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振伟(http://orcid.org/0000-0002-7647-7871),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诗歌、小说及澳门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
抗战时期澳门国语运动的目的一方面是教育民众,另一方面是培养国语师资,但因经济和政治环境所限,成效并不显著。抗战胜利以后,中华国语运动协进会成立,对推进国语运动有积极的作用,从该会的许多具体活动都能反映出来。有部分活动更是中小学生的课外活动,由学校教育来推广。从澳门的专科学校、商会、妇女会和国民党支部等机构陆续开办密集式国语学习班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想澳门民众对学习国语有殷切的需求,但当时要在澳门的侨校全面推广国语教学,仍没有足够的条件。
The unification of language is a symbol of national unity. To a very large extent,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NLM)in the 1940s in Macau was a kind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iming at the unification of Chinese compatriots. Bits and pieces related to NLM retrieved from record archives and past newspapers, although not systematic, are valuabl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By fitting all pieces together, the author is able to draw the contour of NLM in Macau starting from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post-war years.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Macau was a ″neutral area″ and was free from the ravage of war. At that time, some Mandarin courses for the public and for teachers were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erving the purposes of educating the illiterate public and nurturing the Mandarin teachers. The Mandarin courses for teachers did provide some training for hundreds of teachers. However, given the poor education condition at that time, the impact of these classes was very limited, let alone the Mandarin courses for the public. Nevertheless, the Dayong Private School for Mandarin Training run by Guan Yushu offered Mandarin courses for more than 40 time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38 and 1945. It shows that NLM was never interrupted throughout these years.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cau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NLM brought the movement to a new page in Macau. This association, being a locomotive of NLM in Macau,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Kuomintang (KMT)Macau Branch. The objectives of this association were clear. The missions stated in its register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were implemented as planned. Their enthusiastic attitude was reflected in a series of promotion events, including Mandarin courses, the Mandarin week, the Mandarin speech