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1.周佳(http://orcid.org/0000-0002-2194-0232),女,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讲师,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兼职教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2.汪潇晨(http://orcid.org/0000-0002-0299-7436),男,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代职官、科举制度研究; 3.平田茂树(http://orcid.org/0000-0003-0943-2574),男,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本文第一部分《从宗子进士数据看宋代宗室科举政策的演变与影响》作者为周佳,第二部分《从登科数据看宋代童子科政策演变》作者为汪潇晨,第三部分《<宋代登科总录>与国际科举史研究的新推进》作者为平田茂树。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Around the General Recor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uccess in the Song Dynasty (Referred to as ″ General Record″),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are studied.
First,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of imperial Jinshi. The General Record recorded large amounts of imperial Dengke clan, including 904 explicitly identified individuals, 13 of whom liv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852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fluenced by the Song clan policy, the first large amount of Song imperial Dengke clan, who were mainly the sixth and seventh generations of Taizu and Taizong, emerged during the years of Shaoxing, under the reign of Gaozo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The proportion of Song imperial Dengke clan members had risen from 5% in the earlier stage to 10%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stage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rankings and times of attending examinations of Dengke clan members had also increased, and in turn, a specialized Keju clan group had formed. Consequently, Jinshi had appeared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imperial clan for thre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he formation of Song imperial Keju clan had several reasons such as the concentrated residence of imperial clan, the favorite Keju policy, the priority of offici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tc. The General Record contributes to the above results, which have been largely ignored in the researches of Song Keju History as well as family history.
Second, the evolution of Tongzi Ke policy in the Song Dynasty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the biographical data of the successful imperial examination candidat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biographical data o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s collected in the General Record,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opening frequency of Tongzi Ke and alteration in the numbers of examinees in the Song Dynasty is influenced by the imperial court's orientation of the examin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trends in that era. The change of the examinee number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was the result of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political