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口学特征与民族性

人口学特征或人口现象是指人口的数量、出生、死亡、生育水平、性别、年龄、人口类型、负担系数、受教育程度、行/职业构成等。

民族性在这里指某一类具有共同地域起源的人群的社会特质。学界通常认为, 宗教、文化、习俗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人口学特征, 都具有强的民族特质, 并且是“ 刚性” 的, 被深深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而又各不相同。

2.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的地域性、教育效应和离散效应

人口空间分布是指人口学特征的空间分布。地域性是指民族人口学特征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空间上的分异和趋同— —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 人口学特征不尽相同, 即“ 分异性” ; 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 人口学特征相互趋近, 即“ 趋同性” 。

“ 教育效应” 是指民族人口学特征与其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 人口学特征的现代性就越明显; 反之, 传统性就越明显。在这里, 传统性、现代性并无进步与落后之分。“ 离散效应” 是指民族人口学特征与空间分布状况密切相关:离散程度越低, 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传统性就(可能)会越明显; 离散程度越高, 现代性就(可能)会越明显。

3.人口学特征:民族性还是地域性?

分异性、趋同性和教育效应、离散效应的存在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民族人口学特征是民族的一种特质或民族性的一种表现, 还是被深深打上了地域性的印记?与之关联的问题还有: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是什么?人口空间分布状况为什么会成为民族人口学特征的重要塑造力?

1.一个公理:民族人口学特征具有环境可塑性

作为地域性的前置条件, 具有公理性的“ 环境可塑性” (早已在生物界得到证明的普适性规律)在这里指的是与民族特质或民族性(如民族文化、习俗、宗教等)密切关联的民族人口学特征。它并非固有的、刚性的和不变的, 受环境(自然-经济-文化)的长期侵蚀、影响或作用, 民族人口学特征乃至民族文化、习俗都是可变的, 即存在对环境而言的强可塑性。

2.三个假设:环境可塑性的逻辑结论

假设1: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被深深地打上了环境烙印而具有显著的地域性。

假设2:民族人口学特征具有显著的离散效应。

假设3:民族性是一种历史地域性。

“ 历史地域性” 是指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 民族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历史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民族, 这与民族的“ 共同起源说” 是一致的; 处于变化中的环境, 又不断地塑造着民族的人口学特征。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 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 如同一枚钱币的两个面, 民族性是历史环境的影子或折射, 是一种“ 历史地域性” 。

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理论证明, 除内涵外还有“ 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 “ 离散效应” 和“ 教育效应” 。

“ 趋异效应” 是指由于环境可塑性的存在, 因空间流动而居住在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当然, 在民族形成初期, 他们必定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中)各个部分的人口学特征, 会因为受到不同环境的长期侵蚀而趋异, 变得各不相同, 从而产生地域差异, 形成同一民族人口现象在不同环境中的“ 地域趋异性” 。

“ 趋同效应” 是指由于环境可塑性的存在, 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比例不等的部分), 不论他们的文化、宗教、习俗如何, 其人口学特征都会因共同环境的长期塑造而趋同, 民族差异被抹平, 形成不同民族人口现象在同一环境中的“ 民族趋同性” (“ 趋异效应” 与“ 趋同效应” 互为前提, 并为“ 聚居地效应” “ 离散效应” 提供作用机制(趋异— 趋同):正是由于“ 趋异” , 才会有不同民族人口学特征在同一地域的“ 趋同” ; 正是由于“ 趋同” , 才会有同一民族人口学特征在不同地域的“ 趋异” 。正是由于人口学特征的“ 地域趋异” , 才会有“ 离散效应” 的形成; 正是由于人口学特征的“ 民族趋同” , 才会有“ 聚居地” 对各民族人口学特征差异的抹平。地域单元的降阶(全国→ 省→ 地→ 县), 对同一民族来说, 是不同地域之间的环境差异变大, “ 趋异效应” 增强; 对不同民族来说, 是同一地域内部的环境差异变小, “ 趋同效应” 增强。是故, 随着地域单元的降阶, “ 地域趋异性” 和“ 民族趋同性” 均处于增大之中。)。

