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 37岁的郑晓沧来到了国立浙江大学。这所位于杭州蒲场巷(现大学路)普慈寺的高等学府, 前身是他青少年时代曾就读过的浙江高等学堂。在这里, 他度过了六年的光阴, 得到多位名师指点, 其中就有当年教授他外国语和经济学的邵裴子先生。已过而立之年的郑晓沧在美国学成归来后已经为国内的教育事业奋斗了十多年, 而当年浙江高等学堂的老师、校长邵裴子当时是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284295。这次正是受恩师的邀请, 郑晓沧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

此时的国立浙江大学只有工学院、劳农学院和文理学院三个学院, 其中文理学院更是成立仅一年, 下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史学与政治学、体育学、军事学10个学门, 没有教育学学门^[2]4。郑晓沧刚到浙大, 便受聘着手创办浙大教育学系。

邵裴子聘请郑晓沧创办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 可以说是慧眼识人。郑晓沧1914年从清华学校肄业后赴美留学, 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 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1918年学成归国后, 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后改称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科长、江苏省教育厅科长、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教育学院院长等职^[1]395397。因而, 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上, 郑晓沧都有着深厚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

经过短期紧张的筹备工作, 1929年9月, 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成立, 郑晓沧被任命为首任系主任。教育学系创办之初规模并不大, 但拥有一批杰出的学者担任教职, 如孟宪承、俞子夷、黄翼、沈有乾、庄泽宣等。

1931年, 郑晓沧和黄翼一起创办了教育学系附设的培育院, 由黄翼负责, 招收幼稚园儿童, 此举可以说是开国内风气之先。培育院创立后, 一方面可以按照心理学原理来培养儿童, 另一方面也便于研究者随时观察儿童行为, 有利于国立浙江大学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开展。

培育院的创立与郑晓沧重视教育的心理和生理基础密不可分。郑晓沧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 曾受教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 并对他的学说十分推崇, 在介绍杜威教育思想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在他早年翻译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一文中便写道:“ 儿童自己之本能, 实为一切教育之源泉与资料。故教者不知所以联络儿童固有独行之动作, 则其教育必自外铄入。虽或有外观的结果, 然已失教育之真价值。故不明个人心理的组织与其行为, 则其教育程序必无统系而近于武断。” ^[1]2

郑晓沧也十分重视教育的生理基础。早在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刚来浙大创办生物学系时, 郑晓沧就拜访过他, 并对生物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还为生物学系的选址出谋划策。郑晓沧要求教育学系的学生都要选修生物学各种课程, 因为他认为, 教育研究“ 必须运用科学方法。在研究教育问题时, 应通过科学实验, 严格的依据科学方法, 获致正确结论” ^[3]4。郑晓沧的这一思想在成立不久的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得到贯彻, 学生们选修生物学系的课程, 扩展了知识领域, 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 “ 一二· 九” 运动的消息传到浙江大学, 浙大师生积极响应, 组织学生赴南京请愿。当时的校长郭任远见无法阻止, 竟联络杭州治安当局, 将全部学生代表名单和宿舍号码交给公安局和警备司令部, 在学生赴京请愿前一天深夜把学生代表们拘捕。请愿失败后, 浙大学生对郭任远利用外界军警武力干涉学生活动十分愤怒, 遂召开全体同学大会, 决议实行罢课, 以驱逐郭任远, 发起声势浩大的驱郭学潮。郭任远被迫离开学校后, 教育部电告浙大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 由郑晓沧(代理校长)、李寿恒(工学院院长)和苏步青三人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 负责维持校务^[4]66。

不同于郭任远管理学生的独断专行, 郑晓沧待人温和, 和他人有不同的看法时, 并不粗鲁地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而是给予对方尊重。有一次, 他询问学生一个问题, 学生的答复是错的, 但郑晓沧却婉转地说:“ 你的答复可能是另一种想法。不过, 假使按照我所说的作答, 是不是更为妥当?” 随后说出了正确答案。学生心里非常明白自己是错了, 但并不感到太难堪, 心悦诚服地接受了^[5]50。郑晓沧这种谦和的处事方式使他在浙大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 并受到师生的敬重。由他出面处理学潮, 学生的激烈情绪自然减少许多。

