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观点认为, 宋代共进行了118次科举考试, 产生118位状元, 但这仅仅指的是文举考试, 至于宋代进行过多少次武举考试, 徽宗朝的贡士试是否属于科举试, 学界并无定论。

北宋正式下诏开设武举是在仁宗天圣八年(1030), 共录取张建修等8人。次年, 又殿试武举人, 以李瞻等补三班借职。此后, 武举考试或行或停, 没有定制, 直到徽宗宣和三年(1121)颁布文举试后进行武举试的规定才算确立下来。南宋共举行49次科举考试, 除高宗绍兴二年(1132)外, 武举试一直持续进行。关于宋代武状元人数, 一些论著的统计并不确切。如宋元强《状元史话》认为, 宋代举行过43次武举试, 产生42位武状元^{[1] 61}。而据《总录》提供的确切数据, 宋代共举行了72次武举试, 有72位武状元。

在“ 右文” 思想影响下, 宋代武进士受重视的程度远不及文进士。太宗朝以后, 每榜文科取士两三百人, 而武举登第不足50人, 即便是人数最多的皇祐五年(1053), 也只录取了61人。同样, 武状元的恩荣也很难与文状元相提并论。宋人尹洙曾说:“ 状元登第, 虽将兵数十万, 恢复幽蓟, 逐强虏于穷漠, 凯歌劳还, 献捷太庙, 其荣亦不可及也。” ^[2]88这里的状元专指文状元, 与武状元无关。到了南宋, 越来越多的人在武举登第后, 选择以有官人的身份重新参加文举试, 其中就包括武状元。比如:福州闽县人樊仁远于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考中武状元, 三年后, 复登文举进士第^[3]3221; 孝宗淳熙八年(1181), 福州永福县人江南强考中武状元, 御笔改名“ 伯虎” , 淳熙十一年(1184)再应文举, 登进士第三甲^[3]3840。在文献方面, 流传于今的“ 同年小录” 、“ 登科录” 中均不列入武举进士, 只有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七《武举状元》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到度宗咸淳四年(1268)间共27名武状元的姓名。可以说, 史料匮乏成为制约宋代武举制度与武状元研究的重要因素, 而《总录》的出版则比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总录》共收集、整理出67位武状元的资料, 尚缺5位。

值得注意的是, 宋徽宗朝曾举行了12次贡士试, 合格人分赐上舍及第、上舍出身。这里的“ 贡士” , 特指徽宗朝的三舍升贡之士, 它与宋代的三舍学制紧密相关。三舍学制正式施行于神宗熙宁四年(1171), 规定中央太学内的学生分为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 外舍生“ 岁一公试, 补内舍生。间岁一舍试, 补上舍生” ^{[4]卷一五, 298}。上舍生再按考试成绩高低, 享受不同的恩遇, “ 上等命以官, 中等免礼部试, 下等免解” ^{[5]卷四二, 396上}。到了徽宗崇宁三年(1104), 国家正式罢州郡发解、省试法, 代之以三舍取士, “ 将来科场取士, 悉由学校升贡” 。并于太学之外别置辟雍, 安置各地升贡的外舍生。于是, 宋代的国家取士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地方士子先就县学教养, 经考试升入州学; 州学教养仿中央太学分为三舍, 自外舍升内舍, 内舍升上舍, 上舍生再由地方考试, 合格者贡入辟雍; 辟雍考试合格者贡入太学; 太学上舍生经殿试, 合格者赐及第、出身, 称“ 贡士及第” 或“ 上舍及第” ^{[6] 237}。崇宁四年的贡士试中, 上舍生俞㮚等35人赐及第出身^{[7]卷二八, 497上} 。