“ 聚居地效应” 指某一民族的人口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为该民族聚居地(居住着该民族大部分或最高比例人口的地理、行政区, 可有1-2个)的环境所塑造, 为其性质所规定而被深深地打上了聚居地的烙印并与集聚程度正相关。由是, 以同一地域为聚居地的各民族人口学特征呈现出显著的民族趋同性。

“ 聚居地烙印” 和“ 聚居地效应” 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即地域环境愈优, 以此为聚居地的民族(总体)和生活在其中的民族(部分), 其人口学特征的现代性就越显著; 反之, 其人口学特征的传统性就越明显。

“ 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 是指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地域性烙印, 或环境对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再塑造, 并非某个因子、某种效应的单独作用, 而是地域因子— — 处于相互影响中的自然、社会、经济因子, 与地域趋异效应、民族趋同效应、聚居地效应、离散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可塑性为基础, 环境对民族的人口学特征不停地进行着塑造和再塑造。

1.受教育程度:一种综合性的环境塑造力

受教育程度既是一种为环境所塑造的民族人口学特征, 也是对民族人口学特征进行再塑造的具有综合性质的环境力。环境的不同, 带来受教育程度的民族差异和空间分布的地域性:以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为聚居地的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高于以西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海南、西藏)为聚居地的少数民族, 以东部(西部之外的省区市)为聚居地的少数民族又高于以西部为聚居地的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见表1、表2), 又规定着其他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差异。中国2010年55个已识别少数民族的情况表明, 在平均受教育年限(y)与民族人口学特征的17种关联中, 极显著的有14项, 占82.4%(详后)。

表1

表1

表1 中国少数民族≥ 6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10年) 民族 年 民族 年 民族 年 民族 年 壮族 8.21 哈尼族 6.46 锡伯族 10.01 基诺族 7.69 回族 8.21 黎族 8.05 仫佬族 8.46 德昂族 5.81 满族 9.20 哈萨克族 8.76 柯尔克孜族 8.21 保安族 6.79 维吾尔族 8.08 傣族 6.86 景颇族 6.95 俄罗斯族 11.27 苗族 7.23 畲族 7.99 达斡尔族 10.06 裕固族 8.78 彝族 6.54 傈僳族 5.96 撒拉族 6.07 乌孜别克族 9.97 土家族 8.23 东乡族 5.70 布朗族 6.35 门巴族 5.23 藏族 5.40 仡佬族 7.73 毛南族 8.34 鄂伦春族 10.58 蒙古族 9.33 拉祜族 6.00 塔吉克族 8.00 独龙族 6.96 布依族 7.06 佤族 6.32 普米族 7.37 赫哲族 10.76 侗族 7.95 水族 6.87 阿昌族 7.33 高山族 10.33 瑶族 7.74 纳西族 8.50 怒族 6.90 珞巴族 5.65 白族 8.20 羌族 8.03 鄂温克族 10.08 塔塔尔族 10.73 朝鲜族 10.40 土族 7.89 京族 9.01 注: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整理, 下同。平均受教育年限按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20年计。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统一按16年计。

表1 中国少数民族≥ 6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10年)

表2

表2

表2 中国少数民族≥ 6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y)的地域分布(2010年)单位:个 聚居地 y< 6.0 6.0≤ y< 7.0 7.0≤ y< 8.0 8.0≤ y< 9.0 9.0≤ y< 10.0 y≥ 10.0 西南地区 5 10 8 7 1 西北地区 1 2 1 6 2 4 东部地区 1 1 1 5 合计 6 12 10 14 4 9

表2 中国少数民族≥ 6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y)的地域分布(2010年)单位:个