因而, 郑晓沧出任校务委员会主席之后, 虽然未能立即平息学潮, 但经过他的努力, 学校行政当局和学生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逐渐缓和下来。郑晓沧竭力维持浙大校务, 积极为学校正常教学的开展做各方面的工作。学潮期间, 蒋介石亲临浙大巡视, 要求学生立即复学, 并对学潮态度有所转变。郑晓沧和学生代表们商谈, 讨论复学的步骤, 并陪同学生代表施尔宜(后改名施平)和杨国华面见蒋介石。之后, 郑晓沧劝说施、杨两人遵守政府命令, 使他们最终能够从浙大顺利毕业。1936年4月, 郭任远辞职获准, 被开除的同学恢复了学籍, 学潮平息。

郭任远辞职后, 新校长人选未定, 代理校长主持校务的郑晓沧积极推荐曾在东南大学和他共事过的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一职。1936年3月11日《竺可桢日记》有如下记载:“ 据叔谅云, 首先推余长浙大者为郑晓沧。” ^[6]37

竺可桢(1890— 1974), 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美国, 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 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 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等职。竺可桢虽然没有很丰富的教育行政工作经验, 但在当时已是国内的著名学者, 在中央大学“ 易长风潮” 中, 学生希望他出任中大校长的呼声很高^[7]159, 在国内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学者出身又是浙江人的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 更容易受到浙大师生认可。基于上述考虑, 郑晓沧积极向有关方面推荐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1936年3月初, 在竺可桢同意就任浙大校长但还未上任之前, 郑晓沧便给竺可桢写了一份详细的文字材料《浙江大学概况》。据1936年3月9日《竺可桢日记》记载:“ 接杭州郑晓沧寄来《浙江大学概况》, 中述浙大成立经过情形, 于郭任远任内各项工作叙述甚详。大致郭任内重要政绩在于增加军训, 使学生生活军队化; 于杭城太平门外购地千亩为新址基础; 改变内部组织, 如农学院之分系不以畜牧、农艺等名称, 而用农业动物、农业植物等等。” 此外, 材料中还介绍了浙大目前的教职员工情况等^[6]36。这份材料为竺可桢尽快熟悉浙大现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后来, 竺可桢到浙大就职后提出的《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中就提到了民族自由与个人自由、军训与组织化、教授人选、校舍等问题^[8]332338, 这显然与郑晓沧的报告不无关系。

半个月之后的3月22日, 郑晓沧又亲赴上海与竺可桢见面, 介绍了浙大军事管理的难题, 并汇报了浙大目前的人事状况。当日的《竺可桢日记》记载:“ 据晓沧所云则知军训实施尚无问题, 而军事管理实为惟一难题。余对于此事目前亦无坚决主见, 非与雪艇(王世杰, 字雪艇, 时任教育部部长。)一谈不可。据晓沧云, 职员中总务处李伟超与郭同进退, 此外尚无所闻。教员方面朱一成有赴实业部就技正之说, 而农学院则几于全院乏人主持。关于经费方面省方担认多少、教职员薪水每月发几何, 渠亦均不了了。余请其回校查复。” ^[6]43郑晓沧回杭后的第三天即3月24日就发快函回复竺浙大经费问题^[6]44。

郑晓沧提供的这些信息为竺可桢在就任前延聘相关教职人员和争取浙大的教育经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收到郑晓沧快函的第二天即3月25日, 竺可桢便去见了教育部部长王世杰, 商谈浙大经费问题^[6]44; 3月26日竺可桢又去找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钱天鹤, “ 嘱其为浙大物色农学院院长人选” , 并和钱讨论农学院发展规划^[6]45。此后的将近一个月里, 竺可桢的活动主要都是围绕与教育部交涉经费以及安排浙大人事这两点。

1936年4月21日, 竺可桢抵达杭州。因为初来乍到, 所以他在人际关系和校务处理上, 可以说几乎事事都有赖于郑晓沧的意见。《竺可桢日记》的下述记载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关系:

1936年4月21日:“ 七点至杭州城站……略憩后, 即偕刚复等访晓沧于龙游路寓所, 谈校内经济状况及学生情形约三小时。十一点回。” ^[6]5960

4月22日:“ 九点郑晓沧来, 即偕刚复、志超、晓沧往里西湖廿二号王庄晤郭任远, 谈约二小时。并嘱李伟超来郭寓会面, 决定于廿五晨正式移交。” ^[6]60

4月23日:“ 晨七点起。八点半出至龙游路晓沧寓。因昨闻陈叔谅报告谓农学院学生今晚开会讨论院长人选问题, 故约晓沧至梁庆椿寓, 适梁已赴农学院, 故在寓等约一刻。” ^[6]60

4月24日:“ 晚七点偕晓沧、志超赴太和楼应郭任远之约。” ^[6]61

4月25日:“ 未几晓沧来。偕刚复、晓沧至浙大校长官舍, 李伟超已先在, 遂视察官舍一周。教育厅许绍棣来, 乃教育(厅)派来监盘者。任远未到, 以李伟超代……余与李伟超、晓沧、刚复等先至总务处, 接见会计钟孝澄等。” ^[6]6162

可以看出, 在完成校长移交手续的过程中, 竺可桢对郑晓沧十分信任, 郑晓沧对竺顺利接手浙大校长一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竺可桢对郑晓沧的信任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郑晓沧熟悉浙大情况,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两人有着相似的留学背景和共同的办学理念。

1936年5月4日, 竺可桢在担任浙大校长后第一次出席学校纪念周的讲话中就指出:“ ……在学校, 纪念周犹有命意, 即对于训育方面有所裨益。在中国书院制度, 德育较智育尤为重要, 而现行中国大学学制模仿美国, 如考试制度、学分制度, 但美国学制对于训育全不注意。国际联盟前三年所派几位专家如Becker、Tony、Langevin均不赞成美国制, 即美国本国教育家如Lowell亦拟更张制度, 如哈佛、耶鲁均用导师制, 要有指导学生行为之任务。” ^[6]67此后, 浙大在全国大学中率先实行了导师制。而早在1923年筹办杭州大学时, 郑晓沧便在给杭州大学董事会的信中写道:“ 故于选聘教师时, 见有道德高尚而其学术足以教人者, 尤宜亟为罗致, 将来或可采英国牛津剑桥大学与美国泼灵斯顿大学所以增多师生间接触机会之各种制度, 减少教师课务上负担, 俾学生能于无形中得到其佳美精神则尤善矣。^[1]9596很明显, 在大学里实行导师制, 加强对学生道德品质方面的熏陶和教育, 是竺可桢与郑晓沧不谋而合的主张。

在聘请教职员方面, 郑晓沧和竺可桢也有着相同的见解。郑晓沧对当时国内许多学校“ 三年级生有能西洋之跳舞而未知孔孟为何人者” ^[1]23的现象感到忧虑, 因而十分重视本国文化和语文的教育。在竺可桢到任前, 郑晓沧就告诉他浙大“ 国文竟无一个教授” ^[6]36。因此, 竺可桢上任后, 便请托郑晓沧“ 接洽邵裴子, 请其为国文系主任” 。之后, 郑晓沧还联系了吴震春来浙大担任国文教席一职^[6]72, 并陪同竺可桢多次拜见国学大师马一浮, 请其为学生授课^[6]80。可惜的是, 邵、吴二人最后均未能来浙大任职, 马一浮也是多次推辞, 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在泰和应竺可桢之聘, 以大师名义设“ 特约讲座” , 为浙大学生讲授国学。

竺可桢到浙大后, 在郑晓沧等一批与其有一致的大学理念的教授的协助下, 短短一年内, “ 浙大声誉日增, 报考人数也有显著增长” ^[9]65。然而, 好景不长, 1937年, 由于日寇铁蹄的步步逼近, 国立浙江大学被迫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举校西迁:1937年9月, 浙大初迁天目山、建德; 1937年12月, 浙大继迁江西吉安、泰和; 1938年7月, 再迁广西宜山; 1940年2月, 终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在浙大西迁的过程中, 郑晓沧尽心尽力协助竺可桢, 在办学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坚持教学和科研, 弦歌不辍。

1938年7月27日, 教育部公布《师范学院规程》, 规定该年度全国要设置师范学院六所, 即国立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西北联大师范学院、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及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其中浙大师范学院由原来的教育学系扩充设立, 郑晓沧被任命为院长^[6]570。