tre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ong Dynasty, Tongzi Ke was presided over by the emperor and was appointed the officialdom immediately after passing the examinations. Since the middl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took some measures such as suspending the examination, reducing the number of admission and so on to prevent the increasing disadvantages brought by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successful candidates. However the result was not idealistic.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had adopted the methods of reducing the favored treatment, of standardizing the examination contents and procedures, and of taking the grade of the system. Such methods had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unfairness of the examination.
Third, the General Record's influences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re discussed.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es on the So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ocial &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istorical biographies of characters. The General Record includes the world's best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large amount of literature data provided by the General Record will promote the relative academic research innovation.
宗室科举是宋代科举制度的一项创举,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①(① 代表性研究参见何兆泉《宋代宗室研究》第五章《宗室的选试与应举》, 浙江大学历史系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张希清《宋代宗室应举制度述论》, 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中国文化大学” , 1996年; 祖慧《南宋宗室科举制度探析》, 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第35-49页。)。该制度的实施情况究竟如何?数量不容小觑的宗子登科族群对当时社会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以往因为相关传记资料稀少且分散, 而难以有进一步的深入和突破。
《宋代登科总录》 [1](以下简称《总录》)收录了迄今最丰富的宗子登科名录, 涉及进士科、武科、上舍释褐、明法科、博学宏词科、童子科、特奏名、特赐第等多种科目, 且附有翔实的传记资料书证。各科目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进士科, 本文即以《总录》进士科出身(含上舍释褐)宗子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 讨论宋代宗室科举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宗室族群的影响。
北宋前期, 宗子禁止参加科举, 皆由国家授官, 坐食俸禄而不任事。神宗熙宁二年(1069)宗室改革, 允许宗子通过应举入仕。至南宋, 宗子可以通过三种考试途径获得科举出身, 一是有官锁应, 二是无官应举, 三是宗子取应试(相当于特奏名, 合格第一名即可参加文举正奏名殿试)。从熙宁二年(1069)至南宋末210年间共开科68次, 笔者从《总录》中统计到身份明确可考的进士登科宗子共904人①(① 从宗室取名规制看, 《总录》中收录的登科宗子人数应当远不止904人, 但不少登科人信息中并未标注宗子身份。为谨慎起见, 本文只统计小传或史料中明确标注“ 宗室” 、“ 宗子” 、“ 宗室子” 、“ 玉牒” 信息的登科人。), 其中有具体榜次的进士宗子, 北宋13 人, 南宋852人, 哲宗朝、徽宗朝、高宗朝、孝宗朝、光宗朝、宁宗朝、理宗朝、度宗朝分别为4人、9人、55人、59人、28人、211人、396人、103人; 另有无榜次进士宗子39人, 其中北宋16人, 南宋21人, 不明确朝代的2人。
从朝代分布看, 宗室应举政策在北宋影响不大, 及第宗子数量有限, 至南宋方人数激增。北宋宗室改革的基本原则, 是按服属远近依次降低宗室待遇, 其中五服内近属宗子仍享有赐名授官待遇, 并可以和普通官员一样参加锁厅试; 疏属宗子则取消赐名授官, 只能通过参加科举获得官职。疏属宗子是指太祖、太宗、廷美的第五代以降后裔, 换言之, 宗子从第六代开始, 只保留宗籍, 基本等同庶民。《总录》中收录最早的进士登第宗子是哲宗元祐三年(1088)的赵令馡、赵子湜[1]1383。此后北宋陆续登第宗子集中在“ 令” (太祖五世孙)、“ 子” (太祖六世孙)、“ 伯” (太祖七世孙)、“ 士” (太宗五世孙)、“ 之” (廷美五世孙)、“ 孝” (英宗二世孙)几辈, 主要是祖宗的第五、六代孙, 并以“ 子” 字辈居多。他们显然是宗室改革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 通过科举谋求入仕出路, 突破了宗室不能做官的藩篱。
宗子族群首次大规模出现在进士登第舞台, 是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总录》显示, 高宗朝登科宗子集中在子、伯、师(太祖八世孙)、不(太宗六世孙)、善(太宗七世孙)、汝(太宗八世孙)、之、公(廷美六世孙)、彦(廷美七世孙)几辈, 其中第六、七代孙占据多数。按照宗室改革条文, 第六、七代孙正是最早面临“ 取消赐名授官” 而需自谋出路的宗子。