2.边缘效应、胁迫效应:环境塑造力的强化和离散效应

“ 边缘效应” 即地理学、生态学意义上的“ 边界效应” ^[3]314315, 是指在不同环境单元的过渡地带, 特别是在边缘和边界, 各环境单元的自然、社会、经济因子(尤其是社会、经济因子), 由于空间的接近以及交互作用的强化而变得十分活跃; 而在每一环境单元内部, 各环境因子(特别是社会、经济因子)与其他单元因子的交互作用则由于空间阻隔而变得微弱, 甚至处于近乎“ 休眠” 的状态。因此, 形成了民族人口学特征现代性与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正相关的“ 离散效应” , 或与“ 首位分布率” (第一基尼系数)反相关的“ 基尼分布效应” 。人口的离散度越高, 即空间分布越分散, 就会形成更多的与其他民族交互作用的过渡地带、边缘和边界, 处于活跃状态的成员的比例就越高, 人口学特征或人口现象在总体上就越趋于现代型; 而人口学特征越趋于现代型, 成员的活跃程度越高, 就会推动人口在地域上的扩散, 提高空间分布的离散度, 促进系统的进一步开放。反之, 离散度越小, 或空间分布集中程度和首位分布率越高, 民族的大部分成员分布在少数地域(如1-2个), 与其他民族交互作用的过渡地带、边缘和边界就越少, 处于活跃状态的成员的比例就越低, 人口学特征或人口现象在总体上就越趋于传统型; 而民族人口学特征越趋于传统型, 成员的活跃程度越低, 就会进一步对地域扩散、离散度提高和集中程度下降形成障碍, 系统也随之趋于封闭。

“ 胁迫效应” 或“ 发展压力” 是指居住在同一环境中的不同民族, 由模仿、攀比、自我与社会舆论约束、“ 羞耻按钮” ^[2]425426形成的一种共同胁迫或发展压力。这种胁迫或发展压力会进一步强化边界效应和离散效应, 推动民族人口学特征现代性的发展和地域趋同。

由此, 不同空间分布状况形成不同的边界效应, 进而形成各少数民族差异悬殊的离散度和基尼分布(见表3)。而离散度也被深深地打上了环境的烙印:以东部为聚居地的少数民族的离散度显著高于西部, 以西北为聚居地的少数民族的离散度显著高于西南(见表4)。离散度也与民族人口学特征密切关联^{[3, 4]}。中国2010年55个已识别民族的情况表明, 在离散度与民族人口学特征的19种关联中, 显著及以上有14项, 占73.7%; 其中极显著7项, 占 36.8%(见表5)。特别要指出的是, 离散度与受教育程度这一人口学特征的重要塑造力也显著相关。

1.人口空间分布的离散度和不完全基尼分布

空间分布的离散度和基尼分布是判断人口地域分布状况简单而有效的指标。离散度可用辛普森多样性指数^[5]143144, 即1- ∑ni2/N² 表示, 式中, N为某民族人口总量, n_i为该民族在各地域单元的人口数; 人口的首位分布率即首位基尼系数。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为地域单元, 给出2010年55个已识别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空间分布的离散度(无量纲)、不完全基尼分布及其地域分布(见表3、4)。

2.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分布的特点

离散度、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关联分析表明:

第一, 除性别比等少数指标外,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都与人口空间分布的离散度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密切关联, 且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在讨论的36种关系中, 具有关联程度的共31项, 占86.11%; 显著以上28项, 占77.78%; 极显著21项, 占58.33%(见表5)。

第二,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地域差异显著, 大致呈三种空间态势。以东(部)高西(部)低、(西)南低(西)北高为主的有13项, 占50%; 东(部)低西(部)高、(西)南高(西)北低, 东(部)低西(部)高、(西)南低(西)北高, 以及东(部)高西(部)低、(西)南高(西)北低, 这三种态势较少, 依次为6项、4项和3项(见表6)。