而这一时期, 国立浙江大学正面临新的迁校任务。1938年8月中旬至10月底, 浙大师生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长途跋涉后, 陆续抵达广西宜山。初抵宜山, 学校一切均待从头建设, 对各院系也需通盘筹划。关于浙大师范学院的创办, 竺可桢认为, 最好的办法是在充分利用文理学院的人才和课程资源的基础上, 再增加教育专业必需的教师和设备。所以, 师范学院所有与文理学院相似的各系, 都以文理学院的各系主任兼任主任。比如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由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郭斌和兼任, 英文系则由梅光迪兼任, 史地系由张其昀兼任, 数学系由苏步青兼任, 教育学系则由孟宪承任主任。另外, 新设立的理化系由王琎担任主任。而师范学院教授、讲师、助教的聘用“ 则注重其教育经验或其对于教育之兴味” ^[1]233。这一聘用原则与郑晓沧推崇的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有关, 他曾说:“ 吾人固极需要教育的知能, 却尤需要教育的热诚。赫尔巴特之学说固可贵, 裴斯泰洛齐的精神殆尤可贵。” ^[10]6

同年10月中旬, 郑晓沧赴重庆参加10月15— 17日举行的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 讨论师范学院的教学、行政、训育等问题, 并做院务报告。

也许是繁忙紧张的筹建工作影响了健康, 师范学院的工作步入正轨不久, 郑晓沧便生了一场大病, 身体刚刚恢复便奉竺可桢之命, 和陈训慈回浙江开辟新的工作— — 筹办国立浙江大学一年级分校, 而师范学院院长则由王琎代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 全国沿海大学纷纷西迁, 浙大也从浙江迁往宜山。校长竺可桢考虑到东南各省很多青年学生因交通阻隔或经济困难不能升学, 于是在1939年初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在浙东设立分校^[11]126, 并于2月初决定派郑晓沧和陈训慈到浙江筹设一年级分校^[12]24。

1939年6月23日, 国立浙江大学分校筹备处在浙江永康成立; 7月底在永康招生; 8月21日起在龙泉办公(李絜非《浙大分校筹备始末》,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龙泉文史资料(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专辑)》第8辑, 1989年, 第2327页。); 10月1日, 浙大浙东分校在龙泉坊下曾家大宅开学; 10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 10月11日全体学生开始上课^[12]178。

浙大浙东分校成立了, 主任是陈训慈, 不是郑晓沧。这件事还要从5个月前说起。一开始, 关于分校主任的人选, 竺可桢属意的是郑晓沧。不巧的是, 5月中旬, 郑晓沧的父亲去世, 郑晓沧便致电竺可桢, 辞去分校主任一职^[12]89。之后不久, 郑晓沧本人又因肺病咯血, 只能遵医嘱在缙云静养。而分校主任一职经多番考量之后, 竺可桢决定由陈训慈担任。郑晓沧因为生病的缘故, 就被竺可桢安排“ 以分校‘ 特约教授’ 或讲座名义, 支原薪半数, 可不教课(痊愈到校为学生讲课几次更好)。但仍可为分校协助” ^[8]480。

分校成立之时, 草创维艰, 困难颇多, 陈训慈十分尊敬并信赖郑晓沧这位昔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 常常向其请教; 而郑晓沧也十分赞赏并支持陈训慈的工作, 曾写信给竺可桢夸其“ 忠贞周到, 自可信托” , 并在陈训慈工作遇到困扰时安慰他说, “ 求全之毁, 谁则能免, 悠悠之言, 幸勿置怀” ^[13]2122。

1940年4月2日至4日, 分校第二学期开学没多久即发生了一次风潮。陈训慈被学生围困, 被迫辞职, 竺可桢即决定, 由当时在分校任特约讲师的郑晓沧继任分校主任。郑晓沧担任分校主任后, 工作尽心尽责, 在偏僻山村的简陋校舍内, 团结了毛路真、朱叔麟、夏承焘、孟宪承等一批知名教授, 在四年多时间里,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据统计, 龙泉分校办学期间, 先后招生1 000余人, 几十年后, 竟然出了100多位著名的专家学者^[14]136。其中, 郑晓沧付出了许多心血。

郑晓沧任龙泉分校主任期间, 在遍地烽烟和生活艰难的环境中, 发扬我国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 师生关怀问辩, 亲密无间, 启发开导, 教学相长, 深入实践了他的大学教育思想。