contest, teaching Mandarin through radio broadcasting. More importantly, some of these activities we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and Mandarin was promoted through school education. Bound by the key principle of assisting the nation to promote NLM, many local organizations swarmed to offer Mandarin courses for their members even though the supply of qualified teachers was very limited at that time. Judging from the fact that some local schools,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Chinese Women's Association, the KMT Macau Branch and etc. all offered very intensive evening Mandarin courses for the public consecutivel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re was a strong demand for such Mandarin courses in Macau. In 1947, a small-scale primary school using Mandarin as their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was set up. The school authority secured great support from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ttee and this might indicate some symbolic meaning for Mandarin teaching in Macau. However, at that time, local schools by and large were not ready to use Mandarin as their medium of instruction at all. In general,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wide coverag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the meticulous details of many activities will extensively portray a full picture of NLM in Macau in the 1940s.
1942年1月19日, 澳门《华侨报》上有一则《重庆十八日电》的报道, 明确以注音识字为彻底扫除文盲的有效办法, 通令实施。办法分“ (甲)由教部办理者” , “ (乙)部辖各级学校及社教机关办理者” 和“ (丙)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办理者” 三类。其中乙类办法包括:(1)发动注音识字运动; (2)民众及儿童读物应尽量用注音汉字印刷; (3)各级师范及国民教育师资训练班均应设国语课程; (4)新制标语等件均应加注音符号[1]。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是从统一文字读音开始的, 所以最先成立的就是“ 读音统一会筹备处” 。该会的成果包括审定了6 000多个汉字的读音, 归并了27个声母和15个韵母, 并选定39个注音字母。1916年召开的“ 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 , 促使北京政府公布注音字母, 并改革学校“ 国文” 科为“ 国语” 科。第一个推行国语的机构“ 国语统一筹备会” 于1919年4月成立, 后改“ 国语统一会” , 1928年改称“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 该会的成果包括重印国音母表、改良注音符号、修订国音标准、铸造注音汉字字模及编纂《国语辞典》等。“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因中央经费紧缩而于1935年6月停止工作, 经吴敬恒等人呼吁, 教育部于同年8月成立“ 国语推行委员会” ①(① 《侨务委员会转报澳门濠江中学附属小学立案表册及教育部的复函》,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澳门地区档案史料选编》(2002年), 第2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摄制(下同), 254 1937.6-7/五/13310/35J-180/478。)。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国语运动在澳门的推进情况, 是本文探讨的重点②(② 有关澳门国语运动历史的文章, 笔者暂见刘羡冰女士一篇关于澳门普通话教育发展史的文章《京话· 国语· 普通话在澳门— — 澳门普通话教育的古往今来》, 该文后收入其《澳门教育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243-252页。)。