表3

表3

表3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空间分布的离散度和不完全基尼分布(2010年) 民族 离散度 基尼系数(%) 民族 离散度 基尼系数(%)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壮族 0.263 5 85.4 92.5 97.7 锡伯族 0.481 6 69.5 87.6 91.6 回族 0.906 8 20.5 32.4 41.7 仫佬族 0.349 1 79.7 91.2 96.3 满族 0.677 2 51.4 72.3 80.6 柯尔克孜族 0.065 4 96.7 98.1 98.9 维吾尔族 0.013 5 99.3 99.4 99.5 景颇族 0.064 7 96.7 97.2 97.6 苗族 0.750 9 42.1 64.0 76.7 达斡尔族 0.570 7 57.8 88.3 92.5 彝族 0.564 1 57.8 88.2 97.8 撒拉族 0.316 0 82.0 92.3 95.2 土家族 0.778 3 31.5 56.7 73.9 布朗族 0.050 5 97.4 97.9 98.1 藏族 0.701 8 43.2 67.1 88.9 毛南族 0.504 3 64.8 91.8 96.8 蒙古 0.485 5 70.6 81.6 84.7 塔吉克族 0.139 2 92.5 99.1 99.5 侗族 0.651 2 49.7 79.4 90.0 普米族 0.037 8 98.1 98.4 98.7 布依族 0.231 8 87.5 91.9 94.1 阿昌族 0.073 9 96.2 97.8 98.2 瑶族 0.633 4 53.4 78.9 88.8 怒族 0.278 5 84.8 88.5 90.1 白族 0.332 6 80.9 90.2 96.2 鄂温克族 0.275 4 84.7 93.2 94.7 朝鲜族 0.626 0 56.8 74.7 87.8 京族 0.314 8 82.6 86.6 89.7 哈尼族 0.037 4 98.1 98.5 98.7 基诺族 0.032 9 98.3 98.6 98.7 黎族 0.246 9 86.3 95.5 96.9 德昂族 0.035 6 98.2 98.5 98.7 哈萨克族 0.059 6 97.0 97.3 97.6 保安族 0.177 8 90.5 95.0 97.8 傣族 0.060 0 96.9 97.6 98.1 俄罗斯族 0.602 1 55.1 85.5 87.7 畲族 0.657 9 51.6 75.0 87.9 裕固族 0.181 3 90.4 93.1 94.3 傈僳族 0.094 8 95.1 98.1 98.4 乌孜别克族 0.084 1 95.7 96.5 97.2 东乡族 0.217 5 87.9 97.8 98.8 门巴族 0.162 3 91.5 92.8 93.6 仡佬族 0.190 0 89.9 93.1 95.1 鄂伦春族 0.615 1 45.5 87.5 89.7 拉祜族 0.044 5 97.7 98.1 98.5 独龙族 0.159 1 91.7 92.9 93.7 佤族 0.129 5 93.3 94.6 95.7 赫哲族 0.536 1 67.5 73.0 77.0 水族 0.279 3 84.7 88.0 91.1 高山族 0.925 5 19.5 30.0 36.9 纳西族 0.097 2 95.0 98.1 98.4 珞巴族 0.101 5 94.8 97.1 97.5 羌族 0.079 9 95.9 96.5 97.0 塔塔尔族 0.168 3 91.2 92.7 93.4 土族 0.487 3 70.6 81.2 84.7

表3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空间分布的离散度和不完全基尼分布(2010年)

表4

表4

表4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按地域划分的离散度(2010年)单位:个 聚居地 0— 0.03 0.03— 0.05 0.05— 0.1 0.1— 0.3 0.3— 0.5 0.5— 1 西南地区 4 8 10 3 6 西北地区 1 3 6 3 3 东部地区 1 7 合计 1 4 11 16 7 16 注: 根据表3整理。

