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草市镇研究中的定性分析首先是从厘清相近的词汇开始的。草市、草市镇、草镇市^[2]6778、镇市、市镇, 虽然只一字之差, 排列不一, 但其中的分野一向为学者所重视。20世纪20年代, 被奉为草市镇研究开创者的日本学者加藤繁即是将“ 草市” 的词意作为问题开端的。在检索历史文献之后, 加藤繁指出:草市是州县城附近的市。几年后, 他再度以“ 唐宋草市” 为题, 用更为丰富的文献解释草市的意义、分布, 他修正了自己的说法, 认为草市应该不仅是设在州县城附近, 在离城垣较远的地方也设有草市; 同时, 他还注意到了草市与镇市、虚市之间的差别, 提出镇市是草市的发展形式, 虚市作为一种定期市是在草市、镇市中举行的^{[3] 304309, 310335}。或许是为了呼应加藤繁对宋代草市问题的探讨, 1932年, 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对唐宋以前的草市进行了考订^[4], 但他对唐宋时期草市的讨论则在26年之后^[5]。

如果说加藤繁的研究是从追问文献记载中的“ 草市” 这一用语出发的话, 那么, 5年后, 中国学者则从对当下社会风俗的观察中提出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虚市问题。何格恩《唐代岭南的虚市》虽然将讨论的问题锁定在唐代, 但开篇所提到的却是当时两广乡村“ 趁虚” 的风俗, 他梳理了相关历史文献, 讨论了唐代虚市的组织和意义^[6]。全汉昇在何格恩的基础上, 讨论了虚市的意义、开市时间、地理分布、贸易以及虚市与城镇起源的关系, 认为从其性质上看, 虚市是乡村自足经济下发生的交换形态^[7]。值得一提的是, 在何格恩发表有关唐代虚市论文之前, 全汉昇讨论了中国的庙市, 认为它是发生在寺庙附近的定期集市^[8]; 鞠清远则注意到了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蚕市, 指出它是农村地区的贸易集散地, 是一种季节性的市场^[9]。

中日两国学者注意到了同一问题, 惜彼时并没有相互参看。此后一段时间, 两国学者对唐宋时期草市的性质等问题均有相关讨论, 并开始有了研究上的交集。比如, 李剑农指出草市的存废“ 无与于官府之法令, 亦自无市官” ^[10]234; 日野开三郎认为草市是相对于官方的正规市而言的, 是州县坊之外的交易市场, 多由作为乡村交易场所的定期市发展而来(参见日野开三郎《唐代堰域草市の発達》, 载《東方学》1967年第33号, 第4453页。20世纪50至60年代, 日本学者关于宋代草市镇的研究, 尚有周藤吉之《宋代の郷村における小都市の発展— — 特に店· 市· 歩を中心として》, 载《史學雜誌》1950年第9号, 第2550页; 梅原郁《宋代地方小都市の一面— — 鎮の變遷を中心として》, 载《史林》1958年第6号; 等等。); 斯波义信在参看了前人的研究(包括中国学者)之后, 指出宋代文献中出现的草市、虚市、亥市、山市、野市等实际上均是村落集市, 草市及村市是普通的称呼, 虚市、亥市是江南的方言, 山市、野市则是带有文学色彩的表述^[11]338394。在英文世界,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 The T’ ang Market System” 一文尽管只是讨论了唐代的情况, 但后来的草市镇研究者往往引用此文^[12]。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为重要并对后来市镇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 是美国学者施坚雅于1964年开始发表的系列论文“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13]。他对中国农村集市和区域体系的分析经过后来的修改与完善, 被概称为“ 施坚雅模式” , 这一理论影响辐射到了很多研究课题与领域之中, 宋代草市镇的研究也不例外。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宋代草市镇研究的分水岭。80年代之后, 史料的不断细化以及对史料所进行的新释读使研究呈现出新的态势, 首先表现为对该论题所进行的系统探讨。自8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发表宋代草市镇论文的傅宗文, 在80年代末期出版了《宋代草市镇研究》一书^[14], 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 宋代草市、市镇这个课题, 长期以来吸引着宋史学者去研究。以往的研究, 或是单篇论文, 或是专著中的章节” , 而此书“ 则是第一本用专书形式发表的相关论著” ^[15]157。这一时期, 随着史料阅读的细微深入, 研究者注意到了阐述时进行时段划分的必要性, 以及进行不同区域微观研究的迫切性(例如, 研究者特意区分了宋代的镇与前代的性质差异, 也有人则刻意将南北宋市镇分述之, 以便更细致地考察。参见陈振《关于宋代“ 镇” 的几个问题》, 载《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 第8994页; 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 见邓广铭、郦家驹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5880页; 梁庚尧《南宋的市镇》, 载《汉学研究》1985年第2期, 第461505页; 秦闻一《宋代镇制考》, 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第3035页。区域研究的具体论著参见后文。)。与此同时, 对前人研究中的某些论断和见解进行辨误、商榷, 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评鉴(例如, 郭正忠《关于唐宋镇市“ 城墙” 问题的考察— — 读< 支那经济史考证> 辨误》, 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4期, 第1416页。书评除了上引梁庚尧对傅宗文一书的评介外, 尚有杨国宜《一部农村集市经济史的新著— — < 宋代草市镇研究> 评介》, 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0年第1期, 第8081页; 程远得《中国市镇史研究的力作— — 读< 宋代草市镇研究> 》,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第8688页。), 亦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 宋代草市镇研究已渐入成熟的阶段。