1912年教育部颁布了《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 小学和中学一律废除读经讲经, 改设国文科。1920年1月24日, 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 并修正训令中“ 国文” 为“ 国语” , 以后小学各年级改设国语科。然而澳门部分小学中, 国语和国文这两个学科仍然是并存的。以1929年的四份招生简章①(① 该四份简章为《齐民学校招男女生简章》《习成高初两等小学校招生简章》《民国十八年己巳澳门汉学校正校分校扩充学额招生简章》和《陶英学校简章》, 均为麦霖先生的藏品, 于2010年9月10日至30日澳门中华教育会主办的“ 双源惠泽, 香远益清— — 澳门教育史料展” 展出。)为例, 齐民学校分高级(二年)和初级(四年)小学, 简章中所列的学科如下:
高级小学:公民、国文(经学、诗词、作文、古文、信札、书法)、国语(注音字母)、自然、历史、英文、地理、笔算、珠算、音乐、体操、童子军学识、形象艺术、工用艺术、(女生加授)女红
初级小学:常识、国文(论说、作文、信札、习字)、国语(注音字母)、笔算、珠算、音乐、童子军学识、工用艺术、形象艺术、体操、(女生加授)女红②(② 上引文中加括的内容在原件中为夹注。)
汉文学校的科目也包括国文和国语两科, 国文科下端夹注“ 普通文字之作法、讲读、默写、训诂、书札、诗词、古今文体统此” ; 又习成小学的招生简章中, 二年制的高级小学列出13个学科, 其中“ 文学科” 就包括“ 国文” 、“ 作文” 和“ 国语” , 简章的附记中注明加授“ 经学” , 女生加授“ 女红” ; 然而, 陶英学校的简章中只有国文, 并夹注“ 古文、信札、作文、孟子、书法、诗词” 。各校的具体教学内容已无法考究, 但从相关的夹注可推知, 澳门部分小学的课程中实已开始教授国语, 但当时也许只限于注音字母的教授。注音字母于1930年4月以后改称“ 注音符号” ③(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88次常会通过吴敬恒“ 改定注名字母名称, 改称注音符号, 以免歧误而利推行” 案, 国民政府于4月29日以240号训令, 令行政院及各直辖机关改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 5月19日又以483号训令, 令各级教育机关改注音字母为注音符号。参见台湾师范大学国音教材编辑委员会编《国音学》, (台北)正中书局2008年版, 第42页。)。此外, 濠江中学附属小学于1937年向教育部呈请立案, 立案用表第九所列的国语课本中, 第一至第四学年用叶绍钧的《开明国语课本》, 第五至第六年学用的是丁觳音和赵欲仁编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第2册和第4册。此外, 该校的公民、历史、地理和自然等科目用的也是商务的“ 复兴” 教科书④(④ 《侨务委员会转报澳门濠江中学附属小学立案表册及教育部的复函》,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澳门地区档案史料选编》(2002年), 254/1937.6-7/五/13310/35J-180/478。), 这批课本的正文都用注音符号标注读音。虽然未能确知当时各学科的教学实况, 但至少用的是新教材。
上述五校属澳门本地的学校, 但抗战时期有相当数量的内地学校迁至澳门, 这些学校的情况也许可以培正中学附小为例。培正先从广州迁鹤山, 1938年再迁澳门。该校的高小和初小均设有“ 国音” 科, 1939年度上学期, 高小部国音科教员为关玉书, 初小部国音科教员为关玉书和王菊如⑤(⑤ 《二十八年度上学期全校职教员一览表》, 载《培正校刊》第11卷第3期(1939年11月), 第4页。)。关玉书的籍贯为直隶或北平, 培正1929年于广州出版的《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已见他的名字⑥(⑥ 《培正初级小学职教员姓名录》, 载《培正学校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第72-73页。), 1937— 1938年和1938— 1939年这两个年度澳门职教员的名单亦见他的名字⑦(⑦ 《二十六年度第二学期澳门分校职教员一览表》, 载《培正校刊》第9卷第2期(1938年6月), 第9页; 《二十七年度第一学期职教员一览表》, 载《培正校刊》第10卷第2期(1938年11月), 第6页。)。又据该校1940年9月呈报广东教育厅的职教员一览表, 关玉书的学历为“ 北京国语师范学校、北京注音字母学校毕业” , 经历为“ 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广东省民教馆、广东省教育会等国语讲习所导师及兴华岭分等校教员” , 时年37岁; 王菊如, 籍贯为河北, 北洋女子师范毕业, 1932年2月开始于该校任教, 时年45岁①(① 《私立广州培正中学附属小学校二十九年度校务概况职教员一览册》, 1940年, 第2、5页。)。1945— 1946年度, 小学部下学期亦有国音科, 教师为陈玉文②(② 《澳门小学职教员一览》, 载《培正校刊》第14卷第2期(1946年7月), 第9页。); 1947— 1948年度的职教人员表中, 陈玉文是兼职教员③(③ 《澳门培正中学卅六年度上学期职教员人名表》, 载《培正校刊》第16卷第1期(1946年10月), 第20页。)。由此可见, 国音是该校的课程, 而该校也曾规定, “ 凡讲授国文科者, 不论班次, 均用国语讲解” ④(④ 《全澳国语演讲比赛捷告》, 载《培正校刊》第16卷第5期(1948年5月), 第17页。)。