表4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按地域划分的离散度(2010年)单位:个

表5

表5

表5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与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关联程度(2010年) 人口学特征 空间离散度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口学特征 空间离散度 平均受教育年限 R 相关程度 R 相关程度 R 相关程度 R 相关程度 受教育年限 0.376 7 显著 — 产业1 -0.574 2 极显著 -0.832 3 极显著 人口数量 0.381 2 显著 产业2 0.655 7 极显著 0.444 3 极显著 性别比 0.087 1 不相关 -0.053 3 不相关 产业3 0.417 5 极显著 0.824 8 极显著 出生率 -0.377 2 显著 -0.539 5 极显著 职业Ⅰ 0.469 5 极显著 0.768 0 极显著 死亡率 -0.310 0 相关 -0.642 1 极显著 职业Ⅱ 0.331 6 显著 0.848 4 极显著 自然增长率 -0.209 3 不相关 -0.189 8 不相关 职业Ⅲ 0.348 9 显著 0.768 9 极显著 少儿系数 -0.324 8 相关 -0.658 3 极显著 职业Ⅳ 0.467 6 极显著 0.673 0 极显著 老年系数 0.333 9 相关 0.169 6 不相关 职业Ⅴ -0.565 0 极显著 -0.832 8 极显著 人口类型 0.373 6 显著 0.486 0 极显著 职业Ⅵ 0.624 0 极显著 0.501 6 极显著 人口在业率 -0.373 4 显著 -0.776 9 极显著 注: 人口类型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类型研究》中的方法量化。参见原华荣、闫丽娟《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类型研究》, 载《西北人口》1996年第4期, 第32-37页。产业1指第一产业, 为农、林、牧、渔业; 产业2指第二产业, 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产业3指第一、第二产业之外各业。职业Ⅰ 代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单位负责人; 职业Ⅱ 代表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Ⅲ 代表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职业Ⅳ 代表商业、服务业人员; 职业Ⅴ 代表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职业Ⅵ 代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下同。

表5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与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关联程度(2010年)

表6

表6

表6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的空间分布态势(2010年) 空间态势 东(部)高西(部)低 东(部)低西(部)高 (西)南低 (西)北高 人口性别比、受教育人口、受中等教育人口、受高等教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资源比例、不在业率、产业3、职业Ⅰ 、职业Ⅱ 、职业Ⅲ 、职业Ⅳ 、职业Ⅵ 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负担社会系数、负担少儿系数 (西)南高 (西)北低 负担老年系数、人口类型、产业2 死亡率、未上过学人口、受初等教育人口、在业率、产业1、职业Ⅴ 注:人口类型(老龄化程度)、产业和职业构成的地域态势为众数判断。

表6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的空间分布态势(2010年)

1.民族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

在对离散度、首位分布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性别比、总负担社会系数、少儿系数、老年系数、人口类型、受教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业率、产业2、产业3、职业Ⅱ 等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 选取因子系数回归估计值较大的离散度、出生率、总负担社会系数、平均受教育年限、产业3、职业Ⅱ 作为代表性指标;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把筛选出来的6个指标简化为一个特征根大于1的综合因子— — 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特征根为3.679, 贡献度为61.323%), 据此综合评价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地域性。根据因子分析的基本原理, 该综合因子值(分)等于因子系数的回归估计值乘以对应变量的标准化值。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的特征, 一是民族差异十分显著; 二是地域差异大, 空间分布呈现出极其显著的东(部)高西(部)低, (西)北高(西)南低的地域性特征。综合因子值≥ 0.75的民族, 东部8个, 为100.0%(8/8); 西部13个, 占27.7%(13/47)。西北10个, 占62.5%(10/16); 西南3个, 占9.7%(3/31)。综合因子值< 0.50的民族, 西北2个, 占12.5%(2/16); 西南18个, 占58.1%(18/31)(见表7、8)。