毋庸置疑, 这一时期以来最为重要的改变表现在对草市镇的设问与预设理论的变化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 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对商品经济的探讨无疑成为草市镇研究的理论依据。学者从最初探讨“ 所谓草市是怎样的处所” ^[3]304开始转向,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成为草市镇讨论的主要意义所在, 甚至在相当程度上, 所有讨论都是此论点下的扩展, 所有论述、分析的前提均是固定的。在商品经济主导下, 草市镇研究至少出现了以下两种趋向:

首先, 单纯回答草市镇是什么性质的场所已难以满足研究者, 讨论“ 草市” 、“ 草市镇” 、“ 镇市” 、“ 市镇” 等词汇上的分野虽然仍是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面相, 但越来越多的人则致力于将之纳入更为广阔的体系如市场体系、城市体系中去观察(相关研究参见李春棠《宋代小市场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 载《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第7682页; 郭正忠《唐宋城市类型与新型经济都市— — 镇市》, 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第5258页; 周宝珠《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 第7987页;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183219页; 漆侠《中国经济通史· 宋代经济卷》,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631081页; 陈国灿《南宋城镇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等等。), 与之相应的是, 城市史研究中应包括农村商业聚落亦成为学界共识^[16]5。不过, 无论哪一种体系,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很多研究中, 我们会发现, 商品经济发展的理论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或隐或显的镜头, 人们先是通过它来观察, 后又通过它来判断。从讲述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 “ 市镇” 这一词汇不仅简洁, 也更具有典型性, 更何况这一词汇还能直接呼应后来明清市镇的繁荣, 因此, 众多研究者开始以此为题来讨论宋代经济问题。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干脆放弃使用原有文献中的词汇, 改用颇具现代气息的表述, 例如“ 农村市场” 、“ 乡村集市” 、“ 城郊经济” 等来概括草市、虚市、庙市等市场形式(例如,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 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陈国灿、吴锡标《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 第131137页; 陈国灿《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第8185页; 徐红《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2期, 第6063页; 戴顺祥《城郊经济与宋代城乡关系探析》, 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 第8588页; 薛敏军《南宋两浙路乡村集市研究》, 黑龙江大学2012年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 卢云辉《唐宋时期农民经营的多样化与农村市场的兴起》, 载《安徽农业科学》2012年第27期, 第1368213684页; 等等。)。