从高宗绍兴年间开始, 直至南宋末年, 宗子登第人数逐渐增多且居高不下。南宋进士登科宗子究竟有多大规模, 因史料佚失, 已难以统计。但是南宋现存绍兴十八年(1148)、宝祐四年(1256)两榜完整的登科名录, 《总录》中保存登科宗子信息最多的两榜是宝庆二年(1226)、咸淳元年(1265), 人数接近完整, 故笔者选取这四榜数据做一统计(表1), 庶几可见其大概。
从表1来看, 与庶人进士相比, 南宋前期宗子登第人数在本榜中所占比例已接近5%, 至南宋中后期, 这一比例提高并稳定保持在10%左右。这一数据本身就值得我们对南宋登科宗子群体总数及其影响进行重新评估。南宋宗子应举人数应低于开封府、国子监、诸路州郡输送的解额, 何以宗子进士比例比北宋陡然高出十倍以上呢?这与科举政策向宗室倾斜有很大关系。宋代有官锁应、无官应举宗子一律“ 别试别取” , 即单独参加科举考试, 不与普通举子同场, 解试、省试的录取比例比普通举子要高①(① 宋代宗子应举录取比例高于一般举子。南宋宗子发解试录取比例是:有官锁应, 每7人取3人, 后降至7取2; 无官应举, 每7人取4人, 后降至7取2。孝宗时宗子省试录取比例是10取1, 淳熙后比例降低。但若宗子与一般举子混同省试, 则按照一般举子比例录取。南宋以后, 朝廷在保留“ 别试别取” 旧制的同时, 鼓励宗子与普通举子混同省试。参见祖慧《南宋宗室科举制度探析》, 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第35-49页。)。但进一步统计《总录》数据, 会发现新的问题。
在表1基础上, 笔者又统计了《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中登第宗子的甲第、举数信息(表2、表3)。
表2中五甲宗子为零, 因为徽宗宣和六年(1124)开始规定宗子登第者享有“ 末科升甲” 的恩宠, 所以“ 宗室不入五等” , 此规定一直沿用至南宋末[2]275。绍兴十八年与宝祐四年相隔108年, 宗子“ 一甲至三甲” 人数比例由25%上升至33%, 同时表3中“ 二举至五举” 宗子人数比例由6%上升至46%。因为是登科录, 所以表3中的“ 举数” 应是“ 参加省试的次数” 。宝祐四年的一甲至三甲宗子中, 就有不少是二举以上②(② 如宝祐四年榜一甲第16名赵必“ 四举” , 二甲第26名赵孟俨“ 四举” , 三甲第69名赵崇铬“ 三举” , 三甲第77名赵与梣“ 三举” 。见《总录》第12册, 第6153、6160、6162、6148页。)。这两组数据说明, 至南宋中后期, 出现了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 其中不少宗室举子虽一举、二举不能登龙门, 却不善罢甘休, 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科举道路上冲刺。与平民一样, 科举已成为宗子进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径。
从南宋解试、省试宗子录取比例和目前所知宗子登科人数来看, 南宋从事举业的宗子数量十分可观。随着宗子在科举考试中竞争力的提高, 三代以内连续登第的情况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笔者统计到《总录》中宗子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即祖孙、父子、同父兄弟)连续登第且居处信息显示在同一地的家族共52组。其中按照朝代, 北宋2组, 南宋50组。按照亲属关系, 兄弟27组, 父子13组, 兼有父子、兄弟关系8组, 祖孙两代3组, 祖孙三代1组。另外, 52组家族中, 有兄弟同榜18组, 父子同榜3组。
北宋2组尚属个例, 但南宋50组已是祖宗五服以外的疏属, 与在位君主并无特别密切的亲属关系, 基本平民化。虽然宗子身份在科举考试中可以获得一定的照顾, 但这一现象的持续产生并非仅仅是科举政策倾斜所能解释的。
从《总录》统计到的南宋50组宗室科举家族的地域分布为:福建路23组, 两浙路12组, 江南东西路11组, 成都府路2组, 定居地不明2组。其中福建路几乎占到50%。排名前三位地区尤其是福建, 自北宋以来就是科举大省, 在南宋也是经济发达、科举成功率高的地区, 在此定居的宗室家族首先在地域文化上就有优势。
根据《总录》提供的资料出处进一步搜讨, 显示出上述家族宗子接受应举教育的途径多样:如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赵伯术入洪州州学[3]42; 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赵善俊受州学教育后再向张栻求学[4]卷九二, 27; 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赵必健幼时以“ 乡先生” 为师, 后跟随罗必元学习[5]卷一六○, 16-17; 嘉定十六年进士(1223)赵岱夫“ 少游宗学中选” ①(① 转引自龚延明、祖慧编著《宋代登科总录》,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5046页。); 隆兴元年(1163)进士赵彦真“ 从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学” [6]卷三四, 19, 同榜赵师龙幼年随父徙居余姚, 当时“ 太师史魏公(按, 史浩)初为邑尉, 二子与公同研席” [7]卷一○二, 14; 庆元二年(1196)进士赵希錧从石鼓书院肄业后, 又随陈傅良、徐谊学习经书, 他的三个进士出身的儿子与汶、与潞、与洸却是“ 宗学诸生” [8]卷七三, 15, 20。
从上述资料来看, 较之庶民, 南宋宗子可供选择的教育资源更加多元且便利, 不仅基础教育有保障, 而且进一步深造的途径也比较广泛。首先是宗学。南宋在临安府、泉州、福州设有宗学教育, 宗学教授按照州学教授标准选任, 多由进士出身、学问渊博的名士硕儒充任, 疏属宗子只要通过补试就能入学。对于散居他处无法入宗学的宗子, 自高宗朝起, 朝廷便允许他们与寒门士子一道入所在州学、县学听读②(② 参见何兆泉《宋代宗室研究》第四章《宗室的教育》, 浙江大学历史系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65-77页。)。州学、县学分布广, 廪给优厚, 入学竞争激烈, “ 宗室这种毫无限制的入学资格是绝无仅有的” , 而“ 在学必须满一年, 正是参加科举的前提条件” [9]165。此外, 宗子也可以像普通士子一样到书院就读, 向大儒求学, 去邻家就学, 或在家中接受父辈的直接指导。