表7

表7

表7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值(2010年) 民族 分值 民族 分值 民族 分值 民族 分值 俄罗斯族 2.33 仫佬族 1.11 柯尔克孜族 0.66 阿昌族 0.37 鄂伦春族 2.27 畲族 0.91 壮族 0.61 傣族 0.35 赫哲族 2.02 土家族 0.91 黎族 0.57 水族 0.34 高山族 1.98 哈萨克族 0.87 塔吉克族 0.52 门巴族 0.31 塔塔尔族 1.82 毛南族 0.85 羌族 0.53 佤族 0.26 达斡尔族 1.82 土族 0.81 维吾尔族 0.52 珞巴族 0.25 乌孜别克族 1.76 裕固族 0.75 基诺族 0.50 哈尼族 0.24 鄂温克族 1.65 侗族 0.73 怒族 0.49 布朗族 0.21 朝鲜族 1.47 撒拉族 0.65 彝族 0.48 东乡族 0.19 回族 1.29 瑶族 0.72 仡佬族 0.46 德昂族 0.17 满族 1.19 白族 0.72 布依族 0.43 拉祜族 0.15 蒙古族 1.24 藏族 0.71 独龙族 0.42 傈僳族 0.14 京族 1.19 纳西族 0.71 普米族 0.41 保安族 0.10 锡伯族 1.17 苗族 0.68 景颇族 0.38

表7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值(2010年)

表8

表8

表8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值(c)的地域分布(2010年)单位:个 聚居地 c< 0.50 0.50≤ c< 0.75 0.75≤ c< 1.00 1.00≤ c< 1.50 c≥ 1.50 西南地区 18 10 1 2 西北地区 2 4 3 2 5 东部地区 2 3 3 合计 20 14 6 7 8 注: 根据表7整理, 下同。

表8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值(c)的地域分布(2010年)单位:个

2.人口学特征聚类与聚居地分类的地域重叠度:东部与西部

以综合因子值为变量, 采用SPSS系统聚类组间连接法对55个已识别民族进行人口学特征聚类分析, 结果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15个民族, 以西部为聚居地的民族9个, 以东部为聚居地的民族6个; 第二类40个民族, 以东部为聚居地的民族2个, 以西部为聚居地的民族38个。与聚居地分类相比, 在东部8个少数民族中, 除土家族、畲族, 有6个进入第一类, 地域重叠度为75.0%; 在西部47个少数民族中, 除回族、蒙古族、京族、仡佬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鄂温克族, 有38个进入第二类, 地域重叠度为80.9%(见表7、8、9)。

3.设定人口学特征因子值分类与聚居地分类的地域重叠度:西南与西北

以综合因子值0.75为界对西部少数民族进行指标值设定分类, 结果如下:≥ 0.75的少数民族有13个, 其中西北10个, 西南3个; < 0.75的少数民族有34个, 其中西北6个, 西南28个。与聚居地分类相比, 在西北16个少数民族中, 综合因子值≥ 0.75的有10个(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东乡族、维吾尔族、保安族综合因子值< 0.75), 地域重叠度为62.5%; 在西南31个少数民族中, 综合因子值< 0.75的有28个(京族、仫佬族、毛南族综合因子值≥ 0.75), 地域重叠度为90.3%(见表7、8、10)。

4.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地域重叠度:对地域性的验证和再验证

第一, 高的地域重叠度表明, 以人口学特征为指标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具有较强的地域性, 这是对历史地域性和历史环境烙印的验证。

第二, 东部与西部、西北与西南地域重叠度的显著差异在体现历史地域性的同时, 还体现了环境— — 通过不同程度的空间流动, 少数民族将自己比例不等的部分置于不同的环境之中— — 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再塑造, 或对地域性的再验证。

5.南北地域重叠度差异:人口受教育程度和空间分布作为人口学特征重要塑造力的再证明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西南低于西北, 人口空间离散度西北高于西南— — 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塑造力, 西南弱于西北。弱的塑造力使西南民族受聚居地环境制约大而地域重叠度高(90.3%); 相对强的塑造力弱化了聚居地环境的限制而导致西北民族的地域重叠度下降(62.5%)。