其次, 研究草市镇的学者不再满足“ 较多” 、“ 较少” 、“ 增加” 、“ 减少” 等含糊的概念。在量化方法已然成熟的情况下, 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 此前与此后的研究及其表述风格上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80年代以前, 研究者鲜有使用表格、数据、公式等。以加藤繁的研究为例。他在《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一文中为了确定镇、市的性质, 曾钩稽《宋会要辑稿》食货中的商税条与《景定建康志》《宝庆四明志》相关记载, 行文中虽没有特别注明为表格, 但至少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表格性质的表达。不过, 从其所呈现的信息内容上看, 采用表格或类表格方式只是为了行文方便, 而不是为了处理繁杂的数据(比如文章中在涉及数据的信息时多使用文字, 而不采用小数点形式), 表格只是叙述时的辅助说明^{[3]320322, 324325}。80年代以后, 表格、数据、公式成为许多论著中常用的形式, 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历史论证的说服力。比如,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一书共分上、下两卷, 上卷共有15个表格, 下卷《宋代草市镇名录》除了说明与索引外, 均用表格来表述, 占幅约为整书的1/3。另外一些研究者在计算草市镇户口、商税时, 使用了大量代数公式及精确到小数点第三位的百分比^[17]。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研究者有意使用计量方式以从数据上展现宋代草市镇的发展、变化趋向, 但计量的方法并不复杂, 所用的代数公式并不艰深, 史料搜集和分析仍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数据只是他们采集方式和表达框架的附属物。

总体而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 对草市镇进行单一的性质界定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野(如果将把城市体系、市场体系纳入进行观察的宋代草市镇亦视作一种定性研究的话, 那么, 这类研究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主流。)。当然, 淡出只是说明研究数量相对减少、研究焦点发生变化, 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其失去兴趣。事实上, 21世纪的前15年, 仍然有人继续探讨草市镇的词汇起源、变迁等并进行界定、概说(参见沈祖春《草市概说》, 载《重庆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第9697页; 汪世俊《对唐宋草市变迁的历史思考》, 载《经济学情报》2000年第2期, 第6063页; 陈保银《北宋城市、镇市、草市与集市的商业活动》, 载《成大历史学报》2002年第26号, 第146页; 冯兵《草市:隋唐五代乡村市镇化的历史典型》, 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第146152页; 焦爱丽、潘文艳《草市的兴起对宋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载《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第3536页; 等等。)。尽管有相当多的论文表现出雷同、重复, 甚至有粗制滥造的情形, 但它至少表明, 宋代草市镇作为一种相对成熟的研究课题, 始终能激起人们的关注。

在宋代草市镇研究中, 从追问草市镇是怎样的处所, 到从不同维度去观察草市镇, 再到用数据、公式等量化方法来分析草市镇,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 鲜有研究者去反观定量和定性在方法论上的依据与意义, 但毫无疑问, 两者鲜明地呈现在研究之中。简单来说, 定量的方法是希望通过客观的数据来解释对象, 通过统计草市镇的数量、地域分布、规模大小、户口、商税等来加以说明; 而在定性方法中, 研究者常常利用文献中研究对象自己的语言, 通过厘清词义, 分析交易时间、交易内容及其意义, 以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来解释其性质, 从而消除关于研究对象的预想。但实际上, 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 研究者总是从一个指导性的设定开始的。