1.爱生如子, 关心教职员。作为一名教育家, 爱心可以说是郑晓沧最基本的品质。1941年下半年, 学生罗斯文刚入分校不久, 被诊断患了肾脏病。当时交通闭塞, 物资紧缺, 因为没有药物, 医生对此束手无策。郑晓沧在自身经济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自掏腰包, 千方百计寻找救治办法, 最终治好了罗斯文的病, 救了她一命。在罗斯文病好后, 郑晓沧又替她安排复学事宜, 并嘱咐食堂专门为她提供淡食^[15]6770。

郑晓沧爱生如子, 与其对“ 教师” 一词的理解密不可分。郑晓沧在《广师说》一文中写道:“ 今之所谓‘ 教师’ , 则且兼‘ 师, 保, 传’ 等之涵义, 于其所领导涵育之未成年人, 实兼负教养之责任。” ^[1]228

2.启发引导, 教学相长。郑晓沧重视学生的学习生活, 注重保护学生的好奇心, 引导学生“ 做中学” 。1941年的某一天晚上, 学生朱兆祥和陈俊元正在操场上观星, 郑晓沧走过去, 发现了他们的天文学爱好。之后, 郑晓沧在得知9月21日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日全食, 可是龙泉在日全食带之外后, 就鼓励两位学生组织一个小队伍去邻省的浦城观察日食, 并先搜集一些资料。分校图书馆的图书太少, 郑晓沧就亲自带他们去邻村浙江图书馆的战时藏书处查资料, 做了一个月左右的准备。日食前几天, 郑晓沧和学生一起出发去浦城。可惜日食时, 太阳刚好被乌云遮住, 他们一行人没有看到日食。但这次活动大大激发了学生观测星象的积极性, 1941年底, 分校学生还组织成立了自己的“ 天文学习会” (朱兆祥《晓沧先生和芳野》,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龙泉文史资料(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续辑)》第9辑, 1990年, 第810页。)。

郑晓沧对学生的教育非常注重启发诱导。他说:“ 夫教师以识途之老马, 为学者长征之前导。明灯在望, 步步前趋。若或后也, 则有以挽之; 或若馁也, 则有以激励之。使其能不惮跋涉, 不避艰险, 盖其不回之志与其行远之力, 已培养于无形矣。” ^[1]231

3.热爱生活, 积极乐观。龙泉地处穷乡僻壤, 还常常处于日寇南侵的紧张气氛之中, 分校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郑晓沧以自己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感染、教育和团结分校全体师生度过各种难关。郑晓沧把分校所在地“ 坊下” 改名为“ 芳野” , 寓意芬芳满垄, 桃李遍野。他还将分校的一幢单身教职员宿舍命名为“ 风雨龙吟楼” , 和住在那里的单身教职员结社吟诗:“ 高士爱幽林, 宁嫌云屐深?虬松能折节, 空谷有知音。伫目山河靖, 长歌天地心。斯文风雨会, 不绝听龙吟。” (同上, 第18页。) “ 芳野” 和“ 风雨龙吟楼” 的名字都会让人联想到很多诗情画意的美好画面, 但事实上, “ 芳野” 只是浙江一个贫困的小山村, 而“ 风雨龙吟楼” 则是一座在下雨时无法令人入睡的竹子松皮搭盖的集体宿舍(王季思《龙楼风雨对床眠》,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龙泉文史资料(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专辑)》第8辑, 1989年, 第29页。)。物质生活虽艰苦, 但生活在龙泉的浙大师生相互鼓励, 精神上还是愉快的。这也体现了郑晓沧的教育主张:“ 欲使学生心神安泰而愉快, 则教员必先从本身做起, 顾教员既劳精疲神于教课及管理之事, 其心神常不易宁静, 更不易发扬。聘教员时, 固当避去抱消极的人生观者, 而已任教员者尤宜时有同乐之组织。” ^[1]30

整整四年, 在郑晓沧的主持下, 地处贫困山区的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办得声名鹊起, 成为“ 那时东南各省青年学生最向往的大学” (毛昭晰《芳野与浙大龙泉分校》,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龙泉文史资料(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续辑)》第9辑, 1990年, 第58页。)。1943年夏, 郑晓沧调回遵义浙大本校接受新的任务。消息传出后, 同学们都依依不舍, 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欢送演出。