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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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聚类与聚居地分类的地域重叠度(2010年) 聚居地 按聚居地的民族分类 按人口学特征的民族聚类 地域重叠度 东部 8个民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高山族、朝鲜族、满族、锡伯族、土家族、畲族 6个民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高山族、朝鲜族、满族、锡伯族 75.0(%) 西部 47个民族:俄罗斯族、土族、布依族、裕固族、独龙族、侗族、普米族、瑶族、景颇族、塔塔尔族、白族、阿昌族、达斡尔族、藏族、傣族、乌孜别克族、纳西族、水族、鄂温克族、苗族、门巴族、柯尔克孜族、佤族、回族、撒拉族、珞巴族、壮族、哈尼族、蒙古族、黎族、布朗族、京族、塔吉克族、东乡族、羌族、德昂族、仫佬族、维吾尔族、拉祜族、基诺族、傈僳族、怒族、保安族、哈萨克族、彝族、毛南族、仡佬族 38个民族:土族、布依族、裕固族、独龙族、侗族、普米族、瑶族、景颇族、白族、阿昌族、藏族、傣族、纳西族、水族、苗族、门巴族、柯尔克孜族、佤族、撒拉族、珞巴族、壮族、哈尼族、黎族、布朗族、塔吉克族、东乡族、羌族、德昂族、维吾尔族、拉祜族、基诺族、傈僳族、怒族、保安族、哈萨克族、彝族、毛南族、仡佬族 80.9(%)

表9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聚类与聚居地分类的地域重叠度(2010年)

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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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西部少数民族设定人口学特征因子值分类与聚居地分类的地域重叠度(2010年) 聚居地 按聚居地的民族分类 按设定人口学特征因子值的民族分类 地域重叠度 西南 31个民族:布依族、独龙族、侗族、普米族、瑶族、景颇族、白族、阿昌族、藏族、傣族、纳西族、水族、苗族、门巴族、佤族、珞巴族、壮族、哈尼族、黎族、布朗族、京族、羌族、德昂族、仫佬族、拉祜族、基诺族、傈僳族、怒族、彝族、毛南族、仡佬族 综合因子值< 0.75的民族28个:布依族、独龙族、侗族、普米族、瑶族、景颇族、白族、阿昌族、藏族、傣族、纳西族、水族、苗族、门巴族、佤族、珞巴族、壮族、哈尼族、黎族、布朗族、羌族、德昂族、拉祜族、基诺族、傈僳族、怒族、彝族、仡佬族 90.3(%) 西北 16个民族:俄罗斯族、土族、裕固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乌孜别克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撒拉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东乡族、维吾尔族、保安族、哈萨克族 综合因子值≥ 0.75的民族10个:俄罗斯族、土族、裕固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乌孜别克族、鄂温克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 62.5(%)

表10 西部少数民族设定人口学特征因子值分类与聚居地分类的地域重叠度(2010年)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影响深远。公元前五世纪, 有“ 地理学之父” 之称的希罗多德就指出, 须用地理观点研究全部历史, 用历史观点研究所有地理^[6]539。

人-地观有因果与无因果之分。按因与果的关联强度, 因果观可分为决定论(代表人物拉采尔, 下同)和或然论/人地相关论(白兰士、让· 白吕纳); 按因与果的关联方式, 决定论又被区分为直接决定论(孟德斯鸠)和间接决定论(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关于此问题, 可参见金其铭、杨山、杨雷《人地关系论》,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版, 第7082、104105、115116页。）。