比如, 进化论就是其中一个十分明显的预设。在这一理论影响下, 人们习惯按照一条“ 主轴线” 来描绘草市镇的历史。在这条主线中, 历史文献中杂乱无章的草市镇记录被规划在一幅井然有序的图画之中:从时间上看, 草市始见于南北朝文献中为数不多的记载, 南北朝至初唐是草市的萌芽期, 中唐至五代是草市的发展期, 宋代是中国市镇发展的转折时期^[18], 自此开始至明代嘉靖以前是草市镇的蓬勃发展期, 明嘉靖以后直至清季是草市镇的繁荣极盛期; 从空间分布看, 草市最早只是出现在个别地点, 后经历了唐宋时代的发展, 逐渐由点发展成为线, 分布在水陆运输沿途, 最后以成片的乡间市场网达到其发展的顶点 [14]3, 136137。当然, 这幅从草市、市镇到城市的发展图景并不总是完整地同时出现在同一种研究中, 文字表述上的差异更是显而易见, 但无论如何, 其中的叙述基调却是不变的。

事实上, 草市镇的大量区域研究、个案研究无疑是这种点线面理论的细化。以两浙路、太湖流域、江汉平原、四川盆地等地域为范畴的观察单位将宋代草市镇的图谱落实为更具体、细化的研究(参见陈国灿在江南、两浙路、太湖流域等区域名谓下的市镇探讨:《宋代太湖流域农村城市化现象探析》, 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第132137页; 《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 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 第6572页; 《论宋代两浙路的城镇发展形态及其等级体系》, 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第156160页; 《宋代两浙路的市镇与农村市场》, 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第15页; 《论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另一作者为姚培锋), 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第215220页; 《南宋江南市镇与农村城镇化现象》, 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第113118页; 《宋代江南城市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第1157页; 等等。另参见张熙惟《宋元山东市镇经济初探》, 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第3340页; 杨果《宋代的鄂州南草市— — 江汉平原市镇的个案分析》, 载《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 第8084页; 马继武《宋代山东镇市的区域分布》, 载《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第8485页; 吴锡标《南宋浙西地区市镇类型及人口规模探析》, 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第101106页; 黄敏捷《宋代江南市镇初探》, 华南师范大学2005年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 林德张《宋元时期澉浦镇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2011年专门史硕士学位论文; 何和义《北宋两浙路市镇初探》, 载《前沿》2011年第24期, 第145147页; 蔡利《唐宋时期四川盆地市镇的居民结构和管理研究》, 西南大学2011年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 江成志《唐宋时期四川盆地市镇分布与变迁研究》, 西南大学2012年专门史硕士学位论文; 等等。)。在这些细化的研究中, 一个地区的草市镇仍是整个大图景的缩影:它经由初期不定期、临时性开市, 逐渐发展到定期开市, 称为集市或墟; 两宋以来,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 其中一些升格为市镇; 明清时期, 市镇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扩大, 呈现出持续兴盛的状态(相关研究参见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沈慧《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第711页; 吴业国《南宋两浙路的市镇发展》, 载《史林》2010年第1期, 第110页; 江成志《唐宋时期草市到城镇探究— — 以雍江草市为例》, 载《城市探索》2011年第8期, 第2426页; 等等。)。

从萌芽、发展再到繁荣, 这条贯穿于不同研究中的同一主线既是研究者的预设, 有时也是研究的结论。这样讲, 并不是有意要批评或取消进化论的叙事框架, 抑或试图解构其中的主线, 而是希望在阅读宋代草市镇研究的相关论著时, 最好能清楚地知道这一研究预设的存在, 而不是对之遮遮掩掩或视而不见。唯其如此, 在这一理论框架影响下的历史研究, 包括对文献资料的选取与运用才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它们的意义与目的, 而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草市镇研究中对文学尤其是诗歌资料的运用。

通常说来, 文学缺少历史学旨趣中所包含的忠于事实的精神, 以及对研究、理论和表达的严格要求, 因此, 对是否使用文学资料尤其是诗、赋等来说明真实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 历史学家往往较为谨慎。尽管有些文学作品蕴含了现实主义情怀, 但因其表达上将现实与观念、情感加以印象式的糅合, 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与历史事实有所差异。然而, 唐、宋草市镇研究中, 研究者大量使用诗、赋等文学资料来解读, 无疑有别于其他的历史学研究课题。