据《总录》资料显示, 上述家族为延续门楣, 与同时代其他科举家族一样, 重视子孙教育和联姻选择。典型事例是隆兴元年(1163)进士赵善待, 他亲自指导四子登科, 同时, 将一个女儿、一个孙女都嫁给进士, 其他女儿、孙女也多嫁入仕宦之家[10]233-235。
此外, 南宋宗室科举家族的持续出现还有宗室政策方面的特殊原因:
首先, 登科宗子不仅重视自己家族子孙的教育培养, 也争取提高整个宗子族群的教育和应举环境。隆兴元年(1163)进士赵善待曾向孝宗建言, 放宽宗子发解试录取比例, 被采纳, 他的四个儿子后来相继登科, 也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10]233-235。乾道五年(1169)进士赵善誉长期在地方任职, “ 所至就郡庠, 立学以教宗子, 率知向学” [7]卷一○二, 5。庆元二年(1196)进士赵希錧在任大宗正丞期间, 向宁宗建议加强宗学建设, 这一建议的受惠者涵盖整个宗子群体, 也包括他自己的子孙, 事实上, 他的三个儿子就是接受宗学教育后取得进士出身的[8]卷七三, 20。
其次, 《总录》所收南宋登科宗子有不少是先参加取应试, 然后进士登第。取应试是南宋为解决无官宗子出路问题而增设的考试, 略通文墨即为合格, 且无人数限制, 虽然制度规定取应省试第一名才能参加文科正奏名殿试并赐出身, 但取应试成绩排名靠前的宗子有时也会获得君主特许, 参加文科正奏名殿试③(③ 如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赵伯摅。见《总录》第6册, 第2787页。)。取应试与进士科考试相结合是南宋宗子在应举时常见的一条途径。
综上, 南宋宗室呈现分散的、个体家族式的发展[9]257。其中宗室科举家族④(④ “ 宗族” 侧重父系血缘关系, 包括共同祖先的所有男性后代。“ 家” 侧重户籍意义, 多称为“ 户” , 即“ 主要是作为课税的对象”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 张建国、李力译,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第19、40页)。“ 家族” 是“ 以血缘、婚姻为基础组成的群体” , 能够涵盖父系血缘和婚姻两方面亲属关系(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序, 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版, 第251-272页)。故本文用“ 家族” 称呼, 以便与“ 赵氏皇族” 这一“ 宗族” 概念区分。)的形成与延续既有一般科举家族的普遍性原因, 比如家族内部的经济支持、父兄应举经验的传授、与进士或仕宦之家的联姻; 更有其自身的特殊因素, 即宗室南渡后定居地的集中分布、朝廷科举制度的照顾、官方教育资源的选择特权、整个赵氏宗族内部在政策层面的彼此扶持。
自神宗熙宁宗室政策改革以后, 太祖、太宗第五服外宗室于北宋后期开始有少量宗子应举, 其时宗子开始由荫补入仕向科举入仕转型, 举业准备不足; 进入南宋后, 高宗绍兴间, 宗子入仕方式转型已有较长时间的适应, 于是开始大规模登第; 到南宋中后期, 宗子族群应举普遍化、常态化,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宗室科举家族。这是我们根据《总录》数据勾勒出的宋代宗子群体应举的演变路径。
本文只统计了《总录》中直系亲属的登第情况, 如果将叔侄、堂兄弟关系考虑在内的话, 三代以内连续登第的情况更多。这一现象从高宗绍兴年间兴起, 持续至南宋后期, 反映出南宋时期宗室科举家族的稳定存在。以往因为相关史料缺乏, 无法进行大的数据统计, 所以这一现象并未引起学界注意。依靠《总录》的数据资料, 这支数量庞大的科举家族队伍方浮出水面。
另外, 宗子举业群体和宗室科举家族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北宋宗室制度改革剥夺了远属宗子赐名授官的政治、经济特权。随着世代延续, 南宋宗子绝大多数已是皇室远属, 形同庶民, 而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入仕, 成为朝廷官员, 又重新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这一过程构成为一种特殊的“ 社会流动” , 这也是以往学界讨论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议题时所忽略的, 《总录》提供的数据亦将有助于该议题的拓展。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不仅可以丰富、扩展现有议题的研究深度与广度, 更能直接带动新的研究议题和视角的产生。以宗室登第群体为例, 《总录》提供的数据和材料无疑为宋代宗室制度、科举家族、社会流动等问题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童子科是宋代科举中的特殊科目。由于其并非常举, 多临时开科, 童子科的登科史料较为零散, 不能与一般进士科登科者的系统性材料相比。现有对宋代童子科的制度规定以及科举文化意义等问题的研究①(① 关于童子科制度的讨论, 可参看宋采义《谈宋代神童举》, 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第26-29页; 许友根《宋代童子科考述》, 载《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第51-54页; 汪圣铎《宋代的童子举》, 载《文史哲》2002年第6期, 第114-118页; 祖慧、周佳《关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 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第107-118页。), 主要从制度层面勾勒出宋代童子科的科目设置、考试内容与历史影响等情况。而对于需要基于整体数据比对且深入分析的问题, 如宋代童子科开停的频次与原因、各朝录取人数变化特点与原因以及童子科待遇与入仕比例变化等问题, 由于材料分散探讨不够深入, 进而导致对童子举的分析多局限于列举个别现象, 总体把握有所不足。《宋代登科总录》的出版[1]为探求以上问题提供了全面的数据支撑。就《总录》统计数据而言, 宋代童子科登科人姓名可考者有235人, 其中北宋66人(3人具体年代不明), 南宋152人(36人具体年代不明), 南北宋不确定者17人。下面拟以《总录》所辑录童子科登科者的传记材料, 对以上问题进行探析。
宋初童子科在政策定位上承袭唐制, 同时也继承了唐代以来童子举的弊端。从宋代童子科的罢废频次亦可看出这一特点。从《总录》提供的数据表明, 宋代童子科有三次较长时间的停罢, 分别为:仁宗天圣八年(1030)至康定元年(1040)的10年间[1]356-357; 仁宗皇祐三年(1051)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的33年间[1]357-358, 1020; 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徽宗崇宁三年(1103)的近20年间[1]1350, 1638。