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以后, 提出促进注音汉字推行办法, 又规定加强训练和考核注音符号的师资。广东教育厅于1936年出台《促进广东各校国语教育办法》, 办法包括:规定各级学校教员一律采用国语教学; 师范及中小学现任教员不能用国语教授者限期学习, 期满后予以检定; 在适中地点之学校设立国语传习所, 令各级学校不能用国语教授之教员分期学习; 师范会考科从1936年度起加入国语口语及注音符号科目, 并于1938年度将此两科目列为检定小学教员的科目等[2]。但抗战全面爆发, 广东的教育遭受重创, 这些规定已无法执行。
在港澳方面, 抗战时期有《港九澳推行国语办法》, 该《办法》由教育部驻香港专员周尚呈国语推行委员会核签, 其中提出“ 创设港、九、澳中小学教员国语师资讲习班” 和“ 创设港、九、澳民众国语讲习班” 。前者之主旨为“ 以师资推动注音汉字之教读, 以便普及国语教育, 彻底扫除文盲而达国语统一目标” ; 后者之主旨则为“ 扫除文盲, 统一国语” ⑤(⑤ 《周尚呈拟港九澳国语推行办法及训练师资事项与教育部》,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澳门地区档案史料选编》, 248/19-/五/12307/35J-180/297。)。国难时期,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港澳推行国语运动, 团结侨胞的目的是明显的。教育部于1941年派员到澳门举办民众国语班和国语师资班, 而现存档案所见“ 教育部港九澳国语讲习班” , 由中国文化协进会主办⑥(⑥ 《周尚呈报办理港九澳国语讲习班情形请聘用李瘦芝顾卡白二人视察指导及教育部的签令》,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澳门地区档案史料选编》, 244/1941.4-6/五/12307/35J-180/198。)。据《港九澳国语学校名册》(1941年7月), 三地私立国语学校共18所, 而澳门只有一家即“ 达用国语讲习所” , 主持人是关玉书, 教员有张德良和苏无逸, 学员57人⑦(⑦ 《周尚呈请拨补国语讲习班经费及教育部的复函指令》,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澳门地区档案史料选编》, 246/1941.7-12/五/12307/35J-180/226。)。讲习所设于荷兰园进教围望德女子中学校内, 1938年成立, 奉准立案, 是推行国语的正式机关。讲习所于1939年8月举行宣传国语运动的公开演讲, 1940年1月15日又举办全澳公开国语演讲比赛等⑧(⑧ 《澳门达用国语讲习班呈请维持所务及教育部查询核议的往来函》,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澳门地区档案史料选编》, 247/1941.3-9/五/12307/35J-180/280。)。截至1945年9月, 该所共举办过41届国语班⑨(⑨ 《华侨报》1945年8月29日, 第4版广告。)。达用国语讲习所主持的第二届全澳公开国语比赛于1945年9月2日在圣若瑟中学礼堂举行, 分幼童组(15岁以下)、成人组(16岁以上)和注音组。幼童组演讲五分钟, 主题为“ 怎样推行国语” ; 成人组十分钟, 主题为“ 普及教育和国语的关系” ; 注音组主题为“ 注音符号与汉字互译” 。结果于9月17日公布[3, 4]。澳门华视学会秘书罗比路先生应邀为评判长, 廖荣福、郭秉琦、刘年佑、王业成、苏觉济、黄浩然、黄耀枢、王菊如、唐慎之等为评判员⑩(⑩ 无标题, 《大众报》1945年8月22日, 第4版。),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送出不少奖品[5]。
国语师资班由周尚委托澳门中华教育会举办, 该会于1941年2月23日通函各学校, 并附上章程及报名表格。据周尚的报告, 师资班计共计四班, 于1941年3月2日正式上课, 据报告所附《澳门师资班名册》, 甲乙两班分别有144人和126人; 资料另附有保送学员的校长的名字, 经整理得知, 甲组学员来自33所学校, 乙组学员来自24所学校, 排除重复的校长名字, 270名学员来自澳门44所学校①(① 《周尚呈报办理港九澳国语讲习班情形请聘用李瘦芝顾卡白二人视察指导及教育部的签令》,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澳门地区档案史料选编》, 244/1941.4-6/五/12307/35J-180/198。)。