开辟草市镇研究这一课题的加藤繁在1926年论文的开篇中写道:唐代王建的诗句“ 草市迎江货, 津桥税海商” 是引起他对草市关注的起始^[3]304。或许是受此启发与影响, 后来的研究中, 宋人诗歌中一些带有“ 草市” 、“ 虚市” 、“ 村市” 、“ 水市” 、“ 山市” 、“ 桥市” 、“ 鱼市” 等字眼的句子不断被拣选出来, 反复使用。

比如, 为了说明草市、虚市是怎样的市, 陆游“ 草市寒沽酒, 江城夜捣衣” ^[19]1954, 范成大“ 墟市稍来集, 筠笼转山忙” 、“ 晨兴过墟市, 喜有鱼虾卖” 、“ 趁墟渔子晨争渡, 赛庙商人晚醉归” 、“ 远寻草市沽新酒, 牢闭篷窗理旧书 ” [20]67, 82, 277278等诗句出现在许多论著中。为了说明草市镇分布的地域广度, 研究者从诗文中去究查诗人所吟诵的地点, 比如郭祥正 “ 久寒无瘴疠, 虚市饶鸡鹅” 所描写的岭南山区英州城郊^[21]778, 陈师道“ 东方富丝麻, 小市藏百贾” 所刻画的梁山泊边山口镇^[22]524, 王之道“ 小市环农亩, 长桥接佛宫” 所描述的峡州宜都白羊市^[23]571, 陆游“ 绿树藏渔市, 清江绕佛祠” 所描摹的四川平原的草市镇^[19]492, 范成大“ 鱼盐临水市, 烟火隔江村” 所表现的浙东景色等等^[20]300。由于诗歌作为材料在宋代草市镇研究中的突出表现, 一些研究者为聚焦研究点干脆直接以单个诗人的作品为研究对象, 来窥探宋代的市场、商贸、市镇等问题(例如, 张金花《从范成大诗歌看南宋商贸活动与商人生活》, 载《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 第171175页; 杨昇、陈国灿《从陆游“ 镜湖诗” 看南宋中期江南农村市场》, 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第3842页; 杨昇《陆游“ 镜湖诗” 中的江南市镇》, 载《孝感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第116119页。)。这里, 如果用量化的方法计算这类诗句在宋代草市镇相关研究中出现的频次, 其数据大致亦可反映研究者使用资料时的想法。

关于草市镇研究中大量使用诗赋作为研究资料这一现象, 当然可以有多种解释, 它既可以看作是历史学者扩展文献资料范围的努力, 也可能是由于常用历史研究的文献, 如正史、笔记、方志中关于草市镇记载的阙如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良苦用心。不过, 如果仔细观察诗赋资料在宋代草市镇研究中的运用, 那么, 无论出于何种因果关系的解释显然都略显多余了。因为用于历史解释的诗赋只是来定位某地有某“ 草市” 、“ 虚市” 、“ 水市” , 某地的草市镇是“ 蔬果” 市、“ 鱼虾” 市、“ 禽畜” 市, 还是“ 酒” 市、“ 盐” 市、“ 茶” 市、“ 药” 市, 换言之, 文学中用浓彩重笔描述的“ 草市” 之风光和景致在宋代草市镇研究中不过只是“ 关键词” 而已, 交易内容才是关注的主要对象, 以起到定性的作用。而在定量方法的主导下, 历史学家将诗赋中的文学想象与艺术手法排除在外, 仅仅将所涉及的“ 某市” 用作统计时的计数单位, 在讲述草市镇的地域分布、数量、规模上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而通过草市镇数量的增加及分布的广阔性, 宋代经济发展的层面也得以传递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今人的研究虽然直接以诗赋这些文学作品作为草市镇研究的契机, 但事实上, 定性和定量的目标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诗赋的实际取用方式。