唐五代以来, 童子科应举者登科获出身后, “ 但克日以取官, 更无心而习业, 滥蠲徭役, 虚占官名” [11]1799-1780, 未达到预期的选士初衷。宋代童子科沿袭了类似问题。导致北宋童子科停废的原因主要为两点:一是及第童子只知背诵经书, 不求义理, 少真才实学, 于学无益。即使善于诵念经书, 也是“ 父兄以讲义与之诵念, 实未尝通晓义理” [12]5512, 速成的培养方式助长了奔竞之风。宋人批评徽宗朝童子科登科者缺乏才学时说:“ 神童本不专在诵书, 初亦不以为常科, 适有则举之尔, 故可因之以得异材……此殆近俳, 而执事者乐闻之。凡有以闻, 悉命之官, 以成其说。故下俚庸俗之父兄, 幸于苟得, 每苦其子弟以为市, 此岂复更有人材哉。” [13]2667不唯应试者热衷应举, 朝廷负责其事的高层官员也乐于促成其事, 放松审查条件, 致使童子科选拔“ 非所以成人才, 厚风俗” [14]12666。所以登科者成年后多有默默无闻者, “ 以童科显者, 百不过二三” [15]91。高宗就曾感叹:“ 朕自即位以来, 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 未闻有登科显名者。” [16]3428这是北宋童子科罢废的重要原因。例如宝元元年(1038)停科时所列缘由即童子选拔“ 以为无补” [12]5445。二是登科后优厚的出身待遇助长侥幸、奔竞之风, 出现人数过多、虚报年龄等弊端。政和二年(1112)因童子求试人数愈见滋多, 令止绝[12]5445。以上问题不唯与国家取士初衷相违背, 对应举者亦非善事, 故北宋童子举屡次废罢。
另一方面, 尽管童子科在北宋屡次停科, 但仍然时有恢复, 主要是出于以政策导向激励民间向学的考虑。例如, 仁宗天圣间, 知韶州王益推荐岭南当地童子谭必至京师, 由王安石举荐引试, 特与免文解, 所作考虑即“ 时岭表自五季兵革之后, 文风凋丧, 人未有知童子举” [12]5445。谭必后于庆历六年(1046)进士登科[1]683, 对提振当地学风起到推动作用。南宋初年复开童子科时, 高宗即言:“ 上有所好, 下必有甚焉。盖繇昨尝推恩一二童子, 欲求试者云集。此虽善事, 然可以知人主好恶, 不可不谨也。” [16]1249也从另一个视角说明童子科的复开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朝廷政策导向的需要。
此外, 童子科的开、停与宋代科举改革也不无关系。以北宋后期为例, 熙宁四年(1071)科举改革罢明经、诸科, 使得以诵经为主的童子科陷入长期停顿。元祐元年(1086), 旧党执政, 推倒新政, 制科等非常举科目得到短暂恢复, 童子科又曾一度开科, 旋即因恢复罢废诸科的举措而再一次陷入长时间停罢。可见, 童子科的开设、废罢也与党争相关。
童子举开科取士, 各朝也显示出显著的差异。现据《总录》统计宋代各朝登科人数, 制成下表:
从表4可以看出, 童子科设置基本上贯穿两宋各个时期, 北宋登科童子63 名, 南宋116名。南宋热度不减, 在版图大幅度缩减情况下, 总数反而比北宋增加了近一倍。这也说明宋代始终把童子科科目设置作为科举取士从小抓起的一项政策。
从表4也可以发现人数激增的高峰主要在三个时期:(1)真宗大中祥符以来至仁宗天圣时期; (2)徽宗时期; (3)南宋初高、孝两朝。
据《总录》统计, 真宗朝可考童子科登科者共21人, 其中14人在大中祥符元年以后每年都有人录取, 大中祥符七年(1014)榜一次4人登科。这与真宗晚期在签订“ 澶渊之盟” 后急于在政治上粉饰太平、提高在邻国威望有关。天圣以后, 仁宗朝童子科长期停罢。
徽宗朝可考登科童子17人, 疑缺漏较多[1]1640。与前代相比, 不唯在数量上处于高位, 在录取途径上也呈现多样化趋势。除传统的地方推荐(本州以闻)、大臣引荐、父上言以子能文而乞试(诣阙自陈)等途径外, 在京小学童生以成绩优异被荐, 是徽宗朝独有的录取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录取的共有2次, 计5人, 为李徽[1]1992、金时泽[1]1992、骆庭芝[1]1992、曹芬[1]1992、刘嵘[1]2614, 占29%[1]1639。此为徽宗朝5次童子举录取人数最多者, 是这一时期童子科登科的重要途径之一。徽宗朝对科举、学校制度改革, 崇宁后大举兴学, 大力推行州县学三舍法, 以上舍贡士试取代科举试, 童子科也不例外, 须参加太学试, 合格则授上舍生出身。这是徽宗的独特现象。
南宋高、孝两朝是宋代童子科录取人数最多的时期。高宗朝举科试12次, 录取36人; 孝宗朝举试14次, 录取32人。绍兴三年(1133)童子举一次录取7人, 为历年之冠[1]2368。绍兴南渡初年, 朝廷为示“ 不忘武备” , 在传统的科目外辅以步射弓矢。绍兴前期通过武事登科的童子有:朱虎臣[1]2526、刘毂[1]2528、卓玙[1]2529、彭兴祖[1]2529、江自昭[1]2603、王文明[1]2670、安晏[1]2671、章林[1]2749。这8人占绍兴二年(1132)以来10年间童子科总登科人数20人的40%, 10年间每榜皆有一人登科[1]2368-2369。绍兴十二年(1142)和议后, 失去了武备的政治需要, 随即不见童子举测试武事, 转而背诵御制诗赋又蔚然成风。据《总录》统计, 绍兴十三年(1143)至乾道九年(1173), 通过背诵御制诗赋赞记等登科童子有朱绶等21名[1]2749-3594, 占30年间童科登科总数30名的70%, 南宋初期绍兴和议前后政治重心的转变在童子科举上得到明显反映。
以上的数据变化表明, 童子科虽然在宋代科举中地位不十分显要, 但由于其很大程度上由皇帝亲自介入, 甚至主导选拔过程,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以及与时政紧密相关的特点, 故而童子科的开科次数与录取人数的变化颇能反映各朝的政治风向以及科举政策的转变。
宋代童子科登科后, 纵观两宋历次登科童子待遇, 呈现由高往低的趋势。
宋初雍熙元年(984), 杨亿召试后即授秘书省正字(正九品), 直接授品官[1]2368-2369。咸平二年(999), 12岁童子邵焕授秘书省正字[1]172-173。大中祥符七年(1014)召试12岁童子李淑, 授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1]299。童子登科直接授官是很高的待遇, 这种情况集中于太宗、真宗两朝。
另外还将登科童子作为后备精英, 提供深造的机会[1]80。即童子赐出身后, 留秘阁读书或授予馆阁官。据《总录》数据统计, 获得秘阁读书、国子监听读、伴皇子读书等特殊待遇的, 北宋共4人, 分别是:晏殊[1]241-242、蔡伯俙[1]324-325、刘应祥[1]425、郑佐尧[1]689。