宋代三舍贡士法自崇宁三年开始推行, 到宣和三年(1121)废罢, 前后存续了17年。但夹在每年一次的贡士试之间, 仍举行了5次进士考试, 真正的贡士试只有12次。对于贡士试是否属于科举制范畴, 历来都有争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五· 宋登科记总目》中没有列入这12次贡士试, 宋人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五《徽宗朝》“ 进士” 条目下则列入贡士第一名郑南、俞㮚、李邦彦、刘日新、陈公辅、张纲、臧瑀、景彻、王俊乂、祖秀实等十人。龚延明在《北宋徽宗朝“ 贡士” 与“ 进士” 考辨— — 兼评< 皇宋十朝纲要> 编撰体例》一文中, 对贡士及第者与进士及第者进行比较, 得出两者恩遇相当的结论, 具体表现在:贡士及第与进士及第一样, 要由皇帝临轩赐第, 赐闻喜宴, 释褐授官, 跻身仕途; 贡士及第者与进士及第者同属“ 有出身人” , 寄禄官阶前加“ 左” 字, 授官情况也基本相同^[8]646-649。据此可以判断, 宋代徽宗朝举行的12次贡士试应属于科举制范畴, 贡士试的第一名也是状元。《至顺镇江志》卷一八《科举· 土著》中称政和四年(1114)贡士第一名张纲为“ 释褐状元” 。

总之, 宋代有文状元118人、武状元72人, 合计190人。若加上徽宗朝12位贡士及第第一名, 状元总数达202人。

宋代大多数武举状元与贡士及第第一人的家世已无从知晓, 根据对《总录》所载118位文举状元的分析, 他们的家世大致可以分为官宦子弟、平民士子、家世不详三类。

官宦子弟, 是指祖辈或父辈曾经担任过官职、有官家背景者。这类家庭出身的状元在两宋有50位。但具体到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也是各不相同, 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父辈曾任判司簿尉之类低级官员者, 这类出身的状元占据了大多数。如:杨砺、张去华、柴成务、安守亮、王嗣宗、苏易简、梁颢、陈尧叟、陈尧咨、孙何、孙仅、李迪、张观、蔡齐、宋庠、王拱辰、张唐卿、吕溱、冯京、郑獬、王俊民、许安世、李常宁、黄公度、王佐、张孝祥、梁克家、姚颖、黄由、吴叔告、方山京、王龙泽等。虽然这些人因祖、父辈曾做过小官而被冠以官宦子弟的称号, 但他们并不似权贵子弟般潇洒与阔绰, 早年生活仍然充满着艰辛。另一类为父辈曾在五代或两宋政权内担任过中高级职务者, 这类状元虽出身名门, 其中也不乏处境艰难甚至不及一般平民的落魄者。如:安德裕的父亲安重荣为后晋成德军节度使, 遭兵败而亡, 德裕在一名军校的藏匿下得以幸存; 吕蒙正和母亲早年被父亲吕龟图赶出家门, 只得寄居于洛阳龙门寺内; 王曾之父在他八岁时去世, “ 仲父宗元育之” ^{[3]16, 35, 208}。真正如后汉宰相苏禹珪之子苏德祥、太祖朝参知政事刘熙古之子刘蒙叟这样家世显赫者^{[3]8, 14}极为少见。总体而言, 在这50位有着官家背景的状元中, 近70%都是低级官员子弟, 他们的家庭状况与一般的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并无太大分别。

平民士子, 是指祖辈或父辈都不曾在官府任职者。宋代有明确记载的平民状元共17人, 如:许将、彭汝砺、徐铎、李釜、霍端友、贾安宅、李易、汪应辰、赵逵、王十朋、郑侨、余复、陈亮、方逢辰、姚勉、文天祥、张镇孙等, 他们的父辈或业儒, 或从商, 或为吏, 或自耕, 各不相同。如:许将“ 本代耕尔” ; 汪应辰“ 本农家子” ; 方逢辰父方参“ 两魁郡试, 后弃去” ^{[3] 921, 2531, 5899}。有的状元还是孤儿、弃儿, 如刘煇“ 少丧父母, 耻家世” ; 徐铎之父“ 既窭且贫, 又不幸早逝” , 全靠母亲将他抚养成人; 余复“ 始生, 弃于路, 有何居士抱而育之。” ^{[3]865, 1132, 4001}