如上文所言, 经济发展的结构化叙事已深深地嵌入宋代草市镇的研究中, 作为一般的理论构建, 许多研究都分析了传统社会所出现的以草市镇等市场形式、城市体系为代表的商品经济。这些研究包含见地, 对于了解中国向近世社会转变的条件是十分重要的。但当历史学家沉迷于所谓商品经济的线性发展时, 却往往忽视了历史资料记载中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 它们难以定量, 更需要在不同的体系中重新定性。

上引诗文以草市镇作为吟诵与写作对象, 可能并非只是出于诗人们的爱好, 还缘于草市镇是一种特定的故事发生地。以洪迈《夷坚志》为例。此书中有大量关于草市、虚市的记载, 学者向来喜欢从这本笔记资料中提炼出草市镇的信息, 并放入经济的解释模式中。但如果换种角度来看, 不论是其记叙方式, 还是阐释的意义, 《夷坚志》中所反映的草市镇完全超越了经济的层面。兹用几例加以说明。

《夷坚志》丙志载:

永嘉徐秉钧县丞有女曰十七娘……将笄而死。母冯氏悼念不能释。忽梦女坐庭中, 弄博具, 记其已死, 呼谓之曰:“ 自汝死后, 我无顷刻不念汝, 汝何得在此?” 女曰:“ 不须见忆, 儿已复生为男子矣。” 取骰子示母曰:“ 此叶子格也, 盖是我受生处。他日至黄土山前米铺之邻访我, 彼家亦且作官人。” 言讫而觉, 以语徐。徐所居在安溪村, 不知黄土山为何地。或曰:“ 乃南郭外一虚市, 去城财五里。” 即往寻迹, 正得一米肆, 其邻若士人居。询之, 云:“ 叶子羽秀才宅。” 验与梦相符。投刺入谒, 从容及其子弟。叶曰:“ 数日前诞一男子。” 较其日, 乃冯氏所梦之夜。具以告之, 且求见其子。眉目宛与女相类, 顾徐有喜笑色。子羽名之仪, 明年果登科。^[24]406

又《夷坚志》壬志载:

馀干古步, 有墟市数百家, 为商贾往来通道, 屠宰者甚众。王生擅其利数世, 每将杀一豕, 必先注水沃灌, 使若充肥, 因可剩获利, 人食其肉者, 痼疾辄发动。^[24]1536

上述记载中的虚市自然可以作为某一地点, 代表草市镇的地理分布, 其中交易的内容也有说明, 但除此之外, 草市、虚市别有一番故事, 它们是投胎转世发生的地方、奸商欺诈营生之所。在更多的记载中, 我们还会发现, 草市镇是贪吃僧人无知贪吃而死之处、道士施法场所、游方和尚约见之地、少年聚赌之处、访亲游客投宿之地^{[24]361, 391, 1058, 1292, 1246}, 此外, 它还是娼妓之居所^[25]1697、强盗饮酒作乐之地^[26]22、游人中途吃饭小息之处^[27]224226。生活于草市镇的人, 既有坐怀不乱的教书匠, 也有放钱取利的高利贷者; 有“ 邀接商旅” 、“ 诡谲百出、左弥右缝” 的牙侩, 更有以“ 灌园” 为生的一般市民^{[24]16281629, 916, 1313, 1324, 1152}。那些富有的人, 有的处心仁廉, 常行仁义之举; 有的富而不仁, 或图谋他人田宅, 或殴杀僧人、作奸犯科^{[24]60, 168, 1610, 853}。药铺老板为避免买到伪品劣药, 不惜价钱“ 收市良材” ; 而无良的医者虽然医术高明, 却“ 一意贪贿” 。累世宰羊为生的屠夫最后倾竭家资, 广修佛事, 以忏宿恶; 宰牛为务的镇民因不听劝告, 一意孤行, 最后不得善终^{[24]1168, 619, 1542, 15461547}。生活在草市镇中的人们会在三月三日将油倾入溪水不流之处, 以占一岁休咎, 称为“ 油花卜” 。亲人亡故, 则发哀招魂, 命僧人修设道场, 大户家中还会在冬月修水陆斋会; 入殓时, 则“ 筛细灰于灶前, 覆以甑” , 据说能验死者的去向^{[24]13291330, 1415, 1259, 801}。