国语师资班结束后, 关玉书于1941年11月2日致函教育部, 投诉刘大雄在澳门借中华教育会主办的国语师资班收取讲义费和证书费, 而且教学内容只有注音符号和会话两科, 所用书籍未经教育部审订, 讲义又讹误百出②(② 《私立通达国语讲习所呈报刘大雄调查本所经过及澳门国语师资班开办情形》,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澳门地区档案史料选编》, 240/1941.10-11/五/12307/35J-180/178。)。从档案中往返书信所见, 刘大雄是问题人物, 周尚于国语班开办一月后上呈的报告(4月12日)已指刘大雄“ 对国语向无研究, 根本上无法可为良师” , 倒是李瘦芝“ 有著作, 为人忠厚, 颇受学员欢迎” ③(③ 《周尚呈报办理港九澳国语讲习班情形请聘用李瘦芝顾卡白二人视察指导及教育部的签令》,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澳门地区档案史料选编》, 244/1941.4-6/五/12307/35J-180/198。)。翌年有报道指出, 中华教育会所办的四期师范班, 中小学教师共四百多人参加, 数字与上引周尚关于师资班的报告略有出入。部分学员于毕业后还曾组织同学会, 举办国语比赛。1942年中华教育会续办师资班, 4月6日开班, 借崇实中学为校舍, 聘李瘦芝任教授, 学员须缴交讲义费一元, 以补助印刷费用, 而完成者可获发毕业证书[6]。至于在澳门举办民众国语班, 似乎相当困难, 就上引周尚的报告所见, 1941年4月曾开六班, 教师则以国语师资班甲组中的优良学员充任, 来学者须交0.5元补贴教师车资, 讲义费和租屋水电费每班港币35元则由教育部经费补贴④(④ 同上。)。
1945年6月, 教育会为会员开设国语夜校, 由关玉书和唐慎之任教, 每周三次, 由晚上八时半至十时半[7]。
抗战胜利以后, 澳门国语运动进入另一阶段, 尽管当时在澳门能正确说国语的人并不多⑤(⑤ 《市民日报》上的一则短文称当时澳门能够正确说国语的人不过二三十人。见佚名《同学们:努力学习国语吧!》, 载《市民日报》1948年3月26日, 第2版。)。澳门国语界于1946年11月3日召开座谈会, 开宗明义地指出, 开座谈会是“ 为协助我国政府推行国语运动” 。当日应邀出席的包括外交部专员代表李剑锋、党部委员张衍日, 以及廖荣福、黄漱庵、张铁军、陈玉文、黎潮舒、陈日华、黄耀枢等数十人, 会上公推张铁军、黄耀枢、陈日华、李涛、廖荣福、徐曼、黎潮舒、钟康潮、陈玉文等九人为筹备委员, 筹备起草章程等事宜[8]。黄耀枢是大会的召集人, 会上的报告显示, 廖荣福拜会了外交部专员郭则范, 张铁军拜会了党部, 黎潮舒拜会了青年团。经过三轮筹备会议后, 中华国语运动协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于1946年12月8日在白马行街32号颍川小学召开, 并选举理监事[9]。1947年1月4日第一届理监事宣誓就职暨成立典礼, 并发表宣言。宣言中提及该会有四项工作:(1)宣传国语; (2)培养国语师资; (3)扶助民众研究国语; (4)出版国语刊物书籍[10]。这四项工作亦写入该会章程第四章“ 会务及议会” 中的第15条[11]。截至1947年2月, 该会约有200名会员[12]。1948年1月3日举行第二届会员大会, 1948年12月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13, 14, 15]。该会前三届理监事名录见表1。
第一届理监事会任期届满后, 报告了全年的重要工作, 共七项, 包括:(1)开设民众免费国语研究班共两期, 入班学习者100人; (2)举办国语运动周; (3)公演国语话剧; (4)广播国语教授两期, 由何仲恭和黄漱庵二人主持; (5)出版特刊; (6)为两广水灾筹款义演国语话剧, 共筹2 854元; (7)协助各社团开设国语研究班[14]。以下详述该会成立后所举办的部分活动。
协进会的国语班主要为民众而设, 费用全免, 但非会员须缴付保证金, 导师是义务讲授。第一期于1947年3月5日开课。简章见下:
1.宗旨:本班以协助我国推进国语运动, 扶助民众研究国语为宗旨。
2.地址:白马行街三十二号本会会址(颍川小学)。
3.学额:暂招学员五十名(本会会员优先取录)。
4.课程:注音符号、拼音、会话等。
5.开课及上课时间:三月五日开课, 全期三个月毕业, 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九时至十时上课。
6.费用:学费免收。全期堂费一元, 书籍自备。如非会员须缴保证金三元(此款毕业时发还, 如中途退学, 或缺席超过全期上课时数三分一者, 恕不发还, 该保证金拨作本班经费)。
7.毕业:学习期满试验成绩及格, 发给毕业证书。
8.班主任:陈日华。
9.教员:黄耀枢、张铁军、陈玉文、区瑞墀、李作□、徐曼、黄炳泉等。
10.报名: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 到会址报名, 不收报名费。[16]
第二期民众国语研究班于1947年7月4日晚上开课, 仍由陈日华为班主任, 黄耀枢、徐曼和黄炳泉等继续义务任教[17]。第三期于 1948年5月24日晚举行开学礼, 26日晚正式上课, 逢星期一、三、五晚上九时半至十时半上课, 为期三个月, 堂费一元, 名额50人, 由该会理事陈日华、陈玉文、黄炳泉义务担任教授[18]。
协进会于1947年4月19-20日在商会举办第一届全澳公开国语演讲比赛, 但私立达用国语讲习所前已办过两届国语比赛。协进会举办的比赛, 小学组共11个单位, 26人; 中学组6个单位, 14人; 社会组24人。大会规定各人演讲的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 会场上有专人负责司仪、司钟、计分、核分、核稿、评判、摄影、招待、奖品管理和纠察等工作, 且当场宣布结果并颁奖。比赛结果见表2[19, 20, 21]。