以上童子及第人通过秘阁读书培养, 有官至宰相者, 如晏殊:“ 七岁能属文, 景德初, 张知白按抚江南, 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 殊神气不慑, 援笔立成。帝嘉赏, 赐同进士出身, 擢秘书省正字, 秘阁读书……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14]10195-10196晏殊真宗景德二年(1005)童子科及第, 经秘阁读书深造, 庆历二年(1042)官至宰相。这是宋代童子科选拔人才的成功范例。
南宋从高宗朝始, 童子科及第待遇明显降低, 已不复见童子登科即授官之例, 而只给予出身或免解资格。所谓“ 免解” , 即可不经发解试, 直接参加省试。对举子来说, 这也是不错的待遇了。之所以降低童子科的待遇, 主要是鉴于唐以来童子科优厚待遇所导致的弊端。唐代童子科的选士初衷是选拔“ 禀神异之性” 的“ 精采英奇” [17]7419, 加之童子举明显带有针对士族子弟进行选拔、超擢并作为官僚后备队伍加以培养的意图, 使得唐代登科童子的入仕待遇较为优厚。童子科登科后多直接授予官职, 所授官多为馆阁、秘书省馆职或东宫官等清要之官。例如显庆四年(661), 杨炯十岁举神童科, 拜秘书省校书郎[18]5000; 垂拱四年(688), 裴耀卿八岁举神童, 至弱冠后授秘书省正字[18]3079。优厚的待遇导致弊端丛生, 例如“ 多年齿已过, 伪称童子” [18]634, 以及“ 无实艺可采” 等[19]1402, 使得童子科渐“ 成侥幸之路” [17]7397, 并未达到预期的选士初衷。北宋仁宗朝以来有鉴于此, 多采用停科罢举或减少录取人数等方法应对, 但仍为权宜之法, 并不能很好地抑制奔竞侥幸之风。北宋时期对童子科弊端的批评也此起彼伏, 包括“ 暗减岁数” [12]5513、“ 后日成就阙如” 等[20]347-348。南宋初降低童子科待遇是考虑到过高的待遇不仅导致应举者“ 幸于苟得” [12]2667, 且不利于人才的继续培养, 适当、合理地降低待遇, 不仅仍能鼓励童子向学, “ 徐徐而勤之” [21]228, 将来进一步应举进士等科, 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奔竞之路, 在两者间取得较好平衡, 使朝廷不必停罢童子科, 故其在从南宋初直至咸淳三年(1266)的长时间内得以稳定运行[14]896。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待遇的降低始于绍兴三年(1133), 徽州童子林国佐中童子科, “ 诏免解一次” , “ 自是遂为故事” [16]1287。免解而不直接授官, 就使童子科的选拔定位与进士科拉开档次, 即将童子科登科待遇定位于科举三级试中初级试的合格举人。制度变革促使童子科登科者入仕途径开始转变。由于登科者多数仅获得免解的资格, 进一步取得正式任官资格仍需参加进士科或制科, 进而童子科登科者的入仕轨迹也发生明显变化。
南宋绍兴以来, 童子科登科后再应进士科、制科的比例明显升高。宋代由童子举入仕的人中, 北宋有26例, 占童子科登科总数的39%, 进一步考取进士等科的仅占12%。这主要是北宋特别是北宋早期多沿袭唐代以来登科童子即授官或赐出身的惯例所致。南宋高宗时引入免解作为对童子科及第者的恩赐与奖励, 尤其是淳熙八年(1181)按考试成绩分为三等录取之后[12]5449, 由童子科入仕仅占童科登科总数的14%; 而获得免解恩数的童子科登科人多通过再考进士或制举等方式入仕, 此类占总数的23%, 超过童子出身入仕比例。南宋的童子科政策鼓励童子登科人走应举进士或制科之途, 而童子出身入仕者则不受重视, 不列入“ 有出身人” 。
高宗绍兴年间曾规定, 文官寄禄官分左、右:有出身人(指进士)带“ 左” 字, 无出身人(非进士)带“ 右” 字[22]31。然而南宋以来童子出身者所授官阶前只能带“ 右” 字。如绍兴三年, 授彭兴祖右迪功郎[1]2529; 乾道八年(1172), 赐吕嗣兴童子出身, 补右从事郎[1]3592。这个新政策就是鼓励登科童子继续应举, 以取得正途出身, 谋求更好的仕途发展。典型的例子有宁宗朝郑自诚, 其应童子举获免解后, 应举嘉定元年(1208)进士科, 得中状元, 官至两府执政官, 以观文殿学士致仕[1]4556。
可见南宋自绍兴以来, 童子科作为专门针对考龄前童子的初级选拔考试的特点逐渐形成, 童子科及第者再应举进士科的人数逐渐增加, 以上数据呈现出童子科仕途发展的重要变化。而及第童子在南北宋均有仕至宰相者,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童子科还是可取的。
据《总录》统计, 宋代童子科登科者籍贯可考有189名, 分布如表5所示。
童子科登第者籍贯分布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宋代科举社会的特点, 从数据而言, 北宋以来童子科录取人数在地域分布上集中于东南五路, 江西尤多, 福建次之(表5)。究其原因, 一是南方学校教育繁荣。仅就书院而言, “ 据不完全统计, 宋代书院共有464所(书院401所, 精舍24所, 其他私学39所)。其中, 两浙地区(浙东、浙西)77所, 江西95所, 福建85所” [23]434, 属江西、福建最多, 与童子科登科人数排名一致。基础教育的发达客观上促进了应举人的增长。二是南渡以来, 北方士子南迁, 而“ 时淮南诸州郡岁有兵祸, 士子不得以时赴乡试, 且漕司分差试官, 路梗不可径达” , 南宋政府令“ 京畿、京东西、河北、陕西、淮南士人转徙东南者, 令于寓户州军附试, 别号取放” [14]3642, 3626。就地理位置而言, 东南五路等处临安周边, 交通未曾阻隔, 客观上也给当地应试者带来方便。
此外, 每路下辖的登科者籍贯也不尽相同。江南东路集中于饶州, 共27人, 福建路集中于福州, 共19人, 分别占本路录取总数的73%和63%。而两浙路各府州人数比较平均, 并未出现区域性集中。地域性的集中除了大范围内科举文化繁盛外, 与小区域内童子试应举的传统风气也有关系。各朝均有兄弟同时应举登科者, 同乡同时应举也多有例证, 可见当地应举风气之盛。宋人对此种现象多有描述, 《避暑录话》载:“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 俚俗争慕之, 小儿不问如何, 粗能读书, 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 [13]2617地域风气的形成促进了童子举登科人数的增加。
童子科是宋代科举的组成部分。由于其科目的特殊性与临时性, 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 较为零散。利用《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 可以使宋代童子科的停开频次、各朝人数变化、登科者待遇、仕途情况以及籍贯的地域分布等能够以数据方式清晰呈现, 厘清了以往制度层面研究探讨不及之处。基于大数据的童子科研究, 从一个角度呈现了宋代科举的演变轨迹与时代特征。
