资和贸易相关的机构和人才不断减少, 尤其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以敌对方式结束殖民关系后, 双方的贸易下降更明显, 而殖民地国家同第三方的贸易会逐渐增加并趋于繁荣^[29]。

从回归结果看, 两个排除变量符号都显著为负, 这表明对农产品进口而言, 进口所需的时间和费用等固定进入成本越高, 进出口贸易双方发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小, 降低了贸易广度; 且进口所需时间的负面影响远大于进口所需费用, 这可能与农产品的特性有关, 一般而言, 农产品运输时间越短, 送达消费者的速度越快, 农产品越新鲜, 质量越好, 消费者购买意愿越强, 农产品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

就SPS措施的影响来看, 无论是在选择方程还是在行为方程, 执行1— 4年的SPS措施对贸易影响均为负值, 且在5%或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从影响的幅度来看, 系数介于-0.006至-0.026之间, 且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在选择方程中, SPS措施对能否进入贸易在1— 4期有显著影响, 系数为-0.006至-0.013, 这说明, 每增加1项SPS措施在实施的前四年, 出口国/商继续从事出口的概率减少 0.6%至1.3%。在行为方程中, SPS措施滞后1— 4期的影响系数为-0.012至-0.026, 也就是, 即使出口国/商能够进入进口国市场, 每一项SPS措施在实施的前四年, 也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1.2%至2.6%。这是因为, 尽管SPS措施具有消除市场不确定性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新的SPS措施执行后, 出口商遵从这些SPS措施的成本提高, 贸易的难度加大^[30], 从而对出口商的市场份额造成负面影响。

表3

表3

表3 Heckman两步法回归结果 变量 选择方程 行为方程 Importdayijs -0.953* * * (0.041) Importcostijs -0.020* * * (0.001) GNIit 0.353* * * 0.634* * * (0.023) (0.106) GNIjst 0.143* * * 0.647* * * (0.017) (0.083) Dijs -0.069* * * -1.503* * * (0.007) (0.036) Contigijs 0.320* * * 5.854* * * (0.030) (0.106) Comlangijs 0.231* * * 0.982* * * (0.011) (0.052) Colonyijs -0.072* * * 0.014 (0.020) (0.075) RTAijst 0.198* * * 1.013* * * (0.015) (0.057) Developedijst -0.817 0.065 5 (1.246) (0.244) SPSijs, t-1 -0.006* * * -0.012* (0.001) (0.007) SDijs, t-1 -0.004 -0.006 (0.004) (0.014) SPSijs, t-2 -0.009* * * -0.013* (0.002) (0.007) SDijs, t-2 0.004 0.007 (0.004) (0.015) SPSijs, t-3 -0.011* * * -0.014* (0.002) (0.007) SDijs, t-3 0.007* 0.011* * (0.004) (0.005) SPSijs, t-4 -0.013* * * -0.026* * * (0.002) (0.007) SDijs, t-4 0.007* 0.032* * (0.004) (0.015) cons 26.55* * * -1.19 (1.493) (1.316) mills 4.326* * * (0.186) Obs 213 750 213 750 注:括号内为t值, * * * 、* * 、*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3 Heckman两步法回归结果

关于SPS措施的实施是否导致了贸易偏转效应, 从回归结果来看, 无论是选择方程还是行为方程, 在SPS措施执行的第一年, SPS与发达国家的交互项为负, 在实施的第二年转为正值, 但上述两个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 SPS对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在经济上有负向/正向影响的可能, 但统计上不明显。因此, 我们可以判断, 在SPS措施执行的1— 2年, SPS措施并没有导致贸易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 尽管发达国家的出口商生产效率较高, 也能够满足进口市场的质量要求, 但他们仍然面临遵从新的SPS措施的遵从成本, 这种遵从成本的存在抵消了部分生产效率, 也增加了他们的贸易成本; 第二, 在SPS协议中, 对发展中国家有区别对待原则, 表现在SPS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留有较长的过度和适应期; 第三, 对农产品而言, 其生产和出口具有较强的资源禀赋优势, 国际贸易中某些农产品只能从某些国家进口, 因而采取SPS措施短期内不会使产品来源地发生变化。因此, 在SPS措施实施的短期内(1— 2年), 并没有发生农产品贸易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现象。