第二届全澳公开国语演讲比赛于1948年4月3日在商会举行, 参加小学组比赛的学生来自镜湖、中德、纪小、培正、孔教、颍川、陶英、培道、兴华、淑贤、励群和宏汉等校, 共计31人, 中学组15人, 社会组17人[22]。由于参赛人数过多, 中学组和社会组改于翌日举行[23]。是届培正的成绩非常好,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囊括了前三甲, 中学组获第四名。第三届全澳公开国语演讲比赛于1949年5月14-15日在商会二楼礼堂举行[24, 25]。比赛分少年组和成年组, 分别有45人和32人参加。是次比赛的评判, 除了邀请前届评判郭则范、何仲恭、徐佩之、黄漱庵、陈德和等人外, 另邀请北平华语学院教授张德仁、刘继增, 以及徐家汇天主堂杨福绵、徐巨昌两位修士为评判。比赛期间, 由广大中学和中德中学派出童军到场维持秩序, 并委专人分别计分和核分, 规划周全[26]。其后的颁奖典礼于5月29日在岗顶戏院举行[27]。
中华国语运动协进会按广东省教育厅规定, 将1947年3月19-25日规定为“ 国语运动周” , 而按教育厅规定, 各中小学应自行举办或参加当地的集体活动。澳门当年有六项活动, 包括:(1)国语运动协进会国语剧艺组于3月23日在粤华中学剧场演出陈玉文导演的《生财有道》, 全剧对白用国语; (2)周内每晚6:30至6:45在澳门广播台进行国语广播演讲; (3)由陈道根和李仲予负编辑特刊, 3月21日在《华侨报》上刊登; (4)由协会制作标语在影院插映并于市街张贴; (5)各书局于周内七折发售国语书籍; (6)4月19日举行国语演讲比赛[28]。
1948年3月19-25日为第二次国语运动周, 同样有广播、标语、电影、特刊、廉售国语书籍、公演国语话剧和举办国语演讲比赛。广播方面, 廖荣福(粤华中学校长)讲“ 一年来本澳中华国语运动的精神” , 黄漱庵讲“ 怎样推行国语” , 陈瑞华(中山大学教授)讲“ 国语的重要和学习方法” , 内容并于报上刊载。国语演讲比赛方面, 小学组的主题为“ 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儿童节” , 中学组的主题为“ 怎样做一个现代青年” , 社会组的主题为“ 科学建国” 。宣传标语方面, 共十条:
统一国语是建国的重要工作; 国语是团结民族的武器; 统一国语是普及教育的先锋; 要普及教育先统一国语; 中国人应懂中国国语; 不懂国语是聋子; 不懂国语是哑巴; 国语是治聋哑的良药; 飞机大炮原子弹都不怕, 最怕中国人不懂中国话; 学习国语是国民应有的责任。[29, 30]
澳门部分学校亦响应运动周的活动。以中德中学为例, 该校学生自治会于3月27日在校内举行级际国语演讲比赛, 并邀请国语运动协进会的何仲恭、黄耀枢、黄漱庵和张铁军等理监事为评判员[31]。该校教务主任崔元举和训育主任张铁军也应邀任评判, 是日有一百多人旁听, 除该校同学外, 还包括商会国语班学员以及兴华学校的学生。该校并拟选派代表参加第二届全澳公开国语演讲比赛[32]。1949年3月, 该校于国语运动周内(19日至25日)仍举行级际国语演讲比赛, 由何仲恭和黄耀枢先生担任评判; 初一至高二各级均派代表参加, 主题为“ 中学生应否谈政治” 及“ 中学生应否谈恋爱” , 任择其一[33]。
播授国语是在播音台广播, 内容则刊于当天的《华侨报》和《市民日报》, 民众可以听收音机或到播音台前听习, 依照报上的内容诵读。第一期由何仲恭①(① 何仲恭为北平人, 曾攻读广东省随宦学堂、法政专门学堂和高等警官学堂, 历掌省会警政要职, 时任本澳民政局华务书记官, 对国语及注音符号颇有研究, 并著有《国语教学心得》。见佚名《广播教授国语》, 载《市民日报》1947年5月10日, 第3版。)担任, 从1947年5月13日开始至8月19日结束, 逢星期二、四下午六时半至七时[34]; 先讲注音符号, 然后是20篇课文。第二期由黄漱庵②(② 黄漱庵, 名寿泉, 毕业于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及两广优级师范, 于清末参加中华国语统一会并参订注音符号。历任广州公立国语传习所所长, 中山县国音研究社主任, 清远县教育局局长, 中山教育局督学, 中山五区区长, 澳门望德中学教务主任, 中德中学训育主任。见佚名《国语协会续办二届国语播授》, 载《市民日报》1947年9月29日, 第3版。)担任, 从10月7日开始至12月30日结束, 逢星期二、六下午七时至七时半[35]。第一次为简单的开场, 之后共有24次“ 国语会话” 课, 课题有闲谈、偶遇、借书、访友、电话、听戏、拜年等等。第三期仍由何仲恭担任, 从1948年3月4日开始至6月1日结束, 教授的主要为生词、会话和课文等, 共有9个练习[36]。
在澳门教授国语的专科学校, 除上文提及的私立达用国语讲习所, 另有兴中国语学校, 1944年开校, 校长王业成, 主任黄耀枢[37]。抗战胜利后, 澳门另有一所由黄炳泉主持的尚实国语讲习所, 该所第一届学生于1946年8月13日毕业[38]。又如崇德学校, 也曾设国语专修夜班, 由黄炳泉教授, 1946年6月7日开始上课[39]。中德中学于1946年9月的新学年也在中学部增设国语科, 导师即黄耀枢[38]。澳门各界也纷纷开办国语班, 如金业公会③(③ 截至1946年11月, 该会已有四班学员毕业, 见佚名《金业公会国语班毕业仪式》, 载《华侨报》1946年11月17日, 第3版。)、中华妇女会④(④ 澳门中华妇女会对妇孺教育事业亦非常积极, 先后办过妇孺识字班、露天教育讲习班等, 至于国语班, 1946年至少办过两次。第一次于1946年7月1日开班, 为期两月, 共分两班, 逢一、三、五及二、四、六, 上午十时半至十二时上课, 每月收葡币一元, 不论是否会员均可参加。见佚名《教育消息》, 载《华侨报》1946年7月4日, 第3版。第二次于1946年9月15日开课, 见佚名《妇女会设国语班》, 载《华侨报》1946年9月11日, 第3版。)、华商总会等, 各班的导师都是黄耀枢。其中商会持续为会员开设的国语初班和高级研究班发展最好, 日后更发展为商训夜中学。