家世不详, 是指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中难以判明其家庭真实情况的。这类状元共有51人。他们家世不详的原因也很复杂, 绝大多数是因为仕途不显而致史料匮乏, 家世背景无从知晓。如元丰八年(1085)状元焦蹈, 刚刚金榜夺魁, 还没有来得及授官就亡故, 中状元的喜悦只维持了六天^[3]1289。其他如李景阳、李察、张拱、刘寅、孙暨、王整等, 也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印迹, 这类状元基本可以归入平民子弟之列。当然, 还有一些状元是刻意回避、隐瞒家世, 他们喜欢追述远祖或族人的荣耀, 却避而不谈祖辈、父辈的情况。如:木待问, “ 洪迈婿” ; 曾从龙, “ 左仆射公亮四世从孙” ; 陈文龙, “ 高祖宋卿, 与丞相俊卿为初从兄弟” ^{[3]3230, 4294, 6490}。孝宗朝宰相梁克家的身世更是扑朔迷离, 《宋史》本传不载,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二《文靖梁叔子先生克家家世学派》只说:“ 从祖梁氏熙志, 崇宁间进士; 梁氏熙载, 大观间进士。” ^[9]204查《福建通志》卷三三《选举》可知:梁熙志、梁熙载多次参加科考不中, 分别于崇宁五年(1106)、大观三年(1109)恩赐特奏名进士^{[10]1960, 1961}。从这些状元“ 耻家世” 的态度来判断, 他们大多可以归入孤寒之列。

周腊生曾对唐朝状元的家世进行统计:唐代共有251名状元, 可知其家世者73名, 其中, 宗室子弟4人、孔子后裔且父辈任官者5人、当朝宰辅子弟侄孙20人、高官子弟侄孙22人、一般官员子弟侄孙11人、名人之后5人, 只有6人是出生于寒族或没落士族家庭^[11]143-149。从上述对两宋118位文科状元家世的统计分析来看, 宋代状元近八成来自于低级官员或平民家庭, 属于势家权贵子弟的非常少。这种情况与唐朝形成极大反差, 说明宋代在改革科举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的科考环境、扩大人才选拔范围、打破势家权贵对科举的垄断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不仅促进了宋代文官政治形成和官僚士大夫阶层崛起, 也对明清科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进士登第后只获得进士出身, 要想释褐做官还必须通过吏部铨试, 就连新进士的庆祝活动也是自发组织、自筹经费。而到了宋代, 殿试后要举行盛大的皇帝临轩唱名仪式, 并由国家提供经费、场所, 专门为新进士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期集活动, 活动结束后, 新进士即可集注授官, 这些都说明国家对进士的重视, 这种重视也表现在状元的初授官及仕途进迁上。

对《总录》所载文状元初授官情况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 宋代文状元初授官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再转低的波浪式变化过程。太祖时, 文状元的初授官比较低。当时政权初建, 太祖忙于统一战争, 无暇顾及改革, 全盘沿用五代、后周科举用人之制。新状元初授官多为初等职官, 即从八品的选人阶(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及军、监判官)。如建隆元年(960)状元杨砺初授凤州团练推官^[3]3。开宝八年(975)状元王嗣宗只授司寇参军, 比团练推官还低一等^[3]28。只有建隆二年(961)状元张去华、开宝六年(973)状元宋准初授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3]4, 22}, 仕途起点从京官阶开始。

到了太宗朝, 统一大业基本完成, 国家建设急需人才, 科举取士受到重视, 状元的初授官也有很大提升, 从选人阶升至京官阶。如太平兴国二年(977)状元吕蒙正初授将作监丞、昇州通判^[3]35。将作监丞为从八品的京官阶, 而州通判则是七品差遣官^{[12]卷四一, 776上}。在宋代, 选人阶与京官阶之间横着一条鸿沟, 要跨越非常困难, 大多数选人终生沉浮于“ 选海” 不得改秩。新科状元刚入仕途就越过选人阶, 直接授予京官阶, 并出任一州的副长官, 这样的恩遇前所未见。正如南宋人洪迈所言, “ 国朝科举取士, 自太平兴国以来, 恩典始重” ^{[13]卷一三, 374}。

仁宗朝以后, 科举改革逐步完成, 科举取士制度步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加之大量科举人才进入官僚机构造成员缺紧张, 进士初授官也出现了调整。部分新进士由直接授官改成“ 守选” , 通常要守“ 五选” , 即登第释褐后再等待一年三个月才能赴吏部铨选注官^{[14]卷五六九六, 4246}。这种情况下, 状元的初授官虽然维持在京官阶内, 但在品阶、待遇方面受到裁抑, 再无初授通判差遣的记录。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 状元萧国梁初授宣义郎(从八品)、签书判官厅公事^[3]3351, 三年后, 即南宋乾道五年(1169)状元郑侨只授左承事郎(正九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 虽理为京官资序, 但地位下降, 月俸也从宣义郎的十二千降为承事郎的十千^[3]3448。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宋末。