1939年底, 郑晓沧还在龙泉分校期间, 广西南宁失陷, 桂南形势紧张, 浙大所在的宜山天天在警报声中, 于是不得不进行第四次迁徙。这次迁徙是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等地, 也是浙大的最后一次迁徙。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 最终将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文科设在遵义浙大本部, 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设在湄潭, 而一年级在永兴上课。

1943年7月8日, 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 郑晓沧从龙泉来到了贵州遵义。竺可桢把郑晓沧调到贵州, 是要让他去湄潭担任国立浙江大学研究院院长。国立浙江大学研究院成立于1942年7月, 它的创立可以说是校长竺可桢和浙大教师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早在1939年8月浙大就设立了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 之后又于1940年8月成立理科研究所数学部; 1941年8月设立了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部; 1942年8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参见《国立浙江大学研究院一览》, 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 档案号:1900ZL120010。)。

竺可桢十分重视浙大的研究工作, 他曾在1941年4月21日一次总理纪念周讲话时说:“ 浙大同学读书果甚用功, 教授授课亦颇努力, 但研究成绩尚难自满, 对于世界学术上之贡献尚少。本校以往四年, 时在迁移, 生活未能安定, 今后则居处渐定, 预期当有研究所得之贡献。再者教授之培养, 今后亦希望能由助教为起点。现在助教之待遇甚低, 欲由助教培养成教授, 似甚困难, 但亦只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 不难应用自己的师资及设备而培养未来之教授, 须知出洋留学为不得已的办法, 亦足以说明本国学术之落后, 故应急起直追。他日在教授方面, 亦当自给自足为是。” ^[8]537可见, 在竺可桢的办学理念中, 大学成立研究院不仅对国立浙江大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也是振兴中国学术的必要之举。

因此, 1942年研究院成立伊始, 竺可桢便自兼院长。但是, “ 嗣以成立单位渐多, 且散布遵湄两地, 联络不易, 爰于八月聘请郑教授宗海兼任本院院长。” (同上。)竺可桢选择郑晓沧担任研究院院长, 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前所述, 郑晓沧和浙大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深得浙大新老教师的认可, 他人品敦厚, 人脉关系和谐, 善于团结同事一道工作。此外, 在自己的专业教育学科之外, 郑晓沧还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 并有相当的造诣, “ 对于国内外新输入的资料, 不论是文、理、工、农、医等方面的书刊, 他都认真阅读, 而且勤借勤还, 周转很快, 学习抓得很紧” ^[16]112。

郑晓沧担任研究院院长后, 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1944年10月,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Joseph Needham)( 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年12月9日— 1995年3月24日), 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汉学家和科学史专家。1941年, 李约瑟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 李约瑟从1942年到1946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1944年4月和10月, 李约瑟曾两次到访浙大, 盛赞浙大是“ 东方剑桥” 。)受竺可桢的邀请到湄潭, 参观浙大湄潭的研究所, 并出席中国科学社卅周年纪念在浙大湄潭举行的年会。作为研究院院长, 郑晓沧协助校长竺可桢负责组织这一重要活动。在李约瑟到浙大之前的10月16日, 郑晓沧等人就已经着手筹备招待李约瑟的膳宿等问题^[17]201。10月23日下午, 李约瑟一行到湄潭后, 对住宿安排十分满意。在李约瑟吃完午饭后, 郑晓沧等人陪李约瑟到川主庙梵天宫参观了化学室, 后又和李约瑟共进晚餐, 并决定了“ 两日来之日程” ^[17]206。10月24日, 李约瑟在学生膳厅发表了“ 科学与民主” 的讲演, 郑晓沧担任翻译。李约瑟演讲并不用讲稿, 而且临场发挥极多, 演讲内容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 还讲到许多科技新成就, 如原子能、火箭、导弹、遗传工程等。内容的广泛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但郑晓沧的翻译十分顺利, 许多科学术语的翻译信手拈来, 轻松自如, 就连李约瑟本人(李约瑟驻华多年, 不但会读汉语也会讲汉语)也对他的翻译频频点头, 表示赞赏^[16]113。郑晓沧之所以对科学术语的翻译如此了解, 与其重视科学密不可分。在其撰写的《修学指导》中, 郑晓沧将“ 科学” 放在第一章, 他指出, 科学“ 能昭示吾人以适应之方, 使人类生活加良” ; “ 学习科学, 不仅有直接的实利, 并且能帮助我们解释环境, 认识环境, 使我们得到一种正当的宇宙观” ; “ 学了科学, 可以得到几种有普遍功用的观念和方法” ^[1]4849。