澳门立案的中小学校于1946年8月接中央侨务委员会训令, 须即遵照政府规定, 实行国语教授, 一切集会应采用国语行之。然而, 由于习惯和师资问题, 未能实行, 当时全澳教育界会商并请求侨务委员会核示[40]。然而, 兴华学校已率先采用国语教学, 校长黄耀枢在校内增设“ 国语化小学” , 提倡国语教学[41]。《市民日报》的记者曾走访该校, 黄氏明确表示统一语言为建国的重要工作[42]。黄耀枢在中华教育会第24次会员大会(1946年11月12日)上就提出拟请各校应切实推行国语教学, 并由下届理监事(即第19届)办理, 议决获通过[43]。1947年8月, 兴华小学第一次入学考试, 各级学生共取录34人, 第二次入学试于28日举行, 取录人数未详; 而首届学生于翌年7月毕业[44, 45]。从资料显示, 该校得到侨委会极大的帮助, 侨务委员陈伯旋免费借出南湾水坑尾八号屋作为该校的校址[46]。该校于7月31日的广告称“ 兴华小学(国语教授)” , 至8月1日的广告则改为“ (特点)小学以国语教学为主, 兼用粤语” ①(① 《华侨报》1947年7月31日, 第4版广告; 《华侨报》1947年8月1日, 第2版广告。)。在推广国语方面, 该校于1947年11月5日通过澳门广播台用国语进行话剧广播, 由该校五六年级学生负责, 剧本为熊佛西的《偶像》[47, 48]。12月11日, 再由该校六年级生广播话剧, 剧名为《两个患难的朋友》[49]。
兴华学校原是专科学校, 该校设有国语、国文、英文、数学、珠算、打字六科, 分日夜班教授, 校长黄耀枢担任国语科, 其他教员有陈日华、李仲予、区朗汉、叶伟明、陈惠生、陈暨沾、陈绍曾、俞炽南、李尘侠。1946年底呈准督学处立案, 该六科的首届学员于2月15开课, 5月14日结束[50, 51]。原校址在板樟堂一号D二楼, 获借用水坑尾八号屋作校址后, 即增设小学部; 1948年2月新学期, 更将板樟堂街所设的专修夜校国语的中、英、数各班一并迁入水坑尾的校址[52]。兴华小学更开设夏令国语专修班, 分初级、高级和研究三班, 每班修业期为两个月[53]。该校与兴中学校为姊妹校, 就广告所见, 兴华校址在板樟堂, 兴中校址在新马路, 校长同为黄耀枢②(② 《华侨报》1947年1月29日, 第2版广告。)。
兴中国语学校于1944年设立。校址在新马路16号2楼淑贤学校内, 该校除设有国语夜班外, 1945年7月聘黄耀枢教授“ 赵雅庭国音速记术” [54]。1946年4月8日, 第8届初级班举行开学仪式[37]。第10届于9月初开课, 选用赵元任灌录的《新国语留声片》(1935)[55]。第11届于11月19日开学[56]。学习国语的需求在当时似乎颇大, 第15届初级班于1947年9月15日开课, 该届从注音符号教起, 并重新编订教材, 注重会话演讲, 又应历届毕业生的要求, 同期开设深造研究班[57]。初级班上课时间为每晚七时至八时, 深造班上课时间则为星期一、三、五晚九时至十时, 如非该校毕业, 入学时需测试, 范围包括注音符号会话、诵读、简短演讲等[41]。第15届高、初级国语班于11月14日结业后, 第16届于翌日晚开课, 该期并加设国语速记术[58]。1946年3月, 该校联合金业行国语班在商会举行国语演讲比赛, 12月1日举行国语故事演讲比赛, 有40人参加[56]。
中华教育会于1947年举办第四届师资班, 定名为“ 澳门中华教育会国语师资班” , 以“ 协助我国政府推进国语运动, 训练国语师资, 促进国语教学为宗旨” 。是届名额50人, 在职教师均由校长保送入读, 1947年3月3日开课, 每周授课六小时, 逢一、三、五下午七时半至九时上课, 地点借同善堂三楼义学课室。为期三月, 成绩及格者可获毕业证书, 由中华教育会呈请侨务委员会验印后发给, 中途退学又或缺席超过全期授课时数五分之一, 不得参与考试。全期学费葡币三元, 讲义费五角, 书籍自备, 教师为陈日华和黄耀枢[59]。
1947年1月底商会举行值理常会, 姚景槐于会上提议举办国语班, 便利会员研究, 以期统一方言, 议决通过, 并推举邓晴隆和姚景槐负责草拟办法[60]。章程如下:
1.宗旨:本班以协助本国推进国语运动, 训练商人能操国语为宗旨。
2.资格:凡已入本会店号之商人, 如有志研究国语, 不拘性别, 年龄在十六岁以上, 得该店负责人介绍者, 均可入班研究。
3.名额:本届暂招学员五十名。
4.时期:全期三个月, 逢星期二、四、六下午八时至九时半上课。
5.开课日期:三月一日。
6.结业:学习期满, 试验成绩及格者, 由本会发给结业证书。
7.奖励:(一)全期不缺席不迟到者, (二)成绩优异者, 由本会给与名誉奖、实物奖, 并通告各会员店号以资表扬。
8.教授:聘请黄耀枢先生(履历如下):广东省立广雅中学毕业, 南海县立联合中学师范科毕业, 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师范科修业, 教育部第一届国语师资训练班毕业, 国语速记训练班毕业, 历充澳门中德中学、圣若瑟中学、汉文学校、兴中国语学校教员, 兴华国语学校校长, 金业同业公会国语班、妇女会国语班、国民党第六分部暨陈族联谊会国语班主任教员, 中华国语运动协进会常务理事兼总务股主任。
9.报名:(一)由本会印备报名表, 分发各会员店号, 依式由该店号负责签署介绍; (二)每会员店号, 暂限介绍学员二名, 先报先收, 额满拨入下届新班; (三)报名时, 每名缴交保证金葡币五元, 如中途退学, 或缺席超过上课总时数三分一者, 所缴保证金恕不发还, 拨作本班经费, 能结业者, 该保证金如数发还; (四)如学员无力缴交保证金, 得取具殷实店章担保; (五)不收学费, 讲义及书籍自备; (六)已报名学员, 由本会审查认可后发给上课凭证, 以便上课。[61]