在《总录》所载67位武状元中, 明确记录初授官的有36人。仁宗朝多授三班借职、三班奉职(政和新定官阶改为承信郎、承节郎, 从九品), 神宗朝以后多授右班、左班殿直(政和新定官阶改为保义郎、成忠郎, 正九品), 南宋高宗朝多集中在保义郎(正九品), 孝宗朝以后多集中在秉义郎(从八品)。可见, 与文状元初授官先低后高再转低的波动形态不同, 武状元初授官则是由低及高直线上升, 这与宋边境的战争压力有关。

考察宋代状元仕进之路主要有两个点:一是仕途的起点(初授官), 二是仕途的顶点(最高官), 前者反映国家对以状元为代表的进士群体的重视程度, 后者则从一个侧面展现人才流动的情况。

《总录》数据表明, 宋代118位文状元中, 除7位履历不详、1 位沉滞于选人阶外, 仕至京朝官的有41位, 侍从官43位, 宰执官26位。宋代状元升任高级官员(宰执官、侍从官)的人数达到69人^①(① 宋代状元任宰执者有:杨砺、王嗣宗、吕蒙正、苏易简、陈尧叟、王曾、李迪、张观、蔡齐、宋庠、王尧臣、冯京、许将、莫俦、何、陈诚之、梁克家、郑侨、卫泾、邹应龙、曾从龙、郑性之、吴潜、留梦炎、文天祥、陈文龙。状元任侍从官者有:张去华、柴成务、梁颢、孙仅、陈尧咨、徐奭、王拱辰、吕溱、贾黯、郑獬、章衡、彭汝砺、叶祖洽、徐铎、时彦、黄裳、何昌言、霍端友、蔡薿、贾安宅、沈晦、李易、张九成、汪应辰、刘章、王佐、张孝祥、王十朋、木待问、詹骙、黄由、王容、赵建大、袁甫、刘渭、蒋重珍、徐元杰、周坦、徐俨夫、张渊微、方逢辰、阮登炳、张镇孙。), 占文科状元总数的近六成,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从时间上看, 状元仕至宰执官最多的是真宗与仁宗两朝, 共计10位。太祖朝状元王嗣宗和太宗朝状元吕蒙正、苏易简、陈尧叟在真宗朝先后出任宰执, 而真宗朝状元王曾、李迪、蔡齐、张观和仁宗朝的宋庠、王尧臣均在仁宗朝达到事业巅峰。其中, 吕蒙正、李迪都是二度拜相。吕蒙正升迁最快, 他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考中状元, 八年(983)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从初入仕到任执政官只用了短短六年时间, 端拱元年(988), 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宰相), 荣耀至极^[3]35。欧阳修曾说:“ 往时, 进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试馆职, 第一人及第, 有不下十年即至辅相者。” ^{[15]卷二〇八, 5064}这里的“ 往时” , 指的就是真宗、仁宗两朝。

与文状元相比, 宋代武状元大多仕途并不顺, 难有建树。最有名的当属理宗端平二年(1236)武状元朱熠, 温州平阳县人, 景定元年(1262)升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3]5545。此时, 距离南宋灭亡只剩十余年。

在两宋十余万进士中, 状元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 他们的成功经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 但是, 通过对《总录》所载状元史料进行整理分析, 我们仍能从中了解宋代科举制度的变化脉络以及这种变化对整个社会政治的影响。首先, 徽宗朝的贡士试是将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新尝试, 是科举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反映出科举制度越来越程式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其次, 武状元人数少、仕途不显、资料匮乏, 既揭示了宋代文官政治下武将地位受到削弱的现实, 也说明用考试方式选拔将才有较大的局限性。第三, 早在20世纪40年代, 潘光旦、费孝通就指出, 科举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 促进了封建社会的人才流动^[16]103。此后, 围绕科举制度与人才流动的争论一直不断。宋代118位文状元中近八成来自低层官员及平民家庭, 近六成曾经担任高级官员, 这两组数据恰好说明, 宋代科举制度对人才自下而上的流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验证了潘光旦、费孝通的观点。