回顾宋代科举研究的学术史,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四种取向。第一种是科举制度的相关研究。此方面, 日本学界有宫崎市定《科举》、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等先驱式的成果。宫崎是最早从通史角度考察科举的研究者, 除了上述《科举》一书外, 他还著有相当于科举前史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 以及详细论述清代科举的《科举— — 中国的考试地狱》两部书①(① 宫崎市定《科挙》, (大阪)秋田屋1946年版; 荒木敏一《宋代科挙制度研究》, (京都)京都大学東洋史研究會1969年版;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 (京都)京都大学東洋史研究會1956年版, 《科挙— 中国の試験地獄》, (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年版。)。特别是《九品官人法》一书, 厘清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人事制度“ 九品官人法” 的总体面貌, 至今仍是该领域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此外, 他还有其他科举史研究的著作。这些研究并不停留在制度史的层面, 而是从更广的视界去观察, 成为科举研究在日本发展的起点。此后, 各个断代的科举研究开始涌现出丰富的成果, 其中宋代部分的代表作是宫崎的弟子荒木敏一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该书对宋代科举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论述, 随着荒木这项成果的出版, 日本的宋代科举制度史研究迎来了一个时期的高峰。不过, 现在回头来看, 荒木此书尽管质量很高, 却仍留下了不少未解决的问题, 例如与北宋相比, 该书对南宋科举的研究并不充分; 另外, 该书侧重于文举, 而对武举、制科讨论不多, 且较少论及学校考试。日本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在其后陷入了停滞期, 而相对地, 美国学者贾志扬(J.W.Chaffee)的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李弘祺(T.H.C.Lee)的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960-1278、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的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6), 以及中国学者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研究》、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等著作①(① J.W.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C.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960-1278,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H.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版; 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以及龚延明、祖慧的《宋代登科总录》第14 册附录《宋代科举考试总论》[1], 则推进了前述日本学界未能解明的问题的研究。《宋代科举考试总论》通过第一章“ 宋代科举研究文献资料” 、第二章“ 宋代科举科目” 、第三章“ 宋代科举考试程序” 、第四章“ 宋代科举考试内容与试卷格式” 、第五章“ 宋代科举考试管理制度” 、第六章“ 宋代科举考试机构与考官” 、第七章“ 宋代宗室科举制度” 、第八章“ 宋代登科人唱名赐第与释褐授官” 、第九章“ 宋代皇帝与科举” 、第十章“ 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 等十个章节, 详细论述了宋代科举制度及其特征, 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又有作者十余年研究的创新成果。这些内容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际学界关于宋代科举制度史研究成果的汇集, 也是国际学界关于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的新发展。
第二个方向是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该领域的成果首先必须提及的就是前述贾志扬的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一书。与该书同时期, 美国学界出现了大量关于宋代社会士大夫活动的研究成果, 它们关注士大夫在地方社会如何活动, 以及婚姻和科举等如何成为一个家族再生产的策略这样的问题, 贾志扬的研究亦关注类似问题。贾著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使用了数量分析及地域分析的研究方法, 而运用《夷坚志》等小说史料探讨所谓“ 士大夫的科举生活” 的做法, 更使笔者深受启发。近年来, 魏峰《宋代迁徙官僚家族研究》、廖寅《宋代两湖地区民间强势力量与地域秩序》等致力于以科举为中心探讨地域社会的特性和人口流动等问题, 日本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则以解额为切入点讨论宋代的科举社会。它们都展现出将科举置于地域社会的结构中重新审视的研究倾向②(② 参见魏峰《宋代迁徙官僚家族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廖寅《宋代两湖地区民间强势力量与地域秩序》,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挙社會の研究》, (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版。)。近藤指出, 科举社会具有几种不同类型, 例如他将常州、湖州等经济、文化先进的地域, 与明州、温州等开发中的边境地域进行对比, 详细分析造成彼此异同的原因。