商会为帮助会员练习国语, 在举办第一届国语研究初级班(1947年5月底结业)后又续办第二届, 另为初级班学员开办高级班。第二届初级班招收学员50名, 高级班学员5名[62]。第一届高级班和第二届初级班于1947年6月14日晚八时在商会三楼举行开学礼[63]。第二届高级班和第三届初级班于1947年10月2日举行开学礼[64]。至1948年2月, 高级研究班已办两届, 初级班已办三届, 共三百多人毕业, 而第三届高级班和第四届初级班于1948年3月2日开课, 6月1日结业[65, 66]。第五届高级班暨第六届初级班于1948年9月16日开学, 12月16日举行结业考试, 并于12月28日晚上八时在会内举行毕业典礼[67, 68]。毕业典礼上, 有高级班学员进行演讲比赛, 大概是为了展示学员的水平。1949年初, 商会成立商业训练班, 分设国语(高级及初级两组)、簿记和尺牍珠算, 凡属该会会员子弟或店员, 性别不拘, 16岁以上即可报考, 各组名额60人。国语科主任即为黄耀枢, 簿记科主任为黄智民, 尺牍珠算科主任为何桂邦, 另李尘侠为助教[69, 70]。商训班同学会于1949年4月17日举行成立暨第一届干事就职典礼, 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暨选举干事会于1950年1月12日举行[71, 72]。
国民党澳门支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澳门分团也曾合作举办国语训练班, 以提倡国语运动。1947年12月15日开始上课, 分初级和高级两班。章程见下:
1.宗旨:普遍推行国语统一运动。
2.学员:凡志愿学习国语不分性别均得报名参加。
3.开课日期:12月15日。
4.时间:每晚八时至十时。
5.地点:南湾国民党澳门支部。
6.级别:分高、初级两班。
7.课程:初级班, (1)注音符号, (2)拼音, (3)声调, (4)会话; 高级班, (1)纠正发音, (2)会话, (3)演讲。
8.授课期间:初级两个月, 高级两个月。
9.学额:初级班三十名, 高级班二十名。
10.费用:不收学费, 只收津贴教师车马费□次二元。
11.教师:许谟谆。
12.报名处:南湾澳支部, 柯高马路青年团。[73]
党部国语班同学会于1948年12月12日成立, 成立地点即淑贤学校[74]。党部派刘紫垣委员监誓, 而与会者包括中华国语运动协进会黄耀枢, 以及商会国语班同学会和兴中国语同学会代表等[75]。
有关20世纪40年代在澳门出现的国语运动, 现在能看到的文献资料可能就是报章的报道和档案资料。本文通过七十多篇相关的报道以及档案资料和一些早期的学校刊物, 大致梳理出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以及抗战结束后数年间澳门国语运动的一些脉络。民国时期澳门私立中文学校经历了从私塾到学校的转变, 部分学校已将注音字母列入课程, 濠江中学附小更是选用有注音符号的课本作教材。
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统一国语, 这些都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港澳地区推行国语运动的目的。语言统一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国语运动在澳门推行很大程度上也是团结同胞的侨务工作。国难时期, 教育部支持澳门举办国语师资讲习班和民众国语讲习班, 一方面是为了教育民众, 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师资。1941年初由教育部支持的国语师资班共有来自四十多家学校两百多名教师接受了简单的课程学习, 加上1938-1945年间达用国语讲习所办了四十多届国语班, 情况已算不俗。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始终是无法逾越的限制。广州沦陷以后, 部分中小学校迁到澳门, 有分量的师资亦随之而至, 如黄漱庵、何仲恭和关玉书等。黄、何二人战后在播音台主持的广播国语教学, 对象是全体民众, 这种电化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的限制。关玉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创办的达用国语讲习所是澳门当时唯一推动国语运动的社会教育机关, 尽管该所初期因教育部的免费国语师资班而导致经营困难。
抗战胜利以后, 澳门的国语运动是另一景象。澳门中华国语运动协进会的成立对推进国语运动有积极的作用, 它与国民党澳门支部的关系应相当密切。该会成立的宗旨明确, 章程中所列的会务都能落实办理, 先后举办过国语研究班、国语演讲比赛、国语运动周等活动, 成效明显。部分学校亦相当配合, 积极参与。由学校教育来推广国语是正确的方向。当时还出现一所用国语教学的兴华小学, 学校的规模不大, 但得到侨委会的极大帮助, 也许有示范作用。黄耀枢在这个时期非常活跃, 除了是成立协进会的召集人, 他至少是前三届的理事, 也担任中德中学、圣若瑟中学、兴中学校、金业行、南湾露天夜校、党部社会服务处等机构或社团的国语班导师。当时澳门社会各界对国语学习的需求也很大, 在协助国家推进国语运动的大宗旨下, 中华教育会为会员开办师资班, 妇女会为妇孺开办国语班, 金业公会为会员开办国语班, 党支部也陆续为民众开办国语班, 尤其是商会为会员所开办的国语班最受欢迎, 初高级班连续多年开办, 这与商业需要不无关系。这些课程大多是晚间授课, 一般为期三月, 每周有三晩夜课, 也相当密集。至于在澳门侨校全面推行国语教学, 当时仍没有足够的条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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