李约瑟原定10月26日离开湄潭回遵义, 但是由于他对浙大的研究情况十分感兴趣, “ 以此间可看之工作甚多, 故遂延后日廿八走” ^[17]209。李约瑟在看完浙大湄潭的研究工作后, 对浙大的科研水平做出了高度评价。回国后, 李约瑟在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撰文写道:“ 浙江大学位于重庆和贵阳间的遵义, 是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湄潭, 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 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趣……在物理方面, 因为限于仪器, 工作侧重于理论研究, 如原子核物理、几何光学等, 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18]7677浙大的科研工作能够得到李约瑟这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如此高的赞誉, 无疑也是对作为研究院院长的郑晓沧工作的最好肯定。

此次浙大之行, 李约瑟对郑晓沧的印象非常好。在李约瑟研究所保存的李约瑟档案中, 藏有李约瑟记载的关于郑晓沧的信息:郑宗海(晓沧), 教育家, 陈立夫任命为湄潭浙江大学研究院院长, 不过和蔼可亲; 热衷科学; 写过关于伽利略和牛顿的剧本; 初次见面于重庆, 后相会于浙江大学。(转引自刘钝、莫弗特《郑晓沧:科学诗, 李约瑟及其他》, 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第539页。来自李约瑟研究所收藏的李约瑟关于郑晓沧的信息卡片, 卡片内容为:CHENG Tsung-hai (Hsiao Chang) 郑宗海 01 man, educationist, put in by CL-F as Dean Grad. Sch. Univ. of Chekiang, Meitan, but nice all the same; keen on sci.; wrote play on Galileo & Newton; met first in CK then @Chekiang Ta jack i/l-box。)

浙大西迁时期各科研究所的毕业研究生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有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陈述彭、程民德、施履吉、徐僖等7名, 大多数毕业研究生成为国内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浙大研究生教育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 其中有郑晓沧的一份功劳。

1945年9月, 郑晓沧奉派出国考察, 1946年底返回杭州。郑晓沧回杭时, 校长竺可桢正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 并在会议结束后去瑞士、英国、美国访问考察。竺可桢临走前请王琎代理校长职务, 并嘱咐在郑晓沧回国后由郑代理校长职务。就这样, 郑晓沧再一次当上了国立浙江大学的代理校长。和上次在竺可桢未到任时代理了两个月的校长不同, 郑晓沧这次代竺可桢主持校务达半年之久。而此时的浙大并不比十年前的浙大容易管理。国立浙江大学已经由1936年的“ 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 70位教授、副教授和512名学生” 发展到“ 文、理、工、农、师范、法、医七个学院27个系, 201位教授、副教授和2 171名学生” 的规模^[9]83, 且正值刚刚复校不久, 百废待举, 一切教学、管理尚未走入正轨, 任务繁重、头绪众多, 但在郑晓沧主持下,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947年6月, 竺可桢自美国返国回杭, 郑晓沧功成身退, 继续担任师范学院院长兼教育学系主任, 辅佐竺可桢建设浙大。

1929年8月, 郑晓沧应聘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此后, 国立浙江大学经历了抗战西迁、胜利复员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直到1950年10月, 国立浙江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郑晓沧在这21年间, 可以说是和国立浙江大学的命运休戚与共, 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国立浙江大学。纵观郑晓沧在国立浙江大学的经历, 我们从中能看到的不仅仅是郑晓沧为国立浙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更可以感受到郑晓沧在其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丰富的教育思想, 以及他作为一位教育家所具有的热爱学生、敦厚谦和、勤奋好学、积极乐观的情操和品质。

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的历史是不应被忘记的。1963年, 71岁的郑晓沧曾写过一首歌颂雷锋的五言绝句, 其中他最满意的句子是“ 平凡见高处, 高处不平凡” ^[1]394。这个句子或许也是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关系的最好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