然而, 从SPS措施实施的第三年来看, 选择方程和行为方程中SPS措施与发达国家的交互项转为正值, 且在5%— 10%的统计水平显著, 这说明SPS措施的执行增强了发达国家企业进入进口国市场的概率, 且他们进入市场后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份额。在SPS措施执行的第四年, SPS与发达国家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大于SPS通报数的系数, 表明SPS措施已成为发达国家贸易的催化剂。尽管在执行的第三年, SPS措施对发达国家而言整体效益仍然为负, 但发达国家却比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即SPS措施在执行的第三年和第四年, 发生了贸易偏转效应。其原因在于, 发达国家具有先进的技术, 通过生产工艺的调整、设备更新、HACCP等国际质量认证的申请, 提高了出口产品的质量, 适应了进口国的SPS措施要求, 而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 适应期更长, SPS措施的执行已迫使他们退出了进口国市场, 进口国市场的竞争压力下降, 因此发达国家能够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发达国家之所以在SPS措施实行后3— 4年获得贸易优势, 原因在于, 农产品从开始种植或饲养到最终产品进入市场有较长的周期; 同时, 生产工艺的调整、技术的更新等也需要一定时间。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和升级调整, 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能够满足进口国SPS措施的要求, 而发展中国家尚未达到进口国SPS标准, 从而发生农产品进口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贸易偏转效应。

SPS措施是由进口国设立的以保护人类健康、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与生态环境安全等为目的的法律、法规、要求和程序, 会同时对供给(出口国、出口企业)和需求(进口国消费者)产生影响。各个国家农产品生产技术水平不同, 受SPS措施的影响也不同。农产品生产企业由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异质性, 对进口国SPS措施的反应时间也有长短之别。反映在国家层面, 发达国家出口国在面临新的SPS措施时, 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 可以更快地调整以适应进口国的SPS措施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技术和资本上的劣势, 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适应, 甚至会出现无法满足要求而退出市场的状况。因此, SPS措施的实施会导致农产品进口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 即贸易偏转效应。本文基于主要农产品贸易国的数据, 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的研究表明, SPS措施在执行的第一和第二年, 贸易偏转效应不明显, 而SPS措施在实施的第三到第四年, 农产品贸易的格局发生变化, 贸易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

基于SPS措施的贸易偏转效应, 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技术水平, 降低遵从成本和遵从困难。事实上, 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遵从SPS措施, 2004年9月, WTO、FAO、OIE、世界银行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5家机构联合成立了标准和贸易发展设施(Standard and Trade Development Facility, STDF)。其主要使命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和动植物健康状况, 以便他们进入国际化市场或者在SPS措施实施后仍能继续从事出口。在过去11年间, STDF已经帮助6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品成功地适应发达国家的进口SPS标准。目前STDF的发展也遇到基金瓶颈等问题, 其经费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捐款。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虽在SPS协议中被提及, 但它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义务。

当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时, SPS措施的贸易偏转效应对我国是有利的, 这表明中国可以通过SPS措施提高进口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保护消费者健康、动植物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因此, 中国可以参照发达国家实施SPS措施的经验, 增加SPS措施的通报水平, 提升对农产品进口的质量要求, 提高整个国民的福利水平。但另一方面, 当中国作为农产品出口国时, SPS措施的贸易偏转效应对我国并不有利, 这需要出口企业提高技术水平, 增加农产品产业链的固定投资, 以遵从国外SPS措施为契机, 提高农产品质量层次, 并借助SPS措施的正向溢出效应, 提高中国整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