如《夷坚志》中所展现的那样, 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 当居民在草市镇穿行时, 在这一复杂多样的世界中, 他们寻找联系、与人交际、储存记忆、宣泄情感, 静态的草市镇展现出流动的生活特征。

同样也可以看到, 文献中关于草市镇的记载除了提供经济解释所需的要素之外, 也包含价值、观念、习俗等另一方面超出经济层面的内容。当谈到宋代草市镇时, 我们的意识总是习惯地固化为某种可定义的概念, 比如城市等级、市场网络、经济小区, 或者具象化为人口数量、市镇规模、地理分布、商税数额、专业市场、交易内容等, 但除此之外, 文献中的草市镇还存在着其他不可量化的关系形式以及需要重新界定的互动类型, 比如生活方式、社交网络、信仰体系等等。隐匿在经济史取径背后的草市镇叙述或草市镇书写丰富多彩, 我们必须承认, 尽管九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卓著, 但迄今为止, 仍然没有对宋代的草市镇及其历史变迁做出过全盘的解释。

另一方面, 当历史学家在草市镇研究中偏好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解释架构时, 这种单一的向度正在使得研究本身越来越孤立, 尤其是当人们对纯经济解释的兴趣开始降低之时, 关于宋代草市镇的论题究竟该何去何从显然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否要继续将已往地方史的丰硕成果延伸至每一个区域、每一个草市镇, 以期在这种具体而微的研究中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进而获得对其全盘的解释?这一可能的研究趋势近年来确有人曾提过, 其主要观点是:自20世纪至今, 唐宋草市镇研究在区域上很不平衡, 江南地区研究取得成果较多, 西南地区研究较少, 北方地区研究少之又少, 因此, 今后的研究工作应加强薄弱区域的市镇研究^[1]。这里, 论者并没有指出造成区域研究不平衡的原因, 不过, 论者相信做到全局的研究是可能的, 并提醒未来的研究者, 在一个完整的地图之中哪个区域被遗忘了。但是, 论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一方面, 文献资料分布的不平衡使全局研究存在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 或许正是对商品经济发展解释架构的偏好限制了研究区域的扩展, 而并非研究者有意遗忘。就如有人曾指出的那样, 宋代江南地区的州-县-镇市的商业等级已经形成, 但华北地区镇市与县之间商业地位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28]。

从这个角度去看, 未来的宋代草市镇研究可能并不是在区域的扩展与延伸上, 而是需要检视并梳理已有的研究习惯。比如, 当我们在《夷坚志》之类的文献中爬梳草市镇、户口、商品、商税等关键词时, 更应该看到, 在叙述者所讲述的草市镇上的鬼怪、报应、强盗、秀才、屠夫、道士等各种故事与角色背后, 有一种拼缀的、模糊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那些叙述者认为无须解释的概念与关联正是现代研究者需要拆解并要精确表述的内容。再如, 当我们在那些饱含文学色彩的诗赋中找寻草市、市镇等字眼时, 应该认识到, 那些词汇所建构出的图景可能是历史环境中关于草市镇最具象的描述, 当草市镇成为一种写作传统时, 它所传递的信息使草市镇及其所反映的生活方式具有了某些意义与价值:它们保留着乡间的美好, 同时拥有城市的便利, 它们是被特别分离出来的地点。一方面人们在这里所获取的生活经验和形成的行为风格、交往习惯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而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 文人们又在表达对乡间生活的强烈喜好, 建构着文学意义上的草市镇概念, 而这一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从来没有引起过注意。因此, 重新翻检历史文献, 运用新的解读方式、新的阐释视角, 凝练出新的问题, 宋代草市镇的研究才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