在“ 新环境决定论” 看来, “ 人— 地相关论” 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极不对等的:人不会消极地屈从于自然, 但绝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之上, “ 人定胜天” 被严格地限定在小尺度范围内, 而在大尺度上, 自然力仍统治着一切, 如生火使北极冰原上的小木屋“ 春意盎然” , 但屋外却依旧是一望无垠的“ 冰天雪地” ^[7]。著名地理学家B.A.阿努钦即强调指出:“ 地理决定论即使处于最粗俗的模式下, 即认定自然环境对社会生活发展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 它也能促使正确认识自然界的很多地理现象……” ^[8]39“ 实践不止一次地证明, 在社会发展中对地理环境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8]220

既往的民族人口学研究基本以民族性为指导, 地域性的引入可以弥补单一民族性研究的不足, 为一些长期困惑的问题提供新的解释(如民族人口学特征的趋异和趋同), 加深对研究对象的认知, 实现民族性与地域性在事实上的结合, 进而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

在方法论上, 与单一民族性研究对应的, 是对少数民族个别的、特殊的和全部的研究, 是求“ 异” 的研究。中国是一个有55个已识别的少数民族的国家, 民族自治地方(研究民族发展的单元)有自治区(省级)4个, 市、州(地级)77个, 市、县、旗(县级)则多达698个^[9]30。在民族性指导下, 个别的、特殊的、全部的和求“ 异” 的研究虽然能获得大量信息, 但在大量研究对象给综合带来困难的同时, 又因信息泛滥(指数式增加)而导致对规律的淹没并由此形成复杂性障碍。这一切都会对民族政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不便。而地域性的引入则可以实现研究方法从个别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普适)、从全部到简约、从求异到求同的转变,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 为民族人口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地域性与理性思维相结合, 还可取得“ 事半功倍” 的效果, 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当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人口学特征时, 即可大致判断其聚居地所在; 当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聚居地时, 即能大致描绘出其人口学特征。当我们的判断与事实存在出入时, 又能引发对个中缘由的追究, 从而深化对问题的研究。

在视野、认知上从民族性向地域性转变及至两者并重, 在方法上从求异向求同的转变及至两者的并存, 是正确认知和处理民族关系、消解“ 种族绝对性” (强民族性)的理论基石, 有利于维护民族平等、民族和睦、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假定政策是以民族性为背景制定并适合对象整体的, 那么, 由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地域趋异性造成的适宜性政策真空和因民族趋同性而引致的政策摩擦, 便引发了调整民族政策的诉求, 并成为民族政策调整的基础。一方面, 地域趋异性使同一民族或多或少的部分人口不能适应该民族的整体政策而形成“ 适宜性政策真空” ; 另一方面, 在民族聚居地又因适宜性政策的不同而形成政策摩擦。因此, 调整民族政策便成为一种必然。进一步而言, 适宜性政策真空体现了民族性与“ 现实地域性” 的矛盾, 调整民族政策即是对变化了环境的适应。而同一环境中的“ 民族趋同性” 则为民族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基础或可能性。由于聚居地各民族人口学特征的“ 趋同” , 以地域性为背景制定的政策便能涵盖并适用于聚居地的各个民族, 由此解决同一民族内的“ 适宜性政策真空” 问题和不同民族之间的“ 政策摩擦” 问题。

聚居地烙印, 或聚居地性质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的规定性表明, 民族地方的发展(经济、社会、教育)和保护(生态/环境、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根本。

民族人口学特征现代性与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的正相关表明, 离散效应是民族交往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和原动力。

制定有差异和无差异相结合的民族政策(如人口和计划生育), 解决因民族趋异性和民族趋同性带来的适宜性政策真空、政策摩擦等问题, 是促进民族和睦、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步, 对生活在环境条件大不相同的地域中的同一民族(特别是规模较大民族), 拟定有差异的民族政策, 使之与居住地的环境相适应; 对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不同民族, 拟定无差异的民族政策以保证其平等, 进而促进民族和睦、推动社会和谐。

第二步, 在拟定有差异、无差异的民族政策的基础上, 通过协调、优化、模拟、试行, 制定有差异和无差异相结合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