近藤该书以及近年所见科举的地域社会史研究均在深入分析宋代的社会结构方面提出了关于科举的重要观点, 这样的研究趋势今后将会不断增强。不过, 换个角度说, 还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对科举社会进行分析的问题。科举的社会史研究主要是对科举考生怎样生活、怎样学习、如何应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彻底考察。关于这一点, 拙作《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 — 以科举社会的“ 人际网络” 为线索》(《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已论及, 此不赘述。要之, 从系统、空间、网络等综合探析科举相关问题已有所开拓, 但尚止于以个案或局部为基础, 而收录了宋代四万多进士的《总录》恰好乘势而上, 为宋代登科者的整个地域分布、人才流动空间等综合研究提供了大数据。两宋118榜进士大数据表明, 北宋与南宋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及与之相关联的先进与落后地区社会文化的差异, 如果我们能对这种差异性及其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予以把握, 加以剖析, 必将大大有利于推动科举与地方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三个方向是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这类成果具有代表性的, 日本有中嶋敏《宋史选举志译注》, 中国则有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等①(① 中嶋敏《宋史选挙志譯註》, (東京)東洋文库1992— 1999年版; 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关于科举史料, 《总录》则将宋代直接与间接的科举史料网罗殆尽。该书引用的科举文献史料近上千种, 大体上可分为六大类:第一类是现存的宋代登科录和同年小录, 如《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咸淳七年同年小录》; 第二类是《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太平治迹统类》《宋史》等宋代的基本史籍; 第三类是《通志· 氏族略》《东都事略》《名臣碑传琬琰集》《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宋名臣言行录》《宋史》列传等人物传记; 第四类是《宋元方志丛刊》《明天一阁方志丛刊》及诸省《通志》等地方志; 第五类是宋人文集以及《莆阳比事》《梦粱录》《钱塘遗事》等宋元笔记; 第六类是碑刻及出土文献资料等。制度史研究迄今仍以第二类史料为中心进行考察, 社会史、文化史相关研究则倾向于使用第五类的文集、笔记材料。《总录》所引用的科举文献展示出对现存科举相关史料及研究成果充分吸收的态势, 其强大的科举文献数据为国际科举史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个方向是《总录》尝试进行的关于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根据《总序》所言, 宋代总共实行了118次科举考试, 合格者多至11万人。《总录》成功地在各种史料中考证出其中的4万人, 这是价值极高的成果, 构建了宋代四万多精英人物的数据库。宋史研究者在查找人物时通常利用昌彼得、王德毅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②(② 昌彼得、王德毅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 (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增订版,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一书, 该书采录人物2.2万余名, 其中科举合格者0.6万余名, 由此看来, 《总录》收录的人数是相当惊人的。明清有乡试、会试、殿试等各个阶段的登科录、同年录留存, 然而宋代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两种, 在这样的条件下, 史料收集所费之功实难计算。不过, 《总录》编录的登科者传记即小传, 主要记载的是姓名、字号、籍贯、登科年、登科科目、初授官、经历官、最高官或终任官数条, 而非完整的个人传记。另外, 《总录》收录登科者传记之时标明了史料出处,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的书证, 为宋人的个体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和可资深入研究参考的主要线索。现在研究宋代科举, 经常需要考察同一年登科者之间的同年关系, 对此, 《总录》尤其适合参考。之前,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録」考— 「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祁琛云《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等指出, 在宋代政治集团与网络形成的过程中, 同年关系成为重要的纽带③(③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 (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録」考— 「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 《中国— 社会と文化》2002年第17卷, 第100-124页; 祁琛云《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但以上研究都局限于个案, 《总录》提供的两宋登科者较为完整的同年大数据, 是推动今后宋代科举网络研究不可或缺的成果。
毫无疑问, 《总录》将成为宋代科举史乃至宋史研究必备的参考著作。以后, 在本书的基础上推进个人数据的收集与解析, 并通过建立在翔实可靠的大数据基础上的创新研究, 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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